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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张英   張清揚《中國共產黨的父母及其四大恩人》 2018-05-13 15:59:04  [点击:859]
【張英按】

🤓 日前收到中華家國黨梅峯(元禧)總管家惠來,張清掦先生《中國共產黨的父母及其四大恩人》,娓娓道來,亦是佳作。中華民國共產黨的父母,乃是共產國際和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中共四大恩人,指的是孫文、張學良、日本軍國主義和美國佬。清揚此文,尊重史實,掁聾炸啞,轉帖上網,敬請關注,知情分享。🤗


中國共產黨的父母及其四大恩人

張清揚

民國一〇七年四月卅日

引子

人類社會誠然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但處於系統內的人卻很難客觀地預測並掌握歷史的進程,往往只能當「事後諸葛亮」。所以,真實的歷史是由眾多出人意料的偶發事件連接而成。不過,能從過去的歷史中總結出經驗教訓,修正錯誤,及時跟上時代的潮流,不向後退,這樣的政治領袖就算得上是歷史的偉人了。

中國共產黨的全稱應為中華民國共產黨,同理,中國國民黨的全稱亦應為中華民國國民黨,因為「中國」乃中華民國的法定簡稱,任何分裂共和制的中華民國者不得冒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時就被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冒用了,結果是兩個國號用同一個簡稱,造成臺海兩岸都稱自己是「中國」的兩個「中國」的局面,引發了國際外交上極大的混亂和困擾。

一九二〇年,中共出現在中華民國的大地,陰錯陽差地成長壯大,最終成功地分裂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建立起了統治中國大陸的獨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陸獨」之國),它與母國隔海對峙至今,並狂妄地認為母國已不復存在,日思夜想要接管甚至武統臺灣。

中共的出現、成長和壯大也是近代史萬千偶發歷史事件中的一件,但它卻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和世界歷史的進程。

毛澤東以暴力推行的共產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革命遭遇徹底失敗,人也隨之死亡。務實的鄧小平被迫調轉船頭,搞起了美其名曰的「改革開放」,部分回歸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即自由資本主義),溫柔地打了中共一記耳光。老百姓則說得很直白: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這等於是對中共及其所進行的這場共產主義革命的徹底否定。按共產黨傳統的批判語言,鄧小平應是最大的反共(產主義)分子,然而,他已大權在握,誰也沒有這個膽量再批他是反共產主義的走資派了,於是,反共的帽子從此便從中共的帽架上消失。誰說中共前後卅年不能互相否定?簡直是無知的昏話嘛,鄧小平若不否定毛澤東的原教旨共產主義極左路線,哪能有今日大陸的經濟成就?

(自由)資本主義救了中共,中共國的經濟實力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然而,新獨裁者卻一改鄧小平的「不出頭」、「韜光養晦」的策略和教導,不自量力地做起了要當世界領袖的「中國夢」(毛澤東還只想當世界共運的領袖哩!),走上了新軍國主義道路。他向外大秀肌肉,四面出擊樹敵,同時高調唱出深澀難懂的什麼「一帶一路」,以致《騰訊》公司的智慧同聲翻譯軟體在「博鼇論壇」上將英文「The Belt and Road」譯成「一條公路 一根腰帶」,大出其醜。說明軟體的智慧還達不到當今聖上的智力水準。真還不如學二戰後的美國,將援助歐洲復興的專案稱為「馬歇爾計畫」那樣,把中共的過剩產能和資本輸出稱為「習近平規劃」,既簡單明瞭,又能替領導人揚名,那該多棒!他用金錢收買小國(一些被收買小國的人均GDP比中國大陸還高),妄圖重現漢唐盛世的萬邦來朝的中央之國的地位和威望。他提出了類似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響亮口號,並主持召開了一個無厘頭的「世界政黨對話大會」,濫用納稅人的錢過了一次「世界領袖」的癮。中共以其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的黨國制傲視世界的自由民主普世價值,對世界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因此,我們不得不對中共的發展史進行一番梳理和回顧。

筆者是中華民國廿五年生人,乃中華民國公民,至大陸淪陷、中共建政的一九四九年,已是一個有健全記憶和初步認知世界能力的少年了。我經歷了中共統治大陸的全過程,見證了毛澤東時代的殘酷殺戮和無情的「階級鬥爭」以及全民淪為中共奴隸的全過程,我自己也當了廿一年的政治賤民。後來又領教了鄧小平所開創的權貴資本主義的超級貪腐和道德墮落,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遭到徹底摧毀,中共的特權和等級制度使社會公正蕩然無存。

面對中共近七十年的非人性的統治,我深感悲憤,經多年反思,我早已得出結論:

一、中共根本就不應該出生;

二、中國完全不需要那場摧毀中華傳統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共產主義革命,它的歷史意義是負面的。

