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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东海一枭   华夷简论(一、二) 2019-10-02 17:29:36  [点击:971]
华夷简论(一、二)
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文化、血缘和地缘。我很多年前就已多次明确指出,文化是辨别华夷的最高标准,或者说主要标准,第一标准。在政治上,儒家与中华可以划等号,只有儒家政治即王道政治,才能代表中华文明。

种族、民族和地缘只能作为辅助性、参考性标准,在文化相同、同为儒家或同样尊儒的情况下,汉族优先,中国优先。例如,宋辽金都相当尊儒,都是儒式王朝,自当宋朝优先。

后世儒家和史家对辽金也给予一定尊重。元朝官方将宋辽金三朝都定为正统。明朝承认元的合法性,亦默认“三史并尊”,在嘉靖年间,将辽宋金三史都列入中国正史“二十一史”系列。我认为,“三史并尊”,对于辽金过于抬举,不如“一正二偏”:以宋朝为正统,辽金为偏统。

或谓儒本位与汉本位并立。大谬不然。那是本末主次不分,双重标准,导致标准混乱乃至丧失,让人无所适从。例如,认可汉本位,就意味着任何汉族政权都具备天然的合法性正义性,就不能不承认洪杨帮和m帮。呜呼可?

只有在以儒立国、以儒治国的前提下,汉族才能代表中华。儒家政治是以民为本,不是以族为本,不是汉族本位和汉族主义。凡是汉本位和汉族主义者,无论怎样引经据典,都是不符合儒理、经不起批判的,无非巧言狡辩、胡乱发挥而已。

文化差异是民族差异的本质,华夷最根本的区别在文化和文明。文明为华,野蛮为夷;有道为华,无道为夷。衡量文明与野蛮、有道与无道的关键标准是礼,华夷之辨的标准植根于《春秋》《尚书》和《仪礼》、《周礼》、《礼记》等等经典之中,有礼为华,无礼为夷。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孟子•告子下》记载:“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赵岐注:“今之居中国,当行礼义,而欲效夷貉无人伦之叙,无君子之道,岂可哉!皋陶器者少,尚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之道乎?尧舜以来,什一而税,足以行礼,故以此为道。今欲轻之,二十而税一者,夷貉为大貉,子为小貉也。欲重之,过什一,则是夏桀为大桀,而子为之小桀也。”

焦循《孟子正义》说:“此章指言先王典礼,万世可遵,什一供贡,下富上尊。裔土简惰,二十而税,夷狄有君,不足为贵。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说:“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在税赋方面,什一而籍,最为中正,是王制即礼制关于税赋的规定。税赋过轻过重,皆非王道,都是无礼。过轻则大貉小貉,大夷狄小夷狄;过重则大桀小桀,大暴政小暴政。“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不遵先王典礼,就是夷狄化。

《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程颐根据“无礼”的轻重程度进一步分为夷狄、禽兽两个级别。明邱浚《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五引程颐之语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 《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古礼之传于世者有三:《仪礼》《礼记》《周礼》。三礼的精神贯穿和集中于《春秋》,故司马迁以《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孔子作 《春秋》,一以礼为断;先儒论《春秋》,一以礼为归。《春秋》谨严莫谨于华夷之辨,春秋大义以华夷之辨为先。

不仅《春秋》,其它儒经,无不强调礼之重要。礼作为五常道之一,是连接内圣外王的关键,其精神是仁道、即中道和天道。有礼为华,即儒家为华。这并非一般性尊儒,而是要以儒立国和治国,实行王道礼制,尊儒学为意识形态。

所以,并非夷狄尊儒就为华夏。夷狄要进位华夏,不一而足,须满足三个条件:尊道统,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建王道,以礼制为基本制度;开学统,以儒学为第一学科。换言之,其主体文化和领导集团必须是儒家,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必须全面儒化。儒化不足,就是文明化、中华化不足,小不足为偏统,大不足为伪统。

还有一种政治,非儒而尊儒,尊儒又不能将儒学落实到制度和教育中去,介乎王道和夷狄之间,比王道大不足,比夷狄则有余,为霸道,相当于次中华,准中华。

故政治可分为中华、次中华、夷狄、禽兽四个级别。儒化是让禽兽、夷狄文明化的最佳途径。虽然人野蛮邪恶起来甚于禽兽,但人类终究胜于禽兽,最野蛮最低智的种族民族,若能尊儒和儒化,就有望逐渐开化,直到中华化。

或说:“王道文化首立亲亲,亲亲以血统优先。故血统高于文化成立。”此言不当。道统高于政统,更高于血统和族别。亲亲与仁民两个原则,分属于不同范畴。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宗族,是生活共同体,重在亲亲;国家是政治共同体,朝廷是代表并治理国家天下的政治组织,重在仁民。

故传统政治中,宗族和朝廷有别,宗族不允许有全国性的政治功能。爱应有差等,政须求公正。《礼记》与新出的郭店儒简都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之语。恩是亲情,情感;义是道义,正义。

