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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萧峰   闲聊华文文明之第一帝国(五)汉儒非儒 2018-09-06 02:50:33  [点击:2132]
闲聊华文文明之第一帝国

五、汉儒非儒

华文文明总是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居,其实正如刘仲敬先生指出的那样,诸子百家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古希腊的一部政治学加一部伦理学,所谓的博大精深,不过是井底之蛙的妄自尊大罢了。儒当然也跳不出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套路,而我所关心的也仅是其政治诉求和政治伦理的那部分。如果将孔子当作儒家的祖师爷的话(这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孔子只是传承了周公之道,周公才是儒家的祖师爷),儒家最原初的政治诉求就应当是孔子的政治诉求了。说到孔子的政治诉求,想必很多人都会想到“克自复礼”这四个字,不过我认为另外一句孔子的原话“兴灭国,继绝祀”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克己复礼的含义。这句话如果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这话就应该这样说:“将被灭亡了的邦国重新建立起来,将中断了的祭祀重新持续下去”,一言以蔽之就是维持封建体制。

封建这个词在现代的华文中是被严重污名化的,不过这里我也不想为它做什么正名的努力,只希望大家按它的愿意“封邦建国”来理解就好了。所谓的周制,就是一个封建体制,周其实也是一个邦国,决不是现在的支那人理解的天朝,只是它处在礼仪上的最高地位,围绕着周这个邦国,有一系列其它的邦国,它们都在礼仪上奉周为上级,但各个邦国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用一个形象,虽然并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把周当成现在的大英帝国,而其它的邦国当成现在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来理解是不会差太远的。如果对欧洲历史很有了解的人,对周制这样的封建体制是不会有什么错误认识的,周就相当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而其它的邦国就相当于匈牙利啦、波希米亚啦等等,这后一种比喻大体上应该是很恰当的。

孔子的政治诉求除了维护封建体制外,它同时还要维护周在礼仪上的至尊地位,各邦国内部也要维持诸侯与其他贵族间的尊卑秩序,这就体现在孔子的另外一个主张:“尊王攘夷”上。要强调的是这个至尊是礼仪上的至尊,不是权力上的至尊。在孔子以前的那个时代,所谓的最高地位,其实也只能是礼仪上的最高地位,按当时的客观条件,一个邦国能够实际控制的区域是不可能太大了,周即使地位再高,楚要是不尿它,它实际上也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所以后来管仲要找楚国麻烦时,才会有“包茅不入”这个借口,之所以能够有这个借口,说明楚国已经长期不向周进贡了,而周对此也一点脾气也没有。当然如果实在忍无可忍时,也可以动员一次各邦国的联军,敲打(或者更准确地说吓唬)一下楚,就跟管仲做的一样,然后楚就会听话几年,几年之后,就会恢复原状。恢复原状后,周也只能听之任之,假装不知道,因为联军的动员和远征是不可能是经常性的。还有,大一点的邦国,比如齐和晋,它的内部也是一个封建体制,后来的三家分晋跟这样的封建体制是有关联的。

但是,到了孔子的时代,一个邦国能够实际控制的区域就有了很大的扩展,而随着控制能力的提升,邦国的动员能力也在提升,随之而来的是邦国间的吞并战争时有发生,许多武力较弱的邦国被灭国,国内的贵族运气好一点的可能成为平民,差一点的还有可能成为奴隶,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人物叫作百里溪的就经历了贵族、奴隶、贵族的起落,最不幸的可能就是全族战死的邦国的诸侯家族,因为贵族,包括国君,都是要承担军事义务的,阵亡在卫国战斗中也是很常见的。这样一来,这个邦国不仅社稷的祭祀断绝,贵族的家祀也断绝了。与国灭祀绝同时发生的是强大的邦国内部的封建体制也出现了解体的趋势,其表现为资源在向某些贵族集中,而另外的一些贵族的资源渐渐减少,最为典型的表象就是晋国的六大贵族渐渐控制了晋国的政治生态,由此造成而其它的贵族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沦为平民,最终祭祀也中断了,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在孔子时代,这样的解体趋势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所以孔子要尽其一生的努力来阻止这种趋势的继续发展。

当然,历史证明孔子的努力是徒劳的,为什么会徒劳,我相信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这里只想聊聊儒家本身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孔子崇周,他本人也是这样说的:“郁郁乎文哉,吾崇周”,但周是灭商而立的,问题就出在灭商而立。当然,儒家是给出了合法性解释的,那就是武王伐纣的故事,将纣王说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对暴君武力反抗,将他杀掉是完全正当的,后世孟子还专门论述过,就是:“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其君”,但纣王当诛与周当代商不是一会事,儒家的问题就是将这两件事混同成一件事了,把本来可以是诛纣不灭商的事,说成诛纣非灭商。为了给周代商寻找合法性,儒家还发明的天命论,它一方面承认君主的地位是天所给予的,后世的所谓奉天承运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另一方面又说天命是会变的,原来天命在商,现在天命在周了,这样周代商的合法性就没问题子。

