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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东海一枭   台湾上报:文革和五四 2020-09-14 20:21:05  [点击:2399]
文革和五四
余东海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历史课本都是严格按照邓派《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内乱”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前两年,高中历史课本里关于文革的这段话突然去掉了。而新学期高一最新版历史课本,又把这句话恢复了。从去掉到恢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

改回来固然值得肯定,但必须指出,马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都可以悄悄改变,这就是人治的特征。其实文革是马路左道实践的必然结果,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马学不去,马路不改,为文革翻案的可能就永远存在。

关于文革的定性,邓派《决议》仍是肤浅而有所美化的。文革是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相辅相成的运动。由暴君发动、各级酷吏推动,广大人民踊跃参与。暴君与暴民、暴政与多数人的暴政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完全的结合。

文革时有“好人打坏人”“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之说。其实当时无论打人者还是被打的,所有人都姓马,绝大多数又信毛,都是毛左,恻隐、是非、羞恶、辞让之四心都已丧失殆尽。如果说还有好人,那也不是正人君子的好,只是少数良知尚未灭绝者,还没有完全豺狼化而已。

要深入理解文革,就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五四。盖两者具有紧密的因果关系:五四是文革的预演,文革是五四的高潮。

五四是典型的现代民粹主义运动。自五四始,民国的民粹主义有六个面相: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虵蜖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六个主义各有特性和特色,都属于现代民粹主义范畴。

古今中西所有邪说都有巧言令色的一面,民粹主义特别巧言令色足恭,马家又将民粹主义这一面发挥到了巅峰状态,对三民社会特别富有迷惑性和煽动性。反孔反儒的文化颠倒,导致道德颠倒、社会颠倒一切颠倒,愚民刁民暴民越来越主流化。民国社会若不反常到一定程度,毛帮根本成不了气候。不过必须说明,论罪责,民众无责,罪在菁英。没有五四就没有马帮,没有蒙启派就没有大灾星!

若在儒家社会,毛帮无论怎么折腾,成不了气候也。蚂䴕思想、毛式话语泛滥不起来,自然就没有成灾的机会。有了五四,毛帮自然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想不成功都不可能。马帮自称五四之子,名副其实。

最为可悲可耻的是,民国知识分子普遍民粹化,将干民之誉、逢民之恶、讪君卖直、犯上导乱的民粹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过,民国文化群体是有史以来最没文化、最为蒙昧的群体。至于四九以后,知识群体更加变本加厉,不仅没文化而蒙昧,而且诈力化而邪恶,将逢民之恶与逢君之恶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导致罪恶空前泛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天理不容,鬼神憎愤。几乎群体灭绝,实属天诛天灭!

民国知识人中,胡适相对好一点。很喜欢胡适的两句名言: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非常正确,遗憾他自己却做不到。

胡适对儒家的大量评论批判,只有大胆之假,随意歪读曲解;毫无小心之求,没有证据也敢说十分话,其学术态度是不老实,不认真,假严肃。如果不好好学习儒家经典,仅仅读他的著作文章,欲不被误导,不可能也。被他带到沟里去的徒子徒孙无数无量。

不仅胡适,不老实、不认真、假严肃堪称民国多数学者的通病,或有其一二,或三病俱全。不过要说明,相对而言,胡适之病还是轻的,胡适派倾向西方、倡导自由亦不无可取。有学者斥胡适为骗子,未免过重,可判为学术庸人。以鲁迅为代表的赤化和赤化倾向者,病得特别重,文品人品皆不堪,可判为文化奸人。

赤化派和西化派,文化政治立场大异,但在反孔反儒方面不约而同。不论有意无意,西化派都帮了马帮的大忙,为马学的泛滥、赤化的成功扫除了文化障碍。如果说赤化派是政治主凶,西化派就是文化帮凶。当然有些人是有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

或谓应该将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区别对待。殊不知,新文化运动就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五四运动以新文化运动为行动基础,并促进新文化运动发展与继续。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都是民粹主义运动,既与儒家文化背道而驰,也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唯与蚂䴕主义、虵蜖主义一拍即合。

或说:“五四中人的根本错误是把中西文化看成两个对立的实体,同时以西方文化为典范,于是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斗争方式来解决。”这么说太肤浅。五四三大错,一错认中华文化为邪,认父作贼,文化弑父;二错认北狄思想为正,认贼作父,信邪拜魔;三错认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为西方文化和文明。

不必怨天尤地。百余年来,国人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始而遭到日寇侵凌,后而遭受极权暴政,百年浩劫空前,其实自有原因,符合因果铁律。五四开始,既反孔反儒又崇马崇毛,罪孽比诬文武、崇桀纣有过之而无不及。罪及四世,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弘儒反马是最好的赎罪立功和改良命运的方式。

南山同道说得好:“文革之祸易去,五四之毒难消。”对文革的危害和罪恶,自由派和马家右派都能有所批判,但对于五四之毒,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只有儒家,才能深入揭发五四的精神反常和思想反动,彻底清洗其流毒,重建华夏之国的伟大,恢复民族之魂的健美。

马学马制之下,儒文化会受到种种排斥、阻挠和摧残,甚至被连根拔起,学绝道丧,毛鉴不远也。批判马主义,弘扬儒文化,建设好制度,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也。唯有儒文化在宪,才能建设最好的制度,新礼制。

最后破除三个颇为流行的五四迷思。

或说:“儒家是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的恶!”这是典型的五四遗毒,五四遗孽。如此正邪善恶颠倒,无论贫富贵贱和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有摧正助邪、助力极权暴政之效。反孔反儒是最大的文化反华、思想反常和政治反动,是对极权主义最好的支持帮助。五四以来,无数知识分子就这样无意中充当了马路的开路先锋和护路工人。知识分子之可耻可悲,莫甚于此。

或说:“儒家义理易理天理没有标准和可操作性”云。答:当然有。儒家内圣外王一体,内圣学即道德学,外王学即政治学。所以儒家义理落实到政治领域,就是王道和礼制。礼制精神万古不易,礼制形式则因时而异,与时偕宜。现代礼制完全可以汲取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优势而超越之。对此东海有大量阐述。

或说:“从故纸堆里要是能找出现代文明,中国也不是现在这德性了。”故纸堆里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如儒家经典所阐述的义理、易理、天理,如仁义礼智信,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适用于过现未所有时代,可以开出传统文明也可以现代文明和未来文明。2020-9-6
首发于2020年09月12日台湾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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