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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胡平   ZT唐炎明·唐亚明: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020-10-20 09:14:25  [点击:883]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唐炎明·唐亚明·

◇ 唐平铸参加修改林彪“五一八”政变讲话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政变的讲话。他的发言,令与会者震惊。毛泽东不但批准向全党下发了这个讲话,而且由他签发的中共中央批示称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是林彪主持撰写的。

  林彪横死异国后,人们对毛泽东为什么要选定这样的接班人,对他为什么批准向全党下发林彪“五一八”政变讲话,对他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他的“高瞻远瞩”提出了种种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封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信中表达出毛泽东早就对林彪产生了不安、不满和疑虑,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的这封信试图消除人们的猜测和疑问。

  但是这封信公布之后,许多人越看越糊涂,更不明白了,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有些人从信的内容来辨别它的真伪。其实,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只要了解一下对外公布的林彪“五一八”政变讲话稿是按谁的意图,由谁逐字逐句主持加工、润色、撰写的,修改的依据是什么,是谁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下发林彪讲话的批示,并称其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的,是谁亲自审阅并批准下发全党的整个过程,弄清了背后这些不为人知的重要事实,答案就出来了。这个经江青等人逐字逐句重新修改撰写、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用林彪名义下发的讲话,在林彪死后,却成了他反毛泽东、搞政变的铁证。

  作为《解放军报》负责人,唐平铸列席了中央文革主持的修改、整理、补充林彪“五一八”政变讲话稿的所有会议。据唐平铸说,是刘志坚通知他代表军队去的,在钓鱼台开了几次会。1979年2月18日,唐平铸在给总政党委的信中揭发了江青和康生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及: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发表了有关政变的讲话。江青不但吹捧这个讲话,还请康生主持,由王力、关锋等人把“讲话”整理成文件,代中央起草一个通知。
  同年8月底,康生在钓鱼台十八号楼主持修改林彪的讲话稿。叶群在会上说:“林彪拜托康老亲自主持把这个稿子修改好。”康生一再吹嘘林彪这个讲话如何重要,还讲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所发展”。他亲自对原稿做了修改和补充,口授起草了以中央名义转发这个讲话的通知。〔1〕

  唐平铸说:“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江青、康生和陈伯达参加了修改撰写,这个讲话有些是即席讲的,还说了一些诸如‘王八蛋'之类的粗话,有关政变的资料是叶群让一些单位搜集整理的。可以说,人们看到的这个讲话是在林彪发言的基础上,由中央文革重新组织撰写的。”

  中央会议结束后,林彪讲话里有关论述政变的部分内容刊登于陈伯达签发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这个以林彪名义发表的讲话又经过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复修改、加工后,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会议文件下发。在修改过程中,江青多次表示,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讲话,一定要改好。

  唐平铸说:“对讲话里的每个自然段所要表达的内容,江青、康生要求参加会议的人认真讨论,甚至每句话、每个字都要反复推敲。同时,还要对林彪所讲的历史事件重新进行查对核实,当然这不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和润色,而是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意见把问题表述清楚。特别是有关防止政变的观点,修改时主要依据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的话,从防止政变、防止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着重阐述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第二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又重复了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很快也批准下发了。中央对《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登载的(林彪)有关政变的论述也是认可的。”

  唐平铸又说:“我们参加会议的人没有听说或提到过有一封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江青从未提到毛泽东不同意林彪的讲话,不同意林彪的观点。即使江青藏着掖着,在这样的重要场合她也一定会把毛泽东的意见当作尚方宝剑作为修改的依据,按照最高统帅的要求对林彪的发言进行修改后送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因为林彪这个讲话毕竟是江青等人负责搞的。她很爱出风头,文革初期四处邀功。”

  应该说,重新审视修改后的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关键是谁主持修改、撰写、审批并下发全党的。即使有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信,但也吹不掉、抹不去相关者的责任。信的原件到底是怎么写的?据称原件已经被销毁了,为什么销毁?成了人们最大的疑问。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一开始就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讲防止政变。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写道:“林彪的政变经别人都说很好,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都说要印发。林彪要陈伯达、刘志坚找了些秀才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整理了很长时间讨论修改过几次,直到十一中全会后九月二十二日才印发。”〔2〕王力在这里淡化和回避了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责任,其实他自己也多次参加了修改。

