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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东海一枭   今日欢呼孔夫子(外七篇) 2019-11-28 23:18:15  [点击:2660]
今日欢呼孔夫子(外七篇)
1961年,郭沫若观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写了一首诗:《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首联曰:“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正是百年中国绝佳的写照。思想是非混淆,社会人妖颠倒,国人对敌慈悲、对友刁蛮。这种现象始于五四,盛于毛时,极于文革,蔓延至今。

毛氏见到郭沫若的七律后,写下《七律•三打白骨精•和郭》一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钓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诗论诗,颇有义趣。“妖为鬼域必成灾”用在它自己身上正好。

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有内外双重根源。外在根源有两大:一是日本鬼子,二是罗刹鬼子;内在根源也有两大:一是反孔反儒,二是崇蚂崇毛。东海剥毛诗曰:

一声十月炮如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蒋固愚痴犹可训,毛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痛失千钓棒,玉宇谁澄万里埃?
今日欢呼孔夫子,何愁妖雾漫天来。2019-11-29


关于汉初和汉化
汉承秦制、汉袭秦法、汉化即法制化之类观点很流行,其实有误。准确的说法是,汉初废秦苛法,法律由繁入简、由苛转轻,逐渐儒化。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实质上废除了秦法。

汉朝建立后,刘邦因“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遂命丞相萧何制定汉律。萧何定《九章律》时,确实沿袭了秦律某些条款,如夷三族、妖言令、挟书律等恶法,但很快就被吕后废除了。文帝时又下令废除了周秦时期广泛使用的肉刑。景帝继位后重定律令,对肉刑制度作进一步改革。

如果说汉承秦制,郡县制倒确为汉所继承。此制并非法家禁脔,可以姓法,也可以姓儒。文化不同,作用便异。关于文化,汉初儒家虽无主导地位,但也颇受重视,堪称儒道并重。详见东海《汉初政治论---准儒家时代》。汉武独尊儒术,政治完全儒化。历史上汉化遂与儒化同义。2019-11-28


民主有效也有限
民主有效也有限。民主国家,有的很发达,有的一般化,有的很糟糕。尤其是流行极端主义宗教的国家,民主化未必文明化,反而容易添乱,其所建成的民主制度品质低下,容易反复。土耳其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个所谓的共和国,过去半个多世纪有两多:政变多,货币危机多。西式民主救不了土耳其。

伊教国家无论是否民主化,都必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深重,民主也难以健全,容易反复。这是伊教的本质所决定的,除非它们能够进行脱胎换骨的宗教改革,从经典上去极端化。

伊教占据上风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无可救药,是因为伊教具有强烈的、绝对的排他性,与所有文化体系都无法和平共处,与所有文明模式都不能和谐融入。建立政教合一的、执行沙里亚法的宗教之国,是它们勃勃不容已、坚定不可移的经典信仰和理想追求。

民主制有很多不足,大处有三:一是总统任期太短,连任也只能八年,严重影响硬性制度外某些良好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二是民意过重,侵蚀治权,政治品格高不上去;三是所依据的人本主义哲学,文化品格和道德资源不足,既未能培养圣贤君子,又未能对民众导德齐礼。

西方政治人学与宗教神学并行。神学的文化品质、民主的制度品质都有限,对于伊教,既不足以宗教同化之、道德教化之,又未能给予严格刚性的制度和法律制约,故无法应对黑与绿之强势扩张和多生战略。

对于神学、人学和民主制的不足,的唯儒家仁学和新礼制可以避免之。对于伊教,唯王道中华可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并制之以法,既为之铸就不容逾越的底线,又为之提供善化儒化的动力。

儒家对民主和美西有所肯定,但与西化派和美国中心主义者有着本质区别。一、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文化立场不同;二、礼制德治和民主法治,制度追求不同;三、对待祖国态度不同。西化派有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家;我有无名之言:我的国家在哪里,哪里就应自由。注意,儒家追求的是礼法双重保障的
自由。

另外,一些学人将尧舜禅让等同于民主,是误看。禅让属于古典大同礼制,有民主成分而非民主制。与民主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众拥有主权但没有选举权。天子由五岳推选,通过考察试用后摄政。前任天子去世,守丧三年。三年期间,如果取得民众认同则正式就天子位,否则主动离职让贤。
余东海初作于2018-7,定稿于2019-11-27


