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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任畹町   ★秦城监狱 6.4法庭辩词实录 整个网络及本坛旧发件消失或残缺 2019-06-16 10:00:15  [点击:3879]
★ 秦城监狱 6,4法庭辩词实录。整个网络及本坛旧发件消失或残缺。

★任畹町 六四 "法庭辩护词" 89民主改革与主权在民──驳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作于秦城监狱
20031127/30

1991年2月8日 在北京市中法法庭的辩护词,作于秦城 * 由于庭审时间有限并不停被中止申辩 , 辩护书只宣读了一部分 ,最后以"进行演讲煽动"为由休庭 。旁听者150余人 ,有全场录像。原载《任畹町文集》。1994年曾试图携带出狱被搜捡。1996夹带出狱。

…………………………………………………………

目录:
总论
1、驳“污蔑诽谤共产党”
2、驳“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3、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4、驳反革命暴乱
5、驳“政治动乱”
6、89事件矛盾激化、冲突升级的责任和原因
7、89民主运动的历史依据和时代背景
8、89事件的矛盾焦点和实质

…………………………………………………………

法官先生:
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我在学潮和政治动乱的背景下“认为时机已到,在广场
和各高校进行游行、罢课、绝食的反革命煽动。”这一指控有背于逻辑和事实。


什么是“动乱”?
我国社会不能再经受战争的破坏和文革动乱,并不等于可以削弱或者取消社会民主。
反观40年乱与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只要共产党领导集团不乱,不争权、不腐败、国家和人民就不会乱。什么时候,只要党乱,必有国乱和民乱。

什么是“暴乱”?

综观改朝换代的社会历史,只要工农不拿起枪,只要军队不叛变,就不会有革命暴乱。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除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外,还有“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经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1989的民主改革事件是符合宪法根本大法的合法民主参政,是非暴力压力团体的政治反对派行为。是政治精英、中产阶级的民主分权运动,是全民的社会运动,它的两大目标是消除腐败、还政於民。

以宪法根本大法为准则为依据的群众性事件,当然也是最根本的合法事件。

正如浩荡不息的黄河长江是依照地理和生态的法则来决定和显示自己的主流流向的。无论有多少条支流,都无法替代长江黄河的主流。

89民主改革运动正是依照人类文明进化和社会演变的法则而运行的。
这个运动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危害后果,它违反的只是“北京市社会团体试行办法“、“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规定” 等首都行政法规。任何一个理性的政府都不会将游行、集会、罢课、绝食视为真正的威胁。

6月4日,武装部队平息的是群众和平请愿,而非反革命暴乱。军队用兵在前,群众被动抵抗在后。这就是事实真相。
将如此浩大的非暴力人民改革事件指控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是对我国宪法尽管是虚伪的“主权在民”原则和规定的根本背离。(法官:任畹町 ,要注意你的发言 )

宪法合法性的真正泉源来自人民。 任何打击人权和民主参政的行为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裁决。(法官:任畹町 ,提醒你注意 不许诬蔑政府 )

检察当局以所谓“政治动乱”的政治概念为前提对我提起法律公诉是违背司法独立的。
宪法第1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查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检察机关对我的起诉指控首先置于“政治动乱”的帽子之下,这是不是独立行使检察权?
案件正在起诉,何以结论为“政治动乱”?预先扣上“政治动乱”还要开庭审理作什么?

这种法庭审理可能是公正的吗?是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基础吗?

人民法院居然受理检察院的这种不合法公诉 ,请问,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是真的还是假的? ( 法官:任畹町 不许你藐视法庭 )

以某种政治结论去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大量“反革命”错案和“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错案的主要根源。

以一种政治前提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是违反宪法司法独立规定的。这就是党法一体的确切表现。
为此,我全然拒绝并要求公诉机关首先撤掉“政治动乱”的错误前提,以昭示我国司法独立的宪法尊严。

中国人民是酷爱自由的人民。
磅礴的89人权运动体现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规定和立法精神是永存的。
89风暴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自由捍卫、发掘我国宪法“主权在民”民主原则和规定的伟大尝试。 是中国人民为使宪法的这一虚伪条款转变为现实生活的艰苦卓绝的光荣锤炼,是民主墙以来十年民主改革的锻造与结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依靠全国人民及每一个政党、每一个社会集团的共同保卫才是合法有效的。在保卫1949年中国革命成果的问题上,共产党没有专属权。广场上空每天回荡着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中国人民和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保卫共和”“钟情民主”的生动写照。

