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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东海一枭   庚子杂论(四) 2020-05-20 17:39:11  [点击:1443]
庚子杂论(四)

东海大红自有时
或谓东海想当网红。一哂。区区网红何足道,我何至于那么浅短狭隘。但我确实自信必将大红于天下。一红之后就很难暗淡下来了,一红就是千秋万代。

这个自信根源于四自信,即仁本主义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德自信和道路自信。东海潮起自有时,直挂旭日满天红。东海大红之日,即儒家大兴、国家大幸之时也。

至于将来要“将”多久,不好逆料,主要取决于儒家复兴的速度和高度。也许几年十几年,也许在我死后。顺其自然,无所谓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此疾我可以免矣。


我的担心
据报道,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情绪达历史最高点。这是非常值得国人和华人警惕的。这里的对华,实质是对马。但也有很多美国人和西方人不明华马之别,将两者混为一谈。

不仅美国,新冠病毒蔓延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对华负面情绪都已急遽上升。

民主自由社会、正常社会的民意,可以迅速凝聚为国家意志,上升为国家力量。各国民众的敌意,很容易转化为各个国家的敌对行动。东海最担心的一件事,是中国人民和一些华人将又一次被迫为马帮的恶言恶行埋单。马帮作恶,儒家吃药;马帮有罪,国家埋单;马帮之耻,吾民蒙羞。这是现中国三大悲哀。


马邦弱势三特色
马邦弱势群体有三大特色:一是热衷于助恶,充当五毛和自干五,为极权主义帮忙;二是热衷于仇善,与特权阶级同心同德同仇敌忾。

说真话做好事的人,真正爱国爱民维护人民利益的人,努力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最容易受到弱势群体的排斥、诬蔑、咒骂、攻击乃至危害。反孔反儒反自由,也是一种文化性的仇善。

第三,热衷于欺弱,弱者受侮,挥刀向更弱者。弱势群体之间,相互嫉恨相互危害,落井下石,自相残杀。

以上三个特色,在所有极权社会的民众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在马民身上表现得特别普遍、持久和深刻。

所以,马民遭受的奴役特别沉重,蒙受的冤屈特别深重,无数人常常求告无门,甚至一死了之。盖他们相互之间既无法守望相助,共同抗争,愿意救助他们的人和力量又被他们直接或帮着摧毁了。


击一个双重三昧的蒙
或说:“本土儒教的人之初,性本善与西方基督的人之初,性本恶这两种本质完全相反的文化基础,历经几千年后造就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结果!两种结果之优劣高下立判!”

这是昧于中西文化、文明和历史的双重三昧分子的混扯。略驳三点:

其一、儒家性善论对人性之恶有着深刻的认识,所导出来的王道礼制,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法,其正义性文明性,既非西方古代政教合一的神本主义政治可以望尘,也非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法治所能比拟。

其二、历史上,中国儒家文明的高优辉煌和西方耶教政治的低劣黑暗,对比鲜明。
其三、论人性论,儒家是性善论,自由主义不明本性,然其主流强调人性之善,可称为准性善论或西式性善论。

耶教原罪论,可称为西式性恶论。马家之“社会关系总和论”和对“阶级性”的强调,可称为准性恶论或马家性恶论。


权贵未必不饿死
有人担心饥荒重现。答曰:穷人未必饿死,权贵未必不饿死。对方不服:那三年饿死的都是穷人,没听说有钱有势的人家有饿死的。

答曰:那三年前后,大大小小权贵被迫害至死者,多乎哉太多了,比起饿死者只多不少。善恶到头终有报啊。人事无常,命运五常,权贵饿死,也非罕见。一代霸主齐桓公、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富可敌国的邓通和两个著名的奸相蔡京严嵩,都堪称权贵之大者,都是活活饿死的。


关于标准
很多纷争都是因为标准不同产生的。

人世间有三种东西,最容易引起争论、争斗、斗争乃至战争。它们是权力、利益和思想。三者相辅相成,权力、利益之争也往往表现为或化妆成思想之争。

思想的核心是三观。不同的思想体系必有不同的三观,不同的三观必有不同的标准,包括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和政治标准。标准不同,对于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圣贤盗贼、文明野蛮等等的判断就不同。

邪派思想反常,故标准颠倒;杂家思想混杂,故标准混乱;人本思想有相当的正确性和正义性,故标准正常;仁本思想最为中正精纯,故标准最为正确正义。故儒家社会最为文明和谐,自由社会次之。邪杂思想主导的社会,恶性争论特别茂盛,很容易发展为斗争和战争,包括内战和外战。


家丑、国丑和极权之丑
家丑不外扬,可成立;国丑不外扬,不成立。家事国事天下事,虽然不无可比性,终究性质大不同。而极权主义之丑,不是一般的国丑,而是罪恶,人人得而揭露之,人人得而批判之。

揭露和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道德、政治、制度特权阶级之罪恶,匹夫有责。为之遮掩粉饰是助恶和三帮,是对国家、对人民和对人类的犯罪!