◇ 毛泽东亲自批准“五一八”讲话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主题之一是“防止政变”。后来这个讲话被认定是他“大讲政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在党内造成极度恐怖的气氛”。其实,“防止政变”是毛泽东谋划己久的重要“战略部署”。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防止政变和突发事件的首都工作小组,叶剑英为工作组组长,组员有杨成武等人,安排了兵力部署和应变措施。就在1966年5月18日林彪讲话的当天,周恩来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研究落实,并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达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进行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照办。〔3〕

  邱会作说:“我就是当事人。1966年春,在毛主席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组长,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杨成武、我(邱会作)、军委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人。周恩来、叶剑英指挥我们做了三篇‘文章':⒈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可能进入的)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主席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我们看了个详细。北京市内外的制高点,我们都登上了。在位于西单的邮电大楼上,我们用望远镜对毛主席住处看得清清楚楚,立刻宣布大楼顶部为军事禁区。⒉改组北京卫戍区。⒊改组卫戍区时曾经设想调一个完整建制的野战军进京。十个月后,调了沈阳军区的三十八军进驻京畿。经过调动之后,北京的机动部队约十万人,毛主席很满意。”〔4〕

  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5月18日讲了毛泽东最担心的事情。他要求全党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如果说文革初期林彪就想搞阴谋,在讲话中故意念“政变经”,造政变舆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缺乏证据。林彪所谈的防止政变,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毛泽东看过江青等人对林彪讲话的修改稿后,批示同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也就是说毛泽东向全党表明,他同意经江青修改后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

  林彪在讲话中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如果仔细阅读一下林彪所念的“政变经”,可以看出他的基本观点和说法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从字面上看,林彪的这些观点和毛泽东多次讲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以及在林彪讲话前两天中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都是防止中央出修彦正主义的问题,都是毛泽东反复强调和最为担忧的。只是林彪在他的讲话中,系统地列举了一些别人收集到的古今中外政变历史,从国外讲到国内,引用了一些互相杀来杀去的宫廷例子,令人毛骨悚然。

  但是,讲防止政变问题的不止林彪一人。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着重讲了三个问题: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⒉领导和群众问题;保持晚节问题。〔5〕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的另一重点是举旗、护旗。他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林彪宣布: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1966年8月13日至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根据毛泽东讲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同思想政治工作捣乱、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完全没有革命干劲的,罢官。他在讲话中进一步重申了”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政权究竟是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上?是掌握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还是掌握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他强调说:”人存事兴,人亡事废。“

  1966年8月12日,林彪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并发表简短讲话。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并修改的公报,公报中说:”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一致通过: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在中央领导人中的排名从原来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升至第二位,成为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8月13日,林彪在为贯彻刚结束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了文化革命问题和军队的干部问题。8月16日,毛泽东对林彪8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12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三篇讲话稿批示:”林彪同志:这三件都看了,都赞成。“〔6〕

  9月22日,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林彪的讲话(”五一八“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做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批示要求”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毛泽东批准的这个批示,几乎把当时所有肯定和颂扬的语言,都加到了林彪身上。

  约三年之后,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重复了毛泽东关于政变的讲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就在这次大会上,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林彪作为接班人正式写入了党章。

◇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尴尬

  1971年9月13日林彪魂丧蒙古温都尔汗。毛泽东发了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他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林彪事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林彪的死,把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央文革推向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毛泽东说了那么多赞扬林彪的话,毛泽东那样洞察一切,那样坚定地搞文化大革命,而且亲自把林彪定为自己的接班人。江青、康生等人那样卖力地修改、整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毛泽东又亲自批准下发这个讲话,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呢?

  那时,一些人立刻说毛泽东早就对林彪有怀疑,故意让他表演。但是为什么又指定他为接班人呢?一些人又解释说林彪是个隐藏得很深的大奸之人,把毛泽东蒙蔽了,搅乱了他的战略部署。但这个说法在那个年代又是对领袖的不敬。人们的忧虑和疑问是可想而知的。而当时鲜有人知,挂名林彪下发的”五一八“讲话是毛泽东夫人江青等人组织搞的。

  果然,答案很快就出来了。在林彪死后的第二年,即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的文件中,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成为最重要的内容。然而这封信的公开不但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虑。

