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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草蝦   網文:慈禧向“侵华日军”颁发友好勋章 2019-07-18 23:45:19  [点击:1016]
慈禧向侵华日军颁发友好勋章 | 短史记
原创: 严汣霖 短史记 今天
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一份照会。



照会转达了慈禧太后的一份意见:



“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深宫甚为感悦。着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并着查取兵官武弁职务,迅速电复,以便分划等第,赏给宝星。”①



大意是:慈禧让蔡钧找日本方面,索取上一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日军军官名单,清廷准备给他们颁赐“宝星”勋章,予以嘉奖。





图:慈禧太后



此事酝酿已久。



据庆亲王奕劻致日本外务大臣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动向日方提出,要奖赏参与联军侵华之役的日军将官,但日方“师团长来函谦谢,而未将各官衔名开送”。



日军未作回复,或许是觉得此事不可思议。



1901年冬,奕劻再次请求日本外务大臣向清廷提供将官名单,以便“奏请皇上,分别给宝星”。②



在确认清廷不是开玩笑、确实有意表彰侵华的日军将官之后,1902年3月,日方开列了一份90人的名单;4月,又开列了一份以下层军官为主的109人的名单。再后来,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又对名单进行了删改,最终提供了一份199人的名单。



如此,清廷共计赏赐了侵华日军199枚“宝星”勋章。



该勋章是清廷仿效西方国家所制,主要用来褒奖对清廷立场友好、有过大帮助的外国人(后期也曾颁给本国人士)。





图:日本版画,天津机器局战斗



战败国被迫向侵略者低头,是常见之事。但像清廷这般,几次三番主动提出给侵略者颁发勋章的行为,却实属罕见。



清廷为什么要这么做?



清廷表彰日军的理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确实有史料可证。



时人日记,多有关于日军纪律的记载。在当时之人的印象里,日占区的秩序,确实比其他地区要好。



比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说“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恽毓鼎《庚子日记》里说“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国分界,日本最安谧”;瑞澂《庚子手札》里说“此次大乱,各处兵官以日本最为讲理,不乱杀乱烧,安民保商,处处有道理”;在京的英国人赫德也评价称“日本军队对于维持秩序、组织供应等等远比其它各国领先”……③





图:日本版画,骑兵与清兵、拳民战斗



另据日军参谋本部文件披露,北京城被攻陷后,城内大乱,有滞留城中的清廷官员前往日本公使馆求助:



“有清人携带日本国旗,冒死来到公使馆内的第五师团司令部,请求面见福岛少将。此人是汉军正白旗的参领,与少将相识已二十余年,名为申鸟珍,……少将嘱咐鸟珍,让其寻找城内朝中大员,并让其转达如下之言:火速迎接庆亲王,并打开同各国使臣的交涉之途,否则以今日之状况旷日持久,则北京终将化为一片焦土。鸟珍深领其意……”④



宫中滞留的嫔妃、太监、宫女、守兵等,能够在大乱下活命,也与日军有关。据吏部主事胡思敬记载:



“日本初入城,即分兵防守宫禁,宫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尚千人,皆日军供给之。太后出巡时,珍妃死,瑾妃从,唯惠妃留宫。惠妃者,穆宗妃也。素饶机智,太后甚重之。时宫人无所禀承,共推妃为主妃,保守国玺,约束阉官,并遣使致谢日将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⑤



当日驻守东华、神武、西华三门的日军,也确实曾放出了“如同乞食”的禁军、宦官等二百余人。



对日军的上述行为,庆亲王奕劻作出了“过度解读”,于是就有了前文所提及的“一再要求给侵略者颁发勋章”的奇事。



1899年,奕劻得慈禧许可,曾派人携带珍贵礼物及密电码本赴日,策划过一次“中日结盟”。日方收下了礼物和密电码本,但对结盟一事态度模糊,既未拒绝,也未响应。



日军在庚子年“最为讲理,不乱杀乱烧”,其主要目的,是要在西方列强面前展示日军“文明之师”的形象。但奕劻将之视为日本对中国特别释出的“善意”,进而觉得“中日结盟”大有希望。⑥





图:日军版画,联军攻占皇城战斗



日方收下了勋章,但没有响应奕劻的结盟提议。



经过庚子年之役,在日本朝野眼中,清廷早已丧失了“结盟”的价值与资格。



比如,吉野作造回忆:



“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




山县有朋也说得很直接:



“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



而在尾崎行雄看来,保全中国毫无意义,“支那乃大国,有四亿余人口,养五十余万常备军,北京却在两月间就被不足五万之列国联合军所攻陷!”这种国家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归于灭亡”。“已亡之国”没有保全的价值。



其实,早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之前,日本媒体已将清廷所支持的义和团视为“妨碍国际交通之文明公敌”(《东京日日新闻》1900年6月1日),批评清廷“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国民新闻》1900年6月13日)。



在当时的日本媒体眼中,清国幅员辽阔有如大象,清廷却不过是大象身上嫁接的蚯蚓:



“今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机。将之分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个体。若使之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是于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结构。”(《国民新闻》1900年7月5日)⑦


日本朝野既视清廷为“蚯蚓”,奕劻的“中日结盟”自然只是幻想。

(完)



注释

①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国政府授勋》,6-2-1,之二。转引自:孔祥吉,《义和团若干重要史实述考》,收录于《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②同上。

③戴海斌,《“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④《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P355。转引自:戴海斌《“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

⑤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 册,P516。

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P123-124。

⑦王美平,《近代日本的义和团运动观》,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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