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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萧峰   闲聊华文文明之第一帝国 (四)、归胡还是归汉 2018-08-24 16:26:16  [点击:3333]
闲聊华文文明之第一帝国

四、归胡还是归汉

我想对华文文明的历史有些了解的人,看到我的这个小标题,可能都会想到李陵和苏武这两个人,不错,我这次就是想拿这两个人物说事。也许有人马上就会想到,李陵明明是战败投降的,叫降胡或者投胡不是更准确吗?为什么要称归胡呢?归是不是归降的意思?

我说的归并没有归降的意思,只有回归的意思,即使在华文的历史记录明明白白地写着李陵战败后投降匈奴,我也认为他其实是归胡

事情还是要从李陵的祖父李广说起,李广在史书里是被记录作陇西人士,陇西是先秦故地,秦帝国建立之后,理所当然就是秦帝国的领地,而汉又被认为是秦的继承人,李广当然就是要被当成汉人了。但我对此是有怀疑的,当然如果将汉人当作一种认同的标签,是可以将这标签贴在李广身上的,毕竟他充当了汉帝国军队的将领,又为汉帝国征战几十年。但如果从种族意义上讲,李广不是汉人的可能性是要更大,而且是大很多。我之所以持这样的观点,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陇西地处现在甘肃,今天这里距当年秦都咸阳的公路距离有400多公里,距当年的秦故都雍城也有300多公里,考虑到古代道路比现在要更依据地形,那时是没有造出穿山隧道的技术的,也没有造出跨山谷大桥的技术,所以当时两地的道路距离肯定会比现在远得多,陇西在先秦时代应该是一个的边缘地区,即使秦在此地设置了郡县,对此地的管控也肯定远不如对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境内的核心地区的。所以,即使李广真的是陇西人士,他也很可能是胡人出身,这种边缘地区,胡汉杂居本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华文史书再怎么言之凿凿地说李广是汉帝国的陇西人士,他的先人是秦帝国将军李信(就是那个声称只要20万军队就能完成征服楚国任务,结果被楚国项燕打败的李信),也是无法排除李广胡人出身的可能性的。

其次,史书里说李广精通骑术和箭术,并有飞将军的称号,我相信飞将军是形容他骑术极高超的,虽然他是以箭术高超而闻名后世的,听评书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小李广花荣的,但要将飞将军的称号箭术高超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即使是大开脑洞,做毫无边际的联想,也很难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但骑术高超与飞将军联系在一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在李广那个时代马镫这个重要的军事装备是否已经被发明出来还可能是有疑问的,但没有传到东亚是可以肯定的,它传入东亚是几百年之后的事了,所以那时掌控马匹的难度是远高于有马镫之后的。而李广骑术掌握之高超,至少在汉帝国的军人中,是无出其右的,否则,飞将军的称号就不可能落在他的头上了。只要有健全常识的人都会认同:冠绝帝国的骑术是不可能在成年之后练就的,必然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人才有可能将骑术掌握得炉火纯青,而有机会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人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胡人。更何况,李广应该是汉帝国高祖刘邦当政的中后期出生的,幼年时正是所谓的吕后专政时期,这个时期是汉帝国经济开始恢复发展的时期,但是马匹还是非常稀缺的,刘邦当皇帝时,他的御辇凑不齐四匹毛色一致的马,丞相萧何上朝还没有马拉的车坐,只能坐牛拉的车。马匹多起来已经是景帝时期的事了,而此时的李飞,已经在汉帝国的军队中崭露头角了。如果李广真的是帝国境内的居民,很难想象他家庭(虽然史书说他是良家子弟)能够提供他练就高超骑术的良马,我相信高超的骑术是不可能用普通的马练就的。所以合理的推论就是李广本人是生长在草原的胡人。