在这个所谓庄严的法庭上,我要考验司法当局,在官民政治利益产生严重冲突的时刻,在“主权在党”与“主权在民”的尖锐对立面前,法庭是如何公正地执行法律的。很可能这个法庭不值得我们对它报以希望,那就让一切倒退势力,一切腐朽事物在人民面前颤抖吧!
(检察官: 审判长 任畹町污蔑司法机关 提请注意 )

我们永远怀念89人权运动中为追求人类光明和社会进步,为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而死去的人们。
起诉书指控我“污蔑共产党是专制独裁的私利集团,犯下了难以宽恕的历史罪过“。

这是寻章摘句、有意拼凑、偷换名词、罗织罪名。(法官:任畹町 不许诽谤检察机关 )
“专制独裁”并不是我形容共产党的用语,谁都清楚,我的专门用语是“共产党一元化八位一体“。

4月21日我在广场演讲之前几天就已经出现了“推翻专制”、“打倒独裁”的巨幅标语、口号。我在演讲中只是记录和评论了我的这一所见所闻。A骂B,C评论A骂B,并不等于C骂B,这是很简单的逻辑。检察机关企图将89民主改革中普遍高涨的反专制反独裁的口号首先归罪于少数人的所谓污蔑煽动,这完全是虚构。


4月30日,我在理工大学演讲之前的4月26日,此校食堂外墙上已经张贴的游行口号的第一条就明白写道:“打倒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这难道也是我的污蔑煽动吗?
当局拿“私利集团”的苦口良药不是当做好话和真话去听,反而罗织罪名,加害于人,是何道理?


为了驳斥所谓“反革命目的”、“反革命言论”的歪曲指控,我将证明我国公民对我国政党、我国社会、我国法律和国家哲学进行正当批评和采取反对态度的宪法合法性依据,并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论理为基础展开整个辩护。

法庭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被告人的辩护,甚至逐出法庭,否则,我将认为,法庭惧怕被告的辩护。

1、驳“污蔑诽谤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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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制定的、以国家强制力量保障实施的行为规则是法律规范。各种法规及其条文是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宪法是最高的法律规范形式,具有最高效力。人们依照法规进行社会活动,形成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时,就构成了法律关系。

这种关系具有三个逻辑要素。
一是指明法律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二是法律应指明人的行为规则,要求怎样做和不准怎样做。
三是指明违法的后果,即制裁和怎样制裁。

裙子在很多国家对男人是不适用的,也就是,男体不适用穿裙子。刑法只适用犯罪处罚,民法只适用于民事违法行为的裁决。
根据这三个要素可知,我国宪法不适用于政党领导制度,因而批评和反对执政党的言论是不违宪的、合法的。所谓“推翻”革命政党的违法犯罪行为是没有宪法依据的。

关于党的领导,仅仅在宪法序言中有一句抽象描述。至于通过什么法律制度,实现和保证党的领导,如何要求公民遵守党的领导、违反党的领导是否制裁,怎样制裁,这在整个宪法中没有一条可供人们遵循的规定,而且也没有其他法规。如此重要的“党的领导”在宪法中难道就是如此地不重要吗?事实正是如此。

什么力量是我国的政治领导力量?什么制度是我国社会的根本制度?
国家权力来自于何处?通过什么制度如何实施国家权力,宪法均有正式、明确地规定。相反,关于党的领导,一条规定也没有。

可见,“党的领导”在宪法中只是笼统抽象的毫无条款保障的空洞词语。


宪法第一条在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后,即要求公民应该怎样做,又规定了公民不许怎样做。
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任何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十五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扰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我国宪法并没有共产党神圣不可侵犯的行为规范和必须服从共产党的义务规定。

宪法总共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必须”做的有十处,应当履行的“义务”有九处,“不得“做的行为有十二处,“禁止”做的行为有十二处,没有一条规定是有关执政党的。


宪法没有规定镇压和制裁批评或反对共产党的言行,刑法也没有规定批评或反对共产党为违法犯罪。


因而可知,共产党在宪法中的位置是虚设的,不具备规范法律的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以“污蔑诽谤共产党”入人以罪是违法的!

批评或反对共产党以违法犯罪论处,改变一党制为多党制以违法犯罪论处,何以服人?法律何在?法理何在?
政党同公民的关系是政治关系而非法律关系,党的领导一直是宪法规定之外的力量。

这是共产党作为超社会、超国家、超政府的特权地位所决定的,自然,它也必定是超法律的,没有法律保障。


共产党之所以不需要法制化是因为它首先要排拒法律对它的约束和限制,以便保证自己的超然地位。否则,它就不是特权力量。共产党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受到宪法的障碍,当追究起文化革命的政党责任时,又没有宪法作依据,这就是共产党特权地位的需要和表现。


一个丝毫不受法律约束限制的政党和政府怎么能够通过法律制裁和约束人民呢?日本天皇和英国女王的权力是否同样如此, 竟无法律规范的约束和限制? 