说家丑不可外扬者,真把自己当成赵家人了。它们不知道,这只会给自己制造灾难和带来恶报!


关于自由
不同的文化体系,所倡导的自由,性质、内涵和含义大不同。论品质,仁本主义的自由最优,有礼法双重边界和保障;人本主义的自由次之,以法律为边界和保障;民粹主义的自由最劣,无法无天。

至于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自由,都是伪自由。神本物本两种文化体系和政治模式,都具有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反自由性。


荆州又现女中豪
据报道,湖北大学教师梁艳萍发布不当言论,校方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梁艳萍先生,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略览其微博言论,正理堂堂,大当特当,言人所不敢言。其《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一文结尾说: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

不,梁艳萍和方方们,就是这个时代美丽的符号和希望。希望这样的豪杰之士越来越多,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与政治反动派和思想反常派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撞响新启蒙和大变革的大吕洪钟,以唤醒沉眠已久的中华民族之魂,并重建新一轮的中华文明之美。让我们共同努力!


儒生四誡
元士《誡子弟书》提出不做伪儒、犬儒、腐儒、小人儒四个要求,颇有时代针对性。极权主义之下,即使儒家学者,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轻则腐儒小人儒,重则伪儒犬儒矣。必须誡此四病,才能成为真儒、正儒、通儒和大人儒。特与诸君共勉。


豺狼当道,儒者何为
豺狼当道的时候,儒者可以有三种态度和选择。问罪豺狼,毫无疑问是最正确、正义的选择,其次是退而求其次,问罪狐狸;其次是无道则隐,明哲保身。最不堪最不儒家的表现是,逢迎豺狼,为虎作伥,并向问罪豺狼者问罪。这种三帮分子,不仅非儒,而且非人。



马路三条
马路不行,无数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马家左中右三条路线都是邪路和绝路,都行不通。前三十年左,维持不下去;后三十年右,维持不下去。

继之以马中,试图调和左右矛盾,并杂取诸家文化以自饰。所谓马魂中体西用,杂成一团乱麻。不到十年,难以为继矣,非更旗改路不可。

若不能主动更新,难免被动改革。人若不能改之,天道和天下亦有以革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非特权阶级的人力所能阻拦也。

若能主动更新,无论选中路还是西路,都可以为国为民立下大功。但这个历史性的时机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而今基本已逝。被迫转型,社会代价和特权阶级的代价都将特别沉重。呜呼哀哉,为吾民吾国哀,亦为马帮和当局哀!


关于方方的两条底线
是正常人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方方一边,遑论正人君子。

对于方方日记,当然可以不赞扬支持,可以质疑批评,但有底线,不能上纲上线诬蔑攻击,不能支持言论治罪和政治迫害。突破了这两条底线,就反常化非人化了,就成了极权主义的帮凶助恶,就是邪恶之徒。


走在通往监狱的道路上
热衷于言论控制和信息封锁,是古今中西极权主义不谋而合的共性、恶习和持之以恒的内在冲动。盖极权都怕光,理论错漏百出,实践罪恶累累,需要谎言巧言的粉饰,需要暴力欺诈的维护,故特别害怕真理正义的批判和事实真相的曝光。

对真理真相的恐惧敌视防范,伴随着极权主义的始终。极权不灭,恶习难改。狼改不了吃肉,狗改不了吃屎,此之谓也。

在后极权时期,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言论控制和信息封锁会有所宽松。但以言治罪的恶法依旧,极权主义的本性未改,最宽容也有限,最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法律保障,很容易反弹。你以为安全了,那高悬着的法律之剑可能忽然间就掉了下来。

东海虽然真言直发猖狂了大半辈子,至今不敢丝毫大意,不敢放弃必要的准备。因为我深知监狱的大门随时可以为我大开。借用马云的一句名言:我一直走在通往监狱的道路上。何为义理之勇?特此现身说法。小诗《言怀》曰:

如果血色的石头
能够终结百年长夜
我乐意
向所有顽石
一点不剩地
喷洒满腔热血


文明度
一个国家的文明度,取决于主体文化的正确度、政治制度的正义度、领导集团的道德度,还取决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四个度相辅相成,其中主体文化即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最关键,对一个国家的文明度具有最高决定性。文化不行,一切不行。


