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改造到接受再教育 ——中国特色的精神暴政如何帮助中共维持政权
（一）巴金的梦魇
1987年4月17日，巴金在致冰心的信中说：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了我家的小包弟（巴金的爱犬——引者注）。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了解剖室”。
请注意，巴金这封信是写于1987年。此时的知识分子早已脱帽加冕，脱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被加冕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依靠力量”；此时的巴金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为非党员知识分子，在中共体制内的地位已经达到顶端；可是他仍然难以摆脱毛时代的可怕梦魇，可见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把他的心灵糟践和扭曲到了何种地步。
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共实施的精神暴政。思想改造并非中共首创，而是来自苏联，但是唯有在中国，思想改造被提升到制度层面，成为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的灵魂。思想改造运动固然不像其他一些政治运动那样充满对人的肉体的残害，但是它对人的灵魂的残害却可以造成更为严重的精神创伤。
（二）思想改造与接受再教育
思想改造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指从1951年秋季到1952年秋季的一场运动，中共当局发布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这场运动由教育界开端，然后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广义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泛指整个毛时代，从1949年中共建政就开始，直到文革结束，包括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里要多说几句。
本来这次会议给我出的题目是“从思想改造到斗私批修”。我把它改成“从思想改造到接受再教育”。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什么叫再教育？再教育不是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意味着在原先所受教育的基础上再接受教育，继续教育意味着对原先所受教育的肯定；再教育却意味着对原先所受教育的否定，再教育的意思是说你原先受的教育是错的，现在要把旧的东西去除掉，用新的、不同的东西取而代之。简言之，再教育的意思就是思想改造。
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号召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55年，毛泽东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那时，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着眼于知识分子可以发挥有知识的长处，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可是在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着眼的不是知识青年发挥有知识的长处推动农村发展，而是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
这就是说，从1968年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或者说，是一场以思想改造的名义开展的运动。
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迅速衰减，到1979年结束。进入新世纪，中共又提出，“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工作，还需进行。当局又号召和鼓励知识分子到农村到边疆。但这一次下农村到边疆，是着眼于农村和边疆的发展与建设，其性质和上世纪50年代那次知青下乡运动比较类似，而和文革中的知青下乡运动很不一样，不再有接受再教育即思想改造的意义。
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说，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知青下乡不是为了发展经济。10年下来算总账，知青下乡运动在经济上的效益是负数。知青下乡是思想改造。事实上，它是对整整一代青少年身心的严重摧残。
（三）思想改造的几宗罪
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宗罪，是它迫使知识分子背上沉重的负罪感。它让知识分子感到，单单是因为你的知识分子身份，你就有原罪。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整个人类就分为两大块：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都属于剥削阶级，起码也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此天生有罪。巴金那封信就深刻地揭示出“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所带来的负罪感。
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二宗罪，是它打掉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
思想改造的一堂必修课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共产党那里，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我批评，你自我批评。在批评过程中，共产党故意使用一些十分粗野的语言。例如它把当众暴露错误思想以便得到帮助改造这件事称为“脱裤子割尾巴”。这本身就表现出发话者对受话者的支配地位，就是对受话者人格尊严的公然嘲弄和侵犯。
