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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杜导斌   结构集体主义与团结合作 2019-12-05 08:30:47  [点击:7141]
结构集体主义与团结合作

杜导斌


集体主义是当代中国学术论争的焦点之一。争论中出现三个观点,第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在官方话语中,集体主义的三种: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性。另一个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一派,在这些倾向自由人士的话语中,集体主义等同于妖魔。第三个是目前好像只是汪丁丁教授一人的观点:断定集体主义是愚蠢的同义词,个人主义则是智慧的同义词,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连折衷的余地都没有。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什么是中庸之道呢?这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很愚蠢,因为,在他们的演化经验中,怎么会有人要寻求‘智慧’与‘愚蠢’之间的中庸之道呢?亚里士多德会嘲笑说: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1>本文作者声明,本文不是为了回应上述三种观点而作。本文的目的是系统研究集体与团结合作的关系。
集体(collective),集体又称群体,指多人组织起来的团体。有共同问题或动机的两个以上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以实现共同目标,就是个集体。集体是个非物主名词,中性,与物主名词如樟树、非物主名词如法律、方位名词左右前后一样,<2>没有反义词。如同我们不能说洛杉矶湖人队与科比是反义词,同盟会与孙中山是反义词,那种断定集体的反义词是个人、私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这个概念,同样是非物主名词,但由于它既是思想性的,又可能是政治主张,与利益如何分配的政治制度、政策和社会实践相关联,因此就难免会有相反和对立的观点。把历史上的集体与集体主义两个概念进行对比,可看出二者的区别:1、集体是个自然事实,集体主义(传统的)则是个非自然的政治色彩浓厚的人为的理论建构。2、集体是自愿性的,集体主义则带有一定的或严重的强制成分;3、集体的成员总体上是平等的,集体主义推崇领袖或贤能,通常轻视普通成员;4、集体不包含方向性偏好,集体主义则带有鲜明的重集体轻个人的价值取向。
关于集体主义,传统上有社会学的集体主义和政治学的集体主义之分。社会学层面的集体主义指的是:相对于社会,个人处于从属地位,集体利益重于或大于个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家族、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个人权利应受到集体权力的限制。这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精神。有的人还进一步主张,在集体利益面前,个人应当具有无私奉献精神,随时有全局观念,为了全局利益应自觉放弃个人需要、必要时要为整体利益牺牲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特殊情况下个人应为集体利益不惜献出生命。为后面表述方便,我们把这种集体主义称为“社会集体主义”。<3>
政治学层面的集体主义源出于人们对个人行动的不信任,不相信个人自发活动能生成和谐的社会,据此不信任而追求一种组织起来的社会,来维持社会秩序和确保群体利益。政治的集体主义意指:通过共同行动,通常以民族为最大集合体并依靠国家机构来追求目标,通常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着力于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的理念,这种理论认为集体利益优位于个人利益是正当的,反之,个人利益如果优位于集体利益,则为不正当;第二,强调集中权力和统一行动,以确保群体在追求社会目标时能实现一致性和连贯性;第三,偏好扩展公共权威的责任和作用,以有力地解决社会经济等种种问题。这种集体主义,本文暂且将其称为“政治集体主义”。<4>
除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集体主义,事实上还有一种经济学的集体主义,可命名为“经济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更加源远流长,只是至今还没有人给它正名。它在现代曾有其实际形态,即作为意识形态产物的国有制加大集体制。通常,经济集体主义主要不以名词,而以制度和具体实践的形态存在。比如当代存在于某些非洲游牧部落的平均瓜分猎物,古代斯巴达人实施的原始共产主义,1958年前后中国实施的“大锅饭”。但最常见的经济集体主义是税收,国家和地方公共财政是经济集体主义的标志性建构。从经济集体主义的视角看,“分灶吃饭”制度中的中央财政,是在全国实施的经济集体主义,各省、市财政则是在省、市、县领域内的经济集体主义。经济集体主义可认为是普世的,只要有税收和政府的地方,就存在经济集体主义。经济集体主义可这样来描述:个体把私有财产的部分甚至全部拿出来,交给集体支配,而分享集体分配给自己的份额。
上述社会集体主义和政治集体主义,共同点是将集体作为个人的对立面,从边沁式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计算集体与个人二者间的利害得失,权衡轻重、并断定集体价值大于个人价值。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立足于集体是个人对立面的集体主义,是长期以来人类误解集体与个人二者关系所得出的结论。这种误解导致了整个二十世纪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大比拼、大决战。这种误解是反人性的。它要求人放弃自我,放弃权利和正当的利益,自觉自愿作为集体的工具。它忽略了人虽是社会性动物,但仍是个体性存在。人的独立性和集体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兼容于人自身。人生活在群体之中是人之为人的本性的固有部分,但这个部分是服务于人自身,而非某种异于人而存在的拟人态的集体。
个体的独立性和人对集体生活的需要,二者都是自然事实,可认为是人性的两面。个体性存在和对集体的需要都是人性结构的组成部分,是跨世纪、跨种族、跨文化、跨制度的存在,是普世性的。本文的主旨是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研究集体主义与团结合作的关系,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切入集体主义这个概念,研究社会国家结构和秩序中以集体形态表现出来的部分,以及作为集体中成员的个人心理、个人与集体的权利和利害关系,从中考察个体组织成的集体如何实现团结合作,如何避免分裂冲突。因此,本文所称集体主义,可命名为“结构集体主义”。结构集体主义者认为,对集体的需要内在于人性,集体是人的社会性的外在形态。人组成集体,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异于个人的宏大目标、整体理想,而是个体借助于他人来解决生存所需,增进自身福利。人的集体性是为人自身服务的,而非相反。人不是集体的工具,相反,集体是人保护和实现自我的工具。
结构集体主义分别从生物的、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角度考察人的集体性。与上述政治集体主义比较,这是一种弱的集体主义——它否定集体重于个人,反对集体及集体领袖借助人多势众的优势欺凌个人,但其实又恰恰是所有集体主义的硬核。方法论个人主义视角下的集体主义,焦点对准的不是集体,而是集体中的个人如何团结合作。
结构集体主义包括:1、人性中对群体的自然需要,对应于人的社会性,人从呱呱坠地开始,衣食、安全、医疗、精神、教育等生存和成长所必需,只能通过他人提供。成年后通过劳动和交易获得收入,面临与自然发生关系的问题时和社会问题时,只有依靠群体生活和力量才能获得解决。2、政治性集体需要,或称为法的集体性,对应于人权保障、公民地位、可自主支配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宪法、法律、政府及警察的不可缺少,联合国人权公约等国际法的不可缺少。政治集体性必须清晰划定群己权界。3、经济集体性,人必须使用通用货币,借助于共同的交易规则和公共秩序,必须拿出其收入的一部分给予集体支配,以换取公平竞争秩序、解决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解决的铁路公路城市交通之类问题。它对应于政府税收,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及社会救助。经济集体性同样存在边界,当集体规模和集体责任超过个人承担能力时,集体就该缩小规模,或缩小公共支配范围,或自动解体。集体需要不得扩张到个体承受不起的程度,造成个人的被奴役。4、文化集体性,对应于人对某种通用语言的需求,对学术、思想、新闻、互联网、国际标准等的需要。
结构集体主义的基本预设是,上述四个方面的集体需要是任何人所不可缺乏的,它将始终与人的独立性共存,是社会团结合作的坚实基础。剥夺上述任何一种集体性需要,不是增进,而是会损害人的独立自由,将带来分裂和冲突。同时,这些集体性需要只能服从于人的独立性,而不能被置于人的独立性之上,成为剥夺和侵犯人独立自由的理由。一旦集体性压倒独立性,将造成奴役、痛苦、分裂和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有十分丰富的集体主义成分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许多方面观念不同,对中华文明却持一种大体相同的看法:认为集体主义是中华文明的特点。这种作为民族文化特点的集体主义,既不能简单归结为社会集体主义,也不能简单归纳为政治集体主义。这更大成分上应该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发乎自然的“非实假有”的集体意识。<5>在中国,很多出身良好家庭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受到反复告诫:应当学会主动适应社会,而不应也不能指望社会会来适应你。不仅官方,而且普通民众,经常会谴责某人太自私,主张把家庭等集体的需要放在个人需要之上,把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要求个人从整体考虑,放弃个人利益以成全整体福祉。至少在公开会议上的表态性言论,在宣传品和教科书中看到的书面要求,基本都是这样的。敢于公开要求国家、民族、集体利益让位于个人利益的情况是小概率事件。敢于这样主张的人很容易遭逢冷眼,或“被唾沫淹死”,或遭到集体权威如官方惩罚。
然而,真正能将公而忘私付诸行动的,历史记载和现实生活中都极为罕见。他们中多数会被骂为“傻瓜”。只有极少数幸运者会被树为道德模范,过去则是尊为大人——所谓大写的人,被宣扬为是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人,活得有价值的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顾群体意愿,只为一己利害斤斤计较,则被贬为自私小人。)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多数是私而忘公、私而害公。对自私的指责通常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表现出一种心理学上所说的“自我服务偏见”,或可称为自我中心偏见,自我视角偏见。<6>“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官民普遍表现出的行为特征,连进庙朝拜菩萨,心里默念的也大多是“菩萨保佑我们早生贵子”,或“菩萨保佑我和我父母儿女平安吉祥、荣华富贵”。国际联盟主持的一份1932年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报告,作者首先谴责中国的家庭、家族和村学的教育传统只与狭窄的私人利益相联系。<7>不过,如果撇开实际利益纠缠,单纯就习俗而言,中国人的集体性倾向还是比较明显,人们普遍注重关系甚于注重“我”,只有在获得合适的地位时才感觉良好,把被某个团体或领导“重用”当作是“好事”,完全不在乎“重用”二字后面隐含着把人当工具的意味。康德名言“人是目的,不可以被当作工具”,在中国很少有人当回事。中国人往往把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当作自豪感的源泉;个体行为符合中国文化所规定的标准,是生活满意和人格高尚的主要指标。<8>
之所以如此,应该与集体行为在中国有悠久和强大的历史有关。古代遗留下来的大型工程,且不管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只说今天仍然保存有实物证据的远古历史遗迹,如都江堰,郑国渠,长城,秦朝驰道,秦始皇陵等等,无一不是中国古人集体行动的成果。西安著名旅游景点之一秦始皇兵马俑,堪称远古军队中盛行的集体奴隶精神的渊薮。