第三,华文史书记录了一个李广追杀三个匈奴射雕手的故事,但却没有关于射雕手的任何介绍,使得我们对射雕手是怎样的人毫无了解,只能望文生意地想像他们是射雕的人,或者是擅长射雕的人。这说明帝国负责记录历史的文人对射雕手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即使是帝国军中负责文书的军事人员对这类人也不甚了了,所以记录也就只能非常简单地引述李广的话称他们是射雕手。但李广毫无疑问对射雕手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不仅通过逃回的宦官的描述,就准确地判断出那三个匈奴人射雕手身份,而且立即采取追捕行动,不惜冒险率军深入匈奴控制的区域也要将他们全部消灭。如果仅仅从史书的描述看,这很像是李广为了讨好那个宦官,为他的受伤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但我相信事件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从李广一生作战历程看,深入匈奴控制区域都是奉命的出征,而不是他自作主张的出击,唯有这一次是他的擅自行动,而且是仓促间做的决定,连后续的接应也没有来得及安排。结果虽然捕杀了三个匈奴射雕手,但他和追随的军士真的遇到了大队匈奴骑士,不得不采用类似“空城计”的诈术才得以脱身,而且由于他临行前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接应的布置,还使得自己的军队无法做出接应的行动。如果李广仅仅是为了讨好宦官才去追杀那三个射雕手的,他完全可以做好接应部署,然后再带队出发,只要做足样子,无论追捕结果如果,这样的目的就足以达成了,但他还是不惜冒巨大风险也要消灭这三个射雕手,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所谓的射雕手决不是射雕的人这么简单,而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这个角色具体意味着什么而矣。那么李广又是怎么才会了解得那么清楚呢?我相信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他本人就曾经长时间跟匈奴混在一起,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胡人。

第四,这是最使我怀疑李广真实身份的一点,华文史书中说,李广部下的官兵是非常散漫的,在对阵匈奴时从不讲究队形阵势,这让人想到李广大概是那种高喊一声弟兄们跟我上,然后就一马当先的勇将。还有,他率部出征夜宿时,营中也不安排巡更,官兵都过得非常自在。就凭这一点,史书上将他说成是陇西人士,秦将李信之后就让我觉得很有问题。秦军战场纪律是极其严格的,大泽乡的反旗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军严明的纪律,这也是与严刑峻法的法家政治伦理是相吻合的。如果李广真的是秦将之后,就很难想像他的领军风格会与秦军的作风如此的格格不入。而同时代有一个名叫程不识的将军,就表现出很强的秦风,治军极严,导致士兵都愿意跟随李广而不愿意跟随他。他曾经这样评论过李广:“李广治军最简单,可是敌人突然侵犯他们,他就无法阻挡了;而他的士兵也安逸快乐,都乐于为他去死”。虽然程将军指出了李广治军作风可能导致的风险,但这样的风险没有记录在李广的传记中,估计李广一生战斗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风险。

这就不能以运气好来解释了,几十年都有这运气实在是不可思议,估计归功于李广派出去的哨兵才是比较靠谱的,这些哨兵被要求远离军营,当然尽职尽责的要求也是会有的,但应该不会是出了问题军法从事这类的警告,而是拍拍肩膀:兄弟,这会儿要辛苦你们了,我们全部弟兄的生死就交给各位手上了。这些哨兵估计是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表现出如此优异的的执行力,按史书的说法似乎应该归功于李广本人的人格魅力,太史公用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此李将军之谓也。”还有“桃李不言,下自成奚。”这样的言语来赞美李广的人格魅力,但从他诱杀八百多投降的羌人和杀害霸陵尉这两件事来看,李广并不见得是一个可以称得上人格高尚的人,说他心胸狭窄应该也是可以的,但为何他在军中又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品格呢?

我认为这正是最能够透露他胡人身份的关键,匈奴,或者说胡人没有帝国体制,他们的军队不过是一定数量的武士集团联合起来的一个军事集体,武士集团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没有谁是令行禁止的最高统帅。而帝国的军队却是指挥官坐阵指挥,他不需要冒险冲锋,冲锋陷阵是炮灰的事,将军是不需要做炮灰要做的事的,那是一个层级界线清晰的军事组织,这样的军事组织的执行力就只能靠令行禁止威慑来达成的。但胡人的武士集团中没这套,武士间的关系就没有这样的层级差距,他们基本上是平等的,大家都是武士,首领不过是大家公认的最勇武的武士而矣,所以作战时首领自然就要冲锋在前,这样才能保住作为首领必须的勇武名声。而且,他与追随的武士必然要保持比较平等的关系,不能高高在上,更不能欺负他们,否则,需要冲锋时,他们就未必紧随了。但他也不需要对跟随的武士加以严明的纪律,就凭他的勇武和对跟随武士的爱护,就能够保证他的交待能够得到一丝不苟的执行,胡人的武士集团,执行力靠的是武士间高度的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而李广正是以一个武士集团首领的面目出现在他的将士面前,他率领帝国军队的方式可以说基本沿用了胡人武士首领率领他的武士集团的方式,所以他率领的帝国军队,精神上还很像是胡人的武士集团,表面上看上去人人都散漫自在,但遇到敌人时却人人奋勇争先,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只是史书的作者们已经看不懂这其实是胡人的武士作风,也就只能将这解释成李广个人的人格魅力了。

