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抱歉的，是老王说“我知道，89民运中，你受炳章所托，曾回国为狱中的希哲奔走呼号过，我感激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说法，很是惊讶。查来查去，查不到出处。不知老王哪里看来的，我实在不敢当你的“感激”。我从1986年春回国，至1991年8月回到美国，5年半时间在国内，有3年半在坐牢。其中1989年，是1月10日时坐满2年释放，至7月15日再次被“收容审查”。在社会上半年多。我在国内的一切活动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并无王炳章或任何别人的派遣。即使在与潘强商榷的文中提及的1989年“受胡平委托去见学生”，也是我自己的主意，只是跟胡平讨枝令箭而已。当时也根本不知道你在牢里还是在牢外，哪有什么“奔走呼号”？ 在此我也再次声明，我在国内的一切行动，都是自己决定，自己负责，自己承担风险的，没有任何人指示。
你那篇东东问：今天你的“民主”还是当年的民主吗？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440594
我的回答是，我的民主观依然没变。
事情的起由是老王说了他八九年为民运着的急。八九年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所说的爱国，既不是讲台湾香港的归属，更不是钓鱼岛南海的纷争，而是说，爱国必须爱人民，爱人民就是爱国，爱国爱人民就是给人民争取自由民主权利。
早年在华生跟胡平争论八九民运算不算民主运动时，我作《我看“八九”运动》一文，与华生商榷，说明了我的民主观，从而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八九民运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
“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
华生先生认为八九运动是“民众运动”而非民主运动。他提出三把尺子：情绪化
还是理性化；是否有妥协和容忍，是否讲手段。而华生先生主要用的是第一个标准
：“这样一场跟着群众情绪走的运动，当然不能称为民主运动。相反，它的全部表
现，恰恰符合民众主义的精确定义”。
大凡一场有许多人自发参加的运动，一定是受某种情绪激励的，没有情绪就没有
运动。民主运动的特征之一就是反映出民众的意志，或曰民众的情绪。而大规模的
民主运动多半反映的是人民对于执政者的不满情绪。如果以是否情绪化为标准，那
么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运动称得上是民主运动了。五四运动烧了赵家楼，四五运
动烧了警方车，这都是情绪发泄。按华生先生的标准看都够不上“民主运动”了。
在我看来很明确：凡是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运动就是民主运动，而八九民运正
是这样一场运动！何为民主？民主这一概念是和“自由”紧密相关的，自由意味者
每个人在不危害他人的前提下有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的权利，把这个自由延伸到
政治领域就是民主。所谓民主就是在治国大事上要集中体现最大多数人的自由意志
。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意志是通过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
等政治权利来体现的，民主政治就是建立在人民的这些自由权利上的。我们可以看
到八九民运中人民所实际争取的正是这些写在宪法中的民主权利。尽管在表面上人
们用过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掩护。”
在同一篇文章里，我也指出了华生文章的合理价值：
“ 我不同意华生先生对八九民运的评价，但是他的民运标准有其合理的内核，令人
深省。民主素质意味着容忍异端，从而需要理智和冷静，要讲规则和手段。民主在
实质上是为着实现多数人的意志的，但是在形式上却要表现在保护少数上。这是西
方民主和中共所谓“真民主”的根本区别。中国民联诞生之初就对此有清楚的认识
。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回答“何谓民主”的提问时说：“就象人的营养
有蛋白质、糖和脂肪三大要素一样，民主也有三大要素：一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二曰自由的舆论，三曰合法的反对派。”这三条的核心就是容忍异端。
中共号称他们的“真民主”是为大多数人的，为此必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然而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时某事上成为少数，如果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甚至被剥
