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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NABC60   王百特:西方社会激进与保守的左右互搏(上) 2020-10-26 08:28:04  [点击:1160]
王百特:西方社会激进与保守的左右互搏(上)

前些天写了一篇文章,讲了美国最高院法官任命上两党的分歧,在于对司法独立的理解不同。(美国政治司法化的隐忧。华夏文摘2020年9 月)但我认为,在更深层次上,反映的是对社会变革所持的态度。司法激进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激进变革思想在司法上的反映,文本主义或法条主义,则回应了司法对维护社会有序变革的呼声。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我们都能从各种政治议题中观察到这两种思想观念的博弈。(此处以及后面多次提到的左和右,和中国当代政治中的左右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此秦晖早有详细区分,此处不赘述。为了方便,此文还会继续使用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两组概念来分别表示左和右)。

朱学勤在他“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中,曾经从思想史角度,剖析了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十月革命这一百多年历史上贯穿的一条激进主义的黑线。在思想史上,就是英美经验哲学,朱学勤称之为“贴着地面行走”的哲学,用我们今天的话语就是“接地气”的哲学,和德法大陆系的理性主义之间的交锋。 这一认识论上的博弈,贯穿人类近代历史几百年,直到今天,仍然是左右人们各种政治活动的思想基础,只不过一般人多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曾经说过,西方现在流行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马克思主义同源同种,都是毁灭西方文明的毒药。何谓身份政治?概括来说,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s),女权主义,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恋,性态不明群体(LGBTI )维权运动等等,以身份划定族群,创造出一个故事架构,(Narrative),分离出一个受害者群体,(victims), 启发受害者情节,煽动对压迫者(白人,男人,异性恋等)的仇恨,要求政府以行政和司法手段强制推行救助和福利,哪怕是反向歧视,也是矫枉必须过正的时代要求,(affirmative action)。

比如黑命贵,白左的故事是:警察对黑人的逮捕和暴力制服远高于白人和其他族裔,于是指责这是白人种族主义。希拉里就说,美国的犯罪-司法制度监禁了远比白人多的黑人,这是美国的耻辱。民主党政客们这么讲,大学里教授们这么教,媒体上这么宣传,于是似乎大凡有点儿良心的美国人都这么认为。但正如托马斯.索维尔在他的研究中指出的,如果人们还能正视事实,讲究逻辑,就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以下资料引自索维尔的研究)。

比如,如果说在MBA 职业球赛中,裁判对黑人球员的判罚高于对白人球员的判罚,远远高于黑人在美国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十三的比例,此乃种族歧视。你立即会说,等等,有没有搞错啊,MBA球员绝大多数是黑人好不好!那我们看看刑事案件。在各类统计数据中最可靠的是凶杀案件数据。在1976至2005年间,百分之五十二的凶杀案犯是黑人。能够由此就得出美国法庭歧视黑人的结论吗?

左派们还指出,黑人在获得银行贷款买房方面受到歧视。以2000年为例,黑人申请贷款被拒的数量是白人的两倍,与黑人在总人口中的构成不成比例。这也被媒体拿来大肆宣扬,作为黑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例证。但是媒体从不提及另一个事实,即白人申请购房贷款被拒绝的比例是亚裔的两倍。也就是说亚裔的信用高于白人,后者又高于黑人。我们是否可以说美国歧视白人呢?

民主党喜欢扮演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大救星角色,似乎只有他们奉行的大政府高福利政策为黑人带来了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学术界和媒体整天宣扬说黑人社区的高犯罪率是由于贫困和种族歧视造成的。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在黑人的贫困和遭受的歧视远高于现代的那些年代,黑人的犯罪率却不断下降。

最高法院的沃伦大法官在他的回忆录曾写到,“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犯罪率的上升承担一份责任,因为几十年来我们都忽视了平民窟的状况,而正是它们滋生了犯罪。”事实却是,在四十年代,美国黑人男性的凶杀犯罪率下降了百分之十八, 在五十年代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只是在六十年代,即沃伦大法官等司法激进主义占上风时,这一趋势才被扭转而上升了百分之八十九,将前二十年的进步一举消灭。还有,美国全国的凶杀案件,到1960年时已经下降到三十年代的一半,但从此之后不断高升,到1974年已经是1960年的两倍。在六十年代骚乱最甚的底特律,那时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已经相当于白人家庭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黑人失业率也只有百分之三点四,黑人拥有住房的比例也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很显然,那时的骚乱和黑人的经济状况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其他因素不论,在这里仅从司法角度讲,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底特律市政府对警察执法的做了种种限制规定。骚乱者都认为警察们“怂了”,因此便肆无忌惮,结果受害的还是黑人— 在因骚乱死亡的四十三人中,有三十三人是黑人。而同时期的芝加哥,人口比底特律多,当时的市长Richard Daley在电视上说,他已经下令给警察,对那些纵火的骚乱者可以开枪击毙。这激起了政治正确者们的愤怒,但确使芝加哥避免了底特律那样多的死亡事件。再后来,纽约的朱利安尼市长也因为强悍的警察执法而使纽约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所以,面对左派们煽动起来的反对白人警察种族歧视的黑命贵运动,人们是否应该冷静地思考呢?

