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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高玉秋   人民日报记者揭秘:习近平是怎样被培养成接班人的(图)/轉載 2018-01-06 19:38:54  [点击: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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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作用大了去了,既能集中起来办大事,控制人的思想言行,又能操纵市场经济,制造贫富差别,寻租滋生贪官,还能让那些走上仕途把持不住自己、野心膨胀的人变成魔鬼。经过时间的沉淀,越发证实我的同学、曾经的风云人物薄熙来就是一个眼睁睁、活生生逐渐由人变成鬼的例子。

我与薄熙来在他学生时代、担任县官和大连市长三个关键人生节点,分别有过三次印象较深的交集。现在回过头来细细一想,我与这位同学的三次交往,可以概括反映权力带给他的变化,故以记之,从中悟出些社会、人生和仕途的省思。

薄家父子与我的一次采访

1981年11月19日,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稀土资源与技术开发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一天下午,全体与会人员到北京展览馆参观全国稀土产品展览,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来到了稀土产品展览现场,闭幕当天我采写了一则会议消息和一篇题为《副总理验锅》的通讯报道。

回报社写完稿件,晚饭后夜班上班交稿,不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我刚参加人民日报工作不久,没有采写中央领导的经验,像这样涉及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领导人的稿件,没有请本人审阅签名同意,是不能见报的。而夜班负责处理稿件的总编室主任发现问题告诉我时,白天的活动现场早已人去会撤,这么晚了再找参会的国务院副总理给我审阅补签稿件,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因为我的这一疏漏发不了稿,就意味着这一重要而有意义的新闻报道面临落空;果然如此,也是作为刚从事新闻工作的我的一次重大失职。

夜班编辑部领导让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怎么办呢?突然,我想到了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他是我们下一届英语写作班的研究生同学,这会儿还在校学习呢。“近水楼台先得月”,何不找找他,看看能不能请他带我去家里,让他爸爸审审稿子呢?

于是,笔者带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报社院内毗邻编辑部大楼的10号楼——我刚刚毕业离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所在,找到了正在三楼自习室温习功课的薄熙来同学。

我与他虽说算不得熟稔,但因为在一个楼里共同学习了两年,朝夕相处互相是认识的。听我说明了情况,薄熙来二话没说,起身收拾桌面上的书本,放入课桌,便随我一同来到报社夜班编辑部。

编辑部领导听说有了解决办法,高兴地马上给我开了出车条,让车队派车带我去副总理家送审。我请薄熙来坐到前面带路,车子直奔中南海而去。

有薄熙来引路并当通行证,我第一次顺利地进得昔日“皇家禁院”、如今中国的神经中枢,在中南海院内的道上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东华厅古香古色的薄家门前停车。

进入院内,古老的建筑映入眼帘,室内却是装饰一新的现代化设施。薄熙来带我进屋,听说老爸在吃饭,径直来到他家的饭厅,忙碌了一天的薄老刚刚吃过晚饭,还没有离开饭桌呢。

只听薄向老爸介绍道:“这是我人民日报的同学,白天采访你出席的会议和活动,写了稿子,人民日报要发表,需要你给审阅同意才行。我带他来,爸,你给看一下吧。”

听明白来意之后,薄老马上撂下手里的碗筷,离开饭桌,领我们进了书房。

薄老接过我递上的稿子,戴上老花镜,从笔筒里取出一支绿色中华铅笔,一丝不苟地在我已发排打印的稿子上动笔修改起来。薄熙来给我倒了一杯水,在一旁陪坐了一会儿,接着同我打个招呼去了别的房间。

我近距离打量着眼前这位须发眉毛皆已花白的老人,联想起他历经沧桑的过往,尤其是文革期间的苦难遭遇。

据后来有人记载,薄老自己说过,一次挨斗时,儿子小熙为了与我划清界限,在我胸口踏上一只脚,还踢断了我的两根肋骨。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不过文化大革命此类情形屡见不鲜。

