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出版过程——获得个准生证真难》
——庄晓斌诉谷歌侵权证据链系列之三
人们都知道，中国曾是个计划生育管理最严格的国家。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对计划生育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就是说这一票就将决定你的官运。在这一项上不合格，你的顶戴花铃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官衙就对人类几千年来一贯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就变得异常地苛刻起来了。当然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女人生小孩子这件事了。而是我在监狱里孕育的那个苦难的胎儿《赤裸人生》了，我该怎么样才能为他能堂堂正正地活在这和世界上获得一张准生证呢？
我曾经这样写过：“世界上一切劳动都应该是有价值的。无论付出的成本有多大多艰辛，当自己的劳动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价值，那份艰辛也就成了不可言喻的幸福了。然而，一个人的劳动要想获得价值，只有把成果交付与社会，并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劳动才会获得价值，才有幸福和愉悦可言。”
正是怀着这样的意念，在我走出了监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试图想给自己的孩子去谋求一张准生证了。1990年冬天，我乘去河北沧州为自己承包的酱油厂上属单位朗乡林业局商业科食品厂采购面粉的机会，第一次带着自己的厚厚六大本手稿 ，专程去了一趟北京。意图就是将这部手稿送到某家出版社审核，那甚至都不能叫做投稿吧，那似乎就是要去做一次亲子鉴定的。我当然要选择一家绝对具有权威资格的出版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才可以的。
这当然也算是“出生的牛犊不畏虎”了。就这样我冒昧地闯进了中国作家出版社位于北京朝阳区农展馆附近的办公楼。还好门卫室的老大爷见我手提着捆扎好的六大本文稿，就认定了我是来投稿的。只做了简单的登记 ，就放我进去了。我见到一楼的一间办公室的牌子写的是长篇小说编辑部，就冒昧地闯了进去，还好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编辑接待了我。
我说明了来意。老编辑也把稿件收下了，还非常认真地我打了收条，并且认真地记下了我东北老家的通讯地址。办妥了这件事，我当时的心情大好，还特地跑到了前门的全聚德烤鸭店里买了一只烤鸭来犒劳自己。那时节一只烤鸭才不过几十元钱。十年后我再来北京 ，这价格就几乎翻了十几倍的。这真是世风愈下而物价飞涨啊！
我高高兴兴地回了东北 ，心里的希望之火却一直在熊熊燃烧着，直到半年之后，我收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邮件，里面恰恰就是我的那六大本手稿，细细辨认，竟然是连捆绑的塑料绳都没有拆开过的。也许是哪位五十多岁的老编辑看到了封皮上有劳改报的字样，才觉得这份手稿当算珍贵，才不惜花了十几元邮费又给我寄回来了。我的这手稿在中国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编辑部里搁置了半年，竟然都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我心里的那把熊熊燃烧着的希望之火，渐渐地冷却了……
心虽冷了，但是顽强的生命却不肯就此湮灭。这就像当年的许多中国的农民工一样的，宁可颠沛流离，过一种极度困顿的生活，也要顽强地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一样，尽管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的生下了这个苦难胎儿究竟是福？抑或是祸？但强烈想做母亲的愿望却无时无刻不在袭扰这颗不安分的心。那时经过了二年承包一间濒临倒闭的酱油厂，我已经获利颇丰，算算家里也有了十几万的积蓄了。这些钱也许足够我折腾个一两年了。就这样我又萌动了想让我苦难的胎儿去拱破羊水，得见天日的贪婪念头了。
而这次，我的选择却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我妻子的一位女同事有一位身居高位的亲二叔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生活管理处的处长，是肩扛一颗金星的将军。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周献明编辑恰恰就是这位少将家是邻居。当我妻子的这位女同事向我提起可以求他二叔帮助，引荐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周献明编辑时，我的眼神亮了。觉得这绝对是一条可以尝试的一条捷径的。
就这样，我就在我 妻子的这位女同事的陪同下 ，在1993年的春天，再次来到了北京，这次的落脚点竟然是总政的黄寺东院。在我妻子的这位女同事的竭力周旋下，她这位将军二叔竟然信了自己侄女的话 ，认定我就是他亲侄女当年的初恋情人，便决定不遗余力地帮我。就这样在这位将军二叔的引荐下，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一位正式出版社的编辑周献明。周献明也是一名资深的老编辑了，大校军衔。我又是有一位将军做了推荐人，所受到的礼遇当然就非同凡响了，他不仅很快就粗略地审核了厚厚的六大本稿件，而且很快就提出了反馈意见，建议我就留在北京，在他的指导下，对文稿做进一步的修改。这样使我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苦难的孩子有望诞生了。我妻子女同事的将军二叔当然也愿意竭力帮助一个受尽了苦难准侄女婿。好在将军的住宅很宽敞的。将军二叔就慷慨地将家里的一间客房免费提供给我做了临时书房 。就这样我就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周献明编辑的指导下，在将军二叔的家里免费吃住了大半年，完成了对我的小说的第一次大的修改。当时正是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废都》火爆京师 的时候 ，也许是考量到以后出版后的效益，周献明编辑建议我在书里多加写些“味素”，我听从了这一建议，有些情节只好重写一遍。所以用了几乎大半年的时间，直到1993年末才完成了全部修改工作，将焕然一新的稿件送审。其实一审的工作是在我边修改就边完成了的，因为将军二叔的家和周献明编辑的家相隔也就不过几十米。