其實,道理十分淺顯,馬克思,一個旅居英國的德籍年輕猶太人,在書齋裡提出了共產主義理論或學說,即以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強制推行生產資料(產)公有制。他是一個經濟學家,這是他在研究歐洲初步成形的資本社會的早期勞資關係時所得出的偏頗結論。然而,晚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資本社會的發展中觀察到了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只要有自由民主政治體制的保障,資本人人都可以擁有,勞動者可以自由選擇雇主,迴避不合理的盤剝,也就是說,資本家和工人這兩個階層是可以互相轉換的,不存在固化的階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和「剝削」理論根本不成立,尤其是那個所謂的「勞動創造價值」論,過分抬高了工人體力勞動的重要性,反而將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資本視為罪惡,僅僅因為它掌握在私人手中,這是本末倒置。馬克思認識到了初期理論的缺陷,並做了自我否定。他晚年曾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更是拋棄了暴力革命,不再宣揚共產主義,他引領原有的馬克思主義者走上了議會鬥爭的道路。他雖然參與撰寫了《共產黨宣言》,卻沒有建立共產黨,而是建立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個「黨」,並非實質意義的政黨,只表明是一群志同道合者而已。

但是,俄國的列寧是一個異類,他把馬克思的原教旨共產主義作為奪權從而實現其政治野心的道義旗幟和手段。

直至廿世紀上半葉,中國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資本社會(即工業社會)的兩大階層——資本家和工人還遠未成軍,更遑論所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了。中國所需要的是大力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的工業,迎接資本社會的到來。所以,馬克思的原教旨共產主義與中國社會風馬牛不相及,強行硬上弓,其後果可想而知。可是,那個從韶山沖裡走出來的土包子毛澤東卻非要把馬克思反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強加於中國的農業社會,美其名曰「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就好比讓一個不懂戰爭為何物的幼童扛槍上戰場作戰一樣的荒唐。然而,這樣的事卻真實發生了。

我們只能當「事後諸葛亮」。然而,痛定思痛仍然是必須的,現在就來回顧一下中共的出現並成了氣候這一歷史的偶然事件吧。

一、元月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外生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雖然在國內建立,且由中國人組成,但卻不是土生土長的中國政黨,它是列寧領導的俄共(布)即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強加于中國人頭上的外生政黨,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中國國民黨則不同,它的前身興中會和同盟會雖說在國外成立,但它卻是由中國人自主建立的,不受任何外國指揮,因此它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政黨。強調政黨的來歷很重要,因為這與政黨的目標及取得權力的合法性密切相關。試想,一個受外部勢力完全掌控的政黨能真誠為自己的國家和國民的利益服務嗎?

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二月革命,沙皇被迫退位,結束了帝制,成立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標誌著俄國進入民主體制。然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多數派)不滿意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他們要按馬克思主義實施共產主義的公有制,必須要由他們所代表的無產階級實行專政,於是又發動武裝政變,推翻了臨時政府,自稱為「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後,布爾什維克立即清除了革命的同路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達到了一黨專政的目的。

列寧是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的信徒,他要按《共產黨宣言》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方針,把共產主義革命推向全世界。為此,在列寧領導下,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了「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以區別於第二國際,即社會黨國際)。它是一個共產黨和元月<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4%BA%A7%E4%B8%BB%E4%B9%89>元月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聯合組織,總部設於莫斯科,由它具體實施向世界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和建立當地共產黨的事宜,後臺老闆當然是已掌權的俄共(布)。共產國際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六年的主要領導人是季諾維也夫,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的領導人為布哈林,一九三四年之後是保加利亞人季米特洛夫,但因為當時由共產黨專政的國家只有蘇聯,共產國際的所有活動及決議都必須蘇聯支持,故列寧死後的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對共產國際有重大影響力。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蘇聯為了拉攏西方,聯合對抗納粹德國,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做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五月廿二日,向全世界公佈了這個決定。六月十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正式宣告解散共產國際。

中國是俄國的鄰國,有世界上最長的邊界線。此時的中國正處於國運衰微、共和體制草創、軍閥割據的混亂時期,這給共產國際的滲透創造了有利條件,他們大搖大擺地就進來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

一九二〇年四月,俄國報紙《生活報》的記者、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受命組建中國共產黨,在翻譯楊明齋的陪同下來到中國。七月四日到北京,七月五日至七日召開了在華工作的俄共(布)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通過俄國漢學家譯學館俄文翻譯伊鳳閣和鮑立維的介紹,聯繫上了李大釗,又通過李聯繫到在上海的陳獨秀。吳廷康經陳獨秀介紹,會見了上海《星期評論》的主編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和《時事新報》的負責人張東蓀等人。通過一系列的會談,吳廷康認識到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他立即著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舉行,這是醞釀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次各革命團體的聯合會議。吳廷康不僅參加了會議的籌備工作,制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親自主持了會議。這次會議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織的成立奠定了基礎。維經斯基在上海向陳獨秀提出建黨建議,得到陳的同意,八月,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陳獨秀寓所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後人歸納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因此共產國際的刊物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日期應是一九二〇年八月。