  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是写于1966年,却发表于1972年。先是在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之后,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又有部分内容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除了做了“虎气”“猴气”的自我解剖和说了一些曲高和寡的话之外,主要内容是针对林彪讲话的。除了证明林彪并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是在说明他对林彪早有察觉。

  毛泽东在信中对江青说:”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毛泽东在信里说林彪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还说对他的提法不安。毛泽东却没有说自己对政变有过不少具体指示,而且从军事上部署了对政变的严密防范措施。在这封据说是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信件里,毛泽东“洞察一切”,他说:“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从全信来看,这个“他们”不是泛泛而指。

  毛泽东在信里有预见地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句充满玄机的“短命”预言,与林彪的突然横死,冥冥之中,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毛泽东说,他本来是不同意的,可是“不同意不行了”,那就是“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于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一方面违心地同意,另一方面好像向人们表示他在向江青说心里话,而且字里行间表露出对“我的朋友”的不屑与反感。毛泽东不但说自己是被迫的,也巧妙地消除了江青修改撰写林彪讲话稿、经他自己审批同意的责任。

  就在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的落款日期后不到一个月,他回到北京,主持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他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立刻把所有人的神经绷紧了,毛泽东给了刘少奇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致命的一击。

  作为给夫人江青的一封家信,一封私人信件,它过于政治化、公事化了。似乎不是只写给江青的,而是为了事后针对林彪事件向全党做解释。该信的政治意图极其明显。它把文革刚刚开始,斗争路线尚不完全公开明朗、关乎党和国家、机密性很强的大事,像在家里聊天似的,以家信的形式写给了还不是“中央负责人”,而且“爱讲话”“爱出风头”的夫人江青。这封高度凝练、措辞严谨、思维缤密的信,更像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政治表态,而不像夫妻间的对话。

◇ 周恩来为毛泽东打圆场

  毛泽东的这封信,让人们越发困惑了。

  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针对人们的疑问,着重解释说:“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天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他接着说:“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7〕还说,这封信的原件已经被烧了,发给与会者的文本是根据抄件翻印的。〔8〕

  批林整风时下发的宣讲材料,被广为宣传。一份材料中说:“毛泽东的这封信是针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写的。这个讲话刚一出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这份材料接着话锋一转:“毛主席虽然在写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五一八'讲话是违背马列主义观点的,但这仅是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还没有发现他当时在政治上组织上搞阴谋。”〔9〕

  参加了林彪“五一八”讲话修改和了解整个下发过程的唐平铸,在看到突然公布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后,感到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呢?江青主持对林彪讲话反复修改并经毛泽东本人审阅批准后下发的讲话,不就是反映了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观点和意见吗?既然同意和批准,现在又说不同意。他认为,这样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当年就有人怀疑这封信是后来修改和加工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全文收录了该信,印证了这一点。在注释中有下列文字:“据修改件刊印。”〔10〕

  唐平铸说: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身在湖北武汉,时间是1966年7月8日。中央下发林彪的讲话是1966年9月22日。也就是说,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如果江青从信中早已知道了毛泽东对林彪不满、不安、有疑虑,不同意他的观点,为什么还要大肆吹捧林彪,于同年8月底召开中央文革会议,作为重要任务反复认真修改、补充撰写林彪的发言,同时毛泽东批准下发的批示中还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呢?

  毛泽东的信落款时间是1966年7月8日,此时中央文革尚未正式开始修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中央下发林彪的讲话还谈不上日程,更没有写出下发的批示。经毛泽东批示下发的时间是9月22日。然而毛泽东早在7月8日的信中就出现了“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这样的句子。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审阅他的讲话稿(由唐平铸等人撰写)时,在上面加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毛泽东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好。”〔11〕可以看出,从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到9月22日经毛泽东审定批准下发林彪讲话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北京。值得注意的是,就连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也要由他逐字逐句亲自把关和批示。在此期间,叶群参加,由江青、康生主持修改的林彪“政变”讲话稿和正式下发的中央批示,林彪看过,毛泽东也看过,而且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对于这个后来被认定为“政治上、理论上有错误”的讲话,中央批示却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通的。

  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在8月中旬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几乎全部接受了林彪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个公告也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同意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既然早就对林彪有所反感、防范,为什么在1969年的中共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还选定了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并法定地写人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呢?既然周恩来早就看过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知道他有“不同意见”,为什么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九大”的发言中说“林彪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呢?看来答案只有一个:这封具有毛泽东文笔风格的信,事后经过了精心修改和伪造。

  《周恩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12〕

  7月14日“林彪表示接受”,就是表示他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那么,江青在看到7月8日毛泽东的信后,1966年8月底由她和康生牵头的中央文革开始修改,9月22日毛泽东画圈以中央名义正式下发的林彪讲话,怎能不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呢?