在批评过程中，你的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包括和亲友同学的闲谈，包括私人间书信往来，包括你的全部家庭背景历史背景以及你纯个人的生活习惯，无一不受到公开盘查和追究，无一不被揭发和要求作出交代。这就使你产生一种当众被剥光衣服的困窘与羞辱之感。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羣岛》中写道，当政治犯们被押至劳改营时，第一件事就是当众剥光衣服全身搜查。其实在这裹，搜查是假，羞辱是真。你对当众脱光衣服感到不安，有抵触吗？那正好证明你有“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知识份子的“死要面子”；那正好证明你尤其需要思想改造。党要你“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也就是要你彻底放弃你的人格尊严。
批评与自我批评旨在摧毁人的尊严，摧毁人的耻感。既然人人皆有耻感，那么，人们又如何会接受那旨在否定耻感的当众自我揭发自我批判呢？原来，共产党在这里还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耻感。它是利用耻感去摧毁耻感。
共产党宣布，广大知识份子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或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预先把知识份子摆到了一个不那么光彩，不那么体面的位置上。由于共产党一手遮天，它很容易让自己的声音变成所谓社会舆论。我们知道，耻感具有他律性，也就是具有从众性。耻感强的人往往最在意周围舆论的评价，一旦“四面楚歌”，他就忍不住要“弃旧图新”了。本来，没有人愿意否定自己，可是在现在，否定自己倒成了肯定自己的必要方式。你只有承认自己落后才能证明你自己先进，而且还是越承认自己落后便越证明自己先进。不顾羞耻反而会赢得称许，反而会觉得光荣。这样一来，耻感非但没有成为自我揭发自我批评的阻力，反而倒成了它的动力。
当然，总会有些人不肯进行这种“自我批评”，不过他们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压力一方面来自手握生杀大权的党，另一方面则来自那些已经投身自我批评的同侪同事。费孝通写道：“大家在闹改造，于是发生了‘改造竞赛’……于是又发生了怕落后带累了前进，发生了‘一起丢包袱’的口号。前进应当努力，那是不错，但是落后的如果不同样努力，不是落后的沾光了么？”“乍一看去，此话甚是不通。落后者既然不讨党的欢心，到头来免不了会惹上一身麻烦（起码是得不到信任重用），怎么还说”沾光“？其实，这表明了”前进者“对”落后者“的暗中嫉妒。这些”前进者“内心的想法无非是：”我们都当众丢了丑，你却还是一副清清白白的模样，那岂不是太便宜了你？“所以，某些”前进者“往往比党还要急于向”落后者“施加精神压力。他们一口咬定，你之所以没有当众暴露自己的见不得人的思想，那决不是因为你内心更光明，那只证明你内心更黑暗！”一起丢包袱“者，一起丢脸面也。
在那些不肯自我揭发自我批判的人方面，许多人也会困惑起来。当他们看到周围那么多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当众谴责自己，免不了会怀疑自己原先的厌恶心理是不是真的不对头。既然众人都讲出了许多坏思想，大概我自己也好不到那里去。杨绛小说《洗澡》里写到，在目睹了一番群众性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之后，那个天真老实的知识份子许彦成真诚地说道：”我常看到别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自己却是顶美的。现在听了许多自我检讨和群众的批判，才看到别人和我一样的自以为是，也就是说，我正和别人一样地这样不好那样不对。我得客观地好好检查自己，希望能得到群众的帮助。“耻感既是他律的，因此大家都丢脸就似乎等于大家都不丢脸。正好像大家都脱光衣服，你就不再为自己赤身裸体而那么觉得不好意思一样。但是，耻辱终究是耻辱。假如说在知识份子之中大家还以为彼此彼此的话，那么在社会其他人的心目中，知识份子的形象则一溃千里，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而党的形象和权威则由此大大的增加了。
思想改造的第三宗罪是，它使得知识分子失去了道德良知，或者说，是失去了对固有良知的信赖。
良知本来是人心所固有。一事当前，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这事是善还是恶，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然而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却使我们失去了对固有良知的信赖。
共产党说，人类社会是分阶级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是非善恶是有阶级性的。获得正确的认识和判断的前提是，你必须站在正确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一说到立场，事情就不大说得清了。因为立场并不是地理位置而是思想状态、思想境界，所以它不是你想站对就能站对的，不是你以为你站对了就站对了。你主观上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可是由于你水平不高，觉悟有限，世界观还没彻底改造好，因而到头来你很可能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照这样讲，我们每个人——除了那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可悲的困境：我们自以为是对的，其实我们错了；然而我们又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和为什么错。照这样讲，如果我们的看法和党的看法不一致，那当然是党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必须顺着党的判断找出自己的错误，然而由于我们的立场不对，我们很可能找不出自己的错误；但那决不证明我们是对的党是错的，那只证明我们错得更严重。
不难看出，依据这样的逻辑，我们简直无法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任何信心。从这里甚至可以引出一种颠倒的思考模式。既然由于我们的立场有问题，因此我们自以为是对的实际上很可能是错的，那么把它颠到过来，我们把我们以为是对的说成是错的，负负得正，这岂不就对了吗？还真有人采取这种态度。文革初期，血统论横行。我读到遇罗克写的《出身论》，深以为然。我把《出身论》给一位很聪明的也是出身黑五类的同学，殊不料他一看就说是大毒草。多年之后我问他当时何以有这样的看法。他回答说，正因为我心底里认为《出身论》很有道理，考虑到我的出身有问题，因此立场也可能有问题，我以为是对的大概很可能是错的，所以我就说《出身论》是错的。