但是,如果天命是可以变的,那不是说明天也是不讲诚信的吗?后世受儒家影响的人都不太讲诚信,也许与这有关系。如果人人都相信天命可以变,改朝换代就自然成为常态了,而且每一次改朝换代,新的君主为了防范下一次的改朝换代,都要强化一下君权,这应该也是导致君权至上的原因之一。既然天命可变,而且变也是通过人使用武力来实现的,那么具有武力的人就不会去想为子孙后代的福祉来限制君权,而是直截了当地自己抢来君权,让子孙后代都做君主。如果我们设想一下相反的情况,人人都相信天命是不变的,那么杀死暴君之后,人们就会在这个天命的家族中找出另外一个大家都还认可的人来当君主,这样君权自然就不大可能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儒家这种天命改变的说词后来也成了限制君权的手段,不过那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的事了。在孔子那个时代之前,儒家限制君权更多地在于强调“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来实现的,而且也基本上是可以实现的。因为那时,邦国基本上还是处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君臣关系是世代传承的关系,彼此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君仁臣忠就如同父慈子孝一样,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就如同在熟人社会中的阴谋诡计和互相算计也是会少很多的,在熟人之间,比如生活在同一个小区的人们一般都不会在自己的小区内做一些不体面的事,在自己的小区内也一般都会自觉地遵守着行为规范。只是,当邦国不断扩大,再也不是小国寡民的时候,儒家这一套政治伦理就不太管用了。孔子应该是明白这样的道理的,所以他才会毕其一生为“兴灭继绝”而努力。

到了孟子时代,兴灭继恢复小国寡民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可能了,所以孔子提出的政治主张,在孟子的话语中已经不再是重点了,取而代之的是施仁政的政治主张,不过孟子大概自己也怀疑“施仁政”的教导是不一定能够管住君主的欲望,所以他又发明了一套“人性善”的理论来论证施仁政是做得到的,那怕君主即贪财,又好色。不过话说回来,孟子时代讲仁政大概还是有点希望的,至少那时还是多国体系,君主间的竞争也还保留着一点道德的色彩,还不像后来那样赤裸裸的依据武力。但估计孟子自己对性善论那一套底气也不是很足,所以他还将孔子的“君君臣臣”那一套政治伦理做了进一步的提升的。在孟子那,已经不再是“君不君则臣不臣”,臣不臣并不必然意味着与君对抗,离开也是选项之一,用大白话说就是:“你对我不好,我就找别人”。而孟子将这孔子那套提升成“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基本上就等于说如果君不君,臣就要造反了。

孟子除了讲仁政,还大讲先王之道,讲“法先王”,法先王背后的潜台词大概就是不法今王,也就是当今皇上说的不是什么圣旨,不是一定要当回事的,一定要当回事的是先王说了什么,不仅是作为臣的儒士要当会事,作为君的当今圣上也必须要当回事。我个人以为,孟子在这里是装了个套的,因为先王说了什么有谁街道,似乎只有儒家知道,因为是他们负责记录的,这样一样,法先王如果实行得彻底的话,几乎就成了我儒家说了算了,这当然只能是孟子的一厢情愿了。不过无论如何,至少是到孟子为止,儒家还没有出现过奉迎权力的人和话语。

但儒家传到秦帝国的前夜,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很典型地体现在荀子这个人物身上,虽然一般都还承认他仍是一位儒家(我想主要是因为他的某些名言还非常具有儒家色彩的,比如“从道不从君”),但他第一次提出“法后王”的政治主张,虽然有人说法后王的后王也指的是周文王和武王这样的已经死去的君主而不是当今的君主,这当然也可能真的是荀子的本意,但后王是很容易就联系到当今君主身上的,还有谁比当今更后呢?这就实实在在地有利于抬升君权了。在他之前儒家人物从来没有人说过“法后王”,说的都是“法先王”,或者是“法圣王”,简单粗暴地说吧,无论是“法圣王”还是“法先王”,其实都可以理解成儒家设计出来的抵抗君权的武器,可是到了荀子这,这武器就被他主动上缴了。儒家奉迎权力以谋求自身地位的行为,可以说是从荀子这里开始的,这就不难理解,荀子作为儒家的一代宗师还会讲授帝王之术,还会教出秦帝国前夜最著名的两大法家人物,理论家韩非和实干家李斯。