梳理中国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强大而深远的重视群体的文化脉络。从据说是远古产生的文献《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诸篇中能看到,古人将先民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合作形成初期的政府和国家,通过政令统一于王,“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9>在政府内部设官分职,以管治获取长久统治秩序。奠定直至今日的三千年中国政治版图基本形态的周朝,通过遗传下来的铜鼎等文物和铭文,可看到当时已经将宗教信仰、识字和政治权力紧密地连在一起。从《诗经》中“王”拥有天下所有土地和臣民的诗句,可看出早在周朝就形成了把政治领袖看得至高无上的文化倾向,这种倾向延续至今。周朝开国的执政者周公姬旦不自觉中解决了中国先民的集体性需求,在吸收前朝政治和社会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正式建构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爵位分级分区各司其职的政治体制,在农林牧渔水利、军事和救灾等大事上又能实现横向合作应对的权力结构及职能规范,建构起了中央政府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四类分工百官职能的体制,社会层面实行按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各守本分制、乡党制和乡射礼制,经济领域实行井田制,中央与地方实行封茅授土、定期巡狩与贡赋相对应和族际间的五服制,从而把周朝统治疆域内外的百千万民众编组在一个相对和谐的大集体中,虽然未能规避、但至少是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族与族之间的分裂和冲突。<10>据说管仲在治理齐国时,实施里甲制度,把居民按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设一里长。通过这种集体责任制度,迫使个人和家庭放弃自主权,从属于近邻组成的小集体。<11>孔子认识到集体的公共性,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赞赏周朝重文轻武,崇德重礼,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在社会中要主动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谋利冲动,遵守集体的规则。由孔子首创的“仁学”,是群体行为伦理,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之学。孔子把“仁”视为两人及两人以上的社会成员间实现团结的充分条件,认为只要人各为“仁”,就可避免分裂和冲突。《春秋》(及《春秋三传》)中的“严华夷之辨”,通过推崇文明政治,区分和贬低野蛮政治,建构起文明标尺,也树立起华夏文明是高级文明这一群体自励和认同。现在看来,孔子结构集体的学说是存在欠缺的,偏重于外在秩序,缺乏精神秩序。在建构外在秩序方面,偏重于权威、仁爱和等级,而未能顾及人与人的自由平等。集体当然离不开彼此关爱和群体认同,但还有比关爱和认同更根本的东西,如灵魂的成长和自我完善,集体成员之间如何分配尊严、权利和利益才能实现公平正义?这些都是孔子未曾思虑到的。<12>
《墨子》认识到了和平、关爱和共识为群体秩序所必须,主张非攻、兼爱和尚同。非攻和兼爱至今仍然是政治正确的,但他没看到思想一致造成的危害。据说墨子还组织有一个团队,实行公产制。法家强调刑罚、秩序、政治和思想权威对于群体的重要性,惜乎对群体领袖赋权过重,不懂得公权需要制衡,否则会泛滥成灾。商鞅直到临死才明白公权管制无边界会给民众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可惜已经太晚。《孟子》延续了孔子的仁学,发展出仁政的思想,但《孟子》一书有很明显的集体精神取向,当他说“天下定于一”时,就是主张天下将安定于一个统一的大集体,从而避免诸侯各自为政带来的连绵不断的争战;《孟子》意识到智识和等级对于群体的极端重要性,却极力否定平等的作用,错误地断定《墨子》的兼爱将导致无君无父式的禽兽式的平等。《孟子》批评杨朱的名言:“拔一毛可利天下而不为,……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同样是集体价值取向,并且具有以集体价值取向否定个人独立的特点。<13>今天看来,仁爱确实有利于人与人的团结合作,但仅仅只是团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仁政比暴政当然要好得多,但仅仅是仁爱,便远远不足以支撑起整个社会的政治大厦。儒家的仁学没有包含自由和平等,是这种学说体系的严重缺憾。
对群体的价值,《荀子》的论述堪称精辟。《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14>黄宗羲有“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15>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之所以在与兽类竞争中居于强者位置,原因在人能团结成群采取一致行动。人怎么能实现群体行动呢?因为人能实行分工合作。人为什么能实行分工合作呢?因为有规则,遵守群体生活规则各守本分,同时又能实现团结合作,从而在自然竞争中战胜困难,成为强者。荀子又说,“道者,何也?曰:君子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君主就是能把民众团结成一个有序群体的人。<16>荀子“明分使群”一词,翻译为白话文,大意是明确规范,各守本分,使众人成为有秩序的群体。<17>《荀子》对君主与群体关系的这些经典论述,对中国两千多年固化的君臣合作模式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今天看来,《荀子》的这些思想显然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是有利于专制独裁主义的,突出君的作用,而忽视群成员的作用和权利,也完全没有君权需受制约的观点。《荀子》强调“一”的重要性,主张以一率多,认为道(甚至可理解为天道,所有道)就是君道,都是君主驾驭群臣和万民之道。他认可君主以一人代群体,以群体为一人所用。按此思想建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很容易滑向君主定于一尊,以一己好恶利害为整个民族的好恶利害,强令天下与自己保持一致,君主一个人的智慧成为整个国家、民族、部落的智力天花板。凡高于君主者,或者在皇权面前自愿下跪,或者将被砍头。此外,《荀子》独尊君道的观点,等于否定了其它学术思想具有与驾驭天下的统治之术具有同等地位,与《孟子》以道为据与王权分庭抗礼的独立人格是矛盾的。
汉代以“忠孝”治国。把“忠孝”作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哲学。“忠”、“孝”分别是国家与家族团结在一个君、父核心之下的群体行动伦理。《白虎通》将群体生活伦理进一步归纳为“三纲六纪”,到董仲舒时定型为“三纲五常”。<18>从此,直到1911年清朝皇帝逊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三纲五常”这种群体生活的伦理一直主导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可谓是古往今来数十亿中国个体及所有群体的统一行为规范。不庸讳言,这种伦理确实给过中国历史以正面的作用。它使得除战乱年代的华人得以成为一个有秩序的群体(暂且撇开这种秩序的优劣不论,坏秩序好过无秩序),脱离了人各为敌、人自为战的无政府混乱状态。<19>
中国古代著名的统治术“王道”和“霸道”,同样是群体行动的哲学。前者强调以仁政建立起自愿团结的国家,后者强调需要时可用暴力、诡计和威胁逼迫建立起一个权力中心。“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20>阐释的人生终极价值所在是为众人谋福祉,彰显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共同体视为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不过是实现最大范围的群体的善治。《三国志》记载,“北海相孔融谓先主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21>大体能折射汉末精英的群体共识:即不为国家而只顾自家利害者如同枯骨。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是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微斯人,吾谁与归?”<22>表达自己只愿与那些时刻不忘“天下”这个大集体祸福的人作朋友。黄宗羲“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23>同样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顾炎武至梁启超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4>认为普通平民百姓对天下这个大集体的兴亡负有责任。从结构集体主义角度看,这话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它也存在弊端,在强调个人的集体责任时,缺乏个人权利的表述,也没有划出匹夫对天下兴亡承担的责任到底有多大的边界。
除上述这个集体主义的脉络之外,在中国传统中还存在一个反集体主义的支流。这条支流首先是道家的两位“教父”,一是杨朱,杨朱最为人所知的是其利己主义,“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二是庄周,《庄子》里包含有两种反集体主义,其一是不为他人所用、要为己所用的观点,在肯定人的独立性的同时,否定人的社会性;其二是通过盗跖之口,全面否定国家权力、社会伦理道德等必要建构。道家的反集体主义在魏晋之际一度达到高峰,但很快就因其破坏社会团结合作而遭到扬弃。除道家外,佛教也体现出强烈的反集体主义色彩。佛教虽然主张行善积德,但与儒家强调家庭和社会担当相反,托钵僧不事生产,不承担社会责任,甚至否定家庭责任,主张人生的意义是为自己死后超脱生死轮回之苦。<25>
“集体主义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在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能够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26>集体主义取向在中国不仅限于理论,而且扎根于普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并且,官方还将集体主义落实到了实质上的基层政治制度。上面说过管仲在齐国实行集体主义的里甲制度,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农战理论,其连坐制等改革措施带有更强烈的集体强制性特点。<27>此后,唐宋年间实行保甲制度,明朝实施里甲制度,国民党统治时期又将保甲制度这一古老的政治遗产延续到了现代。不论是里甲,还是保甲,强调的都是将多个家庭编组为一个利害绑在一起的小集体,个人和家庭从属于这个集体。集体成员相互监督,共同遵守官府的法律和政令,平时休戚与共,战时生死与共,虽然由于个体才能的差异,一荣未必俱荣,但一损必定俱损。这些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政治制度,配合以长久居于独尊地位的儒家道德伦理,加上农事中不可避免的争夺水源、排涝、救火、防虫、娱乐、教育、婚丧嫁娶等不断重复的群体性行为,战争和灾荒年代团结以图自保的种种需要,在中国民间发展出“家族宗法”(重于个人)、“兄弟情义”、“同乡情谊”、“乡规民约”、“邻里友爱”等等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民风民俗,使得集体主义在中国成为扎根于悠久历史和亿万民众日常生活的悠久的文化传统。
尽管如此,中国历史传统中的集体主义成分仍然是零散的,芜杂的,洞见与谬论并存,从未有人作过梳理。20世纪之前,中国从未出现过一本系统总结集体主义思想体系的著作。无论是周公姬旦开创的集体主义政权建构,还是儒家、法家有关集体主义的学说,都认可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和思想的核心,由此将整个社会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上驭下,建构成一种纵向等级秩序。中国传统集体主义认识到集体的益处,看到了集体精神高贵的一面,集体需要权威、秩序,重视对危害集体者实施强制,而没能认识到集体应该主要是横向的自愿联合,没有认识到普通人的尊严、自由和利益关切应优先于政治权力。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重视人间政治权威,强调外在秩序,缺乏精神秩序;过于强调人的集体性,忽视人的独立性。综合说来,传统中国的团结合作主要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以垄断武力、公共财政、信仰、教育等所有公共资源的皇帝为唯一核心,亿万臣民只能依附在这个核心周围,对这一核心的任何挑战都被妖魔化为“乱臣贼子”,“人人得可诛之”。另一个层面是政治治理社会,以国家权力的分支,秦以前是诸侯,秦以后是皇帝派往地方的“流官”,作为地方社会的引领者(以吏为师)、组织者、裁判和监督者。第三个层面是乡贤、绅士,主要是获得低级功名的读书人,可称为智识阶层,作为众多文盲的精神领袖和利益保护者。整个社会的成员按长幼男女尊卑组成等级秩序,各安本分,崇德奉法。传统的中国大集体,是以强制为核心,以自愿为辅助。

世界各民族都曾有某种程度的集体主义

