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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徐水良   ZT关于《哈泼斯》公开信的公开信 2020-10-21 03:04:44  [点击:879]
关于《哈泼斯》公开信的公开信

刘小磊 译

【译者按】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起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上周在美国引起了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批评,他们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公开信中提到,这一运动已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使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这一公开信译成中文不到一千字,只是大而化之地举了一些例证,未做详细介绍。而且在签署者中出现了一些有歧视跨性别人群的言论或种族主义言论嫌疑的著名人物,如J.K.罗琳、斯蒂芬·平克等等,引起了一些新闻从业者和学者的反弹。这封回应《哈泼斯》公开信的公开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7月10日发表的。它对《哈泼斯》公开信所引的例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一公开信是站不住脚的,它的签署者们作为社会精英,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对自身在压制边缘化人群的社会体制中所起的作用的反思,是不够深入的。这封公开信有160多人签署,其中主要是新闻工作者,他们大多不像《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那样有名,这使他们更有可能了解美国社会底层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受歧视人群的情况,因为他们多数就属于这样的人群。其中有近20人因为保密协议或害怕报复的原因,未透露名字。这也是历来公开信中比较少见的现象。《纽约时报》《卫报》等媒体也对这一公开信做了报道。相信这一文献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当前这一运动。
为方便理解,译文中酌加按语。原文在需要举证的地方,均附有相关媒体报道的链接,因访问不易,故从略。
译者水平有限,舛误之处,在所难免,乞读者赐正是幸。
本文原题为《有关正义和公开辩论的更具体的公开信》,来源于The Objective,7月10日,(https://theobjective.substack.com/p/a-more-specific-letter-on-justice)。

《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公开信周二(按,7月7日),153位最杰出的记者、作者和作家,包括J.K.罗琳、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和大卫·布鲁克斯,在《哈泼斯》杂志上公开呼吁公民的自由权利(civility)。他们在这家知名杂志的版面上写道:“自由社会的命脉——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正日益受到限制。”这家重要的杂志曾因反工会、不给实习生报酬、以意见分歧为由解雇编辑而声名狼藉。
这封公开信的签署者,多数是富有的白人,拥有大量的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但他们辩称,他们害怕自己的意见被压制,害怕所谓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失去控制,并为自己的工作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而担忧,即便他们正在美国最有声望的杂志上发表看法。
牵头写这封公开信的是黑人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他相信,“种族主义继续存在,但同时也是可以超越的,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方面。”自从这封信发表以来,一些评论人士利用威廉姆斯和其他非白人作家的参与联署来争辩说,这封信呈现了多样化的声音。但他们完全没有抓住要害:这封信的可笑之处在于,公开信的签署者没有提到几代人以来,新闻界、学术界和出版界是如何压制被边缘化的声音的。
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是真实的和令人担忧的——例如,他们似乎提到一位研究者因为在推特上分享一项研究而被解雇。但它们并不是趋势(they are not trends,按,意思是这都是个案,是反常现象),至少不是签署者所暗示的那样。事实上,他们的论据都是暗指,并没有明确列出具体的例子,这些论据也破坏了他们自命的理由。的确,黑人、棕色人群和LGBTQ+——尤其是黑人和跨性别人群(trans)——现在可以公开批评精英,要求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了;这似乎是这封信最关心的问题。更让许多签署者感到恼火的是,对他们固有的观点的批评,是有说服力的。
这封信的内容也没有涉及权力问题:谁拥有权力,谁不拥有权力。《哈泼斯》是一家享有声望的机构,有金钱和影响力作为后盾。《哈泼斯》决定不把它的平台给那些被边缘化的人,而是给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追随者并且有足够机会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有影响力的人随后利用这个平台抱怨:他们的观点被压制了。许多签署者本人是新闻工作者,他们所在的新闻编辑部的同事,都对这封信非常关心,有些人觉得对此可以放心地畅所欲言,但有些人则不然。
这封信读起来是对一个多元化行业的一种刻薄反应,这一行业正开始挑战保护偏见的制度规范。这封信的作者,试图控制和破坏正在进行的关于谁拥有平台(按,或译发言机会)的辩论,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有诱惑性、但模糊的概念和隐晦的语言来掩盖他们言辞背后的实际意图。他们从社交媒体获得了像《哈泼斯》这样的机构传统上赋予大多数白人、顺性别者(按,cisgender,指性别认同与自身生理性别一致的人)的那种文化资本。他们的言辞反映了一种固执的态度,他们不想放弃仍然弥漫在媒体行业的精英主义,他们不愿意拆除那些他们身处其内、而把我们这样的人拒之门外的制度。
