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李明：大陆民国派的理念和宪政制度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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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民國派的理念和憲政制度展望
李明 (大陸獨立學者)
壹、大陸民國派為何追求光復民國？以及其淵源背景 1
貳、理念和憲政制度之展望 6
參、大陸民國派思想與1970-1990年代大陸海外的民主思潮的不同 36
肆、大陸民國派與臺灣藍綠的思想的不同 37
伍、大陸民國派與臺灣在民主化和轉型綱領上的異同 40
陸、小結 41
壹、大陸民國派為何追求光復民國？以及其淵源背景
中國民主憲政運動自清末立憲和革命時期興起，經過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然後形成現代中國。由於國家一直陷於嚴重的內亂外患，如蘇俄扶持中共「革命」、日本侵華、軍閥割據等，民主建國和現代中國文化的構建步履艱難，但是根基已經奠定，內涵也已經具備。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右翼的自由主義和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依知識份子政治的領導力，依中國傳統融合西方文化，形成從《臨時約法》到1947年《南京憲法》的民主法統，並且1946—1948年完成制憲、普選、行憲。再者，奠定了以道統為本的禮義自由的現代中華文化的根基，初步形成現代中國文化，並且漸進形成以道統為本、文化引導社會、社會引導政治的政治價值體系的構建，然尚未落實於制度，沒有完善和落實于「五權憲法」。工業化進程和市場經濟也在內亂外患和世界政經危機動盪中有了較快發展（如「黃金十年」）。總之，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但是1949年之後，蘇俄全力扶持的中共打敗中華民國政府入主中原，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在大陸皆被摧毀，僅在臺灣殘餘和存續下來。
當代大陸的進步知識界和海內外自由派、舊民運人士，或者認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從1970年代末的「民主牆」時開始，或者主張「啟蒙運動」，或者主張在未來極權傾覆後重新制憲，更有甚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從1978年開始的（這是認同鄧小平改良主義）。等等。這些觀念，皆不知中國現代文化、民主憲政體制、現代學術教育等皆在1949年前已經奠定了根基，然後被蘇俄扶持上來的中共以外來的紅色極權主義打斷。其原因是：他們是中共文化教育氣候下的、斷裂了傳統的不成熟的進步思潮。所以他們由於斷裂了傳統而陷於「建構理性主義」的想像和激進（猶如盲人摸象），或者與中共有思想上的藕斷絲連而徘徊於改良派和民主派之間，
但是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理念像火種由大陸的民國遺民流傳下來。又因為：「文革」破滅、改革開放、「六四」鎮壓、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腐敗氾濫和兩極分化、民心普遍不滿中共統治、西方文化引進和傳統文化復興等。所以在此大背景下，很多知識份子和青年人嚮往自由民主，但是知識份子和青年人不會停留於抽象的自由民主追求，其必然深入本民族歷史文化，尋找民主運動和思想的傳統，反思中共政權的來龍去脈。於是，民國追求憲政民主的傳統、政治自由、國軍抗日史、知識份子精神、民國學術文化等得到「發現」和廣泛傳播。又由於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文教普及，中產階級形成，網路時代的「地球村」的到來，民眾思想日漸開明。
於是乎在上述的大淵源和大背景下，以「民國熱」為名的民國文化復興和大陸民國派興起了。確切說，大陸民國派是在二十一世紀得以發展起來的，是「六四」後中共正當性被質疑和否定的思想氛圍裡產生的，是在發現民國歷史真相和民國文化思想復興以及中華文化傳統復興的基礎上，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潮中成長的。大陸民國派的迅速擴大，其中又較大程度受益於民國史真相的揭露和傳播。由於得益于網路的便捷，下列真相得到廣泛傳播，即：抗日戰爭中，中共不僅不抗戰還襲擊國民革命軍借機擴張勢力，國民政府才是抗日衛國的；中共後來又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扶持下，依靠遠遠勝過國軍的軍火援助，再憑藉血腥「土地改革」強制形成的戰爭動員力和供應力，打敗中華民國贏得政權；然後才有死八千萬人和中華文化被摧殘的大浩劫，才有當代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所以抗日衛國史和民族主義、民國憲政和文化成就成為大陸民國派迅猛發展的極有力的推手，而對於中共的普遍不滿，則是大陸民國派產生的「社會溫床」。此外，還有一個促進因素是：余留中華文化的民主臺灣對於大陸的影響力。儘管此影響力在衰退中。
大陸民國派興起的外在原因是：「政治高壓」的寬鬆下來。中共經過漫長的「紅色恐怖」，自認統治穩固，民國的「種子」不會「死灰復燃」，所以對於有認同中華民國言行的人，從1980年代之前處以十年以上重刑直至死刑的鎮壓，轉為十年以下刑期的懲罰。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之後，中共為了營造對台統一戰線工作的氣氛，對於准組織的「中國泛藍聯盟」首要人士只判了二、三年徒刑。隨後政治氣氛也日漸寬鬆，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由此得到發展空間，社會性全方位的「民國熱」也突破政治禁忌在大陸媒體上公開化。由於法不治眾，中共對於民國派出格的「反動言行」不得不以約談、拘捕的威脅和輕懲為主。
這裡要談一下「民國熱」。「民國熱」是大陸社會發展的大氣候，這是全方位的，有歷史真相（抗戰史、其他民國史等）的揭櫫和傳播，有民國追求民主憲政的傳統和成就的熱議，有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精神的弘揚，有對於民國文化教育精神的回歸，有對於民國人（傳統中國人）的倫理和生活品味的推崇等等。中國人只要回顧自己傳統，就必然要回到民國，所以說當代大陸思潮必然要有民國化一面。而反中華性的共產主義已經被證明行不通、必須毀棄的。
隨著民國派露出「冰山一角」，「民國熱」現在也受到出版傳播等方面的部分限制。不僅如此，中共重視文化統戰，縱容「北洋派」的袁偉時等吹捧軍閥割據和威權不及形成的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自由，縱容他們鼓吹改良主義以稀釋革命思想，縱容他們貶低革命建國且繼承《臨時約法》和追求1947年憲法的國民政府一系，他們極力黑孫反蔣，以此製造進步人士的思想混亂。這些年來又出現奪「現代新儒家」之幟的以「大陸新儒家」為名的「新康有為派」，這無中生有的「大陸新儒家」不是學術思潮，究其實乃學步「新權威主義」（如成為「國師」的王滬寧等），其目的有二，一、或者覬覦「國師」大位，二、或者在思想市場上獲得利益最大化。這是「半抱琵琶」的「紅色新儒家」。今朝野未必沒有苟合的可能，其目標是欲收割大陸三十年來的傳統文化復興、國學熱、儒學熱之果，使之成為維護紅色統治秩序的「花瓶」和工具。這真是愚者大夢。兩岸的「現代新儒家」、「民國新儒家」的文化運動，昔日是現代中國的學術文化之「靈魂」，也是當下中華文化之根本底蘊，豈是豎子輩可以「惡紫奪朱」的？
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在政治低壓下，借助網路時代之便利頑強迅猛發展。但是，大陸民國派得益于兩岸的和平環境和中共對台統戰讓出的政治寬鬆空間而暫時沒有高壓，這必然面臨了未來的危險，即：中共對台未來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攻堅戰時，會鎮壓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以消除「內憂」。所以兩岸是命運共同體。臺灣能「以柔克剛」，堅持得越久，大陸民國派擁有的戰略時間越長。目前中共用「九二共識」施壓蔡英文政府，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共真實目標是：分裂綠營。只要蔡政府承認九二共識，正綠深獨就會出走，民進黨剩下的主流將是實用主義者。選舉要錢、執政黨要政績，民進黨缺少了黨內深獨的制衡，不少綠色力量在利益誘惑下也會變紅。國民黨很多人從反共轉變成親共是「前車之鑒」。臺灣藍綠如果是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當道，是無法抵禦強大中共以武統為根底的「和統」及統戰之分化利誘。只有大陸民主化，回歸了現代中國的正統，兩岸必然會在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及傳統的根基上，在互利的政經利益驅動下完成統一。
但是，或許有人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現在有「反腐」，未來是否會有政治改革呢？但是中共改革，不可能廢除共產黨專政，不可能廢除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的巨大壟斷性權力及利益，中共不可能放棄自身基本利益而求自斷手足的。世界上也無先例。中共所謂政治改革也只是改良統治術，不會有民主化；甚至於搞自由化都是大打折扣的，不可能實現的。臺灣民主化與其說是「靜悄悄的革命」，不如說是回歸中華民國固有的價值觀和制度，臺灣民主化時最大訴求就是「回歸憲法」，至於「台獨」等是很久之後才從邊緣慢慢成勢，這才是真相。而且臺灣民主化和轉型是缺乏深度、缺乏自覺民國立國理念的「淺碟化」的，很快陷於無文化之本、無傳統之根的的現實政治性的「本土化」。臺灣經驗絲毫不可用於中共統治和大陸民主化。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純粹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和麻醉劑。大多數的大陸民國派是沒有改良主義思想的。
二千年來中國文明領先於世界。但是一百多年來中國飽受劫難。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漸有重歸祖先輝煌的一點徵兆。然中共統治下的文化和政治及社會皆嚴重滯後，特別是政治依舊維持極權主義，再與畸型市場經濟結合，演變成使社會兩極分化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民國時形成的現代中華文化昔日飽受中共摧殘，今中共卻以儒家等傳統文化為「幌子」陪襯其外來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在社會形態上，民國的知識份子社會、知識份子政治蕩然無存，連最基礎的公民社會在專制下也是殘缺不成形。現在大陸的局勢是：1、嚴重妨礙文明發展的政治、文化、社會的紅色模式，2、難以持續發展的權貴當道的泡沫化的畸型經濟模式。很難想像作為統治者的中共會「長命百歲」嗎？當前中共的專制統治和社會不公及制度性腐敗等導致天怒人怨，中共統治唯一讓人民抱有希望的就是經濟發展和紅利。只要中共党國體制下的兩極分化經濟出現大危機，紅利沒有了，老百姓長期積累的不滿就會爆發，民主化就會發生。
那麼，為什麼說民主化會導致光復中華民國呢？
其一，民主化必然會演變成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會回歸國家的傳統，這是普遍規律。原來的中華民國本來就有中國本土化的民主化的特性優性，所以大陸民主化的本土化，必然與老民國的國家發展路徑和目標高度重迭，必然與民國的歷史經驗和先賢的犧牲精神發生共鳴，當下大陸的「民國熱」和民國派的興起就是明證。如此，中國大陸民主化必然就會繼承民國政治和文化的遺產而開來，而無法選擇非傳統非中華性的「西化」或者模仿西方的「自由主義化」。蘇俄和東歐國際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後，除一些特例之外，普遍都是光復故國，如俄羅斯、波蘭等國。中國難道會例外嗎？不會。而且這些國家在複國之前皆無「前朝熱」可言，而中國大陸已經形成多年的大規模的「前朝熱」，這說明中國大陸民主化複國的前景更具備成熟的條件。
其二，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要繼承正統的中華政治和文化。因為未來民主化必然會有嚴重的眾聲喧嘩、爭權奪利的一面，只有超越現實利益鬥爭之外的傳統和祖輩憲政成就的權威才能構成多數人的共識，這個傳統和權威就是老中華民國的政治和文化的理想和遺產，有此傳統和權威才能形成共識且整合力量，有充實的傳統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制高點作為基礎，才能持續擊潰和壓制紅色力量，安全渡過民主化進程中的國家動盪的「驚濤駭浪」。新的國家何立？只能以現代中國（中華民國）的理想和遺產為基礎和起點，才能確立權威，形成共識和力量，唯有人民走向自由，國家回歸中華性，中國人成為真正的中國人，才能擺脫當下權貴當道的泡沫化的且無法持續發展的畸型「中國崛起」，然後才會有健全發展的真正的「中國崛起」而重光祖先的輝煌。而自由派缺乏建國理論，或者有人主張另外制憲構建新國家，這種是無中生有、憑空建國的主張，是缺乏共識、成本高、風險大的無傳統可依的歧途。
其三，從民主運動來看，追求民主和光復憲政之祖國是大陸民運的本土化、中華化，是繼承祖輩的理想和傳統而開來的。舊民運是被中共埋沒了自己民主傳統的斷根的民運，在理念、思想力量和活力等方面皆嚴重不足。所以民主運動要「升級換代」，以求全面改良自身而擔當得起中國未來民主化和轉型的重任。所以說：中國大陸民運的本土化和中華化是不可阻擋的。
貳、理念和憲政制度之展望
較早的大陸民國派是民國遺民和繼承民國理想的知識份子。然後海外出現較有影響力的覺醒者和鼓吹者辛灝年先生，老民運王炳章等也轉進成為民國派，然後大陸出現了「泛藍聯盟」，再往下大陸民國派開始全面興起了。海外又有封從德等1989年「學運一代」的先進人士轉成民國派。這些現象都是「大氣候」下的一聲聲春雷，民國文化復興才是「大氣候」，這就是突破禁忌而且其實遠遠早於其名的「民國熱」。整體的民國派的興起和發展也是「大氣候」。但是無論何人何派最多只能算是一聲春雷，所有的春雷合起來才能對於整個「大氣候」有實實在在的推進力。
大陸民國派也有各種聲音和觀念，有的是現實的實用主義的，有的偏向自由派，等等。但是，他們都不是民國派的中堅力量，因為他們的思想沒有繼承正統，也就不可能成為民國理想和遺產以及權威的繼承者，也就無力成為現在和未來的民國派的主幹。大陸民國派中堅力量的理念和思想必然要秉承中華民國的正統，繼承民國立國的理念和基本思想，繼承現代中華文化，必然主張未來中國繼1947年憲法而開來，或者說是主張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的，要繼現代中國的正統而開未來中國之來。
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基本思想何在呢？其社會文化之起源和基礎是什麼呢？我們首先要到民國的歷史傳統裡去理解。首先，民國大陸時期內亂外患嚴重而現代化條件嚴重缺乏，怎麼能夠克服「千險萬阻」而形成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呢？這是依靠在朝在野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的領導社會作用和三民主義党的政治領導作用。「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和三民主義党在開國和建國時期是交融而合（如國民黨上層精英包括蔣中正大多是士紳出身的或者就是現代士紳），當然知識份子階層和三民主義黨也有各自相對的獨立性。
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產生於民國大陸然後被消滅於中共入主中原之後。這裡「現代知識份子階層」一詞特指有制度和資源配置支援的有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更準確的說是「現代士紳」，這是一個獨立階層，脫胎于古代的傳統士紳。而西方的知識份子從來沒有制度和資源配置支援的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只是關懷公共領域的知識精英而已，它是與一般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如醫師、教師等等）、專業人士作區別。因為多數專業人士缺乏公共關懷和道義擔當，是「專業的知識職業人」，或者依附於政黨、商會等權勢集團提供專業服務，借機牟取權位和利益。所以他們都不是知識份子階層的。今天臺灣和大陸的當代知識份子已經沒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沒有「現代士紳」了，沒有像民國大陸特有的現代知識份子的獨立階層了。當代大陸和臺灣的所謂「知識份子」只是與「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區別的，關懷公共領域且有些道義擔當的知識人，有一些影響力但是相比主流政黨、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則居社會的邊緣地位。這與西方社會模式同類，這也是大陸經過「俄化」的產物和臺灣偏於「西化」的後果。因為「知識份子」一詞流行，故這裡照舊借用以方便閱讀而已。讀者須細心區分西方和當代中文的泛泛的「知識份子」和本文的「現代士紳」、「現代知識份子」的內涵差異。再者要注意其與當代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如醫師、教師等等）的區別。
回顧一下，傳統中國文明不同于世界文明的極重要的獨特和優越之處就是：有居領導地位的士人政治和士人社會。不出仕的士人在野形成成鄉紳階層領導整個社會，使社會有一定力量，且使民意上達朝廷。出仕的士人構成政府和文官政治，與君主政治形成共治和微妙制衡。天下大亂，士人社會就會擔當起改朝換代的重任，輔助新興力量打天下，再構成新的士人政治使國家從一亂趨向一治。這傳統一直發揮功用到創立民國。清末的立憲運動和革命創立民國，是以傳統知識份子（士紳）為領導階層的。孫文等革命黨上層、南方新軍（秀才儒生兵為骨幹）、士人構成的立憲黨人，他們都屬於士紳階層或出身於士紳的，依現在的話講：他們是傳統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正是他們完成了傳統「白衣卿相」政治向現代中國的民主政治的過渡，中華民國的創立和開國精神，也是由他們來完成的，他們自身也由傳統知識份子「脫胎」轉進成現代知識份子。
民國大陸時期的知識份子階層既沒有科舉考試制度的依靠，又沒有支持知識份子的制度和資源配置的制度創新，但是有資源和制度的習慣法支持，保持了領導地位和作用。例如：1、政府延續二千年文官政府的習慣，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皆邀大知識份子入閣，政府文官之主幹也是以知識份子來構成。國民黨上層和在野黨的構成也以知識份子為重要。所以北京大學等的許多學生不以學術為業而是要做官的。2、大學、中學裡的知識份子待遇很高，且程度不一的遠高於一般官員和白領階層。他們在地方上也是聲望頗高的社會領袖。3、在風俗習慣上，民眾普遍心理還是以知識份子為地方上的最高威望者，社會各階層包括資產階級也以各自階層裡的知識份子為聲望高的人。但是這些都是習慣法使然，沒有成文法的現代化制度，這在當時或許沒有迫切必要。然未來中國發生逆變和現代化社會的結構翻轉，使沒有現代化制度支持的知識份子逆變到邊緣地位，因此中華文化面臨危機和民國立國的「社會樑柱」一蹶不振。但是這是後話，民國大陸時期的知識份子階層還是能引領社會和政治的，因此民國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還能保持住憲政理想，且追求制憲和行憲。這全賴現代知識份子政治與三民主義執政黨交融，引導中華民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頑強奠定國家民主化的方向。國父的三民主義既有國父自己的真知灼見，更是構建于現代知識份子的集體智慧上的。與此同時，繼道統、學統且融合西學而構建本土性現代學術文化的新儒家也產生了，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勵等皆程度不同參與過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的活動，後來投身學術文化的構建。被譽為「憲法之父」的張君勵起草和設計了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然其理論《立國之道》的哲學根基的內容則由牟宗三寫成。大陸淪陷後，唐君毅牟宗三與張君勵等發表《中國文化宣言》，後來在台港再形成「當代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文化運動」，引領過臺灣1970-1980年代的社會文化思潮，牟宗三又有博大高明的「建國」理論體系。傳統中國有孔孟之道為道統、學統之本，堯舜周公之道為政統之本。同理在現代中國，三民主義為政統之本，認同道統。一百年的「當代新儒家的文化運動」是道統和學統之時代表現。總之，現代的知識份子政治和社會是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基本思想的產生成長之「土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社會領導力和三民主義革命党的政治領導力是交叉相成的，朝野也是有合有對立的，正是這種相成的格局，才能夠克服了內亂外患的「千險萬阻」，奇跡般締造出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
綜上所述，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就是：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居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傳統士紳階層」是「古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由於士紳階層的作用，朝代可以變，但一亂必趨於一治，甚至於外族入主中原也會被同化掉，中國的統一和文明發展始終是大趨勢，並且領先世界二千年。清末「新政」及廢科舉之後，傳統士紳轉變成立憲黨人、南方新軍（秀才兵）、新興商人。革命党上層也是出身於士紳的。總之「傳統士紳」轉進成了「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革命開國皆賴於此階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是「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不僅革命開國，而且不管以後民國的執政者如何變（如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的種種變動），不管內亂外患如何嚴重，只要有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存在，國家現代化的理想和方向就必定不可變。只要執政者有意願（如蔣中正），就會上下形成合力漸進落實國家的理想，克服了內亂外患的「千險萬阻」而締造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這就是「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意義和作用的證明。
古代的社會結構名為「士農工商」，實為「士商工農」的結構。現代以來中國步入工業化，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興起，但其由於傳統和習慣法之延續，社會上還是知識份子威望高，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裡的知識份子雖然是少數卻是整個階級中的威望最高者。整體而言還是「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居社會領導地位，其對於政府、政黨的結構構成和政策更有作用力和影響力，資產階級要略遜一些。所以國民黨及多數在野黨表現出的是中左色彩，其實是反映了民生貧窮背景下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同情心、價值取向和意志。國民黨由職業革命党人和知識份子為主導，多數為軍人党工公務員教師等職業，資產階級和地主為其次。中共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的代表，實是以偏概全的謬論。「現代知識份子階層」掌握文化領導力，比較有理想和道德、知識的擔當，或者說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影響力最大。資產階級以資本利益為首，比較是現實主義的，在內亂外患中更是如此。所以在內亂外患中構建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主要依靠「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和國民黨上下形成合力來推進和建設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也是重要助力。
對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制憲行憲，由於中共建政大陸，除了強勢的中共意識形態外還出現了很多曲言曲學。它們皆截取歷史表相，說反民國反憲政的中共也是締造「政協憲草」的一方,這猶如說希特勒致力於威瑪共和國的建設，而沒有反叛和行專制的意圖。民主政治也有鬥爭一面，張君勱、民社黨等與國民黨有爭議，利用了中共。這才是事實。最終以1946年制憲為分水嶺，自由陣營與專制陣營及蘇俄代理人，以及「牆頭草」政客力量（如「民盟」等）對陣形勢、立場涇渭分明。這最能清楚說明問題。中共一向誇大知識份子與國民黨的矛盾，事實上由於長期內亂外患導致民生凋零，多數小知識份子沒有出路而移怨於政府，所以有動搖的、有投共的。而大知識份子大多是認同民國立國理念的，但是在蘇俄全力支持中共、美國軍火禁運、國政失靈、民生悲慘而導致國府大敗的局面下是無可奈何的，只好被入主中原的中共裹脅，只有少數人遷台。因為當時只有極少的人還會認為失掉了大陸而臺灣還能保得住。這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或者確切說是「現代士紳」的命運。隨著民國大陸結束，幾千年士紳的歷史也就暫時性結束了，從此無論臺灣還是大陸不再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居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也就是說沒有民國開國立國之樑柱的「現代士紳」階層了。當代兩岸的知識份子階層與西方狀況同類，有影響力但是居無力量的邊緣地位，所以大陸和臺灣皆病態百出，大陸難以民主化，臺灣有民主卻在沉淪中。