夺，那么就会人人自危，为了自保而投向“多数”；这个“多数”也只能是虚假的
，它不是集中了多数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集中了多数人的恐惧心理，它只能是少数寡
头或独裁者的玩物。中共治下的“多数”常常就是这一类“多数”。所谓尊重少数
主要是尊重其发表意见的权利，唯有此才会有健全的舆论。少数人又有权组织起来
，成为合法的反对派。华生先生的民主标准和我们的三条倒是有点暗通的，民运人
士必须学会以理智的手段对待不同意见。”
这里提到的“中国民联诞生之初就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回答“何谓民主”的提问时说”就是当年我在亚利桑那大学通过台湾同学出面组织的王炳章的讲演会。王炳章在当场回答一个台湾同学“何谓民主”的提问时，说了这个民主的三要素。当时作为学生物的我很欣赏学医学的王炳章这个比喻用得妙，并且完全同意他的这个三要素。
这就是民联的王炳章时代的民主观，别人怎么想不知道，反正我的民主观基本没变，还是这样。
老王自称自己的民主观半个世纪“不少变”，大概是想说你“不稍（微）变”吧？结果倒说成了大实话，你其实真的变得不少。
你初到美国，大致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吧？当时民运处在“华盛顿会议”失败之后的疗伤期，似乎人们一度认为老的海外民运人物都陷入派系斗争，不行了，只有靠新出来的人来挽救，海外民运一度几乎是资格越新越有语话权。记得一次会议上，新人们在主导。老王发言，希望大家在老毛的“斗私批修”教导下，解决矛盾，团结起来。
当时的民联已非“王炳章时代”，甚至也非胡平时代了。王炳章本人日益走向激进，出了《民运手册》，讲到一些极端手段，例如绑架，打劫，爆炸等等；而民运的主流，如民联阵，新民联，新民阵等等，还是在讲“和理非”。那时，包括本人在内，民运里多数人对王炳章都谈不上多少“崇敬”。（现在的“崇敬”，很大程度上是他后来坐牢才挣来的。）王炳章是相当孤独的。记得老王当时对民运的主流是看不上的，认为太书生气，太平和，而欣赏王炳章的激烈主张，因此去跟王炳章合作，搞主张革命的正义党。以后又跟更激烈的彭明一起，宣布成立一个“海外临时政府”。下面这段话可以基本代表老王那时的观点：
“现在的民运状况是什幺呢？是搞"人权"的太多了，搞政治斗争的太少了；搞文化的太多了，搞激进的太少了。大家看到，共产党政权已经顽固野蛮到这般程度，国内大肆抓捕不说，今天竟不惮采用国际恐怖手段跨国境去绑架民运人士了。对这样的野蛮政权，只有温和的劝说和批评，对它讲讲人权的大道理，能搔到他的痒处吗？真的，今天若没有主张对共产党政权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革命斗争，在危机到来时发动革命的暴力运动来推翻共产党，哪怕是不停的大规模的对民众宣传来对它产生压力，他是不会把你民运的任何一翼放在眼里的。现在有人声言要去与共产党对话。"对话"，你的实力在哪里？你的压力在哪里？恐怕这些天天骂激烈派的"温和派"在骂的同时，心里是打着算盘，希望激烈派闹得更凶一些，方便他们作为筹码哩！ ......
对付共产党这样的野蛮流氓政权，没有一身匪气、霸气、流气的人物，谁能成事？胡平？王军涛？陈一咨？熟读水浒的毛泽东当年上井冈山为匪，谁能相信他能"成事"？彭明未必一定成事，但他必能为共产党政权带来大的麻烦，大的压力，为"温和民运"带来与共产党争空间的契机。"
那时候，老王俨然是个标准的反共人士。老王现在的民主观，还和那时一样没稍变吗，还是没少变？
90年代后期，我得了一份凤凰城的工作，到那里去了3年多。当地的台湾新党来找我，对我很好，让我看台湾来的音乐表演，参加他们的聚会活动。但是我还是对他们提出了批评，我认为新党访问大陆的代表团（冯沪祥带领）只讲统一，不讲民主，是很失策的，这样做，在台湾丢分，在大陆老百姓那里也不见得讨好，甚至连老共也不一定看得起你。我们民运希望的立场是先讲民主，再讲统一！新党不久就泡沫化了，只讲统一，不讲民主是重要原因。相信那时老王的民主观还是跟我差不多，也还在为民主着急，为新党遗憾。因为我记得“先讲民主，再讲统一”就是王希哲提出来的。
到2009年，我与潘强商榷时，有了个括号：（“当年的“爱国”似乎还很光荣”。）让现在的老王大做文章。我这个括号肯定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现在已经不能清楚记忆。大抵是因为中共和五毛借用民族主义，大打“爱国牌”压制不同声音而引起普遍的反弹，海外舆论有许多在骂“爱国贼”，老王自己好像也在骂“爱国虫”，我的括号不过就是反映了那时的舆论环境，不是对“爱国”的表态，不必过度解读。
王希哲真正大变的是在2010年之后，薄熙来王立军以法西斯手段搞“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时，当时在草庵居士忽悠下，老王认为有可能被薄熙来看中，而成为“体制内”人士，开始换跑道，恶毒攻击一些民运人士，尤其是一度跟老王一起主张激烈的人士。此外，还不惜打击SM党的刘国凯，希望从该党里拉出一枝队伍，增加自己投效薄熙来的本钱。我当时说过，我可以理解老王的求荣，但实在看不惯他的卖友求荣。刘国凯经此一挫，灰心丧气，从此断绝与民运人士的一切来往。老王后来还假惺惺地说，民运是劣币驱良币，而刘国凯是良币，却闭口不谈是哪个劣币驱逐了刘国凯这个良币。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12年，王立军跑进了成都美领馆，薄熙来随即倒台被擒，老王的投效梦泡汤。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老王已经回不了头了，于是干脆死心塌地在投共路上走下去，挖空心思制造一系列反对民主，捍卫专制的理论，希望有一日被老共看上。