共产党的特权既然来自于对法律的超脱,它就必定要以失去法定保护而付出代价。

89民主改革也是我国人民体现国家制度的民主宪政运动。它再一次从人民的实践方面否决了共产党同人民利益一致性的自我陶醉和神话,证明了政党同人民不能等量齐观,不能相提并论。



在宪法的实施上,“主权在民”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实际保障,而虚设的、毫无法律规范的“党的领导” 却是真正的主权力量。党权和民权的这一矛盾与冲突在89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肯定,这一矛盾和对立将贯穿在我国社会民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不管谁爱听不爱听,我要把这个真话告诉人们。


我国宪法仅仅在形式上继承了资产阶级“主权在民”的立宪原则。然而,农业社会主义要比资产阶级更好地满足“主权在民”的立宪实质,还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路程。我国宪法规定得最彻底、明确,最有强制约束力的地方只有两处。



这就是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第十二条: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不存在第二个权力中心。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其他力量是可以侵犯的。


只要我国宪法是真实的、无私的,这就是我国宪法的精义所在。这就是我参与89和89运动宪法合法性的依据。
毫无疑问,只有人民的直接参政权、人民的直接监督权,才是至高无上的,才是“主权在民”的最高体现。




根据宪法第三条的规定,人代会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人代会对人民不负责的时候,人民就要上街监督,言论监督、集会监督、出版监督、结社监督。“主权在民”的宪法规范为我国人民组成合法反对派-政治压力团体提供了确凿无疑的宪法依据。

当局起诉我“煽动青年”“挫败当局的各种政治压制”是违反宪法的。
法律条款是无可辩驳的,不容许增删一个字或一个条款。我的演讲主张或许将来才能实现,然而我的言论行动是依托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是地道地合法言行。
我国实行成文宪法,一切以成文宪法为执法依据,“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宪法在这里所指的“组织”和“个人”,只能是国家机关、执政党以及它们的领导者个人。只有执政党、政府及其领导者个人,才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去发动文化革命那样的“政治动乱”。普通公民没有力量行使这种特权。相反,我国政党和行政机关违宪的案例很多很多,从来没有受到人代会的纠正。

这个国家不存在违宪审查制度。文化革命就是特典型特重大的违宪案例。还有公安机关单独
执行的收容审查,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和推翻这种严重危害和践踏人权的反动法律。
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司法机关是否应当维护“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的“主权在民”的统一和尊严呢?


请问,人代会及其常委会的违宪审查功能究竟到那里去了?这难道不是“党法一体“的确切
表现吗?应当正式建立起“违宪审查法院”或称“宪法法院”。
( 民主资料房注:原狱作中有一段“宪法法院” 文字,现以一句补入,以概全貌。原“任畹町文集”未编入,这本公布的“辩护词”及其它狱作均是删节本。1999•7 )


2、 驳“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刑法第十条关于犯罪的定义是: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破坏社会主义和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制财产或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


犯公民私人拥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
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
为是犯罪。

犯罪的本质特微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并非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这一行为也须同时

违犯刑法才为犯罪。
对我进行指控的刑法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中没有规定“危害构成”,不符合犯罪定义。


犯罪学认为犯罪构成(含危害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基础,犯罪构成四要件,缺少任何一件均


不构成犯罪。 1、 犯罪客体2、犯罪客观3、犯罪主体4、犯罪主观,其中犯罪客体要件就是规定“危害后果”的。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刑法中唯一不问“危害后果”的罪名。这不但同“犯罪构成”的刑法法理而且还同刑法第十条规定的“犯罪定义”自相矛盾。这就使得“反革命煽动罪”的立法缺乏犯罪构成的充分条件。



立法机关很清楚,所谓“反革命煽动罪”作为言论、文字的范畴是不会带来社会危害的,但是,为了限制民主参政和钳制言论、出版权利,因而,制订“反革命煽动罪“的意图正在于此 。
刑法没有规定对执政党的“污蔑诽谤罪”,因此,请问:拿公民的正当批评歪曲为“污蔑诽谤“定罪,法定根据何在?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公民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和建议权,对任何人不得打击压制。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要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人民的批评和建议被无端打成“污蔑诽谤”,还有什么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可言?
拿人民的意见指为“污蔑诽谤”,还倾听什么意见和建议? 
显然,“反革命煽动罪”的制定和“诽谤污蔑罪”的类推是违犯宪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必须取消这一经不起法律检验和法理推敲的罪名。