进入近代后,传统中的集体主义思想观点成了接引现代集体主义的本土资源。集体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得到清晰系统阐释的路径选择和国家哲学,或者说社会和政治的集体主义兴起并上升为国家主流价值观,是近现代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精英群体从天朝一统天下的盲目自大中醒悟过来,出现学习外国优点的潮流,由于欧美文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演化和分化及中国涉外学者对这种演化分化缺乏深度认识,在使用“拿来主义”(鲁迅语)时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在20世纪初选择学习集体主义成分浓厚的德国、日本、俄国的中国知识群体,最终胜过学习个人主义突出的英美的群体。伴随列宁宣布取消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带来的惊喜,新生苏联实施的马列主义文化迅速吸引了中国政治精英如孙中山和知识人如陈独秀等人的目光,苏联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学说在中国迅速扩散,苏联模式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学习楷模。1941年后,苏联和中国成为对抗共同敌人轴心国的盟国。二战结束,苏联的国际地位迅猛上升,成为能决定全世界命运的超级强国。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帝国,尽管其前身沙俄在1905年曾败给日本,但经过从1918年起到二战结束的短短27年时间,就迅速成长为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美英不相伯仲的世界强权,其所信仰的带有强烈集体主义特征的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被毛泽东等内战胜利者集团崇信为宇宙真理,并强行在中国大陆全境内加以效仿。
1949年,共产主义学说正式成为全中国除少数地区外的意识形态,被宣传为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终极理想。在随后的各种运动中,任何与这种意识形态相冲突或有所歧异的理论都被打倒,其主张者或被整死,或被打为反革命,或被打为右派。1955年,“胡风主义”,即推崇独立思想和行为的主张在中国遭到批判,反胡风运动的真实目的是“逐渐灌输这种信念:个人的第一和唯一的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在此前后,强制性集体化在中国大陆全面推行,照抄苏联模式,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农民陆续被全部“组织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大跃进”时期,集体化上升为“国家经济发展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政策。”<28>所有生产资料由政府掌控,政府根据计划安排每个人的工作和产量,分配所有人的生活所需,每个人为集体而工作,全国上下数亿人被党鞭策着跃进共产主义。每个农民都是公社社员,吃免费的公社食堂,同时,每家每户都必须把自家的私有财产如粮食和马牛猪鸡都无偿贡献给集体,任何一点私产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城市的工厂、商业、学校和党政军等几乎所有从业人员无一不被纳入某个政府机关、国营企业或大集体之中。全国上下五、六亿人,除了需要他人供养的占人口比例有限的老弱病残,其他劳动人口几乎全部成为某个集体的一分子。全中国几无一人独立生存于任何集体之外。中国的集体主义此时达到颠峰。苏联式集体主义既是政治集体主义,也是社会集体主义,同时还是经济集体主义。在这种极端体制下,集体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各个领域全面碾压个人,任何形式的个人独立自主都被视为危害集体利益的敌对行为。尽管这种集体主义狂热在1978年后降温,但直到今天,党政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中国强势群体,集体主义仍然是中国官方推崇和大力宣扬的“主流价值观”,宪法、法律、法规、政策、纪律、道德伦理和报纸、电视、网络等等,时时处处都在宣传清晰显豁的集体主义,国旗“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各种特权部门趁机以集体主义名义,扩张部门利益,各省、市、县,甚至镇里的部门和企业都可悬挂“中国土地”、“中国税务”、“中国电力”、“中国石油”……唯独中国公民,不能挂牌“国家公民”,因为据说机关企业代表的是集体利益——升官发财贪污腐化都是集体利益,公民代表的仅仅只是私人。分明是霸凌民众或众人头上刮油的龌龊事,冠上“中国”二字后,仿佛就成了为国效劳的神圣事业,一些不择手段擂肥的地痞流氓,也成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实际上,所有国字号机关和企业与公民个人一样,其权力和利益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对国家承担的责任和相对应的受宪法法律保障的权利,一个部分是部门利益(个人是社会利益),还有一部分是个人利益。
当我们梳理中国的集体主义脉络时,可能给人一个印象,集体主义是中国价值观,或中国特色,是其它国家和文明所不具备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样。通过《圣经·新约》我们知道,在圣彼德时期,基督教会曾经实行过短暂的社会主义,信徒们必须无偿将个人财产奉献给教会,过无私产的集体生活,私藏钱财者一经发现会被处死。政治哲学家拉塞尔·柯克认为,古代的犹太人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特征。他说:“希伯来思想家们对个人永生的问题不是特别关切。被上帝拣选的希伯来民族(people)的生存才是先知们念念不忘的关切。活在此刻的个人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他与整个民族有着相同的过去和未来。这一民族根据其与上帝之约的秩序超越任何个体的暂时欲望。如果人可以获得拯救,他们将作为上帝百姓的成员获救,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获救。”<29>
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历史上都曾或多或少出现过某种形态的集体主义。据修昔底德所载,古代的斯巴达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斯巴达人没有正常家庭,除经批准的短暂婚内同居时刻,男性和女性分开居住,终身各过各的集体生活,斯巴达战士吃住在一起,孩子出世不久就被送进公办抚养机构。斯巴达的敌对一方,雅典,则呈现另一种集体主义特点,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发表的著名演讲中,对阵亡将士们的高度赞扬,以他们为守护雅典的自由不惜献出生命为价值预设。这种自由被贡斯当称为“集体的自由”。<30>通过凯撒流传下来的文字,我们现在知道,古代罗马军队之所以所向披靡,不是因为罗马战士个人具有关羽张飞式的个人神勇,或岳飞式的精忠报国,而是受益于罗马共和国这个大集体中一分子的公民身份和精心编组的重装步兵军团的团体协同作战。<31>日本传统中的武士精神,内核是个人为了集体不惜牺牲。著名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认为,东亚人的思维更加整体化。在对日本人与美国人的对比研究中,他发现,“日本人自然地回忆出比美国人多60%的背景特征,他们的讲述更多以关系为主。美国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点目标上,而较少注意环境特点。”但他并不认为只有日本等东亚人具有这种特征。他发现,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地区的本土文化都倾向于把集体主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种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这些文化中的人们更多地进行自我批评,却很少自我肯定。特性被更多地定义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马来西亚人、印度人、日本人和传统的肯尼亚人,比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可能用群体特性来完成‘我是——’的句子。”<32>
至少在1945年之前,欧洲人具有同样的,甚至更强烈集体主义特征。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都有著名的集体主义革命。美国宪法是55位建国先贤集体讨论的结果,也是他们与英国的死者和十三个殖民地宪法制定者共享的智慧。杰斐逊等人大力主张的,是美利坚十三块殖民地团结为一个联邦,一个休戚相关的集体。<33>现代个人主义的发源地英国,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议会把遍布世界各地的数十块殖民地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庞大帝国,直到今天,英国的全称仍然是“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是一个集体,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英国人单干。用整体论为研究工具,以“阶级”而非个人为立论根基的马克思出生于德国,活跃于英国,其不少作品发表在美国的大报上。<34>在马克思生前,欧洲产生了霍布斯,卢梭等一大批带有集体主义特点的学术思想大师,美国则活跃着麦迪逊等。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欧洲的学术思想是黑格尔、边沁、圣西门、傅立叶、克瑞斯当等集体主义大师和作家在引领风骚。马克思思想成型的年代,志在统一德意志的俾斯麦权势如日中天,俄国则是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空想社会主义信徒们在前赴后继不断寻求俄罗斯整体的出路。
世界集体主义颠峰之作并不是由中国人,而是由德国人希特勒和前苏联人斯大林创造的。希特勒创建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集体主义的“杰作”,他的雅利安种族是最优秀种族将统治人类的妄想,犹太人是最卑贱最邪恶种族必须予以灭绝等等邪说,无一不是植根于集体主义。<35>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的,但“集体主义”一词却不是他们所创,而是斯大林率先提出的概念。1934年7月,斯大林在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说:“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他在谈话中提出“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唯一可靠的保证。”<36>。虽然在谈话中斯大林并不否认个人利益,但在他后来实际推行的全苏联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中,事实上却是用枪来对付任何个人利益的。斯大林这段话的问题在于,他不明白在集体与个人之间需要有清晰的界线。比较而言,毛泽东虽然在中国掀起了有史以来中国的集体主义最高潮,在理论上却只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中国当代居主流地位的集体主义是苏联式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也许可称之为群体主义的资源结合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中兆民团结成一个皇帝之下的“以天下之公为一人之私”的“集体主义”,希特勒、斯大林的以领袖治国的集体主义,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老大哥式的集体主义,其实质都是独断主义,是以一个人的智力和意志代替集体中每个成员的智力和意愿,并非真正的集体主义,更是反结构集体主义的。所有的专制独裁体制都不能称真正的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独夫主义的。独夫主义就是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把国家和社会这些集体的一切都视为自己及支持者小团伙的私产,用暴力逼迫亿万百姓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和集体性等正当人性和权利与需要为代价,以换取苟活。
可以这样说,自古至今,不限于中国,在遍及亚洲(包括今天的日本)、非洲、美洲,乃至个人主义兴起之前欧洲历史上的所有民族,都曾有过某种形态的集体主义。不论这些集体主义具体表现出什么特点,它们之所以能够出现并得以维持,无一不是生根于人的集体性这一人性特点之中。由此得出结论:
结构集体主义是人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普遍的、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极其顽强的力量。

为什么会有集体主义?

