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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胡平   惊悉杨炳章猝然离世,不胜哀痛。ZT:杨小冬:舅舅走了 2020-10-06 11:41:17  [点击:3612]
杨小冬:舅舅走了
发表于《华夏文摘》 2020年10月5日 由 舟巷

链接(有照片):http://hx.cnd.org/2020/10/05/%e6%9d%a8%e5%b0%8f%e5%86%ac%ef%bc%9a%e8%88%85%e8%88%85%e8%b5%b0%e4%ba%86/

离中秋国庆长假还剩最后一天,我身心放松,北京飞上海,晚上6:00飞机落虹桥,期待着明天的旗忠会员杯,畅打畅饮之后是一周的金秋桂花香:疫情前就约好的“空巢杯卡拉OK大奖赛”是二号,三号四号是老爸网球队的比赛和赛后的啤酒鸡翅,还有朋友聚会,打牌高尔夫。。。排满了整个快乐的黄金周。一个电话打破了这一切:舅舅刚刚下午在重庆突然逝世,毫无征兆,疑似脑淤血。我匆匆回家拿了换洗衣服,晚上9:30登上去重庆的飞机。

凌晨1:00多,亲眼确认了舅舅果然离去:他安详地睡着,轮廓清晰,毫无表情,戴着帽子,干干净净,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干净。身边是哭得像泪人一样的小邓,舅舅的最后一任女友,也应该是最照顾他的一位。重庆姑娘,俩人刚刚在一起不到半年,正在计划今后的生活,结婚,等新冠结束了去波士顿。。。。。。

让我极度紧张的是远在北京的妈妈,担心88岁的老妈禁不住如此重大打击。舅舅是母亲唯一的弟弟,1945年出生时妈妈已经12岁。当年,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们的父亲战死沙场,留下了刚刚满月的舅舅,和已经是抗日子弟学校学员的母亲。姥姥是只会做家务的小脚山东农村妇女,漂亮,贤惠,不识字,不管事儿。老爷生前给母亲的嘱托,要她一定要把弟弟带大,励志成才,建设新中国,像那个年代出生的很多孩子一样,舅舅的小名叫“建国”,他父亲要他励志建设新中国。

舅舅叫杨炳章,小名建国,英文名Benjamin Yang,姐姐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人,每次交女朋友,没有引荐给姐姐的,都不是正式的。我经常调侃妈妈:我们哥儿仨加起来,也不如你弟弟对你重要。妈妈其实就是舅舅的“小妈”,在山东重男轻女的文化里,妈妈承接的是她父亲的重托,“杨勋杨炳章”似乎永远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的名字。

1957年,舅舅12岁,妈妈已经人大毕业成了北大经济系的一名年轻教师,远在寿光老家的建国到了上初中的年龄。舅舅进了北京101中学,一所延安搬来的干部子弟中学。舅舅操着一口山东土话,一头扎进了红二代扎堆儿的北京101中学。初到北京,他兴高采烈地操着山东土话告诉姐姐:“这个北京的汽车有个十辆八辆的”。他在班里给同学们说山东快书:“狼里格狼,狼里格狼。。。”丝毫没有察觉他正在被班里的高干子弟们调侃。很快,这个山东乡下孩子异军突起,凭着他百米十一秒以内的成绩,在压轴的第四棒带领101中学获得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成一百米冠军。他优异的学习成绩,烈士子弟的出身和英俊的仪表开始让老师同学刮目相看。

进入高中,班干部找他谈话,希望发展他入团,比他大两岁的华池舅妈授命给他做思想工作。舅舅回复:你一个女的,还来教育我,咱们还是去圆明园玩儿吧。一来二去,舅舅非但没有入团,刘华池成了他的初恋女友,还因此丢掉了入党的机会:立场不坚定,与政治思想工作对象谈恋爱。

1964年,我出生的那年,舅舅高中毕业,考上了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这是一所排在北大清华之前的学校,只收又红又专,出身好的孩子,他们会被培养成共和国的外交官,武官和其他栋梁。入学不到半年,校方通知妈妈,杨炳章要退学。妈妈急忙抱着我赶去张家口。舅舅指着穿军服的教官们对妈妈说:“姐姐,你要我一辈子像他们一样碌碌无为地活着吗?!”(在妈妈怀里的我当时忍不住,尿了:“Ben, are you kidding me?!you are too simple too naive!”)