每个周六，我都会将修改好的文稿送去给周献明编辑审阅的。1993年末稿件送审，这就该是进入了二审程序了。就这样在1993年末我告别了将军二叔，信心满满地回到东北，静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佳音了。在焦灼的等待中又捱过了大半年，在1994年的6月份，我终于又收到解放军出版社周献明编辑亲自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周献明编辑没有和我多说什么，只是约我再次去北京商讨出版事宜，我接到此信后，当然就是要放下一切事务，赶去北京商讨出版事宜了。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去北京了，当时我在东北已经不再承包酱油厂了，改行在做木材生意，我扔下了生意不做，义无反顾地又折腾要出版什么书了。以至于也引起了我的亲人们的不理解。我的妹妹早已事业有成，那时的资产也已经过百万了，她见我丢下赚钱的生意不做，执意要去北京，心里很是不满意。但是我还是不听劝阻，抛下了生意不做而去了北京。没有想到的是 ，我这次去北京，得到的却是不详的消息。
来到北京见到周献明编辑后，他告诉我的消息竟然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不予出版退稿的决定和一份复印的三审意见审核表。表格上三审编辑的意见都赫然在目 ，一审责编是周献明，他的溢美之词我在此就不再复述了。二审编辑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吴振录，他在审稿意见表上是这样签署的：“50多万字的文稿摆在案头，令人皱眉，但是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这部书稿描绘文革时代的苦难，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市民，层层面面，比“血色黄昏”还有震撼力 ……”而三审编辑主编王睿在意见栏里则是这样签署的：“这是一部好作品！但反应文革时期的苦难太深太严酷了，在分寸上把握不准，敬呈亚南社长定夺。”而当时担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朱亚南却在这份三审意见审核表单签署上了这样的批示：“我社是出版军事题材的出版社，此类题材在我社不宜出版，但考虑到作者和我社合作了很长时间了，退稿时可将三审意见与作者见面。 ”这份三审意见审核表单没有设置社长审核一栏，朱亚南社长的批示是写在表单外面的空白处的。但就是这表单外面空白处的一行批示，宣判了我的孩子的死刑，责编、二审编辑部主任、甚至三审主编都爱莫能助。我的心似乎在那一瞬间被洞穿，在汩汩地冒着血啊！但我可奈何的我，只能接受这冷酷的现实。第二天，我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从责编周献明手里取回那部厚厚的文稿时，是强抑着满腔的悲愤才没有让充盈在眼眶里的热泪滚落下来的。至于离开了编辑部后我会不会抱头痛哭一场这当然就是后话了 。就在我提着厚厚的文稿离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时，在楼外的拐角处被尾随出来的编辑部主任吴振录叫住了。四顾无人，吴振录坚定地对我说：“我当了20多年的编审了，好稿坏稿我是一眼就能分辩出来的。这部书稿我社不出，可这也是社会上的其他出版社找都找不到的好稿子啊！你如果相信我的眼力，你今天晚上就把这部书稿送到我家去 ，我会帮你找社会上的其他出版社出版的。”说着吴振录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塞到了我的手里。
这张纸条上写的就是吴振录家的地址，也许是耐于编辑部众多眼目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吴振录才采取了这样隐蔽的方式把 我邀到他家里去面谈的。
当天晚上，我按照纸条上标识的地址，如约来到了北影厂附近的另一所部队大院。 吴振录主任则已经在家里备好了酒饭等候我的来访。就这样在吴振录主任家里，我几乎就是噙着眼泪向吴主任倾诉了我写作这部书时的苦难和艰辛。吴振录主任听后很受感动，他当即表示说：“这部书出版的事，你就交付给我吧，你回东北去该做生意还做生意，我会竭尽一切力量把这本书推出去的，这也该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说句实在话，当时要不是有吴振录主任这样的大义凛然之人慧眼识珠，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回到东北去面对早已对我诟病不已的亲人们了。而这位对我有大恩的吴振录主任倘还健在，当也是一位耄耄之年的老寿星了。他为我无怨无悔地付出多多，而得到的回报 也不过就是 我再次去北京商榷出版事宜时给他带去的十几斤元蘑和松子等东北 土特产而已。这其间连一分钱的利益考量也没有 ，而我却无功受禄，还白白地在吴振录主任家里蹭过无数顿“免费的午餐”。
在偌大的中国文坛，倘若能多有几位像吴振录主任这样有良知又独居慧眼的编审，我想中国文坛也不会寂寥得几十年间就似如一潭永远也煮不开的温吞水了。吴振录主任此后确实是为了出版我的这部书而呕心沥血，他在北京先后和十几家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 ，但都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有成功。这期间我 和吴振录主任一直通过电话联系。直到1995年的春天，吴振录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说：“小庄，看来一渠道的路是很难打通了。你如果同意，我不妨给你尝试一下走走二渠道的路子。”
那时的我对图书出版几乎就是一窍不通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一渠道和二渠道的区别。在吴振录主任的一番耐心解释下，我才知道了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里，竟然还有这样一条捷径。
这对于我这个急于想让自己的孩子拱破羊水，及早获得鲜活的生命的苦难母亲说来，当然就不是什么障碍了。因为在我的眼睛里，哪怕就是一个从未受过妇幼卫生知识教育的农村接产婆为我的孩子剪断了脐带，把他迎接到了这个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来的，这也无所谓的。