公开信中引用了六个不具体的例子来证明他们的论点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猜到公开信签署者指的可能是什么事件,而且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指明具体所指,很有可能多数根本就站不住脚。但正如我们下面解释的那样,他们所举的例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新趋势的一部分。1. 编辑因为刊登有争议的文章而被解雇?当公开信签署者声称“有些编辑因为刊登有争议的文章而被解雇”时,他们看来是在主张,《纽约时报》解聘其评论版主编詹姆斯·班纳特(James Bennet)是有问题的。事实上,班纳特辞职,是因为黑人员工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公开指出,班纳特已经签发了一篇呼吁使用军队对付本国公民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评论。班纳特先是为这篇文章辩护,然后又说自己签发前没有读过这篇文章。《纽约时报》自己也说,这篇文章没有达到其编辑标准,其发行人在致员工信中表示,这篇文章标志着编辑过程中的“重大事故”。公开信的签署者似乎认为,所有观点都应该发表在评论版上,至于这些观点究竟如何,可以不管。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像《纽约时报》这样的评论版不应该发表主张“地平说”(按,意即地球是平的不是圆的)的评论文章或明确呼吁暴力的文章。答案很简单:报纸有编辑的判断力,总是为发表在评论版上的内容定下基调。《纽约时报》选择征求和放大一位参议员(按,指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的观点,随后出现了反弹,这与《哈泼斯》公开信所引发的情况类似——拥有大量发言机会的知名人士抱怨自己没有足够的自由度来发表观点。大量的黑人、棕色人种和跨性别者编辑,不像白人编辑那样拥有同样的权力,因为大多数新闻编辑部已经由白人和男性主导。2. 图书被指控失实而下架?公开信签署者声称“有些书因被指控失实而下架”,这可能是指珍妮·康明斯(Jeanne Cummins)所著的《美国污垢》(American Dirt),写的是一位墨西哥书店老板的故事,康明斯是一位非墨西哥裔的白人妇女,最近开始自称波多黎各人。她这本书遭到拉丁裔撰稿人和作家如米里亚姆·古尔巴(Myriam Gurba)和《洛杉矶时报》作者埃斯梅拉达·贝穆德斯(Esmeralda Bermudez)的严厉批评。尽管像贝穆德斯这样的拉丁裔记者说,这本书与真实的移民经历相去甚远,但这本书还是作为奥普拉书友俱乐部的一个环节得到了重点推荐。这一指控也可能是指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书《凭空而来》(Apropos of Nothing),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一家大社)本想出版这本书,但其员工抗议艾伦屡有性侵指控,出版社就放弃了这个选题。后来这本书被另一家出版商买走了。
非白人作家的书稿没有得到这样的宽大处理。最近推特上的一个话题标签强调,即使黑人和棕色人种作家达成了图书协议,他们的补偿也远谈不上与白人同行接近。此外,正如记者凯特琳·伯恩斯(Katelyn Burns,按,系跨性别人士)指出的那样,2019年十大被禁青少年读物都是以跨性别主角为特色的书籍。而Rainbow Rowell(按,系白人女作家)写了一本书,因为书中对韩国文化的描述不准确,受到亚裔美国书评人的广泛谴责,现在她正在将这本书改编成电影——由一名日本导演执导。3. 记者被禁止报道某些话题吗?公开信的签署者声称“有些记者被禁止报道某些话题”,这里他们可能是指上个月,《匹兹堡邮报》的一位黑人记者被告知她不能报道抗议活动,因为她之前发的一条关于抗议活动的推特有偏见。但如果这就是他们所引用的例子,那么他们完全误解了情况。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的处境并不鲜见,黑人作者的意见被编辑压制,也不是新现象。几十年来,由于被认为缺乏“客观性”,黑人和棕色人种记者被禁止就某些主题发表文章。(按,约翰逊在推特上发了一张满地狼藉的照片,说,“这就是那些不关心这座城市的劫掠者路过后的恐怖场景……糟糕,搞错了,是演场会后门的照片”,而被所在报社禁止报道反种族主义示威活动。)4. 教授在课堂上引用文学作品而被调查?公开信签署者声称“有些教授因为在课堂上引用文学作品而受到调查”,这可能是指纽约新学院的教授劳里·谢克(Laurie Sheck),她在课堂上提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按,已故黑人作家)的一篇文章时,说出了“黑鬼”(N-word)这个词儿(按,其实谢克提到了一部关于鲍德温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名为“I Am Not Your Negro”,原话出自鲍德温的一次访谈)。然而,她的工作并没丢,2021年春季仍然在开课。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劳伦斯·罗森(Lawrence Rosen)也发生了类似事件,普林斯顿大学也为他辩护了。他最后取消了这门课,得到了学校的支持。许多黑人、棕色人种和跨性别教授都受到保守派网站的骚扰,受到威胁,职业生涯因谈论自己的经历或遭遇系统性种族主义而毁于一旦。5. 一位研究人员因为传播同行评议过了的学术研究而被解雇?签署者声称,一名研究人员“因为传播一项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研究而被解雇”。这很可能是关于大卫·肖尔(David Shor)的,他在推特上发布了奥马尔·瓦索(Omar Waso)教授的一篇学术论文的摘要,然后被一家无党派、非盈利的研究公司Civis Analytics解雇。肖尔因为发布研究报告而被解雇,这很可能是事实(按,肖尔在推特上贴了一些支持“种族暴乱”最终会伤害民主党的研究成果,这一观点使许多进步人士感到不快。但肖尔引用的论文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奥马尔·瓦索写的,后者是名黑人)。目前情况尚不清楚,而该公司表示不会就人事问题发表评论。如果肖尔仅仅因为发表学术文章而被解雇,那是无法服人的,也是不正常的。6. 一些组织的领导人被革职,有时仅仅是因为笨拙的错误?签署者声称,“一些组织的领导人被革职,有时仅仅是因为一些笨拙的错误。”尽管在《纽约时报》报道《哈泼斯》公开信时,威廉姆斯引用了全美书评人协会和诗歌基金会发生的辞职的例子,但这种说法太模糊了,看来很难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在一些著名黑人诗人批评诗歌基金会最近发表的关于“黑人生命,不容践踏”的四句话声明后,诗歌基金会主席兼董事会主席辞职了。这些诗人指出,该基金会没有切实地支持被边缘化的社区。全美书评人协会(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的理事会并非被解散,而是在一位前理事会主席做出种族主义暗示后辞职的。这位前主席说,他看到“白人对黑人作家的帮助,远远多于黑人对白人作家的帮助”。