还有,史书说他将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所以虽然长年任两千石的高官(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死后却是家无余财。这当然也被认为是人品高尚,但如果将这也当作胡人武士首领的行为模式,李广的这个表现会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胡人的武士首领在得到战利品后,肯定是要分给追随的武士们的,如果一个武士首领,将战利品只留给自己,那么即使是他的家人,也会去追随其它首领,他很快就会变成孤家寡人了。而所谓的赏赐和奉禄,在胡人武士眼里,无非就是战利品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是要与部下分享的。但在对待投降的羌人和曾经污辱过他的霸陵尉时,估计就会跟胡人武士对待自己的俘虏一样了,怎么处置就全凭一时之意兴了,杀也是不足为奇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根据史书的记录,李广的胡人特征是很明显的,就种族出身而言,李广是胡人的可能性比是汉人的可能性要大,而且大得多。所以我才以归胡来定性李陵的后半生。

归胡的话题我想到此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讲一讲归汉。归汉者,最出名的莫过苏武了,对史书记录稍知一二的人都会知道苏武牧羊的故事,但对他被稽留在胡地的因由估计就不甚了了了,也许还会以为匈奴单于只是出于蛮不讲理的本性,才将苏武粗暴地扣留在胡地的。

事件的起因其实是苏武的副手张胜参与了匈奴内部的汉军降将虞常的反叛阴谋,虞常谋划趁单于外出时绑架他的家人押回汉帝国,并将这个谋划告诉了张胜。但阴谋败露,单于家人早有准备,反叛行动以失败告终。反叛者虞常在受审时供出了张胜,单于本想将一行汉使全部杀掉作为报复,但在召集身边的匈奴贵族商议此事时,有人表示反对:谋划加害单于家人就处死,如果谋划加害单于本人,那又怎么才能够加重处罚呢?于是单于也没了主意。最后,匈奴决定招降各位汉使。连参与阴谋的张胜也因为愿降而保住的性命。这段记录是出自华文史书的,如果这事是真的话,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匈奴当作野蛮人,他们的文明程度比起汉帝国差距可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差距。在匈奴那里,最高的惩罚也就是处死了,根本想不到还可以诛杀全家,甚至诛灭三族、九族来作为处死本人更重的刑罚。也想不到处死本人也还有绞死、斩首、腰斩、凌迟、活煮等可以分出不同轻重的刑罚。

但苏武却因为没有参与,也不知晓这阴谋而不肯投降,而且用刀自吻,但最终在匈奴方面全力抢救下也保住了性命。后来匈奴派了投降的诺干前汉将来游说他,其中就有归胡的李陵。根据史书的记录,李陵因为知道苏武是怎么也不肯投降的,所以在他面前自己不免惭愧,所以一直避免与苏武见面。后来单于得知他与苏武的关系还算是密切,便命令他去劝降苏武。但从李陵与苏武交谈的那段记录看,我实在无法理解李陵为什么会觉得惭愧,我倒认为他觉得苏武不可理喻的可能性更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苏武有一个兄长名叫苏嘉,一个兄弟名叫苏贤。苏嘉在朝庭做奉车都尉,大概是一个负责管理皇帝马车的官职。有一次他跟随皇帝外出,但皇帝乘坐的马车出了事故,撞在行宫的柱子上,车辕被撞断,苏嘉也因此被扣了一顶“大不敬”的大帽子,无奈伏剑自刎了。苏贤也在朝为官,有一次因为一个宦官与附马争渡,附马失足掉入水中被淹死,宦官逃亡,苏贤奉命追捕,但没能完成任务,害怕被问责也服毒而死了。