中共的成立和以後的代表大會是兩回事,中共將「一大」認定是中共的誕生日是不合乎邏輯的。

從中共的歷次代表大會中可以看到共產國際的主導作用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廿三日至七月卅日在上海和嘉興舉行。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到達上海,提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到上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兼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也參加會議,兩個外國代表是會議的實際主持人。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三日在上海召開。會址在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西區南成都路輔德里六二五號(現上海成都北路七弄卅號)李達的寓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佈:「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大會還專門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在中共一大的綱領中,僅規定「聯合第三國際」。中共二大做出的這一組織關係變化決定,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廿日在廣州召開。會址位於廣州東山恤孤院路後街卅一號(現恤孤院路三號),來自全國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卌人,代表了全國四百廿名黨員出席大會。陳獨秀主持會議並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共產國際的馬林。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五年元月十一日至廿二日在上海虹口區東寶興路二百五十四弄廿八支弄八號的一棟石庫門住宅內舉行。出席會議的就有主持中共成立的維經斯基,他是俄籍猶太人,共產國際創立初期有影響的人物,中共初創時期經費的實際提供者。一九二〇年奉命到中國組建中國共產黨,曾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中國研究專家。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漢召開,元月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米夫等人出席了大會。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在漢口主持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是為「八七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蘇聯莫斯科郊區的「銀色別墅」秘密召開。由於此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鎮壓政策,使中共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中共也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由向忠發主持,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了名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

「六大」後,中共轉入武裝割據,在江西建立根據地。共產國際便派德國人李德來領導軍事鬥爭,指揮中共的紅軍與蔣介石的國民黨軍作戰,中共還特地給他配了一位性伴侶(老婆),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此外,中共還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蘇聯的十月革命節那一天,套用蘇維埃的名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死心塌地要當蘇聯的附庸。

最為露骨的醜事則是一九二九年中共在「中東路事件」(即張學良要收回中國東清鐵路的路權而遭蘇聯的武力入侵)中喊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居然站在入侵者蘇聯一邊,反對保護國家利益的張學良,賣國的嘴臉暴露無遺。

中共歷屆領導人都是由共產國際指定的,毛澤東也不例外。一九三八年,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希望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之下。由於共產國際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結束了王明與毛澤東分庭抗禮的局面,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遂得以正式確立。

共產國際解散後,中共有了一定的獨立性,但仍然要接受蘇共和史達林的指導。

一九四九年,中共剛剛建政,毛澤東便急不可耐地于當年的十二月去朝拜史達林,向史達林祝賀七十大壽,並商討建立中蘇同盟,以便得到蘇聯的庇護,使新生的中共紅色政權不受帝國主義的侵犯。

然而,就在幾年前的一九四五年六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蘇聯剛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現在等於要推翻重簽,頗費周折,談判拖了很長時間,致使毛澤東在蘇聯停留了兩月之久,最後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才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新條約的名稱比舊條約只多了「互助」二字,但與舊條約的實質完全不同。舊條約是根據美、英、蘇三位同盟國首腦達成的《雅爾達協定》,為了促使蘇聯出兵中國東北與日本作戰提供一個法理依據而急迫簽訂的軍事同盟,後者則是一個以政治為主導的兩國的全面同盟關係。毛澤東為了求得蘇聯的保護,不惜賣國,同時秘密簽訂了十九條的《特別協定》。(從略)

另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九五〇年的「抗美援朝」。那時,中共剛剛建政,百廢待興,正巧遇到朝鮮的金日成在史達林的默許下南侵大韓民國,幾近成功,但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反擊,節節敗退,美軍已快推進到鴨綠江邊,朝鮮政權危在旦夕,史達林要求毛澤東出兵參戰,解救金日成。儘管中共政治局幾乎無人贊同出兵,但毛澤東卻不敢違抗史達林的意志,強行決定抗美援朝,使中共國遭遇巨大的人員犧牲,造成嚴重的財政負擔,拖累了經濟發展。一九五三年七月簽訂停戰協定時,戰線回到了起點,可是卻自吹抗美援朝取得了偉大勝利。

中共作為蘇共附庸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為止。史達林一死,毛澤東感到輕鬆了,仗著中國大陸地大人多,想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欲望開始萌發,敢於和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分庭抗禮,直至發展到與蘇共翻臉,導致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形象地描述:列寧所領導的俄共(布)是中共的父親,共產國際則是哺育中共成長的母親。

二、中共的四大恩人

共產國際滲透到了許多國家,在當地建立了共產黨。然而,卻沒有一個像中共那樣獨自成功奪取了政權的。東歐的共產黨政權都是二次大戰中在蘇軍打敗德國佔領軍的條件下被扶持起來的,東亞的北朝鮮也是蘇軍與日軍作戰勝利的產物。中華民國是二戰時美、英、蘇的同盟國,國軍是抗日的主力,蔣介石委員長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統帥,中共絕無可能得到蘇聯的幫助去奪取那個保衛了中華民族生存的國民黨政府的權力。

那麼,中共為什麼能取得成功?分析起來原因很多,但它離不開四大恩人的幫助,下面便展開來敘述。

中共的第一個大恩人——孫中山

中共開「一大」時,只有五十多名黨員。到一九二三年開「三大」時,黨員也才四百廿人,社會影響可說是微乎其微。一九二四年,機會來了。

一九一三年,孫中山先生因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刺而發起的「二次革命」失敗後,逃亡日本,國民黨被袁世凱取締(那時的國民黨不帶國號)。孫中山又重建秘密會黨——中華革命黨。一九一九年,再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一直至今。孫中山先生到廣州成立了中華民國的南方革命政府,準備討伐並推翻合法的中華民國北京(洋)政府,形成了南北兩個政府對峙的局面。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因力量薄弱,多年沒有進展,又遭遇陳炯明叛變的挫折,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找蘇聯幫忙,引狼入室,蘇聯便趁機公開干涉中國的內政。