因为生命的价值首先一条就是他必须先呱呱落地，然后才能考虑怎么样才能为孩子申报户口，怎么把这个苦难的胎儿养活的其他问题。因此我对吴振录主任的提议欣然同意。就这样，吴振录主任以此运作，很快就有了结果。1995年的夏天，吴振录主任打电话约我来北京，这已经是我第四次来北京了。这次来京，却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这次吴振录主任约我来，是把我引荐给了一位名字叫袁杰伟的上海书商的。就这样，在北京南苑的一处高档小区里，我和这位名字叫袁杰伟的上海书商见了面，也爽快地签署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出版协议。名字叫袁杰伟的上海书商以每千字70元人民币的价格买断我的小说《赤裸人生》的大陆文字版权5年。
协议签署后，袁杰伟当即就到小区的银行里支取了3000元人民币作为订金给付了我。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第一笔稿费。此后应袁杰伟的要求，我则需对文稿做些相应的修改以达到出版的容忍条件。这就是指我必须要对相对敏感的情节和遣词造句做出些调整了。我答应了书商的要求。但以我当时的经济能力，我已经没有能力在北京完成这项工作了。我当然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哪位将军二叔了。就这样我选择到我的山东老家潍坊市寒亭镇去完成这项工作。就这样在潍坊市寒亭镇拜托亲友为我租赁了一间农舍，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农舍里。又历时3个多月，完成文稿的第二次修改工作。期间因为生活费告馨，我还再次用呼机向袁杰伟求助 ，袁杰伟又从上海给我汇到山东潍坊寒亭镇1500元人民币救急。两次袁杰伟一共支付了我4500元人民币 ，但是最终这本书却没有交由袁杰伟出版。这位上海书商在 我的身上其实是亏本了的。
1995年10月，我返回北京后，将修改完毕的书稿交给袁杰伟后 ，就又返回东北去静候佳音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等到的结果依然是失望。1996年春节刚过，我就收到了袁杰伟打给我的长途电话，约我到北京就出版事宜面谈。对于这样的约邀，我当然得立即前往。就这样，在1996年的元宵节前，我就再次赶到了北京，这已经是我第五次来北京了。这次的变故更是令我始料未及。我到北京见到袁杰伟后 ，他对我讲：“这次约你来，还是为了出版《赤裸人生》的事，这本书在审稿时还是不能通过 ，考虑到你恐怕是很难突破思想上的障碍了，因此我们打算为你聘请一位成熟的作家来帮你修改润色，发表时署你们二个人的名字，你是第一作者，哪位作家是第二作者。当然此前我们签订的协议依然有效，还是按原来的字数50万字不变，你的稿酬一分也不会少的。但是将来出版后的版税提成，就由你们二位作者共同分享了。至于分成的比例你们自己协商。你看这样的方式你是否可以接受？”
听完了袁杰伟的这番话后，我的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得见天日，就算再屈辱我也还是能忍下这口气的。于是，我就答应了袁杰伟的提议，在北京的一家三星级宾馆的一个房间里，与袁杰伟为我聘请的这位成熟的作家见了面。
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再忌讳什么了。就坦言披露出这位声名遐迩的大作家的名字吧！这次我在宾馆会见的大作家就是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了的著名作家柳建伟。在宾馆房间里，著名作家柳建伟就修改我的《赤裸人生》一书之事，做了深入的交谈，很显然，大作家已经看过了我的手稿。但对他提出来的修改意见，我确实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柳建伟竟然提出来要将此书修改成章回小说，这就将是完全失去了纪实的特色的。这次谈话后，我虽然没有当即就表示出极力反对的态度，但是脸上流露出来的不屑，想这位大作家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倘若袁杰伟真的是为我的书找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作家做以润色修改，能够提升这本书的品级和档次了。我当然也可接受的。但是，经过我和著名作家柳建伟的一番深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此心情十分郁闷。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的郁闷心情对吴振录讲了，吴振录听完后，异常气愤，他大声说：“怎么
可以这样？倘若此书允许再找人修改署名，还用的着他袁杰伟给你找么？这样吧 ，你不要再和他们合作了。你去吧稿子要回来，我再给你找别的书商.。”
因为当时我已经前后收了袁杰伟4500元的订金了，现在要我不再和他合作而把稿子要回来，这还是有点难度的，我吞吞吐吐地说：“可是我已经收了袁杰伟4500元订金了，而且这钱……”
我话还未说完 ，吴振录就接上话茬说：“袁杰伟是我介绍的，这是他们违约，这钱你也不用退给他，他想要退钱。你就让他来找我！”
吴振录语气铮铮，这一股凛然正气很是让我感动。但是在我到袁伟杰那里去取文稿时，我还是使了个手腕的，我只是说：“不是还要修改么，反正这几天我在北京也闲来无事，就先看看从那里入手修改吧！”就这样我把文稿诳了回来的。
此后，吴振录果然又为我联系了另外的一个书商，而袁杰伟那里也不知吴振录是怎么打发他的，反正此后袁杰伟也没有来找我讨回那4500元的订金。
吴振录第二次给我介绍的书商就是长沙的女书商冯静，那时冯静在北京做图书出版生意，她在北京的一个高档小区里租了一套公寓。就是在北京的某高档小区里的这套公寓里 ，我和冯静签订了第二份出版协议，条件基本上是和与袁杰伟签订的第一份协议雷同，也是以每千字70元的价格买断了《赤裸人生》一书的大陆文字版版权五年。但冯静没有给付我订金，而是给我出具了一张3万千元的欠条。
冯静对我解释说，她的资金都押在了新近出版的几本书里了，所以暂时只能给我出具欠条了，待书出版后，她会一次性付清我的全部基本稿酬的，而且如果书的销量好，我还会得到一笔不菲的版税提成的。但这不菲是多少，他没有说，我们签订的协议了也没有显示，我当时就以为这是她给我画的一张大馅饼吧。
就这样，我又满怀期待地返回了东北，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期待依然是如此地漫长，这一等又是一年多，这期间我和远在南方运作图书的冯静也是经常通电话联系的。也清楚地知道冯静也确实为了出版此书，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到云南、广东、甘肃、 四川、内蒙。当冯静把由四川出版社美编邹晓工设计《赤裸人生》封面图发给我时，我的眼睛里是流出了热泪的。一直到了1997年3月份，冯静终于给我送来了喜讯。说《赤裸人生》一书已经在内蒙古出版社审稿通过，预定在不久就可刊印出版了。