从已有证据看,说集体主义生根于人自身,并非妄言。人从外观看,是独立的个体,从微观构成角度看,则是万千个细胞的大集体,是亿万原子、分子按一定程序组成的集合体。人体(以及诸如水母、狮子等等动物,和水杉、疏菜等植物)可称为千百万细胞和亿万个原子的“共同家园”,或原子公社、细胞公社。汪丁丁教授认为,植物是集体主义的原型,动物是个体主义的原型,<37>显然是错误的。汪教授是令人尊敬的学者,如果触及当代遗传学,是不会有发生这种错误的。当代分子遗传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植物和动物同属一界——真核生物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生物化学特性,这些相似性表明存在一种根本的“生命统一性”。从分子机制看,所有生物都带有相同的遗传密码,可认为是从一个共同祖先进化来的。<38>我们眼睛所见的植物也是以单个细胞的个体形态呈现的,在显微镜下,任何单株植物则是由千万单个的真核细胞组成的集体。人的肉体本身(以及除单细胞生物之外的所有动物和植物)就是集体生存的。尽管有机体是由无数原子和细胞所组成,但目前我们还无法知晓,人体内的每个原子和细胞是否享有“平等的权利”。已知的是,脑细胞、脊髓神经细胞、巨噬细胞、精卵细胞与手脚表皮细胞,似乎享有不同的寿命。似乎未被肌体给予同等关照。手足表皮单个细胞的死亡和脱落对肌体好像无足轻重,但单个脑细胞或神经细胞的死亡与脱落与表皮细胞死亡与脱落对肌体健康的影响是否相同?或有所不同?本文作者还不十分清楚。
在人体这个细胞的大公社里,每个器官的功能是由构成该器官的细胞个体完成。但任何细胞个体又无法履行整个器官的功能。每个器官实际上由千百万个细胞组成的细胞群落来实现其特定生理功能。每个细胞群落联合起来,承担一定的专门职责:负责呼吸的肺细胞群把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需要的氧气吸进来,并把每个细胞用过的废气排出去;血管细胞群负责在遍体组织通道,方便血液中的红细胞等把氧气、水、能量和营养送往肢体的每个旮旯;消化道里的细胞群负责吸收沿食道下来的水、营养和能量,供给所有细胞的生存所需;白细胞群负责防御;神经细胞群负责沟通信息和指挥;肝细胞群负责消化;肾细胞群负责排毒;表皮细胞群负责隔离和有选择性地沟通内外……各种各样的细胞群既有精细的专业分工,又能实行高度密切的合作,以共存共活于一个有机体之中。<39>在任何器官中,单个细胞的受损和病变不一定能影响到整个器官的功能,更难以对整个机体构成毁灭性损害。但是,如果某个细胞群落发生衰毁达到一定数量,比如肝、肾、肺、胰腺、心脏、大脑发生严重病变或遭受大面积损伤,则器官和肌体本身很难自我修复,其它原本健康的细胞将会接受一起死亡的命运,而不可能因自身健康继续存活(其死亡会滞后很短暂的一点时间)。万千细胞一旦结合为一个统一的人体,通常会表现出生死与共的特点(植物和某些动物有所不同,局部死亡或脱落,不影响另外的细胞继续存活)。
人体中,大量的关系肌体新陈代谢和本能的工作都由细胞自动完成。它们的活动井井有条,似乎步调一致地共同遵守着某种指挥、秩序或程序规制。这种指挥、秩序或程序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意识虽然贵为躯体的首脑,可以对万事万物进行观察研究,对自身皮肤之内的一切,却既不能直接观察,也不能下达指令。对构成自己身体的细胞们的日常工作,我们通常情况下不需要也没法加以干预,除非细胞们的工作发生异常,需要诊疗和药物加以校正。我们可以命令躯体睡觉、运动、进食、享乐,却无权命令体内任一细胞休息,或改变其岗位与职责,尽管这些细胞是我的。我们已知的是,原子与原子结合为分子,是相互为对方的电荷所吸引,组成分子以共用电子,获得长期的稳态存在。原子进入DNA,分子进入细胞,细胞集结为有机体,也可能是为获得能量。但是,组成有机体对原子有什么好处?单个的原子在有机体的生成发育和解体过程中是保持原状不变,还是因参与生命而升华为某种高级存在?千百万原子、分子、细胞为什么会实行分工合作?原子、分子又是如何能实现如此严丝合缝的团结合作的?一粒梧桐种子纤细到随风任意飘扬,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环境就能迅速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种子用什么力量让周围的氢氧碳等原子甘愿进入自己的细胞接受RNA的指挥进入DNA成为结构中的一分子?种子对周围物质和能量的吸收与天体中的黑洞是否遵循同样的原理?同样,一个受精卵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能将不是自体的原子、分子吸收为己所用,并恰到好处地将那么多原子分子安排在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岗位”上?基因凭什么能组织和指挥原子们为自己工作?这些问题,对我们人类来说,至今好像仍然是谜。我们今天所知的仅仅是,以天文数字计的原子似乎非常乐意参与各种有机体的集体生活,一旦生物死亡,原子的公社解体,它们好像也全都泰然处之,回归原状。<40>
进化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的社会性起源于我们历代祖先的生存经验。<41>当代心理学者在对人的社会心理特征研究后认为,人类天生有从属和依附某一群体的需要,个体间有协作的物种比无协作的物种更容易生存。人类在千万年间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出许多适合群体协作的情感和理性。不仅像智慧、友爱、关心、同情、慰抚、互助等理性、积极心理和行为非常有利于团结合作,而且许多消极心理和行为,往往也是为从反面促进群体协作进化而来。心理学家认为,当代人对消极社会评价的反应与我们祖先的反应是相同的。在某些特定情境中的人们会变得紧张、沮丧。这些情绪可以在诸如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战胜敌人等群体生存行为中帮助我们的祖先。愤怒可以刺激心脏减少对大脑供血,将血液更多导向肢体,使肢体拥有更多资源与猛兽和敌人进行体力较量。紧张、沮丧、愤怒等等所谓的消极情绪是我们从祖先那里遗传来的倾向,这些情绪体验也是使人类得以世世代代生存下来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心理学者指出了许多这样的心理机制。例如,许多人对陌生人有一种天生的恐惧。这一恐惧是为防止被不属于同一群体或部落的人袭击而进化来的。<42>
大体来说,今天人类的部分情绪、心理和智慧是为适应集体生活进化而来的。人对群体生活的需要内在于我们自身。比如我们可以离群索居,但长期孤独不利于人的大脑发育,也不利于精神和肌体健康。人渴望得到他人的安慰和认可。有无安慰认可关系情绪好坏。情绪好坏与生命的境况好坏正相关。通常情况下,个体得到的安慰和认可越多,说明群体越大,个体在群体中的声望和地位越高,个体越兴奋,精神更好,得到更多更好物质和把基因传给后代的机会也增加。<43>当然,探讨人对集体需要的原因,最简便的方法还是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不能适应集体生存的个体和族群在演进的过程中不断遭到淘汰,发展出更多集体智慧的族群获得兴旺,是人具备集体性的根本原因。<44>

集体生存确实能增进团结合作

集体的多数优点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立竿见影,也极其巨大。应该正是因为好处太容易看到,人类才普遍集合成群,许多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才如此深远、悠久而强大。
然而,集体的首要优点和好处却是眼睛不能看到,只为科学所证实,这就是人类的长期集体生存经验促使人脑进化出利于集体生存的发达的前额叶,从而为人类文明不断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生理条件。进化人类学研究表明,正是集体生存策略才使得智人在与各种生物和另外人种的竞争中获得胜利。考古学发现,地球上曾经存在过二十多种人,包括能人、尼安德特人等等。其中能人因没有发明石器工具而被淘汰,尼安德特人因一直以家庭而非以更大规模群体生存而遭到灭亡。相比于其他动物和人种,智人始祖骨骼较小,表明在速度和力量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但是,智人选择了交朋友,建立社交关系,发展出集体关怀,相互帮助,同情心等特长,能与无血缘关系的人集结成群。相比于尼安德特人居住过的洞穴只有一、二十具遗骨,智人洞穴中发现的遗骨要多10至20几倍。考古表明,智人经常集结成150人至400人的庞大群体。DNA检测表明,智人在群体之间还有基因交流。大群体生活带来的压力,激励个体更加兴奋和努力,促进了大脑额叶的进化。相比于尼安德特人,智人颅骨的前额叶更为发达。前额叶负责处理社交等信息。这部分大脑更发达说明,智人的信息能在更大群体的成员间分享,从而有利于在发展工具方面不断进步,有利于创新和创新在更大范围得到普及。信息在群体间交流则能促进优势互补和劣势互免,在流行性疾病和自然灾害发生时智人因此有更多机会逃避毁灭性打击。基因与更多数量的异体基因杂交,利于繁衍出发育更健壮的后代。<45>
其次。集体能使个体守望相助,摆脱孤立无援的困境。人集结成群,一个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个体能从中大受裨益。尤其是像解决安全和医疗等问题,集体能让每个个体都成为受益者。“当集体内所有个人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理论上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将无与伦比的体现出来。集体主义的优势在灾难面前尤其高大。”<46>我们的祖先智人因懂得与更多个体联合起来,实行团结合作,在争夺领地和食物方面获有更多机会。数量优势让我们的祖先不仅在猛兽面前具有优势,而且在与其他人种竞争中也具有优势。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是单薄和微弱的,只有结成群体才能实现诸如捕获大型猎物、战胜猛兽、防治自然灾害、防范同类偷袭和侵凌、裁决个体间经常发生的纠纷和冲突、捕获和驯养诸如牛马之类的大型兽类、实现一定规模耕种与收获并免遭劫掠等等生存需要,才能在自身发生伤病时借助于他人度过难关。如果没有集体合作,单个的人不可能与豺狼虎豹一对一竞争,也不可能解决灌溉、排涝、虫灾、疫病流行等需要群策群力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生理特点,人看不见自己的背后,看不到很远,无法留心过多事物。集合成群,会有更多眼睛,能更早更方便发现危险和猎物。懂得抱团的人们,在自然竞争中能获得更多生存机会,并能减少被淘汰的几率。<47>
其三,集体行动能增加和放大力量。人们经常说一加一大于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一个人的力量和知识是有限的,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人合作,彼此间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便相当于一个人具有了两个乃至更多的长处,同时还减少了短处。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这种智力合作的优点,俗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一年能创造价值十万的财富,十个这样的人组成团队合作,所创造的财富,很可能就不是百万,而是千万亿万(当然,也可能出现因内部矛盾冲突一分钱不赚,还亏损的)。尽管团队在达到某个规模后,再扩大的边际效应会递减,但在达到这个适当规模之前,则是递增的。如果规模与增长能维持在某个恰到好处的分寸,则有可能长期维持收益为正。世上之所以存在百年老店、二百年家族企业、上千年国家政权之类,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集体增加和放大力量,除了智力上互相借鉴、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可能还与群体生活能形成相互激励有关。群体成员间的相互激励可称之为互激效应。互激效应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共振。频率相同的波发生重叠,能产生比两个波单独振动大得多的能量。互激效应同样能产生比单个成员各自努力的简单加和更加强大的力量,将个体富于创造性的潜力和活力激发出来,造成个体和群体的超常发挥。比如座位满员的赛场,啦啦队群情激越的呐喊,能促使诸如NBA篮球赛和世界杯足球赛中的球员发挥出更加出色的临场表现,球员肌体会因受到外界的强刺激分泌出更多多巴胺,表现得比没有观众时更加亢奋,更加玩命地奔跑,产生更多别出心裁的灵机一动,比赛因此也更加激烈精彩。激烈的比赛又能招来更多观众,激起更高分贝的、更持久的呐喊助威。