记得我的一位同学说,大概是1978年,曾见到出狱后的薄一波,卷缩在国务院一招的走廊里,求见中组部长胡耀邦为他平反的情景。

此一时彼一时,眼前的薄老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又贵为国务院副总理了。他的儿子薄熙来也随着老爸地位的变迁而改变,走出监狱,上了大学,又念了研究生。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薄熙来除了沾光之外,也因父亲背叛胡耀邦的恶名背上无形的黑锅,这是后话了。

不大一会儿,薄老摘下老花镜,把改好的稿子交给我。我看了一遍改稿,感到改得非常精当,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意见和签名,唯恐回去仍然交不了差,就又请他签署意见并签名。薄老按着记者的要求,重又拿起铅笔在送审样上写下“同意发稿”几个字,签上了名字和日期,然后笑呵呵地问道:“还要我做什么?”笔者赶忙连声称谢。

这时薄熙来进来问我:“可以了吗?”

我说:“没问题了!”

于是薄熙来简单与爸爸说了几句什么,便带我告别出门,同车一起返回报社。

托薄熙来同学的福,什么也没有耽搁,稿件上版,原稿存档。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会议消息,《市场报》发表《副总理验锅》通讯,都是在报纸头版刊登的。

《市场报》发表的这篇《副总理验锅》的通讯(见附件),受到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的特别青睐与推荐,当年被评为“文革”后首届“全国好新闻”通讯一等奖作品(现在这一奖项已改成“范长江新闻奖”)。

事后,我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薄熙来,让他也转告他的老爸,表示谢意,并说:“这奖也有你们父子的一份儿!”薄熙来会心地笑了。

这是我与薄熙来的第一次交集。

没有人一出生就是英雄,也没有人一入世就是魔鬼。不管现在他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那时的研究生同学薄熙来是质朴的,热心的,平易近人的。至今我清晰地记得,研究生期间的薄熙来,高高的个子,一身朴实无华的衣着,课堂内外刻苦致学,同堂认真听讲,成绩优异;每餐排队打饭,与同学吃在一起,聊在一桌,没有任何特别。至今走在报社院里,还能回想起那时大家同去食堂就餐,往返路上薄与同学们并肩一道,有说有笑。

总的印象,同学时的薄熙来不显山不露水,只是略微有些忧郁。据说,那期间他正在与妻子(高干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闹离婚,差不多弄得满城风雨,但没有影响他研究生期间入党。

人民大会堂偶遇

1982年夏毕业,薄被分配到中南海书记处研究室工作。虽然进入的是个中央部门,但在我们那批研究生毕业分配中也算不得怎么特别,当时进中央部门工作的大有人在,他的分配没有引起多大关注。但正像文革初期“血统论”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龙种”的崛起是必然的。

至于他后来去了金县,则是1986年春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我在一次文娱演出活动碰到他时才知道的。

那天我完成人代会采访,晚上得闲同人大代表们一道观赏大会安排的演出活动。演出前,我坐在靠前左边过道的位置,发现一个人从大会堂舞台通道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不是别人,正是薄熙来!

当薄再次路过我身边时,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诧异地问道:“怎么是你?你跑上跑下忙活什么呢?”

薄熙来弯腰扒在我耳朵旁小声告诉我:“台上演出的是我们金县的农民乐队,是我带来的。我现在大连金县呢。”说完就离我而去。

我这才知道他已离京去了大连金县,没想到这会儿带着农民乐队来演出了。

这时,人民大会堂舞台上农民铜管乐队的演奏开始了,声音高亢悦耳。再看看台下,出席人代会的人大代表执着地欣赏着,还不时地为来自乡村的农民乐队鼓掌。

眼前这一切,让我不由得佩服起这位同学有头脑、点子好,同时也想到,恐怕只有他才有这种通天的本事和活动能量。如果不是他,谁能把一个县的节目,带到这个全国影响最大的舞台上来呢!