这就意味着治家治国原则不同,各有侧重。治家的主导原则是亲情,治国的主导原则是正义。当然,由于家天下时代家国关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亲亲有余而仁民不足,政治公正性不足。但这个弊端属于历史的局限性,完全可以在未来公天下时代杜绝。2019-9-25

华夷简论(二)
爱什么就将它本位化、主义化,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民族和集体、国家、社会等等都是好东西,当然应该关心爱护之,仁人义士必要时不惜为之牺牲。但是,它们都不是第一位的。将它们强置于第一位,必然导致个人权利和人民利益被侵犯损害,最终亦不利于民族、集体、国家、社会的发展。仁者爱人,仁政爱民,人和民才是第一位的。唯有仁者仁政,才能把仁爱体现得深厚纯正恰到好处,让民族和集体、国家、社会利益最大化。

春秋大义和儒家经义,强调的都是正邪、善恶、人禽之别,是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盗贼、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别。华夷之辨也是围绕着上述区别而展开的。道德以仁为本,政治以民为本,万物以人为本。这个三本,是历代儒家共识。在政治上,种族、民族从无为本的资格。

历史上汉族特别优秀,论德论智都远远优于其它民族,根本因是信仰中道,实践王道。汉族优秀是因为儒学和圣贤优秀,中国伟大是因为中道和王道伟大。对汉族最好最大的爱,不是鼓吹汉族主义,而是坚持仁本主义,追求王道政治。这是爱民爱族救国并重建中华文明的唯一法门。

在国际上本国优先,把本国人民放在第一位,礼所当然,王道政治、民本政治之所当然。这不是什么民族本位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意味着民族成为最高标准,国内国际都强调本族优先,本族享有政治特权。所以,民族主义很容易导致三种恶果:一、国内与异族关系恶化,二、国际上与异国关系恶化,三、人民个体自由、权利和利益丧失基本保障。

或说:“洪杨虽然是造反,但在反满清这一点上,则具有优先正义性无疑。”这就是汉本位导致的思想混乱和标准混乱。洪杨帮反儒信邪,比一般夷狄更野蛮。夷狄虽野,尚属人类,尚有人味;邪教之恶,胜于禽兽,胜于恶魔。洪杨帮不仅是清朝之敌,也是儒家之敌和汉族之敌,是所有文明、所有人类之敌!

汉族主义敌视曾文正公,斥之为汉奸,认为曾公灭洪杨就是助他族灭汉族。殊不知,洪杨帮才是最大的汉奸集团。曾公灭之,是助清朝,更是救道统,救中国,也是救汉族。在当时,相对于洪杨造反和sg回乱,清朝、中国、汉族、儒家三者的利益和命运不乏一致性。如果任由洪杨得国,任由回乱泛滥,人道主义灾难伊于胡底,汉族和儒家的劫难伊于胡底。

特此重申,洪杨帮不是汉人,而是汉贼;不是一般汉贼,而是武装起来的极权主义、恐怖主义汉贼。它们不仅是清朝之叛贼,更是汉族之叛贼、中华之恶贼、儒家之大敌和人类之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曾文正公剿灭它们,是为国除奸,替汉杀贼,替天行道,护民卫道,功在清代,利在千秋!

汉族主义群体有一些流行已久、非常恶毒的假设,例如,将反对汉族主义歪曲为反对汉家政府,支持异族侵略,支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将反对者诬蔑为汉奸、洋奴和外族猎犬……诸如此类,胡比乱附,歪搅蛮缠,不一而足。

他们又喜欢以日寇侵华为比,认为反对汉族主义就是反对抵抗日寇而支持日寇侵略。我早就指出,王道必然尊孔,尊孔未必王道。王道于夷狄尚且耀德不观兵,岂能灭人之国、奴人之族?日本有所尊孔,但军国主义当道之时,已经彻底背离王道精神,沦为比夷狄更凶残的敌寇。攘夷御寇,春秋大义。岂仅汉族?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世界人民同此公愤!

或谓民国时期“救亡压倒启蒙”云。殊不知,五四派所谓的启蒙,实为反中华反人道的民粹主义、蒙昧主义蒙启,方命圮族,殃民祸国,莫此为甚。如此救亡,越救越亡,不入地狱不止。面对国家民族危亡,更要致力文化启蒙,挺立儒家主体。不仅清朝之亡和民国之败,历代儒家王朝的衰败和灭亡,无非严重偏离乃至彻底背叛儒家道德、政治原则所致。背离儒家的王朝,必然退为一家一姓小朝廷,丧失了代表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资格,败亡也宜。

民族主义害民族,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纳粹是雅利安主义、日寇是日本主义,都是民族主义,也都因为民族主义而败亡。元朝清朝各有严重的蒙古主义、满族主义倾向,最后都因未能消除其民族主义倾向而败亡。故无论主观动机如何,民族主义都是祸民祸国也祸族的。2019-9-25
余东海于南宁,首发于《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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