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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徐水良   1月8日,转两篇前些年重新评价周恩来的文章 2018-01-08 16:57:01  [点击:547]

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

2018-01-08 王锐 

ps:王锐先生是国内研究文革史的专家,著述较多。其中这篇《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堪称重磅。让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为虎作伥,恶甚于虎。原载于《记忆》2010年9月13日第16期。原文较长,略有删节。


  笔者在拙作《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中有一个小节《“一打三反”运动与周恩来》,其中提及,就这场“一打三反”运动而言(遇罗克等就殉难于“一打三反”),笔者在毛泽东文革讲话及文稿中寻不到半点依据,就此推断“一打三反”运动,是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发动并主导的。 


  《遇》文主要是谈遇罗克遇难经过及相关情形,未能对“一打三反”运动,尤其是与周恩来的关系作更多研讨。之后,笔者经友人建议,就此问题进一步探讨,其结果显示,这场对国人为害甚烈,而影响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长达10余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实是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的。 


周恩来为“战备”发动“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发起于1970年1月,其依据是当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以及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其后,相关文件材料及报刊简称为“一打三反”运动。 


  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 “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从日后各地贯彻执行看,此运动也主要是“一打”。如安徽省革委会政工组1970年3月24日编发的《政工简报》第11期在“合肥市‘一打三反’运动一个月来情况综述”中就说:“这次运动只要我们切实把握 ‘一打三反’的精神,突出一个‘打’字,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简报”中另一篇安徽丝绸厂的经验文章标题更为直接:《突出一个“打”字,狠抓一个 “准”字》(摘抄自该《政工简报》原件)。 


  因之,弄清这份《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如何出台的,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各方资料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出台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而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 


  首先,这可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找到依据。该《年谱》1970年1月30日记载如下。 


  1月30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这个记载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来主持相关会议(极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几经讨论”后,送交毛泽东批示的。特别是“我们……认为现在需要”这种句式和语气,明确表明是周主动搞这样一个文件,而不是受毛泽东指令被动地这么做。


  同时,笔者查证,在另一个更显权威性的官方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表述中,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更为清楚明确。《文稿》在《对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篇目中,这份“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毛泽东批语仅有两个字:“照办”。而在其“注释”中,则对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经过和具体内容有以下详细记载和说明: 


  周恩来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可见,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包括回忆文字)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如此搞的。而大规模开展“打击反革命”的原始动机,如周恩来在 “送审报告”中所述,是为“战备”考虑,“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解读 


  笔者手中没有这份文件的原始文本,不过,若干官方出版物,包括上文提到的《毛建国文稿》中那段“注释”,都有该文件的内容简述。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收录了原文件全文外,笔者查到内地公开出版物中记叙最详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的4卷本《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中的记载,所引文字都打了引号,应是编者直接从这份中共中央文件中摘录下来的。 


  关于出台这个文件的由来和动机。《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引号内的文字完全录自该书,下同)


  关于具体内容。《指示》要求:“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以上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527页至 5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笔者以为,以上6款内容,最重要的是2、3、4、5等4款,第2款规定了“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规定打击手段是关、管、杀,尤其强调 “对于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为日后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开了绿灯。这也是导致遇罗克,及以后的张志新等一大批“文革思想者”被处决的依据。第4款是规定“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是文革中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普遍实行的对罪犯搞“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的由来和政策依据。第5款是将杀人权限重新交与地方,中央仅是“备案”。这是1960年代中央收回“死刑”判决权以来最重大的变动。 


周恩来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多次督促和指示 


  周恩来主持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一打三反”运动,在“打击反革命”运动全面铺开后,他还对各地、各部门单位的运动进展情况有过多次检查、督促,并作过一系列明确指示。仅以《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就可以知晓他对此运动的重视和关注之切。 


  3月5日对国防科委九院某厂追查反革命组织问题指示: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要“稳、准、狠”,特别是“准”字,强调:防止“逼、供、信”,肃反发展到追查反革命组织时要慎重,要防止扩大化。(《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2页) 

  3月31日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十九日关于新疆地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的汇报批示陈伯达、康生:“我意打击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头头要狠,批判反革命叛国集团要严,处理受蒙蔽被胁从的分子、坦白交待分子要宽,否则就有扩大化的危险,应提起他们注意。”(同上第359页) 


  4月针对“一打三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打三反”已开展,运动未起来时往往右倾,起来后则易“左”倾,“逼、供、信”,乱提口号。(同上第364页)