本文作者不认为哈耶克反对集体智慧的观点是正确的。哈耶克反对“集体主义”,认为重要的思想和理念总是在单个头脑里形成的,从未有过“集体智慧”,在有集体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48>尽管所有智慧无不出自单个大脑,但我仍然认为确实存在集体智慧。存在集体智慧最显著的证据就是立法活动。哈耶克津津乐道的英格兰普通法就不是个人智慧,而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英格兰的普通法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哪个人或一群人的智慧的产物,而是世世代代聪明而敏于观察的人的智慧、协商和经验的产物。”<49>可以说,人类所有的良法无一不是集体智慧的成果。良法之所以“良”,正在于良法出于集体智慧,有利于更多的人而得以被确立为正义。良法一方面集合了前面无数代死者的智力和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荟萃了在世的公众、某个集团、提案人和议员们的智力,并为未来受其约束的人们所认可。恶法之所以“恶”,就在于它出自个别人如像秦始皇、朱元彰等自以为口含天宪的大独裁者、或像毛泽东时期那种名为集体决策实为一言堂者之口。
本文作者认为,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之间,存在一个BUG,一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哈耶克断定集体主义只会通往奴役,否定存在集体智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法律不是人的智力的产物,正当行为规则只能源于自生自发秩序中不自觉的适用,然后获得阐明。那么,这种自生自发秩序中的正当行为规则就不可能是个人智慧的产物,而只能来源于群体选择——集体智慧。
存在集体智慧的另一个证据是互联网。互联网由一个个独立的点连接而成,一个个的点是信息个体,无数点被连接起来的结果是实现信息和资源的群体共享,其所带来的效益远远超过由一个个分立的个体实施的孤立行为。存在集体智慧的证据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我写作本文时用作参考的《遗传学》一书,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作者是D.L.哈特尔和M.鲁沃洛,译者是中国人杨明,书中公开点名鸣谢的对这本著作作出过有价值建议的共有85人,加上出版、印刷、销售和物流过程的智力和体力,这一本貌似个体智慧的产品,实际上起码是百人以上集体合作的成果。如果再算上书中所提及的各种遗传学实验的实施者,原理的发现者,这本著作囊括的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集体的智慧。此外,如商务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系列,剑桥中国通史,原子弹,登月工程和所有太空计划,波音和空客飞机,人工智力AI,好莱坞大片,智能手机,等等,都远远超过个体智慧的极限,都是个体间合作生成超越个体智慧的集体智慧才能得到的成果。
其四,与独处相比,处于群体之中的个体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获得更多收益。当代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就是受益于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地球村”式的资源共享的缘故。今天别说富豪,就是一个城市中产者享有的物质上的优渥程度,不少方面就强于清朝及以前的皇帝。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寻求承认的欲望是历史驱动力。<50>群体不仅能带来更多物质满足,还能给予个体更多的安全、关怀和自我实现等心理满足。<51>置身于群体之中的个人,可以找到学习榜样,引以为自身的奋斗目标,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少犯错误,增加存活和成功的几率;可能引领他人,用自己的喜好和主张影响他人而满足心理需要;也可以把他人的需要、喜好当作自己行动和选择的目标或参考因素,甚至决定性因素,提高自尊,换取对方将自己引为知己,在与他人的相互依存中找到温暖、帮助、关爱和保护。群体成员间也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但矛盾和冲突造成的不良后果有时能以相反的力量促进团结合作。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先秦留传下来的)经典著作由于表达了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对稳定秩序的强烈的渴望,因而把统一的理想传到后世的千秋万代。总之,由于在公元前221年以前未能统一,统一就成了以后中国政治中的至善事物。……就中国而言,公元前221年以前几个世纪的混乱成了以后两千年期间赞许关于统一秩序的理想的原因。”<52>
其五,以精细分工为基础的群体合作,比“无所不能”式的各自劳动,更有利于个体在单个专业领域不断精进。中华文明之所以领先周边许多少数民族,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从远在周朝建立之前起,中国古人就建立了基于分工合作基础之上的相当于地方政府的诸侯和为解决集体问题需要所对应的中央政府。<53>今天的世界,未来可预见的世界,是以高度精细分工为前提的全球合作。对个体而言,虽然基本知识层面需要接受通才教育,但一旦进入社会,绝大多数人就只能在某一行当里面“安身立命”。“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的规训远未过时。社会、国家、甚至全人类的集体福利,极少数时候也许需要各个国家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解决某个单一困难,更多情况则在于个体高度分工基础之上的全球合作。全人类的大分工总体而言是市场自发生成的,但自生自发的分工离不开法律、政府、公共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国际公法和联合国建制等集体元素。关于分工合作这个方面,涂尔干在《论分工》中作过经典论述,在此不必重复。<54>
其六,集体行为有利于作出和实现具有前瞻性的决策。常识是,个体中的大多数更加注重眼前,但在集体的理性讨论中,个体需要面临集体中其他成员同样的眼前需要的竞争,集体要避免解体,就只能对成员们共同关心的规则和大目标作出决策,而将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保留给个人。此时,群体中那些极少数深谋远虑者所提出的意见往往对成员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时既是煽动家的机会,<55>也是真正杰出人物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集体的盲动可能会作出有害于集体的错误选择,但这也许是必要的试错成本,就人类文明的演进而言,最终胜出的还是那些经得起反复试错的有利于个体和集体的决策。

集体也可能产生分裂和冲突

相对于集体的优点,集体的缺陷就不那么显豁。也许正是因为集体的缺陷隐藏得比较深,才很难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到。
集体常因侵犯人权而破坏团结合作。关于人权与团结合作,后面将辟专章讨论。此处只讨论集体主义-人权-团结合作三者间的关系。人权,就是人仅因其为人而享有的权利。许多人断定人权是西方的,其实,这些人不懂得,中国人实际上也讲究尊重人权。中国民间有两句俗话:“把人当人看”,“不要把人当畜牲看”,就是对人权价值观的通俗诠释。人权对于个体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1、个人享有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自主空间,在此空间范围内行事不受任何他人、集体(社会)和政府的干涉;2、个人享有平等参与集体生活的权利,除非为法所禁止的事项,任何人(包括政府及其警察)不得予以剥夺和限制;3、拥有作为公民要求本国政府为其提供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权利。
保障人权的宪法法律制度给予每个个体的生命、尊严、人身、人格、财产等提供平等保护。生命、尊严、人身、人格、财产等方面的人权堪称是人最核心最根本的利害所在。任何人,只要其这些方面的任何一点受到侵害,都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起而反抗,从而爆发冲突。人权保障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功用就是通过预防出现广泛的仇恨,来防范最经常和最广泛可能发生的分裂和冲突。人权保障机制可理解为文明发展到20世纪时,人类对过去千万年间分裂和冲突频繁发生的系统反思和总结的成果,是对全人类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互不理解、互不认同、互不尊重、互相歧视、互相仇恨、互不将对方当人对待的国际秩序瓦解和各形各色国内秩序崩溃的预防机制,是从大概率着眼防范社会国家分崩离析和再次发生国与国间相互屠杀的最伟大智慧的结晶,是规避再出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成吉思汗、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鲁尔哈赤、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预防机制,也可以说是未来的朱由检、卡扎菲、齐奥塞斯库们维护自身安全、避免遭到被造反民众杀害的自我保护机制。对人权的价值认同构成现代社会秩序、现代国家秩序、以至当代和未来世界秩序的根本。进而言之,人权保障机制也给现代社会、国家和人类实现团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大前提。
人权的思想观念是个体性的,也是集体性的——它必须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基础性共识;保障人权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行动则只能由集体,具体说来是由集体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提供。当个体的人权受到他人侵犯时,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个体与个体的分裂和冲突;当政府成为人权的侵犯者,或拒绝向个人提供人权保障时,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公民与政府的分裂与冲突。政治集体主义最为人诟病的弊端,就是容易以集体理想贬斥个人自主,以集体利益强迫个人作出牺牲。“集体主义者可以是‘配备了最强有力的文明武器的野蛮人’”<56>比如德国纳粹,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都是狂热的政治集体主义者,主张集体需要完胜个人权利。集体主义的政府经常以各种貌似合理的公共借口拒绝对个人的人权提供必要的保护,从而破坏社会国家团结合作的根基。