那会儿,全国正在上演以金县农民乐队为背景的《迷人的乐队》影片,这让我一下子领悟到,轰动一时的影片同这台农民铜管乐队演出一样,恐怕都是我这位手眼通天、能量巨大的同学的杰作。

当然,我那时尚不晓得他是因何去了金县?怎么当的县委书记?如何任职的?又是怎样把乡村乐队带进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只是凭直觉意识到,这可能与他的家族背景不无关系。须知,那时这样的创举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更是难以做到的。

很快得知,薄熙来是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两年后,1984年正式走上仕途,到大连金县任职的。那年他34岁,起步已不算早了。

后来看到有人撰文写到,薄熙来去金县是他爸爸通过一位在辽宁省主政的山西老乡安排的。临行,薄一波为他题字“勤能不拙”,寄托了对儿子的热切期盼。

常言道:“宁做鸡头,不当将尾。”相信踌躇满志的薄是自觉自愿外放去做这个一线干部的,这可是多数立志仕途者的必由之路呀!

一篇文章写道:“他在省委组织部报道后,便来到大连。他先在大连一家商场买了个行李箱,然后又去街口买了个烤红薯吃了。就这样,一路风尘仆仆去金县上任了。”先是做宣传部长,半年后才当的县委副书记,继而县委书记。

金县有人记得对他的初次印象:穿着朴素,做派随和,气质跟当地官员不同,显得文雅,有知识;不但英语出众,对于音乐也有欣赏能力。薄在金县干的最漂亮的事儿,非培养发展农民乐队莫属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薄熙来到德胜乡检查工作,得知这里有一支50多人的村民乐队,已成立几年,成员白天做工,晚上排练。敏锐的薄熙来认真听了他们的演奏,发现竟能演奏欧美乐曲,觉得还不错,决定给以扶持。让他们换成铜管乐,替他们起名为德胜乡农民铜管乐团。

当时,乐团许多人不认识乐谱,薄回北京请来了总政军乐团团长蹲点辅导,手把手地教。薄还下指示给乐团拨款,有空就去观察他们演练。出于新闻专业出身的特质,薄注重新闻媒体对乐团进行宣传报道,同时经常组织乐团四处演出,把农民乐队推向辽宁,推向全国。

在他的努力下,一个以德胜乡农民乐队为背景的、名为《迷人的乐队》的影片也在金县顺利开拍,并在全国公演,还获得了1986年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就这样,我国首支农民乐队在薄熙来的点化下名声鹊起,北京人民大会堂、大连服装节、大连主场足球赛及许多外事活动都传出了它的乐声。随着这支农民乐队的鼓乐声喧,名不见经传的大连金县也名声在外。自然,乐声也成了金县县委书记薄熙来的政声。

对于这支农民乐队,薄不无骄傲。他曾一语道破做这件事的出发点和良苦用心:“农民乐队的出现,足以反映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富裕起来的农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思路,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这是他为官之道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用足权力和关系能力的表现。他能借此塑造政绩,同时权力和关系也在抬升着他的官阶,可谓相得益彰!

通过乐队把权力和关系的功夫用足,只是薄熙来在金县小试牛刀,充分表现了他对权力的深度认知和得心应手的运用。金县,是他仕途发迹的垫脚石。在第一个台阶的攀登中,他尝到了甜头,显示了身手,增强了欲望,提高了信心,从此欲罢不能了。

随着他从政脚步越走越快,越迈越大,越走越远,越上越高,当年的那支农民乐队却逐渐衰落,以至于最终归于销声。

香港招商会上的对话

第三次与薄熙来见面,是1993年在香港,又是一次偶遇。

那是我被派驻香港的第二年,以《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的身份,应邀前往香港贸发局,参加大连市在那里举办的93大连(香港)经贸合作洽谈会。这是大连新任市长薄熙来在香港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招商活动。

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掀起新一波改革开放热潮,内地许多省市、企业部门纷纷前来香港招商引资,一个接一个的招商会令人应接不暇。那天各国、台港澳和内地驻港记者似乎大都受到了大连招商会的邀请,与会的商业、企业界人士也比其它招商会为多。

我到会场比较早,落座后,只见举办大连招商会的一班人马,在一位头人的带领下来到会场。我一眼看见那位被簇拥着走在前面的领导正是薄熙来,他穿一身浅灰色笔挺西装,扎着鲜艳的领带,踌躇满志,满面春风。

我迎上前去与他一边打招呼一边握手。旁边一位女士不知我们认识,赶忙介绍:“这是我们的薄熙来市长。”这时我方才知道,我的老同学又进步了。

薄熙来一见是我,也颇感意外,马上拉着我的手顺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忙不迭地问道:“你怎么在这儿?”