3、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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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只能作为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哲学的规定原则,而不是也不应当是公民个人社会政治信仰的规定原则。这就是政治同法律的区别,信仰同制度的区别,言论同行动的区别。


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无论有天大的政治思想言论也谈不上违反宪法,也不能接受任何法律

制裁或劳动教养行政处分。这是现代开明社会还是非现代专制社会的重要区别。



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劳动教养作为迫害言论自由和不同政治信仰的手段应当通过立法加以取消。

共产党只知道多年来在生活上对人民欠债很多,而不自知对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同样欠帐很多,这比生活欠帐还难以偿还。
当人民在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时候,共产党是否意识到,还政于民的日子已经悄悄来临了。共产党应当夹着尾巴做党,夹着尾巴执政,不要再重演几十年来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反动行政史和司法史。


共产党违反宪法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历史的错事,人民原谅了共产党,民主墙就是人民原谅共产党、帮助共产党的一次运动。

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六条标准的另一种说法。四项基本原则无疑是共产党一党的立国之本,是立法原则和立法规定,具有某种法律属性。

然而,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意识形态,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属性。即法律属性、政治属性、信仰属性和学术属性。我称之为四大属性。
如果将四项基本原则的法律属性涵盖其他一切属性,将四项基本原则的多种属性一统化,就

会将四项基本原则简单化、教条化、专断化。这就必将导致在宪法和其它法律的执法中犯简
单化、教条化、专断化的错误。结果是压制正当言论、强迫公民信仰,不准独立思考、禁止
科学批判、扼杀进步思想。


如此,人民能不上街吗? 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具有法律属性,但是正如我在第一部分辩护所证,不得以“污蔑诽谤共产党“问罪。毛泽东1954年有言,“我国宪法的两条原则是民主与社会主义”。 可见,共产党的利益并不是立法原则。


“主权在民”哪怕是虚假的,它也是我国宪法的法律规范。执政党的领导哪怕是真实的,它也不是我国宪法的法律规范,不是法定的违法犯罪客体。宪法为我国合法反对派的存在提供了确切无疑的合法性缺口。 这就是89事件作为国际公案的宪法依据。


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属性决定了现代国家不得以言问罪。否则就是专制国家。
毛泽东1954年有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辩论”。毛泽东1962年有言:“我们反对秘密集团,公开的反对派,说错了,不处罚”。

毛主席说对了,但是没有做到,我们能经常找到毛主席说得到而做不到的许多例子。这不完全是他的个人因素形成的。

毛主席是一个口头上的民主主义者,行动上的专制主义者。这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经济时代
所造就的。


言论出版自由的核心是政治批评的自由,不光是批评市场物价和公共卫生的自由。
法国人权宣言写道:自由传达思想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它被联合国人权宣言又一次重
申过。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

自由民主主义的马克思说过: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是泡影。

马克思先后被迫侨居巴黎、伦敦、布鲁塞尔,从发表共产党宣言起,一生从事颠覆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和出版事业。除1845年和1848年参加欧洲革命几次被驱逐外,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对他的评论、出版活动没有再找过麻烦。这就是进步资产阶级法制。

列宁在革命流放期间,仍旧可以写书,同他的党保持联系、发指示,召集开会,著名的“俄国资本主义”和“十七个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抗议信”,就是在流放期间写成的。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学者章太炎1896年因为文字狱《苏报》案被判刑,狱方允许他可以撰文答《新闻报》记者问。


他的门生邹容因写革命檄文“革命军”,猛烈抨击孔孟之道和尊君思想,鼓吹革命乃天演之
公则,世界之公理。号召人民清除内患、建立共和,锋芒直指满清政府。这样的弥天大罪只被判两年徒刑。(编按:这是在外国租界法院)

二十世纪的所谓社会主义中国,在上述每个方面,能同专制俄国、专制中国的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朝代相比?