兄弟两人在汉帝国都因为一些非常轻微的无心之过掉了性命,而苏武本人在匈奴这里的过失远比其兄弟在汉帝国的过失严重,你的副手参与谋反,即使确实不知情,至少也是对部下的管束没到位,这事放在今天,虽然够不上刑事责任,但要被追责是肯定的。虽然苏武与他兄弟所犯的都可以说是无心过失,这两种过错的性质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但兄弟在帝国过小却丧命,他在胡地过大而无恙,虽然被放逐在广漠的草原,但生活下去是没有问题的,还能享受组建家庭,享受正常人的生活,而且还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可以随意跟匈奴贵族交往。两相对比,只要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选择弃汉投胡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我也不认为苏武拒绝投胡是为了名垂千古,当时他不可能知道后世的文人会将他树为忠贞的榜样。我觉得他很可能还是怕投胡之后果会让留在汉地的家人陷入没顶之灾,虽然李陵带来了家人不幸的消息,但他是无法核实,也就不敢完全当真,如果就此决定跟李陵投胡,虽然自己的处境会有很大改善,但由此给家人带来的不幸却令人极其恐惧,即使李陵带来的兄弟的消息是真的,他还有儿女数人,兄弟们也还有他们的家人,他做不到对他们的死活不管不顾,何况苏武本人即使不降胡,也丰衣足食,过得自由自在,只要没有大富大贵的欲望,保持现状即可以不连累家人,也不使自己面临困境,可谓两头不得罪。李陵也是全家被害后才铁心归胡的,对苏武的这种心情不可能不理解,两人只要做了交流,彼此间都不会认为对方的选择是不对的。而苏武对李陵说的那番大义凛然的话,我相信是后世文人想像出来的,苏武估计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的。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抬高苏武,理由也简单,就是借苏武来贬低李陵,特别是借李陵的口说“你苏武真是义高过天,我李陵是罪大过天。”之所以要借苏武来贬低李陵,则跟太史公对李广持赞赏态度,对李陵也持同情态度,并以这样的态度定下了李广和李陵历史评价的基调,后世如果直接贬低李陵,就会与太史公发生冲突,而这些人也自知无法超越太史公,如果直接与他冲突,恐怕不会被后世采信,所以只好通过这样一个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对李陵归胡的谴责。

我的这个推测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还是有些旁证可以间接证明的。如果苏武与李陵的交谈真的是他的心声,那就很难理解他的儿子为何要参与燕王谋反。当然,苏武也可以用不知情来撇清自己,反正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不知情了,但谋反你可以推卸说不知情,但燕王上书昭帝为你苏武鸣不平,你应该不好意思再推卸说不知道了吧?如果你苏武真的象在李陵面前说的那样,为何不出来说句话,让燕王不要拿你来说事?这样燕王造反的借口会不会少了一条?即使不好得罪燕王,至少让儿子与燕王保持安全距离还是可以做到的吧,总不能说作为父亲,儿子与燕王交往甚密都可以推说不知情吧?最低限度也得将自己跟李陵说过的话再跟儿子说说,让他别搅黄了苏家的一门忠贞吧。但这些似乎苏武似乎都没做到,这样看来,他拒不降胡很可能就是基于我说过的那些理由,而不是史书上说的什么为报汉皇帝,不惜肝脑涂地。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对于那些只相信文字记录的人,肯定会说我是在胡说八道,既然《李陵苏武传》记录了这些交谈,那就肯定是发生了的。其实,李陵苏武间的交谈,如果真的是像史书记录的那样发生过,那就更能够说明李陵归胡真是太正确,而苏武坚持归汉真是太愚笨了。

