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哀！！！/中国著名异议人士李悔之不堪监控 留下遗书自杀（2021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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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异议人士李悔之不堪监控 留下遗书自杀（2021年7月23日）
李大立：《千萬不要忘記被暴政殘殺的同胞——姚祖彝的故事》（《大纪元》2006.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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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GT Zhang <zhang55882010hk@gmail.com>
Date: 2021年7月23日 週五 下午9:22
Subject: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李悔之不堪监控 留下遗书自杀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李悔之不堪监控 留下遗书自杀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528566
【希望之声2021年7月23日】消息说，中国大陆著名百名公众知识分子、异议人士李悔之，因不堪监控，遂以死抗争，于7月22日晚留下遗书，服剧毒农药，家人送医抢救无效，于2021年7月23日上午8时53分去世。
李悔之（又名李立群，曾用名李东红、李卫东、李文革），他是大陆著名政治异议人士，是“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多年来发表了大量批评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文章，胡温时代曾被评为“全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中国百大名博主"等称号。习近平主政期间被列为“部级”维稳对像。李悔之在《我的遗书》中，详细阐明了自己以死抗争，自杀殉道的全部心路。
李悔之:我的遗书
胡、温时代开始，本人在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公平正义，批评诸种弊端，力推体制改革...屡屡被评为“全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中国百大名博主"等称号。然而，自从换届后，特别是"伟大的中国梦"之后，言论空间愈来愈逼仄。到2017军“十九”大，我突然被列为“部级”维稳对像（是惠州市“唯一”---多位国保告诉我这一“荣誉”）。而且是广东惠州市和河源市两市“共管”，因我户口所在地也在河源龙川县，所以我回龙川时，由河源龙川县国保负责监控。由于我极少回老家河源市龙川县，平时监控主要由惠城区国保大队负责（市国保在重要节日[节]出现一下）。电话受监控，我到外地，或外地朋友到惠州探访时，皆须向国保部门“说一声”（有数次外地朋友来惠州邀我吃饭受阻）。
2020年3月，本人因患脑溢血成为“二级残疾”、走路要靠拐杖辅助的情况下，我曾多次指出要求能否解[解]除监控，城区国保如实告知：他们会向上面汇报我的请求，至于何时能解除，他们无权作出决定。
今年6月19日下午，城区国保徐指导员带市局国保大队覃副大队长、黄教导员（女）来我家中“拜访”（估计是为建党一百周年前来），我再次提出：本人患病在身，为后患症所困，已无能力“反党”了，监控能否解除？回答仍跟去年一样！
建党100周年的前两天，即6月29日上午，市国保大队姜大队长，以及覃副大队长两人又来家访（显然是为建党一百周年再次前来），姜大说很久没看望“李老”了...我又提出何时能解除“处遇”问题，他也没正面回答此问题.
无论在国内、国外发文，我都署以实名实姓；举凡撰文内容，皆在宪法允许范围内，立足于建设性批评，素无偏激极端之言，缘何几年成为部级“维稳”对象？...去年在身患脑血后，我已一年半时间没有发表过任何批评性意见，但凡节日，监管却没降还升---今年“七一”前，惠州市国保大队覃副大队长及黄教导员先后主动要加我微信（之前，只有城区国保大队周副大队和徐指导员主动加我微信），“七一”之前两次“慰问”，7月16日上午，城区国保大队周副大队长又来电“谈心”...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什么可想而知。
古贤一再教导统治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渍，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而今呢？执政者不是用对话的方法坐下来好好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批评，而是动用国家专政机器，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使得知识分子纷纷屈服于现实之下，无言再敢上书言事，无人敢发表异议意见，整个国家万马齐暗，庙堂之上一片侫媚阿谀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结果是把批评者、异议者关进笼子里！
我希望看到的是：执政者能心平气和坐下来听听异议人土的意见和建议，不是总看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上门...伟大领袖说：“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既然有左中右，怎能永远用国家机器弹压一方？总是让政治立场相左一方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贵党专政已经七十年了，“七一”讲话，让人强烈感受到的是向原教旨的大回归，上层建筑的“与时俱进”变成了“与时俱退”，让人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难道，这就是生为中国人的不幸和悲哀？
“七一”也是一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盛宴，它令人想起了狄更斯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每坏的时代”---能走的都去美帝大加拿去澳洲了，剩下不能走的只好“一心跟党走”...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历史当然就虚无主义！...