曙光在前
中国人民已经为反孔反儒和崇马崇毛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百年浩劫的代价。虽然国难未已,人祸未已,终究有限,不可能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何况儒家回来了。最近流行一句话:“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冬季的黑夜尽管漫长,但依然遮挡不住黎明的曙光。”

特以此与同道们和同胞们共勉!曙光在前,极权黑暗势力猖獗太久了,灭亡之期不远了。


信鬼神好于信蚂鬣
某些官员被批“不信蚂鬣信鬼神”。其实不信蚂鬣比信蚂鬣好,信鬼神比信蚂鬣好。信蚂鬣的拜物教徒是无所畏惧的,信鬼神则多多少少有所敬畏。儒家虽不信仰鬼神,但相信鬼神的存在。


美苏之争
美苏之争,是文明和野蛮、正义和邪恶之争。假如当时胜出的是苏联,那不仅是美国和世界人民的灾难,同样是苏联人民的灾难。好在邪不胜正,灭亡的必须也必然是野蛮邪恶的苏联。苏联的灭亡是全人类的幸运,是苏联人的新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辟邪除恶,人人有责,天下有责。


极权和自由
不少人以自由社会也有种种问题来为极权辩护,若非装傻,就是太傻。

无论古现未,永远没有十全十美、没有问题的社会。即使王道社会,同样也会问题重重旧去新来,遑论自由社会。

但极权和自由两种社会的问题,性质大不同。极权主义惯于制造和扩大问题,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把大问题变得越来越大,直到灾难化。极权主义的文化和制度就是问题的根本和灾难的源头。故极权之下,人民苦难、人道灾难无穷无尽。

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当然缺陷多多,但有一定的正义性文明性,对于种种政治社会问题,能够不断发现和解决,让社会保持基本健康和生机活力,让人民享有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


改善命运的根本大法
一个人饱受凌辱、苦难深重、灾殃不断,必有其自身原因,即内因。恶果累累必有其相应的恶因恶业。凡夫畏果菩萨畏因,只有不再种恶因,并多多造善业,改良自己的言论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命运。

一味自我辩护、赞美。或者一味责怪、批判、卸责归罪于别人,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失败走向失败,直到灭亡。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家族如此,一个国家和民族,同样如此。


从文化入手
政治与社会,在道德上具有相应性。政治之恶与社会之恶,相辅相成,相依为命。恶政治包括邪恶的文化、制度和特权阶级,都是从恶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恶政治成功建立后,又进一步恶化社会。

或问:政治和社会,何者更根本?答曰:论因果,社会之恶在先,社会之恶孕育政治之恶;论政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万民有恶,社会太恶,恶在上层建筑。

欲改良政治,须改良道德,包括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官德和民德。欲改良道德,从文化入手最为有效。弘儒辟马,依据仁本主义五观批判物本主义思想和政治,是改良社会、改良政治的最佳方法。对于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则可引为同盟。




社会性恶报
从因果上讲,以恶制恶也是恶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极权社会特别盛兴。上上下下恶成一团,支持极权主义的弱势群体和坚持极权主义的特权阶级,仿佛天作之合。弱势群体饱受奴役相互投毒,特权阶级热衷内斗自相残杀,无非报应。

多行不义必自毙,极权主义的坚持者和支持者,无论被谁所毙,本质上都是自毙。
极权主义的兴起、成功和维持,本身就是恶社会的一种报应,一种社会性恶报。就这个意义上说,极权主义也是“奉天承运”而来的。一个社会坏到一定程度,就不配享受仁政良制,就与极权主义相应。就像信魔拜鬼者最容易招致魔鬼一样。


本性超越善恶,习性善恶有别
或说:“对于“性若不善,则施教与受教何以可能”“性若善,施教与受教又有何必要”这一困扰儒学二千多年的迷思,主流儒学研究界至今尚未找到清晰的出路。”

东海曰:这也太小看儒家了。因为本性至善,施教与受教自有可能性;因为习性易恶,施教与受教自有必要性。性善论是就本性至善而言,并非否定人类的恶习。


底线和高标
正常社会的一些道德底线,在马邦已经成为道德高标乃至高不可攀。例如,不告密,不讲假话,不损人利己,不坑蒙拐骗,为官不贪污受贿,不巧言令色足恭,诸如此类,十几亿人中能做到者有几?


好一座大山
马邦人为什么普遍贫困?因为负担太重!为什么负担重?因为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特权阶级,最多的财富也经不起它们无度的贪腐、浪费和全世界抛撒。

这个特权阶级人数之庞大、胃口之贪婪、道德之败坏、手段之恶毒、对人民政治压迫、经济剥夺之沉重,都是史无前例的。若不移走背脊和头顶这座大山,中国人民永无共同富裕之望,永无翻身解放之时!