綜合而言，民國的大陸時期，在嚴重內亂外患中和落後農業國以及國民普遍文盲等現代化的基本條件皆缺乏的劣境裡，現代中國是誰造就的呢？這是以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以右翼的自由主義和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依知識份子社會的領導力與三民主義執政黨的分與合之相成，依中國傳統及融合西方文化，形成從《臨時約法》到1947年《南京憲法》的民主法統，奠定了以道統為本的禮義自由的現代中華文化的根基。這就是中華民國立國的理念和基本思想之所在。其中1947年憲法則是民主中國的集中表現。只有理解了現代中國的本相，才可能繼正統而開闢未來中國的光明前途。
民國政府遷入臺灣，由於大陸遷台知識份子較少且失去社會根基和影響力，本省知識份子很薄弱且由於日據而不諳中華文化，如此的臺灣知識份子社會和知識份子政治是衰微的。再者又因依靠美國保護、援助臺灣，所以臺灣社會崇洋和西化思潮嚴重，學術教育更是如此。所以，民國臺灣的制度和資源配置越來越模仿西方，而西方的制度裡沒有知識份子居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制度安排。於是乎，民國大陸時支持知識份子的習慣性的制度和資源配置經歷亂世衝擊後，到了臺灣又在模仿西方制度和價值觀的衝擊下被破壞殆盡。因此，臺灣知識份子的政治力和社會力不僅衰落而且毫無領導地位，工業化和後工業化導致資產階級高高崛起，儼然成為領導者，中產階級有人口和選票優勢，知識份子階層淪為邊緣地位，而依附市場和體制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則從內部分解了昔日作為社會和政治的領導者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精神接續，消散了知識份子精神及其擔當立國理念的自覺。這是西方式的「現代病」和本土社會的缺陷共同造就的。沒有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這個社會文化的「優良領導者」，沒有這「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政黨必然無法得到良性制衡和注入優質活力，在臺灣的國民黨是典型例子。其威權統治的種種問題也是在此大背景下發生。進而言之，由於沒有作為立國樑柱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臺灣民主、臺灣社會文化必然沉淪，而大陸民主化必然步履艱難，難望祖輩創立民國之項背。
所以臺灣社會對於中華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理想有隔。再者又因昔日威權統治及管控思想自由，所以本土派、民主派皆不喜歡淪為威權時代說教的假三民主義，且不辨真假，又看輕敗退來台的中華民國。他們誤把暫時過渡性的党國階段等同于民國之本相，誤把淪為工具說教的「三民主義」等同于三民主義本義，另外，不少學者以西方學說的標準衡量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當代新儒家，以毫無學理依據的「西化」思維衝擊現代中國的主流精神。所以他們都不能理解中華民國本來的理念和真精神以及憲政成就的深遠意義。最後遷台後，沒有了領導社會文化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制約和提升政黨政治，國民黨也經歷過「一言堂化」、官僚化的階段，所以對於國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氣活力低落，至今也沒有多少改變。綜合而言，也就是說作為立國樑柱的知識份子社會領導力和真三民主義力量皆失落了，主流的現代新儒家文化被政治性「本土化」衝擊而邊緣化了，如此的臺灣必然就庸俗化了。如徒有自由民主架構，民粹主義盛行，而沒有向上發展的文化和政治格局；資本主義除了經濟領域應有的尊位，還侵蝕到政治和文化，倫理衰落，經濟長期停滯。……總之，整個臺灣在庸俗化中沉淪，政客們和學者們卻以本土化的招牌、藍綠鬥爭、民粹主義的喧囂掩蓋當下的沉淪。而崛起的強大的中共則從容佈局，要一統天下。
在當下大中國的緊張的格局裡，在大陸面臨未來民主化的時局下，大陸民國派中堅力量主張繼承現代中華文化，繼1947年憲法而開來，為大中國開闢前途。
為什麼大陸民國派主張繼承1947年《南京憲法》而開來呢？再者時代在進步，知識在進步，為什麼不模仿西方追求更先進的憲法或者重新制憲呢？
原因有四，其一、「史詩般的抗戰和對共產主義極權的抵抗運動，以及波瀾壯闊的憲章運動，這三者彙聚促成了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悲劇的戡亂衛國戰爭是捍衛1947年憲法的護憲衛國戰爭，是民主中國的捍衛者與脅迫起暴民的蘇俄代理人之間的戰爭，是中國文化與蘇俄扶持的外來紅色極權主義的戰爭。「戡亂戰爭為世界反共產主義極權侵襲的自由戰爭，是人類自由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國共兩黨的爭權奪利，是自由與極權的對抗。」「四七憲法」是當下中國人的祖輩數代人的血汗和智慧的結晶；又有被蘇俄扶持中共顛覆的歷史悲情和民族主義之劫難，還有中共入主中原的倒行逆施作為反證。所以「四七憲法」有充分的正當性和至高的尊嚴。
其二、大陸的民主化必然要本土化。因為民主運動要以現代中國的正統、文化、歷史為依託才有生命力和實踐力，所以必然要重塑家國「中華民國」的理念，必須復興三民主義、民國新儒家這現代中國的兩大精神樑柱，且以光大1947年憲法為目標，唯有如此的民主運動才能「脫胎換骨」而擔當起大陸民主化和構建未來中國文明的使命及重任。1947年憲法對於中國的意義，猶如《聖經》對於基督徒的意義、《獨立宣言》對於美國的意義。大陸民主化之後，1947年憲法必然會有正統的地位和無以倫比的權威及尊嚴，並且成為中國未來制憲的起點和基礎。這還有一層更高的意蘊，就是返本現代中國之正統，開中國文明之未來。
其三、繼承1947年《南京憲法》而開來。如此才能更好鼓舞、更加團結人民進行反共抗爭然後重建家國，使曾經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中華文明度過空前的「紅色劫難」，走上重光祖先輝煌的大道。相較之下，重新制憲或者「學步」西方，是無傳統依據、無民族之根的高成本、高風險、低共識的無中生有的思維，是「盲人摸象」的知識上的無知和建構理性主義的魯莽。
其四、回歸「四七憲法」，是撥亂返正，是對於任何專制進行從歷史至今的「斬草除根」。並且為「轉型正義」奠定最佳的根基，可以為國史正名，為幾代的先賢烈士正名，鞏固民主化的正當性，由此落實好「轉型正義」。
最後，人文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越是新的越先進，人文社會科學不是這樣。人文社會科學有傳統性和時代性，有恆常的也有變化的，越是新的只能說是時代性的，有可能是先進的，也可能是應一時之急的偏學，也可能是「買櫝還珠」的概念遊戲、一時的學術潮流。憲法學屬於社會科學，有傳統性，美國1787年制定的憲法，其基本精神至今沒有過時，這是傳統性的體現。政治制度，需要的是與社會、經濟、文化的條件相契合，並符合本土的傳統，而不是設定一個最先進的制度，就可以直接在任何條件下實施。憲法也沒有最好的，更沒有最先進的，只有適合本土的，相對好的。憲法首先要成為人心中的憲法，然後才能成就憲政，否則沒有人心基礎的憲法，再好也不會成功。因此中國大陸民主化要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
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就要光大中華法系，未來中華法系應該不是西方現當代的以權利為本的世俗法系的，而是人文法系的，是以良知人情為本，是倫理與權利的混合法系，也是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之中庸；既不是歐陸的成文法系的，也不是英美的習慣法系的，而是成文法和習慣法的混合法系。那麼當代民國法系是什麼現狀呢？「清末修律」是師從日本，日本則師從德國，民國開國後處在嚴重內亂外患中，法律建設沒法成熟，所以基本在「清末修律」的慣性軌道上行走，再由慣性形成現在的歐陸式成文法系以及偏向以個人權利為本（偏向個人主義的），此外「西化」思潮氾濫則是另一原因。這偏向是要糾正的。當代臺灣出現了所謂「恐龍法官」的諸多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成文法無法避免的過與不及壓迫出來，不是法官好當「恐龍」，他們是依法條而判。再者出現以權利為本的法條衝擊美德倫理風俗。所以必須爭取習慣法和倫理法的地位，追求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之中庸，繼固有的中華法系而開來。這才是符合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的本土文化的本位原則。光大中華法系更有現實的需要和針對性。1、中國是國情複雜的大國，一省相當於歐洲一大國，少數民族地區更是特殊性的，所以要習慣法和成文法的混合。2、民主化後，轉型難題很多，立法不可能及時周全，必存在大量過與不及的現象，這只能依靠習慣法和成文法的互補和互相修正。3、因為中華文化被中共毀棄，風俗異化，道德倫理淪喪等，所以必須中興現代中國文化，同時要防止劣質的個人主義假借個人權利大行私惡，衝擊殘缺的基本倫理秩序。所以必須重視倫理法，要追求個人與社群的中庸，這必然要在成文法上體現，同時也必然倚重習慣法。中興中華法系，這裡略談二點制度創新。1、在專業法官審判制度下構建輔助性質的專業人士和平民兼顧的參審團（非歐式參審制），影響審判。整個參審團有一票權力參與到法官表決中，從而影響審判過程和結果。如某一合議庭，置法官二人，則表決時法官各一票，參審團合算一票，共計三票。參審團就是關鍵少數的角色，起到反映良心風俗和民意的作用，使司法審判不脫離良知人情和社會期待。2、實行習慣法和成文法的互補和互相修正，要使良心風俗成為法源，並且以良心立法的判例法糾正成文法的過與不及。同時要參考傳統而置判例法於嚴格程式中而避免英美法判例過濫之弊。例如：對於疑難案例，要形成違反成文法而取習慣法（良心立法）的判決，須上報且由上級法院派員加入和本法庭合議共決。這樣就打開地域風俗的限制而更趨合理。如：縣法院要違反成文法而作良心審判，必須與省法院派員組成大合議庭決。二審，省法院必須另擇法官且轉報鄰省省法院派員加入而形成合議庭，兩省合議而決。三審則由最高法院審判。這樣就能有所克服習慣法的弊端。
或許有人認為：臺灣學界原來很瞭解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現在學界大多數不提它了。還有不少人認為孫文也不是憲法學者出身，知識素養上有問題，五權憲法在實施中顯得多此一舉，不如三權分立，三權分立才是民主國家的通則。甚至於有人認為三民主義、民國新儒家的主張與西方自由民主學說的主流有矛盾，所以是落後的。
首先憲法不是自古就有的，西方早期宣導立憲的學者都不是憲法學者。因為有了憲法然後才有憲法學，然後才有所謂的憲法學學者。同理，中國清末主張憲政的人多數也不可能是憲法學者出身，中國要制憲，就要本土的制度價值觀的理想及有益因素與西方普世的憲法原則結合。清末和革命時期，主張憲政的政治家學者大多學貫中西，而且中國社會文化傳統依然存續，因此孫文依中國「選賢與能」理念和士紳政治的傳統而提出不甚清晰的「考試權」，並且用於對治西方政黨政治濫用私人的弊病；又從監察權獨立的傳統上提出現代的「監察權」，並且用於對治西方國會監察權淪為國會擴權和政黨鬥爭的工具的弊病。而當代學者皆出身于很窄的專業領域，很多人留學歸來，不精通國學和歷史傳統，且又把有特殊背景、來源而有適用物件和適用範圍的西學理論當成最高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於是對於五權憲法、三民主義等產生諸多誤解，對於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思想和社會文化傳統很難有相應的理解。如此由誤解而氾濫批評也就成了時弊。如大陸自由派多數不能免此俗，臺灣獨派和自由派更是以俗為榮。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認為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所以要尊重傳統，自發秩序必然是接續傳統的。然而兩岸的自由派和臺灣獨派卻不僅無本土文化之本，還有程度不一的反傳統的偏向。
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質上是主張本土化的民主化，皆有中西融合的原創性。更關鍵的是：三民主義不是學術思想市場上的東西，也不是孫文個人的思想，更不是國民黨的黨派思想，不是私的而是早已經變成公的了，確切說，三民主義是塑造中華民國的主要思想力量，是中國現代政治傳統的主流，是構建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石。簡而言之：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是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方向性和基礎性的構建，這是現代中國的一大事實。因此解釋三民主義要從其來龍去脈入手，要從中國政治文明的理想性和傳統資源詮釋其淵源，要從西方政治思想融入中國和對治西方憲政弊端來詮釋其去脈，要從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國家理念和理想性解讀三民主義，再結合時代之需要，如此才有能力解釋三民主義。這樣才能超越三民主義之短及時代局限性，揚三民主義之長及所承之常道，如此才能使三民主義源遠流長，這才是對待立國基石的三民主義的正當態度。至於制度層面，有什麼樣的理念和理論，就會有什麼樣的制度設計的方向以及各種具體操作的方案。五權憲法就是這樣的。如果制度出問題，就要看是不是純粹制度安排的問題？如果是，就求改進。如果不是具體制度問題，就要重溫和發展基本理論，再行制度的頂層設計。所以解讀五權憲法，就要深入理解傳統政治的理念和理想以及監察、考試的歷史資源，要觀察三權分立之西方的淵源和利弊得失，要觀察西方自由民主憲政的利弊得失，如此才能有學識高度來理解五權憲法和三民主義的來龍去脈。然後還要考察民國大陸時和臺灣時期的歷史背景的劣勢制約，這樣才能理解五權憲法的缺失部分形成的客觀現實原因。不知道臺灣和大陸有幾人來這樣解讀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呢？特別在臺灣，恐怕大多數人是出於讀書考試寫論文升遷的需要，而昔日政府和國民黨解讀三民主義恐怕是出於供養「神主牌」和說教的目的。這幾種對於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理解和解釋，必然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是功利性利用。如此，三民主義在臺灣當然不可能生機勃勃，也不可能發展。
就五權憲法而言，三權分立是西方通則，但三權分立是法理而不能等同於具體制度。還有更多的權力是獨立的，遠遠超出三權分立學說的範圍，時代是不斷變化的。如美國的聯邦儲備系統是權力獨立的，不隨執政者變化而變化，是美國經濟穩定的「貨幣金融權」，權力獨立且影響巨大。分權制衡是不變之常理，有多少權分立？如何具體分權？這要依據各個文明體的歷史傳統、社會和時代的需要、民心國情等來構建。三權分立是必要的，卻不是充分條件的。所以五權憲法是本土化的，是合理和正當的。如果要改善五權憲法，也要依據中華民國立國之精神，接續傳統，然後重新解釋和發展五權憲法。總之不能「邯鄲學步、壽陵失步」。
那麼五權憲法、三民主義、民國的一百餘年的當代新儒家（陸稱「現代新儒家」）在憲法的制度和法理哲學上是什麼樣的構建呢？
首先當代新儒家不是某一學派，而是指現當代的儒家的返本開來的學術及文化運動。其成就主要有四，一、闡明道統和中國文化及歷史傳統，二、構建學統的根基，三、由道統、學統及中國文化而構建政統的哲學和文化的根基，四、會通中西哲學且批判西學和西方文化。所以說當代新儒家與三民主義是互補的。三民主義主張繼承道統和中國固有文化，但對於道統和中國文化言之不深入。再者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前者是政治運動和思想，後者是學術文化運動和學術思想，兩者恰恰可以互補。（這「互補」說是表述兩者在現當代中國文明體裡的客觀自然的思想格局，不是說兩者有「互補」的主觀主張。）
再談憲法。憲法和憲政首先是本土的產物，如果融合外來文化、普世法則，也不可能排擠掉本土文化和資源，而是要形成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否則必入歧途，如中共的憲法和制度、價值體系就是反面例證。中華民國憲法的根基就是以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為主流，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義和本於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的，是以本土文化為本，中西融合的。而當代新儒家為中華民國憲法提供了堅實的中國文化的法理根基。三民主義形成憲法架構。所以說五權憲法的根本是堅不可摧的，優性和特性也是顯著的。大陸民主複國之初，必然要恢復「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且略作應對時代之急的改善，奠定國本。待大局穩定後，再作憲法改良性損益。
五權憲法首要的是國民大會制。這是以代表制民主的架構來表現政道（牟宗三語）、政權（孫文語）。孫文認為「國民者，民國之天子也」 。國民大會制就是民國的「民為天子制」。由天道而來的「天下為公」和「民本」是中國政治文明的理想，也是革命開創民國的信仰根源，加上西方John Stuart Mill的《代議制政府》和Delos Franklin Wilcox的《全民政治論》等影響，共同構成國民大會制的來源。就中國傳統而言，這是把傳統政治架構「天——民（空）——君（實）——士——百姓」的范式轉換民國的「天——民（人民、國民大會和知識份子階層）——政府（總統與五院）——公民」的范式，民與君合一，然又要克服民是「阿斗」難成明君的缺陷，又必須表現民意為本、民權為本，且置治權於民權之下，所以選擇了國民大會制。就新儒家張君勱設計的「四七憲法」而言，國民大會制符合「民為天子」的天子無為而治的原則。從國民大會制可以看出，這是中國政治理想的信仰與西方憲法制度的結合。其實整個五權憲法皆是基於這樣的結合，由天道而來的天下為公和民為邦本的政治信仰，融合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架構，形成憲政的政道和治道，這是中國政治文明現代化的思想特性。清末，知識份子構成的新軍、海外革命党上層、立憲黨人皆程度不一的有「公天下」、「民本」等共同信仰和思想，因此革命創立民國才能成功。國父只是將此開國立國的信仰思想作學說化和憲法化的表達和構建，所以才產生以國民大會制為首的五權憲法。我們清楚了其根源和基礎，也就知道五權憲法是我們祖輩開國立國的信仰和思想的制度性反映，這絕不是個人、黨派的，是大公的，是現代中國的正統的。所以國父說他的思想基礎和革命是繼承道統而來，並且以此與蘇俄思潮作原則性切割。儘管國父曾針對蘇俄及其代理人中共作統戰，故意說過一些把三民主義穿鑿附會共產主義的話，然後被中共和反對者反復放大，或誇大歪曲或誣衊詆毀，但是國父這些話原本只是政治策略的虛言對付，與三民主義本義無關，更不是真正的國父思想。這是不能惡意混淆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衝突的。
那麼，國民大會制有什麼可能的特性和優性呢？
首先，西方代議制的國會制是「權」與「能」不分，政權和治權混合，政道和治道雜混，猶如一家大公司有董事會而無股東大會。人數少權力大、擁有資源多的、依靠競選力強起家的、政黨政治的、政商複雜的、權力利益爭逐場之中的國會議員們，1、不能更好反映和引導民意；2、難以堅持正義和公正；3、難以堅持全國利益、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公道平衡；4、當國會出現全社會爭議不下的某一法案，或者國家遇上重大問題而各黨爭執不下時，等等。國會作為「日常政治」中的最高權力機關就會「捉襟見肘」難以應付，權威性也不足。
這時作為憲政中保持最高尊嚴和權威的國民大會就可以出場應對這種「非常政治」，使國家和社會能夠安全渡過難關。所以說一個國家特別是人口眾多、國情複雜的大國，如一家大公司光有「董事會」沒有「股東大會」是不行的。國大代表們有高位而沒有日常政治的多少權力和利益，因此，1、國大代表的競選不會很激烈，對於資源和競選力要求不高，有可能多出一些沒有政商結合的賢人、無黨派的人士；2、依錢穆所揭櫫：中國政治理想主張文化領導社會，社會領導政治。國大代表日常居於社會和民眾之中，又不像立法委員在利益爭逐場中、政商關係中、政黨鬥爭中而無法自拔，因此可以成為社會政治的一個個中心點，更好反映民意且經營於社會乃至引導民意。如此可以部分落實「社會領導政治」的理想。3、國大代表超然于日常的權力利益的中心之外，日常無權力利益牽掛，就會比立法委員更能堅持正義和公正，關懷全國利益、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公道平衡。所以國民大會可以補立法院之短之不及。因此，國民大會制可增補國大代表個人聯名的立法提案權而更好的、優質的反映民意。但是作為政權的「國民大會」沒有立法提案權，不涉治權，國大代表也沒有任何立法的審核權、表決權等，立法權依舊掌握於立法院之「手」。其次，行政院、立法院等五院應當增設國大代表諮議的制度，這是協商民主、審議式民主的落實。複次，要增加國大代表的資源配置，如辦公、調查研究等資源。
立法委員選舉適合單一選區制和政黨比例制的混合，以利於形成效率較高的國會兩黨制，從效率等方面考慮應該只能有二百席上下立委。而國民大會要更好體現民意，按各縣市人口多少，宜採用複數選區制，好幾千人的國民大會對於十多億的中國而言是不多的。這樣，國民大會的構成不僅反映主流民意還可以反映邊緣民意。總之要有國民大會的制度自信，修憲只適合國民大會來行使，依宋教仁和蔣中正的初衷中國宜實行議會制，現在德國式的議會制很值得學習。總統應該是無黨派的國家象徵，也是五院惡鬥時、黨派惡鬥時、政府無法處理國家重大爭端時的調解人的虛位元首。這虛位總統還是適合國民大會選舉產生的。當總統無法調解這些重大爭端時或五院不當處理危及整個國家的大事時，國民大會有權決定是否解散和改選相關的院（如立法院、行政院等）。此外像有特殊專業性獨立性的司法院正副院長、考試院正副院長、監察院正副院長應該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如此就不被行政權和立法權干涉。然後立法權歸立法院，但立法院自身的議事法則等，往往被政黨間的鬥爭和交易所「綁架」，難以公正周全，民國臺灣立法院就有議事混亂和黨派濫爭的前車之鑒。所以國大作為「旁觀者清」且是最高權力機構，應該有權制定和修正立法院的議事法則。立法院則應有有限的覆議權。
作為政權的國民大會不可有類似中共人大的常務委員會之設立，不能擴權，只能有互不隸屬的若干專門委員會處理具體事務如召集國大代表供立法院諮詢。總之沒有必要學步西方模式的國會制。就如一個上市大公司必須要有股東大會，一個大國必須有無為而治的國民大會。必須以代表制民主的政權制約代議制五院的治權，目的是防止其脫離正軌，必須以政道保障治道在正軌之上行進。
一百年來，五權憲法、國民大會制飽受西學思維的誤解、批評和政治攻擊的詆毀，然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國民大會制有堅實的開國的信仰思想的根源，有對治西方憲政之弊的優越性。臺灣盲目廢除「國民大會」，爭議「考試權」、「監察權」的存廢，只能從反面警醒大陸民國派：「五權憲法」的制度完善和創新是萬分重要的，要返本開來，才能使「五權憲法」源遠流長。此立國之本是不可動搖，必須使之堅不可摧。
「五權」屬於治權、治道。其中與政道最有聯結的，並且與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有根本性支援關係的，最具有民族傳統的，最能糾正西方式民主政治之弊端的，就是「考試權」。所以就此意義而言，「考試權」其實是「五權」中最重要的。但是遺憾的是，「考試權」也是理論構建和憲法制度裡最不成熟和最弱的，也是遭受批評和攻擊最多的。
現在先從世界民主政治的弊端的因果談起。當今世界的民主政治普遍缺乏品質，這是因為缺乏「賢能政治」因素提升民主。民主政治如何容納「賢能政治」為提升的動力呢？這是一大課題。就如老百姓理財要聽聽理財專家的，資本家投資也要聽聽投資方面的專家，一個社群要有良好風氣需要賢人們的作用。民主時代的人民就不要賢能的引導嗎？民主政治是需要賢能政治來引導和提升的，否則就會陷溺於庸俗化的「普通人的政治」甚至於民粹主義。政黨政治會異化成缺乏正義和效率的爭權奪利的政治，也可能異化成煽動操縱民粹的政治，也可能異化成投合強勢的利益集團（如財團等）或地區的分利的政治。等等。所以需要「賢能政治」來制約民主政治的庸俗化、民粹化、強勢者的利益最大化。這所謂的「賢能政治」在當代來講，其實就是知識份子政治。但是，在西方政治裡，資產階級掌控資源，中產階級擁有多數選票；而知識份子既選票少，又缺乏資源，處於邊緣化地位。當代世界的知識份子相較專業人士如教師、律師等百業的龐大人群，也是處於少數地位。這種弱勢地位根本不足以形成對於社會政治的引導力。這種資產階級領導的、作為多數的中產階級好求利益的現代政治的普遍模式是理想的民主政治嗎？不是！依中國政治傳統的理想，有知識份子（賢能）引導的政治才是品質較好的政治。那麼，現代政治為什麼沒有支援賢能且提供資源擴大其社會影響力的制度呢？由於西方歷史上是以貴族政治為主，沒有賢能政治的體系，因為沒有傳統可依，所以現當代的西方民主政治雖然成熟而賢能政治還是繼續缺位。然而，賢能政治在中國是一大傳統，中國主要政治理念就是「選賢與能」。賢能政治的歷史性表現就是：士人政治。這是中國的一個大傳統。所以五權憲法就有表現賢能政治理念的當代表現——考試權。考試權最集中表現了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的結合。但是考試權的制度設計嚴重不足。