获知这个消息后，我喜不自禁，不善饮酒的我那日却喝得酩酊大醉。但这后来还是空欢喜了一场。后来冯静又来电话说，此书走的是一渠道。所以原来的协议每千字70元的稿酬标准达不到了，现在每千字只是30元了。对此我当然也不计较了，我如其所愿，就又写了一分千字30元的协议给她邮去。我已经做出了我能做到的全部让步，但是书还是迟迟不见刊印。直到1997年8月份，冯静才在电话里对我说了实话，原来内蒙古要搞十年大庆，所以出版社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庆祝活动中了，因此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就搁置了。末了她在电话里说：“现在书稿的审核、封面设计都已经完成，只要你再能垫付一笔印刷费，书在一个月后就可以面世。‘”闻听此言，我问一句：“那我需要垫付多少钱？”冯静说：“其实也不多，你只要垫付3万元，一个月内我保证出书，书出版后三个月内，我就将你垫付的钱和你的稿费全部一次性付给你。”
我沉默良久，为了出版此书，这几年我就没有专心做生意。家里原先承包酱油厂赚的那点钱早就消耗一空，现在叫我拿出3万元实在是勉为其难。但是我的妹妹事业有成，那时她的资产已经有几百万不止了。我想我要是向亲妹妹借3万块钱出书，她大约不会拒绝吧？就这样，我在电话里说：“那好吧，我愿意垫付3万元印刷费。但是我申明，这已是我的全部家当，现在我是把全部家当都押在这本书上了。”
我的想法很好，但是当我赶到绥化我妹妹家，只是把垫付3万元印刷费出书的事跟她复述了一遍，借钱的话还没说出口，就遭致到妹妹劈头盖脸的一顿数落，我妹妹说：“你把3万元钱寄给他，万一他还是不给你出版，你还能到长沙去找他讨债么？世上也只有你这样的傻子才会相信这种话。我看你真的是有病，而且是已经走火入魔了。”
我知道从我妹妹处借到3万元钱的路已经堵死了。可是，我又能到哪里去筹集3万元钱呢？好在，我的妻子还是支持我的，她把自己仅有的几件首饰都送到金店变卖了，也才凑足了一万多元，还有近2万元的资金缺口，我还能到哪里去筹集呢？
、天无绝人之路，我在监狱里结拜的铁哥们翠兰的王长龙知道了我的困境，他给我引荐了一位也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哥们。这个哥们就是宋宝山，绰号宋二，原来是个杀人犯，被判死缓，在新肇监狱改造，出狱后承包了翠兰林业局的汽车队，现在赚得盆满懵歉霰┓⒒Я恕Ｎ业囊宓茏鞅＃铱梢源铀味璧�2万元钱。就这样我赶赴翠兰和宋二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的内容是这样的，宋二借给我人民币2万元，半年后我需偿还人民币3万元，逾期不还，以后则以月息三分记利。这也就是说到期我如果还不上钱，每个月就要承付利息1500元。这是一笔不折不扣的高利贷啊！
那时，我已经是四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我当然知道这笔高利贷的轻重了。但是“人生能有几回搏？”，为了能让我的苦难胎儿得见天日，我豁出去了！
就这样，我义无反顾地在借款协议上签了字 。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2万元的贷款。但是我没有按冯静的要求，只是把钱寄给她，而是亲自带着3万元钱赶赴长沙，我要亲眼监视着我的苦难胎儿诞生的全过程。
1997年9月，我坐3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赶到了长沙，这以后的事就不需详述了。总之，这次冯静并没有骗我，一个月后，我的苦难胎儿终于刊印成书了，我也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一次二渠道的图书订货会。地点就在长沙的岳麓山宾馆。我亲眼见到了冯静怎样用我的书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订货会只开了3天，冯静就收到此书的订金2万多元，其中还不包括我和一位姓廖的书商签订的一笔合同。
我帮冯静签了这笔合同，廖姓书商当场交付了1万元的定金，冯静 还算是厚道，她并没有把这一万元也收归到自己的腰包里，而由我截留了。这便也算是我回收的一笔垫付款吧。我在长沙这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冯静对我还是很够意思的，不仅为我安排好了一切食宿问题，还把她的一部旧手机给了我用，而且她在长沙黄泥街家的大门随时都对我敞开着，因为冯静此时是个单身女人，她带着13岁的儿子和母亲住在黄泥街的老房子里。尤其是冯静的母亲对我很亲热，几乎就把我视为她的干儿子了。冯静的一家人都是搞图书的，他的弟弟和弟媳专业经营教科书，和儿童读物，而且据说冯静的父亲就是因为经营违禁书籍而坐牢，最后死在监狱里的。
我为了出版这本苦难之作，我五次进京，一次赴长沙。历时七、八年才得以出版，这其间的甜酸苦辣也许只有我才心知肚明的。一本书如此艰难才得以出版。这恐怕是在世界的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后来冯静确实是违背了她对我的允诺，险些把我逼进了绝境，但是我依然感激她，没有她的大胆神操作，也许我的苦难胎儿就永远也没有得见天日的机会的。这一切一切，也许可以说都是上帝之手在运作的。
这本《赤裸人生》虽然是在二渠道出版发行了，但是袭用的确是经一渠道三审编辑审核过的文稿，所以其间相对敏感的内容已经做了大量的删节和剪裁，用我的话说：所展示出来的也就是肚脐眼下的那几撮尚可示人的皮毛了。而且冯静为了节省印刷成本，选择的印刷厂也是二渠道的那些简陋的小厂。
况且我又义务地为冯静当了一个多月的义工。一整个出版发行的过程我几乎是了如指掌的，因此虽然我和冯静签署了第二份版权协议，但冯静 还是答应了执行第一份协议，即以每千字70元结算我的基本稿酬。邻近新年的时候，我当是该凯旋归乡了。就这样我和冯静之间做了结算交割，我把冯静原来出具给我的3万5千元的欠条交还给她，而由她另出具了一张五万元的欠条给我。并且承诺此款在3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就这样在1997年年末。我携带1000册已经刊印成书并且已经在二渠道正在发行的这本《赤裸人生》荣归故里了。
因为手里已经有了印刷成书的物证了。我终于也可向所有的亲人们证明，我的这些年锲而不舍的追求是值得的了。而且我也确实因此成为了我家乡那个林城小镇的风云人物，当时时任朗乡林业局的党委书记陈崇礼，竟然亲自写信给属下的几个林场的厂长推销我的书，我带回来的一千图书就是用这样的渠道销售出去的。而按照冯静承诺的还款时间，到期我偿还宋二的高利贷也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这时宋二则患了癌症住进医院，为了表示对宋二肯慷慨资助的感激之情，我还专程到伊春某医院去看望病中的宋二，并带去我花费了上千元钱购置的一些营养品。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这一贯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毕竟没有宋二在关键时刻的慷慨解囊，我是达不成夙愿的。以上就是我这部书的艰难出版过程，至于后来因为冯静没有兑现承诺，而把我几乎逼进了绝境，这就是下一篇该向读者们讲述的事实了……