  6月18日将一份反映北方七省煤炭产量下降情况的简报批给李先念、余秋里,指出:要抓这七个省的松劲现象,要“敲警钟”。“因为这七个省都在北方,除了河北、黑龙江、北京外,均减产。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在‘一打三反’加‘增产节约’运动后一种反常现象,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防保守,排极左,仍然是当前主要任务。”(同上第374页) 


  12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的汇报。会上,批评公安部四年没开会,专案组亦有神秘化倾向,提出:专政机关不专政比什么都严重,但杀人也不可过多,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同上第413页) 


  从这一系列指示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尽管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相当繁忙,日理万机,可是在其心目中及具体行动上,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头等大事在抓,在过问,细致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单位的运动都有具体指示。甚至在研究解决北方7省煤炭产量下降这种纯生产性问题时,也硬要将之与 “一打三反”联系起来,要求相关领导在运动中要“防保守,排极左”。 


北京市为各省市“打击反革命”作样板示范 


  中共搞政治运动以至经济活动,向来喜欢搞“样板”、作示范,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至文艺上的“样板戏”等。周恩来搞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也不例外,运动发动之初,就为各省、市、自治区树立起一个“样板”,这就是北京市。


  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发出的,但中央内部及相关部门的酝酿准备要早一些,内定为全国“样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央文件发出之前就已经动手执行。 


  在该文件发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号称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19人(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笔者在写《遇》文时,曾疑其时间,以为这批人是在3月5日与遇罗克一批被处决,其实真正是这个日期,与遇罗克不是同一批)。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以《通知》名义向各单位下发了包括遇罗克在内的20人“处决名单”。也就是说,早在1970年1月初,在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出台前大约一个月(拟定名单到印发《通知》起码得有几天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经在着手“打击反革命”,并拟定了第一批处决名单。 


  笔者在研究这段史料时,发现其间有个很值得史家重视的“时间差”。也就是在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下发前,北京市有关机构实际上已经在开始行动。换句话说,毛泽东本人尚未审阅并作批示,周恩来主导或授意下已经在具体实施(这么大的决策不可能是谢富治或是比他级别更低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能够作主的)。这明显就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这也是10年文革中笔者仅见的,中共重大政治运动出现了毛泽东本人尚未批示,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就已经实际上在着手实施的情况。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会”处决后,不到半个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顾文选、沈元,以及张郎郎、闻佳等在内的55人“罪行”名单。之后的3月5日,这份名单中的顾文选等18人,加上遇罗克共19人,同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同一天,闻佳被北京市西城区公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北京西城区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 10号判决书。其他区县情况不详)。遇罗克被处决的3月5日这天,北京市区(县)在同时行动开“公判大会”(起码西城区如此),是在落实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关于“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以达到“人心大快,敌人震慑”的效果。 


  一个多月后的4月18日,这份名单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处决。(余杰《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 


  不到三个月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如此高密度,强态势地开展宣判处决行动,显然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为全国“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样板”,给各省、市、自治区当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出示范,以促进全国此项政治运动的开展。 


  有中央如此严厉而具体的指示,有周恩来如此的关注过问,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样板”示范和带动,声势浩大,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处决浪潮。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动得比较早也跟得很坚决的是许世友坐镇的江苏省及南京市。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查是著名“文革思想者”之一。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说:


  查金华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126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 


  为强化运动声势,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破例于当天出了“下午版”,在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大号黑体字”排印的极带杀气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料,此举引来“反弹”,引出著名的南京“2.12反革命案件”,让更多的“文革思想者”被处决。 


  查金华被处决及预示大恐怖开始的《新华日报》“2.12”社论,引起一些民众尤其与查金华一样具有点独立意识的年轻人的不满乃至愤怒,并以行动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南京市8中已下乡苏北的高中生陈卓然及安姓同学,当天用剪刀剪下社论上的一些字,用这些字再组成表达不满抗议的类似“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60多条“标语”贴于纸上,于夜间张贴于南京主要街道。


  标语出现,轰动南京,省市公安机关忙成一团,作要案侦查。“排查几乎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尤其是回城知识青年。”两个月后,因某位知情者告密而案破。时年仅 20岁的南京8中学生陈卓然于1970年4月28日在五台山体育场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同时被处决另有10余人。同案的安姓同学判刑15年。(以上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1970年3月19日,“文革思想者”张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庙”体育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张2月25日被捕,从逮捕到处决仅22天)。 