孫中山先生為了接受蘇聯的援助,不得不按照蘇聯的意願推出「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他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並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擔任要職,把弱小的、處於秘密活動的共產黨拉上了公開的政治舞臺,使中共得到展示其共產主義革命抱負的大好機會,令中共獲得迅速發展。

孫先生還派蔣介石率團到蘇聯參觀學習,使蔣先生沾染上了一黨專政的臭毛病,好在國民黨人不信仰共產主義的公有制,沒有發展到登峰造極的黨國制——現代奴隸制。

中共的周恩來在蘇聯援建、由蔣介石任校長的黃埔軍校中擔任政治部主任,發展了許多共產黨員,畢業後擔任北伐軍的軍官,為日後建立中共的黨軍奠定了基礎。

孫中山先生對共產黨可說是恩莫大焉!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建政後,每逢國慶日都要將孫中山的大幅畫像供放在天安門廣場中央以示尊重的原因。

然而,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看,「二次革命」和「三大政策」則是孫中山先生所犯的重大錯誤,損害了他作為歷史偉人的形象。後來中共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不能說與他沒有關係。

中共就是為奪權而出世的,只是他們太急躁了一點,剛一被孫先生拉上政治舞臺,就要奪國民黨手中的革命領導權,並大張旗鼓在農村搞起打擊鄉紳和地主的「農民運動」,破壞中華傳統文化,這種痞子運動令國民黨人士深惡痛絕,而毛澤東卻說「好得很」。最終,由於國共兩黨世界觀和意識形態存在不可彌合的分歧,一九二七年在共同北伐的途中就徹底分裂了,國民黨清黨,共產黨員遭到殺戮。共產黨則拉起武裝進行反抗,到山裡去打遊擊,十年內戰從此爆發。

中共的第二個大恩人——張學良

以一九二七年的「八一南昌起義」為標誌,中共有了自己的武裝。毛澤東在湖南搞「秋收起義」,帶領暴動的農民到井岡山與土匪合作,建立了第一個武裝割據的根據地。此後,又陸續建立了鄂豫邊界的大別山根據地和鄂西的洪湖根據地。中共亦步亦趨學習蘇聯,將自己的武裝也命名為紅軍。紅軍發展十分迅速,組建了三個「方面軍」:江西中央蘇區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洪湖根據地以賀龍為首的第二方面軍;鄂豫根據地以張國燾為首的第四方面軍。

中共的武裝割據成了國民政府的心頭之患,蔣介石便開始了對紅軍的圍剿,重點針對中央蘇區。但由於北伐剛剛取得成功,中國名義上獲得了統一。然而原軍閥割據的局面並未徹底消失,蔣介石還要防範各路軍閥,並與之周旋,不可能全力以赴圍剿中共的紅軍,而是採取分期進剿的策略,打完一次就收兵。這給紅軍的運動戰提供了機會,以致前四次的圍剿都失敗了。等到一九三四年,各地軍閥均已服膺南京中央政府,蔣介石這才能認真對付中共的紅軍,開始了第五次圍剿。他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下,採取了修建碉堡步步為營的長久進剿策略,逐步壓縮中共的根據地,以圖最後聚而殲之。這一招很靈,中共的紅軍扛不住了,不得不突圍流竄,實行大轉移。於是便有了所謂的「長征」。

中共將長征描繪成一朵花,把大逃亡說成是為了「北上抗日」,進行戰略大轉移。日本在東北和華北,你卻往西北去抗日?真是笑話。實際情況是,兩萬五千里的逃亡之路,令中共元氣大傷,人員損失高達九成,卅多萬人的軍隊到達陝北時只剩下不到三萬人。本來,蔣介石有能力將紅軍全殲於逃亡途中,但他有一個小算盤,故意放紅軍流竄到軍閥盤踞的省份(如廣西、貴州、四川),他的中央軍便可以合理地跟進去,以震懾當地的軍閥,讓他們誠服蔣委員長的領導。

紅軍到達陝北後,蔣介石便調動嫡系部隊向陝西集結,準備與駐紮在西安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對紅軍進行最後的圍殲,蔣介石認為勝券在握,中共則危在旦夕。

當蔣介石前往西安督戰與張、楊進行軍事謀劃時,一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了,張、楊扣留了蔣介石,實行兵諫,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國共一致抗日,把國民政府消滅中共紅軍的計畫徹底破壞掉了。