首先是公开跟民主决裂，把争取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人士称作“右派”，然后说右派没资格跟中共要民主，因为右派早先杀了很多共产党：
“共产党镇压异议人士是合理的，因为后者都是反共右派啊！ 谁让你们反共右派国民党蒋介石在台上时大杀共产党来着。现在共产党执政了，当然有权垄断政权，镇压你们右派。不服气的话，你就去革命去造反去流血牺牲推翻中共，你成功了就可以实行右派专政，镇压共产党。”
“既然是“天赋人权”，你就只能去跟老天要民主要人权，不能跟共产党要。”
还有其他创新论点，如权利私有论，说既然“右派”财富要私有，要按劳分配，那么老共“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也要私有，才合情合理合乎人性。既然民主就是权力公有，那么只有公有制的共产主义才能有民主。
又如，宣扬打江山坐江山的丛林法则，说美国也是打江山坐江山。华盛顿革命集团打下江山后也是权利独霸，其表现在当权者必须宣誓服从宪法，也就是服从华盛顿革命集团的私利，绝不服从美国人民的利益。只为战胜者服务，不为美国人民服务。
老王还否认老共的罪行，或将其合理化，如大饥荒，反右，镇反等。如果有时间，还可以扒出许多老王的创新成果。
说道这里，老王还敢说自己的民主观没有稍变吗？就是连老王的粉丝，也在说老王有“新思想”“新东西”，老王自己还不承认吗？
当然，我也知道，老王那篇东东，偷偷改了话题，说的不是民主变了，而是民运变了。但是我讨论问题不喜欢离题，所以还是先把原来的题目说完。现在，我也可以对老王所说的民运的变，表一个态。
王军涛跟我说过，他给体制内的人早就打过招呼，如果老共把和平演变的路，和理非的人都堵死了，那么往后的路，就只有革命了。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在专制的路上越走越远，手段越来越残酷，人们和平演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民运也跟着变了，个别人如老王，开始寻机会投靠中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和追寻王炳章等提出的革命之路，开始赞成魏京生提出的要在经济领域制裁中共的主张。现在美国也开始改变对中共的绥靖政策，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也就是敌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民主自由和专制独裁的决战。我乐观其成。1991年，我第二次初到美国时，写了《谁亡了大清》一文，已经说过这个问题，我把该文附在后面。
自从中共撕毁中英条约，全面践踏一国两制，残酷压迫香港民主人士以来，我已经不再反对台独了。我理解台湾人民不愿与大陆统一的意志。台湾人民这样做事为了他们已经到手的自由民主生活，不愿想香港人那样被践踏，而不是老王说的什么“皇民心态”。老王那个“先谈民主，后谈统一”还没变吗？
至于南海岛屿的归属，新冠病毒的来由，都应该由世界各国专家们本着专业精神实事求是的认定，我对此不懂，也没时间追踪。但是决不能因为我是华人，就偏听中共或中国政府。中共在疫情早期，故意隐瞒疫情，贻害世界，是不争的事实。当中共封锁武汉，阻断国内交通时，依然让武汉的飞机飞向美国和世界各处，这是个事实，至今中共对此无可辩护。当美国决定切断航线时，中共从外交官到五毛开始对美国攻击，指病毒从美国来，才造成美国的反弹。从此开始了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战。究竟谁该赔，如何赔，只能通过公正的调查和公正的法律来决定，而不是根据政治立场，民族利益来决定。我认为目前中共在阻碍公正的调查。但是我没有精力来准确追踪这件事，不想持什么立场。
最近，缅甸军政府反动了政变，遭到缅甸人民的广泛反对。美国已经开始对缅甸军政府进行制裁，冻结了缅甸在美国的资金。此举受到缅甸人民的广泛支持，人们上街为此欢呼。相反，中国还在援助缅甸政府，遭到缅甸人民的广泛抗议，抗议者围堵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照老王的看法，这些欢呼美国制裁缅甸，抗议中国援助缅甸的缅甸人民，是在爱国呢，还是在卖国？他们“还存一丝一毫缅甸人的良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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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亡了大清
--写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桑 羊?