像上面这位同学那么走极端的人也许不多，但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至少是对自己出于良知的判断失去了信赖，再加上巨大的政治压力，于是他们就只好选择随大流，跟党走，放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
一旦知识分子对自己出自良知的独立的判断失去了信心，一旦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就不复存在了。
（四）思想改造绝不止是摧毁知识分子，它摧毁的是人类的精神
思想改造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但实际上绝不限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认为天生有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天生就对。思想改造运动所摧残的绝不止是知识分子，而是全体国民。
思想改造，并非如中共当局所宣称以及许多人想像的那样，是为了造就“无产阶级知识份子”、“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新人”。共产党搞思想改造的唯一目的是造成国人对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无条件效忠。要找出一个思想革命化的典范很难很难，但还是有，例如申纪兰。
在中国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一位年过九旬、曾经担任过第一届至第十三届代表、66次赴北京参加两会的老太太申纪兰颇引人注意。中共当局把申纪兰树为样板，把她树为代表中的代表。2018年12月2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申纪兰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17日还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申纪兰有句“名言”。在2010年的两会上，申纪兰对记者说：“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此话一出，连很多官媒、很多体制内人士都忍不住了。说她是“举手机器”，是“人大活化石”；连共青团山西省委微博都批评说：“反右你代表，文革你代表，任何时候你都代表，可你一次也没有代表过人民……试问你是怎样被选举的？你究竟代表谁？”。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作者）早就发现极权主义正统教义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多变性。他指出这种多变性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奥威尔说：“在极权主义和过去所有正统学说之间，不论是欧洲的或东方的，都有好几个至为重要的不同点。最重要的不同是，过去的正统学说并不变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变化。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该信仰什么，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没有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星期二信仰那个。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围的，但是他的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内度过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扰。”
然而极权主义却不同。奥威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奥威尔说得好，对当时的正统教义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在感情上跟着转弯子，说转就转，那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由于极权统治者翻云覆雨，并强迫其信徒“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一切凭真心真情信仰的人万万难以做到的。
极权主义的正统教义是如此，极权主义的政治更是如此。申纪兰之奇，不在于她永远见风转舵，永远投机，而在于她居然能转来转去，而永远内心不纠结不苦恼，永远不怀疑不反思。任何正常人类，不论你信什么主义，不论你是什么派，只要你还有几分真诚，你就绝不可能在65年来66次两会上都投赞成票。所以我必须说，思想改造绝不止是摧毁知识分子，而是摧毁全体国民；它摧毁的乃是人类的精神本身。
（五）思想改造何以能进行？
思想改造有三大要件：封闭的社会，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因人的思想、言论定罪。在这三大要件中，因言治罪是最关键的一条。
思想改造是在中共政治高压下进行的。恐怖是“新中国”政治舞台上唯一持续不变的背景，恐惧则是弥漫全社会的共同心态。
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恐惧感远比乍一看去的要广泛得多。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可见在君主专制下，连身居高位者(他们才是有资格“伴君”的人)也相当缺乏安全感。共产专制下的恐惧感就更普遍了。一件事足以为证。假如你在非正式的场合向一位你信赖的长者——父母、老师或领导干部——交流思想，你谈到你对当局的理论、政策持有某种不同意见，或者仅仅是有所怀疑，对方常常不是心平气和地和你讨论，而是十分紧张地警告你“你这种思想很危险！”我们都明白，这裹所说的危险，不是说你这种思想一旦付诸实施会给他人或给社会带来甚么灾难，而是说你这种思想倘若公诸于世必将给你个人造成极大的损害。在这裹，你的观点并非由于错误因而危险，而是因为危险所以错误；对方不是站在是非的角度反驳你，而是站在利害的角度劝阻你。可见一般人之所以拒绝非正统的思想，首先是出于恐惧，出于对受惩罚的恐惧。