一九二八年,張學良將軍在北伐軍攻下北京後,宣佈東北「易幟」,歸順南京的國民政府,使中國達致全國統一,張學良為民族立了大功,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高度讚揚,並與蔣介石義結金蘭。為何此時對蔣介石如此絕情?這是因為他在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中,當日軍攻打瀋陽時,他在天津給部隊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導致把整個東北拱手讓給了日本,他的部隊撤退到了關內,這令國人極其憤怒,從此得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張學良為了擺脫這一心理壓力,他甚至有意放風,說是蔣委員長下的命令,蔣介石為了顧全大局,沒有出面反駁,替他背了黑鍋。張學良一直背負著這一沉重的「十字架」,總想以堅決抗日來洗刷自己身上的污點,所以他在西安駐守時,根本無心與共產黨打內戰,以致在與紅軍的交戰中失利,損兵折將,這更加堅定了他要抗日的決心。

中共本想趁機殺了蔣介石,但遭到在莫斯科遙控的史達林的堅決反對,史達林是鼓勵中國抗擊日本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不去進攻蘇聯,而且他認定中國只有蔣介石有領導抗日的能力。出面調停事變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忠實執行了史達林的指示,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蔣介石接受了張學良停止內戰、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解除了紅軍遭遇覆滅的危機。張學良為了表示自己對蔣委員長絕無異心,決定親自護送蔣介石到南京。結果,被蔣介石以「管束」之名軟禁起來。這和中共文革中毛澤東整死劉少奇相比,蔣介石絕對是夠仁慈的。

有野史稱,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並非為了抗日,他已秘密加入了中共,化名李宜。事實上,在事變之前,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西安秘密會見了三次,一九三六年五月,延安提出了一個計畫:建立「西北軍政委員會」,然後依靠蘇聯,形成「西北割據」。同年九月廿二日,延安的毛澤東與張學良秘密簽約。西安事變中,張學良也是想殺掉蔣介石的,這從他殺害了許多無辜的蔣介石的隨從人員可以證明,但當他得知史達林的態度以及看到南京方面的激烈反應後才改口要求抗日。不管張學良的主觀意圖如何,他在客觀上挽救了中共是既定事實。

張學良成了中共的救命恩人,中共始終念念不忘。一九九〇年李登輝任中華民國總統時才解除了對張學良的軟禁。恢復自由後,中共便開始做他的工作,爭取將恩人張學良接回大陸,以厚禮相待。一九九三年四月,他被受聘為東北大學名譽校長,五月,被受聘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名譽理事長。但張學良不為所動,就是不回大陸,決定定居美國夏威夷。後來,中共特地派張學良的原部下呂正操去說服他,希望能把他請回大陸,安享晚年,仍被婉言謝絕。因為他得知中共奪取政權後所做的種種逆天之事,聽到逃出大陸來到美國的大陸人所講述所受到的苦難,他的弟弟張學思一九三三年加入共產黨,最後官至中共的海軍參謀長,文革期間也遭到非法關押,因嚴重營養不良而病逝。他這才明白自己的那場兵諫所導致的嚴重後果,他挽救的是一個殘暴的集團,令中華民族遭遇了大災大難,自己成了中華民族的罪人,受到良心的嚴厲譴責,懺悔不已。曾經多次自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為此,他在基督教中尋求靈魂的救贖,故在其有生之年,儘管中共多次「盛情邀請」,他都「無顏見江東父老」。

中共的第三個大恩人——日本軍國主義

要說中共抗日是假,那是不夠公允的。傳說中的所謂毛澤東在洛川會議的講話「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被稱為七二一政策)也沒有得到可靠資料的證實。在抗戰剛剛爆發時,中共還是積極參與了的,例如平型關戰鬥。但當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由於國民黨軍隊是抗戰的主力,幾乎承受著日軍的全部進攻壓力,中共則處於日占區的後方,力量薄弱,不是日軍的攻擊的主要對象。八路軍只開展小打小鬧的遊擊戰,日軍為維持後方的安全和保護交通線才被動地出來「掃蕩」一下。這樣一來,客觀上為中共武裝和根據地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機會。不管怎樣看,如果沒有日本侵略中國的這場戰爭,中共肯定是得不到這樣天賜的發展良機的。

中共的主觀願望當然是要保存實力,壯大自己,指望國民黨在抗戰中多消耗力量,一旦抗日勝利或結束,便可在肯定會重開的內戰中戰勝國民黨,奪取政權。所以才有毛澤東和日軍的私下勾結,以達到彼此相安不戰的默契。潘漢年便肩負毛澤東的密令(連所屬部隊的新四軍軍長陳毅都不知曉),與南京偽政府的汪精衛聯繫,進而打入日軍的特科。這是見不得人的勾當。一九五五年,作為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赴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被要求報告過去工作中一些中央不知道的大事,潘漢年向陳毅談及與汪精衛會面之事,未曾向中央彙報,陳毅覺得既然是按毛澤東的要求做的,並無不妥,陳毅放心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但毛卻當即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毛澤東認為與日本私通款曲之事絕不能洩露出去,於是便把潘漢年關起來,令他閉嘴,厄運就落到了忠心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的潘漢年的頭上,一直將其關到死,潘漢年有苦難言。

毛澤東多次會見日本政商界高階人士,這些日本要人見到毛澤東時,總要表示對過去的侵略戰爭進行反省,向中國人民道歉。但毛澤東卻回答說,感謝日本的侵略!中共官方刊物記載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現僅錄其中的兩段:

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佔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廿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九日中日建交前,毛澤東於九月廿七日在中南海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田中向毛道歉:「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則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賠償!」

此時此刻的毛澤東已經無所顧忌,這些都是由衷之言,但卻暴露了他的賣國嘴臉。由此便可知為何中共手中的日軍戰犯受到優厚待遇的原因。

中共建政後,竟然將日軍戰犯與內戰中被俘的國民黨的原抗日將領一同關在撫順監獄中,日軍戰犯享受了比原抗日將領優厚得多的待遇,這對原抗日將領們是一個極大的侮辱和刺激,中共完全喪失了民族立場。後來,沒有一個日軍戰犯被處死,都被寬大釋放禮送回日本,中共的寬大令這些戰犯們感激涕零,後來還有人專程來中國大陸謝恩。

國民政府的態度則不同,他們要為中華民族伸張正義,討還公道。不僅派員參加了對日本甲級戰犯的東京國際大審判,而且在國內審判了乙級及以下的戰犯,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全國共逮捕日本戰犯二千三百五十七名。經南京和上海、北平、漢口、廣州、瀋陽、徐州、濟南、太原、臺北等十處軍事法庭的分別審訊,至一九四九年元月,全國各地受理案件共計二千二百餘件,判處死刑者一百卌五人,判處有期或無期徒刑的四百人左右。被處決的日軍戰犯中便有製造南京大屠殺的首犯谷壽夫,還有從日本引渡來的殺人狂、當時的日本士兵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他們在南京進行過殺人比賽。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時,也沒有輕易釋放關押的日本戰犯,而是交給了設在日本的戰犯監獄。

現今,中共卻擺出一副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姿態,在南京大屠殺、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上大做文章,進行無休止的指責,幾成神經質的條件反射。如上所述,中共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格,只不過是做秀罷了,為何不想想你們的領袖毛澤東的話呢?中共為了從日本手中收回無人居住的區區釣魚列嶼大造聲勢,渲染愛國主義,卻對俄國佔領的包括著名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內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不敢吭聲,就能充分說明中共政權的賣國本質。

須知,人類社會是有公認的行為準則的,對侵略者的懲罰也是有時限和尺度的。戰敗國受到被佔領、處決戰犯、賠償受害國的戰爭損失後,戰勝國就應放人一馬,簽訂和約,使其恢復正常國家的平等地位,因為戰敗國的人民還要生存下去。此後,戰勝國就再也無權翻老賬,對其指手畫腳了。人家如何祭奠和參拜戰亡者,怎樣寫教科書,屬於內政,你就管不著了。中共一而再、再而三地像教訓孩子那樣指責日本政要,是缺乏人文素養的表現。

中共的第四個大恩人——美國

在這個世界上,美國才是中國真正的朋友,中國欠美國多個「謝」。美國是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立國的,不是列寧所稱的帝國主義國家,它曾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美國人多數都信基督教,講究博愛,通過傳教,把慈善事業帶到世界各國,在中國開辦了許多醫院和學校,例如著名的北京協和醫院,湖南長沙的湘雅醫院等。美國沒有拿走清朝的庚子賠款,而是留給清朝辦清華學堂(清華大學的前身)。傳教士司徒雷登四處籌款,在北京海澱附近的燕園建成了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燕京大學。中共建政後,拆分了燕京大學,將城裡沙灘的北京大學遷入,才有了今日北京大學的優雅校園。可以說,現今中共國頂尖的兩大高校——清華和北大都與美國有很深的淵源。中國的抗日戰爭,更是在美國通力幫助下取得最後勝利的。

但本節的重點應該談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因為都是一些孤立事件,只能分列來談。

一、美國不反感中共,相反,在抗日戰爭中,美國曾對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官員清廉產生好感,打算給予軍事援助,還派了軍事觀察團去延安考察,但由於美國政府內部意見分歧而未能實現。美國的友善態度,使中共在一九四六年內戰開始時能接受美國的調停。

二、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和中共的喉舌十分讚賞美國的民主制度,發表了很多崇美的講話和文章,笑蜀將這些資料收集起來,編成《歷史的先聲》,大家可以參考。

三、日本宣佈投降,國共便面臨重啟內戰的危險,蔣介石立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以求國家和平。但毛澤東卻積極備戰,並考慮到自己的安全,不願去重慶。史達林懾於美國的強大,不想捲入國共內戰與美國發生衝突,遂電令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毛不得不遵旨。美國為了打消毛的安全顧慮,特令駐中國大使赫爾利去延安,陪同毛澤東飛赴重慶,美國為制止國共爆發內戰,盡心盡力了。

四、一九四六年,正當中共在東北的林彪部隊(那時叫民主聯軍)在戰場上接連失利,四平失守,被杜聿明追擊逃竄的危急時刻,是美國的調停人馬歇爾給蔣介石施加壓力,迫使他發表了《關於東北暫時停戰的聲明》: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追擊前進及攻擊,其期限為十五日。一紙停戰聲明挽救了東北民主聯軍,這對後來東北戰局的逆轉起了關鍵作用,等於幫了中共的大忙。