另一个学术界喜欢宣扬的例子是黑人家庭的解体,左派文人把这归结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遗产”。他们直接忽视了下列事实:在1950年,百分之七十二的黑人男性和百分之八十一的黑人女性是处于婚姻状态。只有百分之十七的黑人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高达百分之七十。在1890年到1950年期间每一次的人口普查中,黑人的就业率都高过白人。根据美国1938年社会科学年鉴,当年有百分之十一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单亲家庭,白人的这一比例为百分之三。到1960年,少女未婚怀孕的比例在下降,黑人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依赖程度也在下降。在1965年,仍然有百分之七十五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已婚家庭,而在今天,百分之七十三的黑人孩子是单亲少女所生。这显然不能归结为“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遗产”吧?托马斯.索维尔,就是这样用1960年代之前的100年里美国黑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60年代福利国家兴起之后到现在的50年来黑人的状况做对比,以翔实的统计资料和数据,揭穿了民主党左派在黑人社会问题上的种种谬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他的Race and Culture一书, 和网上他的文章和演讲。

说完了种族,再说说妇女。女权运动者是左派政治活动的另一个焦点。

女权运动的最主要焦点就是同工同酬。左派认为妇女在同样的职业和工种上收入低于男性,是明显的性别歧视。但这同样是对统计数据的操弄和歪曲所致。托马斯索维尔从四十年前就开始用各种数据不断驳斥女权主义的谬论。他指出,女性在收入上低于男性的现象,不管是在一个职业或者是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完全是由于工作时间,累计资历,职业选择上的自然结果,而非歧视所致。

比如1996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份调查,显示男性内科医生比女性内科医生收入高约百分之四十一。但这项调查也揭示了男性内科医生比女性医生每年多工作500小时。而如果排除了工作时间,专业科系等因素,则男女医生之间在收入上并无明显差别。不仅医生,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有些高收入高压力的职业需要每周五六十小时的工作投入,而有孩子或预备生孩子的妇女明显不会选择这些职业。所以如果具体比较同样职业同样技能同样工作时间,则男女之间的“收入鸿沟”立刻不见了。

女权运动者还喜欢把妇女的收入增加和地位的提高,归因于六十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这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索维尔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的头三十年,女性在需要研究生水平的职业中所占比例高于五十和六十年代。在1902年的美国名人录中,杰出女性所占比例比1958年的还高。后来这一比例的降低是由于女性在“婴儿潮”时代结婚和生育年龄普遍降低所致。直到1972年,随着女性结婚和生育年龄的提高,女性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才超过1932年。
这一切都不符合白左们编的故事(do not fit the narrative),当然不会出现在他们把持的媒体和校园讲堂内。

那是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大男子主义和对女性的歧视呢?我认为肯定存在。但必须看到的是男性在很多领域里的主导或优势地位,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生存发展的需要所形成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主导或优势地位逐渐淡化,女性也越来越多地从事着和男性同样的工作,获得同样的报酬。而且基督教国家的男同胞还很早就发展出了女性优先lady’s first以及在重大灾难中妇女儿童优先避险逃生的社会良俗,远早于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那种认为没有女权运动就没有妇女 今天的社会地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另一个左派们喜欢拿来说事的论据,是妇女所从事的职业选择,如护士,教师等,是历史上男权压迫的结果。但根据对最受左派推崇的,妇女解放程度最高的斯堪迪纳维亚国家的调查,这些国家中妇女对职业的选择,却高比例的指向传统的女性占绝对比例的行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Jordan Peterson还特别指出,这一调查是由左派占绝对多数的社会学家们所做的,其结果大大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

至于同性恋,双性恋,变性恋,性别不明群体和非法移民群体的权利运动,由于篇幅,这里就不写了。但从以上两个领域左派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明眼人都会发现,它们和马克思主义“发现”富人剥削了穷人的阶级斗争学说何其相似。本文的下半部分,我会用中国革命的逻辑作为对照,进一步说明当今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就是新马克思主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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