集体性道德规范可能压制个人意志,导致个体与集体发生冲突。洪堡认为,主张个人能力指向共同目标,会把个性淹没在一致性和片面性之中。<57>个人偏好和利益与集体道德相矛盾,会导致个人改变对集体的认同和忠诚。尽管相对于猴、马、狗等动物而言,人作为动物中的一种,具有普遍的相似性,然而,正如常言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完全相同,即使同卵双胞胎,都会有所区别。长相、身材、个性、健康状况、受教育状况、人格品质、体力、智力、能力等等各有差异的万千个人要组成一个有秩序的集体,某种共同认可并切实遵循的规则,现在通常分为法律和道德,以前中国人多笼统称之为礼或道德——包括公共道德和个人私德,就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某种道德。道德要求的越多,保留给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就越小,道德的代表者集体权威与个人的冲突就越频繁。道德的权威性越大,个体与集体的冲突就可能越惨烈。许多民族都有优秀美貌的年轻人因与氏族道德冲突而被迫殉情的悲惨故事,就是证明。道德的细致程度、齐一性、严苛性和权威性与文明程度经常呈现负相关。即:文明程度越低,道德越齐一、越严苛、越细密且权威性越高;反之,文明程度越高,道德越宽容、权威性越低。道德的齐一性要求个体压抑某些个性特点和放弃部分个人需要。不认同集体道德和不愿放弃个性的人及其所在群体,就有可能因不满而从集体中分离出去。另一面,即使再伟大美好的道德规范也都是在过去某个时间产生的。道德是用已经成为过去的经验约束未来,可能无法适应新的变化了的需要,而表现为粗暴武断和僵化落后。发生这种情况时,如果代表和行使道德权威的政府、宗教团体、部落或族群长老强行要求新一代无条件服从旧规范,就可能激起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典型的如伊斯兰教对妇女的各种规范要求,正导致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穆斯林女性反抗。
“不平等会给文明共同体带来财富:它所提供的动因会引导具有超常才干之人竭尽全力为所有人谋利益。”<58>集体的天然平等倾向可能损害群体中的优秀成员,并伤害集体活力和创造力。“以沉闷无聊的平等压制杰出人物或仅仅压制充满活力的和才华横溢之人,就等于是在相应地压制普罗大众。”<59>古希腊的雅典实行直接民主,有些年代民粹主义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产生了专门针对优异人士的“陶片放逐法”。如果某个雅典公民的表现过于优异,超过普通公民的认可限度,就可能仅仅因其优秀而被众人一致投票予以放逐。这与中国的“枪打出头鸟”颇为相似。中国古人还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60>这些都有助于说明,集体有可能无法均衡兼顾优秀与平等。
之所以会如此,可能缘于集体成员倾向于情趣相投,“道不同者不相为谋”。政治哲学家如福山、阿马蒂亚·森,心理学家如戴维·迈尔斯,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发现,“认可”或“承认”对人类极为重要。与众不同者为众所难容,可能问题出在他们的某些特立独行的言行未能得到其所在群体的认可。另一面,优异之士优点突出,往往缺点也显眼,不少缺点都可能导致认同障碍而陷人于孤立。某些优异之士为避免沦为群体生活中的“洼地”,只有逃离,或压抑自己,选择和光同尘。“受到胁迫的才干会沦落到简单劳动的水平;如果得不到奖赏,没有人会施展不同寻常的才干。”<61>
勒庞认为,人成为群体成员后会降低智商,理性会被迫臣服于群盲的欲望和冲动。<62>罗思巴德认为,集体对于平等的普遍爱好,“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反人类的。它倾向于压抑个人个性丰富之生机盎然,甚而压制文明本身;它驶向原始蛮荒的单调划一。能力与兴趣多种多样乃出乎自然。把人们在各方面拉扯平均,必然是在走下坡路,必然阻碍才能、创造力、多样性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由于否定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平等化及一致化的信条,也就是死亡和毁灭的信条。”<63>
集体主义一个更要命的缺陷在它很难平衡权威与大众的关系。没有权威的集体是嫉贤妒能的渊薮,有权威的集体是集权主义的沃土。个体结合成集体,就会在集体内部形成领导层和非领导层,造成集体内部个人的不平等。集体权威经常私心自用,借集体需要将个人私欲所好塞进集体的公共政策中,获得与集体福利等值的正当性,打包强加给个人。“各国的民众只允许他们的那些最野蛮伪善的同胞跑上高位统治他们。”<64>皇权帝制在中国能延续两千多年,一定程度就是这种体制在集权方面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无阻滞的路径通道。自古以来有数不胜数的事例证明,类似于国家、种族、部落的集体很容易被掌握集体决策和支配权的权威据为己有。中国古人认为,天下是君主的私产,国家这个集体利益的代表者王或皇帝,理论上有权占有一切。《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5>简明扼要地诠释了这种政治伦理。早在南北朝时期,鲍遵言就认识到,所谓国家,不过是以一姓之私为天下之公,因而主张无君。<66>一千多年后,黄宗羲进一步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因是:“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67>某种程度上说,二十六史,就是公器私用史和公权的私相授受史。
1956年前后,毛泽东等人模仿前苏联搞的集体主义颠峰之作,之所以最后难以为继,不是国内某个理论家论证这种理论错误,而是在现实中遭到小岗村村民等亿万农民的自动抛弃,在实践中无法持续。在所谓的“人民公社”里,公社社员被要求对领袖保持绝对忠诚,公社中的非核心个体完全丧失了与集体相等的权利,“每个人都由抽象的‘国家’安置、配给物品和管制——像猪圈里的猪一样平等,事实上也像猪一样自由,也不比猪更配得上人的名分,或者配得上像人那样有机会拥有地位身份、财产、才干、家世以及让我们区别于野兽的所有东西。”<68>
撇开以小岗村村民自发承包解构集体经济不论,仅以集体内公共权力、身份、地位等资源的分配机制而言,“人民公社”这类制度也是极其悖谬的。这种制度宣扬官民平等,实际上却是人为制造出严重的不平等。它的公共权力并不像它所宣扬的那样掌握在普通群众手中,也不掌握在虚幻的“集体”手上,而是被公社干部据为己有。它名义上是群众专政,实际上则是干部决定一切,并进而是事实上从毛泽东至村支书的上行下效的举国一把手决定一切。由于权力集中在一把手手里,文革中的集体主义成为“集体”的“老大哥”侵犯“集体”和集体内的无权力个人的一种“假公济私”工具。这种集体中,永远是领导收益最高。职务越高,收益越高。这里的收益,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包含权力地位,行使权力中无所制约的自由度、还包括对被领导的普通群众的尊严、权利、收支、乃至身体等等的支配权(公社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批准权肆意占有急于回城女知识青年的身体是其一例),还包括附着在权力地位后面的内在的高人一等的心理满足,以及亲近者的认可、受益和赞扬。虽然文革时期的集体主义在1978年后走向解体,私人正当权益逐渐得到认可,并为法律所保障。但是,这种集体主义的余燧仍在阴燃。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官僚机构经常通过为自身利益立法,公开或背地里将纳税人的血汗钱转移给占据国家、集体领导名义的官僚及其附生群体。这些不创造财富的官员、军官、官商,被宣传为最有价值的,对国家社会贡献最大的,最英明的的精英群体,配得上享有高于普通百姓的权力地位和工资福利,以所谓“高薪养廉”等名义,还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种种明里暗里的特权待遇。
政治意识形态演绎出的集体主义,有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即它与人性中固有的自私相悖。没有人能像蜜蜂中的工蜂一样,只为了团体无止尽地献出自己的脑力或体力生产力,却只和别人享受同等的对待。尤其是难以量化的无形创意或研究付出根本不会得到增加资源的奖励反馈,更没人愿意干。极端经济集体主义给予集体占有资源的权力过大,个人占有权接近于零或不确定,个人连维系基本生存所需的衣食医药等方面都必须求助于集体领导,个人对领导依赖过多,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当集体(实际是集体的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压倒个人生命和基本权利,必定刺激集体产生侵犯性,个人容易沦为集体(集体领导人)任意奴役驱使的工具。“人民公社”式的经济集体主义必定产生“向下对齐”的效应,大家尽量偷懒与减少付出,以不被惩罚为原则,反正分配资源时懒与勤的人都拿差不多的分量。在人的自私本性下,集体主义造成的并不是集体进步,而是集体的沦落,并最终走向崩解。<69>
一个历史事实是,二战期间的主要战争罪犯,希特勒、东条英机等等,几乎个个配得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这一“荣誉称号”,当然同时也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很大程度上讲,这些战犯是因其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而在战前国内舆论中获得拥戴,其中日本受到国际法庭追究战争罪行遭到处决的甲级战犯,据说至今还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这些战犯获得威望的必要前提,是其权力基础的核心组成部分。据此可以想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两大“美好”词汇,当被推到极端时,是有可能产生巨大危害的。由于“国家”、“民族”都是集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同样在政治集体主义的范畴之内。由此可认为:当政治集体主义(至少其中的部分子集)被推崇到极端时,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分裂和冲突。
任何集体都是有边界的,“我们”对应的是“你们”、“他们”。即使全人类(所谓天下)这个大集体,也是将宇宙、地球上的自然界和其它动物植物排除在外。集体主义会在“我们的集体”与“他们的集体”之间划界,个体需要在“我们的集体”与“他们的集体”之间作出辨认和选择。从而容易制造出外部的敌人。阿马蒂亚·森博士认为,身份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促使群体团结的因素,也将群体成员与群体外成员加以分别。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70>中国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历史记载中大量的民族间战争,都与此存在一定的相关。中世纪欧洲屡次三番发生的排犹事件,纳粹对犹太人实施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也都与群体排异心理有关。
不仅如此,集体主义的逻辑还存在另一个严重缺陷,这种缺陷导致它很容易在内部制造出敌人。既然要求“集体利益至上”,那么,就必须确定“集体利益”的范围,凡是与这一“集体利益”不一致的,就是敌人。通过这种敌我身份分化,在集体内部分子间分出贵贱,从而为集体的团结埋下隐忧。社会集体主义需要人为制造身份认同的单一化,进而要求集体的需要、集体的利益决定一切个人的需要和利益,个人就被淹没在集体之中,除了成为集体的一分子之外,还得崇拜集体的救星、集体的未来决定因素。任何对集体的反叛、批评、质疑、乃至仅仅只是对集体利益的消极,都可能面临受到有罪控告的危险。<7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前, 阶级斗争哲学在中国制造出的亿万中国人的苦难和“文革”全面内斗,就与集体主义的这种逻辑缺陷有很大关系。
集体可能导致团结,也可能面临真实的敌人,比如侵华日军之于中国人。集体有时也会制造出虚假的敌人,并把集体的力量集中用在这种虚假的敌人身上,比如1978年前的所谓阶级敌人。有时,集体的掌权者集团还会故意制造“敌人”,以营造“同仇敌忾”来摘取内部团结的果实。此外,还有些情况,掌权者集团和民众可能共同制造或错误地制造出敌人。因此我们需要明白,社会集体主义在团结同类时,也容易孽生冲突和仇恨。

集体主义人格?还是被集体主义扭曲的人格?