请问,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司法、中国的自由同一百五十年前的西欧各国、同一百年前的沙
皇俄国,同八十年前的专制中国相比,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以“污蔑诽谤”为借口指控我

的正当政治批评言论,同过去流行的恶毒攻击罪一样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

四项基本原则还具有政治学学术属性,以学术问罪更是学者们、研究者们不能忍受的。
比如,为什么一定要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剥削“?
“中共是不是无产阶级工人政党”?“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质是不是农业社会主义“?等等。



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是政治学研究对象。如果要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不必害怕和抵抗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和批判。马列主义本身就是自由思考自由批判的产物。不能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有法律属性,就抹杀它的各种社会属性。

害怕和禁止政治批评同强迫信仰四项基本原则是一回事。
四项基本原则的信仰属性告诉人们,可以不信仰四项基本原则,进而可以批评四项基本原则,研究四项基本原则。


1989年,人民上街,就是因为一个政党利用国家力量长期强迫人民信仰四项基本原则,培养虚假忠诚和两面派人格暴露的危机。


共产党强制信仰因而收不到真正的信徒,就是信仰不自由的结果。在和平时期那些千方百计钻入党内的主要是、绝大多数是为了捞取执政党的种种实惠的谋私之徒。聚合在一起,自然成了谋私之党。 (检察官:任畹町在发表煽动演说 请审判长制止 法官:休庭 )


古代宗教是排它性的,为什么现代无产阶级政党也是排它的?
宪法没有规定“不得”和“禁止“批评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强制信仰四项基本原则,宪法在这里是开放的、自由的。通过宗教现象去观察政党现象会有助于人们理解并建立起信仰自由批评自由的合法性观念。更好地理解和贯彻我国宪法,纠正和克服侵害公民自由权利的违宪违法行为。一党私利比多党私利更坏。

宗教现象是社会政治现象、阶级现象。宗教信仰就是社会政治信仰、思想信仰。
基督教和佛教都产生于奴隶社会,目的是反抗富人,追求平等……基督教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国教,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在古代中国,佛教也常常被奉为国教。

今天,伊斯蓝一统天下的阿拉伯世界就是“真主”和“先知”的穆哈穆得的武力形成的。
宗教首先不是个人修行、得道成仙、洗涤罪过、追求来世的精神寄托,更重要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和产物。很多农民起义都借助于宗教名义。


在古代,甚至现代,宗教都是唯我独尊的。有强烈的排它特征。中国南梁时,皇帝曾动员几十个文人学士撰文75篇围攻范镇反对佛教的“神灭论”。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和支柱,禁止思想自由,敌视科学研究,成为社会进步的反动堡垒。

意大利人布鲁诺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这自然动摇了上帝的至尊地位而被革除教籍处以火刑。他高呼:火不能使我屈服,未来的世界会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你们在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会比我听到的时候更害怕。 伽利略也因为日新说在70高龄时备受拷打。


英国人培根因为主张科学实验和个人经验抨击教会,否定权威被监视10年关押14年……

现代国家如果司法不是真独立而是假独立,那么在它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政党在起作用。党国一体代替了政教合一。

儒教是我国的国教。从西汉开始,我国封建社会长期是儒学──政学合一的社会;儒教──政教合一的国家。(自注:这是我自己的说法。这方面研究不深,不知对否。)

儒教依国家政权权势、极力排斥它学它教、同时它也会受到自由思想的批判和挑战。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可称之为马学马教,宗教有分裂的历史,自身改革的历史,有侵略的历史。……



当政教合一或者教权成为超越世俗行政权力而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反动力量时,宗教就要
退出国家政治生活了。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普遍反对宗教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就是这个道理。


宗教就是迷信,来源于结社。一党制也是迷信,宗教即政党,政党即宗教。

如果三大宗教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完全可以称之为基督党、伊斯蓝党、佛党、儒党。

宗教同现代政党现代国家关系很密切。世界上许多以三大宗教命名的政党和国家:

天主教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长枪党、伊斯蓝十叶派民兵组织、伊斯蓝民主联盟、

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蓝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近代一些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过程同
宗教相似。

我不想预言千百年之后一些现代政党完全可能变为宗教,但是我敢说,近代一些无产阶级政
党表现了同宗教相似的大量现象规律和特征。文化革命不是使共产党同它的领导变得很宗教

化吗?党的领导要警惕,不要充当教皇。


如果将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奉为国家哲学,这种国学同宗教教条有什么区别?这不是强迫信
仰是什么?难道现代中国,需要新宗教吗? 如果共产主义是天堂,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同
各种宗教的理想天国究竟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纵然伟大,照此下去,总有一天会变成耶稣救世主被人们供奉起来。
我国虚假民主共和的外壳同实际的政教合一体制存在剧烈冲突。


太阳正中时,也是偏西时。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走向灭亡。一党政治正在没落。共产党的
领导和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制度的生死存亡,取决于社会民主的扩大,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马
列主义的真理力量,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不是靠强权、控制和镇压。