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在这次交谈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苏武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原腹地,这一番交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负面后果,这说明什么?除了说明单于的宽宏大量之外,还能说明什么?既然李陵是奉命来跟苏武交谈的,他回去后不可能不向单于复命,如果他如实告知,单于也没有为难苏武,这难道不是宽宏大量又是什么?如果李陵没有如实报告,那就说明李陵有胆向单于隐瞒,以他降将的身份还有胆量隐瞒,至少说明李陵清楚知道单于即没有在自己身边,也没有在苏武身边安插眼线,这不也很能说明单于宽宏大量吗?反正无论是何种情况,只要他苏武说了这样的话还能够过他自由自在的生活就足以说明匈奴的逼格比起汉帝国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归汉之后,苏武当然是会受到表彰的,皇帝(已经是昭帝了)给了个省部级的官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因此得到汉帝国的重视,虽然给他的待遇还算丰厚,但却没有能够安安稳稳地渡过晚年。在他儿子参与燕王反叛被杀后,估计他就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至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日子,直到大将军霍光决定放他一马,他那棵吊在嗓子眼的心才算又安回原来的位置了。霍光虽然放过他,却也罢了他的官,估计他还是过了几年的清苦的日子,直到汉帝国又迎来了新的皇帝。

苏武归汉后日子过得并不太好还有另外一个证明,就是他在胡地的儿子在宣帝时才回到他身边,此时离他归汉已经过了七年时间,他留在汉帝国的儿子苏元也已经在六年前被处死了,眼看着就要孤独终老的时候,宣帝突然开恩问起他在胡地是否留有儿女,他这才敢向帝国请求让他留在胡地的儿子归汉与他团聚。他为何没有在刚归汉时就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想要那个留在胡地的儿子吗?我不太相信会是这样,就人之常情而论,草原腹地的这个儿子应该是他当时最好的陪伴,虽然他的身边应该少不了可以陪伴的人,还有那个被分配给他作妻子的匈奴女子,对于这些人他可能真的做到不在乎了,但这个陪伴他渡过草原上最无聊的时光的儿子,我相信他肯定会难以搁舍,但他始终不敢向帝国提出接回儿子的要求,这足以证明他内心的恐惧,那是对帝国的恐惧,所以他宁可自己强忍着思念的苦痛,也不敢让帝国怀疑自己的忠诚,即使在他为保存帝国的面子牺牲了人生的黄金岁月,即使帝国也因此给了他丰厚的奉禄来表彰他的忠诚,但他还是无法克服对帝国可能怀疑他的忠诚的恐惧。如果他真的不在乎那个胡地的儿子,他完全可以根本就不承认他的存在。

我想归胡还是归汉,如果不做价值判断就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了,要做价值判断,就要面临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由于华文的历史教育已经将一个价值标准灌输到受教育的人的记忆深处了,所以在华人的世界里,归汉才是正确的,才是归化文明的;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归胡,只有降胡,降胡是错误的,是退回野蛮的。其实只要认真地研读历史的经过,而不是仅仅看史书的结论,文明基本上不在“汉”这一边,而是在胡这一边。苏武归汉的故事可以大致说明这一点。

匈奴对待苏武可以说是非常文明的,他在草原腹地的生活虽然会有很多他不习惯的地方,但他是无需恐惧的,当然,应该说是有所恐惧,但那只是对未知的自然领域的恐惧,随着对周边环境的熟悉,这样的恐惧也就消失了,至少也会大大减轻,他不需要对权力感到恐惧,因为他已经知道匈奴的贵族是不会随意剥夺他的所有,即不会随意剥夺他的生命,也不会随意剥夺他的财产,他在胡地是自由的。当然,匈奴是不会有高官厚禄给他,匈奴的贵族政治根本就没有高官厚禄这一套,贵族为单于办事是没有报酬的,他只有经营自己领地的收入,其它的收入可能就只有战利品了,战利品不能只理解为战争中的缴获,也包括打猎的收获,后者其实比前者要多得多。

但他归汉之后,我敢肯定他是经常处在恐惧中的,特别是他的儿子苏元被处死之后,这种恐惧肯定是如影随行的。虽然他有高官厚禄,却是不被信任的,所以他并没有掌握实权,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是典属国是个什么官职虽然很不为人所知,老实说我也不清楚那是个什么样的官职,但我敢肯定这不是一个有实权的官职,看看《酷吏传》就会知道,没有一个传中之酷吏是任此官职的;二是如果这个典属国是个有实权的官职,苏武的后半生应该还会有所作为,他的传记也会有所记录,但没有,所以我估计这只是个技术性的官位,很可能相应于现在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这类的官。如果帝国真的相信他的忠诚,应该授予他实际的权力,这样才有助于他施展自己的抱负。这样看来,其实帝国并不真正信任他,估计他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才硬着心肠对自己最亲的儿子不管不顾。