考試權法理淵源有二，1、源於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及其產生的士人政治、文官治國。「選賢與能」之制度化追求是古代中國與民國的考試制度的法理基礎。「士紳階層」是革命開國和立國的社會基礎和領導力量，有切身體會的國父把考試權獨立出來也有此不言而喻的原因，所以要把形成古代士人政治的考試權演變成現代憲政下的考試權。2、使國家公平選拔、任用人才，維持公正中立的文官制度。這是針對西方政治裡政黨政治的濫用私人、政客「分贓」的弊端，加之對中國人情社會的警惕。因此，國父有「考試權」獨立出來的頂層憲政制度設計。考試權獨立之終極目的，就是造成賢人政治。如此一可「濟選舉制度之窮」；二可「矯委任制度之弊」而免蹈「分贓政治」之覆轍。
但是國父是政治家而且早逝，其考試權如何落實其法理要求呢？這是未完之遺志。一個制度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才能做到制度與法理的表裡相符。考試院制度在「四七憲法」裡是雛形，臺灣的國民黨等把三民主義當「土地公」拜，沒有發展之和充實之，故「考試權」沒有得到完善。現在考試權主要是維持文官制度。這只落實了考試權法理的很小一部分。
前面講考試權有兩個法理淵源，其一維護文官制度，避免現代政黨政治的濫用私人的弊端，考試權大體可以勝任。但是，考試權還有現代中國及傳統的淵源。首先是繼承傳統「選賢與能」理念及制度化的追求，這是後世普遍認同的。當時，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社會領導階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由於有習慣法的制度和資源支持而存續，沒有立法的制度需要，所以沒有被納入國父及蔣公、張君勱等的考試權的考慮視野。但是後來由於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和後來工商社會發展、制度西化的緣故，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解體了，不復存在。那麼考試權如果局限于維持文官制度等，就很不相符于其「繼承『選賢與能』理念和制度化的追求」的法理要求，絲毫不能制度性拯救作為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大缺位。這是國父構建考試權理論和張君勱制憲時不可能預計到的大陸沉淪之變和未來社會結構之翻轉。
現在東西方都沒有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都只有居邊緣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資產階級掌握資源居實質領導地位，中產階級擁有多數選票，然資本缺乏道義、庸眾缺乏理想和社會擔當，如此的政治必然有資本和權力結合一面及其他諸多弊端。因此西方現當代文明和自由民主的品質是不高的。同樣狀況也發生在臺灣，臺灣有自由民主但卻庸俗化和沉淪，還陷於民粹主義氾濫、政黨鬥爭、勞資鬥爭的泥潭，資本主義超出經濟領域應有的尊位，還侵蝕到政治和文化之上，這些都是現當代的中西的政治和社會的通病。
大陸未來民主化，必須要克服這些民國臺灣及西方的弊端。如何克服呢？要返現代中國之正統而開來，落實于五權憲法，確切講要對於考試權重新開展頂層制度設計。有什麼樣結構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和社會，資產階級掌握資源居實質領導地位，中產階級是多數，知識份子居邊緣地位，這就是當代東、西方相同的人民結構、社會結構。這樣的政治、社會、文化必然是品質不佳的。還有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被消失了。現當代的知識份子根本不能接續「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精神和領導力。沒這「現代士紳」，民國臺灣的國本動搖，有自由卻沉淪，有民主卻低質化。這是前車之鑒。
大陸要光復民國，首先要找回開國立國的樑柱——作為民國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知識份子階層，追求形成以知識份子領導社會文化、資產階級領導經濟為主流的、中產階級及其他階層各有尊位元的多元社會結構。要找回國魂，這國魂就是：以三民主義和民國新儒家為主流的多元的中華民國政治和文化之魂。要找回國之樑柱、國魂，就要落實和完善五權憲法，考試權尤其重要。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從邏輯上看，有了民國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的作用，人民的民意才有理性化的引導力（如革命創立民國、1946年後的制憲行憲等），人民理性化才有政道、政權及整個民主政治未來優質化之何能，未來的選舉政治、政黨政治才有提升的可能，三民主義和民國新儒家才有精神擔當者。
那麼考試權如何擴大和完善呢？構建什麼樣的制度才能達到中興國魂和國之樑柱的目標呢？考試權的頂層設計要參考民國大陸時支持知識份子領導地位的習慣法和傳統科舉考試制度的常理而開來，重新落實為系統制度。其簡要如下：
1、以考試原則形成憲政制度下的賢能集團——制度化知識份子階層。賢能必備公共關懷、治國通才型知識、人格品行。所以要通過的「通才型」考試和社區清議程式形成個體賢能資格認定。從而與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區分開來。這樣的賢能集團作為社會政治的理性力量，才能有獲得制度和資源的支持的正當性，也合乎民國開國立國的傳統。
2、提升選舉之理性水準，選舉品質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個民主政治品質。
選舉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一環。選舉品質有賴於選民水準，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賢能集團選舉水準必較高，大眾選舉水準必次之。故普選時，賢能選舉在前，眾選在後，如此，賢能選舉結果會有力影響大眾的投票選擇，這有助於選舉理性化。畢竟普通民眾忙於生計而疏於知識和政策分析、辨別候選人，故選舉水準不高，這是作為「普通人政治」之現代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賢能選舉在先，可以起到理性引導作用，對治「普通人政治」之缺陷和不足。（選民選舉時間上分先後的狀況沒有法理的障礙，美國等國都有此狀況）唯有選舉的理性水準提高了，才可以遏制選舉中負面競選，才可以制約朝野惡爭、黨派惡鬥。反之就會惡化政治生態。而賢能選舉是提升選舉水準的首要理性因素。
3、考試權機關與司法權機關之產生原則是同類的，應歸於精英及專業和品質一類，而不適合產生于大眾民主（如大法官就不能普選產生）。故考試院由賢能集團選舉產生，由於選民由知識份子構成，故政策評價和候選人風評會成為選舉的「主軸」，選舉造勢和廣告反而變得不是首要的，這樣的選舉可以成為提升普選水準的一個好模範。由賢能集團選舉出考試委員構成考試院，考試院院長則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考試權不像行政權，沒有多少立決之急務，故而應該眾議規劃周密謹慎，故適用委員會制。考試院院長是召集人的權力和地位。
4、考試權除了現有維護文官制度的「考試權」功能，還要把教育權和文化權從政府權（行政權）裡脫離出來歸到考試權裡。其目標是：知識份子治理文化及教育等。所以考試院下除了原有的考選部、銓敘部等等之外，還要增設教育部、文化部，治理教育、文化，規範傳媒、影視、娛樂業等。文教權治理精神文明，政府權（行政權）治理物質文明（政經）。文教權從政府權裡脫離出來，政府權只限於政經軍事外交，這樣限制和縮小了政府權。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府治文教之大弊。今世界通行的政府權包含文教權，施政普遍是令人失望的，因為政府施政難免以政經為主、經濟至上、文教其次、重利輕義、急功近利等弊端。再者還會導致政治和文化教育的糾纏不清。最後政府也擺脫不了政經思維無能施政於文教領域，極可能導致現代文化教育庸俗化、市場化的後果。教育「市場」化，學術也「市場」化，現代媒體淪為商業利益「奴僕」和受制於財團而失去昔日公義宗旨，而現代人又是媒體「消費主義奴僕」而缺乏思想獨立性，傳統重視品質的文化教育和社群風俗美德等不斷受到侵蝕解構，等等。未來如果文教權與政府權分立，就可以盡可能避免上述諸弊病，而且有以文教和社會力量來改善政治之可能。所以文教權第一應該歸於文化和社會，歸於知識份子掌握，而不歸於政府；第二應該歸於賢能和專業，而不歸於激烈的政黨鬥爭。故可以考慮考試委員和院長應是無黨籍的。如此可以建立優質化的文化教育秩序和格局，制約住文化領域的資本權力的擴張及過度商業化的弊端。例如：應對媒體商業化和受控於財團利益之諸弊，可以援教授治校模式入媒體，形成媒體人自治媒體之體制，遏制資本化和商業化對媒體公義和受眾的損害，遏制「富媒體、窮民主」 之現象氾濫等。再者建立公營的媒體體系，由考試院任命政治中立的有德才之士構成董事會，不以求利為第一而以求義為第一，傳播社會意見和學術思想，揚良善風俗，鼓勵健康的影視及娛樂節目。不以求利為尊，也就不會追逐負面新聞和低俗的娛樂及影視。這樣就會有所制衡文化及媒體商業化的弊端，有益於精神文明之建設。總之，從考試權有所落實「知識份子政治」，就有可能有所落實文化領導社會和社會領導政治的中國政治理想，就有可能突破和超越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導致的文化和教育的低質化。
最後考試院行使文教權要比西方現行制度更民主。西方教育、傳媒、娛樂業等治理機構皆是政府首長任命長官實行治理，例如教育部長是被任命的而非選舉的。這種金字塔型的委任式精英式權力安排，其結果往往委任政客或執政者的親信學者，多數不符合賢能原則和民意。而賢能集團一人一票選舉出的考試院（委員會制而非首長負責制）行使文教權更符合民主原則。
理性引領的政治才可能成為優良政治，這是政治的「鐵律」。理性力量的首要來源是知識份子。治療「現代病」、「後現代病」，就必須依靠理性力量通過文化引領和提升社會，再由文化社會來制衡及優化政治。所以，第一要依靠知識份子影響和引導人民，提升選民水準，如此才可能提升政道運行和政權行使的品質。這必然要從國民大會、賢能制度去落實。第二要依靠賢能政治（知識份子政治）制衡和優化選舉政治、政黨政治等，要以美德知識廉能去優化和制衡政治、優化治權，遏制資本和權力結合等自由民主政治的弊病。
所以，民主政治必然需要賢能政治因素為其用，形成賢能集團（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三方制衡的社會政治的大格局，落實文化引領社會、社會引領政治的中國政治的理想，從而引領和優化整個民主政治。所以，首先要從考試權的制度完善和創新致力。古代考試權歷史上構成傳統士人政治，形成領導社會政治的士紳階層，開出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中國文明。當代考試權則必須構成了賢能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上承民國開國立國的「樑柱」——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下救陷於資本主義色彩的民主政治（民國臺灣和西方模式），開出以知識份子領導社會文化、資產階級領導經濟為主流的，中產階級及其他階層各有尊位的多元的社會政治結構。如此的社會政治的結構才是合理的，才是合乎中華民國的文明體的本性的，合乎民國開國立國的傳統的特質的。唯有如此，才能光大開國立國時的理想，接續國魂，開出優質的中華民國性質的民主政治。
反過來講，沒有賢能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的社會和政治，完全不能避免真理與民主、道德與自由、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文化法則與法政規則、文教法則與市場規則等之矛盾失衡。社會政治會偏向只講權利和平等、多元，而無理想、無價值等差、無傳統，也不講依貢獻、分工、德才而得其權位利益。社會政治格局就是源自西方的現代模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工農的對立，右派和左派的對立，沒有服膺于道德知識的、超越左派右派分立之上的賢能階層來伸張正義和公正。如此政治上必無優質的自由民主，社會上必只有個人自由而無禮義倫理，只有利益而無道德等等。如此國本何在？如此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國魂」和「樑柱」是無處可安的。
最後，要構建優質化的選舉制度，遏制資本權力進入選舉。即：首先盡可能使選舉消費公益化，禁止有償選舉廣告，令媒體傳播選舉資訊公益化，今網路資訊發達可以抵消大媒體可能因利潤不高而減少選舉報導之消極後果，不會損害民眾獲取選舉資訊；然後嚴格限制銀行企業等資本單位的政治獻金，國家提供選舉的主要資金和便利，等等。遏制住資本和選舉的結合，就會遏制住資本和權力結合的主要根源，使資本主義法則及價值觀止步於政治大門之外，把資本主義的尊位限制在經濟領域之內。但是這必然會遭遇資產階級和相關政黨勢力以「自由」為名的反對，那麼淨化政治的力量何在呢？要依靠知識份子的文化優勢引導社會並且和中產階級、工農結盟。構建乾淨的選舉制度對於大陸民主化之後的長治久安有重大意義和作用。因為中共統治時期形成權力和資本結合的龐大的紅色資本勢力，中共下臺，這來源不義的龐大資本勢力為了維護其利益，必然要與民主力量結合「漂白」自己，並且希望借私有化而進一步大擴張。如何結合呢？通過大力提供選舉經費、支持一些派系來完成「漂白」自己並且搭上「新權貴」作「保護傘」。因此必須有遏止資本權力進入的選舉制度，保障執政的民主力量的「斷染成淨」，如此才能保障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成果不被不義的龐大資本勢力瓜分了。這不義的龐大資本勢力如果遇上民主力量執政不利，也會倒向捲土重來的舊中共政治勢力。上述的狀況在俄國、東歐的民主化裡有充分的前車之鑒。所以要構建排除資本力量進入的選舉制度，一可以把紅色資本勢力排除在選舉政治之外，二可以去除西方式選舉政治的資本主義化色彩，形成超越西方的中華民國式選舉政治。這是應有的後發國家的優勢。
民國臺灣也有資本權力的問題。但是這是自由資本主義下的問題，不同於大陸。臺灣民主化只知名為「本土化」的政治性衝動，以及模仿西方政治，而忘記了民國開國立國時先賢和文化碩儒對治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弊端的基本理念以及對於資本主義氾濫於社會政治的警惕，所以臺灣民主是低質化的。
大陸民主化之後，如果沒有構建賢能制度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就不能遏制龐大的舊紅色資本勢力及資產階級的利益，無法構建優質化的選舉制度，優質的民主憲政就不可能。民主力量也得不到社會的源頭活水般的大力支持，重演民國大陸時知識份子與國民黨若即若離的半和諧的格局，而紅色資本勢力就會「漂白」並且腐化民主力量，再與舊中共勢力依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此，俄國和東歐的前車之鑒就會在中國重演。由此可見光大中華民國的國魂，落實和完善五權憲法，再興「國之樑柱」的「知識份子政治」，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憲政大計。
以上談了在未來完善五權憲法的關鍵——完善考試權的要義（考試權也是五權憲法的最大薄弱之處）。五權憲法依法理序列，應該是立法、行政、考試、司法、監察。現在講立法。
中華民國開國時宋教仁主張議會內閣制，以後制憲時蔣中正也主張虛位總統的內閣制，張君勱也傾向內閣制。但由於面臨內亂外患，國民黨內大多主張總統制。考之世界民主政治實踐，議會制比總統制穩定和成功。民國臺灣的總統制就是不成功的例子。因此，我們要理解和解除一時應對內亂外患的應急之變，尊重和恢復正常的傳統。關於議會制，臺灣和大陸民間、海外皆多數主張參考德國式議會制。所以要在繼承民國臺灣立法院一院制的經驗基礎上作損益，演變成適合議會內閣制的立法院架構。
同時要盡可能避免議會內閣制的缺陷，任何制度都有程度不一的缺陷的。如：1、在議會中執政黨占多數時，反對黨很難制衡執政黨。2、議會制比較容易有政黨衝突。3、造成行政權過度影響立法權和政治權力易集中的爭議。相對程度的克服辦法在於把省議會選出的監察院變為「半個上議院」。立法權當然歸立法院，監察院沒有立法權，也不能對立法院決議案行使同意權，但是如果認為立法院的決議案有不妥或不當之處，可以提出覆議，立法院覆議後以相對多數就可以通過決議。這樣，監察院就演進為「半個上議院」，就能在程式上有所制約議會制國會的權力並且補一院制國會立法之短而謹懼立法。
行政權歸行政院。除文教權歸考試院之外，擁有所有的行政權力，向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院長由立法院選舉產生。院長以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為工作中心，但是中國是大國，國務繁多，所以在院長之下應該增設作為院長的副手和總攬具體事務類似執行長的內閣「首輔」，由院長任命，但是要經過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再者，行政院院長對於立法院決議案有覆議權。
司法權歸司法院。這可以在繼承民國臺灣的司法院體制基礎上，參照司法改革意見作一些損益和完善即可。司法院院長和大法官由超然于黨派和政爭之外的虛位的總統提名，保障司法獨立性，院長必須經過國民大會同意，大法官則必須由立法院同意。
監察權歸監察院。監察院體制以「四七憲法」精神為准再作增補，技術細節部分可以參酌臺灣監察院。如監察委員由省市議會選舉產生。但是監察院院長要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監察院對於立法院決議案有覆議權，起到補充性質的「半個上議院」的作用。最後，監察院要增補建立資源平臺供學者和社會賢達諫言作為「民國天子」的人民。也就是說監察院必須建立制度性常態化平臺（如辦論壇、在公營媒體設立欄目、提供補助等），供社會賢達、學者研究和諫言人民，如國民性的長短得失、國民素質研究和諫言議論等。最後監察院要避免民國臺灣監察院管得過多的問題，其監察物件要限制於政務官和中央地方的高層文官，不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的中、下層。
獨立機關的分屬五院的五大「顧問委員會」。由高級文官系統選舉資深文官分別產生五院的「顧問委員會」的多數，然後離任的前總統、五院院長可以分別擔任委員，這是五院的諮議單位。「顧問委員會」可外聘學者、賢達作為諮詢委員。「顧問委員會」有專業性強、經驗豐富、瞭解實際、超脫黨派局限性的優性。「顧問委員會」可派員列席五院議事會議及提供建議服務於相關工作。我們必須正視立法院、行政院的立委、首長，多數是大黨的大佬，但是缺乏專業、經驗歷練、瞭解實際以及堅持政黨政策超過對政策成效的客觀評估，再加上政商關係、強勢集團的遊說作用等，故難免在立法、行政上產生各種弊病。為了有所制約這些現象，參考傳統的「門下省」、「給事中」的封駁制度，「顧問委員會」可以行使程式上的一次封駁權。封駁權不是覆議權、否決權，只能在表決之前的議事階段行使一次，其效果是讓立委們或首長們正視立法草案或行政命令草案裡的有意無意的缺陷和疏漏以及可能的不良後果等，讓立法和行政更正確和周全。封駁後，立法院的相關委員會、行政院的相關首長必須重新審議，如果他們再認為可以付諸表決或頒佈命令，則不得有礙。也就是說不妨礙立法院、行政院的權力和功能，只是起到程式上的理性的提醒作用而已。行使封駁，也會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有助於制約立法和行政上的過與不及。監察院也有類似問題，儘管監察院職權是中立和客觀的，但是難免黨派和利益集團的滲入，所以還是要封駁制度的提醒。考試院是知識份子選舉構成的，儘管他們的專業性等要比立法院、行政院強得多，但是還是需要文官代表和離任的各院首長構成「顧問委員會」的封駁制度的提醒作用。專業大法官構成的司法院是例外，大法官有不可違的尊嚴和獨立性，高階法官選舉產生的「顧問委員會」只能提供建議等，不能有封駁權。
那麼為什麼要前總統和前各院首長進入「顧問委員會」呢？因為他們有從政資歷和豐富經驗，離任後無官一身輕，反而會說有見識的真話做實事。西方有「元老院」、中國有「三公」，後來都變成無權而位高的顧問官。當代法國最高憲法權力機構——「憲法委員會」（Conseil Constitutionnel），就有前總統的席位。所以前總統和前各院首長可以分別進入五院的「顧問委員會」。而高階文官選舉出的資深文官比較深知政策的利弊得失和國情，且政治中立，他們構成「顧問委員會」的多數是比較適合的。
獨立機關：選舉委員會、檢察機關、中央銀行等應該是獨立的。這些機構的首長由這些機構廣泛薦舉產生若干候選人，由超然於黨派和政爭之外的虛位的總統提名，立法院有同意權。如此保障這些機構的獨立性和專業性等。中央銀行要參考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形成「貨幣金融權」的獨立性。中央研究院應該成為人文和社會學科的最高學術機構，另外設立中央科學院、中央工程院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和科學技術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這三院名義上屬於考試院，然是獨立機構，院長由研究員和院士薦舉產生若干候選人，考試院長提名，總統同意。這樣就避開政治的糾纏。
中華民國「四七憲法」和臺灣都是實行地方自治。所以不可「偷渡」聯邦制之實，這不合憲法，也不合國情，更不合幾千年來文化凝聚而塑造成的民族國家的特性。相反，中國是大國，一省相當於歐洲一大國，所以要從國情出發實行「虛省實縣」的地方自治。聯邦式的地方分權，會使邊疆及少數民族地區的分離主義因此增強。再者，會使各省政府挾地方民意而坐大，導致不合地方利益的中央法令、政令不通暢甚至於名存實亡。中共的集權統治還有地方對於中央陰奉陽違的狀況，何況民主體制下呢？複次，民主化後民主初定，聯邦式的地方分權會使較為保守或舊中共勢力當政的省份成為自由民主的「絆腳石」，以及成為舊勢力東山再起的基地。民國初年，聯邦主義的思潮開始是為了構建民主政治的一個理想主義思潮，但是從歷史實踐後果看，所謂聯邦主義的訴求最終成為軍閥割據及中共割據的旗幟。由改良派而轉進成民主派所主導的《零八憲章》，也有聯邦主義的迷思，其實不合未來民主化的國情。聯邦制的各地方自治體可以自行制定刑法、民法，各地的法律不同，地方權力財力都很大，要照搬嗎？西方與中國的國家的形成與塑造的歷史傳統、國情、文化等很不一樣，中國憲政體制以及中央和地方關係要依據本土和傳統而建立，也就是要遵循「四七憲法」精神，而不是學步西方不計風險把本土當「試驗田」。然後在地方政治體制上，宜實行議會制，議會選舉宜採取複數選區制，更好反映多元民意。最後，當民主已經鞏固成為人民和國家習慣時且政經也已經穩定，地方自治可以吸取「聯邦制」的有益因素。可以讓地方分權充實化，擴大省權等，一省一縣之權之事宜歸一省一縣，如此讓地方更好經營發展。
對於少數民族及地區。未來依「四七憲法」和三民主義實現民族和諧及平等，尊重任何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贊同實現自治，實現自由和民主。但獨立的訴求必須通過全體國民公決。對於非法反叛者要依法嚴格處置。我們理解中共的極權統治過去導致過藏、維等少數民族的大災難，而今依然踐踏人權、壓制宗教等。我們與少數民族心心相通，贊同未來依「四七憲法」而開展「轉型正義」。然後，邊疆少數族裔地區經濟不振，還有貧富懸殊的狀況。貧窮是滋生恐怖暴力的土壤，也助長分離運動。所以消滅貧窮，使少數族裔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然後使少數族裔享受到自治，享受到本族宗教和文化的不受約束的復興，依憲法有「轉型正義」之實現等，這一切最終會使少數族裔加入到共同體中來，治癒歷史「創傷」，認同國族。
中國是幾千年來文化凝聚和各種因素的歷史傳統磨合而形成的跨越各個民族的的共同體，是以國為家的，以民族為家的。作為主要民族的漢民族形成和發展也是同樣如此的。西方國家的形成，或者出於利益聯合如英國的蘇格蘭和英格蘭的聯合成國，或者因政治宗教和民族等原因而形成的。西方國家不是出於文化凝聚而形成的，也不如漢民族那樣因文化凝聚而形成跨越許多民族的百川匯流式民族大融合，西方國家更沒有以國家、民族、社會為家的理念和傳統，這一切是中西的文明的大差異。所以西方少數國家因為特殊國情可以實行聯邦制，而中國不行。但是，由於中共以外來的紅色極權主義摧毀中華文化主位，實行民族內殘酷的階級鬥爭、政治鬥爭和「輸出革命」，所以海外華人華僑的文化傳統衰落、國家民族的認同低落，東南亞華人還受盡壓迫。所以光復大中華民國後，我們要學習以色列對於全世界猶太民族的立場態度，保護我們的民族，要對得起祖先。必須在海外華人社會推廣現代中國文化和民族傳統，以文化凝聚力加強民族一體化，保護他們的人權，支持他們在所在國的參政和社會參與。實行多重國籍制，擴大華僑在海外華人中比重，充分保障華僑的權利及利益。要徹底修復和補償中共「輸出革命」造成的對於海外華人社會的傷害和受所在國壓迫的「創傷」。華僑華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是中國在外的同胞兄弟，家不可分，民族不可分，這是超越國界的。中國崛起重新成為超級大國，對於海外同胞有必盡之義務。上述講的是無任何前提和條件的目的。另外，良好的華僑華人社會也是中華文化的軟實力所在，自然會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
經濟上，以自由經濟為目標。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各領域皆各有不同的特殊法則，可謂「物各付物」。經濟領域必須以市場法則為尊，以資本主義為尊，這是經濟法則的特殊性使然。文化和社會、政治卻皆必須制約源於經濟的市場法則的擴張，遏制資本主義化，這是文化法則和社會法則、政治法則的特殊性使然。雖然經濟上應當以自由經濟為目標，但是要考慮中國經濟的質的水準和國際經濟競爭狀況，又必須要有實用主義態度。須知後發國家如果是較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缺乏資本和高科技、缺乏產業高端等的大劣勢，往往停留於代工經濟的階段而很難升級，經濟發達不起來。但是如果經濟上有國家主義因素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則以國家為後盾，可以克服資本等大劣勢，較快實現產業升級，成為發達國家。中共是極權主義的，國家的資源和作用更大，所以形成經濟崛起。但是過度的國家作用，使經濟畸形化、非市場化、泡沫化和嚴重的兩極分化等等，最終會「自掘墳墓」。這是中共經濟模式未來必然的歸宿。然而中國民主複國之後，也會面臨發達國家的優勢經濟競爭，所以除了實行市場經濟之外，必須有國家的經濟支持作用，否則很難升級到一流經濟體的水準。再者要有效應對經濟危機，也必須保留國家干預經濟的力量和地位。複次，要在國際競爭中保障中國經濟安全，就有保持國家經濟干預的必要。