恐惧感当然来自于被强制。不过有趣的是，当恐惧感强化到一定程度，当强制持续到一定阶段，我们常常会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忘掉恐惧和强制的存在。人心都有趋利避害的习惯。一旦我们意识到某种思想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就常常会置之脑后，不再去思考它。于是，被动的强制就和主动的放弃互相结合。既然我们出于恐惧而不敢涉入禁区，那么由于我们不涉入禁区因而就不再感到恐惧。这一点在“六四”之后的近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六四”屠杀给国人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出于恐惧，多数人不得不远离政治；而一旦远离政治，他们就不再感到压迫的存在，因此他们就自以为生活得自在而潇洒。这时候，你要是提醒他们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恐惧之下，许多人大概还会不承认呢。
想当年，我们都信仰过毛泽东，但是我们的信仰往往不是批判性思考的产物，而是因为我们不曾怀疑。不曾怀疑的原因则是我们下意识地懂得怀疑会招致可怕的后果。也就是说，我们由于不敢怀疑而不去怀疑，由于不去怀疑而没有怀疑，到头来连我们自己都以为我们真是百分之百的信仰了。
乍一看去，既然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如此猜忌，如此恶劣，那岂不会把知识分子推向对立面？那倒未必。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反叛，他们不知道有时候迫害也会强化忠诚。因为受害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往往会表现得格外忠诚。正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本来并不是反党反革命，当党指责他们反党反革命，他们为了表明自己不反党不反革命，往往会表现得格外拥护党格外拥护革命。
人的观点、态度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反过来，人的行为也可以影响人的观点和态度。起初，你是想反抗而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所以你没有反抗。然后你就会努力说服自己不必反抗，不值得反抗。人常常有一种把自身行为合理化的倾向。这就是强权能够扭曲人性、改造人心的原因。强权控制了你的外部行为，然后你就会改变内心的态度以便和自己的外部行为相一致。
我在《哲思手则》裹写过这样一段话： “雍正乾隆之后，文字狱少了。那不是皇上开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见马戏团的老兽，很少挨鞭子。”
有一个看上去很奇怪的现象。有不少80后、90后真的不了解“六四”。按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当事人都还健在，包括他们的父母。不过据我所知，是很多当父母的不肯向孩子讲，怕孩子祸从口出。 先前从网上看到一篇国内学者的文章，讲述他做了父亲之后的纠结：“哈姆雷特开场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那是经典。但在中国这种灰不溜秋环境下，只能矮化为：‘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也同样让人为难。”“网上曾讨论顾准生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他是出于爱子之心，刻意隐瞒已经看到的真相与他真实的思想，为避祸，不忍对妇雏言，以致上下两代人精神隔绝，终成悲剧。顾准尚如此，千千万万如我之普通家庭则更感为难。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即使为父不言，孩子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但问题还是存在，估计还要传代，真不知还要传多少代？”
对80后、90后这一代年轻人，陈丹青批评说：“80后、90后是我见过最乖、最被动、最有悖青春本能、最缺乏表达意识的两代人。和‘垮掉的一代’比，和‘嬉皮士’比，更是笑话。”钱理群说，我们的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在《犬儒病》一文里写道：“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没有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导致年轻一代犬儒化的背后原因，依然是恐惧。
（六）为什么很多人都无法抵抗洗脑？
在过去，尤其是在毛时代，我们看到，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打了败仗。其间原因何在？
简单说来就是：面对一个庞大的、靠武力取胜的独占性权力，面对一场场残酷的杀一儆百、杀鸡吓猴的政治运动，面对当年一度席卷了小半个世界的红色浪潮，面对共产党那套包罗万象、以最新科学自命的意识形态以及众口一词、众口铄金的“舆论一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只是缺少勇气，而且缺少底气，即缺少单独的立场，缺少独立的、足以和官方相抗衡的精神资源或曰精神支柱，因而到头来自己都以为自己真是“错误的、反动的”，至少也是陷入迷茫，陷入自我怀疑，失去了自信。美国码头工人思想家、《狂热分子》一书作者埃利克.霍弗指出：当个人面对巨大的压力时，如果他只是孤零零的个人，那是不能抵抗的。“他力量唯一的源泉在于，他不只是他自己，他乃是某种强大的、光荣的、不可战胜的东西的一部分”。“在这里，信念问题首先是个认同的问题”。如果你在打击面前深信自己与主同在，与神同在，与人民同在，与历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会有力量感。反过来要是你无法相信这种种”同在“，你就会发现自己极其软弱无力。因为在这时，你感到你已经”从那构成生命本质的每一样事物中孤立了出来“（布哈林语）。
好在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国际共产阵营早已土崩瓦解，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早已彻底破产。在今天，一个异议人士可能迫于外部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公开抗争，但是他不会在内心放弃对自由理念的认同。他或许缺少足够的勇气公开表达自己的理念，但是他有足够的底气相信他秉持的理念乃普世价值。他或许怀疑自己坚持的理念能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他不怀疑这套理念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思想改造就是压制言论自由，争取言论自由就是粉粹思想改造。