在先秦,将君权绝对化的主张是早已有之的,最早可能要推到墨家,墨家主张尚同,这本质上就意味着下与上同,这语境我想跟今天所谓的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差不多的。当然,这方面贡献最大的还是法家,最赤裸裸地将君权推到极致的就是法家,墨家的主张虽然也有君权至上的成份,但它至少还有非攻的主张可以平衡极端的君权,非攻实质上是有助于维持多国体系的,如果能够制止进攻性的战争,大一统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大一统,极端的君权基本上也是行不通的,而且墨家非攻并不只是说说而矣,是有实实在在的手段和作为的。只有法家才是最积极地将君权推向极致,最积极推动大一统的也是法家。

后来,虽然经过了秦始皇的坑儒,其实秦帝国并没有禁止儒家的活动,秦帝国的博士中也还有大量的儒家。众所周知,秦是短命的,秦帝国的博士在秦汉间的大乱中也自找出路了,其中有一个后来非常出名,被太史公称为汉之儒宗的人,他的名字叫叔孙通。

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被称作汉之儒宗呢?在汉高祖与项羽争战的时候,刘邦对儒是很不以为然的,有一个故事说刘邦见到儒士戴的高帽子,觉得很讨厌,就伸手摘了下来往帽子里撒尿。这虽然被记录在史书里,但我相信属文学创造的成份远高于属历史记录的成份,但它表达出来的刘邦对儒士讨厌之情应该是真实的。而使刘邦不再讨厌儒士的,而且还大量任用儒士的正是这位汉之儒宗,他通过为汉帝国制定的朝庭礼仪后,成功地讨得皇帝的欢心,不仅自己飞黄腾达,还荫及弟子数以百计,至此,儒士才在汉帝国的朝庭上才有了很好的待遇。

刘邦刚当上皇帝的时候与秦帝国的皇帝确实是大不一样,追随他打天下的大臣也没太将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这个时候,刘邦还真有点像胡人的部族首领,在皇家宴会上,众多功臣大呼小叫,喝高了还拨出刀乱砍庭上的柱子。这都让刘邦觉得皇帝当得真不爽。叔孙通看准了皇帝的不爽后进言说:只要给我足够的经费,我可以搞掂这帮骄兵悍将。刘邦问他的具体计划,他说:准备鲁地招慕足够的儒士,加上自己的弟子一起来研究制定朝庭礼仪,等礼成之后,他们就不会再这么放肆了。

刘邦将信将疑地给了他一大批经费,于是他便带着弟子们到鲁国故地招募能跟他一起制礼的鲁地儒士。鲁地有两个儒士非常不屑地对他说:“您服事的君主将近十位了,都是靠当面阿谀奉承而得到亲近和尊贵”。“”礼乐的产生,要积德百年然后才能成功,现在天下安定才几年,你就想做这事?这是不合古训的,我们不会跟你走的。您赶紧走吧,不要玷污了我们!”叔孙通很没趣地说:“你们啊,真是不识时变”。

不过他鲁地之行还是招到了几十个儒士,便带着他们和弟子们一起找了个地方安营扎寨,开始研习朝庭礼仪。其实叔孙通并不是自己研究一套全新的礼仪,而是以自己熟悉的秦帝国的朝庭礼仪为基本框架,再用正宗的儒家元素来装饰,这就是他必须在鲁地招募儒士的原因。之所以要用儒家元素来装饰,是因为汉初的人们基本上都是痛恨秦的一切的,如果完全沿用秦的礼仪,肯定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而且还会显得政治很不正确,但用儒家的元素装饰之后,一般的人,主要是汉帝国的那班武夫功臣们就看不出这里头秦仪的内核了。

等演习妥当后,就向皇帝做了一次汇报演出,皇帝看了也觉得很满意,便要求群臣学礼,准备在来年的开年朝会上正式实行这一套朝庭礼仪。

来年的十月(汉帝国是以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的开年朝会上,叔孙通预先在朝会上布置了很多的皇家警卫,拿着武器守在四周,朝会开始后,叔孙通要求大家按文武两班,分成左右两列,然后按官职大小依次进入朝会,向皇帝朝拜。在整个过程中,有些行礼行得不够规范,喊万岁喊得不够响亮的当场就被卫士带离朝会,于是整个朝会,以及紧接着的宴会,群臣都庄严肃穆,再也没有人敢大声喧哗了。这一下,皇帝可开心了:“啊,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有那么威风!”于是便重重地赏了叔孙通一把,还将他的弟子全都安排了官职。