没有人能看清前途和希望！从来没有那样绝望过！当然，有些人还坚信“天会亮的”---因为，他们小时候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看太多了...
说了十几二十年了，不说那么多了，说了也是白说！
作为肉体上每天都饱受脑溢血后遗症折磨的人，精神上还要经受生命不堪承受之重的重压，只好“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了。
本人今日“自绝于党和人民”，于惠州市国保执法人员无关---再次强调：自2017年以来，惠州市国保大队、惠城区国保大队人员言行都很文明，素质都很不错，他们不过是执行上层命令例行公事而巴，对本人从无不文明行为。责任在于他们的上层---他们应对我的死负责任！
我死之后.家人不要举行任何葬礼。骨灰要倒东江河，不要保留骨灰。
李悔之（李立群）2021年7月22日
责任编辑：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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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立：《千萬不要忘記被暴政殘殺的同胞——姚祖彝的故事》（《大纪元》2006.9.25）
一年多前，在《议报》网站读到一篇林孟熹先生的文章：《错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它》。
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内容如下：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19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甚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俩个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
…………
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常委)的一个儿子(刘光华)，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他交代说，有4个人要潜逃外国，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4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
冯亦代讲这则的消息，不过是当作社会传闻，茶余饭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亦代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刘王立明是努生(罗隆基)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难怪彭真要找我们谈话了。”
林孟熹先生的文章：《错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它》有关内容如下：
1964年一月的一个周末，光华又回到东41条的家里，同级校友姚祖彝突然来访。姚来自上海，学习经济系，父亲是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解放前在校园里属公子哥儿类型，解放后转变很快，曾任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海运公司。姚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时已解除教养，在京郊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姚告诉刘，他决定南下偷越边境，并邀刘同行。刘闻言大惊，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舍此别无他途。刘则坦言，姚此举太冒险，自己虽难，含冤莫白，“但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舍母涉险？而且我认为你也不应该这样孤注一掷。”在刘的一再劝说之下，姚勉强表示打消偷渡之想。
不久我来北京，光华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说：“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绝对不会听你的，到时他边境被捕，你必被牵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刘问我该当如何？我说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行动。光华长叹一声：“唉！姚三目前处境已经够惨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脚？况且人家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义举报？这有违我一向做人的原则……”“那你自己怎么办？姚三肯定会被抓回来。”我十分焦急，光华无意再争辩，只淡淡地说了句：“反正姚三已经答应打消偷渡之想了。”不过看来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话。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预料，姚祖彝边境被捕，光华因知情不报被发配到黑龙江绝塞苦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磨难和艰辛的12年……
当时，我看完林孟熹先生这篇文章，明白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澄清偷越国境的不是刘光华，而是另有他人姚祖彝。文章没有提到姚祖彝的死，但隐约看出姚结局很惨，林先生的观点是姚不但罪有应得，而且还连累朋友(刘光华)。我却感到十分痛心：一则为林先生至今仍然为当年建议刘光华“立即举报”姚祖彝感到理所当然、甚至感到自豪而痛心。已经移居海外的林先生至今尚且抱着“卖友求荣有理”的价值观，仍然留在大陆受共产党愚弄的同胞们更可想而知了；二则也为姚祖彝被捕后供出刘光华“知情不报”，联想到当年的共产中国竟然是一个人人为求自保，不惜出卖朋友，全无道义可言的社会而感到悲哀。我为毛泽东共产党数十年来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破坏和对文化人性的摧残，为中华民族几代人道德沦丧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痛心。为此，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中国人的道德沦丧令人痛心》，发表在《新世纪》等网站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
不久前，读杜高先生《我不再是我》，里面有提到姚祖彝之死的内容，抄录如下：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馑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用参加劳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