这一指控也可能与《Bon Appétit》杂志主编亚当·拉波波特(Adam Rapoport)有关。一位作者贴出了身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万圣节服饰、模仿波多黎各人扮相(brownface)的拉波波特的照片,并指责拉波波特给BIPOC(按,指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群)员工低薪,营造了一种有毒的工作文化,这张照片迫使拉波波特下台。这一指控也有可能指的是CrossFit公司CEO的辞职,或者是几家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的CEO因为工作场所存在种族歧视而辞职。公开信的含糊其辞,使得我们的批评很困难,尤其是这一部分。但这里你可以读到一个明确的实例列表(https://www.forbes.com/sites/jemimamcevoy/2020/07/01/every-ceo-and-leader-that-stepped-down-since-black-lives-matter-protests-began/#5c5842715593)。没有一位下台的首席执行官犯的是“笨拙的错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深深参与了制造种族主义和剥削性的工作环境,这些环境在他们获得薪水和赞誉多年后,现在才大白于天下。
不仅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例子能和不恰当的谴责联系起来,甚至,我们也不清楚公开信的作者们(其中一些被视为写作偶像)是从哪些例子中得出了他们的观点。正如Osita Nwanevu最近在《新共和》中所写的:“对Bari Weiss(按,系《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和她的意识形态同行来说,那些关注时代重大问题的人看不上眼的东西——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的故事和不靠谱的材料,才是当代政治的核心危机。”
这些签署者所描述的事情,是多年来在被各自的行业边缘化的那些记者、学者和作者身上发生的事情——只不过不是以签署者想强调的那种方式。他们所描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对享有特权的作家来说是一个罕见的问题,但对于那些经常被拒之门外的声音来说,却是家常便饭。当著名的媒体机构聘请黑人和棕色人种作者时,他们使用保密协议和社交媒体政策来阻止后者谈论令人不愉快的工作经历。
公开信对此却一字不提。
虽然《哈泼斯》的公开信拿来说事的是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公开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们的所作所为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思想的公开市场,但积极地确保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享有自由。讽刺的是,这封信给了新闻界、学术界和出版界一些收入最高、知名度最高的人以非常容易被关注的平台。他们就是那些拥有金钱和威望,能够在任何精英刊物、渠道或杂志上分享自己的想法的人。他们的声音总有地方可以发表。有人甚至在上周启动了另一个出版项目。这种情况,与大多数被所在行业排挤的作者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们承认,《哈泼斯》的公开信中,有几位署名者一直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鼓吹者,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感到受伤害和沮丧的根源。而每一位在信上签下名字的人,都是在给那些最重要的签名者的行动和信念鼓劲打call,这些最重要的签名者,有的曾经格外卖力地骚扰过跨性别作家,或者卖弄学问式地批评过黑人作家。
事实上,一些签名者特别注意惩治那些公开发言反对他们的人。其中包括,Bari Weiss(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本科时就因为不断骚扰和干扰她认为是反以色列的教授们的演说而著名。后来,因为自由撰稿人Erin Biba的推文,她不断地羞辱几家发过Erin文章的媒体公司,企图使他们解雇Erin。按,Bari Weiss是犹太人,上文已引用过她的言论,最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从《纽约时报》辞职),katha Pollitt(她的跨性别恐惧症言论,已经发展到不允许跨性别记者访问专业网络工具的地步。按,系一名获过国家图书奖的诗人),Emily Yoffe(曾公开反对性侵幸存者表达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按,系一名女记者,《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Anne-Marie Slaughter(她领导的受谷歌资助的组织,终止了与一位谷歌批评者的合作关系。按,此人系一位国际法学家,曾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成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的第一位女性成员,现在主持一家智库),Cary Nelson(他对言论自由的支持,显然并不是所有人的言论自由。按,此人系伊利诺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荣休教授,曾任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主席)。——仅举以上几例。是什么给了他们用自己的平台来骚扰其他人、让他人保持沉默的权利(尤其是对那些身处较小平台和较少机构支持的作者),同时又宣扬压制作者的发言机会是一个问题?
