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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高玉秋   杜导正:脊梁骨李锐与《炎黄春秋》/轉載 2019-03-05 13:58:29  [点击:2861]
杜导正:脊梁骨李锐与《炎黄春秋》/轉載

2019年3月4日

扫描_20190305(部分照片略)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我來到木樨地二十二號樓李锐故居。物是人非,往常我們經常坐的大沙發已經堆满了鮮花,我们也献上了精心挑选的百合花。


李锐家中的灵堂


杜导正在李锐家题字

“當代中國屈原─李锐同志千古”,我寫的輓詞,貼在李锐照片邊。他一生追求真理,是堅定的改革派,是黨內的先知先覺者。我是覺醒在晚年,这也是我更尊敬李锐的緣由。他一生大起大落,毛澤東說過”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前四项他都经历了。超出常人的經歷造就了他一副硬脊梁。


杜老来到李锐家中看望亲属

我早年的工作跟李锐沒有交集。他在延安,我在晉察冀邊區。一九五九年,我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锐也因右傾勞改下放到北大荒,所以後來我與李锐最有同感的是,人生最難受的事情是挨餓,李锐在北大荒差一點就被餓死了。了解李锐多一點是讀到李锐《廬山會議實錄》時,這是我當時看到的珍貴史料。看后,令我对中央从批左到突然反右的谜团豁然开朗。後來又讀了他的《龍膽紫集》,覺得他是硬骨头。

為李锐名字脫敏

64事件後,李锐、于光遠、李昌和杜潤生在中顧委受到追查,不予黨員登記,後被陳雲挽回。但是,中宣部嚴格規定,李锐、于光遠、李昌和杜潤生這些人的名字一律不許見諸報刊、不許媒體提起,誰做處理誰。

一九九一年末,雜誌編輯拿來一篇李锐寫關於毛澤東的青年時代的稿《青年毛澤東的心路歷程》,雜誌編委會討論這稿能不能發,編委會爭議非常激烈。因為中宣部有明確規定,李锐的名字不准見報。《炎黄》創刊不久,各個方面都還很弱,為了生存必須非常謹慎。盡量刊登一些以史為鑑的、對人們有啟發又安全的稿子。反對的人認為:第一,此文是老生常談,有毛粉之嫌;其次,讓李锐的名字見報,是拿着雞蛋碰石頭,我們碰不起。於是編輯提出,要不跟李锐說,用筆名發表可否?編輯問了李锐,但他不同意,於是編輯就希望由我和方實去找李锐談,我們就給李锐打了電話。他沉默了一會,說:”用筆名,可以吧。“我又說:”那你想用什麼筆名?“他說:就叫“怒吼”吧。然後,編輯部又討論很久,分析局勢觀察動向,最後我們覺得可以试试打個擦邊球,因為這篇文章是正面評價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表揚毛总可以吧?用這個理由讓李锐名字見報而辯護。儘管講了毛的好話,但看刊物出現李锐名字,這個政治收益还是大许多。最後,我拍板:“就用李锐的真名發表吧。這也算是一次“以身試法”吧。就如我們刊登實事求是評價陳獨秀的文章,國民黨抗戰貢獻文章一樣,成功地打了擦邊球。果然,此事就這麼過去了。後來,其他媒體見我們雜誌發了李锐的署名文章,並沒有被懲罰,於是也陸續發表李锐的文章,這是雜誌同仁引以為豪的事一一為李锐的名字脫敏。

我们查了一下,李锐这些年在炎黄发表了五十六篇文章,每年大约有三四篇。《炎黄春秋》的平台,让相当多的人了解了李锐,了解了李锐的思想。

李锐:“我来向上面反映”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炎黄春秋》雜誌周圍有幾十個退下來的正部長,連老国安部長凌雲都是《炎黄春秋》雜誌的編委。那時《炎黄春秋》雜誌的編委擴大會,常有一大批前正部級老幹部和前省委書記參加,有杜润生、曾彦修、凌雲、任仲夷、朱厚澤、劉杰(河南省委書記)、項南(福建省委書記)、周惠(內蒙古書記)等,李锐當時算是比較年長的一个,经常带头發言。

李锐多次說,要着力研究幾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個什麼?共產主義是個什麼?中國共產黨是個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什麼?他秉承其父的憲政思想,希望中國走向憲政。那时,不少老幹部聽他的話覺得有點刺耳,但隨着时间的推移和國內局勢的變化,不少人再回想起當年开会时的情形,都不得不佩服李锐的遠見卓識。

