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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东海一枭   廖平,儒门第一大杂家 2020-07-18 16:44:29  [点击:5088]
廖平,儒门第一大杂家

廖平以礼制分今古,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礼制不同。其说曰:“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今古学考》)也就是说,古学今学,制度有异,义理无别。这是廖平最大的学术贡献。

然而,廖平虽立足于儒,极尊孔子,但思想糊涂混杂,观点错误甚多,至广大而极混沌,堪称儒门第一大杂家。

廖平在尊孔尊儒的同时,高度肯定墨学和诸子百家,喻儒学为日常饮食,喻诸子百家为治病之药。他说:

“即如墨子,世所称偏驳者,亦如硝磺桂附之有毒,考其《鲁问篇》,自言择术而从,世主好战黩武,吾则与之言兼爱;好歌舞声乐奢侈,吾则与之言非乐尚俭;祭祀不诚,怠惰自安,吾则与之言明鬼非命;私心太重,吾则与之言尚同云云。就墨子而言,其宗旨各条,皆为救弊而设,因病立方,药必精良,唯恐其毒之不厚。推之儒与名、法、纵横、小说、农家,同为药物,苟非病人,则以饮食自为调养。不幸而有疾,则不能不求之药室。六艺之外所以别有九流,亦如饮食之外,别有药物。”(《大同学说》)

杨墨之学和异端邪说的错误流弊,辟邪说的重要性,孟子论之甚透,廖平却与孟子对着干。上面这段话犯了三大不明。

其一、不明儒墨两家道不同术亦不同。儒家无论怎样择术而从,都不会言兼爱、非乐尚俭、明鬼非命、尚同等等墨家之术。儒家言爱言俭言鬼言同,自有中道特色,与墨家道不同。至于非乐非命,更非儒家思想。

其二、不明主体文化和文化市场有别。文化市场应该多元化,兼容并包,各种思想文化体系并行不悖;主体文化即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精益求精,精义入神。儒家在政治上对于墨家和百家的人物势力,不妨有所尊重、包容和药用,但对于它们的思想理论,则必须明辨洞察,不受丝毫杂染。

其三、不明道心惟微,必须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君子之道至广大而尽精微,至广大可不是把诸子百家都混杂进来,尽精微,包括理义的精妙细微和明辨功夫的精深,茧丝牛毛辨析精微。儒家在“用”的层面,从善如流,海纳百川;在“体”上,在道德和政治之立场、原则和标准上,则不容丝毫动摇、随顺和苟且。

儒家应该因病立方,必要时不妨利用毒药治病救人,比喻很好,但最好的比喻都是有限的。面对各种时代问题和社会弊病,儒家开出来的只能是、必须是仁本主义药方,不应该也不需要利用诸子百家异端外道的药方和药。


对于廖平的学术思想,刘耀《经术与诸子: 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一文有很好的总结。兹摘其介绍、总结廖平思想的一段话予以剖析批判。刘耀说:

“他的“大小”之说乃是将中国的各种学说都纳入到经学的体系之中,他认为墨家原属于儒,“《论语》有‘从先进’之说,《中庸》则云‘从周’,二者相反,不知从周则为从儒,先进则为墨”,并以《庄子•天下篇》为例,指出“致庄子以六艺为道,诸子为方术,诸子在六艺后,九流出于四科,诸子为六艺之支流,固一定之制也”,因此他认为六艺并非“全属儒家之私书”,诸子有别于儒,乃是后世的误解。……在他看来,“如说天之宣夜、大地浮沉、三万里中、四游成四季、五大州疆宇、大九州名目,凡《山海经》、《天文、地形训》、《列》《庄》之所称述”,虽然都不是儒家经典中的记载,但却都是“孔子于两千年以前,预知百世以后之世运,而为之制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5期)

廖平的胆子也太大了。以孔子为中心,以六经为纲领,将墨家划归于儒,将九流、诸子和先秦诸子典籍统统划归于儒,将所有传统文化一网打尽打入儒学的范畴。

以孔子为中心、以六经为纲领当然不错,但孔子与诸子、儒家与百家的立场观点方法,大有区别。虽不妨近似类似之处,更充满矛盾冲突,很多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合成一家呢。

马一浮先生有“六艺统摄中土西来一切学术”的命题,其中之一是“诸子百家皆源出于六艺”,这个观点可以成立。但是,“诸子源出于儒”并不意味着“诸子无别于儒”。“诸子有别于儒”并非“后世的误解”。另外,将《论语》“从先进”的先进看成墨家,将《中庸》“从周”说成从儒,显然是自以为是的曲解。