在当时的右派份子劳改队伍里，姚祖彝算得上衣着最整洁的一个，他穿一套工作服、蹬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任何人都不交谈，打扫完厕所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地把猪油抹在窝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出工去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靠在场边上休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甚么书，他把书递给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了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1952年毕业分配到外贸部当翻译的，他的家人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此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见过面。
1969年国庆节后，我终于被释放，父亲叫我到南京调养身体，1970年春一天，妹妹上街买菜回来神情紧张地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像你一样的劳改释放右派份子，街上都贴了布告……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面前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光着头。在短短几秒钟里，我一下就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还想再找其它人(这次被处决的犯人竟有4个是杜高在劳改场互相认识的右派朋友——笔者注)，再看他们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读到这些恐怖情节，令人毛骨悚然。笔者并不认识林孟熹、刘光华和姚祖彝，算来他们都是我的前辈；笔者之所以为之动情，是因为和他们有相似的出身经历(即将出版的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一书里详细记述了六七十年代广东知识青年偷渡香港的情节)。看了上述的几段文字，姚祖彝先生一介上海书生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虽不识，已感怀。想不到仅仅是因为想改变“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的悲惨处境，追求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去香港和父母兄妹团聚，就被剥夺了人最宝贵的生命！这是甚么样残暴的社会啊！
笔者上面提到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发表不同意见，说中共对姚刘等的暴行，彷如“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应该责怪母亲”，这是典型的为共产党开脱罪行的呓语。在西方文明世界，母亲打儿子是犯罪行为，害死数千万同胞的中共有甚么资格当我们的母亲？我们甚么时候承认过？甚么时候投过他一票？还说姚祖彝不属于政治避难，就不应该偷越国境。难道希望永久摆脱社会的迫害和歧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都不可以？甚么逻辑！你们可知道，章怡和提到中共权力枢纽彭真，这个主管政法的最高官员，竟然说“到底党大还是法大，我也说不清楚”；在清华大学当有学生问到为甚么有“出身不好”的人高考达到分数线仍未被录取时，彭真竟恶狠狠地回答说：“我们的大学就是没有你们的位子！”难道让这样既不懂法，又将国家视作党产的恶霸官僚来统治我们的国家，掌控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你会甘心吗？刘光华先生当年说：“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经过这么多年的体会，刘先生们对“这个党，这个制度”还有信心吗？
笔者希望林孟熹先生、刘光华先生、姚祖彝先生其它的朋友同学以及在香港的家人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大家关于姚祖彝先生的故事，让全世界的中国人不要忘记他，不要忘记千千万万类似姚祖彝先生被暴政迫害至死的同胞，不要忘记中华民族经历过怎样的民族灾难，永远避免任其重演！(写于2006.9.18，《观察》9月23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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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21年7月23日 週五 下午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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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声2021年7月23日】消息说，中国大陆著名百名公众知识分子、异议人士李悔之，因不堪监控，遂以死抗争，于7月22日晚留下遗书，服剧毒农药，家人送医抢救无效，于2021年7月23日上午8时53分去世。
李悔之（又名李立群，曾用名李东红、李卫东、李文革），他是大陆著名政治异议人士，是“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多年来发表了大量批评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的文章，胡温时代曾被评为“全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中国百大名博主"等称号。习近平主政期间被列为“部级”维稳对像。李悔之在《我的遗书》中，详细阐明了自己以死抗争，自杀殉道的全部心路。
李悔之:我的遗书
胡、温时代开始，本人在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公平正义，批评诸种弊端，力推体制改革...屡屡被评为“全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中国百大名博主"等称号。然而，自从换届后，特别是"伟大的中国梦"之后，言论空间愈来愈逼仄。到2017军“十九”大，我突然被列为“部级”维稳对像（是惠州市“唯一”---多位国保告诉我这一“荣誉”）。而且是广东惠州市和河源市两市“共管”，因我户口所在地也在河源龙川县，所以我回龙川时，由河源龙川县国保负责监控。由于我极少回老家河源市龙川县，平时监控主要由惠城区国保大队负责（市国保在重要节日[节]出现一下）。电话受监控，我到外地，或外地朋友到惠州探访时，皆须向国保部门“说一声”（有数次外地朋友来惠州邀我吃饭受阻）。
2020年3月，本人因患脑溢血成为“二级残疾”、走路要靠拐杖辅助的情况下，我曾多次指出要求能否解[解]除监控，城区国保如实告知：他们会向上面汇报我的请求，至于何时能解除，他们无权作出决定。
今年6月19日下午，城区国保徐指导员带市局国保大队覃副大队长、黄教导员（女）来我家中“拜访”（估计是为建党一百周年前来），我再次提出：本人患病在身，为后患症所困，已无能力“反党”了，监控能否解除？回答仍跟去年一样！
建党100周年的前两天，即6月29日上午，市国保大队姜大队长，以及覃副大队长两人又来家访（显然是为建党一百周年再次前来），姜大说很久没看望“李老”了...我又提出何时能解除“处遇”问题，他也没正面回答此问题.