我批评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属于意识形态,是政治言论,是社会信仰、思想信仰、是学术理
论,不构成违法犯罪,不应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问罪。


4、驳反革命暴乱
────────
我提出在1989年过渡时期建立新的党团,组成公民委员会同人代会共同行使职权、改组政府、修改宪法,不是夺取国家最高权力,而是分取权力。人类社会充满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有不流血的、和平的。被统治阶级使用武装暴力剥夺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及财产的行为,被界定为推翻行为。

推翻即革命。推翻行为同暴力实施是紧紧相连的。没有暴力就谈不上推翻。事实上,古今中

外,暴力推翻行为在纲领和主张上都有很明确彻底的公开性破坏性用语:如“打倒”、“推

翻”、“驱除”、“诛杀”、“夺取”、“进攻”。当局指控我以和平改造行为宣传煽动推
翻国家政权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89运动的主流倾向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没有任何暴力准备,双方整整对峙了56天,军队进城之后才发生了暴力冲突就是明证。
你可以将一滴水说成是一滴汽油,但是你改变不了这滴水的分子结构、比重和物质存在及水
的定义。根据现代政治学的某些结论,我归纳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三元素──三大前提、
五个要件、三项特征。


法国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中国革命)、美国革命这样的社会大革命均有三大前提。
一是工农拿起枪,二是旧军队叛变,三是伴同民族独立战争或外国干涉。(亨廷顿政治学)
请对照89年是不是所谓反革命暴乱。

此外,像历史常见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与政治革命、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布加乔夫起义、

英国内战、西班牙、意大利革命、十二月党人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非律宾革命、中国历代农民暴动……同所有社会革命一样均有五大构成要件。

一是暴力武装,组成军队,旧军队加入,二是组成暴力政党或集团,三是暴力宣传和鼓动,四是暴力密谋,五是职业革命家集团。请对照89年是不是所谓反革命暴乱。

暴力政治革命同社会革命均有三大特征。
一是没有不攻打国家首脑机关、皇宫、官府和地方政府衙门的,二是没有不攻打军队、监狱、
开仓济贫、攻城掠地的,三是没有不攻占电视、电台、电站、水厂的。请对照89年是不是所谓反革命暴乱。

89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前锋、政治精英、中产阶级为主导,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是非暴力反抗。

正如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归纳人类社会非暴力反抗的现象规律。

“非暴力反抗是一种公开的行为,是在忠诚于法律的范围内(法律边缘)表示的不服从“,但是“它是表达深刻的和认真的政治信念的正式请愿”,“打算诉诸公开的正义感“,“表达真诚的和深刻执著的信念,虽然它可能(对统治者)发出警告和劝喻,但是它自身不是一种威胁“。“非暴力反抗代表着处在忠诚于法律边缘上的反抗形式,它显然不同于好斗行为和破坏,更大大不同于有组织的武力反抗“。


6•4军队用兵在前,人民被动抵抗在后。主权在民,人民有权力抵抗暴力。

无论有多少前辈共产党人如何真诚地眷恋着黄河文化或者真正信奉著“难得糊涂“的封建官
僚格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一道共同毁灭着中华文化,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事实。

当中国人没有完全从中央之国的古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教会了无产者去破坏西
方文明。中国共产党背着数典忘祖和卖国的骂名勇敢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明灭绝的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我国目前仍然处在继1840年以来,继1910年以来,继1949

年以来,继1979年以来,剧烈动荡的漫长过渡中,虚幻的稳定追求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人民需要稳定,人民也渴望多党政治。令人欣慰的是,民主墙以来的中国人已经成熟到

一改往昔暴力革命的惯例,学会了遵守宪法,致力于和平非暴力改革社会的手段和本领。
然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千百年来的老办法──只不过坦克装甲和新式步枪代换了长矛大刀和洋枪洋炮。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1989年的中国军队枪杀和平改革的学生和市民,究竟根据宪法的哪一条规定?人民的进步和统治僵化,这一鲜明的反差正好说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和阻力所在,也正好分清了这宗国际公案的历史责任。

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反修防修的大旗下深陷文革泥潭之时,世界在飞进。89风暴之后,中共党人又带领中国人民跌进了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的历史大深坑。


中共党人宁愿在一块石头上跌两次交也不会真正吸取一次教训,在国外责备人家强权政治,
在国内,以强权对待人民。
80年代以来,一次是民主墙改革,一次是86学潮,一次是89风暴,在民主参政的问题上,共产党宁愿跌三个大交,也不情愿听取人民一次忠告。我们说,当局已经失去了解决处理中国事务的能力,其大略论据,归统起来盖源于此。