五、一九四九年,中共已取得三大戰役的勝利,國民黨敗局已定,四月,共軍渡過長江,攻陷南京,國民政府遷往廣州,主要國家的大使館包括蘇聯大使館都隨之遷往廣州,但美國大使館卻留了下來。因為美國對國民黨政權失去了信心,司徒雷登大使想與中共接觸,準備承認新政權(沒考慮到中共會採用新國號)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但此時,美、蘇已進入冷戰狀態,作為附庸的中共只能倒向蘇聯,哪敢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毛澤東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主動掐斷了與美國的聯繫。中共建政後,只能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及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範圍內活動,國際處境相當孤立。

六、由於服從史達林的命令,毛澤東派「志願軍」入朝,直接與美軍交戰,這才完全顛覆了中共與美國的關係,美國變成了中共的頭號死敵,中共的宣傳調門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稱讚美國變成了「仇視」、「鄙視」及「蔑視」美帝國主義,並在全國開展「三視」的政治思想教育運動,惡意歪曲美國,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當今的毛左和五毛就是這種洗腦的產品。美國也不含糊,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主導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四八九號決議案,將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抗美援朝」定性為:「軍事侵略」,中共國被冠上了「侵略者」的頭銜,美國開始在全世界封鎖中共政權,實施禁運。

七、史達林逝世後,毛澤東要爭當世界共運領袖,終於與蘇共翻臉,使「牢不可破」的中蘇同盟關係瓦解,兩國走向了戰爭邊緣。一九七一年,蘇聯準備用外科手術式的核襲擊摧毀中共的核基地,並悄悄地與美國打了招呼。美國得知後,認為這是拉攏中共、離間中蘇同盟進而解體共產主義陣營的良機,於是有意交由媒體披露出來,並發出警告,決不允許蘇聯的企圖得逞。

此時的毛澤東正面臨著既反美帝,又反蘇修的兩面受敵的困境,得知這一消息,欣喜若狂。他抓住「乒乓外交」這一機遇,與美國聯繫上了,導致七月基辛格經由巴基斯坦秘密訪華。當基辛格摸准了毛澤東的意願後,美國果斷決定尼克森總統于次年二月訪華。這是石破天驚、轟動全球的新聞,堂堂的美國總統居然要到北京朝拜中共頭目毛澤東了!這不僅阻止了蘇聯對中共的核打擊,而且使中共政權的身價陡增,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

還沒有等到尼克森成行,效應就出來了:那幫年年都要把中共抬進聯合國安理會而未能成功的第三世界的哥們,一九七一年十月一起使勁,居然成功了,通過了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的二七五八號決議,中共取代了中華民國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蔣介石的代表則提前退出了聯合國,中共在國際上的孤立局面立刻改觀。美國也許沒有預計到事態會發展得如此迅速,雖然投了反對票,但已經無力阻止,它知道是自己造成的。這對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好在美國仍然和它保持著外交關係,尼克森訪華後,美國只在大陸設立了辦事處。

嚴格說來,這一決議是荒唐的,經不起推敲。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才建立,它怎能取代一九四五年聯合國的創建國之一的中華民國呢?兩個國號就是兩個國家嘛,哪來的「恢復」和「重返」?語法錯誤,邏輯不通啊!美國故意在決議文字上做了點手腳,留下了後門。決議中是這樣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代表,中華民國被迫讓出聯合國席位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代表的變化。中華民國代表讓出席位後,《聯合國憲章》並未進行修改,中華民國仍然是第廿三條中的合法國家、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既成的事實是中共同時擁有了兩個國名:它在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上自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聯合國安理會卻又是「中華民國」的代表。這就為具有法定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中華民國重返埋下了伏筆。也就是說,只要條件成熟,中華民國可以隨時重返它原有的席位。

總之,是美國幫中共躲過了核災難,並把中共拉上了世界的舞臺,擺脫了孤立,難道這還不是恩人嗎?

八、毛澤東死後,中共發生了積極的變化,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的原教旨共產主義路線,摒棄階級鬥爭,全力以赴發展經濟,並進行經濟體制轉型,部分回歸中共建政前的經濟制度,搞起了所謂的「改革開放」。美國對這一變化十分歡迎,認為經濟轉型必然會導致政治轉型,中共有可能放棄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所以美國對中共採取了鼓勵和支持的政策。

為了促進中共的轉變,必須要與其建立外交關係,才能給予幫助和施加影響。然而,這卻是一個大難題。美國本想搞雙重承認,怎奈海峽兩岸都不幹,兩邊都說自己是中國,建交國只能從二者中選一個。美國和中華民國是二戰中的盟國,關係匪淺,是老朋友,怎能忍心拋棄而受道德上的譴責?一直猶豫不決。但為了瓦解共產主義陣營,把一個一黨專制的大國拉到自由民主的大道上來的這個大局,美國還是下決心于一九七九年元旦與中共建交,中斷了與中華民國的官方往來,廢棄了軍事條約,撤走了駐軍。為了安撫老朋友,美國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同時由國會通過一項中共無法抗議的國內法——《臺灣關係法》,該法規定美國有義務協防臺灣,保衛臺灣的安全,防止中共對臺灣的攻擊,並繼續向臺灣提供防禦性的武器。這是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底線。這種實質上的雙重承認中共當然是無法接受的,如果換其他任何國家這樣做,中共肯定會說:玩兒去吧,不建交拉倒!但當時中蘇對峙並未解除,中共還得有求於美國的保護,即使一百個不願意,也得應承下來,吞下這個苦果。

中共與美國建交的巨大效應將中共進一步推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為今日中共的大國地位奠定了基礎,臺灣的中華民國被邊緣化了。中共難道不應該感謝美國嗎?