——庄晓斌诉谷歌侵权证据链系列之三
人们都知道，中国曾是个计划生育管理最严格的国家。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对计划生育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就是说这一票就将决定你的官运。在这一项上不合格，你的顶戴花铃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官衙就对人类几千年来一贯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就变得异常地苛刻起来了。当然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女人生小孩子这件事了。而是我在监狱里孕育的那个苦难的胎儿《赤裸人生》了，我该怎么样才能为他能堂堂正正地活在这和世界上获得一张准生证呢？
我曾经这样写过：“世界上一切劳动都应该是有价值的。无论付出的成本有多大多艰辛，当自己的劳动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价值，那份艰辛也就成了不可言喻的幸福了。然而，一个人的劳动要想获得价值，只有把成果交付与社会，并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劳动才会获得价值，才有幸福和愉悦可言。”
正是怀着这样的意念，在我走出了监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试图想给自己的孩子去谋求一张准生证了。1990年冬天，我乘去河北沧州为自己承包的酱油厂上属单位朗乡林业局商业科食品厂采购面粉的机会，第一次带着自己的厚厚六大本手稿 ，专程去了一趟北京。意图就是将这部手稿送到某家出版社审核，那甚至都不能叫做投稿吧，那似乎就是要去做一次亲子鉴定的。我当然要选择一家绝对具有权威资格的出版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才可以的。
这当然也算是“出生的牛犊不畏虎”了。就这样我冒昧地闯进了中国作家出版社位于北京朝阳区农展馆附近的办公楼。还好门卫室的老大爷见我手提着捆扎好的六大本文稿，就认定了我是来投稿的。只做了简单的登记 ，就放我进去了。我见到一楼的一间办公室的牌子写的是长篇小说编辑部，就冒昧地闯了进去，还好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编辑接待了我。
我说明了来意。老编辑也把稿件收下了，还非常认真地我打了收条，并且认真地记下了我东北老家的通讯地址。办妥了这件事，我当时的心情大好，还特地跑到了前门的全聚德烤鸭店里买了一只烤鸭来犒劳自己。那时节一只烤鸭才不过几十元钱。十年后我再来北京 ，这价格就几乎翻了十几倍的。这真是世风愈下而物价飞涨啊！
我高高兴兴地回了东北 ，心里的希望之火却一直在熊熊燃烧着，直到半年之后，我收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邮件，里面恰恰就是我的那六大本手稿，细细辨认，竟然是连捆绑的塑料绳都没有拆开过的。也许是哪位五十多岁的老编辑看到了封皮上有劳改报的字样，才觉得这份手稿当算珍贵，才不惜花了十几元邮费又给我寄回来了。我的这手稿在中国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编辑部里搁置了半年，竟然都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我心里的那把熊熊燃烧着的希望之火，渐渐地冷却了……
心虽冷了，但是顽强的生命却不肯就此湮灭。这就像当年的许多中国的农民工一样的，宁可颠沛流离，过一种极度困顿的生活，也要顽强地把自己的孩子生下来一样，尽管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的生下了这个苦难胎儿究竟是福？抑或是祸？但强烈想做母亲的愿望却无时无刻不在袭扰这颗不安分的心。那时经过了二年承包一间濒临倒闭的酱油厂，我已经获利颇丰，算算家里也有了十几万的积蓄了。这些钱也许足够我折腾个一两年了。就这样我又萌动了想让我苦难的胎儿去拱破羊水，得见天日的贪婪念头了。
而这次，我的选择却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我妻子的一位女同事有一位身居高位的亲二叔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生活管理处的处长，是肩扛一颗金星的将军。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周献明编辑恰恰就是这位少将家是邻居。当我妻子的这位女同事向我提起可以求他二叔帮助，引荐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周献明编辑时，我的眼神亮了。觉得这绝对是一条可以尝试的一条捷径的。
就这样，我就在我 妻子的这位女同事的陪同下 ，在1993年的春天，再次来到了北京，这次的落脚点竟然是总政的黄寺东院。在我妻子的这位女同事的竭力周旋下，她这位将军二叔竟然信了自己侄女的话 ，认定我就是他亲侄女当年的初恋情人，便决定不遗余力地帮我。就这样在这位将军二叔的引荐下，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一位正式出版社的编辑周献明。周献明也是一名资深的老编辑了，大校军衔。我又是有一位将军做了推荐人，所受到的礼遇当然就非同凡响了，他不仅很快就粗略地审核了厚厚的六大本稿件，而且很快就提出了反馈意见，建议我就留在北京，在他的指导下，对文稿做进一步的修改。这样使我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苦难的孩子有望诞生了。我妻子女同事的将军二叔当然也愿意竭力帮助一个受尽了苦难准侄女婿。好在将军的住宅很宽敞的。将军二叔就慷慨地将家里的一间客房免费提供给我做了临时书房 。就这样我就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周献明编辑的指导下，在将军二叔的家里免费吃住了大半年，完成了对我的小说的第一次大的修改。当时正是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废都》火爆京师 的时候 ，也许是考量到以后出版后的效益，周献明编辑建议我在书里多加写些“味素”，我听从了这一建议，有些情节只好重写一遍。所以用了几乎大半年的时间，直到1993年末才完成了全部修改工作，将焕然一新的稿件送审。其实一审的工作是在我边修改就边完成了的，因为将军二叔的家和周献明编辑的家相隔也就不过几十米。每个周六，我都会将修改好的文稿送去给周献明编辑审阅的。1993年末稿件送审，这就该是进入了二审程序了。