“我被派来作驻港记者两年了。”我答。

薄兴奋地说:“没想到在这里见面!”并马上向身边的女士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同学、人民日报驻港记者。她是我们大连市副市长。”

“好啊!你在这儿,好好替我们宣传宣传!”薄毫不外道地对我说。

“没问题呀。除了《人民日报》外,我再帮你联系联系《大公》、《文汇》做点广告。”

“那就请你费心了!”

说罢,薄接过旁边人递上的一个口袋给我,里面装着厚厚一叠宣传资料,顺便又递过来一件包装精美的T恤衫:“这是我们与韩国合资生产的服装,质量不错!”

我见距离开会还有点时间,就低声好奇地向他求证近期港澳台报刊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我问道:“我问你个事,这里的报刊风传中組部內部有文件規定,每位中央高級領導的子女,每家有一名可以作為從政培养对象,而且只能有一名。听说你们家里曾為此開會,認為你可堪造就,报上去的是你。你哥薄熙成自感仕途无望,为此近日辭官下海,不当北京旅游局长,去北京工藝美术品總公司當老板了……”

没等我说完,薄熙来脸色阴沉下来,答道:“熙成不是我哥,是我弟。这些人造谣都不会造!再说了,不当官下海的人,现在不是多的是吗?我84年下到地方,从中央机关到金县当的是小宣传部长,哪是什么中央安排的呀,是我自己去的。后来当大连副市长、市长,我自认为是靠自己本事干出来的!劝你在香港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话不投机,正好主持人宣布开会了,薄熙来不辞而别,起身走上主席台。

新闻发布会主要由他主讲,绘声绘色介绍大连的高速发展、投资政策和环境条件……

轮到答记者问了,不料一些提问几乎跑了题,海外记者变着法儿问道:

“可否谈谈你的兄弟薄熙成为什么弃官不做,旅游局长不当,下海去当工艺美术品公司总经理?”

“中央是否有内部规定,中央领导人每家要培养一位当接班人?”

“您是中央内定培养的接班人吗?”

一位记者提的更刁钻:“薄先生,你的父亲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不是并非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了老子光?”

薄熙来面对意外拷问,回答大致与对我说的相仿,只是没那么直白。我无意中为他做了一次答问预演,心想,不耐烦我可以,香港记者的冒犯不认真应对可不行啊!

薄开始回答“沾老子光”的问题。面对全场紧盯的目光,薄熙来微微一笑,睿智地答道:“我欣赏这位记者先生的直率,也许他提出的问题不止是他一个人想问的。我不否认‘沾老子光’,而且还乐意告诉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终身受益!当我还是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牵连,我被关进了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对一个社会是多么重要,温饱、自由、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过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这岂不是沾了大光?至于个人政绩,我不便评价,这是我的市民的事,但有个事实我想在这里提醒:我是由大连人民推举的代表选出的市长,而大连人民是不会视他们的权利为儿戏的!”

薄熙来面对明显带有责难的刁钻问题,来了个先承后转,借题发挥。他先承认自己确实“沾老子光”,而且所沾之光使自己“终身受益”,继而巧妙地引申、发挥,说自己所沾之光是恶运和磨难,而正因为如此,才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学会了思考,认识了社会和人生,逐渐成熟起来。所沾之光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使自己受益非浅。

薄对“沾老子光”的妙解,使得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对台上这位来自内地的年轻市长刮目相看,但我知道,这不等于人们都认可了他的回答,因为他没有说实话。

后来证实,记者们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6.4”之后,宿老陈云有言:“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并据此向邓小平建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提出中央领导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意思是出一个人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忘记了自己曾高调表示过“高干子弟要退出权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就这样,按着两位一言九鼎老人的意思,很快形成了一个规矩:高层领导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文件,把内部规矩正式变成官方政策。文件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高层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