廖平弟子李源澄论廖平说:“廖师精卓宏深,才实天纵,惟为时代所限,囿于旧闻,故不免尊孔过甚,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云。恰恰相反,将诸子百家、诸教九流纳入儒学,混淆了孔子与诸子、儒学与他学之间的界限,夷孔子为诸子,夷儒家为百家,虽欲尊之,实乃贬低。


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很正确,但将今古学分为大统小统,以今文学为小统,以古文学为大统,则过犹不及了。孟曉路同道说:

“廖先生通过大统小统说,把今古统一起来了。今文学是小统,以春秋和王制为主,是治中国的学问;古文学是大统,以周礼和尚书为主,是治全球天下的学问。这两个学问合起来,治中国有制度,治全球天下也有制度,这正是孔子规划未来的经学全体。孔子之后的这两千年,中国没有能力治理全球天下,所以就退而求其次,用春秋中的制度来治中国。故在这两千年当中,春秋作为经学的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合孔子的本意。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要过去了,那么春秋就要退出了,以后要用周礼来治全球的天下。孔子为我们规划得很远很远,未来一千年的制度也已经规划好了。”(孟晓路《白鹿洞书院讲道统》)

东海曰,春秋和尚书都是植根中道的王道经典,所依据的时代背景、所陈述的制度规范有所不同,故王制和周礼因之而异,但所阐发的政治原则和制度精神完全一致,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以周礼和尚书为主古文学,既适合治全球也适合治中国;以春秋和王制为主的今文学,既可以治中国也可以治全球。春秋大义与尚书原则、周礼精神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时空普适性,永远不会过时。

“以后要用周礼来治全球的天下”之说大不妥。顾名思义,周礼是周朝的礼乐制度,只适合周朝的家天下的君主制和封建制,其精神万古不易,但作为具体制度规范并不适合现代和未来。新王道之下应有新礼制,新礼制应该全面广泛地吸收上古禅让制、传统君主制、西方民主制而超越之。在制度形式上,周礼和王制只有参考价值,都没有照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廖平之学前后凡六变。前三变的共同点是讲今古之学,一变平分今古,二变尊今抑古,三变张大古学。一变、二变颇有可观。后三变的共同点则是讲天人之学。

廖平认为人学讲六合以内事,以《尚书》、《春秋》二经为主;天学讲六合之外事,以《诗》、《易》二经为主。前人说他愈变愈离奇,东海说他愈变愈离谱,更加大杂烩了。

他自以为将儒学分为天学人学是阳春白雪,有“吾道甚孤”之叹。殊不知,如此天人二分,机械僵化,牵强附会。六经各有侧重,《尚书》、《春秋》侧重于人道和政治;《诗》、《易》侧重于天道和道德,然天人不二,政道不二,没有天学人学之别也。

廖平一方面天人割裂,一方面又王霸不分。他说:

“使孔子言人不言天,则王霸之制既已详于《春秋》,皇帝之制既已详于《尚书》,六合以内包括无遗。仅作《尚书》、《春秋》,已无余事,《诗》、《乐》及《易》虽不作可也。考六艺以天人分,各占其半,人学之中,既分皇、帝、王、霸四等,则天学亦必相同。”(《天人论》)

“王霸之制既已详于《春秋》”有误。儒家政治上对于霸道不无尊重,但儒家王学不杂霸道之学,《春秋》之制不眨霸道之制。“人学之中,既分皇、帝、王、霸四等”亦误。儒家政治学只分皇、帝、王三等,无霸。分而言之是三,合而言之为一,皇道帝道即王道。

至于杂取佛道及医经刑法诸家,更是背离中道远甚。章太炎说:“君之学凡六变,其后三变杂取梵书及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廖平墓志铭》)章太炎学术驳杂,然此言甚是。

廖平在《经话》中提出学经之戒,戒支离衍说,游荡无根,戒不守古训,师心自用,戒违背传注,好作新解等等。说得不错,可他自己就犯了上述戒条。

《中国历代大儒》在介绍廖平时称之为“经学畸人”,这个畸字用得形象,然不如称为儒门杂家更为中肯。古来儒门杂家很多,苏轼、王安石、孔明堪称儒门三大杂家,但论思想之广博混杂程度,皆难望廖平之尘也。儒门第一大杂家,廖平当之无愧。

注意,给予廖平儒门杂家的定位,如理如实,实事求是,既有批评,也有肯定。盖杂家有多种,包括佛门杂家、道门杂家和一般杂家(无立场杂家)。儒门杂家固然逊色于醇儒,却是所有杂家中最优秀者。2020-7-16

注:本文所引廖平先生的文字,皆出自《中国近代思想界文库-廖平卷》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5月第1版.
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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