民主化後面臨經濟轉型，這是非常關鍵的，不能有任何教條主義的束縛，因為稍有不懼就會重蹈俄國東歐的覆轍。1、轉型時期的經濟必然是危機叢叢的，首先要集中精力度過經濟危機，必須保持較強的國家干預經濟的資源和力量，而不是以私有化為首要，私有化是次要地位的。2、保持一定的國家經濟資源，以備任何經濟惡化時的民生需要。3、中共統治時期產生了龐大的紅色資本勢力，其依靠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而暴發，如果讓他們到公平的市場經濟中去，他們就會暴露出平庸資本家的本相。這是私有化的「敵人」。私有化會使他們借資本優勢收購國有資產，形成更大的資本勢力，大力蠶食國民經濟的成果卻低能力、低效率推動經濟發展。他們還會腐化民主力量，在政治上找「新權貴」作「保護傘」，形成新的腐敗性政治經濟力量，且與舊中共勢力保持關係。俄國東歐這方面的教訓深刻。所以私有化政策要有針對性，要規避風險和可能的惡果。如規定私有化售予對象，必須是市場化高的領域的企業等和無昔日官方背景的純私人資本，對於買家裡的違規「暗渡陳倉」者無限期追訴和嚴懲，規定私有化後的企業等單位若干年內不得轉售他人除非有嚴重虧損。……。總之必須排除不義的權貴資本主義的買家，必須打造自由資本主義的正能量。要解體且轉化權貴資本主義，構建健全乾淨的自由資本主義，從而有能力高效率推動經濟發展，形成健全的「中國崛起」。只有「健康」的自由資本主義才能成為中華民國的經濟基礎，使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以及工農階層成為民國的「鐵衛軍」。這裡不得不說，自由派當中有一部分人是由中共改良派轉化而來，其昔日鼓吹的經濟自由化理論，與權貴資本主義有理論與實踐上的「藕斷絲連」。所以要謹懼對待自由派的理論家和商人的政策主張。
最後中華民國憲法確立了民生主義原則。如民眾之福利權。國家應該為每個人的福利和尊嚴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礎。民生主義與羅爾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義類似，在自由和機會均等前提下，使境遇最差者的利益得以最大化照顧。這是必須要漸進實現的。
中國大陸必然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的前途是：光大民國的現代中國文化和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這也是一個回歸正統的且低成本切實可行的民主化和轉型的方案。在政道上，以國民大會代表民意和以賢能制度支持知識份子引導社會文化以及社會引導政治，形成政道的大架構。這架構既反映民意的全量（國民大會），又兼顧民意的質的提升（人民的賢能制度），重光了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賢能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政道的內涵是：返本民國的現代中國文化而開來。在治道上，以治權的五院制為架構，光大民國一百年來的典章制度、公共治理的文明成果。作為政道內涵的現當代中國文化，如：道德倫理和禮俗、德治精神、自由精神等，以及民生的發展和民生的需要，這一切都會源源不斷地提供立法和行政、考試及文教、司法監察的依據和發展動力。
再者，國家和公民社會是相互制約且相互依存發展的，民國式的公民社會更有優性來實現社會文化對政治的良善的引導作用。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有日常居社會且外在於國會政府的國大代表，這兩大賢能力量足以影響社會且成為社會力量的中心點之一。他們與其他公民團體如社會運動團體、慈善機構、宗教團體、商會、工會、學生會、專業協會等互動，較容易形成國家與社會的良性的互相溝通和影響。然後知識份子和國大代表也較容易爭取到更多開放性資源給公民社會，有助於公民行動團體擺脫資源匱乏，改善資產階級、政黨等支持的公民團體在資源上「獨秀」的不公平格局。比較而言，西方公民社會由於缺少政道在社會中作用，缺少賢能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作用和國大代表的作用，所以其公民社會相較之下品質不容易提高，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也比較容易緊張。
在未來的大轉型中，上述的大中華民國的內容和架構可以更好實現轉型。文化上有賢能的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有國大代表和社會賢達，有獨立治理文化教育的考試院。這種文化架構足以喚醒民眾，清理紅色的文化教育體系、知識結構及思維習慣，繼現代中國文化而開來。同時確保文化獨立性，不被政治牽著走。再者防止自由民主觀念的弊端一面，去除深重的紅色舊弊且防新弊產生。最後，這種文化架構可以大幅提升文化和教育等的品質，有所制衡文化的商業化、消費化以及資本主義化。如此在精神文明上可以形成長治久安的格局。在社會上，有賢能領導力的知識份子引導公民社會，有國大代表作為一個中心點溝通於國家與社會，有文化的提升浸潤社會，社會不會是一盤散沙，而是有凝聚力和提升力的。同時制衡資本主義的坐大，也能制衡庸眾的庸俗化。所以這種社會架構有社會長治久安意義的。在艱巨的轉型中，這種社會架構頗有凝聚力，更適合持續解體且壓制社會上的紅色力量和「漂白」後的紅色資本力量。政治民主化僅僅只是末用，對專制和舊勢力是「斬木」而沒有「除根」。從文化上做起才是「斷魂」，從社會上做起才是「除根」。建立理性之文化架構和社會架構以及良善之格局，民主化才能根基堅實，如此轉型才能徹底，才算成功。前蘇俄東歐的轉型的重要教訓是：重視政治轉型而文化轉型和社會轉型則建樹不大，所以舊勢力改頭換面依然坐大，政治轉型很快隨經濟轉型的「陣痛」而倒退，然後導致轉型的全面性不成功。這是前蘇聯東歐的前車之鑒。在經濟轉型上必須遵重經濟法則的特殊性，以自由經濟為目標且奉行實用主義的國家干預，以自由資本主義為尊且又必須適合國情。故首先在經濟的制度和戰略上必須解體權貴資本主義和紅色資本勢力，在文化上批判之和解構之，以社會壓力壓迫之，在政治上清算之。然後才能建立「健康」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政治上，自由選舉使民主成為現實。選舉中的知識份子的理性引導作用，知識份子階層和國大代表日常領導社會的作用，皆有利於理性力量、民主力量得勝和長期執政。再者有利於國家和公民社會有良性互動和制約。在治道的五院上，議會制的立法和行政有利於形成民主力量的全面執政，有利於清除立法和行政的紅色殘餘，實現立法和行政上的全面轉型，光大民國之正統。知識份子階層選舉產生的考試院有考試權和文化權及教育權，可以通過各種施政使公務員、教師、軍人以及各種職業者的政治觀念及知識結構實現轉型，光大民國文化，促使整個民心民智大進步，普及轉型正義的觀念。再者專業性獨立性的考試院可以避開政黨派性的制約和意識形態的急功近利，不僅有利於擔負文化的全面轉型之急務，而且可以較好兼顧精神文明的長治久安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品質。司法院要擔當起實現光大民國法統、轉型正義和司法正義的重任，以成文法和良心法（習慣法）清除紅色體制的非法治之惡、司法之惡，審判反人民之罪，還戡亂衛國者、異議人士、知識份子、地主資產階級等一切受迫害者的正義，平反所有冤假錯案，還受難者之名譽，還專制政府霸佔之民產，等等。監察院要面對眾多的訪民，要糾正所有舊專制政府侵犯人權和民產的案子，要整頓吏治、懲罰不義的官吏，提議改組殘存的舊官吏結構和舊國家機關。監察院要監察舊勢力執政的地方或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方服從中央和國家憲政秩序，保護人民利益而糾正國家機關的濫權和不作為、無能等。監察權是光大民國監察傳統、實現轉型正義、保障國家體制正常運作、保護人民利益的一大關鍵。總結而言，民主力量、知識份子階層和國大代表在轉型中要凝聚公民社會，聯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農階層等，使社會成為轉型的堅實基礎，在文化上批判解構紅色文教體制及知識體系，繼現代中國文化而開來。經濟上，要解體權貴資本主義和紅色資本而構建自由資本主義，且實現民生主義的適當福利和保障弱勢者。在政治上要進行根本性清算以及最終和解，其前提是首行必須全面構建政道（國大制及賢能制）和治道（五權）的憲政體制和國家社會的形態。只有如此才有能力徹底做好「轉型正義」，對於中共統治的種種罪惡和迫害等必須全面進行調查真相、審判、懲處、賠償、回復名譽、紀念、褒獎等；必須清算中共統治下的「制度性犯罪」、違法和不正義行為；對於參與過去迫害犯行和腐敗、侵產、濫權、無能等的官吏、軍警給予革職、整肅、追究，嚴重者給予判刑、沒收財產。限制或淘汰專制時期參與過犯行的官吏、情治人員、線民等在軍公教中的任職。實現法律上和社會福利上的對受害者的身心及工作的大力輔助，還有補償。然後對於有過犯行的悔過者、有功者進行赦免，對於認同民主架構的舊政治勢力進行寬恕，最終實現民族大和解。
總而言之。要依據中華民國開國立國之精神，接續現代中國的正統，然後重新解釋和發展五權憲法。依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的邏輯講，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自發秩序必然是接續傳統的。中國的未來必然是繼中華民國的正統而開來，結束專制和權貴資本主義而實現鼎革光復，且落實「轉型正義」。兩岸自由派的模仿西方的主張是偏論，實踐起來是背離現代中國之正統和「盲人摸象」的建構理性主義的，這是不能構建共識和凝聚力量的。那麼如何去除專制實現民主呢？如何落實「轉型正義」和塑造向上的文化政經格局呢？不少自由派只有模仿西方和追溯自由主義「洋祖宗」而來的空想。其實只有光復中華民國而開來才能擔當得起此重任和使命。
現代、當代有許多學者、政治人物對五權憲法有很多批評。這其中尤其以自由派的聲音影響最大，然後是中共和台獨。民國大陸形成的現代中國文化是以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義和本於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的。但是自由主義不甘心其非主流地位，挾西方強勢背景以爭話語權，這是批評五權憲法聲音高漲的首要原因。然後學術教育西化，博士專業領域很窄，很多人留洋而不精通國學和歷史傳統，以特殊性的專業面狹窄的西學學說衡量中西合璧的五權憲法、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必然會先誤解再批評。最後受五四新文化、各種西化學說、中共、台獨的反傳統思潮的影響，故無法理解現代中國的正統，為批評而批評。如：批評孫文的「萬能政府」說是集權的。孫文學說以國民大會制約五大治權，又使五大治權互相制衡，沒有集權。孫文是政治家不是職業學者，其學說文風含有宣揚救世功能，其目的是勸說人民認同民主建國，拯救內亂外患之世，但是批評者卻咬文嚼字、斷章取義，令人想起晉惠帝的名言「何不食肉糜？」再如1957年司法院釋字第76號大法官解釋認為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西方國家之國會。這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比附，國民大會是代表制民主制約代議制的治權五院，主要屬於「非常政治」，不是「日常政治」的國會。有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當然不能理解國民大會的傳統政治理想之淵源和開國的社會結構的淵源，不瞭解中西合璧的權能分立的學理，當然會產生誤解。所以，臺灣以後走上了廢除國大之歧途。
總之，大陸民主複國之初，首先要奠定國本，必須恢復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大局，且略作應對時代之急的改善。待大局穩定後，才能再作憲法改良性損益。民國臺灣期間有對於「四七憲法」的部分改良，這是可以吸取的。但是臺灣的本土化運動導致修憲為臺灣「量身定做」，再者出於模仿西方而修法，這一切都破壞了憲法的整體結構。這是要糾正的。繼「四七憲法」而開來，只能是完善和改良以及應時代變化之必要而開來。但是不能偏離立國之道和現代中國之正統。
參、大陸民國派思想與1970-1990年代大陸海外的民主思潮的不同
1970-1990年代大陸主流的民主思潮，其實是中共埋沒了中華民國歷史和中國傳統的反傳統教育的背景下的民主思潮，也就是斷根、斷裂了傳統的民主思潮。這種思潮是中共倒行逆施激發的反專制乃至後來發展成反共產主義的思潮，是以西方自由民主為偶像，但是缺乏本土化且不諳本國民主傳統的民主思潮。其領軍人士多數是由中共改良派、受迫害者轉化成民主鬥士而來。因此他們的思想，一不深入瞭解西方自由民主具體的起源和現狀，只知抽象的原則。二不瞭解本土的民主傳統和成就以及民族傳統。這是1970年代民主牆運動、1989年天安門學運、民運等這幾代人的缺陷性。
大陸民國派思想是從民國熱、大陸傳統文化復興、求自由民主思潮的土壤裡｢破土而出｣的。所以認同民國的價值觀和制度、歷史傳統，認同先賢前輩的思想且奉為權威。這是回歸中華正統政治和文化的。其成員以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為主，以中、青年人為主，再往上有承接民國遺民理想的年長者。許多經歷過民主牆運動、天安門學運的人士也轉進成為民國派。中華民國理想、三民主義、儒家文化、國父蔣公、辛亥革命、抗戰戡亂、反共複國等精神資源是他們的｢神主牌｣。
大陸民國派如民國憲政派，稱呼至今繼承1970-1990年代民主思潮的人士為自由派。兩者有政治目標和思想上的分野。但是任何民主化和轉型皆必不可能缺少本土化。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和轉型的前景必然要本土化，必然奉先賢的革命精神為源頭活水，未來構建的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必然是中華民國立國理念和理想的大復興。
舉一例作說明。如現在自由派吹捧顧准、林昭。顧准是在追隨中共歧途中漸漸覺醒，轉變為自由主義者。論學問，無法與民國的大學者比；論事功，沒有革命過。吹捧他的自由派裡，很多人是中共改良派轉成民主派的，所以惺惺相惜，這是他們的水準和品位。林昭更糟，實際只是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異議受難者，連明確的反共意識都沒有，自由派實在找不到像樣的學者和烈士。民國不缺乏的主張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大學者，民國為自由民主獻身的烈士太多了，像辛亥革命時期、抗日衛國時期、戡亂時期的無數烈士。但是為什麼自由派找思想先行者和烈士也只能找共產黨出身的叛逆呢？這是因為自由派的思想沒法與先賢先烈合拍，他們是喝共產黨奶但是沒有自覺脫胎換骨的自由派，沒有與過去徹底決裂。現在很多自由派也受中共限制，又因自由化無望，一些人有了激進思想，但是始終對民國憲政和中國傳統沒法共鳴，他們的最高水準還是：模仿西方和無根不接「地氣」。
肆、大陸民國派與臺灣藍綠的思想的不同
因為拯救國家於存亡之際，抗擊共產主義赤潮侵台，所以臺灣經歷了艱苦的反共複國和振興臺灣的奮鬥時期，也因此經歷了針對紅色力量的民國史從未有過的「白色恐怖」時期以及戒嚴期太長、過度的領袖崇拜等。由於歷史遺留問題和應對強大中共尋找國家出路的問題，現在的臺灣存在了嚴重的國家認同的分歧和異變，例如藍綠對立。為什麼會這樣呢？
此根本原因是：臺灣沒有堅持住反而失落了中華民國立國的理念、傳統，造成了弊病叢生和分歧對立。形成此原因的因素有三。其一，臺灣人經歷過日據之苦，但是沒有前赴後繼追求憲政再興中華的革命建國的經歷，不瞭解民國歷史和傳統，但卻看到現實中的種種劣境和國家悲劇中的種種不堪。因此黨外運動和後來的綠營不瞭解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大傳統是什麼？只強調抽像的自由民主原則，然後由此片面否定威權統治，有意無意回避共產主義的災難和中斷行憲而戒嚴的必要性。其二，遷台的大陸人士多數是文盲或者文化程度低，而且軍政人員比例較大，所以大多數人也不瞭解立國的理念和大傳統。更重要的是：遷台的知識份子很少，而中華民國的開國立國皆依賴知識份子政治、知識份子社會的領導力，臺灣由於日據也不存在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的政治和社會力量。如此，能夠堅持住立國理念和理解「四七憲法」的來龍去脈的社會領導階層就缺位了，執政黨成了唯一的領導者。這種格局造就了日後党國體制的巨大弊端和戒嚴期過長、過度的領袖崇拜等。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大傳統從此漸漸名存而實不存。其三，遷台後的國民黨也逐步「一言堂化」，特別是青年時期被蘇俄同化過的蔣經國的行事用人及統治術有「俄國味」，於是乎，國民黨官僚化了且對於國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氣活力低落。綠營是脫胎於反國民黨的本土民主力量，也是一股缺乏文化深度和反傳統的現實性政治力量，他們誤把暫時的党國階段等同于民國之本相，誤把淪為工具說教的「三民主義」等同于三民主義本義，他們對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沒有相應瞭解，當然不能理解中華民國本來的理念和憲政成就的深遠意義。所以走上台獨反中國、輕中華文化的歧途。
在如此的背景下，因臺灣弱小，故大多數人民認為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無望。民主化之後，很多人進而認為臺灣留在「中國和中國人」的認同裡遲早要被強大的中共吃掉，所以或認同台獨、或同情台獨。這是台獨從邊緣走向壯大的根本原因。所以說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台獨」、「華獨」是綠營多數的底蘊。例如：民進黨《臺灣前途決議文》及其近年對中政策擴大會議「華山會議」皆肯定了中華民國是現狀，也是未來選項之一，沒有把台獨當作唯一選項。國民黨裡也流行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華獨」或「不統不獨」。頑固的「深獨」和「紅統」都是少數，「藍統」（中華民國統一派）更是少數。所以這局勢使臺灣的大多數人的認知就是：臺灣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中共統治的大陸就是「中國」。臺灣這種政治格局是時勢造就的。但是臺灣民意的底蘊也很清晰，歷次民調皆穩定顯示：大多數人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民國。這是民進黨無力追求台獨而承認現狀的根本原因。只要時勢大變，臺灣的利益得失必然大變、民心政情更會大變。所以未來的大陸一旦重光中華民國，兩岸人民依靠對於國家的重疊共識、共同的民族認同、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共同的政經利益、共同的傳統等構建共同的中華民國，統一是必然的。專制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和台獨終將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的地區性的一時歧途而消失於歷史塵埃下。
儘管大陸民國派與臺灣國民黨在少數理念上還有貌合神離之處，但是雙方的目標和整體理念已經大相徑庭。最根本的差異在於：現在「中國國民黨」的目標和立場、思想、戰略等，早就實質性變化為「臺灣國民黨」的，缺乏理念而盛行機會主義，為了爭取執政和對付台獨，國民黨不惜利用中共，最後免不了被強大的中共利用，反而失落了黨魂和原則。而大陸民國派則是繼承大陸老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而開來，無論是立場目標還是戰略，與臺灣所謂的「中國國民黨」差異很大。
對於國父和蔣公的評價，大陸民國派要重光民國的憲政理想和歷史遺產，所以對於民國和國父及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締造者蔣中正的推崇日漸提升，特別是對於徹底反共產主義的蔣公更有溫情的理解。臺灣現代史和政治狀況較為特殊曲折，一言難盡，但現在的臺灣卻以一時急功近利的狹義意識形態和民粹主義評價國家及其重要領導人，故不能正確評價國父和蔣公，而陷於黨派鬥爭、意識形態鬥爭的泥潭裡。如儘管有個人崇拜等問題，像中正紀念堂建了太大了，把國家戲劇院和國家音樂廳置於兩廂等，但這是蔣公身後事，不是他身前安排。蔣公畢竟領導了抗日衛國戰爭和使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國之一，又在嚴重的內亂外患中推進民主憲政，締造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殊死抵抗蘇俄扶持的中共叛亂，保台保憲法且實行地方選舉預設了臺灣民主轉型的路徑，徹底反共救國。這是臺灣綠營和大陸自由派、改良派不能否定的。
對於「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評價。大陸民國派完全認同戡亂和戒嚴的正當性，主張只能在這個前提下批評戒嚴期過長、「員警政治」傷及無辜和過度壓制言論自由等問題。再者認為評價「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必須首先客觀評價其發生的原因和時代背景。「白色恐怖」是蔣公在大陸淪陷、國家面臨最後存亡之際的施政「猛藥」，其結果是以鐵腕消滅了在台紅色力量、穩定人心、保住了臺灣，當然也傷及了少數無辜。「白色恐怖」的負面問題和戒嚴期過長等，這些應該是在蘇俄受教多年的蔣經國要擔負更多責任。但是，臺灣因為追求局限于現實政治的無文化歷史深度的「本土化」，對於大陸中華民國的理念和歷史成就刻意忽略，特別是綠營為臺灣獨立而極力抹殺貶低大陸國史，使其對於「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評價有片面化和意識形態鬥爭化的偏至性。比如說綠營評價和解釋「白色恐怖」，不管「白色恐怖」的原因，認為內戰是大陸的事，臺灣人只講臺灣，所以只講「白色恐怖」的後果，且不講抗擊共產主義紅潮保住臺灣的一面。這樣就給人極其錯誤印像：「白色恐怖」與共產黨「紅色恐怖」是大同小異的。這是用不擇手段的意識形態鬥爭掩蓋歷史真相。再例如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評價。綠營首先不講戡亂的正當性，而講「國共內戰」及其造就的民生困難等諸多起因；然後只講政府鎮壓，卻不講50年日據的「社會後遺症」和親日勢力作祟，不講當時大量外省人被本省暴徒殺害，不惜抬高謝雪紅等共黨叛亂為「起義」，甚至於把「二二八事件」牽強附會為台獨之源。與綠營評價異曲同工，中共一向宣揚「二二八起義」以證明中華民國的非法性、反動性、反人民性等，同時用以反證中共的正當性，這些內容很早就進入大陸歷史教育的課本。在這種文教宣傳背景下，不少大陸自由派又受臺灣綠營觀念影響，因否定國民黨統治進而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正當性。
大陸民國派的思想不同于臺灣的藍綠，但是他們認同自由民主和人文的中華民國臺灣的可貴，因為這與他們心中的老中華民國的理念是合拍的，儘管遠遠不足。這是兩岸的民國思想的共識。大陸民國派其實追求的是老中華民國的理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是內在的參考系，美歐是外在的參考系。他們希望由此重構未來的大陸以及兩岸前途。
伍、大陸民國派與臺灣在民主化和轉型綱領上的異同
中華文明曾經領先世界二千年。中華民國應對｢三千年未遇之變局｣，其立國理念和開國精神以及國統法統是：繼承傳統，以道統為本，吸取西方文化，中西融合，構建民主憲政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化和轉型是吸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這是中華民國的理想性。
遷台之後，上世紀80年代晚期開始的臺灣民主化和轉型的本土化特徵漸進顯著。但是臺灣民主化和轉型不是以傳統為根、以文化為本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而是追求局限于現實政治的無文化歷史深度的本土化。如此的政治必定有淺碟化和急功近利的局限性。所以臺灣民主化的正面結果是：人民當家作主。負面後果是：缺乏繼承中華民國立國的根本理念和理想性。所以必然產生兩大弊端，一、難以自覺在價值觀和制度上對治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的資本主義化的弊端（應限資本主義之尊位於經濟領域）；二、也缺乏自覺對治西方式自由民主所帶來的弊端。而這些恰恰是民國開國先賢和文化碩儒所批判和警惕的。民主化和轉型之後首要的是文化、社會、政治等的品質提升以及經濟發展。而此目標在民主化和轉型之前之中，就應該含有且成為理想，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台獨是成長於這種缺乏高度的本土化時潮中，而且台獨和本土化都缺乏文化之本且反傳統，它們都是兩岸強弱對峙和島內政治的時勢的產物，它們突出表現的是現實政治的急功近利，充滿了面對日漸強大的中共而尋找出路的焦慮。這是臺灣的本土化和台獨的特殊性。一般來說本土化必然是接續傳統的，而臺灣的本土化則是罕見的充滿政治焦慮的反傳統，因為它是政治時勢造就的產物，是中共強大和光復大陸無望的、自保艱難的劣境壓迫出來的分離主義傾向的本土化。
大陸民國派核心的民主化和轉型的理念是：以中華民國的理想性和立國理念為本，以求光大開來，主張繼承中華民國的老傳統——現代儒家文化和三民主義，特別是在政治思想上主張要繼承三民主義、民國新儒家的返本開新的精神，且以臺灣為內在的參考系，以美歐為外在的參考系，而開未來的政治文明，構建中華化（本土化）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制度。因此主張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
陸、小結
建立中華民國，是中華文明應對西方文明｢後來居上｣的挑戰和救亡圖存而作出的抉擇，是以中國文化的信仰、理念和資源融合西方文化而構建起現代中國。也就是說：這是依中華文明優性個性而開出的現代化。儘管中華民國遭遇空前嚴重的外患內亂，但是還是締造了1947年民主憲法，形成現代中國文化。中國現代文化教育模式因此初步構建，現代中國學術模式也初步形成。然後還創造了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等等。總之，中華民國締造了現代中國的基本模式。