  1970年4月14日,同是“文革思想者”的毛应星等,在甘肃被处决。49岁的女教师毛应星,其兄毛应斗曾就职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与时在联大附中任教的诺奖获得者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其间,曾参加西南联大组织的假期旅行活动,与扬振宁等一起受到过地方军政首脑接待并合影。毛又喜欢集邮、收藏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肖像邮票。毛应斗后来与杨振宁、李政道一同赴美留学。赴美前,曾将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邮票)交妹妹毛应星保管。没想到这些照片和邮票竟成了文革中将妹妹送上断头台的“罪证”之一。 


  毛应星1969年7月1日被判刑5年,关押于甘肃省第四监狱,其在狱中对文革现实及中国革命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写下30多万字笔记。“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对其“罪行”的认定升级,甘肃省革委会4月3日讨论该案时,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表态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家庭。”(指其兄毛应斗在海外,其丈夫李如璋文革中亦判刑12年)。6天后的4月9日,当局派人于狱中向毛应星宣布死刑判决。4月14日押赴刑场处决前,上午9时,有关人员与之在监室中有这样一段颇意味深长的对话:“今天将要执行,你有什么话要说?”毛答:“我没有说的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只有到中央才能解决。这个执行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没有意见。”可悲可叹的是,毛应星至死恐怕都不曾想到,致她于死命的这个运动恰恰是来自中央!这正是文革中许多人难以逃脱的“误区”之一,认为所有的“坏事” 都是在中央不知情、被蒙蔽的情况下,地方上搞出来的。而不管毛泽东代表的中央,还是周恩来实际主持的中央,始终是“英明、伟大、正确”的。 


  5月8日,“文革思想者”,24岁的女知青丁祖晓被处决。 


  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华等,在新疆被处决。…… 


  总之,全国各地都紧跟在北京市之后,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地展开宣判处决“反革命”行动,惟恐落后或开展不力。



刘伯承原得力助手蔡铁根被处决于“一打三反”

 


  蔡铁根是一个有红军经历的高级军事参谋人员,曾任职中央军委。刘伯承元帅于1950年代初奉中央之命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蔡铁根被刘任命为学院训练部部长,是刘的重要助手之一。1955年第一次全军授衔时授大校衔,差一点成为将军。 


  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为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反教条主义的指示,彭德怀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风暴,矛头对准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军事学院和与总参平行的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兼任部长,建于1956年)的批判。这个以“反教条主义”为名的建国以来第一场军内大批判,最初由时任国防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发起并主持,黄克诚主持的总政治部具体执行。最初火力不太猛,上纲上线亦不太高。到了当年6月,形势陡变,原因是毛泽东于会议期间的6月23日、29日连续发话。批评“教条主义”,还点名批了刘伯承。 


  由此,军委扩大会骤然升温,会上对刘伯承元帅及手下将领展开了越来越出格,上纲越来越高的批判,甚至有人提出是“路线斗争”,是“向党进攻”、“反党反中央”。在此压力下,本在上海治眼病休养的刘伯承,被迫冒着双眼失明的危险赶回北京在大会上作检查。违心地主动承认错误,试图保护手下一批将领。 


  但会上斗争批判的火力和势头仍是不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刘帅得力下属,训练部部长的蔡铁根挺身出面为刘帅及肖克、李达等一批高级将领当众说了句公道话,并由此惹火烧身。当事人肖克将军回忆当时场景:“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肖克将军对蔡铁根当场被关押一事感叹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我真是痛心极了。”(肖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载《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186页至18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 


  这场“反教条主义”的军内政治运动落幕之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大批高级将领受到撤职,或是降薪降级处理。最严重的是开除军籍,安置地方。蔡铁根是少数挨整最重者,被开除军职,降薪降级,安置到江苏省常州市商业局某下属公司。 


  在常州期间,蔡与一些有独立见解,对时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大多为有军方背景的干部),其中有同他一样被从军内处理到地方的某部团级干部吴翼等。由此被有关方面注意,列为“政治案件”。再后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蔡铁根作为“首犯”被拘留,关押入狱。狱中蔡铁根曾三次绝食抗议,并曾想逃出监狱赴京告状,被察觉后甚至上了铁镣。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将与蔡有牵连的15人,以办“学习班”名义集中审查,15个对象竟建立起15个专案小组。“学习班”结束,未作定论。“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整个案件骤然升温。3月初,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出判决,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之名,判蔡铁根、李业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长,40年代从事革命的老地下党员)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缓。其他人各刑期不等。