建交後,美國真心誠意幫助中共的經濟發展,放開美資進入大陸,按中共的要求與中方合資建廠,不當控股方。筆者就是在一九八四年應聘進入中美合資的「北京吉普汽車有限公司」從事技術工作的。該公司是國內的第一家合資汽車製造廠,引進了第一個外國品牌的車型——「切諾基」家庭多用途車。美方提供了技術資料,幫助中方建成了三條必要的生產線,於一九八五年十月,國內第一輛外國品牌的「切諾基」汽車下線了,開啟了大陸汽車業的新篇章,我亦為「切諾基」的下線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慶功宴會上,美方的部門經理還特意找到我的席位向我敬酒。美方還應中方的要求,允諾幫助中方實現汽車部件的國產化,目的是節省寶貴的外匯。由於中方的想法不切實際,國產化流產了,我曾寫文論證,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美國向中共開放市場,允許大陸產品進入,從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開始,大陸在同美國的貿易中享受最惠國的低關稅待遇,自那時起,年年延續。六.四」事件後,中美關係惡化,美國與西方七國集團的其他成員國決定對中共實行經濟制裁,美國國會曾提議取消中共的最惠國待遇,但被布希總統所否決,最惠國待遇一直延續到一九九九年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為止。美國鼓勵和促成中共加入世貿組織WTO,在談判中做了許多讓步,二〇〇一年,中共終於加入WTO,從此,大陸的出口開始騰飛,中共的廉價商品大量進入世界市場,連年賺取可觀的外匯,使中共國迅速闊了起來,經濟保持著高速增長,國力日盛,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共國所賺的外匯和現代生產技術主要來自美國,美國在中共國的經濟騰飛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這難道不該感謝嗎?

總之,美國在政、經兩方面都幫了中共的大忙,是中共崛起的最大恩人。然而,中共卻不知感恩,反而要「吃美國飯,砸美國鍋」,與美國對著幹,爭奪世界的領導權,上演著現代版的《農夫與蛇》的故事。儘管中共的官員們都在將自己的子女和財產轉移到美國,有條件的富人和知識精英也都在千方百計移民美國,用腳對中共專制政權投票,可是,中共媒體仍然是一片反美之聲,五毛的反美鼓噪不絕於耳,當網路上出現親美和讚揚美國的言論時,很快就遭到遮罩或刪除。這種扭曲心態,用頭號五毛司馬南所說的話可以表達得十分透徹:「(在大陸)反美是我的工作,來美國居住是為了享受生活。」

可以說,美國扶持中共的努力,既有收穫,也有失敗。它分裂、瓦解共產主義陣營的目標達到了,在大陸「六.四」烈士鮮血的照映下,東歐和蘇聯的共產主義政權解體,消除了對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脅。可是,在推動中共走出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上,美國卻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滑鐵盧」。美國政界普遍認為,只要中共國的經濟發展了,就必然會出現大批的中產階級,他們一定會推動中共向自由民主的方向轉變,摒棄極權專制,所以,美國歷屆總統對中共的人權問題和在貿易中的投機取巧行為採取了綏靖政策和容忍的態度。

哪知事與願違。的確,隨著經濟水準的提高,大陸不僅湧現出了大批中產階級,而且還冒出了相當數量的大資產所有者。按理,大資產階級更需要自由民主的環境,以發揮他們的競爭優勢。但當人們掀開他們的面紗時,以為都是白淨的文明紳士,一看卻嚇了一大跳,原來全是面目猙獰的黑臉權貴!權貴們不僅要抵制自由民主,而且還要加強一黨專制,以永保他們家族的特權和財路,因為他們的財富是用權力攫取的或與資本家交換得來的,這是那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鄧小平只搞經改而不搞政改的跛腳改革所造成的惡果。在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情況下,特權必然囂張地進入市場與金錢交換,造成今日中共史無前例的全面而深層的貪腐,現已無力回天了。國力強大起來的中共不僅仍然排斥當前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而且還想將一黨專制推向世界,當世界的領袖,因為頭兒有制度自信!

中共的這種非正常發展的權貴資本主義為世界所僅有,美國人沒有見識過,也是始料不及的,所以上當了!希望落空了!

現在,美國出了一個非常清醒的川普總統,看到了這一危機,正在改變策略,以遏制中共這頭剝奪人民自由、堅拒民主的專制怪獸,這讓大陸人民看到了希望。

本文所引用的歷史資料大多來自《維琪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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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峯(元禧) 謹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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