J.k.罗琳,签名者之一,在推特上喋喋不休地谈论跨性别恐惧症和transmisogynist(按,此指兼有跨性别恐惧症和厌女症的症状),嘲笑跨性别男性可能存在的观点,并把与变性相关的医疗护理,如激素替代疗法比作性取向转化疗法。她在推特上直接与粉丝互动,发表充斥着跨性别恐惧症言论的信件,并为她的1400万粉丝提供暴力的反跨性别人群的言论平台,却并未因此而被追究。
另一位签名者,杰西·辛格尔(Jesse Singal),是一名顺性别男士,他因写作贬低跨性别人群的文章来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而声名狼藉。2018年,辛格尔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对针对跨性别青年进行性别肯定护理(Gender-Affirming Care)的好处表示怀疑。没有一位跨性别作者得过同样的篇幅。辛格尔经常直面并驳斥跨性别人士的批评,但他拥有比任何一位跨性别记者更大的平台。事实上,2018年Jezebel (按,一家女权网站)的一篇报道发现,Singal是一个Google邮件群组的成员,这个群组由400多名左倾媒体精英组成,他们都称赞他的工作,而其中没有一个是跨性别人士。他与跨性别记者、学者和其他作者也有一段对立的历史,他在Medium博客上发表了许多帖子,试图驳斥或破坏他们的主张和声誉。
很明显,公开信的组织者并没有与所有的签署者进行清晰和诚实的沟通。一位得到邀请,但最终没有签名的教授说,有人请他在公开信上签名,“呼吁在新闻、学术和艺术领域为种族和性别包容做出更大胆、更有意义的努力。”然而公开信的最终版本根本没有提到这一条。另一位署名者、作家兼教授詹妮弗·芬尼·博伊兰(Jennifer Finney Boylan),也是一名跨性别女性,她在Twitter上表示,直到公开信发布后,她才知道联署的都是谁。另一位联署者卢西亚·马丁内斯·瓦尔迪维亚(Lucia Martinez Valdivia)在一篇Medium博客中说:“当我问起其他签署者都有谁时,给我看的名字是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有色人种的名字,而不是那些持性别批判或排斥跨性别者立场的人的名字。”
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交流的幌子下,这封信看起来是在要求不受限制地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不受结果或批评的影响。发声渠道只有这么多,这些人虽然有能力在其中写作,但他们却无意分享其篇幅,也无意承认自己在延续一种作者间的恐惧和沉默的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那些作者,多半看来跟大多数签署者不一样。当公开信的签署者要求辩论时,他们要的是在他们的条件下,在他们的地盘上的辩论。
公开信的签署者呼吁拒绝“在正义和自由之间做出任何错误选择”。他们提到正在进行的要求改革和废除警察制度的抗议活动,然后又辩称是签署者“为规避更大的风险付出了代价”,这样的说法,往好里说是迟钝和不恰当,往坏里说是积极的种族歧视。尤其侮辱人的是,他们选择在现在,一个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以“为种族和社会公正而进行的强有力的抗议”为标志的时代,分散公众对发声渠道属谁所有的讨论。
我们不可能看到,这些签署者在这个对压迫性的社会制度进行普遍清算的时刻如何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业”做出贡献。他们的公开信,试图维持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它放在首要位置的,是有力地发泄签署者的不适——在有效的批评面前的不舒服。顺性别白人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从未受到集体威胁,尤其是,与来自边缘群体的作者世世代代所受的对待相比的话。事实上,他们从未面临过严重的后果——只是短暂的不适。关于这封信这封信是集体努力的成果,由一些有色人种的记者发起,来自新闻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更大群体贡献了稿件,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组织了写作过程,但我们的作用是推动小组的发言,而不是设定内容或方向。稿件提交给了所有的合作者,并通过一致同意接受。联署名单没有特别的顺序,公开信的大部分工作也并非任何一个个人承担的。
名单上的许多联署者都提到了他们的机构归属,但没有写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害怕职业报复。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也是我们写这封信的部分原因。
签署者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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