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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露芦潞拢脪禄猫脡   路脌脙帽脰庐驴脷录麓脙帽脭么拢卢路脌脠氓脰庐驴脷录麓鹿煤脭么----露芦潞拢驴脥脤眉脗脹脳脭脫脡 2021-06-16 00:13:13  [点击:823]
防民之口即民贼,防儒之口即国贼----东海客厅论自由
余东海


儒家有很多禁忌,包括道德禁忌和政治禁忌。政治禁忌如讪君卖直,逢君之恶,以民为敌,逢民之恶,防民之口,惟民是从,公事私办,国事家办,好唱高调,口惠而实不至,能言而不能行,宽于官而严于民,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等等。

其中防民之口、以权谋私、违道干誉为三大禁忌,又以防民之口为最。

《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弭谤》记载,周厉王暴虐,使卫巫监谤者,国人道路以目。召穆公对厉王说了一段话:“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段话后来成了历史名言,防民之口也成了传统政治之大忌。

自尧舜至元朝的所有儒家王朝,言论自由度都比较高。就拿汉朝来说,学界普遍以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就没有言论自由和反孔反儒的自由了。殊不知,独尊儒术是以儒治国,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无碍于思想市场之自由也。

君不见,汉武帝孙子汉昭帝继位后不久,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们,围绕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史称“盐铁会议”。有趣的是,会上贤良文学一方坚持儒家立场,桑弘羊一方则嘲孔贬儒,双方言无不尽,毫无隐讳,可见当时言论自由度之高。

元明清三朝都是中华偏统,偏离儒家越来越严重,然元朝的社会自由度包括言论自由度仍然颇高,只有明清两朝,自由度才急遽降低。然民众和精英自由度仍然有所不同,言论罪和文字狱主要针对精英群体。

三界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度不同是儒家政治常态。精英必须视听言动守礼,权位越高,责任越重,礼制约束越多,自由度越低;民众没有权位,只要守法就可以,自由度就大多了。

也就是说,权力与责任成正比,权力越大则责任越大,与自由成反比,权力越大自由度越小。这是仁本主义之权责观。当然,精英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利各有边界,最大也有限度。权力的边界是礼,非礼则越界,依礼处分;权利的边界是法,非法则越界,依法惩罚。

防民之口也是西方政治之大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世界流行的一句名言,传出自法国伏尔泰,又有人说原创者是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

这句话中的“誓死捍卫”或许下得太重了,但观点正确。我若是文化人,我会这样表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尊重”足够了。我若是政治家,则会将“尊重”改为“维护”,我会依据礼法维护所有公民、包括反孔反儒崇马崇毛者的言论自由。


体制内也有反对防民之口、倡导言论自由者。日前地方网媒纷纷转发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的文章《让人民共同享有自由放言的机会》。文章说“为自由放言是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而成立,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而奋斗。无疑共产党人的自由,既包括宪法所赋予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也包括党章所赋予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由”云。

这是典型的马家右派的观点。马右派又称修正派和体制内改良派,主要特征是立足于马主义社会主义而呼吁民主自由。呼吁民主自由没错,可惜立足点错误。马主义社会主义之下,不可能有呼吁民主的立足之地,原则冲突故。

我说过,“社会主义法治”不可能存在,因为两者格格不入,不可能同在,就像“黑色的白天鹅”不可能并存一样。法治离不开人本主义的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德治离不开仁本主义的王道政治礼乐制度。而社会主义属于集体主义政治范畴,马家社会主义导出来的只能是极权政治、党主制度。所谓的法制,本质上是人治。

同样,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也不可能存在。民主自由法治与社会主义,正邪相对,水火不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民主自由法治,就不能要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追求民主自由,不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会对社会主义造成思想伤害和政治危害,无异于挖极权主义事业和特权阶级利益的墙脚。对于马家来说,他们若非居心叵测,高级黑,也是好心办坏事,嘿嘿。

一个人最基本的自尊,是不说假话,不做坏事,不唯物唯权,不苟同邪恶更不邪恶化;一个政府对人最基本的尊重,是不遮其目,不防其口,不侵犯其自由权特别是言论权。此非马主义社会主义所能也。

马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物本位;政治学是唯党主义,党本位;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社会本位,都不可能真正尊重个体的人,更不可能以人为本。