就这样在1993年末我告别了将军二叔，信心满满地回到东北，静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佳音了。在焦灼的等待中又捱过了大半年，在1994年的6月份，我终于又收到解放军出版社周献明编辑亲自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周献明编辑没有和我多说什么，只是约我再次去北京商讨出版事宜，我接到此信后，当然就是要放下一切事务，赶去北京商讨出版事宜了。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去北京了，当时我在东北已经不再承包酱油厂了，改行在做木材生意，我扔下了生意不做，义无反顾地又折腾要出版什么书了。以至于也引起了我的亲人们的不理解。我的妹妹早已事业有成，那时的资产也已经过百万了，她见我丢下赚钱的生意不做，执意要去北京，心里很是不满意。但是我还是不听劝阻，抛下了生意不做而去了北京。没有想到的是 ，我这次去北京，得到的却是不详的消息。
来到北京见到周献明编辑后，他告诉我的消息竟然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不予出版退稿的决定和一份复印的三审意见审核表。表格上三审编辑的意见都赫然在目 ，一审责编是周献明，他的溢美之词我在此就不再复述了。二审编辑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吴振录，他在审稿意见表上是这样签署的：“50多万字的文稿摆在案头，令人皱眉，但是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这部书稿描绘文革时代的苦难，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市民，层层面面，比“血色黄昏”还有震撼力 ……”而三审编辑主编王睿在意见栏里则是这样签署的：“这是一部好作品！但反应文革时期的苦难太深太严酷了，在分寸上把握不准，敬呈亚南社长定夺。”而当时担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朱亚南却在这份三审意见审核表单签署上了这样的批示：“我社是出版军事题材的出版社，此类题材在我社不宜出版，但考虑到作者和我社合作了很长时间了，退稿时可将三审意见与作者见面。 ”这份三审意见审核表单没有设置社长审核一栏，朱亚南社长的批示是写在表单外面的空白处的。但就是这表单外面空白处的一行批示，宣判了我的孩子的死刑，责编、二审编辑部主任、甚至三审主编都爱莫能助。我的心似乎在那一瞬间被洞穿，在汩汩地冒着血啊！但我可奈何的我，只能接受这冷酷的现实。第二天，我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从责编周献明手里取回那部厚厚的文稿时，是强抑着满腔的悲愤才没有让充盈在眼眶里的热泪滚落下来的。至于离开了编辑部后我会不会抱头痛哭一场这当然就是后话了 。就在我提着厚厚的文稿离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时，在楼外的拐角处被尾随出来的编辑部主任吴振录叫住了。四顾无人，吴振录坚定地对我说：“我当了20多年的编审了，好稿坏稿我是一眼就能分辩出来的。这部书稿我社不出，可这也是社会上的其他出版社找都找不到的好稿子啊！你如果相信我的眼力，你今天晚上就把这部书稿送到我家去 ，我会帮你找社会上的其他出版社出版的。”说着吴振录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塞到了我的手里。
这张纸条上写的就是吴振录家的地址，也许是耐于编辑部众多眼目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吴振录才采取了这样隐蔽的方式把 我邀到他家里去面谈的。
当天晚上，我按照纸条上标识的地址，如约来到了北影厂附近的另一所部队大院。 吴振录主任则已经在家里备好了酒饭等候我的来访。就这样在吴振录主任家里，我几乎就是噙着眼泪向吴主任倾诉了我写作这部书时的苦难和艰辛。吴振录主任听后很受感动，他当即表示说：“这部书出版的事，你就交付给我吧，你回东北去该做生意还做生意，我会竭尽一切力量把这本书推出去的，这也该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说句实在话，当时要不是有吴振录主任这样的大义凛然之人慧眼识珠，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回到东北去面对早已对我诟病不已的亲人们了。而这位对我有大恩的吴振录主任倘还健在，当也是一位耄耄之年的老寿星了。他为我无怨无悔地付出多多，而得到的回报 也不过就是 我再次去北京商榷出版事宜时给他带去的十几斤元蘑和松子等东北 土特产而已。这其间连一分钱的利益考量也没有 ，而我却无功受禄，还白白地在吴振录主任家里蹭过无数顿“免费的午餐”。
在偌大的中国文坛，倘若能多有几位像吴振录主任这样有良知又独居慧眼的编审，我想中国文坛也不会寂寥得几十年间就似如一潭永远也煮不开的温吞水了。吴振录主任此后确实是为了出版我的这部书而呕心沥血，他在北京先后和十几家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 ，但都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有成功。这期间我 和吴振录主任一直通过电话联系。直到1995年的春天，吴振录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说：“小庄，看来一渠道的路是很难打通了。你如果同意，我不妨给你尝试一下走走二渠道的路子。”
那时的我对图书出版几乎就是一窍不通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一渠道和二渠道的区别。在吴振录主任的一番耐心解释下，我才知道了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里，竟然还有这样一条捷径。
这对于我这个急于想让自己的孩子拱破羊水，及早获得鲜活的生命的苦难母亲说来，当然就不是什么障碍了。因为在我的眼睛里，哪怕就是一个从未受过妇幼卫生知识教育的农村接产婆为我的孩子剪断了脐带，把他迎接到了这个姹紫嫣红的大千世界来的，这也无所谓的。
因为生命的价值首先一条就是他必须先呱呱落地，然后才能考虑怎么样才能为孩子申报户口，怎么把这个苦难的胎儿养活的其他问题。因此我对吴振录主任的提议欣然同意。就这样，吴振录主任以此运作，很快就有了结果。1995年的夏天，吴振录主任打电话约我来北京，这已经是我第四次来北京了。这次来京，却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这次吴振录主任约我来，是把我引荐给了一位名字叫袁杰伟的上海书商的。就这样，在北京南苑的一处高档小区里，我和这位名字叫袁杰伟的上海书商见了面，也爽快地签署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出版协议。名字叫袁杰伟的上海书商以每千字70元人民币的价格买断我的小说《赤裸人生》的大陆文字版权5年。