儘管民國大陸在嚴重的外患內亂中被強大的前蘇俄全力支持的中共顛覆和佔據，但是「中共國」模式不是現代中國性的。「中共國」是政治的殖民主義、社會文化的殖民主義而造就的極權主義的產物，所謂「共產主義」化、「社會主義」化、「共產黨」化、「俄化」是也。它是外強扶持代理人成勢然後趁外患內亂之虛而成的，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部分、中國「布爾什維克」是也。這是中國空前絕後的大劫難。然後「改革開放」後演變成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因為中共在｢改革開放｣後快速崛起，而民國臺灣卻在焦慮中失落了立國理念而只求自保甚至於求｢華獨｣、｢台獨｣。但是曾經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中華文明還會依其文明的自性和現代化邏輯而「否極必泰」、｢浴火重生｣。所以儘管「中共國」已經崛起，但是大陸卻興起｢民國熱｣、民國派，現代中國的正統得到重新認同和發揚，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文化及憲政的理想得以重光，這是中華文明現代化的自身演進的必然邏輯結果，也是人性之使然，這是不可阻擋的大勢和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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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民國派的理念和憲政制度展望
李明 (大陸獨立學者)
壹、大陸民國派為何追求光復民國？以及其淵源背景 1
貳、理念和憲政制度之展望 6
參、大陸民國派思想與1970-1990年代大陸海外的民主思潮的不同 36
肆、大陸民國派與臺灣藍綠的思想的不同 37
伍、大陸民國派與臺灣在民主化和轉型綱領上的異同 40
陸、小結 41
壹、大陸民國派為何追求光復民國？以及其淵源背景
中國民主憲政運動自清末立憲和革命時期興起，經過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然後形成現代中國。由於國家一直陷於嚴重的內亂外患，如蘇俄扶持中共「革命」、日本侵華、軍閥割據等，民主建國和現代中國文化的構建步履艱難，但是根基已經奠定，內涵也已經具備。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右翼的自由主義和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依知識份子政治的領導力，依中國傳統融合西方文化，形成從《臨時約法》到1947年《南京憲法》的民主法統，並且1946—1948年完成制憲、普選、行憲。再者，奠定了以道統為本的禮義自由的現代中華文化的根基，初步形成現代中國文化，並且漸進形成以道統為本、文化引導社會、社會引導政治的政治價值體系的構建，然尚未落實於制度，沒有完善和落實于「五權憲法」。工業化進程和市場經濟也在內亂外患和世界政經危機動盪中有了較快發展（如「黃金十年」）。總之，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但是1949年之後，蘇俄全力扶持的中共打敗中華民國政府入主中原，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在大陸皆被摧毀，僅在臺灣殘餘和存續下來。
當代大陸的進步知識界和海內外自由派、舊民運人士，或者認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從1970年代末的「民主牆」時開始，或者主張「啟蒙運動」，或者主張在未來極權傾覆後重新制憲，更有甚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從1978年開始的（這是認同鄧小平改良主義）。等等。這些觀念，皆不知中國現代文化、民主憲政體制、現代學術教育等皆在1949年前已經奠定了根基，然後被蘇俄扶持上來的中共以外來的紅色極權主義打斷。其原因是：他們是中共文化教育氣候下的、斷裂了傳統的不成熟的進步思潮。所以他們由於斷裂了傳統而陷於「建構理性主義」的想像和激進（猶如盲人摸象），或者與中共有思想上的藕斷絲連而徘徊於改良派和民主派之間，
但是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的理念像火種由大陸的民國遺民流傳下來。又因為：「文革」破滅、改革開放、「六四」鎮壓、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腐敗氾濫和兩極分化、民心普遍不滿中共統治、西方文化引進和傳統文化復興等。所以在此大背景下，很多知識份子和青年人嚮往自由民主，但是知識份子和青年人不會停留於抽象的自由民主追求，其必然深入本民族歷史文化，尋找民主運動和思想的傳統，反思中共政權的來龍去脈。於是，民國追求憲政民主的傳統、政治自由、國軍抗日史、知識份子精神、民國學術文化等得到「發現」和廣泛傳播。又由於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文教普及，中產階級形成，網路時代的「地球村」的到來，民眾思想日漸開明。
於是乎在上述的大淵源和大背景下，以「民國熱」為名的民國文化復興和大陸民國派興起了。確切說，大陸民國派是在二十一世紀得以發展起來的，是「六四」後中共正當性被質疑和否定的思想氛圍裡產生的，是在發現民國歷史真相和民國文化思想復興以及中華文化傳統復興的基礎上，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潮中成長的。大陸民國派的迅速擴大，其中又較大程度受益於民國史真相的揭露和傳播。由於得益于網路的便捷，下列真相得到廣泛傳播，即：抗日戰爭中，中共不僅不抗戰還襲擊國民革命軍借機擴張勢力，國民政府才是抗日衛國的；中共後來又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扶持下，依靠遠遠勝過國軍的軍火援助，再憑藉血腥「土地改革」強制形成的戰爭動員力和供應力，打敗中華民國贏得政權；然後才有死八千萬人和中華文化被摧殘的大浩劫，才有當代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所以抗日衛國史和民族主義、民國憲政和文化成就成為大陸民國派迅猛發展的極有力的推手，而對於中共的普遍不滿，則是大陸民國派產生的「社會溫床」。此外，還有一個促進因素是：余留中華文化的民主臺灣對於大陸的影響力。儘管此影響力在衰退中。
大陸民國派興起的外在原因是：「政治高壓」的寬鬆下來。中共經過漫長的「紅色恐怖」，自認統治穩固，民國的「種子」不會「死灰復燃」，所以對於有認同中華民國言行的人，從1980年代之前處以十年以上重刑直至死刑的鎮壓，轉為十年以下刑期的懲罰。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之後，中共為了營造對台統一戰線工作的氣氛，對於准組織的「中國泛藍聯盟」首要人士只判了二、三年徒刑。隨後政治氣氛也日漸寬鬆，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由此得到發展空間，社會性全方位的「民國熱」也突破政治禁忌在大陸媒體上公開化。由於法不治眾，中共對於民國派出格的「反動言行」不得不以約談、拘捕的威脅和輕懲為主。
這裡要談一下「民國熱」。「民國熱」是大陸社會發展的大氣候，這是全方位的，有歷史真相（抗戰史、其他民國史等）的揭櫫和傳播，有民國追求民主憲政的傳統和成就的熱議，有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精神的弘揚，有對於民國文化教育精神的回歸，有對於民國人（傳統中國人）的倫理和生活品味的推崇等等。中國人只要回顧自己傳統，就必然要回到民國，所以說當代大陸思潮必然要有民國化一面。而反中華性的共產主義已經被證明行不通、必須毀棄的。
隨著民國派露出「冰山一角」，「民國熱」現在也受到出版傳播等方面的部分限制。不僅如此，中共重視文化統戰，縱容「北洋派」的袁偉時等吹捧軍閥割據和威權不及形成的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自由，縱容他們鼓吹改良主義以稀釋革命思想，縱容他們貶低革命建國且繼承《臨時約法》和追求1947年憲法的國民政府一系，他們極力黑孫反蔣，以此製造進步人士的思想混亂。這些年來又出現奪「現代新儒家」之幟的以「大陸新儒家」為名的「新康有為派」，這無中生有的「大陸新儒家」不是學術思潮，究其實乃學步「新權威主義」（如成為「國師」的王滬寧等），其目的有二，一、或者覬覦「國師」大位，二、或者在思想市場上獲得利益最大化。這是「半抱琵琶」的「紅色新儒家」。今朝野未必沒有苟合的可能，其目標是欲收割大陸三十年來的傳統文化復興、國學熱、儒學熱之果，使之成為維護紅色統治秩序的「花瓶」和工具。這真是愚者大夢。兩岸的「現代新儒家」、「民國新儒家」的文化運動，昔日是現代中國的學術文化之「靈魂」，也是當下中華文化之根本底蘊，豈是豎子輩可以「惡紫奪朱」的？
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在政治低壓下，借助網路時代之便利頑強迅猛發展。但是，大陸民國派得益于兩岸的和平環境和中共對台統戰讓出的政治寬鬆空間而暫時沒有高壓，這必然面臨了未來的危險，即：中共對台未來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攻堅戰時，會鎮壓大陸民國派和複國運動，以消除「內憂」。所以兩岸是命運共同體。臺灣能「以柔克剛」，堅持得越久，大陸民國派擁有的戰略時間越長。目前中共用「九二共識」施壓蔡英文政府，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共真實目標是：分裂綠營。只要蔡政府承認九二共識，正綠深獨就會出走，民進黨剩下的主流將是實用主義者。選舉要錢、執政黨要政績，民進黨缺少了黨內深獨的制衡，不少綠色力量在利益誘惑下也會變紅。國民黨很多人從反共轉變成親共是「前車之鑒」。臺灣藍綠如果是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當道，是無法抵禦強大中共以武統為根底的「和統」及統戰之分化利誘。只有大陸民主化，回歸了現代中國的正統，兩岸必然會在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及傳統的根基上，在互利的政經利益驅動下完成統一。
但是，或許有人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現在有「反腐」，未來是否會有政治改革呢？但是中共改革，不可能廢除共產黨專政，不可能廢除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的巨大壟斷性權力及利益，中共不可能放棄自身基本利益而求自斷手足的。世界上也無先例。中共所謂政治改革也只是改良統治術，不會有民主化；甚至於搞自由化都是大打折扣的，不可能實現的。臺灣民主化與其說是「靜悄悄的革命」，不如說是回歸中華民國固有的價值觀和制度，臺灣民主化時最大訴求就是「回歸憲法」，至於「台獨」等是很久之後才從邊緣慢慢成勢，這才是真相。而且臺灣民主化和轉型是缺乏深度、缺乏自覺民國立國理念的「淺碟化」的，很快陷於無文化之本、無傳統之根的的現實政治性的「本土化」。臺灣經驗絲毫不可用於中共統治和大陸民主化。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純粹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和麻醉劑。大多數的大陸民國派是沒有改良主義思想的。
二千年來中國文明領先於世界。但是一百多年來中國飽受劫難。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漸有重歸祖先輝煌的一點徵兆。然中共統治下的文化和政治及社會皆嚴重滯後，特別是政治依舊維持極權主義，再與畸型市場經濟結合，演變成使社會兩極分化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民國時形成的現代中華文化昔日飽受中共摧殘，今中共卻以儒家等傳統文化為「幌子」陪襯其外來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在社會形態上，民國的知識份子社會、知識份子政治蕩然無存，連最基礎的公民社會在專制下也是殘缺不成形。現在大陸的局勢是：1、嚴重妨礙文明發展的政治、文化、社會的紅色模式，2、難以持續發展的權貴當道的泡沫化的畸型經濟模式。很難想像作為統治者的中共會「長命百歲」嗎？當前中共的專制統治和社會不公及制度性腐敗等導致天怒人怨，中共統治唯一讓人民抱有希望的就是經濟發展和紅利。只要中共党國體制下的兩極分化經濟出現大危機，紅利沒有了，老百姓長期積累的不滿就會爆發，民主化就會發生。
那麼，為什麼說民主化會導致光復中華民國呢？
其一，民主化必然會演變成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會回歸國家的傳統，這是普遍規律。原來的中華民國本來就有中國本土化的民主化的特性優性，所以大陸民主化的本土化，必然與老民國的國家發展路徑和目標高度重迭，必然與民國的歷史經驗和先賢的犧牲精神發生共鳴，當下大陸的「民國熱」和民國派的興起就是明證。如此，中國大陸民主化必然就會繼承民國政治和文化的遺產而開來，而無法選擇非傳統非中華性的「西化」或者模仿西方的「自由主義化」。蘇俄和東歐國際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後，除一些特例之外，普遍都是光復故國，如俄羅斯、波蘭等國。中國難道會例外嗎？不會。而且這些國家在複國之前皆無「前朝熱」可言，而中國大陸已經形成多年的大規模的「前朝熱」，這說明中國大陸民主化複國的前景更具備成熟的條件。
其二，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要繼承正統的中華政治和文化。因為未來民主化必然會有嚴重的眾聲喧嘩、爭權奪利的一面，只有超越現實利益鬥爭之外的傳統和祖輩憲政成就的權威才能構成多數人的共識，這個傳統和權威就是老中華民國的政治和文化的理想和遺產，有此傳統和權威才能形成共識且整合力量，有充實的傳統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制高點作為基礎，才能持續擊潰和壓制紅色力量，安全渡過民主化進程中的國家動盪的「驚濤駭浪」。新的國家何立？只能以現代中國（中華民國）的理想和遺產為基礎和起點，才能確立權威，形成共識和力量，唯有人民走向自由，國家回歸中華性，中國人成為真正的中國人，才能擺脫當下權貴當道的泡沫化的且無法持續發展的畸型「中國崛起」，然後才會有健全發展的真正的「中國崛起」而重光祖先的輝煌。而自由派缺乏建國理論，或者有人主張另外制憲構建新國家，這種是無中生有、憑空建國的主張，是缺乏共識、成本高、風險大的無傳統可依的歧途。
其三，從民主運動來看，追求民主和光復憲政之祖國是大陸民運的本土化、中華化，是繼承祖輩的理想和傳統而開來的。舊民運是被中共埋沒了自己民主傳統的斷根的民運，在理念、思想力量和活力等方面皆嚴重不足。所以民主運動要「升級換代」，以求全面改良自身而擔當得起中國未來民主化和轉型的重任。所以說：中國大陸民運的本土化和中華化是不可阻擋的。
貳、理念和憲政制度之展望
較早的大陸民國派是民國遺民和繼承民國理想的知識份子。然後海外出現較有影響力的覺醒者和鼓吹者辛灝年先生，老民運王炳章等也轉進成為民國派，然後大陸出現了「泛藍聯盟」，再往下大陸民國派開始全面興起了。海外又有封從德等1989年「學運一代」的先進人士轉成民國派。這些現象都是「大氣候」下的一聲聲春雷，民國文化復興才是「大氣候」，這就是突破禁忌而且其實遠遠早於其名的「民國熱」。整體的民國派的興起和發展也是「大氣候」。但是無論何人何派最多只能算是一聲春雷，所有的春雷合起來才能對於整個「大氣候」有實實在在的推進力。
大陸民國派也有各種聲音和觀念，有的是現實的實用主義的，有的偏向自由派，等等。但是，他們都不是民國派的中堅力量，因為他們的思想沒有繼承正統，也就不可能成為民國理想和遺產以及權威的繼承者，也就無力成為現在和未來的民國派的主幹。大陸民國派中堅力量的理念和思想必然要秉承中華民國的正統，繼承民國立國的理念和基本思想，繼承現代中華文化，必然主張未來中國繼1947年憲法而開來，或者說是主張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的，要繼現代中國的正統而開未來中國之來。
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基本思想何在呢？其社會文化之起源和基礎是什麼呢？我們首先要到民國的歷史傳統裡去理解。首先，民國大陸時期內亂外患嚴重而現代化條件嚴重缺乏，怎麼能夠克服「千險萬阻」而形成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呢？這是依靠在朝在野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的領導社會作用和三民主義党的政治領導作用。「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和三民主義党在開國和建國時期是交融而合（如國民黨上層精英包括蔣中正大多是士紳出身的或者就是現代士紳），當然知識份子階層和三民主義黨也有各自相對的獨立性。
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產生於民國大陸然後被消滅於中共入主中原之後。這裡「現代知識份子階層」一詞特指有制度和資源配置支援的有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更準確的說是「現代士紳」，這是一個獨立階層，脫胎于古代的傳統士紳。而西方的知識份子從來沒有制度和資源配置支援的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只是關懷公共領域的知識精英而已，它是與一般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如醫師、教師等等）、專業人士作區別。因為多數專業人士缺乏公共關懷和道義擔當，是「專業的知識職業人」，或者依附於政黨、商會等權勢集團提供專業服務，借機牟取權位和利益。所以他們都不是知識份子階層的。今天臺灣和大陸的當代知識份子已經沒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沒有「現代士紳」了，沒有像民國大陸特有的現代知識份子的獨立階層了。當代大陸和臺灣的所謂「知識份子」只是與「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區別的，關懷公共領域且有些道義擔當的知識人，有一些影響力但是相比主流政黨、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則居社會的邊緣地位。這與西方社會模式同類，這也是大陸經過「俄化」的產物和臺灣偏於「西化」的後果。因為「知識份子」一詞流行，故這裡照舊借用以方便閱讀而已。讀者須細心區分西方和當代中文的泛泛的「知識份子」和本文的「現代士紳」、「現代知識份子」的內涵差異。再者要注意其與當代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如醫師、教師等等）的區別。
回顧一下，傳統中國文明不同于世界文明的極重要的獨特和優越之處就是：有居領導地位的士人政治和士人社會。不出仕的士人在野形成成鄉紳階層領導整個社會，使社會有一定力量，且使民意上達朝廷。出仕的士人構成政府和文官政治，與君主政治形成共治和微妙制衡。天下大亂，士人社會就會擔當起改朝換代的重任，輔助新興力量打天下，再構成新的士人政治使國家從一亂趨向一治。這傳統一直發揮功用到創立民國。清末的立憲運動和革命創立民國，是以傳統知識份子（士紳）為領導階層的。孫文等革命黨上層、南方新軍（秀才儒生兵為骨幹）、士人構成的立憲黨人，他們都屬於士紳階層或出身於士紳的，依現在的話講：他們是傳統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正是他們完成了傳統「白衣卿相」政治向現代中國的民主政治的過渡，中華民國的創立和開國精神，也是由他們來完成的，他們自身也由傳統知識份子「脫胎」轉進成現代知識份子。
民國大陸時期的知識份子階層既沒有科舉考試制度的依靠，又沒有支持知識份子的制度和資源配置的制度創新，但是有資源和制度的習慣法支持，保持了領導地位和作用。例如：1、政府延續二千年文官政府的習慣，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皆邀大知識份子入閣，政府文官之主幹也是以知識份子來構成。國民黨上層和在野黨的構成也以知識份子為重要。所以北京大學等的許多學生不以學術為業而是要做官的。2、大學、中學裡的知識份子待遇很高，且程度不一的遠高於一般官員和白領階層。他們在地方上也是聲望頗高的社會領袖。3、在風俗習慣上，民眾普遍心理還是以知識份子為地方上的最高威望者，社會各階層包括資產階級也以各自階層裡的知識份子為聲望高的人。但是這些都是習慣法使然，沒有成文法的現代化制度，這在當時或許沒有迫切必要。然未來中國發生逆變和現代化社會的結構翻轉，使沒有現代化制度支持的知識份子逆變到邊緣地位，因此中華文化面臨危機和民國立國的「社會樑柱」一蹶不振。但是這是後話，民國大陸時期的知識份子階層還是能引領社會和政治的，因此民國在嚴重內亂外患中還能保持住憲政理想，且追求制憲和行憲。這全賴現代知識份子政治與三民主義執政黨交融，引導中華民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頑強奠定國家民主化的方向。國父的三民主義既有國父自己的真知灼見，更是構建于現代知識份子的集體智慧上的。與此同時，繼道統、學統且融合西學而構建本土性現代學術文化的新儒家也產生了，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勵等皆程度不同參與過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的活動，後來投身學術文化的構建。被譽為「憲法之父」的張君勵起草和設計了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然其理論《立國之道》的哲學根基的內容則由牟宗三寫成。大陸淪陷後，唐君毅牟宗三與張君勵等發表《中國文化宣言》，後來在台港再形成「當代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文化運動」，引領過臺灣1970-1980年代的社會文化思潮，牟宗三又有博大高明的「建國」理論體系。傳統中國有孔孟之道為道統、學統之本，堯舜周公之道為政統之本。同理在現代中國，三民主義為政統之本，認同道統。一百年的「當代新儒家的文化運動」是道統和學統之時代表現。總之，現代的知識份子政治和社會是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基本思想的產生成長之「土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社會領導力和三民主義革命党的政治領導力是交叉相成的，朝野也是有合有對立的，正是這種相成的格局，才能夠克服了內亂外患的「千險萬阻」，奇跡般締造出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
綜上所述，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就是：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居社會政治的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傳統士紳階層」是「古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由於士紳階層的作用，朝代可以變，但一亂必趨於一治，甚至於外族入主中原也會被同化掉，中國的統一和文明發展始終是大趨勢，並且領先世界二千年。清末「新政」及廢科舉之後，傳統士紳轉變成立憲黨人、南方新軍（秀才兵）、新興商人。革命党上層也是出身於士紳的。總之「傳統士紳」轉進成了「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革命開國皆賴於此階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是「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不僅革命開國，而且不管以後民國的執政者如何變（如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的種種變動），不管內亂外患如何嚴重，只要有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存在，國家現代化的理想和方向就必定不可變。只要執政者有意願（如蔣中正），就會上下形成合力漸進落實國家的理想，克服了內亂外患的「千險萬阻」而締造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這就是「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意義和作用的證明。
古代的社會結構名為「士農工商」，實為「士商工農」的結構。現代以來中國步入工業化，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興起，但其由於傳統和習慣法之延續，社會上還是知識份子威望高，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裡的知識份子雖然是少數卻是整個階級中的威望最高者。整體而言還是「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居社會領導地位，其對於政府、政黨的結構構成和政策更有作用力和影響力，資產階級要略遜一些。所以國民黨及多數在野黨表現出的是中左色彩，其實是反映了民生貧窮背景下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同情心、價值取向和意志。國民黨由職業革命党人和知識份子為主導，多數為軍人党工公務員教師等職業，資產階級和地主為其次。中共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的代表，實是以偏概全的謬論。「現代知識份子階層」掌握文化領導力，比較有理想和道德、知識的擔當，或者說有理想主義的一面，影響力最大。資產階級以資本利益為首，比較是現實主義的，在內亂外患中更是如此。所以在內亂外患中構建民主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化，主要依靠「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和國民黨上下形成合力來推進和建設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也是重要助力。