  1972年6月10日至12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在讲到王明“左”的错误路线时,周恩来做了自我解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6月23日在会议快结束时,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还发出了文件予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13〕据说毛泽东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污蔑周恩来。按照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会议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有人猜测说,周恩来得以公开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做辩护,是否可以看作毛泽东对他为“致江青信”打圆场、做证明的一种回报?

◇ 文革时期的办报方针

  在五十多年前,人们没有电脑、因特网、智能手机……连拥有电视的家庭都是极少数。报纸和广播几乎成为人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在为数不多的报纸中,《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作用又是极为特殊的。它们不仅是强有力的舆论工具,也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导全中国人民思想行动的“文件”。有人在唐平铸和胡痴生前问过他们:“文革时期中央和军委的办报方针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回答竟是一致的:“贯彻、宣传毛主席的指示,按照党中央及军委的要求,引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那时,从我们的处境和地位,不能也不可能创造什么理论和思想,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和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指示来办。只是后来慢慢地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根据20世纪60年代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感到资本主义的复辟已迫在眉睫。他认为这场革命的实质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他说:“这样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毛泽东晚年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当时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中被不断地加以阐述,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陈伯达曾十分明确地对唐平铸说:“我们的办报方针就是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14〕这两个文件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

  在《人民日报》的办公会议上,陈伯达多次向唐平铸炫耀他和江青等人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的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添加的内容,有的是在杭州交给他的,有的是交他和康生带回或派人送到上海,有的是由秘书徐业夫用电话直接传到上海的。陈伯达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熟记《五一六通知》中最令人震惊的几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5〕

  对于曾经留学日本的唐平铸来说,他年轻时学习的是美术专业,他熟悉各种美术流派,曾希望在绘画上有所造就。他在上海美专的老师刘海粟曾告诉他:“美术追求的是真、善、美,无论画家采用什么样的构思和绘画手法,其内核是要表达真实的东西和美好的愿望,是要鞭挞阴暗面。它无关宏大的场景,甚至看起来很微末,但皆如此。”

  有人说,如果唐平铸从事绘画,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但命运没有如果,面对国家的危难,他毅然选择了不做亡国奴的道路,投笔从戎,从日本归国寻找红军。但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在严酷的政治现实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告诉他,没有超阶级的“真、善、美”,只有共产党的真,共产党的善,共产党的美。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我们的新闻是党的新闻,只能是一家之言,只能有一种声音。当时在一些人眼里,领袖、党、国家在特定意义上有着同一性。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里反复强调,要从斗争需要找材料、树典型、编写故事、写评论。他的话成了必须遵守的法则。唐平铸有时很想报道一些基层群众的呼声。有一次他刚离开家看到一群戴红袖标的人在殴打一个老人,老人的鼻子流出了血。围观的人群中有的想劝阻,有的冷摸地看着。唐平铸看着躺在地上的这个人像是一名清洁工人,他立刻走过去扶起老人,让他快些离开。几个年轻人冲着唐平铸喊:“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老家伙的儿子是铁杆儿保皇!”那伙人看唐平铸穿着军装,才没有围攻他。到《人民日报》后,唐平铸愤愤地对陈伯达说:“太不像话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报道一些打砸抢的真实情况,反映一下老百姓的看法?”接着,他说了刚才看到的情况和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却被说成是自杀的惨状。而陈伯达严肃地对他说:“什么是真实?革命的主流就是真实!我们要刊登反映大方向的东西,你的思想还得扭。”几句话把他噎了回去。

  在那个年代,报纸上反复宣传的是资本主义已奄奄一息,正在走向灭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煎熬痛苦;而我们到处是莺歌燕舞,潺潺流水,革命和生产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新闻报道失信于民,失信于军队,失信于社会。

  唐平铸说:有一次,王府井大街上刷出一条“陈伯达不得好死”的大标语,表达了人们对新闻宣传的不满。陈伯达知道后,在《人民日报》群众大会上说:有人说我陈伯达不得好死,我看什么人都不得好死,有什么人好死呢?不是老死、病死,就是飞机炸死、原子弹打死!有什么问题你就跳出来说嘛!