進入二十世紀,《炎黄春秋》碰過許多坎。有一次,中宣部和上面一些人整肅《炎黄春秋》,用行政手段,不給《炎黄》雜誌年檢,說要通過年檢就必須掛靠到一家部級單位,這就引出一場“掛靠風波“。此事發生在二〇〇四年三四月前後(此前還有于光遠文章風波,他的文章涉及“三個代表”入宪)。為解決掛靠問題,我親自去找周惠,想讓他疏通劉雲山,還找了耀邦夫人和他的老大,希望掛靠到全國工商聯。最後,還是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費孝通老给我们疏通了,他說服了上面让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作為杂志主管主辦單位,雜誌得以生存发展。

期间,李銳也參加了我們多次研究對策。後來,雜志多次出現類似的年檢風波,無法出刊,在這種關頭,總有李銳和其他老同志幫忙。後來,当他們一個個病倒、辭世,雜志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有時候上面來頭很大,部分有人脈的同志也覺得棘手。

有一次,面對同類風波,開會時大家都靜靜的,有點僵在那裏。這時李老高聲地說:“我來試試!我來向上反映。“ 不管成功與否,這一句痛快的”我來試試“,就像一劑強心針,它給人力量和鼓舞。就像在前線,”同志們,跟我衝啊!“一樣有號召力。

我還記得,老同志們幫忙轉給中央的信,有一次果然轉到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手裏,據說胡還批過一段話,大意是《炎黄春秋》是一批老同志辦的,他們還是愛護擁護我們黨的,有錯誤可以加強管理和教育。他把中宣部整肃雜誌的企圖頂了回去。

回想二十五年辦刊歷程,每一站都有許許多多老部長老省長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拚命為《炎黄春秋》護航,呵護着我們的雜志。我們杂志全体同人都永遠感怀他們每一個人:萧克、張愛萍、費孝通、習仲勳、杜润生、任仲夷、凌雲、朱厚澤、周惠、劉杰、曾志、胡啟立、田紀雲等等。

李锐是他們中最長壽的一位,他跟二〇一七年去世的何方一樣,跟許許多多老同志一樣,為這本呼籲改革的刊物戰鬥到生命最後一刻。如果沒有這麽一大群老部長、老革命、老同志,《炎黃春秋》絕不可能走得這麽遠,這麽久。

“《炎黄》的顧問,我當定了!”

在雜誌社的晚期,老人們随着自然规律,一个个驾鹤西去。李锐的作用也更突出了。他在2014年成为雜誌社的正式顧問,堅定地跟雜誌的全體同仁一起,用最后的力气为炎黄春秋护航。

李锐晚年成为一位卓著的党史专家。他在《如何看待毛澤東》一文中,寫道:“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將歷史及有関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一一清理出來,公之于世。從而使後代人徹底清醒過來,接受教訓,以史爲鑒,更理性地前進。“

在《八十自壽》詩中他寫道:“欲喚人間歸正道,學操董筆度餘生。”他晚年著書立說,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病,發出了呼喚憲政民主的强音。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和決心,他堅定地沒有一絲猶豫地站在炎黃春秋一邊。二十多年間,他筆耕不輟地為炎黃春秋寫稿;炎黄春秋不論何時開會,不論刮多大的風、下多大的雪,只要他在北京,他總是一大早就來到會場,经常是第一个。

二○一五年,繼《中國青年報》的《冰點》欄目和《南方周末》等被「和諧」之後,《炎黄》已經是改革開放派唯一的陣地,而李锐就更加珍愛這唯一的陣地了。李锐與何方等老同志和顾问们與雜誌同仁頻繁見面,共同应对。


何方(左)李锐(中)杜导正(右)

二〇一五年春,國內形勢急轉,更不利改革開放力量。有的老編委在所属部門黨組的要求下被迫退出雜誌編委會,雜誌社處境一天比一天艱險,有的副總編、副社長也被迫退出,我們有幾期雜誌期刊,在印刷廠被gong安截住,要停機換稿才可以重新開機印刷出版。

一天,中組部派了三個局長去李锐家談話,目的很明確,說中組部要求李锐退出炎黃雜誌社的顧問的職务,李锐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們說完了嗎?《炎黃春秋》這個顧問,我當定了。你們就回去如實彙報吧。就說是我說的。」他決心與《炎黃春秋》共存亡。他也這樣捍衛過當年被整治的《冰點》,使《冰點》在《中國青年報》得以復刊。李锐的仗義執言,讓李大同至今念念不忘。

這一年,大家明顯感到了形势急转的诡异动向,李锐更是按捺不住,極力主張《炎黃春秋》重新刊登鄧小平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編輯部爭論很大,認為任何報刊都沒有這種先例,但李锐反覆陳述理由,最後說服了大家,總編徐慶全動手編輯了李锐的按語《我為何提議重發鄧小平的”八.一八”講話》。在國家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李锐始終站在人民一邊,站在推動歷史前進的一方。