思想就是法外之地
流行一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东海学舌曰,思想领域就是法外之地。

只有非礼的思想,没有非法的思想。思想问题可以言论解决,也可以纪律解决,唯独不能法律解决。

无论什么思想,无论她怎样不当不正、反常反动、错误荒谬,法律都不能惩罚。即使是可能产生“即时而重大的危险”的思想性言论,政府也只能适当禁止,不能入邢罪。这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正义。

以言治罪的法律,是典型的恶法。当然,这里的思想指的是高价值言论。对于低价值言论,如谎谣诽谤人身攻击等等,可在民法中制定相应条例予以惩处。


四种冲突
文明的冲突不难解决,不难依礼依法依照一定的规则文明地解决。文明与野蛮的冲突,野蛮与野蛮的冲突,野蛮内部的冲突,都难以解决,往往愈演愈烈,很容易发展为恶性争斗、斗争乃至战争。战争是这三种冲突最惨烈解决方式。


国家和人民
不是国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养育了国家。人民爱不爱国不是问题,国家爱不爱民才是问题。人民不爱国,必然是国家不可爱,不爱民。

国家好不好,可不可爱,爱不爱民,关键在政治。国家的问题,主要是上层建筑和领导集团的问题。


君子和淑女
别人是否敬爱不重要,自己是否可敬可爱最重要,是否有德最重要。男有德为君子,女有德为淑女。有德,特指有得于中道。

君子未必人人敬重,但必是可敬的,必有人敬之;淑女未必人人喜爱,但必是可爱的,必有人爱之。遇君子而不知敬,遇淑女而不能爱,是遇者的损失,于君子淑女何损也。

人世间最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有二:于国,是君子而得权位;于家,是君子而得淑女。君子为国,替天行道;淑女持家,天作之合,欲不和谐幸福都不可能。


民本和民主
民本和民主,相通不相同。以民为本,意味着人民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在政治上,该以民为主就以民为主,该为民作主就为民作主。

对于人民,儒家追求君师之位。主权在民,但选举权不在民众而在精英。在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实现之前,民众对于君主只有否决权,没有选举权。


为何强调三权分立
为什么强调主权在民?因为君主之权位只能建立在自由的民意之上,民众支持则当仁不让,民众反对则退而不争。革命不妨暴力行之,君位不许暴力夺之,不许霸王硬上弓。师位也是如此,不可强为人师。

为什么强调治权在君教权在儒?君主上位,政府成立,要负起政治和教育的责任,作之君作之师。王道政治,尊重民意但不唯民意。民意正确则从之,有误则导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导之以德,包括以儒为主的文化启蒙和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齐之以礼,礼指礼制,包括礼乐刑政。为民众树立礼的标杆,导之向上,向官员看齐;同时设立法的禁区,禁止和惩罚罪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


恶制与恶民
或问恶制与人民的关系。东海曰:恶制的建立有赖于一定的民意支持,即一定数量的愚民暴民刁民贱民的支持,恶制建立以后,又进一步恶化社会恶化民众,让恶民越来越多,恶得越来越深。当然,人民的命运也越来越恶化,为支持恶制付出相应的代价。


极权暴政的社会底盘
有一篇题为《滚床单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的文章说:“中国滚床单在95年历程中,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胜利,最根本原因在于,滚床单始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得到支持的原因判断错误,但始终得到相当数量的民众的支持没错。不仅滚床单,古往今来任何极权主义都有相应的民意基础。这是极权暴政的社会底盘。暴政暴民,恶制恶民,相辅相成。没有一定数量的愚民刁民贱民暴民的支持,极权主义是无法建立和维持的。

因此,愚民弱民、恶化民众是极权主义始终一贯的努力和追求。它们最怕的就是正知正见的扩散和民德民智的提升。




爱国必须真而正
围绕方方日记的争论,有人呼吁:“停止窝里斗,将视角转向国家大事,转向国际形势,转向国家面临的危机,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帮国家挺过这次史无前例的危机!”

一言二误。其一,把是非正邪之争说成窝里斗,犯了折中主义和乡愿的错误,把极端反常反动的邪徒恶势力看成自家人了。

其二,把自己当成赵家人了。顾炎武先生早就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赵家兴亡,匹夫更无责。大是大非、正邪善恶之争关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责任更重。批判邪知邪见,弘扬真理正义,这是兴天下,也是真正的爱国救国。

两大错误,同归于一个原因:自作多情,用错了情,或欲爱国,实为助恶!
首发于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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