谁亡了大清?可能不少人会说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呗。八十年前武昌城头革
命党人义旗一举，南方各地纷纷响应，瞬时间反了半个中国，局势发展终于迫使清
帝逊位，大清灭亡。
不过细查历史又有点不明白，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的同盟会在十一次武装暴动
失败后，正处于严重的低潮时期，财源枯竭，成员离散，主要领导人之间严重对立
，会员对领导产生信任危机，整个同盟会正处于裂解的边缘。在此危机关头，孙中
山及其战友怎么会有力量一举击垮了多次战胜他们的庞大对手大清朝呢?
其实，当年在武昌起事的军人们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并没有很多组织上和人事上的
联系。孙中山多次起事都是凭借江湖会党武装，这些会党组织常常不能被主流社会
所接受，故义旗频举之际，正规军绝少去聚义，反而常常被官府调去残酷镇压起义
。而武昌起义则是由当时打进正规军内部的“不同政见者”共进会策动的。正规军
发了难，又戏剧性地抓了个黎元洪作头，便立即得到其它地区上层人物的认同，于
是才有后来的成功。
可是好好的官军怎么会反起官家来了呢?吃着皇粮的朝廷命官又为什么认同造反者
呢?原因就在于朝廷早已是人心丧尽，众叛亲离，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或曰，在辛
亥革命之前，大清朝已经亡了，革命只是切碎并清除了它的尸体罢了。
那么是谁亡了大清朝呢?答曰：慈禧太后!
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古老的东方大门之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
化形态越来越显得落伍;中国外侮不断，积弱不振。年青的光绪皇帝为了挽救大清朝
，起用康梁谭等改良派，进行了雄心勃勃的维新运动。如果当时改良派能够成功地
把中国由君主独裁制改革为君主立宪制，建立真正的议会制度和保护舆论保护党团
的制度，那么中国很可能转弱为强。以中国人之众多、勤奋和聪颖，又能在一个开
放点的制度下发挥才能，则大清朝不难超过日本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
如果历史这样走，也许我们今天仍然是大清的臣民，仍然象日本或英国一样有个皇
室作为民族统一的象征，同时中国要比现在民主富强。(也许我们还会有一批留辫子
的贵族，但一般人要不要留辫子则是悉听尊便了。)
然而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慈禧却重新垂帘听政，血腥镇压了生机勃勃的改良运动，
从而使人们最终对清廷失去了希望。和平演变的路走绝了，绝望和仇恨使人们把目
光投向暴力革命，终于导致了清朝的最后灭亡。
所以说亡清者慈禧也。慈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也是大清的罪人。也许她当
年自以为是清廷的卫道士，因为她捍卫了列祖列宗的家法(或曰“老一辈的光荣传统
”)。也许当年有人会认为改良派是洋奴，卖国主义，因为他们“以夷变夏”，失败
后又托庇于领馆，流亡于日本(当时日本刚刚在甲午海战中大败中国)。也许在谭嗣
同被绑赴刑场的路上，围观者中会有人骂他崇洋媚外，活该杀头。但是历史是公正
的，它会使维新志士的爱国正气永垂青史，而把慈禧之流的守旧派永远地钉上了卖
国主义的耻辱柱。就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也会在辛亥革命后的很多年里，臭骂慈
禧的误国。
历史会出现惊人的类似：文革后，中共衰象已现，凡是派的“洋跃进”破产，使
中共的声誉跌入了一个谷底，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再也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了。胡
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遂突破传统，面向世界，大量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一
度使中共的声誉又趋回升，政治改革曾出现过很大的希望。本来沿此方向发展，很
可能出现一个多元化的“共产党立宪制”，亦即中共有名义上领导地位，共产主义
有类似英国国教的地位，而实权转入人大，各在野党或其它压力团体合法存在，在
议会内外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然而“六四”事件改变了这个方向。改革派的垮台也
许使中共永远失去了历史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也是中共的罪人。六君子洒在刑场的血决定了大清朝的灭亡，阿基诺洒在机场的血
决定了马科斯的垮台，难道“六四”烈士洒在长安街的血会白流吗?