有一种观点认为,跨文化研究者对文化做出的最重要区分是个体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研究者认为,这种区分基于心理学家的观察,不过,在本文作者看来,这种区分是可疑的,其缺陷在于没有将何以会产生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原因考虑进去。跨文化研究者认为,个体主义文化包括大多数西欧、北美和澳洲殖民国家,而亚洲、非洲、南美、东欧,则表现出更多一些的集体主义文化特点。某些心理学家认为,人及其人格只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才存在,不同文化下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人格的发展,<72>这种观点同样是可疑的。如前所述,西方也有集体主义,而且与地球山峦的最高峰在亚洲不同,人类集体主义的最高峰出现在欧洲。
心理学研究认为,相比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有更多的个人主义成分。“西方文学,从《伊利亚特》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更多地赞美那些依靠自己的人,而较少称赞那些满足别人愿望的人。电影专门描写那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声则宣告:‘我行我素’、‘我是我自己’,并且推崇‘至高无上的爱’——爱自己。”<73>西方文化中同时存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说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发生尖锐冲突既非必然,也非偶然,它们在多数时间内并非无法共存的价值取向。某些文明集体主义特征突出,不一定是集体主义被选择,个人主义未被选择,而可能是个人主义过于弱小,或相对于集体性,个人的独立性发育不足。
心理学家们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作为一组具有相对性的文化特征和心理表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个体主义国家,强调个人需要和成就,且成就通常被定义为个人的成功。在这种文化中,个人努力会受到奖励,备受瞩目的是那些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者。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人喜欢把自己看做独立自主和独一无二的。相对而言,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们更愿意把自己纳入一个大的群体中,比如家庭、宗族或者国家。他们更愿意合作而不是竞争。他们更倾向于在集体取得成就而不是个人取得成就时满足。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成就被界定为合作团体的成绩。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工人在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公司实现了目标时可能会有很强的成就感。个人受到称赞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也不是必须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更关注如何适应他们所在的社区和文化,而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更关注自己。与这种差异相一致的是,在集体文化中发现更多的羞怯,在这种文化下人们更关注如何契合团体和文化。<74>
心理学家还观察到两种文化中人们在细节表现上的不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往往重视自己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则重视个人抱负和成就。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想到他们独特的价值和个人成就时会自我感觉良好。相反,集体主义文化里,人的自我满足感来自他们感知到的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这种文化中,人在觉得自己承担了适当岗位责任的时候的感觉会很好。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融入社会和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是骄傲的源泉。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人成就和独立性最被看重。个体主义文化中,良好的自我感觉是生活幸福的关键,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对文化规定的适宜行为标准的符合程度预示着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符合文化角色才是通向幸福的关键。<75>
相对于个人主义者而言,集体主义者在人格层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集体主义的自我是相互依赖性的自我,对群体会有强烈的归属感;相互依赖型的自我在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开后,会失去那些定义自己的社会联系。“他们不是只有一个自我,而是有很多个自我:与父母相处时的自我、工作时的自我、与朋友一起时的自我。相互依赖型的自我是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直接的交谈比较少,更多是礼貌性交谈。其社会生活目标更多地不是增强个体自我而是协调并支持他所在的群体”,集体主义者的自尊与“别人怎么评价我和我的群体”密切相关,自我概念是有弹性的,与特定的情境有关,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具有跨情境的持久性。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冲突也常常发生在群体之间,而个人主义文化则会发生更多个体之间的争斗。<76>
心理学家发现,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公民表现出与周围人看齐的特征,他们不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比别人强。在美国,这种认为自己很普通的感觉可能被看做低自尊的表现。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不仅自我标榜优秀会遭受冷眼,而且就是某些标新立异和与众不同者,都有可能遭到冷嘲热讽,合群的自我评价才被认为是健康的。“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高傲自大的人会被人关注,这颗钉子要被钉下去。不用说,对于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中的人来说,这种文化差异会造成心理上的冲突。习惯于提高自我感觉的美国棒球手在日本的俱乐部里打球时常常感到很困难,因为在那里强调的是团队高于个人。”<77>
本文作者认为,上述心理学家的观察是可信的,只是未必能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结论: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是基于人种不同,且不可改变。事实上,研究者也发现,集体主义者的这些特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可能加以改变。“日本的交换生在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生活了七个月后,个人自尊增强了。在加拿大,那些长期的亚洲移民的个人自尊要高于那些近期的移民(也高于生活在亚洲的人)。”<78>本文认为,上述心理学观察结果也许可从另一个角度作出解释。独立性和集体性都是人性,文化不过是特定人群长期适应性进化的结果,是集体主义特点突出,还是个人主义成分更多,并不说明人性有所不同。从进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原始蛮荒是单调的。主要区别无非性别、年龄、体形和力量。原始人所思所想相差无己,因此集体性特别突出。此后进化到更高一阶的野蛮阶段,人变得日益多样,有劳动分工,有思想交流,有更优秀的领导力,有更好的智力和审美修养,人的集体性下降,个体独立性获得增强。进入文明阶段后,人类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专业化。独特性愈来愈丰富。机械、商业、教育、科学、政治和艺术等各种职业繁衍丛生,集体性退居次要位置,个体性上升为人性的主导方面。“落后社会以平等的相似性为特征;发达社会则以不平等或多样性的差异化为特征。人类衰落时,单调乏味;人类兴盛时,多姿多彩。人类衰落时,走向相似;人类兴盛时,走向不同。”这看似在说,集体性是在向原始退步,个体性则是向着更高级的文明进步。<79>
本文认为,集体生存对远古世代的人类极其重要,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文明的初始阶段,能否结成群体和群体的大小每每关系生死存亡,能否集中更大力量对群体和个体的兴衰经常是决定性的。诸如人与人的频繁冲突、贸易中的度量衡统一、氏族和国家权力构建、内战、水利灌溉工程、大型祭祀活动、旱涝蝗虫瘟疫流行等自然灾害、群体与群体竞争、种族与种族战争等等,无不需要凝聚个人力量以形成整体力量,才能克服困难。因此,在古代,集体和集体主义确实比个人独立性更加重要。也因此,人类从远古世代起,逐渐形成了许多适应和支持集体生存的观念、习俗。不过,那些高调的,完全否定个人独立性的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思想,大多建立在一种错觉之上,即把战争状态下将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资源集中起来使用以与敌人争胜的应急措施,泛化到任何状态下都管用。尤其是,需要凝聚集体共识和集体力量的统治者往往故意将这些集体主义要求泛化到一切领域,并将一切异于集体的个人趣味和选择加以不道德化、罪化。历久成习,规范和习俗中适应集体生存的内容不断得到强化,逐渐演变成强大的群体生存法则,积淀在民族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通过型塑新生儿的方式不断地代际传承和自我复制,人为把民族、国家的成员都禁锢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制造出一种虚伪的集体主义人格,从而使得民族、国家文化显示出所谓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
由于集体生存对每个人都有益,集体主义则对社会和国家的强势阶级好处更多,统治阶级于是偏向于培殖更多的集体主义元素。这应该是个世界性现象。集体主义遭到质疑和弱化,个人独立性得到增强,在人类历史上是偶然事件。它主要发生在英国。英国的特点是地理上处于一座独立于大陆的孤岛,相对于大陆国家而言,面临异族入侵的紧急状态要少许多,各个诸侯长期武装割据,形成逐级递次封建的权力结构和与此相应的逐级效忠的文化,导致统一英格兰之后的英王仍然无法集中(通常也无需集中)起大陆君主那样强大的财政和军队。国家财源和武力的大部分由各地诸侯分别掌握,王权相对弱小,封臣权力相对强大。无论王权,还是宗教权威,都难以达到覆盖一切的程度。英王的王权是有限的,英格兰臣民对国王的效忠、贡献和义务也是有限的。臣民拥有更多的独立性,文化中有更多保护臣民特权的、以及反思与批判成分,造成国家层面的集体主义强制性理论建构不足,宣扬独立性的贵族和骑士文化浓厚,由此造成个人独立性不断得到增强,同时集体的优点得以发挥,其深蕴的缺陷又得到防范。北美和澳洲则因为开国时主要是英格兰后裔的缘故,沿袭了故国的这种文化传统。
在像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应急状态频频发生的大陆国家,皇权更加强大,肯定集体主义的文化成分更浓,需要经过极其巨大的痛苦和挫败,集体主义的缺陷才能得以充分暴露,国民中普遍的集体主义热忱才会冷却,才能回归正常理性。历经挫折的人们才会明白,当人在集体主义中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丧失了自我负责的能力。没有个人独立性,社会上也就没有真正独立的人。在另外一些民族,比如俄罗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批判和反思的成分,且皇权强大坚固,又缺乏特殊机缘,在迈入现代文明门槛时,其个人对诸如氏族、民族、国家、教会和权威等的依赖性仍然很大,个人独立性为教育、信息量、发展程度所局限,因此,集体主义成分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

综论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观先后达到最高峰。在这个世纪里,集体主义理论得到系统全面的阐释和建构,并被付诸实践。最狂热时,集体主义上升为一种迷信。在这种集体主义迷信面前,个人的独立性,个人的正当权利,甚至个人的生命,全都不值一提,无害于集体的个人言行都可能被视为罪恶。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世纪是集体主义的世纪,也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此消彼长的世纪。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发生了10个重大事件,它们都与集体主义存在密切关联:
1、1918年,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以阶级命名的、实为政治集体主义、经济集体主义和社会集体主义合为一体的极端集体主义体制首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
2、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以种族为特征的政治集体主义加社会集体主义正式亮相。
3、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推行“罗斯福新政”,主张国家干预的有集体主义特点的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是可以拯救经济危机的良方。
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种族的集体主义随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灭亡而被人类抛弃。
5、1944年,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发现集体主义是奴役之路,认为所有的集体主义社会,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都无可避免地会迈向专制极权。
6、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以社会主义为名的集体主义在包括前苏联、东欧、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古巴等几十个国家的接近半个世界里受到推崇,以无产阶级冠名的集体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
7、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及之后于1966年正式通过的两个人权公约,在全人类范围内,不分种族、文化、宗教、政治制度,达成了关于群己权界的人类共识。人类文明的各个分支在经过千百万年进化后,至此,终于在集体与个人二者关系方面,形成了清晰的结论性文件。
8、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等于宣告集体主义在中国从顶峰开始下行,与此同时,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但经常遭到各种各样的打压,集体主义仍然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
9、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1981年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凯恩斯主义在英美走向没落,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信条,哈耶克的学说成为英美“国教”,反集体主义达到高峰。