协议签署后，袁杰伟当即就到小区的银行里支取了3000元人民币作为订金给付了我。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第一笔稿费。此后应袁杰伟的要求，我则需对文稿做些相应的修改以达到出版的容忍条件。这就是指我必须要对相对敏感的情节和遣词造句做出些调整了。我答应了书商的要求。但以我当时的经济能力，我已经没有能力在北京完成这项工作了。我当然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哪位将军二叔了。就这样我选择到我的山东老家潍坊市寒亭镇去完成这项工作。就这样在潍坊市寒亭镇拜托亲友为我租赁了一间农舍，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农舍里。又历时3个多月，完成文稿的第二次修改工作。期间因为生活费告馨，我还再次用呼机向袁杰伟求助 ，袁杰伟又从上海给我汇到山东潍坊寒亭镇1500元人民币救急。两次袁杰伟一共支付了我4500元人民币 ，但是最终这本书却没有交由袁杰伟出版。这位上海书商在 我的身上其实是亏本了的。
1995年10月，我返回北京后，将修改完毕的书稿交给袁杰伟后 ，就又返回东北去静候佳音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等到的结果依然是失望。1996年春节刚过，我就收到了袁杰伟打给我的长途电话，约我到北京就出版事宜面谈。对于这样的约邀，我当然得立即前往。就这样，在1996年的元宵节前，我就再次赶到了北京，这已经是我第五次来北京了。这次的变故更是令我始料未及。我到北京见到袁杰伟后 ，他对我讲：“这次约你来，还是为了出版《赤裸人生》的事，这本书在审稿时还是不能通过 ，考虑到你恐怕是很难突破思想上的障碍了，因此我们打算为你聘请一位成熟的作家来帮你修改润色，发表时署你们二个人的名字，你是第一作者，哪位作家是第二作者。当然此前我们签订的协议依然有效，还是按原来的字数50万字不变，你的稿酬一分也不会少的。但是将来出版后的版税提成，就由你们二位作者共同分享了。至于分成的比例你们自己协商。你看这样的方式你是否可以接受？”
听完了袁杰伟的这番话后，我的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得见天日，就算再屈辱我也还是能忍下这口气的。于是，我就答应了袁杰伟的提议，在北京的一家三星级宾馆的一个房间里，与袁杰伟为我聘请的这位成熟的作家见了面。
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再忌讳什么了。就坦言披露出这位声名遐迩的大作家的名字吧！这次我在宾馆会见的大作家就是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了的著名作家柳建伟。在宾馆房间里，著名作家柳建伟就修改我的《赤裸人生》一书之事，做了深入的交谈，很显然，大作家已经看过了我的手稿。但对他提出来的修改意见，我确实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柳建伟竟然提出来要将此书修改成章回小说，这就将是完全失去了纪实的特色的。这次谈话后，我虽然没有当即就表示出极力反对的态度，但是脸上流露出来的不屑，想这位大作家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倘若袁杰伟真的是为我的书找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作家做以润色修改，能够提升这本书的品级和档次了。我当然也可接受的。但是，经过我和著名作家柳建伟的一番深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此心情十分郁闷。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的郁闷心情对吴振录讲了，吴振录听完后，异常气愤，他大声说：“怎么
可以这样？倘若此书允许再找人修改署名，还用的着他袁杰伟给你找么？这样吧 ，你不要再和他们合作了。你去吧稿子要回来，我再给你找别的书商.。”
因为当时我已经前后收了袁杰伟4500元的订金了，现在要我不再和他合作而把稿子要回来，这还是有点难度的，我吞吞吐吐地说：“可是我已经收了袁杰伟4500元订金了，而且这钱……”
我话还未说完 ，吴振录就接上话茬说：“袁杰伟是我介绍的，这是他们违约，这钱你也不用退给他，他想要退钱。你就让他来找我！”
吴振录语气铮铮，这一股凛然正气很是让我感动。但是在我到袁伟杰那里去取文稿时，我还是使了个手腕的，我只是说：“不是还要修改么，反正这几天我在北京也闲来无事，就先看看从那里入手修改吧！”就这样我把文稿诳了回来的。
此后，吴振录果然又为我联系了另外的一个书商，而袁杰伟那里也不知吴振录是怎么打发他的，反正此后袁杰伟也没有来找我讨回那4500元的订金。
吴振录第二次给我介绍的书商就是长沙的女书商冯静，那时冯静在北京做图书出版生意，她在北京的一个高档小区里租了一套公寓。就是在北京的某高档小区里的这套公寓里 ，我和冯静签订了第二份出版协议，条件基本上是和与袁杰伟签订的第一份协议雷同，也是以每千字70元的价格买断了《赤裸人生》一书的大陆文字版版权五年。但冯静没有给付我订金，而是给我出具了一张3万千元的欠条。
冯静对我解释说，她的资金都押在了新近出版的几本书里了，所以暂时只能给我出具欠条了，待书出版后，她会一次性付清我的全部基本稿酬的，而且如果书的销量好，我还会得到一笔不菲的版税提成的。但这不菲是多少，他没有说，我们签订的协议了也没有显示，我当时就以为这是她给我画的一张大馅饼吧。
就这样，我又满怀期待地返回了东北，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期待依然是如此地漫长，这一等又是一年多，这期间我和远在南方运作图书的冯静也是经常通电话联系的。也清楚地知道冯静也确实为了出版此书，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到云南、广东、甘肃、 四川、内蒙。当冯静把由四川出版社美编邹晓工设计《赤裸人生》封面图发给我时，我的眼睛里是流出了热泪的。一直到了1997年3月份，冯静终于给我送来了喜讯。说《赤裸人生》一书已经在内蒙古出版社审稿通过，预定在不久就可刊印出版了。