  3月11日凌晨5时,蔡及同案人被早早叫起吃饭。饭后五花大绑带至一房间宣布判决。荒唐的是,拘押多年,处决时才宣布“正式逮捕”。先是读“逮捕证”,之后是死刑等判决。据现场目击者说,蔡铁根当场抗议:“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回答是:“不准上诉!”蔡感叹:“不可思议!我革命几十年……”临刑前,蔡与被判“死缓”的吴翼道别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当天上午9时40分,蔡铁根、李业舫等,被枪杀于常州市西门外公墓刑场。老红军蔡铁根被处决时,年56岁。蔡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蔡案既可看出当年党内军内斗争的荒谬和残酷,也让人看到当年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中,究竟打的是些什么样的“反革命”。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

 


  周恩来发动并主持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正在高潮期或接近高潮期时,却在当年12月被突然打断而逐渐退潮。“一打三反”失去动力,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大的背景来说,全国政治形势有变,这就是当年夏天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翻船。毛泽东决心趁此收拾“副统帅”林彪,并于会后先党内后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向来更关心自己身边的高层权力斗争。在此大背景下,“一打三反”运动不得不让路。 


  另一个原因更为直接,对发动并一直主持“一打三反”运动周恩来可谓是迎头一棒,这就是毛泽东突然以严厉话语批评“一打三反”运动“杀人过多”。 


  毛泽东是何时察觉到“一打三反”捕人尤其是杀人太多,又是如何发话予以制止的,相关文献并无准确记载,不过,已是有所披露。 


  比如,《周恩来年谱》有如下记载: 


  12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次日,将根据政治局会议意见所拟中央对公安部报告的批复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同时,附信说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整个公安工作及其干部队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并介绍于十二月中旬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即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镇反、审干的政策,逐步恢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公安部门上下级联系和业务关系;而当前则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24页) 


  最近,笔者有幸从故纸堆中查到了一份当年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才弄清楚当年毛泽东批评的原话。


  这是《周恩来年谱》中提到过的编号为“中发(1971)20号”的一份《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1971年2月26日发出),其正文《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纪要》的第一部份,《一、会议的收获》有这样一段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一九七一年中发一号文件亲自指示“照办”,又作了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重要指示。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摘抄自文件原件第3至4页)。 


  其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照办”、“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三句话用的是黑体字,按当时的惯例,表明此为毛泽东的原话。最关键的“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一句,文件说是毛泽东在“会前”(即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前)说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于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 日(开了整整两个月)。毛泽东发出这个指示,应当是在这之前的12月上旬或11月底(不可能再早,再早就有传达贯彻毛泽东指示不力或不及时之嫌了)。 


  分析毛泽东这个指示,可以说是表达了毛泽东对当时各地滥捕滥杀的不满。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周恩来遭毛泽东如此当头棒喝,可以说完全措手不及,一时也乱了方寸。这才有了《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那一系列举措,又是让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弄出一份《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出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对之讨论修改,然后将该报告及政治局意见分别报送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自己又附一长信,详谈文革以来公安工作情况,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以及如何落实毛这个指示,制止滥捕滥杀等等。而这一系列举措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打三反”运动的降温。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句话竟然出自毛泽东之口,这实在耐人寻味,也值得史家重视。就毛泽东而言,他曾经称自己(或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1950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反”时,毛多次亲自代中央草拟电令,让各地加紧“镇反”,甚至给地方规定处决指标。这些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都有记载。不过,那以后,对捕人杀人(尤其是杀人),却持谨慎态度。1955年开始的第二次镇反(肃反),毛重申了延安整风审干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否定了党内有些人要处决胡风、潘汉年等人的主张。“二次镇反”及罗瑞卿等人推行“公安大跃进”搞“第三次镇反”(捕所谓“反革命”极多),处决的人确实大减。一直到这次周恩来搞“一打三反”,10年来算是重新大开杀戒。从毛泽东对此表示的不满,以至说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样的话来,从中大致可以体察出毛对“杀人治国”举措的心迹变化。反过来对周恩来来说,从其发动并一直主导的“一打三反”以及那份带来 10余年恶果的“打击反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来看,不难体察得出其一贯的“治国思路”。他确有“靠杀人来统治”的意图和倾向,否则不会造成遇罗克等大批 “文革思想者”惨遭处决的全国普遍现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未有史料或相关文字披露,毛泽东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什么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谁说这句话的?不过,笔者认为,不管毛泽东在什么情形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说出的这番话,还是算一句接近真理的话。因为世界上不管什么政权,哪一个政党执政,确实不能“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应再补充一句:“也不是靠劳改、劳教来统治”(正是这份中共中央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要求各地重新恢复和整顿被文革中断影响了的劳改、劳教制度)。 