无论在国内、国外发文，我都署以实名实姓；举凡撰文内容，皆在宪法允许范围内，立足于建设性批评，素无偏激极端之言，缘何几年成为部级“维稳”对象？...去年在身患脑血后，我已一年半时间没有发表过任何批评性意见，但凡节日，监管却没降还升---今年“七一”前，惠州市国保大队覃副大队长及黄教导员先后主动要加我微信（之前，只有城区国保大队周副大队和徐指导员主动加我微信），“七一”之前两次“慰问”，7月16日上午，城区国保大队周副大队长又来电“谈心”...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什么可想而知。
古贤一再教导统治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渍，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而今呢？执政者不是用对话的方法坐下来好好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批评，而是动用国家专政机器，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使得知识分子纷纷屈服于现实之下，无言再敢上书言事，无人敢发表异议意见，整个国家万马齐暗，庙堂之上一片侫媚阿谀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结果是把批评者、异议者关进笼子里！
我希望看到的是：执政者能心平气和坐下来听听异议人土的意见和建议，不是总看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上门...伟大领袖说：“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既然有左中右，怎能永远用国家机器弹压一方？总是让政治立场相左一方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贵党专政已经七十年了，“七一”讲话，让人强烈感受到的是向原教旨的大回归，上层建筑的“与时俱进”变成了“与时俱退”，让人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难道，这就是生为中国人的不幸和悲哀？
“七一”也是一场唯物主义者的伟大盛宴，它令人想起了狄更斯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每坏的时代”---能走的都去美帝大加拿去澳洲了，剩下不能走的只好“一心跟党走”...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历史当然就虚无主义！...
没有人能看清前途和希望！从来没有那样绝望过！当然，有些人还坚信“天会亮的”---因为，他们小时候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看太多了...
说了十几二十年了，不说那么多了，说了也是白说！
作为肉体上每天都饱受脑溢血后遗症折磨的人，精神上还要经受生命不堪承受之重的重压，只好“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了。
本人今日“自绝于党和人民”，于惠州市国保执法人员无关---再次强调：自2017年以来，惠州市国保大队、惠城区国保大队人员言行都很文明，素质都很不错，他们不过是执行上层命令例行公事而巴，对本人从无不文明行为。责任在于他们的上层---他们应对我的死负责任！
我死之后.家人不要举行任何葬礼。骨灰要倒东江河，不要保留骨灰。
李悔之（李立群）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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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立：《千萬不要忘記被暴政殘殺的同胞——姚祖彝的故事》（《大纪元》2006.9.25）
一年多前，在《议报》网站读到一篇林孟熹先生的文章：《错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它》。
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内容如下：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19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甚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俩个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
…………
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常委)的一个儿子(刘光华)，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他交代说，有4个人要潜逃外国，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4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
冯亦代讲这则的消息，不过是当作社会传闻，茶余饭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亦代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刘王立明是努生(罗隆基)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难怪彭真要找我们谈话了。”
林孟熹先生的文章：《错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它》有关内容如下：
1964年一月的一个周末，光华又回到东41条的家里，同级校友姚祖彝突然来访。姚来自上海，学习经济系，父亲是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解放前在校园里属公子哥儿类型，解放后转变很快，曾任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海运公司。姚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时已解除教养，在京郊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姚告诉刘，他决定南下偷越边境，并邀刘同行。刘闻言大惊，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舍此别无他途。刘则坦言，姚此举太冒险，自己虽难，含冤莫白，“但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舍母涉险？而且我认为你也不应该这样孤注一掷。”在刘的一再劝说之下，姚勉强表示打消偷渡之想。