非同尋常的豁達

記得一次,我們一起去見胡啟立,辦公室在二樓,但是沒有電梯。李锐已經九十好幾了,卻是一個人趕來。當李锐和我一起爬到二樓樓梯的拐角處時,他臉色發白,嘴唇發青,氣喘吁吁,差點倒下了。我們趕緊扶着他。但他很鎮定,慢慢靠着牆,從隨身帶的黑提包裏拿出硝酸甘油噴霧劑,往嘴裏噴了幾下,又過了一會,他才說:「沒事了。」我們繼續爬上二樓。那天跟胡啟立談了許多。其實,他的身體沒有他表現出來的那麼好。儘管他快到一百歲時還堅持游泳,還經常在游泳池看見他,他一般遊仰泳。但是他心臟安裝了起搏器,又有冠心病,肺也不太好。在他看來,與身體以至生命比起來,為憲政民主奮鬥才是更重要的。

二〇一六年,《炎黃春秋》也迎來最後的寒冬。那時,我們這幫”老傢伙”裏,只有李锐、何方和我還健在,還能思考還能走動。《炎黃春秋》顧問小組,還有郭道暉、江平兩位法律界頂級人物,和中年骨幹陶斯亮、胡德华。

當時我九十三歲了,精力明顯衰退,心裏非常焦慮,那一段時間因為李锐腿部拉傷,走不了路,我就約何方、宋以敏夫婦經常到李锐家碰頭。

二〇一六年春,《炎黃春秋》依慣例舉辦迎春茶話會,遭到當局阻撓,李锐、何方和我主张坚决抗争,编辑部同人和顾问们都齐心协力。我說:「茶話會非開不可,我們幾個老傢伙站在前頭,讓他們抓,這麼冷的天,進去後就死在裏頭了,這是最好的結局。」李锐、何方都堅決贊同。最终,我们的會轉戰了幾個會場,还是成功地举行了,來盯梢的人挺多,他們就坐在會場邊上听。

李锐的晚年,跟我來往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半個月就見一次面,談談政局,說說心裏話。不是我上他家,就是他來我家。其實他老伴張玉珍跟我說了很多李锐家的苦惱,但是他從不談這些家常事, 每次跟我在一起,都是談国家大事,即使談他過去的苦难,也是幽默輕鬆。李銳在晚年鼓勵雜志社的楊繼繩寫完記錄中國大饑荒的那部力作《墓碑》,李锐多次為他提供資料和指導。楊繼繩說,沒有李锐和眾多老同志們的支持鼓勵,沒有李锐的著作為基礎,他不可能完成。

最后时光——何時宪政

二〇一八年三月,李锐因肺部感染住進醫院,腦子清醒的時候,他總是要老伴張玉珍打電話給我:「李锐惦記杜老啊,要我問問老杜身體還好嗎?」我在家時也經常接到他夫人的問候電話。當他不發燒了,我們去看他,他在昏睡中聽說我來了,果然睜開雙眼,緊緊握住我的手,我們握了很久很久。張大姐說話,他點頭。

扫描_20190305 (5)

去年中秋節,我專程到翠微路的華普大超市,給李锐買了盒最好的月餅送到医院。後來,醫生為了降低感染風險,不讓外人探望,我們也就沒有機會再去看他了。之後張玉珍經常受李锐之託來我家,談他的情況,但我心裏是放不下的,知道他前一段日子還在看報紙,也很是歡喜。我心想,硬骨頭李锐可以熬過這一關的。

一直到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突然聽李锐夫人說,李锐不太好了,醫生讓家人通知我去探望。那天,老天降下罕見的鵝毛大雪,我們趕到北京醫院八一五病房,李锐帶着很大的氧氣面罩,臉有些浮腫,他的身軀還是那麼偉岸。我輕輕握着李锐的手腕和脈搏,我感覺到他的心跳還是有力的,突然,他的手動了一下。我清楚地感覺到,在即將永別的時刻,他最想對我說的,還是那句他說過不下百次的話:“何時宪政大開張?”

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宪政大開張。

不久將投爐火中,為民作主未寬鬆。

何時憲政施行了,讓我靈魂有笑容。



杜导正与李锐

他就是這樣的人,中國的硬脊梁,他笑着走向生命的終點。李锐老兄在天堂看着我们。

根据口述整理 此为口述者订正后的定稿
制作健谭论
最后编辑时间: 2019-03-05 17: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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