在走向多元化民主社会的方向上，和平演变是我们最希望的路。但历史究竟让中
国走和平还是暴力的路，这取决于中共改革派是否能再次抬头，平反“六四”。邓
小平等中共老一辈，看来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他们只要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藉“
四个坚持”保住权势就行了，哪管以后人民复起仇来，下一代的共产党人会有什么
命运。但是新一代的共产党人也能这样对自己的命运不负责任吗?他们真愿意一直为
邓小平的屠杀去背黑锅吗?如果历史真的证实了袁木先生的话：“要为六四平反，除
非中共垮台!”那对中国和中共都将是很悲惨的。那时候会不会有人再问：“谁亡了
中共?”□
你那篇东东问：今天你的“民主”还是当年的民主吗？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440594
我的回答是，我的民主观依然没变。
事情的起由是老王说了他八九年为民运着的急。八九年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所说的爱国，既不是讲台湾香港的归属，更不是钓鱼岛南海的纷争，而是说，爱国必须爱人民，爱人民就是爱国，爱国爱人民就是给人民争取自由民主权利。
早年在华生跟胡平争论八九民运算不算民主运动时，我作《我看“八九”运动》一文，与华生商榷，说明了我的民主观，从而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八九民运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
“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
华生先生认为八九运动是“民众运动”而非民主运动。他提出三把尺子：情绪化
还是理性化；是否有妥协和容忍，是否讲手段。而华生先生主要用的是第一个标准
：“这样一场跟着群众情绪走的运动，当然不能称为民主运动。相反，它的全部表
现，恰恰符合民众主义的精确定义”。
大凡一场有许多人自发参加的运动，一定是受某种情绪激励的，没有情绪就没有
运动。民主运动的特征之一就是反映出民众的意志，或曰民众的情绪。而大规模的
民主运动多半反映的是人民对于执政者的不满情绪。如果以是否情绪化为标准，那
么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运动称得上是民主运动了。五四运动烧了赵家楼，四五运
动烧了警方车，这都是情绪发泄。按华生先生的标准看都够不上“民主运动”了。
在我看来很明确：凡是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运动就是民主运动，而八九民运正
是这样一场运动！何为民主？民主这一概念是和“自由”紧密相关的，自由意味者
每个人在不危害他人的前提下有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的权利，把这个自由延伸到
政治领域就是民主。所谓民主就是在治国大事上要集中体现最大多数人的自由意志
。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意志是通过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
等政治权利来体现的，民主政治就是建立在人民的这些自由权利上的。我们可以看
到八九民运中人民所实际争取的正是这些写在宪法中的民主权利。尽管在表面上人
们用过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掩护。”
在同一篇文章里，我也指出了华生文章的合理价值：
“ 我不同意华生先生对八九民运的评价，但是他的民运标准有其合理的内核，令人
深省。民主素质意味着容忍异端，从而需要理智和冷静，要讲规则和手段。民主在
实质上是为着实现多数人的意志的，但是在形式上却要表现在保护少数上。这是西
方民主和中共所谓“真民主”的根本区别。中国民联诞生之初就对此有清楚的认识
。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回答“何谓民主”的提问时说：“就象人的营养
有蛋白质、糖和脂肪三大要素一样，民主也有三大要素：一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二曰自由的舆论，三曰合法的反对派。”这三条的核心就是容忍异端。
中共号称他们的“真民主”是为大多数人的，为此必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然而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时某事上成为少数，如果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甚至被剥
夺，那么就会人人自危，为了自保而投向“多数”；这个“多数”也只能是虚假的
，它不是集中了多数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集中了多数人的恐惧心理，它只能是少数寡