10、1991年,苏东解体,由苏联开创的并在东欧强制推行的阶级的集体主义归于失败。在此同时,个人主义主导的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个人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说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显学,个人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和制度随着美国占据世界领导地位,迅速向世界各个角落漫延,个人主义几乎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正确的代名词。
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里,种族集体主义、政治集体主义和经济集体主义在实践层面制造了巨大冲突,造成深重灾难。其在实践中造成的严重恶果,让人们对集体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有了清醒认识。但是,在随后的反思中,集体主义被某些学派彻底妖魔化,在这些人士的文章中,集体主义等同于罪恶。
在人类文明史上,集体主义是否因在二十世纪式微从此就一蹶不起,个人主义是否因在二十世纪独占价值观鳌头从此就永葆青春靓丽?本文作者不想作福山式的论断。可以提醒否定一切集体主义的人士注意的是,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既没有保护个人独立性而否定人的社会性,也不是否定所有集体的存在价值——如果否定一切集体,那么所有国家和联合国这两个集体都没必要存在。公约是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立下界碑,防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相互侵害。
本文认为,一种内生于人性和社会的结构集体主义,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因而是不可拒绝,更不可能加以消灭的。从足球世界杯赛场上英国球迷对球队的声嘶力竭的呐喊助威声浪中,从美国人节日自发悬挂国旗的行为中,从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高调宣扬爱国主义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即使在像个人主义最受推崇的英美,集体认同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存在。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公民团结成不同党派以角逐政治权力,是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支柱。企业,政府机构,NGO是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公民自发自愿的结社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团结合作的强大基础。集体主义是无法根除的。根除了,也就撼动了现代社会的根基。既不同于极权主义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也有别于某些个人主义者全面否定集体主义乃至不认同人的社会性,本文认为,现代社会的地方主义,国家层面的爱国主义,都是不可能清除的,会与人类存在相始终。那种断言集体主义会随着宪政、法治、民主等的发展而消失的观点,与当代欧美文明的事实严重不符。
不过,现代的集体主义将呈现与二十世纪的集体主义不同的特点。不可否认,集体主义在人类的历史上走过很长的一段弯路,在公民个人对集体的依赖重于、多于个人创造时,曾经被视为社会国家的主导。但是,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个人拥有宪法权利,有国家力量和法治保障安全,有社会保险和救济,受过良好教育,有平等的自我实现和发展的机会,互联网的点对点互动不断增加,国际流行文化中个人特殊性色彩逐渐普及,一方面,国家和社会集体对公民个人的人身和生活保障由施恩转换为权利(应得)的伦理,个人对集体的依赖感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国家社会制度给予个人更多发展和实现自我机会。个人将不必再为安全担心,不再受集体辖制,不必看他人眼色行事,不必活在他人眼中或活给他人看,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主要依靠个人奋斗,个人凭特殊长处可傲视王侯,独立性对个人的价值将重于集体性。不过,就具体个人而言,到底独立性强,还是合群性多,则是因人而异。76亿地球人中,可能存在极少数极其独立如选择在北极圈内独居并拒绝任何群体生活,也可能存在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性,生活和精神上严重依赖他人的情况,绝大多数人则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个连续性系列中。这些人与集体的外在界线由保障人权的法律精准划定,内在精神中,独立性与集体性则界线模糊,具体表现与个性相关联,也因时因事而异。
当代绝大多数个人,离不开集体,但不会依赖集体。个人与集体清晰划界,互不侵害,还相互增益。现代社会的主角是公民和企业,企业是一个个公民所组成,企业越兴旺发达,员工越卖力干活,集体凝聚力越大。个人在集体中获益越多,对集体越热心越忠诚;集体因得到更多个人的鼎力支持,将更兴旺。集体越是不能成为个人的助力,离心力越大,将会面临解体。结构集体主义,以及与之对应的结构个人主义,共同支撑起当代人,都是人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注释:
1、[大有道书院]公号所转《汪丁丁: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2、左与右,前与后,上、中与下,是标明方位的对应词,关系是相对的,而非对立的。左并不排斥右,没有左,也就无所谓右,左与右之间还有中,左中右是相互依存关系,而非矛盾和对立关系;同样,前不排斥后,前与后之间也有个中;上也不排斥中和下。
3、参考维基百科“集体主义”词条。
4、《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集体主义”词条,戴维·米勒和韦农·波格丹诺主编,中译本邓正来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非实假有”一词见于《金刚经》注释,其意思是,类似于文化集体主义这类概念,不具实体形态,是人的理性的产物。它是“有”,语言中确实有这个词汇,却非“实”。
6、《社会心理学》,戴维·迈尔斯著,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P48。
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P173。
8、《人格心理学》,同注10,P291。
9、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原君》。
10、有关史实分见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P16,《诗经·北山》,《周礼》,《春秋》,《春秋左氏传》,《孟子》,《史记》。
11、《管子·立政》。
12、分别见于《论语》,《国语》,《礼记》,《春秋》。
13、《墨子》,《韩非子》,《商君书》,《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尽心篇》。
14、《荀子·王制》。
15、《明夷待访录·置相》。
16、《荀子·君道篇》。
17、《荀子·富国》。
18、《白虎通》,《春秋繁露》。
19、关于“三纲五常”,《韩非子·忠孝》中首次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三纲、五常”的说法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明辨了三纲五常,称“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又循“阴阳五行”说,确立了“纲常”理论,曰:“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又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后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定“三纲”之说。《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称“三纲者何﹖……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隋代王通与宋代朱熹均联用过三纲五常。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人欲”即指一切违背三纲五常的动机与行为。朱熹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朱文公文集》卷十七,《读大纪》。
20、《大学》。
21、《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
22、《岳阳楼记》。
23、《明夷待访录·原君》。
24、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25、参见《列子》,《庄子》,《世说新语》,韩愈《辟佛》,《资治通览》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杨坚征服南朝后训斥南朝官员的部分。
26、《社会心理学》,戴维·迈尔斯著,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P33。
27、《商君书》。
28、《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P220,P221,P153,P276。
29、《美国秩序的根基》,[美]拉塞尔·柯克著,张大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P042-043。
30、见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邦雅曼·贡斯当著《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
31、凯撒著《高卢战记》,商务版。
32、《社会心理学》,戴维·迈尔斯著,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P33。
33、见《美国的民主》,《美国史》,《联邦党人文集》。
34、《马克思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35、参考汉娜·阿伦特的作品,《欧洲史》,《德国史》。
36、维基百科“集体主义”,《和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对话》。
37、见[大有道书院]公号所转《汪丁丁: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38、《遗传学:基因和基因组分析》,[美]D.L.哈特尔,M.鲁沃洛合著,杨明译,科学出版社,P26-27。
39、《普通生物学》。
40、见《普通化学》,《物理化学》。对关系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的探究,也许可参考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威尔逊著《新的综合》,《遗传学:基因和基因组分析》,[美]D.L.哈特尔,M.鲁沃洛著,杨明译。
41、参考译制纪录片《Out of the Cradle》。
42、《人格心理学》,[美]Jerry M.Burger著,陈会昌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P151。
43、《人格心理学》,同注42,P151。
44、达尔文著《物种起源》,商务版。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科学出版社,1971。
45、参考译制纪录片《Out of the Cradle》。
46、维基百科“集体主义”词条。
47、参考达尔文著《物种起源》,商务版。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译制纪录片《Out of the Cradle》。
48、见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参考[大有道书院]公号所转《汪丁丁:有智慧的地方没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49、冯克利《保守主义的法学来源》。
50、《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1、见《社会心理学》,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
52、《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P18。
53、见弗朗西斯·福山著《国家构建》、《政治秩序的起源》。
54、涂尔干著《分工论》。
55、见勒庞《乌合之众》。
56、《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美]拉塞尔·柯克著,张大军译,P400。
57、《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洪堡·威廉·冯”。
58、《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P402-403。
59、《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P403。
60、李康《运命论》。
61、《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P405
62、《乌合之众》。
63、《罗思巴德论个人的教育》,摘自公众号“通天译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2016-09-19。
64、《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P410。
65、《诗经·北山》。
66、鲍遵言《无君论》。
6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68、《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P413-414。
69、参考“维基百科·集体主义”词条。
70、阿马蒂亚·森著《身份与暴力》,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2。
71、雷蒙·阿隆著《知识分子的命运》,吕一民、顾航译。
72、《人格心理学》,[美]Jerry M.Burger著,陈会昌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P289-P289。
73、《社会心理学》,戴维·迈尔斯著,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P32。
74、《人格心理学》,[美]Jerry M.Burger著,陈会昌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P289,P120,P129,P290。
75、《人格心理学》,[美]Jerry M.Burger著,陈会昌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P210,P287,P211。
76、《社会心理学》,戴维·迈尔斯著,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P34,P35。
77、《人格心理学》,[美]Jerry M.Burger著,陈会昌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P211。
78、《社会心理学》,戴维·迈尔斯著,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P35。
79、参考罗思巴德引征哈里斯牧师所说的内容,转引自《罗思巴德论个人的教育》,公众号“通天译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2016-09-19。
最后编辑时间: 2019-12-10 20: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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