但他的那套朝仪在真正的儒士眼里,是完全“不合古的”,即使是太史公这种已经不再是纯儒,不过对儒还是有所了解的人眼里,也知道这一套不过是“大抵皆袭秦故”,也就是说,不过就是秦那一套。但经过叔孙通的儒家元素装饰后,很多人,特别是本来就读书少,不熟悉儒的帝国功臣眼里,已经看不到秦的影子了,所以没有什么人以秦仪来抨击它了,更没有人抵制它。制定这种完全是为了尊君抑臣,奉迎皇帝的朝仪的人,还是真正的儒士吗?儒家传承了几百年的抑制君权的风采,在他身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刘邦没多久就死掉了,汉帝国进入了崇尚黄老的无为时代。儒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了,黄老成了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个黄指的是黄帝,老,指的是老子,黄帝有什么政治主张其实是很难说的,黄帝不过是传说中的圣王而矣,但老子的政治主张却是很明白地写在《道德经》里的,最主要的主张当然是无为了。

在黄老哲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这段时期,儒的政治地位虽然是下降的,再也没有儒士得到叔孙通那样的政治地位了,但对保存了儒的本性却是有益的,只能做博士的儒还是有些人能够保存真儒的风采。太史公记录了一段辩论,辩论的一方是一位姓辕固的儒士,在这个辕固博士的辩论发言中,依稀还能够看到一点真儒的气息。

事情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有个姓黄的博士发言论说:汤、武不是什么圣明君主,而是弑君的乱臣贼子,他们都杀了自己的君主桀王和纣王。辕固博士当场就反驳,反驳那一套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我就不再啰嗦了,无非就是桀纣无道,汤武吊民伐罪之类的话,黄博士接过话头说:帽子再破,也必须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必须踩在脚下,倒过来将新鞋子戴在头上或者将破帽子踩在脚下都是不成体统的,君主再有过错,臣子不能扶正他的过错,反而趁机取而代之,肯定是不行的。辕固先生没有直接反驳,而是提出反问:照你的逻辑,我们的高祖皇帝也是乱臣贼子啦?这一下,旁边的景帝坐不住了,这样的辩论最终无论人们接受了谁的观点,似乎都对帝国不利,皇帝的干涉下,类似的辩论再也没有了。

辕固博士的发言是很符合儒家的政治伦理的,君不君则臣不臣,皇帝当得不仁义,我们是有权造反的,这一类的言论在先秦儒家的嘴里是经常出现的,甚至还有“扶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样有点极端的言论,这话中的“后”应该解释作“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扶持我,你就是我的王,虐待我就是我的仇人”。象“皇上再有错,他也是皇上”这样的话只有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才说得出来(“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但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更不反对君权至上了,不仅不反对,还象汉之儒宗那样尽力奉迎皇权,从这点看,叔孙通还真是名符其实的汉之儒宗。董仲舒就是这时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以“君为臣纲”的三纲理论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很讽刺的是从吕后开始,一直到景帝为止,儒的政治地位是远不如武帝之后的,甚至说儒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也是可以的,但汉帝国政治上的表现却是最符合儒家主张的时期。虽然官方的政策解释用了黄老无为那一套,但如果用孟子的“施仁政”也是很妥当的。甚至可以说:汉初这几十年,是实行孟子的仁政主张的几十年,黄老不过是仁政的一个包装而矣。而且汉初还是保留多国体系,中央集权很不显著的时期,这也是跟先秦儒家维持多国体系的主张很切合的。但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大幅提升儒士们的政治地位时,帝国却完全放弃与民生息的仁政,变成一头吞噬一切民间资源(包括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怪兽,它对社会的控制和盘剥力度其实已经全面超越秦帝国了。

在这个关系到仁政存亡的至关重要的时候,儒士们的表现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儒家风采,我们现在只能见到很自觉地迎合。后世被认为是儒家理论核心的“三纲”就是由这个时候的儒士董仲舒提出来的,现代很多反儒之人将“君权至上”的主张和奉迎皇权的表现视为儒家的特征,其实这是对真正的儒家莫大冤枉。“君为臣纲”为核心的三纲理论,虽然是自称儒家的董仲舒首先提出,但在韩非的著作中,早就有了雏形:“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到了这个时候,儒家基本上完成了法家化的转变,这个转变其实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皇权需要为它制作意识形态的人,而由于秦帝国这个反面的先例,这样的人再以法家面目出现就显得非常的政治不正确,即便是法家的身躯也要穿上其它的外衣,而儒,说到底就是这件掩盖法家身躯的外衣而矣。独尊之后,凡是嘴上讲的都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遵循的,却是法家的权力就是一切的原则,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如果说支那真有什么东西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

当你知道支那这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后再看支那的领导人和新闻发言人表演,你就不会觉得很别扭了,因为嘴上说一套,实际做另外一套的把戏,他们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已经开始做了,而且一直绵延不断直到现在,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继承了他们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源远流长的传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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