头或独裁者的玩物。中共治下的“多数”常常就是这一类“多数”。所谓尊重少数
主要是尊重其发表意见的权利，唯有此才会有健全的舆论。少数人又有权组织起来
，成为合法的反对派。华生先生的民主标准和我们的三条倒是有点暗通的，民运人
士必须学会以理智的手段对待不同意见。”
这里提到的“中国民联诞生之初就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当时的一个负责人在一次讲演中回答“何谓民主”的提问时说”就是当年我在亚利桑那大学通过台湾同学出面组织的王炳章的讲演会。王炳章在当场回答一个台湾同学“何谓民主”的提问时，说了这个民主的三要素。当时作为学生物的我很欣赏学医学的王炳章这个比喻用得妙，并且完全同意他的这个三要素。
这就是民联的王炳章时代的民主观，别人怎么想不知道，反正我的民主观基本没变，还是这样。
老王自称自己的民主观半个世纪“不少变”，大概是想说你“不稍（微）变”吧？结果倒说成了大实话，你其实真的变得不少。
你初到美国，大致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吧？当时民运处在“华盛顿会议”失败之后的疗伤期，似乎人们一度认为老的海外民运人物都陷入派系斗争，不行了，只有靠新出来的人来挽救，海外民运一度几乎是资格越新越有语话权。记得一次会议上，新人们在主导。老王发言，希望大家在老毛的“斗私批修”教导下，解决矛盾，团结起来。
当时的民联已非“王炳章时代”，甚至也非胡平时代了。王炳章本人日益走向激进，出了《民运手册》，讲到一些极端手段，例如绑架，打劫，爆炸等等；而民运的主流，如民联阵，新民联，新民阵等等，还是在讲“和理非”。那时，包括本人在内，民运里多数人对王炳章都谈不上多少“崇敬”。（现在的“崇敬”，很大程度上是他后来坐牢才挣来的。）王炳章是相当孤独的。记得老王当时对民运的主流是看不上的，认为太书生气，太平和，而欣赏王炳章的激烈主张，因此去跟王炳章合作，搞主张革命的正义党。以后又跟更激烈的彭明一起，宣布成立一个“海外临时政府”。下面这段话可以基本代表老王那时的观点：
“现在的民运状况是什幺呢？是搞"人权"的太多了，搞政治斗争的太少了；搞文化的太多了，搞激进的太少了。大家看到，共产党政权已经顽固野蛮到这般程度，国内大肆抓捕不说，今天竟不惮采用国际恐怖手段跨国境去绑架民运人士了。对这样的野蛮政权，只有温和的劝说和批评，对它讲讲人权的大道理，能搔到他的痒处吗？真的，今天若没有主张对共产党政权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革命斗争，在危机到来时发动革命的暴力运动来推翻共产党，哪怕是不停的大规模的对民众宣传来对它产生压力，他是不会把你民运的任何一翼放在眼里的。现在有人声言要去与共产党对话。"对话"，你的实力在哪里？你的压力在哪里？恐怕这些天天骂激烈派的"温和派"在骂的同时，心里是打着算盘，希望激烈派闹得更凶一些，方便他们作为筹码哩！ ......
对付共产党这样的野蛮流氓政权，没有一身匪气、霸气、流气的人物，谁能成事？胡平？王军涛？陈一咨？熟读水浒的毛泽东当年上井冈山为匪，谁能相信他能"成事"？彭明未必一定成事，但他必能为共产党政权带来大的麻烦，大的压力，为"温和民运"带来与共产党争空间的契机。"
那时候，老王俨然是个标准的反共人士。老王现在的民主观，还和那时一样没稍变吗，还是没少变？
90年代后期，我得了一份凤凰城的工作，到那里去了3年多。当地的台湾新党来找我，对我很好，让我看台湾来的音乐表演，参加他们的聚会活动。但是我还是对他们提出了批评，我认为新党访问大陆的代表团（冯沪祥带领）只讲统一，不讲民主，是很失策的，这样做，在台湾丢分，在大陆老百姓那里也不见得讨好，甚至连老共也不一定看得起你。我们民运希望的立场是先讲民主，再讲统一！新党不久就泡沫化了，只讲统一，不讲民主是重要原因。相信那时老王的民主观还是跟我差不多，也还在为民主着急，为新党遗憾。因为我记得“先讲民主，再讲统一”就是王希哲提出来的。
到2009年，我与潘强商榷时，有了个括号：（“当年的“爱国”似乎还很光荣”。）让现在的老王大做文章。我这个括号肯定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现在已经不能清楚记忆。大抵是因为中共和五毛借用民族主义，大打“爱国牌”压制不同声音而引起普遍的反弹，海外舆论有许多在骂“爱国贼”，老王自己好像也在骂“爱国虫”，我的括号不过就是反映了那时的舆论环境，不是对“爱国”的表态，不必过度解读。
王希哲真正大变的是在2010年之后，薄熙来王立军以法西斯手段搞“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时，当时在草庵居士忽悠下，老王认为有可能被薄熙来看中，而成为“体制内”人士，开始换跑道，恶毒攻击一些民运人士，尤其是一度跟老王一起主张激烈的人士。此外，还不惜打击SM党的刘国凯，希望从该党里拉出一枝队伍，增加自己投效薄熙来的本钱。我当时说过，我可以理解老王的求荣，但实在看不惯他的卖友求荣。刘国凯经此一挫，灰心丧气，从此断绝与民运人士的一切来往。老王后来还假惺惺地说，民运是劣币驱良币，而刘国凯是良币，却闭口不谈是哪个劣币驱逐了刘国凯这个良币。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12年，王立军跑进了成都美领馆，薄熙来随即倒台被擒，老王的投效梦泡汤。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老王已经回不了头了，于是干脆死心塌地在投共路上走下去，挖空心思制造一系列反对民主，捍卫专制的理论，希望有一日被老共看上。