對於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制憲行憲，由於中共建政大陸，除了強勢的中共意識形態外還出現了很多曲言曲學。它們皆截取歷史表相，說反民國反憲政的中共也是締造「政協憲草」的一方,這猶如說希特勒致力於威瑪共和國的建設，而沒有反叛和行專制的意圖。民主政治也有鬥爭一面，張君勱、民社黨等與國民黨有爭議，利用了中共。這才是事實。最終以1946年制憲為分水嶺，自由陣營與專制陣營及蘇俄代理人，以及「牆頭草」政客力量（如「民盟」等）對陣形勢、立場涇渭分明。這最能清楚說明問題。中共一向誇大知識份子與國民黨的矛盾，事實上由於長期內亂外患導致民生凋零，多數小知識份子沒有出路而移怨於政府，所以有動搖的、有投共的。而大知識份子大多是認同民國立國理念的，但是在蘇俄全力支持中共、美國軍火禁運、國政失靈、民生悲慘而導致國府大敗的局面下是無可奈何的，只好被入主中原的中共裹脅，只有少數人遷台。因為當時只有極少的人還會認為失掉了大陸而臺灣還能保得住。這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或者確切說是「現代士紳」的命運。隨著民國大陸結束，幾千年士紳的歷史也就暫時性結束了，從此無論臺灣還是大陸不再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居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也就是說沒有民國開國立國之樑柱的「現代士紳」階層了。當代兩岸的知識份子階層與西方狀況同類，有影響力但是居無力量的邊緣地位，所以大陸和臺灣皆病態百出，大陸難以民主化，臺灣有民主卻在沉淪中。
綜合而言，民國的大陸時期，在嚴重內亂外患中和落後農業國以及國民普遍文盲等現代化的基本條件皆缺乏的劣境裡，現代中國是誰造就的呢？這是以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以右翼的自由主義和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依知識份子社會的領導力與三民主義執政黨的分與合之相成，依中國傳統及融合西方文化，形成從《臨時約法》到1947年《南京憲法》的民主法統，奠定了以道統為本的禮義自由的現代中華文化的根基。這就是中華民國立國的理念和基本思想之所在。其中1947年憲法則是民主中國的集中表現。只有理解了現代中國的本相，才可能繼正統而開闢未來中國的光明前途。
民國政府遷入臺灣，由於大陸遷台知識份子較少且失去社會根基和影響力，本省知識份子很薄弱且由於日據而不諳中華文化，如此的臺灣知識份子社會和知識份子政治是衰微的。再者又因依靠美國保護、援助臺灣，所以臺灣社會崇洋和西化思潮嚴重，學術教育更是如此。所以，民國臺灣的制度和資源配置越來越模仿西方，而西方的制度裡沒有知識份子居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制度安排。於是乎，民國大陸時支持知識份子的習慣性的制度和資源配置經歷亂世衝擊後，到了臺灣又在模仿西方制度和價值觀的衝擊下被破壞殆盡。因此，臺灣知識份子的政治力和社會力不僅衰落而且毫無領導地位，工業化和後工業化導致資產階級高高崛起，儼然成為領導者，中產階級有人口和選票優勢，知識份子階層淪為邊緣地位，而依附市場和體制的「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則從內部分解了昔日作為社會和政治的領導者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精神接續，消散了知識份子精神及其擔當立國理念的自覺。這是西方式的「現代病」和本土社會的缺陷共同造就的。沒有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這個社會文化的「優良領導者」，沒有這「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政黨必然無法得到良性制衡和注入優質活力，在臺灣的國民黨是典型例子。其威權統治的種種問題也是在此大背景下發生。進而言之，由於沒有作為立國樑柱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臺灣民主、臺灣社會文化必然沉淪，而大陸民主化必然步履艱難，難望祖輩創立民國之項背。
所以臺灣社會對於中華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理想有隔。再者又因昔日威權統治及管控思想自由，所以本土派、民主派皆不喜歡淪為威權時代說教的假三民主義，且不辨真假，又看輕敗退來台的中華民國。他們誤把暫時過渡性的党國階段等同于民國之本相，誤把淪為工具說教的「三民主義」等同于三民主義本義，另外，不少學者以西方學說的標準衡量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和當代新儒家，以毫無學理依據的「西化」思維衝擊現代中國的主流精神。所以他們都不能理解中華民國本來的理念和真精神以及憲政成就的深遠意義。最後遷台後，沒有了領導社會文化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制約和提升政黨政治，國民黨也經歷過「一言堂化」、官僚化的階段，所以對於國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氣活力低落，至今也沒有多少改變。綜合而言，也就是說作為立國樑柱的知識份子社會領導力和真三民主義力量皆失落了，主流的現代新儒家文化被政治性「本土化」衝擊而邊緣化了，如此的臺灣必然就庸俗化了。如徒有自由民主架構，民粹主義盛行，而沒有向上發展的文化和政治格局；資本主義除了經濟領域應有的尊位，還侵蝕到政治和文化，倫理衰落，經濟長期停滯。……總之，整個臺灣在庸俗化中沉淪，政客們和學者們卻以本土化的招牌、藍綠鬥爭、民粹主義的喧囂掩蓋當下的沉淪。而崛起的強大的中共則從容佈局，要一統天下。
在當下大中國的緊張的格局裡，在大陸面臨未來民主化的時局下，大陸民國派中堅力量主張繼承現代中華文化，繼1947年憲法而開來，為大中國開闢前途。
為什麼大陸民國派主張繼承1947年《南京憲法》而開來呢？再者時代在進步，知識在進步，為什麼不模仿西方追求更先進的憲法或者重新制憲呢？
原因有四，其一、「史詩般的抗戰和對共產主義極權的抵抗運動，以及波瀾壯闊的憲章運動，這三者彙聚促成了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悲劇的戡亂衛國戰爭是捍衛1947年憲法的護憲衛國戰爭，是民主中國的捍衛者與脅迫起暴民的蘇俄代理人之間的戰爭，是中國文化與蘇俄扶持的外來紅色極權主義的戰爭。「戡亂戰爭為世界反共產主義極權侵襲的自由戰爭，是人類自由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國共兩黨的爭權奪利，是自由與極權的對抗。」「四七憲法」是當下中國人的祖輩數代人的血汗和智慧的結晶；又有被蘇俄扶持中共顛覆的歷史悲情和民族主義之劫難，還有中共入主中原的倒行逆施作為反證。所以「四七憲法」有充分的正當性和至高的尊嚴。
其二、大陸的民主化必然要本土化。因為民主運動要以現代中國的正統、文化、歷史為依託才有生命力和實踐力，所以必然要重塑家國「中華民國」的理念，必須復興三民主義、民國新儒家這現代中國的兩大精神樑柱，且以光大1947年憲法為目標，唯有如此的民主運動才能「脫胎換骨」而擔當起大陸民主化和構建未來中國文明的使命及重任。1947年憲法對於中國的意義，猶如《聖經》對於基督徒的意義、《獨立宣言》對於美國的意義。大陸民主化之後，1947年憲法必然會有正統的地位和無以倫比的權威及尊嚴，並且成為中國未來制憲的起點和基礎。這還有一層更高的意蘊，就是返本現代中國之正統，開中國文明之未來。
其三、繼承1947年《南京憲法》而開來。如此才能更好鼓舞、更加團結人民進行反共抗爭然後重建家國，使曾經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中華文明度過空前的「紅色劫難」，走上重光祖先輝煌的大道。相較之下，重新制憲或者「學步」西方，是無傳統依據、無民族之根的高成本、高風險、低共識的無中生有的思維，是「盲人摸象」的知識上的無知和建構理性主義的魯莽。
其四、回歸「四七憲法」，是撥亂返正，是對於任何專制進行從歷史至今的「斬草除根」。並且為「轉型正義」奠定最佳的根基，可以為國史正名，為幾代的先賢烈士正名，鞏固民主化的正當性，由此落實好「轉型正義」。
最後，人文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越是新的越先進，人文社會科學不是這樣。人文社會科學有傳統性和時代性，有恆常的也有變化的，越是新的只能說是時代性的，有可能是先進的，也可能是應一時之急的偏學，也可能是「買櫝還珠」的概念遊戲、一時的學術潮流。憲法學屬於社會科學，有傳統性，美國1787年制定的憲法，其基本精神至今沒有過時，這是傳統性的體現。政治制度，需要的是與社會、經濟、文化的條件相契合，並符合本土的傳統，而不是設定一個最先進的制度，就可以直接在任何條件下實施。憲法也沒有最好的，更沒有最先進的，只有適合本土的，相對好的。憲法首先要成為人心中的憲法，然後才能成就憲政，否則沒有人心基礎的憲法，再好也不會成功。因此中國大陸民主化要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
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就要光大中華法系，未來中華法系應該不是西方現當代的以權利為本的世俗法系的，而是人文法系的，是以良知人情為本，是倫理與權利的混合法系，也是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之中庸；既不是歐陸的成文法系的，也不是英美的習慣法系的，而是成文法和習慣法的混合法系。那麼當代民國法系是什麼現狀呢？「清末修律」是師從日本，日本則師從德國，民國開國後處在嚴重內亂外患中，法律建設沒法成熟，所以基本在「清末修律」的慣性軌道上行走，再由慣性形成現在的歐陸式成文法系以及偏向以個人權利為本（偏向個人主義的），此外「西化」思潮氾濫則是另一原因。這偏向是要糾正的。當代臺灣出現了所謂「恐龍法官」的諸多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成文法無法避免的過與不及壓迫出來，不是法官好當「恐龍」，他們是依法條而判。再者出現以權利為本的法條衝擊美德倫理風俗。所以必須爭取習慣法和倫理法的地位，追求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之中庸，繼固有的中華法系而開來。這才是符合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的本土文化的本位原則。光大中華法系更有現實的需要和針對性。1、中國是國情複雜的大國，一省相當於歐洲一大國，少數民族地區更是特殊性的，所以要習慣法和成文法的混合。2、民主化後，轉型難題很多，立法不可能及時周全，必存在大量過與不及的現象，這只能依靠習慣法和成文法的互補和互相修正。3、因為中華文化被中共毀棄，風俗異化，道德倫理淪喪等，所以必須中興現代中國文化，同時要防止劣質的個人主義假借個人權利大行私惡，衝擊殘缺的基本倫理秩序。所以必須重視倫理法，要追求個人與社群的中庸，這必然要在成文法上體現，同時也必然倚重習慣法。中興中華法系，這裡略談二點制度創新。1、在專業法官審判制度下構建輔助性質的專業人士和平民兼顧的參審團（非歐式參審制），影響審判。整個參審團有一票權力參與到法官表決中，從而影響審判過程和結果。如某一合議庭，置法官二人，則表決時法官各一票，參審團合算一票，共計三票。參審團就是關鍵少數的角色，起到反映良心風俗和民意的作用，使司法審判不脫離良知人情和社會期待。2、實行習慣法和成文法的互補和互相修正，要使良心風俗成為法源，並且以良心立法的判例法糾正成文法的過與不及。同時要參考傳統而置判例法於嚴格程式中而避免英美法判例過濫之弊。例如：對於疑難案例，要形成違反成文法而取習慣法（良心立法）的判決，須上報且由上級法院派員加入和本法庭合議共決。這樣就打開地域風俗的限制而更趨合理。如：縣法院要違反成文法而作良心審判，必須與省法院派員組成大合議庭決。二審，省法院必須另擇法官且轉報鄰省省法院派員加入而形成合議庭，兩省合議而決。三審則由最高法院審判。這樣就能有所克服習慣法的弊端。
或許有人認為：臺灣學界原來很瞭解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現在學界大多數不提它了。還有不少人認為孫文也不是憲法學者出身，知識素養上有問題，五權憲法在實施中顯得多此一舉，不如三權分立，三權分立才是民主國家的通則。甚至於有人認為三民主義、民國新儒家的主張與西方自由民主學說的主流有矛盾，所以是落後的。
首先憲法不是自古就有的，西方早期宣導立憲的學者都不是憲法學者。因為有了憲法然後才有憲法學，然後才有所謂的憲法學學者。同理，中國清末主張憲政的人多數也不可能是憲法學者出身，中國要制憲，就要本土的制度價值觀的理想及有益因素與西方普世的憲法原則結合。清末和革命時期，主張憲政的政治家學者大多學貫中西，而且中國社會文化傳統依然存續，因此孫文依中國「選賢與能」理念和士紳政治的傳統而提出不甚清晰的「考試權」，並且用於對治西方政黨政治濫用私人的弊病；又從監察權獨立的傳統上提出現代的「監察權」，並且用於對治西方國會監察權淪為國會擴權和政黨鬥爭的工具的弊病。而當代學者皆出身于很窄的專業領域，很多人留學歸來，不精通國學和歷史傳統，且又把有特殊背景、來源而有適用物件和適用範圍的西學理論當成最高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於是對於五權憲法、三民主義等產生諸多誤解，對於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思想和社會文化傳統很難有相應的理解。如此由誤解而氾濫批評也就成了時弊。如大陸自由派多數不能免此俗，臺灣獨派和自由派更是以俗為榮。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認為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所以要尊重傳統，自發秩序必然是接續傳統的。然而兩岸的自由派和臺灣獨派卻不僅無本土文化之本，還有程度不一的反傳統的偏向。
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質上是主張本土化的民主化，皆有中西融合的原創性。更關鍵的是：三民主義不是學術思想市場上的東西，也不是孫文個人的思想，更不是國民黨的黨派思想，不是私的而是早已經變成公的了，確切說，三民主義是塑造中華民國的主要思想力量，是中國現代政治傳統的主流，是構建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石。簡而言之：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是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方向性和基礎性的構建，這是現代中國的一大事實。因此解釋三民主義要從其來龍去脈入手，要從中國政治文明的理想性和傳統資源詮釋其淵源，要從西方政治思想融入中國和對治西方憲政弊端來詮釋其去脈，要從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國家理念和理想性解讀三民主義，再結合時代之需要，如此才有能力解釋三民主義。這樣才能超越三民主義之短及時代局限性，揚三民主義之長及所承之常道，如此才能使三民主義源遠流長，這才是對待立國基石的三民主義的正當態度。至於制度層面，有什麼樣的理念和理論，就會有什麼樣的制度設計的方向以及各種具體操作的方案。五權憲法就是這樣的。如果制度出問題，就要看是不是純粹制度安排的問題？如果是，就求改進。如果不是具體制度問題，就要重溫和發展基本理論，再行制度的頂層設計。所以解讀五權憲法，就要深入理解傳統政治的理念和理想以及監察、考試的歷史資源，要觀察三權分立之西方的淵源和利弊得失，要觀察西方自由民主憲政的利弊得失，如此才能有學識高度來理解五權憲法和三民主義的來龍去脈。然後還要考察民國大陸時和臺灣時期的歷史背景的劣勢制約，這樣才能理解五權憲法的缺失部分形成的客觀現實原因。不知道臺灣和大陸有幾人來這樣解讀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呢？特別在臺灣，恐怕大多數人是出於讀書考試寫論文升遷的需要，而昔日政府和國民黨解讀三民主義恐怕是出於供養「神主牌」和說教的目的。這幾種對於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理解和解釋，必然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是功利性利用。如此，三民主義在臺灣當然不可能生機勃勃，也不可能發展。
就五權憲法而言，三權分立是西方通則，但三權分立是法理而不能等同於具體制度。還有更多的權力是獨立的，遠遠超出三權分立學說的範圍，時代是不斷變化的。如美國的聯邦儲備系統是權力獨立的，不隨執政者變化而變化，是美國經濟穩定的「貨幣金融權」，權力獨立且影響巨大。分權制衡是不變之常理，有多少權分立？如何具體分權？這要依據各個文明體的歷史傳統、社會和時代的需要、民心國情等來構建。三權分立是必要的，卻不是充分條件的。所以五權憲法是本土化的，是合理和正當的。如果要改善五權憲法，也要依據中華民國立國之精神，接續傳統，然後重新解釋和發展五權憲法。總之不能「邯鄲學步、壽陵失步」。
那麼五權憲法、三民主義、民國的一百餘年的當代新儒家（陸稱「現代新儒家」）在憲法的制度和法理哲學上是什麼樣的構建呢？
首先當代新儒家不是某一學派，而是指現當代的儒家的返本開來的學術及文化運動。其成就主要有四，一、闡明道統和中國文化及歷史傳統，二、構建學統的根基，三、由道統、學統及中國文化而構建政統的哲學和文化的根基，四、會通中西哲學且批判西學和西方文化。所以說當代新儒家與三民主義是互補的。三民主義主張繼承道統和中國固有文化，但對於道統和中國文化言之不深入。再者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前者是政治運動和思想，後者是學術文化運動和學術思想，兩者恰恰可以互補。（這「互補」說是表述兩者在現當代中國文明體裡的客觀自然的思想格局，不是說兩者有「互補」的主觀主張。）
再談憲法。憲法和憲政首先是本土的產物，如果融合外來文化、普世法則，也不可能排擠掉本土文化和資源，而是要形成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否則必入歧途，如中共的憲法和制度、價值體系就是反面例證。中華民國憲法的根基就是以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為主流，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義和本於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的，是以本土文化為本，中西融合的。而當代新儒家為中華民國憲法提供了堅實的中國文化的法理根基。三民主義形成憲法架構。所以說五權憲法的根本是堅不可摧的，優性和特性也是顯著的。大陸民主複國之初，必然要恢復「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且略作應對時代之急的改善，奠定國本。待大局穩定後，再作憲法改良性損益。
五權憲法首要的是國民大會制。這是以代表制民主的架構來表現政道（牟宗三語）、政權（孫文語）。孫文認為「國民者，民國之天子也」 。國民大會制就是民國的「民為天子制」。由天道而來的「天下為公」和「民本」是中國政治文明的理想，也是革命開創民國的信仰根源，加上西方John Stuart Mill的《代議制政府》和Delos Franklin Wilcox的《全民政治論》等影響，共同構成國民大會制的來源。就中國傳統而言，這是把傳統政治架構「天——民（空）——君（實）——士——百姓」的范式轉換民國的「天——民（人民、國民大會和知識份子階層）——政府（總統與五院）——公民」的范式，民與君合一，然又要克服民是「阿斗」難成明君的缺陷，又必須表現民意為本、民權為本，且置治權於民權之下，所以選擇了國民大會制。就新儒家張君勱設計的「四七憲法」而言，國民大會制符合「民為天子」的天子無為而治的原則。從國民大會制可以看出，這是中國政治理想的信仰與西方憲法制度的結合。其實整個五權憲法皆是基於這樣的結合，由天道而來的天下為公和民為邦本的政治信仰，融合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架構，形成憲政的政道和治道，這是中國政治文明現代化的思想特性。清末，知識份子構成的新軍、海外革命党上層、立憲黨人皆程度不一的有「公天下」、「民本」等共同信仰和思想，因此革命創立民國才能成功。國父只是將此開國立國的信仰思想作學說化和憲法化的表達和構建，所以才產生以國民大會制為首的五權憲法。我們清楚了其根源和基礎，也就知道五權憲法是我們祖輩開國立國的信仰和思想的制度性反映，這絕不是個人、黨派的，是大公的，是現代中國的正統的。所以國父說他的思想基礎和革命是繼承道統而來，並且以此與蘇俄思潮作原則性切割。儘管國父曾針對蘇俄及其代理人中共作統戰，故意說過一些把三民主義穿鑿附會共產主義的話，然後被中共和反對者反復放大，或誇大歪曲或誣衊詆毀，但是國父這些話原本只是政治策略的虛言對付，與三民主義本義無關，更不是真正的國父思想。這是不能惡意混淆的。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衝突的。
那麼，國民大會制有什麼可能的特性和優性呢？
首先，西方代議制的國會制是「權」與「能」不分，政權和治權混合，政道和治道雜混，猶如一家大公司有董事會而無股東大會。人數少權力大、擁有資源多的、依靠競選力強起家的、政黨政治的、政商複雜的、權力利益爭逐場之中的國會議員們，1、不能更好反映和引導民意；2、難以堅持正義和公正；3、難以堅持全國利益、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公道平衡；4、當國會出現全社會爭議不下的某一法案，或者國家遇上重大問題而各黨爭執不下時，等等。國會作為「日常政治」中的最高權力機關就會「捉襟見肘」難以應付，權威性也不足。
這時作為憲政中保持最高尊嚴和權威的國民大會就可以出場應對這種「非常政治」，使國家和社會能夠安全渡過難關。所以說一個國家特別是人口眾多、國情複雜的大國，如一家大公司光有「董事會」沒有「股東大會」是不行的。國大代表們有高位而沒有日常政治的多少權力和利益，因此，1、國大代表的競選不會很激烈，對於資源和競選力要求不高，有可能多出一些沒有政商結合的賢人、無黨派的人士；2、依錢穆所揭櫫：中國政治理想主張文化領導社會，社會領導政治。國大代表日常居於社會和民眾之中，又不像立法委員在利益爭逐場中、政商關係中、政黨鬥爭中而無法自拔，因此可以成為社會政治的一個個中心點，更好反映民意且經營於社會乃至引導民意。如此可以部分落實「社會領導政治」的理想。3、國大代表超然于日常的權力利益的中心之外，日常無權力利益牽掛，就會比立法委員更能堅持正義和公正，關懷全國利益、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公道平衡。所以國民大會可以補立法院之短之不及。因此，國民大會制可增補國大代表個人聯名的立法提案權而更好的、優質的反映民意。但是作為政權的「國民大會」沒有立法提案權，不涉治權，國大代表也沒有任何立法的審核權、表決權等，立法權依舊掌握於立法院之「手」。其次，行政院、立法院等五院應當增設國大代表諮議的制度，這是協商民主、審議式民主的落實。複次，要增加國大代表的資源配置，如辦公、調查研究等資源。
立法委員選舉適合單一選區制和政黨比例制的混合，以利於形成效率較高的國會兩黨制，從效率等方面考慮應該只能有二百席上下立委。而國民大會要更好體現民意，按各縣市人口多少，宜採用複數選區制，好幾千人的國民大會對於十多億的中國而言是不多的。這樣，國民大會的構成不僅反映主流民意還可以反映邊緣民意。總之要有國民大會的制度自信，修憲只適合國民大會來行使，依宋教仁和蔣中正的初衷中國宜實行議會制，現在德國式的議會制很值得學習。總統應該是無黨派的國家象徵，也是五院惡鬥時、黨派惡鬥時、政府無法處理國家重大爭端時的調解人的虛位元首。這虛位總統還是適合國民大會選舉產生的。當總統無法調解這些重大爭端時或五院不當處理危及整個國家的大事時，國民大會有權決定是否解散和改選相關的院（如立法院、行政院等）。此外像有特殊專業性獨立性的司法院正副院長、考試院正副院長、監察院正副院長應該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如此就不被行政權和立法權干涉。然後立法權歸立法院，但立法院自身的議事法則等，往往被政黨間的鬥爭和交易所「綁架」，難以公正周全，民國臺灣立法院就有議事混亂和黨派濫爭的前車之鑒。所以國大作為「旁觀者清」且是最高權力機構，應該有權制定和修正立法院的議事法則。立法院則應有有限的覆議權。
作為政權的國民大會不可有類似中共人大的常務委員會之設立，不能擴權，只能有互不隸屬的若干專門委員會處理具體事務如召集國大代表供立法院諮詢。總之沒有必要學步西方模式的國會制。就如一個上市大公司必須要有股東大會，一個大國必須有無為而治的國民大會。必須以代表制民主的政權制約代議制五院的治權，目的是防止其脫離正軌，必須以政道保障治道在正軌之上行進。
一百年來，五權憲法、國民大會制飽受西學思維的誤解、批評和政治攻擊的詆毀，然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國民大會制有堅實的開國的信仰思想的根源，有對治西方憲政之弊的優越性。臺灣盲目廢除「國民大會」，爭議「考試權」、「監察權」的存廢，只能從反面警醒大陸民國派：「五權憲法」的制度完善和創新是萬分重要的，要返本開來，才能使「五權憲法」源遠流長。此立國之本是不可動搖，必須使之堅不可摧。
「五權」屬於治權、治道。其中與政道最有聯結的，並且與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有根本性支援關係的，最具有民族傳統的，最能糾正西方式民主政治之弊端的，就是「考試權」。所以就此意義而言，「考試權」其實是「五權」中最重要的。但是遺憾的是，「考試權」也是理論構建和憲法制度裡最不成熟和最弱的，也是遭受批評和攻擊最多的。
現在先從世界民主政治的弊端的因果談起。當今世界的民主政治普遍缺乏品質，這是因為缺乏「賢能政治」因素提升民主。民主政治如何容納「賢能政治」為提升的動力呢？這是一大課題。就如老百姓理財要聽聽理財專家的，資本家投資也要聽聽投資方面的專家，一個社群要有良好風氣需要賢人們的作用。民主時代的人民就不要賢能的引導嗎？民主政治是需要賢能政治來引導和提升的，否則就會陷溺於庸俗化的「普通人的政治」甚至於民粹主義。政黨政治會異化成缺乏正義和效率的爭權奪利的政治，也可能異化成煽動操縱民粹的政治，也可能異化成投合強勢的利益集團（如財團等）或地區的分利的政治。等等。所以需要「賢能政治」來制約民主政治的庸俗化、民粹化、強勢者的利益最大化。這所謂的「賢能政治」在當代來講，其實就是知識份子政治。但是，在西方政治裡，資產階級掌控資源，中產階級擁有多數選票；而知識份子既選票少，又缺乏資源，處於邊緣化地位。當代世界的知識份子相較專業人士如教師、律師等百業的龐大人群，也是處於少數地位。這種弱勢地位根本不足以形成對於社會政治的引導力。這種資產階級領導的、作為多數的中產階級好求利益的現代政治的普遍模式是理想的民主政治嗎？不是！依中國政治傳統的理想，有知識份子（賢能）引導的政治才是品質較好的政治。那麼，現代政治為什麼沒有支援賢能且提供資源擴大其社會影響力的制度呢？由於西方歷史上是以貴族政治為主，沒有賢能政治的體系，因為沒有傳統可依，所以現當代的西方民主政治雖然成熟而賢能政治還是繼續缺位。然而，賢能政治在中國是一大傳統，中國主要政治理念就是「選賢與能」。賢能政治的歷史性表現就是：士人政治。這是中國的一個大傳統。所以五權憲法就有表現賢能政治理念的當代表現——考試權。考試權最集中表現了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的結合。但是考試權的制度設計嚴重不足。