舅舅终于不听劝阻,退学了。1965年他来到北大,20岁,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学历,只有姐姐。他住在北大44楼,图书馆食堂教室三点一线,靠着姐姐的经济来源和人脉,到哲学系申请了一张旁听证,他要研究黑格尔,还有康德什么的。

反右,四清,和正在预热的文革鼓动着杨勋杨炳章姐弟俩的革命激情。伴随着聂元榟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文革终于在北大揭开了序幕。1966年夏的一天,一直以“杨勋弟”署名参加大字报辩论的杨炳章终于按耐不住了。原因是他近距离在北大东操场观摩了江青的演讲。杨炳章经过一夜思考,决定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一封信,告诉他老人家:“您老婆在诋毁您的伟大形象”。第二天早上,舅舅带着起草好的信来找妈妈:“姐,咱俩今天就去文革信访办,咱们要把这封信递给毛主席。”

姐弟俩上路了,早上9:00多就到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卫,听说是北大的,门卫让他们午饭后再来听消息,毕竟是关于昨天北大的万人大会,康生江青等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都参加,而第二场万人大会是第二天,还是北大东操场,还是康生江青等的原班人马。

午饭后,一辆212北京吉普已经等在信访办门口了。姐弟俩上了车,被告知中央文革领导要接见你们。车子沿着长安街往西开,进了钓鱼台,等待他们俩的中央领导是江青。舅舅被告知在外面等,只有他姐姐可以见江青。据妈妈后来说,舅舅在外面等得不耐烦就大声喧哗,江青问外面是谁,妈妈说是一起来的弟弟。于是江青就挥挥手,让他也进来。江青听取了他们俩的汇报:北大文革的进展,李纳在北大历史系的情况,还有山东老乡的寒暄。。。

如火如荼的文革在继续,妈妈开始了她一个人的大串连旅行。1966年秋天,妈妈终于回家了。到家的第一晚就被送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放风的时候,妈妈看见了舅舅。在狱中,姐弟俩几次见面都是一起被拉回北大批斗。据舅舅说,一次,完成了一整天的喷气式批斗和殴打,俩人被同车押回牢房,舅舅不断跟押送他们的狱警投诉他们俩被毒打。筋疲力尽的妈妈不耐烦了,对他狠狠地说:“就挨了几下打,一个大男人,那么多废话!”于是舅舅自责地闭上了嘴。

1969年妈妈被释放出狱,舅舅已经提前释放了,退回原籍,整天在村里百无聊赖,和他的发小朋友们下象棋。夏天过去了,他开始计划下一步,他和好友袁佩文去了延吉,老乡介绍,在林场里伐木。一个温暖的冬日,他告别了发小,一个人踏着鸭绿江的冰,走向北朝鲜。

边境的朝鲜人民军关押了他,一顿暴打之后发现他怀里揣着一张抗日烈属证,问他,你来朝鲜干什么?他说来学朝鲜语。其实他的计划是从朝鲜再去苏联。舅舅被送到平壤。不到三个月,他可以用朝鲜话简单沟通了,毕竟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辍学生。

1969年周总理访问朝鲜,一度降温的中朝关系恢复,舅舅也踏上了被遣返的征程。夏天,朝鲜人民军在边境把他移交给延吉自治州警察。舅舅被继续押送山东潍坊。舅舅和押送他的两名警察在列车里喝酒,火车途经天津,他成功逃脱,在天津火车站卖了自己的毛衣,买了火车票进京。下午,公共电话铃响了,妈妈在电话的另一头听到了久违的弟弟:“姐,我在西单书店,你能来吗?”这是消失了很久的24岁的弟弟的召唤。

不知是我自己的记忆还是后来别人不断的重复,晚上10点不到,舅舅和妈妈一起回到我们在海淀太平庄的小屋儿。很快,房顶上,门前房后,同时出现了很多警察,舅舅被带走了,一个竟敢把警察灌醉的逃犯。警察们骑着自行车,舅舅试图往其中一辆的后座上坐,被警察吼下。他冲着妈妈做了个怪样儿,戴着手铐,跟着自行车后面不自然地小跑,消失在夜色中。

舅舅被判刑四年劳改。妈妈一直对这件事内疚,因为她向组织交代,说弟弟一直想去美国。本来可以争取“偷越国境”罪,后来成了“叛国投敌”,否则刑期不会那么长。舅舅从来不指责妈妈,只是笑笑:“我这个傻姐姐,什么都相信组织。”

1974年,舅舅刑满释放,突然想起自己还会说英文,他在寿光寒桥中学开始教英文。而立之年的他终于稳定下来了。此时的初恋女友,比舅舅大两岁的华池舅妈,虽然已是千疮百孔,但还是对舅舅不离不弃,苦苦等待。1974年夏的一天,华池舅妈小小的个子抱着一个大相框从天津大港油田来到北京,当晚他们结婚了。婚礼没有一点喜兴,华池舅妈一直在擦泪,婚宴是鲁菜。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是我记忆中首次下饭馆儿,我那年10岁。撑死宝宝了。一条红烧鱼,撑得我夜里拉肚子。

1975年,表弟出生,舅舅30岁,一事无成,沦落在寿光教中学,农村户口。他给儿子起名“上上”意在让儿子一辈子抽上上签。他已经对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没兴趣了。接下来是舅舅和华池舅妈之间的恶斗。这是我少年时期永远冥思苦想的故事:他们如此浪漫,如此同甘共苦,激情革命,怎么会在一切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彼此反目为仇。表弟杨上上几乎一出生就送到了我家,舅舅舅妈过着分居的生活,山东寿光,天津大港,俩人见面就吵,就砸,甚至动手,直到80年代初非常物质地离婚。