不久我来北京，光华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说：“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绝对不会听你的，到时他边境被捕，你必被牵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刘问我该当如何？我说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行动。光华长叹一声：“唉！姚三目前处境已经够惨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脚？况且人家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义举报？这有违我一向做人的原则……”“那你自己怎么办？姚三肯定会被抓回来。”我十分焦急，光华无意再争辩，只淡淡地说了句：“反正姚三已经答应打消偷渡之想了。”不过看来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话。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预料，姚祖彝边境被捕，光华因知情不报被发配到黑龙江绝塞苦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磨难和艰辛的12年……
当时，我看完林孟熹先生这篇文章，明白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澄清偷越国境的不是刘光华，而是另有他人姚祖彝。文章没有提到姚祖彝的死，但隐约看出姚结局很惨，林先生的观点是姚不但罪有应得，而且还连累朋友(刘光华)。我却感到十分痛心：一则为林先生至今仍然为当年建议刘光华“立即举报”姚祖彝感到理所当然、甚至感到自豪而痛心。已经移居海外的林先生至今尚且抱着“卖友求荣有理”的价值观，仍然留在大陆受共产党愚弄的同胞们更可想而知了；二则也为姚祖彝被捕后供出刘光华“知情不报”，联想到当年的共产中国竟然是一个人人为求自保，不惜出卖朋友，全无道义可言的社会而感到悲哀。我为毛泽东共产党数十年来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破坏和对文化人性的摧残，为中华民族几代人道德沦丧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痛心。为此，忍不住写了一篇文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中国人的道德沦丧令人痛心》，发表在《新世纪》等网站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
不久前，读杜高先生《我不再是我》，里面有提到姚祖彝之死的内容，抄录如下：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馑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用参加劳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
在当时的右派份子劳改队伍里，姚祖彝算得上衣着最整洁的一个，他穿一套工作服、蹬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任何人都不交谈，打扫完厕所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地把猪油抹在窝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人们出工去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靠在场边上休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甚么书，他把书递给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了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1952年毕业分配到外贸部当翻译的，他的家人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此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见过面。
1969年国庆节后，我终于被释放，父亲叫我到南京调养身体，1970年春一天，妹妹上街买菜回来神情紧张地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像你一样的劳改释放右派份子，街上都贴了布告……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面前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光着头。在短短几秒钟里，我一下就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还想再找其它人(这次被处决的犯人竟有4个是杜高在劳改场互相认识的右派朋友——笔者注)，再看他们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读到这些恐怖情节，令人毛骨悚然。笔者并不认识林孟熹、刘光华和姚祖彝，算来他们都是我的前辈；笔者之所以为之动情，是因为和他们有相似的出身经历(即将出版的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一书里详细记述了六七十年代广东知识青年偷渡香港的情节)。看了上述的几段文字，姚祖彝先生一介上海书生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虽不识，已感怀。想不到仅仅是因为想改变“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的悲惨处境，追求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去香港和父母兄妹团聚，就被剥夺了人最宝贵的生命！这是甚么样残暴的社会啊！
笔者上面提到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发表不同意见，说中共对姚刘等的暴行，彷如“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应该责怪母亲”，这是典型的为共产党开脱罪行的呓语。在西方文明世界，母亲打儿子是犯罪行为，害死数千万同胞的中共有甚么资格当我们的母亲？我们甚么时候承认过？甚么时候投过他一票？还说姚祖彝不属于政治避难，就不应该偷越国境。难道希望永久摆脱社会的迫害和歧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都不可以？甚么逻辑！你们可知道，章怡和提到中共权力枢纽彭真，这个主管政法的最高官员，竟然说“到底党大还是法大，我也说不清楚”；在清华大学当有学生问到为甚么有“出身不好”的人高考达到分数线仍未被录取时，彭真竟恶狠狠地回答说：“我们的大学就是没有你们的位子！”难道让这样既不懂法，又将国家视作党产的恶霸官僚来统治我们的国家，掌控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你会甘心吗？刘光华先生当年说：“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经过这么多年的体会，刘先生们对“这个党，这个制度”还有信心吗？
笔者希望林孟熹先生、刘光华先生、姚祖彝先生其它的朋友同学以及在香港的家人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大家关于姚祖彝先生的故事，让全世界的中国人不要忘记他，不要忘记千千万万类似姚祖彝先生被暴政迫害至死的同胞，不要忘记中华民族经历过怎样的民族灾难，永远避免任其重演！(写于2006.9.18，《观察》9月23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