首先是公开跟民主决裂，把争取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人士称作“右派”，然后说右派没资格跟中共要民主，因为右派早先杀了很多共产党：
“共产党镇压异议人士是合理的，因为后者都是反共右派啊！ 谁让你们反共右派国民党蒋介石在台上时大杀共产党来着。现在共产党执政了，当然有权垄断政权，镇压你们右派。不服气的话，你就去革命去造反去流血牺牲推翻中共，你成功了就可以实行右派专政，镇压共产党。”
“既然是“天赋人权”，你就只能去跟老天要民主要人权，不能跟共产党要。”
还有其他创新论点，如权利私有论，说既然“右派”财富要私有，要按劳分配，那么老共“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也要私有，才合情合理合乎人性。既然民主就是权力公有，那么只有公有制的共产主义才能有民主。
又如，宣扬打江山坐江山的丛林法则，说美国也是打江山坐江山。华盛顿革命集团打下江山后也是权利独霸，其表现在当权者必须宣誓服从宪法，也就是服从华盛顿革命集团的私利，绝不服从美国人民的利益。只为战胜者服务，不为美国人民服务。
老王还否认老共的罪行，或将其合理化，如大饥荒，反右，镇反等。如果有时间，还可以扒出许多老王的创新成果。
说道这里，老王还敢说自己的民主观没有稍变吗？就是连老王的粉丝，也在说老王有“新思想”“新东西”，老王自己还不承认吗？
当然，我也知道，老王那篇东东，偷偷改了话题，说的不是民主变了，而是民运变了。但是我讨论问题不喜欢离题，所以还是先把原来的题目说完。现在，我也可以对老王所说的民运的变，表一个态。
王军涛跟我说过，他给体制内的人早就打过招呼，如果老共把和平演变的路，和理非的人都堵死了，那么往后的路，就只有革命了。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在专制的路上越走越远，手段越来越残酷，人们和平演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民运也跟着变了，个别人如老王，开始寻机会投靠中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和追寻王炳章等提出的革命之路，开始赞成魏京生提出的要在经济领域制裁中共的主张。现在美国也开始改变对中共的绥靖政策，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也就是敌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民主自由和专制独裁的决战。我乐观其成。1991年，我第二次初到美国时，写了《谁亡了大清》一文，已经说过这个问题，我把该文附在后面。
自从中共撕毁中英条约，全面践踏一国两制，残酷压迫香港民主人士以来，我已经不再反对台独了。我理解台湾人民不愿与大陆统一的意志。台湾人民这样做事为了他们已经到手的自由民主生活，不愿想香港人那样被践踏，而不是老王说的什么“皇民心态”。老王那个“先谈民主，后谈统一”还没变吗？
至于南海岛屿的归属，新冠病毒的来由，都应该由世界各国专家们本着专业精神实事求是的认定，我对此不懂，也没时间追踪。但是决不能因为我是华人，就偏听中共或中国政府。中共在疫情早期，故意隐瞒疫情，贻害世界，是不争的事实。当中共封锁武汉，阻断国内交通时，依然让武汉的飞机飞向美国和世界各处，这是个事实，至今中共对此无可辩护。当美国决定切断航线时，中共从外交官到五毛开始对美国攻击，指病毒从美国来，才造成美国的反弹。从此开始了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战。究竟谁该赔，如何赔，只能通过公正的调查和公正的法律来决定，而不是根据政治立场，民族利益来决定。我认为目前中共在阻碍公正的调查。但是我没有精力来准确追踪这件事，不想持什么立场。
最近，缅甸军政府反动了政变，遭到缅甸人民的广泛反对。美国已经开始对缅甸军政府进行制裁，冻结了缅甸在美国的资金。此举受到缅甸人民的广泛支持，人们上街为此欢呼。相反，中国还在援助缅甸政府，遭到缅甸人民的广泛抗议，抗议者围堵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照老王的看法，这些欢呼美国制裁缅甸，抗议中国援助缅甸的缅甸人民，是在爱国呢，还是在卖国？他们“还存一丝一毫缅甸人的良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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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亡了大清
--写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桑 羊?