《光传媒》首发
（一）巴金的梦魇
1987年4月17日，巴金在致冰心的信中说：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了我家的小包弟（巴金的爱犬——引者注）。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了解剖室”。
请注意，巴金这封信是写于1987年。此时的知识分子早已脱帽加冕，脱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被加冕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依靠力量”；此时的巴金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为非党员知识分子，在中共体制内的地位已经达到顶端；可是他仍然难以摆脱毛时代的可怕梦魇，可见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把他的心灵糟践和扭曲到了何种地步。
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共实施的精神暴政。思想改造并非中共首创，而是来自苏联，但是唯有在中国，思想改造被提升到制度层面，成为中国特色的极权制度的灵魂。思想改造运动固然不像其他一些政治运动那样充满对人的肉体的残害，但是它对人的灵魂的残害却可以造成更为严重的精神创伤。
（二）思想改造与接受再教育
思想改造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指从1951年秋季到1952年秋季的一场运动，中共当局发布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这场运动由教育界开端，然后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广义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泛指整个毛时代，从1949年中共建政就开始，直到文革结束，包括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里要多说几句。
本来这次会议给我出的题目是“从思想改造到斗私批修”。我把它改成“从思想改造到接受再教育”。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什么叫再教育？再教育不是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意味着在原先所受教育的基础上再接受教育，继续教育意味着对原先所受教育的肯定；再教育却意味着对原先所受教育的否定，再教育的意思是说你原先受的教育是错的，现在要把旧的东西去除掉，用新的、不同的东西取而代之。简言之，再教育的意思就是思想改造。
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号召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55年，毛泽东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那时，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着眼于知识分子可以发挥有知识的长处，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可是在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着眼的不是知识青年发挥有知识的长处推动农村发展，而是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
这就是说，从1968年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或者说，是一场以思想改造的名义开展的运动。
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迅速衰减，到1979年结束。进入新世纪，中共又提出，“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工作，还需进行。当局又号召和鼓励知识分子到农村到边疆。但这一次下农村到边疆，是着眼于农村和边疆的发展与建设，其性质和上世纪50年代那次知青下乡运动比较类似，而和文革中的知青下乡运动很不一样，不再有接受再教育即思想改造的意义。
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里说，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知青下乡不是为了发展经济。10年下来算总账，知青下乡运动在经济上的效益是负数。知青下乡是思想改造。事实上，它是对整整一代青少年身心的严重摧残。
（三）思想改造的几宗罪
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宗罪，是它迫使知识分子背上沉重的负罪感。它让知识分子感到，单单是因为你的知识分子身份，你就有原罪。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整个人类就分为两大块：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都属于剥削阶级，起码也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此天生有罪。巴金那封信就深刻地揭示出“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所带来的负罪感。
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二宗罪，是它打掉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
思想改造的一堂必修课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共产党那里，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我批评，你自我批评。在批评过程中，共产党故意使用一些十分粗野的语言。例如它把当众暴露错误思想以便得到帮助改造这件事称为“脱裤子割尾巴”。这本身就表现出发话者对受话者的支配地位，就是对受话者人格尊严的公然嘲弄和侵犯。