89风暴表现了我国社会强烈要求它的政治体制重新适应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既扩大全社会民主。揭穿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89人民运动是怎样被打成动乱和暴乱的。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政治难题,是如何被当局不断激化矛盾,以至于局势闹的不可收拾。

由此,也很好理解,中共党人为什么总是在关乎国家前途,人民幸福、民族强盛的关键历史
时刻,同世界的和平、民主、自由发展的进步潮流常常发生逆动并陷于孤立境地,还自以为坚持了原则。一切行为都是为维持特权统治和政党私利的。

5、驳“政治动乱”

正如法国革命的80年时段内, 八次改变宪法,1954—1982年的28年内,我国四易宪法。

宪法法制的不稳既是动乱的法制根源又是政局动荡的重要表现。

1956—1977年的20年中,中共四易党章,执政党党章的不断更动既是动乱的政党根源又是动乱的重要表现。

(自注:本辩护的全部立论和大量主要论据包括“四易宪法”,“四易党章”,一概为自己制作。监狱里没有更多的资料可查。有原始创作。)



这样就回应了“什么是政治动乱”,“什么力量有能力发动文革那样的动乱”问题。
文化革命是中国内乱史(内讧史)、政变史、争权夺利史、互相倾轧史,是真正的动乱之源


和实质的动乱内容。文化革命典型集中地毕露了我国传统政治的反动与黑暗,也揭示了未来

的政治危险。中共关于文革的决议仅仅是政治性的,没有科学价值。只能满足政治需要,不可能也没有为长治久安提供政治营养。



文化革命是我国现代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专制的一页。一党制是长治久安的大患,也是政体

改革的根据,中共如以解放全人类为标榜,就要以改造一党制入手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

89民运的客观历史过程就是改造一元化一党体制。

多党制是资产阶级漂亮的政治外壳,而共产党连这样的外壳都没有。
在中国,任何时候都不能将动乱的帽子扣到人民头上。人民上街,民主参政,天经地义。


由此,可以归纳我国政治革命,和平政变反政变的六要件。

一是执政党主席或最高领导权威直接发动和领导,二是军队、政府参与,三是动用国家宣传工具和国家政府机关,四是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五是宫廷密谋,六是以执政党决议或司法审判法定政变成果。
除文革之外还有1971年迫使林彪集团外逃,1976年江张集团覆灭,1989年5月军事戒严,赵下野。


中国的政局治在共产党,也乱在共产党。人民依靠上街推倒一个政权是不可能的,中外历史上没有先例。
人民和平请愿导致的政变,是上层运作的最终结果,或者有军队力量作基础。从整体诉求和
客观意义上说,非暴力或没有实质准备的口头暴力运动,只能是分权政治。89民运即如此。

如同以奴隶经济为基础的雅典贵族政体, 经过梭伦改革后转变为自由农和工商奴隶主经济为基础的城邦人民大会民主制。

由于封建主的不断反抗,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西欧王权政体逐渐转变为以工商业、贸易为基础的贵族、骑士、平民的等级君主制。
分权制同集权制一样,强化和稳固了那个历史时段的政治、经济权力,弱化和剥夺了旧势力、旧政治,旧经济的权力,只有革命而无反革命意义。



欧洲在转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对王朝的忠诚普遍转向对国家的忠诚。法王路易十三拒绝了母后家族利益的要求宣称:我对国家负有更多的义务。

君主会腐化,政党会变色,总统毕竟是最大的官僚,只有人民才是永远不变的。


如果说,89运动有什么错误和罪过的话,那么请问: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产党政府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人民和历史的错事、蠢事、恶事,判错了杀错了整错了那么多人,整死了,淹死了,饿死了那么多人,糟蹋了浪费了挥霍了人民那么多血汗钱,为什么共产党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和罪过却可以永远坐在台上,不许人民弹劾,不许人民真正批评,不许人民反对,而人民有错误,却要加之以反革命罪名!再请问,究竟谁对社会对历史的危害大,谁对人民对国家的罪过大?!对少数人的判决是针对整体人民的,历史将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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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事件矛盾激化 冲突升级的责任和原因 [仅录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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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4•22当局不拒绝学生参加胡耀邦追悼会是否会引发罢课?