谁亡了大清?可能不少人会说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呗。八十年前武昌城头革
命党人义旗一举，南方各地纷纷响应，瞬时间反了半个中国，局势发展终于迫使清
帝逊位，大清灭亡。
不过细查历史又有点不明白，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的同盟会在十一次武装暴动
失败后，正处于严重的低潮时期，财源枯竭，成员离散，主要领导人之间严重对立
，会员对领导产生信任危机，整个同盟会正处于裂解的边缘。在此危机关头，孙中
山及其战友怎么会有力量一举击垮了多次战胜他们的庞大对手大清朝呢?
其实，当年在武昌起事的军人们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并没有很多组织上和人事上的
联系。孙中山多次起事都是凭借江湖会党武装，这些会党组织常常不能被主流社会
所接受，故义旗频举之际，正规军绝少去聚义，反而常常被官府调去残酷镇压起义
。而武昌起义则是由当时打进正规军内部的“不同政见者”共进会策动的。正规军
发了难，又戏剧性地抓了个黎元洪作头，便立即得到其它地区上层人物的认同，于
是才有后来的成功。
可是好好的官军怎么会反起官家来了呢?吃着皇粮的朝廷命官又为什么认同造反者
呢?原因就在于朝廷早已是人心丧尽，众叛亲离，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或曰，在辛
亥革命之前，大清朝已经亡了，革命只是切碎并清除了它的尸体罢了。
那么是谁亡了大清朝呢?答曰：慈禧太后!
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古老的东方大门之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
化形态越来越显得落伍;中国外侮不断，积弱不振。年青的光绪皇帝为了挽救大清朝
，起用康梁谭等改良派，进行了雄心勃勃的维新运动。如果当时改良派能够成功地
把中国由君主独裁制改革为君主立宪制，建立真正的议会制度和保护舆论保护党团
的制度，那么中国很可能转弱为强。以中国人之众多、勤奋和聪颖，又能在一个开
放点的制度下发挥才能，则大清朝不难超过日本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
如果历史这样走，也许我们今天仍然是大清的臣民，仍然象日本或英国一样有个皇
室作为民族统一的象征，同时中国要比现在民主富强。(也许我们还会有一批留辫子
的贵族，但一般人要不要留辫子则是悉听尊便了。)
然而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慈禧却重新垂帘听政，血腥镇压了生机勃勃的改良运动，
从而使人们最终对清廷失去了希望。和平演变的路走绝了，绝望和仇恨使人们把目
光投向暴力革命，终于导致了清朝的最后灭亡。
所以说亡清者慈禧也。慈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也是大清的罪人。也许她当
年自以为是清廷的卫道士，因为她捍卫了列祖列宗的家法(或曰“老一辈的光荣传统
”)。也许当年有人会认为改良派是洋奴，卖国主义，因为他们“以夷变夏”，失败
后又托庇于领馆，流亡于日本(当时日本刚刚在甲午海战中大败中国)。也许在谭嗣
同被绑赴刑场的路上，围观者中会有人骂他崇洋媚外，活该杀头。但是历史是公正
的，它会使维新志士的爱国正气永垂青史，而把慈禧之流的守旧派永远地钉上了卖
国主义的耻辱柱。就是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也会在辛亥革命后的很多年里，臭骂慈
禧的误国。
历史会出现惊人的类似：文革后，中共衰象已现，凡是派的“洋跃进”破产，使
中共的声誉跌入了一个谷底，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再也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了。胡
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遂突破传统，面向世界，大量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一
度使中共的声誉又趋回升，政治改革曾出现过很大的希望。本来沿此方向发展，很
可能出现一个多元化的“共产党立宪制”，亦即中共有名义上领导地位，共产主义
有类似英国国教的地位，而实权转入人大，各在野党或其它压力团体合法存在，在
议会内外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然而“六四”事件改变了这个方向。改革派的垮台也
许使中共永远失去了历史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也是中共的罪人。六君子洒在刑场的血决定了大清朝的灭亡，阿基诺洒在机场的血
决定了马科斯的垮台，难道“六四”烈士洒在长安街的血会白流吗?
在走向多元化民主社会的方向上，和平演变是我们最希望的路。但历史究竟让中
国走和平还是暴力的路，这取决于中共改革派是否能再次抬头，平反“六四”。邓
小平等中共老一辈，看来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他们只要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藉“
四个坚持”保住权势就行了，哪管以后人民复起仇来，下一代的共产党人会有什么
命运。但是新一代的共产党人也能这样对自己的命运不负责任吗?他们真愿意一直为
邓小平的屠杀去背黑锅吗?如果历史真的证实了袁木先生的话：“要为六四平反，除
非中共垮台!”那对中国和中共都将是很悲惨的。那时候会不会有人再问：“谁亡了
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