在批评过程中，你的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包括和亲友同学的闲谈，包括私人间书信往来，包括你的全部家庭背景历史背景以及你纯个人的生活习惯，无一不受到公开盘查和追究，无一不被揭发和要求作出交代。这就使你产生一种当众被剥光衣服的困窘与羞辱之感。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羣岛》中写道，当政治犯们被押至劳改营时，第一件事就是当众剥光衣服全身搜查。其实在这裹，搜查是假，羞辱是真。你对当众脱光衣服感到不安，有抵触吗？那正好证明你有“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知识份子的“死要面子”；那正好证明你尤其需要思想改造。党要你“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也就是要你彻底放弃你的人格尊严。
批评与自我批评旨在摧毁人的尊严，摧毁人的耻感。既然人人皆有耻感，那么，人们又如何会接受那旨在否定耻感的当众自我揭发自我批判呢？原来，共产党在这里还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耻感。它是利用耻感去摧毁耻感。
共产党宣布，广大知识份子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或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就预先把知识份子摆到了一个不那么光彩，不那么体面的位置上。由于共产党一手遮天，它很容易让自己的声音变成所谓社会舆论。我们知道，耻感具有他律性，也就是具有从众性。耻感强的人往往最在意周围舆论的评价，一旦“四面楚歌”，他就忍不住要“弃旧图新”了。本来，没有人愿意否定自己，可是在现在，否定自己倒成了肯定自己的必要方式。你只有承认自己落后才能证明你自己先进，而且还是越承认自己落后便越证明自己先进。不顾羞耻反而会赢得称许，反而会觉得光荣。这样一来，耻感非但没有成为自我揭发自我批评的阻力，反而倒成了它的动力。
当然，总会有些人不肯进行这种“自我批评”，不过他们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压力一方面来自手握生杀大权的党，另一方面则来自那些已经投身自我批评的同侪同事。费孝通写道：“大家在闹改造，于是发生了‘改造竞赛’……于是又发生了怕落后带累了前进，发生了‘一起丢包袱’的口号。前进应当努力，那是不错，但是落后的如果不同样努力，不是落后的沾光了么？”“乍一看去，此话甚是不通。落后者既然不讨党的欢心，到头来免不了会惹上一身麻烦（起码是得不到信任重用），怎么还说”沾光“？其实，这表明了”前进者“对”落后者“的暗中嫉妒。这些”前进者“内心的想法无非是：”我们都当众丢了丑，你却还是一副清清白白的模样，那岂不是太便宜了你？“所以，某些”前进者“往往比党还要急于向”落后者“施加精神压力。他们一口咬定，你之所以没有当众暴露自己的见不得人的思想，那决不是因为你内心更光明，那只证明你内心更黑暗！”一起丢包袱“者，一起丢脸面也。
在那些不肯自我揭发自我批判的人方面，许多人也会困惑起来。当他们看到周围那么多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当众谴责自己，免不了会怀疑自己原先的厌恶心理是不是真的不对头。既然众人都讲出了许多坏思想，大概我自己也好不到那里去。杨绛小说《洗澡》里写到，在目睹了一番群众性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之后，那个天真老实的知识份子许彦成真诚地说道：”我常看到别人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自己却是顶美的。现在听了许多自我检讨和群众的批判，才看到别人和我一样的自以为是，也就是说，我正和别人一样地这样不好那样不对。我得客观地好好检查自己，希望能得到群众的帮助。“耻感既是他律的，因此大家都丢脸就似乎等于大家都不丢脸。正好像大家都脱光衣服，你就不再为自己赤身裸体而那么觉得不好意思一样。但是，耻辱终究是耻辱。假如说在知识份子之中大家还以为彼此彼此的话，那么在社会其他人的心目中，知识份子的形象则一溃千里，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而党的形象和权威则由此大大的增加了。
思想改造的第三宗罪是，它使得知识分子失去了道德良知，或者说，是失去了对固有良知的信赖。
良知本来是人心所固有。一事当前，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这事是善还是恶，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然而共产党的思想改造却使我们失去了对固有良知的信赖。
共产党说，人类社会是分阶级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是非善恶是有阶级性的。获得正确的认识和判断的前提是，你必须站在正确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一说到立场，事情就不大说得清了。因为立场并不是地理位置而是思想状态、思想境界，所以它不是你想站对就能站对的，不是你以为你站对了就站对了。你主观上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可是由于你水平不高，觉悟有限，世界观还没彻底改造好，因而到头来你很可能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照这样讲，我们每个人——除了那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可悲的困境：我们自以为是对的，其实我们错了；然而我们又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和为什么错。照这样讲，如果我们的看法和党的看法不一致，那当然是党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必须顺着党的判断找出自己的错误，然而由于我们的立场不对，我们很可能找不出自己的错误；但那决不证明我们是对的党是错的，那只证明我们错得更严重。
不难看出，依据这样的逻辑，我们简直无法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任何信心。从这里甚至可以引出一种颠倒的思考模式。既然由于我们的立场有问题，因此我们自以为是对的实际上很可能是错的，那么把它颠到过来，我们把我们以为是对的说成是错的，负负得正，这岂不就对了吗？还真有人采取这种态度。文革初期，血统论横行。我读到遇罗克写的《出身论》，深以为然。我把《出身论》给一位很聪明的也是出身黑五类的同学，殊不料他一看就说是大毒草。多年之后我问他当时何以有这样的看法。他回答说，正因为我心底里认为《出身论》很有道理，考虑到我的出身有问题，因此立场也可能有问题，我以为是对的大概很可能是错的，所以我就说《出身论》是错的。