考試權法理淵源有二，1、源於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及其產生的士人政治、文官治國。「選賢與能」之制度化追求是古代中國與民國的考試制度的法理基礎。「士紳階層」是革命開國和立國的社會基礎和領導力量，有切身體會的國父把考試權獨立出來也有此不言而喻的原因，所以要把形成古代士人政治的考試權演變成現代憲政下的考試權。2、使國家公平選拔、任用人才，維持公正中立的文官制度。這是針對西方政治裡政黨政治的濫用私人、政客「分贓」的弊端，加之對中國人情社會的警惕。因此，國父有「考試權」獨立出來的頂層憲政制度設計。考試權獨立之終極目的，就是造成賢人政治。如此一可「濟選舉制度之窮」；二可「矯委任制度之弊」而免蹈「分贓政治」之覆轍。
但是國父是政治家而且早逝，其考試權如何落實其法理要求呢？這是未完之遺志。一個制度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才能做到制度與法理的表裡相符。考試院制度在「四七憲法」裡是雛形，臺灣的國民黨等把三民主義當「土地公」拜，沒有發展之和充實之，故「考試權」沒有得到完善。現在考試權主要是維持文官制度。這只落實了考試權法理的很小一部分。
前面講考試權有兩個法理淵源，其一維護文官制度，避免現代政黨政治的濫用私人的弊端，考試權大體可以勝任。但是，考試權還有現代中國及傳統的淵源。首先是繼承傳統「選賢與能」理念及制度化的追求，這是後世普遍認同的。當時，民國的開國立國的社會領導階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現代士紳」由於有習慣法的制度和資源支持而存續，沒有立法的制度需要，所以沒有被納入國父及蔣公、張君勱等的考試權的考慮視野。但是後來由於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和後來工商社會發展、制度西化的緣故，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解體了，不復存在。那麼考試權如果局限于維持文官制度等，就很不相符于其「繼承『選賢與能』理念和制度化的追求」的法理要求，絲毫不能制度性拯救作為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大缺位。這是國父構建考試權理論和張君勱制憲時不可能預計到的大陸沉淪之變和未來社會結構之翻轉。
現在東西方都沒有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都只有居邊緣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資產階級掌握資源居實質領導地位，中產階級擁有多數選票，然資本缺乏道義、庸眾缺乏理想和社會擔當，如此的政治必然有資本和權力結合一面及其他諸多弊端。因此西方現當代文明和自由民主的品質是不高的。同樣狀況也發生在臺灣，臺灣有自由民主但卻庸俗化和沉淪，還陷於民粹主義氾濫、政黨鬥爭、勞資鬥爭的泥潭，資本主義超出經濟領域應有的尊位，還侵蝕到政治和文化之上，這些都是現當代的中西的政治和社會的通病。
大陸未來民主化，必須要克服這些民國臺灣及西方的弊端。如何克服呢？要返現代中國之正統而開來，落實于五權憲法，確切講要對於考試權重新開展頂層制度設計。有什麼樣結構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和社會，資產階級掌握資源居實質領導地位，中產階級是多數，知識份子居邊緣地位，這就是當代東、西方相同的人民結構、社會結構。這樣的政治、社會、文化必然是品質不佳的。還有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被消失了。現當代的知識份子根本不能接續「現代知識份子階層」的精神和領導力。沒這「現代士紳」，民國臺灣的國本動搖，有自由卻沉淪，有民主卻低質化。這是前車之鑒。
大陸要光復民國，首先要找回開國立國的樑柱——作為民國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的知識份子階層，追求形成以知識份子領導社會文化、資產階級領導經濟為主流的、中產階級及其他階層各有尊位元的多元社會結構。要找回國魂，這國魂就是：以三民主義和民國新儒家為主流的多元的中華民國政治和文化之魂。要找回國之樑柱、國魂，就要落實和完善五權憲法，考試權尤其重要。無論從歷史經驗還是從邏輯上看，有了民國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的作用，人民的民意才有理性化的引導力（如革命創立民國、1946年後的制憲行憲等），人民理性化才有政道、政權及整個民主政治未來優質化之何能，未來的選舉政治、政黨政治才有提升的可能，三民主義和民國新儒家才有精神擔當者。
那麼考試權如何擴大和完善呢？構建什麼樣的制度才能達到中興國魂和國之樑柱的目標呢？考試權的頂層設計要參考民國大陸時支持知識份子領導地位的習慣法和傳統科舉考試制度的常理而開來，重新落實為系統制度。其簡要如下：
1、以考試原則形成憲政制度下的賢能集團——制度化知識份子階層。賢能必備公共關懷、治國通才型知識、人格品行。所以要通過的「通才型」考試和社區清議程式形成個體賢能資格認定。從而與專業的知識職業人、專業人士區分開來。這樣的賢能集團作為社會政治的理性力量，才能有獲得制度和資源的支持的正當性，也合乎民國開國立國的傳統。
2、提升選舉之理性水準，選舉品質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個民主政治品質。
選舉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一環。選舉品質有賴於選民水準，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賢能集團選舉水準必較高，大眾選舉水準必次之。故普選時，賢能選舉在前，眾選在後，如此，賢能選舉結果會有力影響大眾的投票選擇，這有助於選舉理性化。畢竟普通民眾忙於生計而疏於知識和政策分析、辨別候選人，故選舉水準不高，這是作為「普通人政治」之現代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賢能選舉在先，可以起到理性引導作用，對治「普通人政治」之缺陷和不足。（選民選舉時間上分先後的狀況沒有法理的障礙，美國等國都有此狀況）唯有選舉的理性水準提高了，才可以遏制選舉中負面競選，才可以制約朝野惡爭、黨派惡鬥。反之就會惡化政治生態。而賢能選舉是提升選舉水準的首要理性因素。
3、考試權機關與司法權機關之產生原則是同類的，應歸於精英及專業和品質一類，而不適合產生于大眾民主（如大法官就不能普選產生）。故考試院由賢能集團選舉產生，由於選民由知識份子構成，故政策評價和候選人風評會成為選舉的「主軸」，選舉造勢和廣告反而變得不是首要的，這樣的選舉可以成為提升普選水準的一個好模範。由賢能集團選舉出考試委員構成考試院，考試院院長則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考試權不像行政權，沒有多少立決之急務，故而應該眾議規劃周密謹慎，故適用委員會制。考試院院長是召集人的權力和地位。
4、考試權除了現有維護文官制度的「考試權」功能，還要把教育權和文化權從政府權（行政權）裡脫離出來歸到考試權裡。其目標是：知識份子治理文化及教育等。所以考試院下除了原有的考選部、銓敘部等等之外，還要增設教育部、文化部，治理教育、文化，規範傳媒、影視、娛樂業等。文教權治理精神文明，政府權（行政權）治理物質文明（政經）。文教權從政府權裡脫離出來，政府權只限於政經軍事外交，這樣限制和縮小了政府權。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府治文教之大弊。今世界通行的政府權包含文教權，施政普遍是令人失望的，因為政府施政難免以政經為主、經濟至上、文教其次、重利輕義、急功近利等弊端。再者還會導致政治和文化教育的糾纏不清。最後政府也擺脫不了政經思維無能施政於文教領域，極可能導致現代文化教育庸俗化、市場化的後果。教育「市場」化，學術也「市場」化，現代媒體淪為商業利益「奴僕」和受制於財團而失去昔日公義宗旨，而現代人又是媒體「消費主義奴僕」而缺乏思想獨立性，傳統重視品質的文化教育和社群風俗美德等不斷受到侵蝕解構，等等。未來如果文教權與政府權分立，就可以盡可能避免上述諸弊病，而且有以文教和社會力量來改善政治之可能。所以文教權第一應該歸於文化和社會，歸於知識份子掌握，而不歸於政府；第二應該歸於賢能和專業，而不歸於激烈的政黨鬥爭。故可以考慮考試委員和院長應是無黨籍的。如此可以建立優質化的文化教育秩序和格局，制約住文化領域的資本權力的擴張及過度商業化的弊端。例如：應對媒體商業化和受控於財團利益之諸弊，可以援教授治校模式入媒體，形成媒體人自治媒體之體制，遏制資本化和商業化對媒體公義和受眾的損害，遏制「富媒體、窮民主」 之現象氾濫等。再者建立公營的媒體體系，由考試院任命政治中立的有德才之士構成董事會，不以求利為第一而以求義為第一，傳播社會意見和學術思想，揚良善風俗，鼓勵健康的影視及娛樂節目。不以求利為尊，也就不會追逐負面新聞和低俗的娛樂及影視。這樣就會有所制衡文化及媒體商業化的弊端，有益於精神文明之建設。總之，從考試權有所落實「知識份子政治」，就有可能有所落實文化領導社會和社會領導政治的中國政治理想，就有可能突破和超越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導致的文化和教育的低質化。
最後考試院行使文教權要比西方現行制度更民主。西方教育、傳媒、娛樂業等治理機構皆是政府首長任命長官實行治理，例如教育部長是被任命的而非選舉的。這種金字塔型的委任式精英式權力安排，其結果往往委任政客或執政者的親信學者，多數不符合賢能原則和民意。而賢能集團一人一票選舉出的考試院（委員會制而非首長負責制）行使文教權更符合民主原則。
理性引領的政治才可能成為優良政治，這是政治的「鐵律」。理性力量的首要來源是知識份子。治療「現代病」、「後現代病」，就必須依靠理性力量通過文化引領和提升社會，再由文化社會來制衡及優化政治。所以，第一要依靠知識份子影響和引導人民，提升選民水準，如此才可能提升政道運行和政權行使的品質。這必然要從國民大會、賢能制度去落實。第二要依靠賢能政治（知識份子政治）制衡和優化選舉政治、政黨政治等，要以美德知識廉能去優化和制衡政治、優化治權，遏制資本和權力結合等自由民主政治的弊病。
所以，民主政治必然需要賢能政治因素為其用，形成賢能集團（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三方制衡的社會政治的大格局，落實文化引領社會、社會引領政治的中國政治的理想，從而引領和優化整個民主政治。所以，首先要從考試權的制度完善和創新致力。古代考試權歷史上構成傳統士人政治，形成領導社會政治的士紳階層，開出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中國文明。當代考試權則必須構成了賢能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上承民國開國立國的「樑柱」——居社會領導地位的「現代知識份子階層」，下救陷於資本主義色彩的民主政治（民國臺灣和西方模式），開出以知識份子領導社會文化、資產階級領導經濟為主流的，中產階級及其他階層各有尊位的多元的社會政治結構。如此的社會政治的結構才是合理的，才是合乎中華民國的文明體的本性的，合乎民國開國立國的傳統的特質的。唯有如此，才能光大開國立國時的理想，接續國魂，開出優質的中華民國性質的民主政治。
反過來講，沒有賢能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的社會和政治，完全不能避免真理與民主、道德與自由、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文化法則與法政規則、文教法則與市場規則等之矛盾失衡。社會政治會偏向只講權利和平等、多元，而無理想、無價值等差、無傳統，也不講依貢獻、分工、德才而得其權位利益。社會政治格局就是源自西方的現代模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工農的對立，右派和左派的對立，沒有服膺于道德知識的、超越左派右派分立之上的賢能階層來伸張正義和公正。如此政治上必無優質的自由民主，社會上必只有個人自由而無禮義倫理，只有利益而無道德等等。如此國本何在？如此中華民國開國立國的「國魂」和「樑柱」是無處可安的。
最後，要構建優質化的選舉制度，遏制資本權力進入選舉。即：首先盡可能使選舉消費公益化，禁止有償選舉廣告，令媒體傳播選舉資訊公益化，今網路資訊發達可以抵消大媒體可能因利潤不高而減少選舉報導之消極後果，不會損害民眾獲取選舉資訊；然後嚴格限制銀行企業等資本單位的政治獻金，國家提供選舉的主要資金和便利，等等。遏制住資本和選舉的結合，就會遏制住資本和權力結合的主要根源，使資本主義法則及價值觀止步於政治大門之外，把資本主義的尊位限制在經濟領域之內。但是這必然會遭遇資產階級和相關政黨勢力以「自由」為名的反對，那麼淨化政治的力量何在呢？要依靠知識份子的文化優勢引導社會並且和中產階級、工農結盟。構建乾淨的選舉制度對於大陸民主化之後的長治久安有重大意義和作用。因為中共統治時期形成權力和資本結合的龐大的紅色資本勢力，中共下臺，這來源不義的龐大資本勢力為了維護其利益，必然要與民主力量結合「漂白」自己，並且希望借私有化而進一步大擴張。如何結合呢？通過大力提供選舉經費、支持一些派系來完成「漂白」自己並且搭上「新權貴」作「保護傘」。因此必須有遏止資本權力進入的選舉制度，保障執政的民主力量的「斷染成淨」，如此才能保障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成果不被不義的龐大資本勢力瓜分了。這不義的龐大資本勢力如果遇上民主力量執政不利，也會倒向捲土重來的舊中共政治勢力。上述的狀況在俄國、東歐的民主化裡有充分的前車之鑒。所以要構建排除資本力量進入的選舉制度，一可以把紅色資本勢力排除在選舉政治之外，二可以去除西方式選舉政治的資本主義化色彩，形成超越西方的中華民國式選舉政治。這是應有的後發國家的優勢。
民國臺灣也有資本權力的問題。但是這是自由資本主義下的問題，不同於大陸。臺灣民主化只知名為「本土化」的政治性衝動，以及模仿西方政治，而忘記了民國開國立國時先賢和文化碩儒對治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弊端的基本理念以及對於資本主義氾濫於社會政治的警惕，所以臺灣民主是低質化的。
大陸民主化之後，如果沒有構建賢能制度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就不能遏制龐大的舊紅色資本勢力及資產階級的利益，無法構建優質化的選舉制度，優質的民主憲政就不可能。民主力量也得不到社會的源頭活水般的大力支持，重演民國大陸時知識份子與國民黨若即若離的半和諧的格局，而紅色資本勢力就會「漂白」並且腐化民主力量，再與舊中共勢力依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此，俄國和東歐的前車之鑒就會在中國重演。由此可見光大中華民國的國魂，落實和完善五權憲法，再興「國之樑柱」的「知識份子政治」，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憲政大計。
以上談了在未來完善五權憲法的關鍵——完善考試權的要義（考試權也是五權憲法的最大薄弱之處）。五權憲法依法理序列，應該是立法、行政、考試、司法、監察。現在講立法。
中華民國開國時宋教仁主張議會內閣制，以後制憲時蔣中正也主張虛位總統的內閣制，張君勱也傾向內閣制。但由於面臨內亂外患，國民黨內大多主張總統制。考之世界民主政治實踐，議會制比總統制穩定和成功。民國臺灣的總統制就是不成功的例子。因此，我們要理解和解除一時應對內亂外患的應急之變，尊重和恢復正常的傳統。關於議會制，臺灣和大陸民間、海外皆多數主張參考德國式議會制。所以要在繼承民國臺灣立法院一院制的經驗基礎上作損益，演變成適合議會內閣制的立法院架構。
同時要盡可能避免議會內閣制的缺陷，任何制度都有程度不一的缺陷的。如：1、在議會中執政黨占多數時，反對黨很難制衡執政黨。2、議會制比較容易有政黨衝突。3、造成行政權過度影響立法權和政治權力易集中的爭議。相對程度的克服辦法在於把省議會選出的監察院變為「半個上議院」。立法權當然歸立法院，監察院沒有立法權，也不能對立法院決議案行使同意權，但是如果認為立法院的決議案有不妥或不當之處，可以提出覆議，立法院覆議後以相對多數就可以通過決議。這樣，監察院就演進為「半個上議院」，就能在程式上有所制約議會制國會的權力並且補一院制國會立法之短而謹懼立法。
行政權歸行政院。除文教權歸考試院之外，擁有所有的行政權力，向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院長由立法院選舉產生。院長以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為工作中心，但是中國是大國，國務繁多，所以在院長之下應該增設作為院長的副手和總攬具體事務類似執行長的內閣「首輔」，由院長任命，但是要經過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再者，行政院院長對於立法院決議案有覆議權。
司法權歸司法院。這可以在繼承民國臺灣的司法院體制基礎上，參照司法改革意見作一些損益和完善即可。司法院院長和大法官由超然于黨派和政爭之外的虛位的總統提名，保障司法獨立性，院長必須經過國民大會同意，大法官則必須由立法院同意。
監察權歸監察院。監察院體制以「四七憲法」精神為准再作增補，技術細節部分可以參酌臺灣監察院。如監察委員由省市議會選舉產生。但是監察院院長要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監察院對於立法院決議案有覆議權，起到補充性質的「半個上議院」的作用。最後，監察院要增補建立資源平臺供學者和社會賢達諫言作為「民國天子」的人民。也就是說監察院必須建立制度性常態化平臺（如辦論壇、在公營媒體設立欄目、提供補助等），供社會賢達、學者研究和諫言人民，如國民性的長短得失、國民素質研究和諫言議論等。最後監察院要避免民國臺灣監察院管得過多的問題，其監察物件要限制於政務官和中央地方的高層文官，不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的中、下層。
獨立機關的分屬五院的五大「顧問委員會」。由高級文官系統選舉資深文官分別產生五院的「顧問委員會」的多數，然後離任的前總統、五院院長可以分別擔任委員，這是五院的諮議單位。「顧問委員會」可外聘學者、賢達作為諮詢委員。「顧問委員會」有專業性強、經驗豐富、瞭解實際、超脫黨派局限性的優性。「顧問委員會」可派員列席五院議事會議及提供建議服務於相關工作。我們必須正視立法院、行政院的立委、首長，多數是大黨的大佬，但是缺乏專業、經驗歷練、瞭解實際以及堅持政黨政策超過對政策成效的客觀評估，再加上政商關係、強勢集團的遊說作用等，故難免在立法、行政上產生各種弊病。為了有所制約這些現象，參考傳統的「門下省」、「給事中」的封駁制度，「顧問委員會」可以行使程式上的一次封駁權。封駁權不是覆議權、否決權，只能在表決之前的議事階段行使一次，其效果是讓立委們或首長們正視立法草案或行政命令草案裡的有意無意的缺陷和疏漏以及可能的不良後果等，讓立法和行政更正確和周全。封駁後，立法院的相關委員會、行政院的相關首長必須重新審議，如果他們再認為可以付諸表決或頒佈命令，則不得有礙。也就是說不妨礙立法院、行政院的權力和功能，只是起到程式上的理性的提醒作用而已。行使封駁，也會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有助於制約立法和行政上的過與不及。監察院也有類似問題，儘管監察院職權是中立和客觀的，但是難免黨派和利益集團的滲入，所以還是要封駁制度的提醒。考試院是知識份子選舉構成的，儘管他們的專業性等要比立法院、行政院強得多，但是還是需要文官代表和離任的各院首長構成「顧問委員會」的封駁制度的提醒作用。專業大法官構成的司法院是例外，大法官有不可違的尊嚴和獨立性，高階法官選舉產生的「顧問委員會」只能提供建議等，不能有封駁權。
那麼為什麼要前總統和前各院首長進入「顧問委員會」呢？因為他們有從政資歷和豐富經驗，離任後無官一身輕，反而會說有見識的真話做實事。西方有「元老院」、中國有「三公」，後來都變成無權而位高的顧問官。當代法國最高憲法權力機構——「憲法委員會」（Conseil Constitutionnel），就有前總統的席位。所以前總統和前各院首長可以分別進入五院的「顧問委員會」。而高階文官選舉出的資深文官比較深知政策的利弊得失和國情，且政治中立，他們構成「顧問委員會」的多數是比較適合的。
獨立機關：選舉委員會、檢察機關、中央銀行等應該是獨立的。這些機構的首長由這些機構廣泛薦舉產生若干候選人，由超然於黨派和政爭之外的虛位的總統提名，立法院有同意權。如此保障這些機構的獨立性和專業性等。中央銀行要參考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形成「貨幣金融權」的獨立性。中央研究院應該成為人文和社會學科的最高學術機構，另外設立中央科學院、中央工程院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和科學技術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這三院名義上屬於考試院，然是獨立機構，院長由研究員和院士薦舉產生若干候選人，考試院長提名，總統同意。這樣就避開政治的糾纏。
中華民國「四七憲法」和臺灣都是實行地方自治。所以不可「偷渡」聯邦制之實，這不合憲法，也不合國情，更不合幾千年來文化凝聚而塑造成的民族國家的特性。相反，中國是大國，一省相當於歐洲一大國，所以要從國情出發實行「虛省實縣」的地方自治。聯邦式的地方分權，會使邊疆及少數民族地區的分離主義因此增強。再者，會使各省政府挾地方民意而坐大，導致不合地方利益的中央法令、政令不通暢甚至於名存實亡。中共的集權統治還有地方對於中央陰奉陽違的狀況，何況民主體制下呢？複次，民主化後民主初定，聯邦式的地方分權會使較為保守或舊中共勢力當政的省份成為自由民主的「絆腳石」，以及成為舊勢力東山再起的基地。民國初年，聯邦主義的思潮開始是為了構建民主政治的一個理想主義思潮，但是從歷史實踐後果看，所謂聯邦主義的訴求最終成為軍閥割據及中共割據的旗幟。由改良派而轉進成民主派所主導的《零八憲章》，也有聯邦主義的迷思，其實不合未來民主化的國情。聯邦制的各地方自治體可以自行制定刑法、民法，各地的法律不同，地方權力財力都很大，要照搬嗎？西方與中國的國家的形成與塑造的歷史傳統、國情、文化等很不一樣，中國憲政體制以及中央和地方關係要依據本土和傳統而建立，也就是要遵循「四七憲法」精神，而不是學步西方不計風險把本土當「試驗田」。然後在地方政治體制上，宜實行議會制，議會選舉宜採取複數選區制，更好反映多元民意。最後，當民主已經鞏固成為人民和國家習慣時且政經也已經穩定，地方自治可以吸取「聯邦制」的有益因素。可以讓地方分權充實化，擴大省權等，一省一縣之權之事宜歸一省一縣，如此讓地方更好經營發展。
對於少數民族及地區。未來依「四七憲法」和三民主義實現民族和諧及平等，尊重任何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贊同實現自治，實現自由和民主。但獨立的訴求必須通過全體國民公決。對於非法反叛者要依法嚴格處置。我們理解中共的極權統治過去導致過藏、維等少數民族的大災難，而今依然踐踏人權、壓制宗教等。我們與少數民族心心相通，贊同未來依「四七憲法」而開展「轉型正義」。然後，邊疆少數族裔地區經濟不振，還有貧富懸殊的狀況。貧窮是滋生恐怖暴力的土壤，也助長分離運動。所以消滅貧窮，使少數族裔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然後使少數族裔享受到自治，享受到本族宗教和文化的不受約束的復興，依憲法有「轉型正義」之實現等，這一切最終會使少數族裔加入到共同體中來，治癒歷史「創傷」，認同國族。
中國是幾千年來文化凝聚和各種因素的歷史傳統磨合而形成的跨越各個民族的的共同體，是以國為家的，以民族為家的。作為主要民族的漢民族形成和發展也是同樣如此的。西方國家的形成，或者出於利益聯合如英國的蘇格蘭和英格蘭的聯合成國，或者因政治宗教和民族等原因而形成的。西方國家不是出於文化凝聚而形成的，也不如漢民族那樣因文化凝聚而形成跨越許多民族的百川匯流式民族大融合，西方國家更沒有以國家、民族、社會為家的理念和傳統，這一切是中西的文明的大差異。所以西方少數國家因為特殊國情可以實行聯邦制，而中國不行。但是，由於中共以外來的紅色極權主義摧毀中華文化主位，實行民族內殘酷的階級鬥爭、政治鬥爭和「輸出革命」，所以海外華人華僑的文化傳統衰落、國家民族的認同低落，東南亞華人還受盡壓迫。所以光復大中華民國後，我們要學習以色列對於全世界猶太民族的立場態度，保護我們的民族，要對得起祖先。必須在海外華人社會推廣現代中國文化和民族傳統，以文化凝聚力加強民族一體化，保護他們的人權，支持他們在所在國的參政和社會參與。實行多重國籍制，擴大華僑在海外華人中比重，充分保障華僑的權利及利益。要徹底修復和補償中共「輸出革命」造成的對於海外華人社會的傷害和受所在國壓迫的「創傷」。華僑華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是中國在外的同胞兄弟，家不可分，民族不可分，這是超越國界的。中國崛起重新成為超級大國，對於海外同胞有必盡之義務。上述講的是無任何前提和條件的目的。另外，良好的華僑華人社會也是中華文化的軟實力所在，自然會擴大中國國際影響力。
經濟上，以自由經濟為目標。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各領域皆各有不同的特殊法則，可謂「物各付物」。經濟領域必須以市場法則為尊，以資本主義為尊，這是經濟法則的特殊性使然。文化和社會、政治卻皆必須制約源於經濟的市場法則的擴張，遏制資本主義化，這是文化法則和社會法則、政治法則的特殊性使然。雖然經濟上應當以自由經濟為目標，但是要考慮中國經濟的質的水準和國際經濟競爭狀況，又必須要有實用主義態度。須知後發國家如果是較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缺乏資本和高科技、缺乏產業高端等的大劣勢，往往停留於代工經濟的階段而很難升級，經濟發達不起來。但是如果經濟上有國家主義因素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則以國家為後盾，可以克服資本等大劣勢，較快實現產業升級，成為發達國家。中共是極權主義的，國家的資源和作用更大，所以形成經濟崛起。但是過度的國家作用，使經濟畸形化、非市場化、泡沫化和嚴重的兩極分化等等，最終會「自掘墳墓」。這是中共經濟模式未來必然的歸宿。然而中國民主複國之後，也會面臨發達國家的優勢經濟競爭，所以除了實行市場經濟之外，必須有國家的經濟支持作用，否則很難升級到一流經濟體的水準。再者要有效應對經濟危機，也必須保留國家干預經濟的力量和地位。複次，要在國際競爭中保障中國經濟安全，就有保持國家經濟干預的必要。