马帮特别不讲理。马恩列斯毛和各国大小帮主的著作足以堆积成山,马家知识分子的文章书籍更是浩如烟海,貌似都在讲理。但它们无论怎么讲,终究无法把理讲通、讲成。所有的马家政权都不约而同、不克自拔地陷入诈力的泥沼,都异曲同工地恐惧言论自由,严于舆论控制。

马帮讲不通道理,不尊重道理,也往往听不懂道理。对于讲道理的人,要么强词夺理,要么利益收买,要么使用诈力。诈是欺诈,力是暴力。对欺骗不了又收买不了的异议人士,就将其丑化、污名化以及诉诸于暴力。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等等,都是国家暴力机关。

有老先生说:“马克思有三点令他神往:一,他同情弱者;二,捍卫言论自由,无情抨击禁锢思想的所谓书报检查令;三,认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是被马氏的巧言骗了。由马学导出来的马政,是自由之敌,良序之敌,是包括有产者无产者在内的人类之敌。

大量政治恶行,在西方行不通,在古代更行不通,在马家社会则畅行无阻,即使受到阻止,也无法根治,会不断复发,根源就在于独特的文化体系。在这种文化体系之下,任何好话都会沦为巧言空谈,即使形成纪律、法律、宪法都没用。保护言论自由保护私产,都是宪法或法律规定,又如何?

马学理论上错漏百出,实践中恶果累累,早已被判双重死刑。自马学诞生以来,西方学者对它的批判就此伏彼起。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以“可否证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撕去了马学伪科学的外衣。全方位多层次的批判,正是马学无法在西方获得实践机会的要因。


自由权是人权三大支柱之一,言论自由又是四大自由之首,是儒家和人民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其它自由,社会就没有自由、活力和创造力,更没有文明、和谐可言。

言论罪和防火墙分别剥夺国人的言论和信息自由,构成了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防民之口,防儒之口,以言治罪,文字成狱,古虽有之,莫烈于今。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无从谈起;这个问题若不能从制度层面解决,终究无法解决。

防民之口都有罪,防儒之口罪特大。盖儒家所言,道最高最大,理最真最正,最有利于人类文明包括道德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和提升。防民之口是反人权反自由,防儒之口是反人道反仁义。人无自由还可以是人,人无仁义就不再是人。防儒反儒是非人化的捷径,为天理良知所不容也。

目前儒家虽然受到朝野一定程度的承认,然作用不明显,以致很多人怀疑儒家没用,一些儒生也产生信心动摇。其实,目前儒家作用不彰,要因有二。其一、是儒家仍受马学马制的压制,即使勉强发挥出来的一点作用,也被抵消得差不多了。
其二、没有言论自由,难以有效发挥文化教育、道德启蒙和舆论导向的作用。

谁防儒之口和眼,谁就是儒家的敌人;谁防民之口和眼,谁就是人民的敌人。防民如贼即民贼,防儒之口即国贼,这是一个政治常识。任何大道理都不能违背这个常识,任何良制良法都必须建立在对这个常识的尊重之上。

防口防眼,是对人民和儒家最深刻的轻蔑、侮辱和奴役,是东方极权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无论其它方面如何,一个政权只要有此举措,就丧失了任何合法性,可以直接定性为极权暴政!

儒家既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废言。无论是谁的话,都不妨听听。撇开具体环境和对象,毛氏有一段话就很正确。他曾在1946年《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

“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自由。”

这段话就说得好,说得对,放到现在,特别对症。说国民政府是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集团,是诬蔑。以此说马帮,恰到好处。

为言论自由提供制度保障,是政治文明化的基础。注意两点:一、是制度保障,须形成法条,仅靠领导人“让人民说话,天塌不下来”之类指示讲话,无论怎么强调都靠不住,无法落实;二、是儒家和民众的言论自由。党员官员自由度如何,对他们有何要求和规定,那是马帮家务事,东海外人不予置喙。

东海特此强调:此生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在乎,只要言论权,只在乎言论权,即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和讲学论道的自由和权力。这是东海生平最大的期盼和愿望。无论什么人什么势力,凡能保障东海和儒家之言论权者,我都可以友好之支持之。凡防民之口、防儒之口、封人之喉者,则是儒家和吾国吾族共同的敌人!
2021-6-14余东海集于广西南宁青秀山下独乐斋中
首发于议报https://yibaochina.com/?p=24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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