获知这个消息后，我喜不自禁，不善饮酒的我那日却喝得酩酊大醉。但这后来还是空欢喜了一场。后来冯静又来电话说，此书走的是一渠道。所以原来的协议每千字70元的稿酬标准达不到了，现在每千字只是30元了。对此我当然也不计较了，我如其所愿，就又写了一分千字30元的协议给她邮去。我已经做出了我能做到的全部让步，但是书还是迟迟不见刊印。直到1997年8月份，冯静才在电话里对我说了实话，原来内蒙古要搞十年大庆，所以出版社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到庆祝活动中了，因此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就搁置了。末了她在电话里说：“现在书稿的审核、封面设计都已经完成，只要你再能垫付一笔印刷费，书在一个月后就可以面世。‘”闻听此言，我问一句：“那我需要垫付多少钱？”冯静说：“其实也不多，你只要垫付3万元，一个月内我保证出书，书出版后三个月内，我就将你垫付的钱和你的稿费全部一次性付给你。”
我沉默良久，为了出版此书，这几年我就没有专心做生意。家里原先承包酱油厂赚的那点钱早就消耗一空，现在叫我拿出3万元实在是勉为其难。但是我的妹妹事业有成，那时她的资产已经有几百万不止了。我想我要是向亲妹妹借3万块钱出书，她大约不会拒绝吧？就这样，我在电话里说：“那好吧，我愿意垫付3万元印刷费。但是我申明，这已是我的全部家当，现在我是把全部家当都押在这本书上了。”
我的想法很好，但是当我赶到绥化我妹妹家，只是把垫付3万元印刷费出书的事跟她复述了一遍，借钱的话还没说出口，就遭致到妹妹劈头盖脸的一顿数落，我妹妹说：“你把3万元钱寄给他，万一他还是不给你出版，你还能到长沙去找他讨债么？世上也只有你这样的傻子才会相信这种话。我看你真的是有病，而且是已经走火入魔了。”
我知道从我妹妹处借到3万元钱的路已经堵死了。可是，我又能到哪里去筹集3万元钱呢？好在，我的妻子还是支持我的，她把自己仅有的几件首饰都送到金店变卖了，也才凑足了一万多元，还有近2万元的资金缺口，我还能到哪里去筹集呢？
、天无绝人之路，我在监狱里结拜的铁哥们翠兰的王长龙知道了我的困境，他给我引荐了一位也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哥们。这个哥们就是宋宝山，绰号宋二，原来是个杀人犯，被判死缓，在新肇监狱改造，出狱后承包了翠兰林业局的汽车队，现在赚得盆满懵歉霰┓⒒Я恕Ｎ业囊宓茏鞅＃铱梢源铀味璧�2万元钱。就这样我赶赴翠兰和宋二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的内容是这样的，宋二借给我人民币2万元，半年后我需偿还人民币3万元，逾期不还，以后则以月息三分记利。这也就是说到期我如果还不上钱，每个月就要承付利息1500元。这是一笔不折不扣的高利贷啊！
那时，我已经是四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我当然知道这笔高利贷的轻重了。但是“人生能有几回搏？”，为了能让我的苦难胎儿得见天日，我豁出去了！
就这样，我义无反顾地在借款协议上签了字 。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2万元的贷款。但是我没有按冯静的要求，只是把钱寄给她，而是亲自带着3万元钱赶赴长沙，我要亲眼监视着我的苦难胎儿诞生的全过程。
1997年9月，我坐3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赶到了长沙，这以后的事就不需详述了。总之，这次冯静并没有骗我，一个月后，我的苦难胎儿终于刊印成书了，我也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一次二渠道的图书订货会。地点就在长沙的岳麓山宾馆。我亲眼见到了冯静怎样用我的书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订货会只开了3天，冯静就收到此书的订金2万多元，其中还不包括我和一位姓廖的书商签订的一笔合同。
我帮冯静签了这笔合同，廖姓书商当场交付了1万元的定金，冯静 还算是厚道，她并没有把这一万元也收归到自己的腰包里，而由我截留了。这便也算是我回收的一笔垫付款吧。我在长沙这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冯静对我还是很够意思的，不仅为我安排好了一切食宿问题，还把她的一部旧手机给了我用，而且她在长沙黄泥街家的大门随时都对我敞开着，因为冯静此时是个单身女人，她带着13岁的儿子和母亲住在黄泥街的老房子里。尤其是冯静的母亲对我很亲热，几乎就把我视为她的干儿子了。冯静的一家人都是搞图书的，他的弟弟和弟媳专业经营教科书，和儿童读物，而且据说冯静的父亲就是因为经营违禁书籍而坐牢，最后死在监狱里的。
我为了出版这本苦难之作，我五次进京，一次赴长沙。历时七、八年才得以出版，这其间的甜酸苦辣也许只有我才心知肚明的。一本书如此艰难才得以出版。这恐怕是在世界的出版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后来冯静确实是违背了她对我的允诺，险些把我逼进了绝境，但是我依然感激她，没有她的大胆神操作，也许我的苦难胎儿就永远也没有得见天日的机会的。这一切一切，也许可以说都是上帝之手在运作的。
这本《赤裸人生》虽然是在二渠道出版发行了，但是袭用的确是经一渠道三审编辑审核过的文稿，所以其间相对敏感的内容已经做了大量的删节和剪裁，用我的话说：所展示出来的也就是肚脐眼下的那几撮尚可示人的皮毛了。而且冯静为了节省印刷成本，选择的印刷厂也是二渠道的那些简陋的小厂。
况且我又义务地为冯静当了一个多月的义工。一整个出版发行的过程我几乎是了如指掌的，因此虽然我和冯静签署了第二份版权协议，但冯静 还是答应了执行第一份协议，即以每千字70元结算我的基本稿酬。邻近新年的时候，我当是该凯旋归乡了。就这样我和冯静之间做了结算交割，我把冯静原来出具给我的3万5千元的欠条交还给她，而由她另出具了一张五万元的欠条给我。并且承诺此款在3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就这样在1997年年末。我携带1000册已经刊印成书并且已经在二渠道正在发行的这本《赤裸人生》荣归故里了。
因为手里已经有了印刷成书的物证了。我终于也可向所有的亲人们证明，我的这些年锲而不舍的追求是值得的了。而且我也确实因此成为了我家乡那个林城小镇的风云人物，当时时任朗乡林业局的党委书记陈崇礼，竟然亲自写信给属下的几个林场的厂长推销我的书，我带回来的一千图书就是用这样的渠道销售出去的。而按照冯静承诺的还款时间，到期我偿还宋二的高利贷也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这时宋二则患了癌症住进医院，为了表示对宋二肯慷慨资助的感激之情，我还专程到伊春某医院去看望病中的宋二，并带去我花费了上千元钱购置的一些营养品。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这一贯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毕竟没有宋二在关键时刻的慷慨解囊，我是达不成夙愿的。以上就是我这部书的艰难出版过程，至于后来因为冯静没有兑现承诺，而把我几乎逼进了绝境，这就是下一篇该向读者们讲述的事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