  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由记者采写的稿件和新闻少之又少,报道的中心是颂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歌颂文化大革命。几乎从头到尾是新华社的通稿和官样文章,而且一个整版通常只发三四条消息,还经常是经验总结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等应景之作,根本没有来自生活的鲜活新闻,因而也无法向读者传递翔实的信息。除了重要的政治新闻和外事活动,其他报道大多没有时效。

  当年,凡是毛泽东说的话,报上都采用黑体字,用以强调和警示人们这是最高统帅的战斗号令。报纸就像传声筒一样,一类是传达,一类是解释,谈不上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谈不上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和判断。报纸上什么“高举再高举”,“落实再落实”,什么“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什么“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什么“四个伟大”“最……最……最……最……”,一大串标准用语少了一个也不行,前后次序颠倒了也不行。据当时的《人民日报》工作组成员、《解放军报》原副主编尚力科讲:

  有一次出报,一篇文章中的最后一句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报社印刷厂有一位女工错把万字排成无字,结果成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无寿无疆”,夜班同志谁也没有看出来。后来
  发现了这个错误,立即将印出的报纸全部作废,《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也被本社的群众组织拉进会议室去批斗了一通。当时我也在场,本来这是夜班工作的责任,但是唐平铸同志全部承担起来了,那位女工也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和处分。〔16〕

  那时,最大的禁忌是不能丝毫有损毛泽东的形象。比如,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名词不能分行,不能把毛泽东三个字放在第一列,把思想两个宇排在下一行,这五个宇必须连成一体。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排版这种先进技术,要靠工人一个一个地拣出铅字,再排出来。唐平铸和胡痴为了避免犯政治错误,根据群众的经验,要求《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印刷厂,把这些标准用语按词组一个个铸成铅条,有纵排的,有横排的,按字体字号分类,排起来既使捷,也不会出错。这也许能算得上是当时的一项“发明”。

  1966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登了一位工人的速写画。画面左边有12人,右边有10人,他们中间放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毛主席语录,形成半圆形的开会场面。报纸发行后,有读者打电话提出质问,说这幅画是批判“语录”,有严重政治问题。结果陈伯达责令编委会立即作出深刻检查。

  原《人民日报》美术编辑许林回忆说:

  1966年6月底,我设计了一个“社论刊头”,要求7月1日见报。即设计一个宽二个多厘米,高一个多厘米标有社论的刊头,在社论两个字的下方是一个放射光芒的天安门城楼。
  这个表示社论的刊头见报不久,总编辑唐平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红卫兵围着报社不走,质问为什么这个刊头的天安门城楼上没有毛主席像,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回答:“见报刊头那样小,连城楼两侧的两条标语都只有位置的框框,如果设计上毛主席的像,能看见吗?”
  总编辑笑着说:“那你可不可以也设计一个毛主席像的框框放在城楼的中央?”
  我说:“恐怕不行。因为即使设计了毛主席像的框框,框框里也还是没有毛主席像啊!毛主席像在框框里没有了,那罪过不是更大啦。”
  接着,我向总编辑建议说:“老唐(那时我们称呼总编辑都是这样),您向红卫兵解释一下,我们这样设计,正是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尊敬的考虑,我们同他们一样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如果设计了毛主席的框框,可是见报的刊头那样小,那不是对毛主席的不敬吗?”
  我和总编辑都明白应该怎样应对红卫兵。就这样,我总算躲过一劫。这个“社论刊头”从1966年起,一直用到2007年底,在《人民日报》上使用了41年。〔17〕

◇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五一六通知》像罩子一样把报纸框住了。处于风口琅尖的全国各地报纸几乎是千人一面,众报一腔,根本谈不上什么客观、及时地报道各省市的实际情况。比如头版头条是什么内容,重要新闻安排在什么地方,用的是什么字体,是几号字,标题占多少,题目是怎样标的,一版是什么内容,二版的文章是怎样处理的,等等。地方报纸都是在夜间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询问得非常详细,名曰“对表”,把《人民日报》当成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最早是北京的报纸,每天都和《人民日报》的夜班通话,对照当天的报纸版面,后来全国各省市的报纸也争相同《人民日报}“对表”。各家报纸诚惶诚恐,生怕哪个环节出问题,问清后才放心,然后就照葫芦画瓢,原封不动登出来。夜班接受“对表”成了《人民日报》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唐平铸“对抗陈伯达指示”的“罪状”中有这样一条:

  伯达同志去年六月份就明确指示唐平铸,不让各报来对《人民日报》的版面。唐平铸对这个指示一直阳奉阴违。去年八、九月份,许多省、市报纸为了把《人民日报》当作挡箭牌,干反革命勾当,使劲地到《人民日报》来对版面,有的每天来六七次电话,详细转抄编排、标题等情况。有时总编室占用四部电话机回答他们。总编室向唐平铸反映过多次,但是唐平铸始终不予理睬。相反还要夜班同志耐心接电话,“扶各地报纸一把”。唐平铸明目张胆支持省、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使他们气焰很嚣张。《四川日报》和《新华日报》竟敢对去冲击报社的红卫兵这样说:“我们报纸的版面和标题,是经《人民日报》批准的。”〔18〕

  在那个“讲政治”的年代,办报的人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衡量周围发生的事情。

  1966年12月13日,《大众日报》编辑部在显要位置刊登了《我们的检讨》,内容如下:“本报今日(三版)《让毛主席的声音传遍山沟》一文中,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错为‘下决定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次错误是由于我们缺乏政治责任心,工作态度不严肃不认真,作风粗枝大叶所造成。我们除作深刻检讨外,决定本期报纸重印,已发出的本期报纸全部收回。”〔19〕

  当时北京著名的《大公报》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该报原总编辑常芝青向唐平铸说:“文革初期,报纸通常一版刊登毛泽东的大幅头像,二版登批判文章,经常使用‘砸烂……'等口号来制作标题。一天,有个人不经意地把当天的报纸透过阳光两面看时,恰巧‘砸烂'这两个黑体字透过纸面罩在了毛泽东像的一只耳朵上,这一下可招来了横祸。阶级斗争观念敏锐的北京商学院红卫兵知道这一情况后,愤怒地要砸烂《大公报},声称在历史上一贯反动的《大公报》内部潜伏着阶级敌人,点名要揪斗报社总编辑。八一建军节那天,《大公报》又出事了:一版登了毛泽东的大幅戎装照片,四版是画刊图片,但是把整张报主氏平铺开来,四版画刊上的一架大炮正对着毛泽东的头像。当时的情景可想而知,红卫兵们声讨、砸烂的声浪铺天盖地。有的红卫兵还向报社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高喊:‘毛主席炮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大公报》却要炮打毛主席!’一时间,真把报社上上下下闹翻了天。”〔20〕

  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大公报》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惶惶不可终日的报社领导迫不及待地直接向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立即砸碎《大公报》这块旧招牌,建议先把报名改掉。唐平铸事后得知毛泽东把报告批转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处理。不久,陈伯达向报社传达:《大公报》改名为《前进报》。他要求该报在《十六条》的指引下乘风破浪前进。从此,报纸改为小报,出四开,由日报变为每周三期。

  《大公报》的负责人张颂甲回忆说:“这个指示传达到报社,全体哗然。北京新闻界得知《前进报》的出版是‘上峰'钦定的,纷纷猜测是‘有来头的'。当时有个传言,说其他报纸也要陆续改为四开小报。因此,在《前进报》创刊的这天下午,《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以及新华总社、《工人日报》等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均亲自登门致贺,有的还送来锦旗和镜框等。报社群众则在大门口锣鼓声声,鞭炮齐鸣,以示庆祝,一时热闹非凡。其后,{光明日报 ̄ ̄工人日报》还专门派人来了解大报改小报的经验。”〔21〕

  那时,打着各种旗号,用着各种借口,各色各样到《人民日报》的人都有。来报社辩论和闹事的,有学生、工人、文艺工作者,甚至还有残疾人。一次,一个自称是唐平铸亲戚的十二三岁女孩子,闯到了人民日报社,点名要见总编辑,门卫只好让她进去了。她一副造反派的模样,用四川口音冲着唐平铸说:“叔叔,我来看你,我要保卫红色政权。”在场的人问她叫什么,只见她头一扬,小辫一甩,说:“我叫风吹帽。”人们诧异地问她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她不屑地冷笑说:“你怎么连‘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这句人人会唱的歌词都不知道?”说着说着,就见她双脚不住地跺,两拳紧握,两只小胳膊一会儿向左上方伸,一会儿向右前方举。她激动地喊着:“造反,造反,我们就是要造反!我们要砸烂旧世界,雄鸡一唱天下白!”在场的人愕然。大家看着这个有点“憨”的孩子,这就是革命接班人吗?后来,好心的人们把她送出门,对她说:“串联完后,早点回家。”