如果不发4•26社论是否会有4•27的大示威?
如果政府对话尊重高自联,不排拒高自联是否会引发5•13绝食?
如果没有5•13绝食,学潮是否会正式转为民潮?
如果5•19不戒严,是否会导致上层分裂,体制内精英游离在外,工人罢工?
如果6•4不开枪,坦克不进城,是否会爆发全民抵抗运动?
89民运表现了党、政、军、文、法同人民的全面对抗。


6月3日,是五四运动全国工商总罢工的起端,6•4占领广场,是五四恐惧症所致。
发4•26社论,是文革恐惧症所致。

7、89民主运动的历史依据和时代背景

历史上没有民主参政夺取政权的先例,只能分权(孟德斯鸠语),这不仅是原理,也是事实。
一是立法机关内的民主参政,一是立法机关外的民主参政。民主分权的对面是武力夺权。
从法国革命到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民主变革没有离开市民、工农或军队的。

在一党制框架内鼓吹的“民主化进程”不是民主政治,“保持学潮的纯洁性”更不是民主政治。革命和渐变同样不可回避,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企图取消其中任何一面都是空想。
民主改革运动历来是国家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

89年这场斗争的焦点和实质是:自由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同农业集权社会主义的对抗,多元政治同一元政治的对抗,民主参政同司法压迫的对抗,和平请愿同武力平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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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畹町评传》第一章 任畹町民运生涯 概 评 (节)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建政的立国之本,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全部课题。自由和民主的操作应当首先在理论、道义和法理上完成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探讨和评价,使之有一个全面思辩和最优理解。

如果,不能为评价"四项基本原则"提供充足的法理依据和雄厚的道义理论,中国人则无法逾越现实的精神枷锁和司法羁绊。 民主派在进行政治现代化的建设与实践上,应该奠定不同于其他国家特有的武器理论。

为此,任畹町的"法庭辩词"根据历次民运的经验,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四大社会属性。 "

法庭辩词"结合中国民主运动的实际,热情讴歌89民运,指出了89作为"民主运动"而非"社会学潮"的政治本质,剖析了我国宪法"主权在民"的虚伪与"主权在党"的实质,具体地论述了宪政思想,使民运的修宪制宪的诉求理论化。

继89民运演讲--"我国政体改造与民运历史功绩"即"八四纲领","法庭辩词"再次证明了"合法政治反对派运动",提示了89民运的抗争本质及政治体制变革的历史任务,综括提出了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三元素"及我国社会"政变反政变""六要素"理念, 尖锐地反驳了"政治动乱""反革命暴乱"的指控。

"法庭辩词"分析了当代民运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时代历史依据,比较了政党与宗教的关系,涵盖了政经史哲多方面的内容。

因为,作为"法庭辩词"的需要和局限,"法庭辩词"没有阐述"六四"人民抗暴起义,这是"法庭辩词"的缺陷。

但是,在"建设民运(文化)"中有系统证明。如:

W19,《建设民运(文化)》 任畹町Ren Wanding
专论5大"民运连续性与经验积累"极其民运的团结统一 /20010710/20020501订正
——6、4民主革命 从抗议到作为的三部曲
──兼论传承组党的高级发展战略
——何谓"天安门精神"• 什么是"传承中国民主运动"和"天安门精神"{王丹授杨子立"中国青年人权奖授奖辞"用语 }
──法国汉学家白夏(Jean Philippe Beja)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记忆和传媒」研讨会的演讲不符合中国民运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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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3•《建设民运(文化)》 任畹町Wen Wanding:19980509 /20011024订正
再论89民主变革的时代意义 得失与教训
──尊重历史 忠于历史 发掘历史
──89民主革命论
──赵紫阳不是"支持民主"的"民主主义者"
──参与政治与介入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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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4•《建设民运(文化)》 任畹町Ren Wanding:
三论89民主变革的时代意义 得失与教训
——为什么89民运必然失败 流血不可避免
——驳89民运"葬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社会再造 实行宪政•中国民运的最高目标不是乞讨"平反6•4"
──89民运最大的赢家是"社会民主派"( 民间民主派 ) 20010512/20020306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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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中国大地上回响了多次。民主的狂想,挥不去的自由梦,使民运成为一门学问、一门专业、一门职业、一门艺术。

“法庭辩词”以象征民运的代言人行将赴死而永生,以仿佛革命家的庄严使命激情万端,以似乎舍我其谁的救世之才而搜肠剐肚,以斯如踌躇满志的学人经世济用,以俨然国家的主宰行政的首脑声吞四野……

"89民主改革与主权在民"立论正大,视野宏阔、激越深沉。口
最后编辑时间: 2019-06-16 1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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