1978年研究生考试恢复,舅舅的希望来了。他当然要回北大。舅舅后来说,考场上,他的手哆嗦了5分钟不能下笔。他的面前摊着自己今后命运的考卷,他要离开寒桥中学,他要上北大,他要去美国,那年他33岁。

舅舅以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第一名的成绩回到了北大。无论年龄还是阅历,此时的他都是大哥级的人物,无论是1980年海淀区人民代表竞选还是今天杂志,北京自由知识分子圈里都知道杨炳章是大哥级别的人物:两次入狱判刑的理由都让人目瞪口呆:提醒毛主席小心他老婆,转道北朝鲜去苏联,舅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进入80年代的杨炳章已经对革命和运动彻底无兴趣了。他像老大哥一样关心但不参与,不是出于胆怯,只是觉得疲惫。他一门心思,削尖脑袋就是要去美国。198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偷偷卖掉了姥姥在老家的宅子,2000多元人民币买了单程北京纽约的机票,耶鲁哥伦比亚哈佛都给了舅舅全额奖学金。舅舅成了文革以后哈佛第一位中国博士研究生。

80年代出国潮开始。杨炳章在哈佛的宿舍成了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据点。去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几乎都认识杨炳章,他们一起抽烟喝酒下围棋谈政治。1987年,舅舅顺利获得哈佛政治学博士学历,论文是“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导师之一是费正清,一本至今都是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的重要学术参考书。他的其他著作也都是80年代的产物。凭他的才能与学历,舅舅很容易找到一个教授的职位,踏踏实实地在美国发展。可他偏偏天生就不属于任何体制。他不拘小节,不接受任何规范作息,写东西蹲在椅子上,抽烟一天两包,开车违章,冰箱里永远是过期食品,个人卫生一塌糊涂。

90年代中期,舅舅开始接受他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事实,回到北京,在人大政治系做教授,波士顿剩下的是他在哈佛的一个大破房子,里面是不断的房租官司,还有和他不往来的儿子和前妻。人大讲台上的杨炳章当然魅力十足:讲哈佛,喷阅历,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英文,俄语穿插,自然就有或真或假被迷倒的姑娘前仆后继。连着送了几个女朋友去美国读书,人才色皆空之后,舅舅也没了教书写作的兴趣,北大建校100周年之际,他草草写了两本回忆录:“从北大到哈佛”,“不平则鸣:我的哈佛15年”,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之后的舅舅,到美国就时不时去大西洋赌城,在中国就是上网下围棋玩儿股票。

三年前我大儿子在波士顿Tufts大学毕业,舅舅正好也在,他兴高采烈地换上新衣服来参加悠悠的毕业典礼,看着我学哲学的儿子在台上作为毕业生代表演讲,他无比骄傲,似乎看到了自己20岁时的影子,俩人讨论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什么的,我插不上话,只是频频点头。

9月29号,舅舅突然去世的前一天从重庆打电话回北大,我正好在家。也是鬼使神差,我们几乎不通电话。电话里他仔细问我两个儿子的近况。我知道他很喜欢我的两个儿子,也许是因为他和自己儿子恶劣的关系。其实我们已经约定好了,下次去波士顿,我负责把表弟杨上上和舅舅拉到一个饭桌上。

舅舅不是完人,他甚至支持川普。晚年的政治观点充满了功利,藐视基本价值观。他一生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无论是对初恋女友还是江青。他缺乏家庭责任感。他儿子和他不来往,我想一定也有舅舅的问题。但舅舅幽默,聪明,有魅力,嘴甜,一生精彩,最重要的,他有如此一份独有的姐弟情。

舅舅出事当天,我不敢告诉妈妈,担心老太太承受不住,第一时间请大儿子飞去北京陪奶奶,怕她得知噩耗后有个三长两短。妈妈的乐观主义精神再次让我震惊。知道舅舅在抢救,她其实已经预感到弟弟已经猝死。她表现出的平静与理智,让我惊叹。老太太笑傲人生的生活态度,让我望尘莫及。她了解到舅舅抢救的过程后对我说:“我也希望最后像你舅舅一样去世,人能够不痛苦地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一直在研究安乐死”。

舅舅如此精彩的一生让我短短几千字就总结了,届时我的一生也许只需几百字。人生莫测,其实我们只需一步一个脚印,认真对待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一份感情,踏踏实实,快快乐乐地向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老舅老舅你向西南,钱处安身,苦处使钱。。。。。。”这是我在30多年前我姥姥,你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披麻戴孝给她老人家指路的时候喊的,山东口音,现在轮到你了,老舅。

2020年10月2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
80年代北大社会学的孩子;
90年代哥本哈根的浪子;
对政治又爱又恨的汉子;
拿喇叭当饭碗的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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