像上面这位同学那么走极端的人也许不多，但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至少是对自己出于良知的判断失去了信赖，再加上巨大的政治压力，于是他们就只好选择随大流，跟党走，放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
一旦知识分子对自己出自良知的独立的判断失去了信心，一旦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就不复存在了。
（四）思想改造绝不止是摧毁知识分子，它摧毁的是人类的精神
思想改造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但实际上绝不限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认为天生有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天生就对。思想改造运动所摧残的绝不止是知识分子，而是全体国民。
思想改造，并非如中共当局所宣称以及许多人想像的那样，是为了造就“无产阶级知识份子”、“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新人”。共产党搞思想改造的唯一目的是造成国人对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无条件效忠。要找出一个思想革命化的典范很难很难，但还是有，例如申纪兰。
在中国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一位年过九旬、曾经担任过第一届至第十三届代表、66次赴北京参加两会的老太太申纪兰颇引人注意。中共当局把申纪兰树为样板，把她树为代表中的代表。2018年12月2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申纪兰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17日还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申纪兰有句“名言”。在2010年的两会上，申纪兰对记者说：“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此话一出，连很多官媒、很多体制内人士都忍不住了。说她是“举手机器”，是“人大活化石”；连共青团山西省委微博都批评说：“反右你代表，文革你代表，任何时候你都代表，可你一次也没有代表过人民……试问你是怎样被选举的？你究竟代表谁？”。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作者）早就发现极权主义正统教义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多变性。他指出这种多变性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奥威尔说：“在极权主义和过去所有正统学说之间，不论是欧洲的或东方的，都有好几个至为重要的不同点。最重要的不同是，过去的正统学说并不变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变化。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该信仰什么，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没有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星期二信仰那个。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围的，但是他的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内度过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扰。”
然而极权主义却不同。奥威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
奥威尔说得好，对当时的正统教义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在感情上跟着转弯子，说转就转，那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由于极权统治者翻云覆雨，并强迫其信徒“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一切凭真心真情信仰的人万万难以做到的。
极权主义的正统教义是如此，极权主义的政治更是如此。申纪兰之奇，不在于她永远见风转舵，永远投机，而在于她居然能转来转去，而永远内心不纠结不苦恼，永远不怀疑不反思。任何正常人类，不论你信什么主义，不论你是什么派，只要你还有几分真诚，你就绝不可能在65年来66次两会上都投赞成票。所以我必须说，思想改造绝不止是摧毁知识分子，而是摧毁全体国民；它摧毁的乃是人类的精神本身。
（五）思想改造何以能进行？
思想改造有三大要件：封闭的社会，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因人的思想、言论定罪。在这三大要件中，因言治罪是最关键的一条。
思想改造是在中共政治高压下进行的。恐怖是“新中国”政治舞台上唯一持续不变的背景，恐惧则是弥漫全社会的共同心态。
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恐惧感远比乍一看去的要广泛得多。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可见在君主专制下，连身居高位者(他们才是有资格“伴君”的人)也相当缺乏安全感。共产专制下的恐惧感就更普遍了。一件事足以为证。假如你在非正式的场合向一位你信赖的长者——父母、老师或领导干部——交流思想，你谈到你对当局的理论、政策持有某种不同意见，或者仅仅是有所怀疑，对方常常不是心平气和地和你讨论，而是十分紧张地警告你“你这种思想很危险！”我们都明白，这裹所说的危险，不是说你这种思想一旦付诸实施会给他人或给社会带来甚么灾难，而是说你这种思想倘若公诸于世必将给你个人造成极大的损害。在这裹，你的观点并非由于错误因而危险，而是因为危险所以错误；对方不是站在是非的角度反驳你，而是站在利害的角度劝阻你。可见一般人之所以拒绝非正统的思想，首先是出于恐惧，出于对受惩罚的恐惧。