“一打三反”运动的终结和恶果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已故的文革学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供了相关数据:“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关于这些数据的出处,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在《顾文选的故事》中评述说:“该书没有提供数字出处。问及该书作者,他说书中这类数字都是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来的。但是普通人看不到这些文件。”不过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些数据,尤其是死刑数。王友琴写道:“既然是政权机构所做,应该有一个文字记录。不管定死罪的标准是什么,杀了多少个人应该至少有记录在案。王年一书中竟然只能用‘数以千计’这样一个对死刑判决来说是太含糊的数字。另外,‘数以千计’在数量级上也离开实际情况很远。从各地都大批枪毙人的密度来看,全国被枪毙的人的数字不可能只是数千。”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个“死刑”数字的依据之一,是五十年代初“镇反”运动时,中央(实际是毛泽东讲话中)给各地规定的“杀人指标”(杀人按人口比例实施,也算是中共的独创)。当年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指出:“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王友琴引自华龄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 


  “这段话后来印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页,只是少了‘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这一句。”(以上见王友琴《顾文选的故事》) 


  笔者也对“一打三反”处决数为数千人这一说法存疑。照当时中国人口官方数字以6亿人计,农村4亿多,城市近2亿人计算,按“镇反”杀人指标,起码有数十万之多。当然,由于这个“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仅有10个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转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镇反”搞了近3年。若是一直开足马力搞下去,搞上几年,说不定能达到当年“镇反”的规模。不过,恐怕“一打三反”运动当年实际处决数达数万人之多是真实的。 


  关于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和持续的时间,就全国范围来讲,在毛泽东作出那个关于“杀人”的指示后,“一打三反”的势头就得以遏制,以至逐渐停止下来。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对“一打三反”运动给出的数据统计,以1970年2月到11月为限。这大概反映出官方学界对这场运动时限的认定。 


  从实际情况看,这场运动并没有立即停下来(只不过确实减弱了势头),中共中央也没要求其停止。那份197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其通知正文中虽然没再提“一打三反”运动,但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却在肯定及例举这场“一打三反”的业绩的同时,在《今后工作意见》部份,还继续给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这样的指示: 


  (二)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敌情,总结经验,克服麻痹松劲情绪,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结合“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抓好社会上特别是城市街道的清队工作。要认真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全面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等无产阶级政策。(摘抄自文件原件第13页) 


  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运动在各地的进展和持续时间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1972年。海外著名文革学者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所着《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09—310页)一书中,提供了有关于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省市“一打三反”运动的不同进度和相关数据,说明这场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开展和持续时间不大相同。该书中写道: 


  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1972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1972年1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把“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归功于 “一打三反”运动的成功开展。(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6页)在同一个月,广州市当局宣布在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313页)在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在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上紧张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从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61页)在上海,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在该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 “非正常死亡”。(《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523页) 


  从以上材料中可见,“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各省、市的进程和结束时间,有很大不同。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2010年5月20日初稿 8月10日二稿




解答周恩来之谜 ——作者:中央党校 吴洪森

作者:liddw1 浏览:234 回复:2

发表时间:2014-03-28 11:56

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中国官方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象;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气,是个人格低下的人。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怀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觉得可以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做出综合解释了。为着行文方便,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进行分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

 

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国 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 动、搞暗杀。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 “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半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图谋得逞,马不停蹄沿着中共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名号。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

 

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中共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 “光辉形象”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 “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 “光辉形象” 的 “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脚。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61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这表明刘、彭已不把毛放在眼里。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

 

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少奇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65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瑞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做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他们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今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象专利只属刘周一派。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

 

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周恩来的儒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

 

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罢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笼之后,在江青康生的挑唆下,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

 

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67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纠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 “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军队中的运动搞不成,毛就动脑筋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 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过节。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 、“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听此报告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中共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

 

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象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周恩来 “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

 

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含?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订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 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一些人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己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只有领导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条“光辉形象”了。然而这个“光辉形象”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以这样的形象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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