六经无真字
六经无真字,并非春秋之前人无伪,而是六经讲真诚时不用真字。《說文》解释真字:“仙人變形而登天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认为这是真字本义。他说:“經典但言誠實,無言眞實者,諸子百家乃有眞字耳。”“愼字今訓謹,古則訓誠。愼訓誠者,其字从眞。若詩傳箋所說諸愼字,謂卽眞之假借字可也。”

真诚、真实、真相、真正诸义,是真字后发义和引申义。《莊子•漁父篇》:“眞者,精誠之至也。”《玉篇》:“真,不虚假也。”《古今韵会举要》:“真,正也。”真字中后发的这些含义,都是儒家道德要素。诸如至诚、至正、厎慎、贞慎、忠信、信实等等,都是四书五经所强调的。初作于2017-12-3,定稿于2019-11-29


“将罪恶合理化”
元士云:“不怕人坏,就怕人坏的理直气壮;不怕人缺德,就怕人缺的心安理得!”要坏得理直气壮,缺得心安理得,就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信念支持。这就是邪说的作用:为罪恶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邪恶粉饰为正义,把罪行颠倒为功勋。这样就可以在显意识里将罪恶分子的负疚感转换为荣誉感,便于自欺欺人。

之所以要强调,邪说将罪恶分子的负疚感转换为荣誉感是“在显意识里”,是因为邪说对罪恶分子潜意识影响有限。罪恶分子必然常常情绪焦躁,心情恶劣,容易深度抑郁,那就是它们的潜意识在作祟。人人皆有良知,罪恶分子也一样,它们仿佛良知丧尽,其实死不了,只是逃入潜意识而已。

所有邪说最大的作用和共同的功能是“将罪恶合理化”,仿佛“直接在源头投毒”(吴元士语)。邪说泛滥,必然成灾。种种人道主义灾难尤其是暴政性、邪教性灾难的背后,必有邪说作祟。古今中外,没有例外。邪说堪称邪恶之母,罪恶之源。因此,辟邪说意义十分重大,功德也十分重大。
余东海初作于2017-12-3,定稿于2019-11-29


“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义利微论
或说前三十年大多数国人都是小人。这太高估了,前三十年小人亦罕见。把“前三十年”改为“后三十年”,这个判断才勉强可以成立。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不知晓道义,但知晓利益。而前三十年流行“越穷越光荣”的理念,大多数人既昧于道义又昧于利益,义利双昧,哪有人味哉。

杨朱的利己主义和墨家的利他主义都不对,但比较而言,杨学比墨学靠谱些,故宋儒有杨近墨远说。同样,前后三十年都不好,但比较而言,后三十年略好些,靠谱些。前三十年的国民普遍蠢猪恶狼化。用芦笛的话说,那是空前绝后、惊天动地、惊神泣鬼的愚蠢。

有两种情况比损人利己更坏更不义:一是损人不利己,甚至损人害己;二是损己不利人,甚至损己害人。一个人到了热衷于损己害人的地步,那就不是非人化、禽兽化、魔鬼化可以形容了。这种东西,圣弃佛绝、神憎鬼厌乃至天诛地灭。前三十年苦难空前深重,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空前繁衍。

见到善类和弱者受欺负,正人及正常人都会产生保护的冲动,这是本能。如果丧失这种冲动,就是人性失常;如果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那就是反常。如果以欺负善类弱者为乐,那就是极端反常、丧心病狂。前三十年,丧心病狂者特别多,上上下下强权弱势中,都充斥着以害人为乐的恶魔。

以迫害、危害、杀害他人为乐,以危害善者弱者和平民百姓为乐、为德、为功,这种学说必是极邪的邪说,这种势力必是极恶的恶势力,或为政治恐怖主义,或为宗教恐怖主义。对于任何恐怖主义,都应该予以坚决彻底的批判,并通过义刑义杀义战坚决彻底消灭之。

西方诸国能够嫉恶罚恶,然嫉恶缺乏深度,罚恶缺乏力度,常常表现出圣母之姿和妇人之仁,对于大恶大罪总是轻刑轻判;对于各种恐怖主义和邪恶势力,总是缩手缩脚甚至勾勾搭搭。这是因为自由主义道德资源、道义性、责任感都不足,也不懂得刑罚畸轻畸重、乱世宜用重刑的道理。