再回过头说一下归胡的李陵,他的下场在史书的记录是被单于封到了草原腹地的某个地方当王。这个“王”当然是帝国文人的理解,是当不得真的。但他在胡地成为了贵族的一员,估计是不会有错的。后世的唐帝国时代,有叶尼塞吉尔吉斯的武士首领自称是李陵的后代,并与唐帝国建立了往来。这是否可信当然是可以质疑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证据了。但这人为何要自称李陵之后?

受华文史观影响的人估计会认为他是为了攀附李唐朝庭,因为李陵姓李,唐帝国的皇帝也姓李。但问题是这个武士首领并没说自己姓李,唐帝国也没有赐他姓李,唐帝国是很喜欢赐一些胡人姓李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李光弼,如果他自称是李陵后人来攀附唐帝国,直截了当地给自己起个李某某的名字不是更有利吗?又或者请求唐皇赐他个李姓,但这些都没有,反而是唐帝国的中宗皇帝说过这样的话:你我同宗,非他番可比。从这话的语感看,倒是像唐帝国主动接受了这个同宗,而不像是人家故意攀附。所以我觉得这些自称为李陵后人的叶尼塞吉尔吉斯人真的是李陵后人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上个世纪,前苏联的考古学家在叶尼塞吉尔吉尔吉斯故地发现了一座汉帝国风格的建筑遗迹,年代检测与李陵的时代相符,地点也与史书记录的李陵的归宿之地也相符,所以很多人都推测这座建筑的主人就是李陵,当然这也不是毫无争议的,也有人猜测它的主人是王昭君的女儿和女婿,还有其他的猜测。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它的主人是李陵的可能性较大,理由嘛,其实上面已经说过了,而其它的猜测,看上去更缺乏过硬的证据。

即使这座建筑的主人不是李陵,它出现在草原腹地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归胡(如果它的主人不是李陵,就算是降胡吧)的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现出对故土的怀念,但归汉的人,比如苏武,如果他在家中的院子里搭一座身居胡地时居住的帐篷,后果估计是不堪设想的,也许有人会说苏武根本就不可能怀念胡地的生活,那对他是不堪回首的痛苦,但我觉得说他不敢怀念可能还更正确些,19年的岁月,他不可能没有奍成一些不同于汉人的生活习惯,只是他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在胡地还有一个亲生儿子,不敢表现出胡地养成的习惯也就不难理解了。

归胡,意味着自由和尊贵,只要你是一个勇武的骑士,你就会得到其他武士的尊敬和追随,你追随的主人也会将你视作亲密的手足,如果他对不起你,你完全可以拂袖而去,带着追随你的武士在广漠的草原开创自己的天地;而归汉就意味着恐惧和卑贱,别以为高官厚禄就意味着尊贵,秦晖老师说过高官厚禄只意味着受宠,但并不意味着尊贵,高官其实跟街上的乞丐是一样的卑贱,一旦失宠,即使想做街上的乞丐,也很有些难度。

今天,支那人其实还是存在归胡还是归汉的问题,身在美国,学会象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就跟李陵归胡的性质是一样的,从此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但还是很多支那人忍不住诱惑归汉,以为做支那人会有多大的好处,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归汉的某些人因此受宠的时候,就更忍不住归汉的冲动,这些人个体的下场会是怎样虽然不好说,也许有些人会因归汉而得宠,但总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香港人的下场就是这些人总体的下场。香港人就是归汉的典型,当年在胡人的统治之下幸福地生活了那么多年,却偏偏选择归汉,以为归汉之后也可以自己统治自己了。等到明白归汉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再想归胡,就没那出戏唱了。

当然,很有些因归汉而得宠的人在自鸣得意,我也不敢说他肯定会有失宠的那天,只是奉劝那些羡慕那些得宠的归汉者的人一句:得宠者永远只会是少数,那里头还会有一多半将来还是会失宠的。历史早就已经证明归胡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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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时间: 2018-08-26 22: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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