恐惧感当然来自于被强制。不过有趣的是，当恐惧感强化到一定程度，当强制持续到一定阶段，我们常常会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忘掉恐惧和强制的存在。人心都有趋利避害的习惯。一旦我们意识到某种思想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就常常会置之脑后，不再去思考它。于是，被动的强制就和主动的放弃互相结合。既然我们出于恐惧而不敢涉入禁区，那么由于我们不涉入禁区因而就不再感到恐惧。这一点在“六四”之后的近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六四”屠杀给国人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出于恐惧，多数人不得不远离政治；而一旦远离政治，他们就不再感到压迫的存在，因此他们就自以为生活得自在而潇洒。这时候，你要是提醒他们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恐惧之下，许多人大概还会不承认呢。
想当年，我们都信仰过毛泽东，但是我们的信仰往往不是批判性思考的产物，而是因为我们不曾怀疑。不曾怀疑的原因则是我们下意识地懂得怀疑会招致可怕的后果。也就是说，我们由于不敢怀疑而不去怀疑，由于不去怀疑而没有怀疑，到头来连我们自己都以为我们真是百分之百的信仰了。
乍一看去，既然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如此猜忌，如此恶劣，那岂不会把知识分子推向对立面？那倒未必。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反叛，他们不知道有时候迫害也会强化忠诚。因为受害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往往会表现得格外忠诚。正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本来并不是反党反革命，当党指责他们反党反革命，他们为了表明自己不反党不反革命，往往会表现得格外拥护党格外拥护革命。
人的观点、态度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反过来，人的行为也可以影响人的观点和态度。起初，你是想反抗而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所以你没有反抗。然后你就会努力说服自己不必反抗，不值得反抗。人常常有一种把自身行为合理化的倾向。这就是强权能够扭曲人性、改造人心的原因。强权控制了你的外部行为，然后你就会改变内心的态度以便和自己的外部行为相一致。
我在《哲思手则》裹写过这样一段话： “雍正乾隆之后，文字狱少了。那不是皇上开明了，而是臣民怕入骨髓了。君不见马戏团的老兽，很少挨鞭子。”
有一个看上去很奇怪的现象。有不少80后、90后真的不了解“六四”。按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当事人都还健在，包括他们的父母。不过据我所知，是很多当父母的不肯向孩子讲，怕孩子祸从口出。 先前从网上看到一篇国内学者的文章，讲述他做了父亲之后的纠结：“哈姆雷特开场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那是经典。但在中国这种灰不溜秋环境下，只能矮化为：‘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也同样让人为难。”“网上曾讨论顾准生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他是出于爱子之心，刻意隐瞒已经看到的真相与他真实的思想，为避祸，不忍对妇雏言，以致上下两代人精神隔绝，终成悲剧。顾准尚如此，千千万万如我之普通家庭则更感为难。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即使为父不言，孩子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但问题还是存在，估计还要传代，真不知还要传多少代？”
对80后、90后这一代年轻人，陈丹青批评说：“80后、90后是我见过最乖、最被动、最有悖青春本能、最缺乏表达意识的两代人。和‘垮掉的一代’比，和‘嬉皮士’比，更是笑话。”钱理群说，我们的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在《犬儒病》一文里写道：“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没有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导致年轻一代犬儒化的背后原因，依然是恐惧。
（六）为什么很多人都无法抵抗洗脑？
在过去，尤其是在毛时代，我们看到，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打了败仗。其间原因何在？
简单说来就是：面对一个庞大的、靠武力取胜的独占性权力，面对一场场残酷的杀一儆百、杀鸡吓猴的政治运动，面对当年一度席卷了小半个世界的红色浪潮，面对共产党那套包罗万象、以最新科学自命的意识形态以及众口一词、众口铄金的“舆论一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只是缺少勇气，而且缺少底气，即缺少单独的立场，缺少独立的、足以和官方相抗衡的精神资源或曰精神支柱，因而到头来自己都以为自己真是“错误的、反动的”，至少也是陷入迷茫，陷入自我怀疑，失去了自信。美国码头工人思想家、《狂热分子》一书作者埃利克.霍弗指出：当个人面对巨大的压力时，如果他只是孤零零的个人，那是不能抵抗的。“他力量唯一的源泉在于，他不只是他自己，他乃是某种强大的、光荣的、不可战胜的东西的一部分”。“在这里，信念问题首先是个认同的问题”。如果你在打击面前深信自己与主同在，与神同在，与人民同在，与历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会有力量感。反过来要是你无法相信这种种”同在“，你就会发现自己极其软弱无力。因为在这时，你感到你已经”从那构成生命本质的每一样事物中孤立了出来“（布哈林语）。
好在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国际共产阵营早已土崩瓦解，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早已彻底破产。在今天，一个异议人士可能迫于外部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公开抗争，但是他不会在内心放弃对自由理念的认同。他或许缺少足够的勇气公开表达自己的理念，但是他有足够的底气相信他秉持的理念乃普世价值。他或许怀疑自己坚持的理念能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他不怀疑这套理念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思想改造就是压制言论自由，争取言论自由就是粉粹思想改造。
《光传媒》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