现在看来,薄熙来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但他却对我和当众矢口否认,这种撒谎不脸红的政客作风,早已将他的人格堕落显现无疑。

对于他在大连市的政绩,招商会上薄不便自我吹嘘,回答算是得体的。究竟政绩如何?他在大连究竟干的咋样?我后来多次去过大连,做过有意无意的求证。

第一次到大连乘坐出租车,座位雪白,窗子干净,司机戴着白手套彬彬有礼地向我介绍沿路变化及景点,一看就知道是受过训练的,但也觉察到他们对家乡的改变发自内心的自豪。

我在大连的亲属提起薄熙来市长的所作所为,抑制不住地连连夸奖,还带我去星海广场、人民广场,逛海滨大道、新型商业大街,夸赞与欣赏溢于言表。

星海广场靠近海边的地方,有一条布满脚印的铜铸雕塑,上面有一双金光灿灿、基座突兀出来的脚印,据说那是薄熙来的。

广场北面矗立着的华表更是抢眼,当时就有人就说,这个规制超过了天安门的华表,意思是薄熙来有野心。我当初不以为然,什么规制不规制、超标不超标,不过是封建的意识罢了!可薄熙来垮台后,政治野心败露,让我无话可说。今年(2017年)再去那里,发现华表已经被拆除了。

对薄熙来当市长时搞的服装节、啤酒节、足球大连、女子骑警等标新立异,虽然有微词,但许多人至今仍津津乐道。

对簿的盛赞之下,不是没有差评,较早市政府大楼就给他贴出过大字报,批评他突出个人、独断专行、整人、训人……尤其是一幅画他穿着大裤衩子,里面藏着好几个女人的漫画,对他的揭露尖锐无比。据说其中一位女人,就是我在香港见过的那位副市长。应当说不断的负面传闻,说明对他的评价已经喜忧参半了。

《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钧在薄熙来读研时,曾为其导师 。后来保去过一次大连,回来见人就抱怨, “薄熙来当大官了,架子大得很,见他一面都不肯”。其实,不论师生旧情,还是按官场级别,保的官职(副部级)并不比薄熙来低,连个面都不给,实属不该!

就笔者亲身体验,以往的薄熙来不是一位不念旧之人啊!果然如此,岂不是真的不可同日而语了。联想到那次香港当面撒谎,否定中央特别培养中央领导子女接班的公开秘密,说明其人品早已经堕落了。

至于后来薄当了省长、部长、政治局委员、封疆大吏之后,发展到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地步,及至锒铛入狱,虽已不足为怪,却也令人痛心不已!

薄熙来落败的省思

薄熙来出身在革命元勋家庭,个人形象风流倜傥,做事举重若轻,能言善辩,具备成为中国一流治国理政人才的优势和可能。仕途上本来他有一手好牌,却被他打成满盘皆输,原因很多:娶了杀人不眨眼的老婆,信任一个包藏祸心的王志军……但这些不是根本。我想,薄熙来落败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做大事”建功立业的追求和为所欲为的欲望,权中自有人上人,权中自有千锺粟,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诱使薄走上了一条难以折返又难以把控自己的道路。

另外,专制制度下,无法监督的权力,极易使人变成极权人物。推行权力意志,让治下的国民、居民都整天为着自己的想法转,唱红打黑说一不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睚眦必报,毫不含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甚至觊觎最高权利,这些表现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还有,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社会,权力极易放任,如果一个人属于极权人格类型而又掌握公共权力,其对社会、对自我的危害性就会释放出来。其所掌握的公权力愈大,对社会、对自我造成的危害就会愈烈。

薄熙来意外失败带有偶然性,如不真正落实自由、民主、法治,不彻底铲除极权人物产生的土壤,就难免还有薄熙来似的人物出现!

(魏亚南写于2017年12月10日 北京)

作者简介:

人民日报原驻香港办事处主任、首席记者
最后编辑时间: 2018-01-06 19: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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