  由于报纸宣传“左”,一些群众也越发“左”的荒唐。有一次,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告诉唐平铸,他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的两派群众,为游行队伍应该往东走还是向西进发生了激烈争执,险些拳脚相向。在那时,“东方”表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代表着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而“西方”则表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走向何方竟成了原则问题。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在集合排队时的口令“向右看齐”“向右转”也要改。一些标有“封、资、修”名称的街道、老字号店铺、医院、商场,如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协和医院等都改成了革命的名字。

  当时负责版面的编辑为了不出政治问题,可谓挖空了心思。他们在报纸上凡有毛泽东的照片、有“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等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反面同一地方有没有对毛泽东的不敬之词,如反革命、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反动路线之类,或是不合适的图片。胡痴说:“后来,《解放军报》的编辑做了一个报纸透视箱,在上面放一块玻璃板,下面安几个灯泡。报纸的大样出来后,把报纸的各个版面铺在玻璃板上,打开电灯进行透视,检查毛泽东的照片或他的名字前后左右,只有经过检查才能付印。许多报纸后来都先后采用了这一经验。”有一次,夜班编辑对着灯泡检查,一眼看出了毛泽东头像背面有“走狗”两个字,又正好在毛泽东的鼻尖上。这个编辑很紧张,向唐平铸、胡痴汇报后,把大家吓了一跳,于是立刻决定赶紧倒版,把“走狗”这两个铅字移开,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这些例子,真实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新闻界可怕的文字狱。

◇ 未能理解毛泽东的“革命”

  当年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事情被人们淡忘了,有些事情则是人们深埋心底的伤痕。现在的年轻人,难于理解为什么那时人们把毛泽东像神一样供奉?为什么在文革中会那样狂热?为什么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会被人们所接受?

  一位当年的中学红卫兵对笔者说:“那时候,中央一声号令,我们就涌向街头破四旧,我和同学们一口气就抄了朝阳门内大街的六户宅子,我们死劲地用皮鞭抽资本家和黑帮,还有他们的狗崽子们,打得他们哇哇直叫。我们还捣毁了许多四旧的东西,干得别说多欢了。我记得我们把一户资本家关在一间厢房里审问,也没有问出什么。有一对足足有一人多高的清代大瓷瓶也被我们当场砸了。至今我还忘不了那个被捆住的资本家,好像是民盟的,被我们剃了‘阴阳头’,鼻涕口水吊得老长,他的身体在不停地抖。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报可比我们猛多了,我们那时认为这就是革命。”

  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与时代背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分不开的。进入19世纪,中华民族陷入了被西方列强恣意掠夺和宰割的境地,到了20世纪30年代,又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面对深重的危难,中国究竟要走一条怎样的路?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促使人们为国家的命运去深思、去探索。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是当时许多人饱受苦难和屈辱的选择,也是身在日本、满怀理想的唐平铸的选择。这种理念和对毛泽东的信仰,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进程中,特别是在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斗争的战争环境中,已深深地植根于那个年代许多人的心中。然而,当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后,党内高层一些人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围绕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和决策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和矛盾。五六十年代短暂的安定与复兴,竟成了通向巨大政治危机的初级阶段。

  毛泽东说:“改朝换代、历史轮回,中国是五十年一小乱,两百年一大乱。”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就问过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呢?”毛泽东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路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2〕可以想见,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民主,是专政下的民主,其理论就是后来逐步形成的继续革命理论,通过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自上而下揪出一批变质分子。

  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场运动把许多人的理想彻底打碎了。社会实践和不间断的阶级斗争现实,使毛泽东认定斗争哲学是永恒的。他感到有些人不那么听话了,他对共打天下的一些战友产生了怀疑。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改变他的政治路线,更不容忍别人以任何方式来纠正他。