说美国重刑主义,纯属“妇道人家”的瞎判。美国有十多个州禁止死刑,其它未禁死刑的州,也多重罪轻判。美国的监狱里关押了230万人, 数量排世界第一,还有700万人在缓刑期或者假释。这恰是轻刑的结果。美国与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是轻刑主义,这是西方罪恶泛滥、恶势力猖獗的要因。

当然,西方罪恶再怎么泛滥,也比不上马邦这个“作恶犯罪的天堂”。因为中西文化、政治、制度大不一样,故罪恶的原因也不一样。轻刑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流行,导致西方诸国的罪恶行为和恐怖主义得不到有力制止,而马邦的罪恶,原因有多重性,马家文化及其政治、经济制度是根本因。初作于2017-12-3,定稿于2019-11-29


轻罪重判和重罪轻判
刑罚失中、法律不义是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的问题主要是重罪轻判,死罪不死;中国的问题特别严重,既轻罪重判又重罪轻判。特权阶级往往重罪不死,法外开恩;弱势群体往往动辄得罪,如购买玩具枪、经营汽枪都可能被判刑。同时,对于拐卖妇孺、殴打父母等等大罪,又常常轻判。

轻罪重判和重罪轻判,都是不负责任乃至政治罪恶。不该杀而杀,轻罪重判,是草菅人命;该杀而不杀,重罪轻判,是纵容罪恶。轻罪重判之恶,人所易知;重罪轻判之恶,人所难知,还会被授予仁爱宽容、珍惜人命的美誉。这种违道而干来的美誉,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不屑。

东海曾作《新十恶不赦》拟定适用死刑的十种罪名如下:

恶逆: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
谋叛:指叛国,背叛国家之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此罪犯罪主体是官员。
不道:杀一家非死罪3人及肢解人,吃人肉。
不睦:谋杀亲属,谋害或虐杀子女。
不义:官吏之间互相杀害,士卒杀长官,学生杀老师等。
内乱:亲属之间通奸或强奸等。
暴恐: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暴行。
强奸: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发生性关系并造成重大人身伤害,奸淫幼女。
抢劫: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强行劫夺公私财物并造成重大人身伤害。
人贩:贩卖妇女儿童和人体器官者。

以上十种恶行,可称为“新十恶不赦”。另外,重大冤假错案制造者,重大贪腐分子,也都适用死刑。《新十恶不赦》是为未来立法,在现阶段则旨在启蒙和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乱世轻刑,重罪轻判,非政治之正,非司法之常。而政治和司法终究是要恢复正常的。西方流行废死也非正常。废死只能是文明高度发展的水到渠成。在罪恶丛生时代废死,是对罪恶的鼓励纵容。
余东海初作于2017-12-8,定稿于2019-11-29


对西方的两大误判
对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存在两大误判。西方中心主义是过于高估,美化乃至神化之。西人也往往文化自负、理论自负和制度自负,福山的民主自由终结论就是这种自负的典型表现;某些学者则过于低估,矮化甚至丑化之,视之为夷狄和中华之敌。两种看法相反,同归于错。

现代西方文化和文明,道德资源不足,因为其哲学背景是个人主义,不明“性与天道。”然复须知,不明不是反悖,不足不是绝无。个人主义有其合理性,比集体主义接近仁本主义;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也有一定的正义性和道德基础。林肯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儒家讲家国天下,一定会落实和归本于身。《大学八条目》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这个身毫无疑问具有个体性。故相对于民族、社会、国家等等任何集体,儒家最后都会立足个体之身。与个人主义不同在于,儒家的身不限于肉体和意识,而是以“性与天道”为本,以仁为本。身之本在心(意识心),心之本在仁。

所以,一方面,个人主义已经认识到“身”即个体生命的重要性,有其相当的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不识“性与天道”,又有其重大的本质局限。唯有儒家能够立足于人道而上达天道,故道德资源特别雄厚,开出来的政治和制度,文明性正义性特别高,又特别与时偕宜,合乎时宜。
余东海初作于2017-12-11,定稿于201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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