民主化後面臨經濟轉型，這是非常關鍵的，不能有任何教條主義的束縛，因為稍有不懼就會重蹈俄國東歐的覆轍。1、轉型時期的經濟必然是危機叢叢的，首先要集中精力度過經濟危機，必須保持較強的國家干預經濟的資源和力量，而不是以私有化為首要，私有化是次要地位的。2、保持一定的國家經濟資源，以備任何經濟惡化時的民生需要。3、中共統治時期產生了龐大的紅色資本勢力，其依靠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而暴發，如果讓他們到公平的市場經濟中去，他們就會暴露出平庸資本家的本相。這是私有化的「敵人」。私有化會使他們借資本優勢收購國有資產，形成更大的資本勢力，大力蠶食國民經濟的成果卻低能力、低效率推動經濟發展。他們還會腐化民主力量，在政治上找「新權貴」作「保護傘」，形成新的腐敗性政治經濟力量，且與舊中共勢力保持關係。俄國東歐這方面的教訓深刻。所以私有化政策要有針對性，要規避風險和可能的惡果。如規定私有化售予對象，必須是市場化高的領域的企業等和無昔日官方背景的純私人資本，對於買家裡的違規「暗渡陳倉」者無限期追訴和嚴懲，規定私有化後的企業等單位若干年內不得轉售他人除非有嚴重虧損。……。總之必須排除不義的權貴資本主義的買家，必須打造自由資本主義的正能量。要解體且轉化權貴資本主義，構建健全乾淨的自由資本主義，從而有能力高效率推動經濟發展，形成健全的「中國崛起」。只有「健康」的自由資本主義才能成為中華民國的經濟基礎，使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以及工農階層成為民國的「鐵衛軍」。這裡不得不說，自由派當中有一部分人是由中共改良派轉化而來，其昔日鼓吹的經濟自由化理論，與權貴資本主義有理論與實踐上的「藕斷絲連」。所以要謹懼對待自由派的理論家和商人的政策主張。
最後中華民國憲法確立了民生主義原則。如民眾之福利權。國家應該為每個人的福利和尊嚴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礎。民生主義與羅爾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義類似，在自由和機會均等前提下，使境遇最差者的利益得以最大化照顧。這是必須要漸進實現的。
中國大陸必然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的前途是：光大民國的現代中國文化和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這也是一個回歸正統的且低成本切實可行的民主化和轉型的方案。在政道上，以國民大會代表民意和以賢能制度支持知識份子引導社會文化以及社會引導政治，形成政道的大架構。這架構既反映民意的全量（國民大會），又兼顧民意的質的提升（人民的賢能制度），重光了民國開國立國的社會政治的本源結構（賢能地位的知識份子階層）。政道的內涵是：返本民國的現代中國文化而開來。在治道上，以治權的五院制為架構，光大民國一百年來的典章制度、公共治理的文明成果。作為政道內涵的現當代中國文化，如：道德倫理和禮俗、德治精神、自由精神等，以及民生的發展和民生的需要，這一切都會源源不斷地提供立法和行政、考試及文教、司法監察的依據和發展動力。
再者，國家和公民社會是相互制約且相互依存發展的，民國式的公民社會更有優性來實現社會文化對政治的良善的引導作用。有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有日常居社會且外在於國會政府的國大代表，這兩大賢能力量足以影響社會且成為社會力量的中心點之一。他們與其他公民團體如社會運動團體、慈善機構、宗教團體、商會、工會、學生會、專業協會等互動，較容易形成國家與社會的良性的互相溝通和影響。然後知識份子和國大代表也較容易爭取到更多開放性資源給公民社會，有助於公民行動團體擺脫資源匱乏，改善資產階級、政黨等支持的公民團體在資源上「獨秀」的不公平格局。比較而言，西方公民社會由於缺少政道在社會中作用，缺少賢能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作用和國大代表的作用，所以其公民社會相較之下品質不容易提高，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也比較容易緊張。
在未來的大轉型中，上述的大中華民國的內容和架構可以更好實現轉型。文化上有賢能的制度和資源支持的知識份子階層，有國大代表和社會賢達，有獨立治理文化教育的考試院。這種文化架構足以喚醒民眾，清理紅色的文化教育體系、知識結構及思維習慣，繼現代中國文化而開來。同時確保文化獨立性，不被政治牽著走。再者防止自由民主觀念的弊端一面，去除深重的紅色舊弊且防新弊產生。最後，這種文化架構可以大幅提升文化和教育等的品質，有所制衡文化的商業化、消費化以及資本主義化。如此在精神文明上可以形成長治久安的格局。在社會上，有賢能領導力的知識份子引導公民社會，有國大代表作為一個中心點溝通於國家與社會，有文化的提升浸潤社會，社會不會是一盤散沙，而是有凝聚力和提升力的。同時制衡資本主義的坐大，也能制衡庸眾的庸俗化。所以這種社會架構有社會長治久安意義的。在艱巨的轉型中，這種社會架構頗有凝聚力，更適合持續解體且壓制社會上的紅色力量和「漂白」後的紅色資本力量。政治民主化僅僅只是末用，對專制和舊勢力是「斬木」而沒有「除根」。從文化上做起才是「斷魂」，從社會上做起才是「除根」。建立理性之文化架構和社會架構以及良善之格局，民主化才能根基堅實，如此轉型才能徹底，才算成功。前蘇俄東歐的轉型的重要教訓是：重視政治轉型而文化轉型和社會轉型則建樹不大，所以舊勢力改頭換面依然坐大，政治轉型很快隨經濟轉型的「陣痛」而倒退，然後導致轉型的全面性不成功。這是前蘇聯東歐的前車之鑒。在經濟轉型上必須遵重經濟法則的特殊性，以自由經濟為目標且奉行實用主義的國家干預，以自由資本主義為尊且又必須適合國情。故首先在經濟的制度和戰略上必須解體權貴資本主義和紅色資本勢力，在文化上批判之和解構之，以社會壓力壓迫之，在政治上清算之。然後才能建立「健康」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政治上，自由選舉使民主成為現實。選舉中的知識份子的理性引導作用，知識份子階層和國大代表日常領導社會的作用，皆有利於理性力量、民主力量得勝和長期執政。再者有利於國家和公民社會有良性互動和制約。在治道的五院上，議會制的立法和行政有利於形成民主力量的全面執政，有利於清除立法和行政的紅色殘餘，實現立法和行政上的全面轉型，光大民國之正統。知識份子階層選舉產生的考試院有考試權和文化權及教育權，可以通過各種施政使公務員、教師、軍人以及各種職業者的政治觀念及知識結構實現轉型，光大民國文化，促使整個民心民智大進步，普及轉型正義的觀念。再者專業性獨立性的考試院可以避開政黨派性的制約和意識形態的急功近利，不僅有利於擔負文化的全面轉型之急務，而且可以較好兼顧精神文明的長治久安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品質。司法院要擔當起實現光大民國法統、轉型正義和司法正義的重任，以成文法和良心法（習慣法）清除紅色體制的非法治之惡、司法之惡，審判反人民之罪，還戡亂衛國者、異議人士、知識份子、地主資產階級等一切受迫害者的正義，平反所有冤假錯案，還受難者之名譽，還專制政府霸佔之民產，等等。監察院要面對眾多的訪民，要糾正所有舊專制政府侵犯人權和民產的案子，要整頓吏治、懲罰不義的官吏，提議改組殘存的舊官吏結構和舊國家機關。監察院要監察舊勢力執政的地方或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方服從中央和國家憲政秩序，保護人民利益而糾正國家機關的濫權和不作為、無能等。監察權是光大民國監察傳統、實現轉型正義、保障國家體制正常運作、保護人民利益的一大關鍵。總結而言，民主力量、知識份子階層和國大代表在轉型中要凝聚公民社會，聯合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農階層等，使社會成為轉型的堅實基礎，在文化上批判解構紅色文教體制及知識體系，繼現代中國文化而開來。經濟上，要解體權貴資本主義和紅色資本而構建自由資本主義，且實現民生主義的適當福利和保障弱勢者。在政治上要進行根本性清算以及最終和解，其前提是首行必須全面構建政道（國大制及賢能制）和治道（五權）的憲政體制和國家社會的形態。只有如此才有能力徹底做好「轉型正義」，對於中共統治的種種罪惡和迫害等必須全面進行調查真相、審判、懲處、賠償、回復名譽、紀念、褒獎等；必須清算中共統治下的「制度性犯罪」、違法和不正義行為；對於參與過去迫害犯行和腐敗、侵產、濫權、無能等的官吏、軍警給予革職、整肅、追究，嚴重者給予判刑、沒收財產。限制或淘汰專制時期參與過犯行的官吏、情治人員、線民等在軍公教中的任職。實現法律上和社會福利上的對受害者的身心及工作的大力輔助，還有補償。然後對於有過犯行的悔過者、有功者進行赦免，對於認同民主架構的舊政治勢力進行寬恕，最終實現民族大和解。
總而言之。要依據中華民國開國立國之精神，接續現代中國的正統，然後重新解釋和發展五權憲法。依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的邏輯講，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自發秩序必然是接續傳統的。中國的未來必然是繼中華民國的正統而開來，結束專制和權貴資本主義而實現鼎革光復，且落實「轉型正義」。兩岸自由派的模仿西方的主張是偏論，實踐起來是背離現代中國之正統和「盲人摸象」的建構理性主義的，這是不能構建共識和凝聚力量的。那麼如何去除專制實現民主呢？如何落實「轉型正義」和塑造向上的文化政經格局呢？不少自由派只有模仿西方和追溯自由主義「洋祖宗」而來的空想。其實只有光復中華民國而開來才能擔當得起此重任和使命。
現代、當代有許多學者、政治人物對五權憲法有很多批評。這其中尤其以自由派的聲音影響最大，然後是中共和台獨。民國大陸形成的現代中國文化是以三民主義和現代新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義和本於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為輔的。但是自由主義不甘心其非主流地位，挾西方強勢背景以爭話語權，這是批評五權憲法聲音高漲的首要原因。然後學術教育西化，博士專業領域很窄，很多人留洋而不精通國學和歷史傳統，以特殊性的專業面狹窄的西學學說衡量中西合璧的五權憲法、三民主義和當代新儒家，必然會先誤解再批評。最後受五四新文化、各種西化學說、中共、台獨的反傳統思潮的影響，故無法理解現代中國的正統，為批評而批評。如：批評孫文的「萬能政府」說是集權的。孫文學說以國民大會制約五大治權，又使五大治權互相制衡，沒有集權。孫文是政治家不是職業學者，其學說文風含有宣揚救世功能，其目的是勸說人民認同民主建國，拯救內亂外患之世，但是批評者卻咬文嚼字、斷章取義，令人想起晉惠帝的名言「何不食肉糜？」再如1957年司法院釋字第76號大法官解釋認為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西方國家之國會。這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比附，國民大會是代表制民主制約代議制的治權五院，主要屬於「非常政治」，不是「日常政治」的國會。有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當然不能理解國民大會的傳統政治理想之淵源和開國的社會結構的淵源，不瞭解中西合璧的權能分立的學理，當然會產生誤解。所以，臺灣以後走上了廢除國大之歧途。
總之，大陸民主複國之初，首先要奠定國本，必須恢復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大局，且略作應對時代之急的改善。待大局穩定後，才能再作憲法改良性損益。民國臺灣期間有對於「四七憲法」的部分改良，這是可以吸取的。但是臺灣的本土化運動導致修憲為臺灣「量身定做」，再者出於模仿西方而修法，這一切都破壞了憲法的整體結構。這是要糾正的。繼「四七憲法」而開來，只能是完善和改良以及應時代變化之必要而開來。但是不能偏離立國之道和現代中國之正統。
參、大陸民國派思想與1970-1990年代大陸海外的民主思潮的不同
1970-1990年代大陸主流的民主思潮，其實是中共埋沒了中華民國歷史和中國傳統的反傳統教育的背景下的民主思潮，也就是斷根、斷裂了傳統的民主思潮。這種思潮是中共倒行逆施激發的反專制乃至後來發展成反共產主義的思潮，是以西方自由民主為偶像，但是缺乏本土化且不諳本國民主傳統的民主思潮。其領軍人士多數是由中共改良派、受迫害者轉化成民主鬥士而來。因此他們的思想，一不深入瞭解西方自由民主具體的起源和現狀，只知抽象的原則。二不瞭解本土的民主傳統和成就以及民族傳統。這是1970年代民主牆運動、1989年天安門學運、民運等這幾代人的缺陷性。
大陸民國派思想是從民國熱、大陸傳統文化復興、求自由民主思潮的土壤裡｢破土而出｣的。所以認同民國的價值觀和制度、歷史傳統，認同先賢前輩的思想且奉為權威。這是回歸中華正統政治和文化的。其成員以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為主，以中、青年人為主，再往上有承接民國遺民理想的年長者。許多經歷過民主牆運動、天安門學運的人士也轉進成為民國派。中華民國理想、三民主義、儒家文化、國父蔣公、辛亥革命、抗戰戡亂、反共複國等精神資源是他們的｢神主牌｣。
大陸民國派如民國憲政派，稱呼至今繼承1970-1990年代民主思潮的人士為自由派。兩者有政治目標和思想上的分野。但是任何民主化和轉型皆必不可能缺少本土化。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和轉型的前景必然要本土化，必然奉先賢的革命精神為源頭活水，未來構建的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必然是中華民國立國理念和理想的大復興。
舉一例作說明。如現在自由派吹捧顧准、林昭。顧准是在追隨中共歧途中漸漸覺醒，轉變為自由主義者。論學問，無法與民國的大學者比；論事功，沒有革命過。吹捧他的自由派裡，很多人是中共改良派轉成民主派的，所以惺惺相惜，這是他們的水準和品位。林昭更糟，實際只是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異議受難者，連明確的反共意識都沒有，自由派實在找不到像樣的學者和烈士。民國不缺乏的主張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大學者，民國為自由民主獻身的烈士太多了，像辛亥革命時期、抗日衛國時期、戡亂時期的無數烈士。但是為什麼自由派找思想先行者和烈士也只能找共產黨出身的叛逆呢？這是因為自由派的思想沒法與先賢先烈合拍，他們是喝共產黨奶但是沒有自覺脫胎換骨的自由派，沒有與過去徹底決裂。現在很多自由派也受中共限制，又因自由化無望，一些人有了激進思想，但是始終對民國憲政和中國傳統沒法共鳴，他們的最高水準還是：模仿西方和無根不接「地氣」。
肆、大陸民國派與臺灣藍綠的思想的不同
因為拯救國家於存亡之際，抗擊共產主義赤潮侵台，所以臺灣經歷了艱苦的反共複國和振興臺灣的奮鬥時期，也因此經歷了針對紅色力量的民國史從未有過的「白色恐怖」時期以及戒嚴期太長、過度的領袖崇拜等。由於歷史遺留問題和應對強大中共尋找國家出路的問題，現在的臺灣存在了嚴重的國家認同的分歧和異變，例如藍綠對立。為什麼會這樣呢？
此根本原因是：臺灣沒有堅持住反而失落了中華民國立國的理念、傳統，造成了弊病叢生和分歧對立。形成此原因的因素有三。其一，臺灣人經歷過日據之苦，但是沒有前赴後繼追求憲政再興中華的革命建國的經歷，不瞭解民國歷史和傳統，但卻看到現實中的種種劣境和國家悲劇中的種種不堪。因此黨外運動和後來的綠營不瞭解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大傳統是什麼？只強調抽像的自由民主原則，然後由此片面否定威權統治，有意無意回避共產主義的災難和中斷行憲而戒嚴的必要性。其二，遷台的大陸人士多數是文盲或者文化程度低，而且軍政人員比例較大，所以大多數人也不瞭解立國的理念和大傳統。更重要的是：遷台的知識份子很少，而中華民國的開國立國皆依賴知識份子政治、知識份子社會的領導力，臺灣由於日據也不存在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的政治和社會力量。如此，能夠堅持住立國理念和理解「四七憲法」的來龍去脈的社會領導階層就缺位了，執政黨成了唯一的領導者。這種格局造就了日後党國體制的巨大弊端和戒嚴期過長、過度的領袖崇拜等。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大傳統從此漸漸名存而實不存。其三，遷台後的國民黨也逐步「一言堂化」，特別是青年時期被蘇俄同化過的蔣經國的行事用人及統治術有「俄國味」，於是乎，國民黨官僚化了且對於國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氣活力低落。綠營是脫胎於反國民黨的本土民主力量，也是一股缺乏文化深度和反傳統的現實性政治力量，他們誤把暫時的党國階段等同于民國之本相，誤把淪為工具說教的「三民主義」等同于三民主義本義，他們對民主中國和文化中國沒有相應瞭解，當然不能理解中華民國本來的理念和憲政成就的深遠意義。所以走上台獨反中國、輕中華文化的歧途。
在如此的背景下，因臺灣弱小，故大多數人民認為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無望。民主化之後，很多人進而認為臺灣留在「中國和中國人」的認同裡遲早要被強大的中共吃掉，所以或認同台獨、或同情台獨。這是台獨從邊緣走向壯大的根本原因。所以說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台獨」、「華獨」是綠營多數的底蘊。例如：民進黨《臺灣前途決議文》及其近年對中政策擴大會議「華山會議」皆肯定了中華民國是現狀，也是未來選項之一，沒有把台獨當作唯一選項。國民黨裡也流行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華獨」或「不統不獨」。頑固的「深獨」和「紅統」都是少數，「藍統」（中華民國統一派）更是少數。所以這局勢使臺灣的大多數人的認知就是：臺灣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中共統治的大陸就是「中國」。臺灣這種政治格局是時勢造就的。但是臺灣民意的底蘊也很清晰，歷次民調皆穩定顯示：大多數人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民國。這是民進黨無力追求台獨而承認現狀的根本原因。只要時勢大變，臺灣的利益得失必然大變、民心政情更會大變。所以未來的大陸一旦重光中華民國，兩岸人民依靠對於國家的重疊共識、共同的民族認同、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共同的政經利益、共同的傳統等構建共同的中華民國，統一是必然的。專制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和台獨終將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的地區性的一時歧途而消失於歷史塵埃下。
儘管大陸民國派與臺灣國民黨在少數理念上還有貌合神離之處，但是雙方的目標和整體理念已經大相徑庭。最根本的差異在於：現在「中國國民黨」的目標和立場、思想、戰略等，早就實質性變化為「臺灣國民黨」的，缺乏理念而盛行機會主義，為了爭取執政和對付台獨，國民黨不惜利用中共，最後免不了被強大的中共利用，反而失落了黨魂和原則。而大陸民國派則是繼承大陸老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而開來，無論是立場目標還是戰略，與臺灣所謂的「中國國民黨」差異很大。
對於國父和蔣公的評價，大陸民國派要重光民國的憲政理想和歷史遺產，所以對於民國和國父及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締造者蔣中正的推崇日漸提升，特別是對於徹底反共產主義的蔣公更有溫情的理解。臺灣現代史和政治狀況較為特殊曲折，一言難盡，但現在的臺灣卻以一時急功近利的狹義意識形態和民粹主義評價國家及其重要領導人，故不能正確評價國父和蔣公，而陷於黨派鬥爭、意識形態鬥爭的泥潭裡。如儘管有個人崇拜等問題，像中正紀念堂建了太大了，把國家戲劇院和國家音樂廳置於兩廂等，但這是蔣公身後事，不是他身前安排。蔣公畢竟領導了抗日衛國戰爭和使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國之一，又在嚴重的內亂外患中推進民主憲政，締造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殊死抵抗蘇俄扶持的中共叛亂，保台保憲法且實行地方選舉預設了臺灣民主轉型的路徑，徹底反共救國。這是臺灣綠營和大陸自由派、改良派不能否定的。
對於「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評價。大陸民國派完全認同戡亂和戒嚴的正當性，主張只能在這個前提下批評戒嚴期過長、「員警政治」傷及無辜和過度壓制言論自由等問題。再者認為評價「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必須首先客觀評價其發生的原因和時代背景。「白色恐怖」是蔣公在大陸淪陷、國家面臨最後存亡之際的施政「猛藥」，其結果是以鐵腕消滅了在台紅色力量、穩定人心、保住了臺灣，當然也傷及了少數無辜。「白色恐怖」的負面問題和戒嚴期過長等，這些應該是在蘇俄受教多年的蔣經國要擔負更多責任。但是，臺灣因為追求局限于現實政治的無文化歷史深度的「本土化」，對於大陸中華民國的理念和歷史成就刻意忽略，特別是綠營為臺灣獨立而極力抹殺貶低大陸國史，使其對於「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評價有片面化和意識形態鬥爭化的偏至性。比如說綠營評價和解釋「白色恐怖」，不管「白色恐怖」的原因，認為內戰是大陸的事，臺灣人只講臺灣，所以只講「白色恐怖」的後果，且不講抗擊共產主義紅潮保住臺灣的一面。這樣就給人極其錯誤印像：「白色恐怖」與共產黨「紅色恐怖」是大同小異的。這是用不擇手段的意識形態鬥爭掩蓋歷史真相。再例如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評價。綠營首先不講戡亂的正當性，而講「國共內戰」及其造就的民生困難等諸多起因；然後只講政府鎮壓，卻不講50年日據的「社會後遺症」和親日勢力作祟，不講當時大量外省人被本省暴徒殺害，不惜抬高謝雪紅等共黨叛亂為「起義」，甚至於把「二二八事件」牽強附會為台獨之源。與綠營評價異曲同工，中共一向宣揚「二二八起義」以證明中華民國的非法性、反動性、反人民性等，同時用以反證中共的正當性，這些內容很早就進入大陸歷史教育的課本。在這種文教宣傳背景下，不少大陸自由派又受臺灣綠營觀念影響，因否定國民黨統治進而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正當性。
大陸民國派的思想不同于臺灣的藍綠，但是他們認同自由民主和人文的中華民國臺灣的可貴，因為這與他們心中的老中華民國的理念是合拍的，儘管遠遠不足。這是兩岸的民國思想的共識。大陸民國派其實追求的是老中華民國的理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是內在的參考系，美歐是外在的參考系。他們希望由此重構未來的大陸以及兩岸前途。
伍、大陸民國派與臺灣在民主化和轉型綱領上的異同
中華文明曾經領先世界二千年。中華民國應對｢三千年未遇之變局｣，其立國理念和開國精神以及國統法統是：繼承傳統，以道統為本，吸取西方文化，中西融合，構建民主憲政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民主化和轉型是吸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這是中華民國的理想性。
遷台之後，上世紀80年代晚期開始的臺灣民主化和轉型的本土化特徵漸進顯著。但是臺灣民主化和轉型不是以傳統為根、以文化為本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轉型，而是追求局限于現實政治的無文化歷史深度的本土化。如此的政治必定有淺碟化和急功近利的局限性。所以臺灣民主化的正面結果是：人民當家作主。負面後果是：缺乏繼承中華民國立國的根本理念和理想性。所以必然產生兩大弊端，一、難以自覺在價值觀和制度上對治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的資本主義化的弊端（應限資本主義之尊位於經濟領域）；二、也缺乏自覺對治西方式自由民主所帶來的弊端。而這些恰恰是民國開國先賢和文化碩儒所批判和警惕的。民主化和轉型之後首要的是文化、社會、政治等的品質提升以及經濟發展。而此目標在民主化和轉型之前之中，就應該含有且成為理想，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台獨是成長於這種缺乏高度的本土化時潮中，而且台獨和本土化都缺乏文化之本且反傳統，它們都是兩岸強弱對峙和島內政治的時勢的產物，它們突出表現的是現實政治的急功近利，充滿了面對日漸強大的中共而尋找出路的焦慮。這是臺灣的本土化和台獨的特殊性。一般來說本土化必然是接續傳統的，而臺灣的本土化則是罕見的充滿政治焦慮的反傳統，因為它是政治時勢造就的產物，是中共強大和光復大陸無望的、自保艱難的劣境壓迫出來的分離主義傾向的本土化。
大陸民國派核心的民主化和轉型的理念是：以中華民國的理想性和立國理念為本，以求光大開來，主張繼承中華民國的老傳統——現代儒家文化和三民主義，特別是在政治思想上主張要繼承三民主義、民國新儒家的返本開新的精神，且以臺灣為內在的參考系，以美歐為外在的參考系，而開未來的政治文明，構建中華化（本土化）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制度。因此主張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而開來。
陸、小結
建立中華民國，是中華文明應對西方文明｢後來居上｣的挑戰和救亡圖存而作出的抉擇，是以中國文化的信仰、理念和資源融合西方文化而構建起現代中國。也就是說：這是依中華文明優性個性而開出的現代化。儘管中華民國遭遇空前嚴重的外患內亂，但是還是締造了1947年民主憲法，形成現代中國文化。中國現代文化教育模式因此初步構建，現代中國學術模式也初步形成。然後還創造了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等等。總之，中華民國締造了現代中國的基本模式。
儘管民國大陸在嚴重的外患內亂中被強大的前蘇俄全力支持的中共顛覆和佔據，但是「中共國」模式不是現代中國性的。「中共國」是政治的殖民主義、社會文化的殖民主義而造就的極權主義的產物，所謂「共產主義」化、「社會主義」化、「共產黨」化、「俄化」是也。它是外強扶持代理人成勢然後趁外患內亂之虛而成的，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部分、中國「布爾什維克」是也。這是中國空前絕後的大劫難。然後「改革開放」後演變成極權主義和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的結合。因為中共在｢改革開放｣後快速崛起，而民國臺灣卻在焦慮中失落了立國理念而只求自保甚至於求｢華獨｣、｢台獨｣。但是曾經領先世界二千年的中華文明還會依其文明的自性和現代化邏輯而「否極必泰」、｢浴火重生｣。所以儘管「中共國」已經崛起，但是大陸卻興起｢民國熱｣、民國派，現代中國的正統得到重新認同和發揚，中華民國的立國理念和文化及憲政的理想得以重光，這是中華文明現代化的自身演進的必然邏輯結果，也是人性之使然，這是不可阻擋的大勢和天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