  唐平铸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在所谓“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运动中,在所谓“大民主”的无政府主义状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各阶层之间、各权力利益集团之间的问题和积怨,混杂着私欲和野心,在冠冕堂皇的革命名义下,以极端的形式膨胀和爆发,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乱。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问题。

  后来被人们视为“浩劫”和“悲剧”的文化大革命,在开始之时,唐平铸和大多数人一样,真诚地把它视为一场庄严、必要和伟大的历史变革,把它视为检验是否忠于毛泽东的试金石。但是,他一直无法理解这场革命的真实含义,更不可能预见它的结局。对于唐平铸和胡痴这一层的干部,他们难以了解中央高层核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文革开始时,唐平铸毫无思想准备,以为只是有关小说、电影等文化艺术方面的事情。他同胡痴等人还草拟了一个在《解放军报》上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唐平铸记得,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专院校和中学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不晓得,他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这些话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时,毛泽东突然疾步从后台走出来。他怒冲冲行走带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了地上。刘少奇正要弯腰去捡,毛泽东却径直走到舞台前沿,向下面的人们招手,全场立刻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唐平铸说,那个瞬间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不断地给阶级斗争加温,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只有斗争、斗争、再斗争,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对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崇信,是唐平铸文革初期紧跟毛泽东的原因之一。他从青年时期起就跟随毛泽东,除了“紧跟”“照办”“忠于”之外,别无他途。他怀着美好的愿望,以为通过文化大革命能够克服和消除党在工作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和错误。他把现实发生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时间不长,领导层内对如何治国理政缺乏足够的准备。来自外部的封锁和制裁,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变质,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是探索中的曲折,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它恰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1966年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唐平铸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唐平铸回家对妻子陈友孟说:“这场革命似乎是搞一步,看一步。究竟大乱了能不能治?如何治?我们的党和国家在这场斗争中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心里没底。”

  唐平铸常常一人独坐,可以看出他在思索,他在迷茫和忧虑之中。面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大部瘫痪,群众造反组织林立、互相殴斗,工农业生产一路下滑的局面,他找不到答案,只能以“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来自我解释。

  唐平铸在工作日志中写道:

  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和林彪谈到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时,毛泽东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啦!还是你林彪同志说得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说:“这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两句话,还是主席说得好: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说对的就执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行动起来各行其是,不就乱了套吗?”
  军委办事组专门就毛泽东和林彪的上述谈话发出通知,向全军传达。〔23〕

  胡痴曾说过:“我们对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从来都是服从和照办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既是一个党员的职责,也是党的纪律要求。这是我们当时的实际思想。”〔24〕毛泽东领导唐平铸和胡痴这一代人走过了艰难的战斗历程,他们深信毛泽东追求的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他们把紧跟毛泽东当成了毕生奋斗的目标。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做出超越惯性思维的行动。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学好毛泽东著作,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唐平铸尽管困惑、不理解,尽管饱尝辛酸,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注释:

1,1979年2月18日唐平铸给总政党委的信,根据唐平铸保存的底稿。
2,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592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4,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40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7,史义军:《“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内情》,《党史博览》,2008年第8期。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全文收录了该信,并注明根据抄件翻印。
9,为了配合批判总政下发的宣讲材料,197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粉碎林陈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4页。
11,同上,第118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下卷,第40页。
13,指1923年国民党伪造周恩来(即伍豪)脱党启事一事。
14,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6月15日),唐平铸工作日志,未刊稿。
15,同上。
16,尚力科接受笔者采访,1978年9月20日。
17,许林:《我所经历的北京文革》,新浪网,2015年3月30日。
18,《人民日报》遵义红旗战斗团整理:《唐平铸在〈人民日报〉期间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1967年1月20日,未刊稿。
19,《大众日报》编辑部:《我们的检讨》,《大众日报》1966年12月13日。
20,1977年7月21日常芝青探望唐平铸时所讲,未刊稿。
21,1978年5月20日张颂甲探访唐平铸(唐平铸日志),未刊稿。
22,黄炎培:《延安归来》,东北书店,1946年。(1983年9月,唐平铸逛旧书市时买到这本书,他把书中黄炎培和毛泽东关于“周期律”的对话抄在笔记本上。)
23,摘自唐平铸工作日志,1968年6月10日。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97页。
24,胡痴与笔者的谈话,1986年10月3日。

□ 摘自《毛主席语录的诞生及其他——唐平铸文革实录》,唐炎明、唐亚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八章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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