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华民国
王炳章
按：由于本刊编辑的失误，王炳章博士的名字在《黄花岗》第二期刊物及旧版网页文件内误作“王炳璋”，特此更正，并向王博士及广大读者致歉。本刊第五期将详细介绍王博士创作此文的经过。愿王博士早日获得自由！──《黄花岗》杂誌编辑部，2003年2月28日
一、“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掀起了一股“非共”﹑“復旧”热。列寧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寧﹑斯大林﹑高尔基和捷尔任斯基等苏共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命﹐都像彼得格勒一样﹐纷纷改回原来的名称。那些共產革命元老的塑像﹐也被推倒﹐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任人们践踏。
最具“復旧”意义的是﹐俄罗斯国家的名称和旗帜﹐恢復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民主政府时期的样式。也就是说﹐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共產革命﹐俄国回到了共產革命前的原点。其实﹐这是正常的﹐回到原点﹐就是回到民主政体﹐名為“復旧”而实為“履新”。因為﹐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一个新俄国──歷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幸的是﹐俄国这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很快就被苏共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残酷的苏共极权统治。既然本来就是民主共和体制﹐推翻了共產党统治﹐回復原有的新俄国就对了：即简单﹑又明确。
我们中国将来也会有这麼一天：共產党垮臺了﹐“非共”热将把毛泽东等中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而政体也将恢復到孙中山创建的新中国──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当年﹐中国共產党人用这句口号发动了中国的共產革命。但是﹐共產党人不可能预见到﹐“俄国的路”﹐最终是个U子型的路──回到原点的路。现在﹐我们中国的民主人士们﹐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反而可以套用这句话：“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即：推翻中共政权之后﹐中国应当像俄国一样“復旧──履新”，即：恢復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
谈到“復旧”而实為“履新”﹐法兰西共和国的歷史也是一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制定了第一共和国宪法。随后﹐民主共和与专制復辟进行了八十多年的较量。其间﹐有拿破仑﹑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三次专制復辟﹐三次復辟又三次被民主革命打翻。直到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推翻了最后一个復辟王朝之后﹐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回到原点──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继承法兰西共和国的大统。从此﹐法国走上了长治久安的道路。
世界歷史表明﹐很多国家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都经歷过专制復辟与民主革命长期而反復的较量。中国也不例外。孙中山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随后﹐歷经袁世凯復辟帝制、张勛復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直至中共披著“共產革命”的外衣﹐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级復辟。然而﹐我们坚信﹐民主的潮流终不可挡。中国人民在推翻中共专制之后﹐孙中山所创造的民主共和体制﹐一定会得到重建。
二、什麼是“重建中华民国”？
什麼叫重建？就是“重新建立”﹐意思是﹐原来有﹐后来被破坏了﹐现在再重新建立起来。重建中华民国的逻辑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原来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和民主政权──中华民国政府,有一部民主宪法──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在中共叛乱集团的武装割据下﹐中华民国政府退居臺湾﹐在臺湾坚守中华民国的法统﹔
第三﹐近年来﹐臺湾政权逐步放弃了中华民国的实质﹐拋弃了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将中华民国“臺独化”，一句话﹐臺湾政权在背叛中华民国﹔
第四﹐推翻中共﹐何為取代？重建我们原有的民主政权──中华民国﹐就是最好的取代。而这个取代的性质，就是以“民主统一中国”。这是既简单﹑又方便的途径。
三、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提到中华民国﹐我们中国人应当感到骄傲。因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国父孙中山博士和一大批志士仁人﹐在批驳了改良派之后﹐发动了数次起义﹐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皇权统治的歷史。她是亚洲第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一九一二年三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就。这是亚洲第一部民主性质的宪章。应当说﹐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是迄今為止﹐中国歷史上最伟大的划时代事件。中国歷史上﹐无数次民眾起义﹐曾经推翻过数十个专制王朝﹐但是﹐建立起来的﹐仍然是另外一个皇权专制。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皇权专制﹐使中国步上了共和国的道路。
儘管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坚持的时间不长﹐但其民选制﹑最高权力的分散与制衡等原则﹐都标誌著它的民主政权的性质﹐在亚洲开啟了民主的先河。
一九三五年﹐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中华民国政府亦曾召集民主先贤﹐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立即著手落实民主宪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政府举行了由各省市﹑各党派参加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由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勱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明文规定“五权分立”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等民主原则﹐被宪法学者公认為是一部民主的宪法。中共人士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等﹐曾参与该宪法的起草。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倍為推崇的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称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是“比美国宪法还民主的宪法”。然而﹐中共為了发动内战﹐不仅抵制这次制宪大会﹐而且不承认这部民主宪法。
即使在中共破坏宪政﹑全面发动内战的威胁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民意代表仍然在南京举行了《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并举行了自由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虽公开与蒋介石作对﹐却当选為副总统。中共歷来批判蒋介石﹑国民党独裁。请问：在中共的歷次大小会议上﹐有没有一次像一九四七年国民大会那样的自由选举？
我们应当作出结论：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宪法》﹐是民主共和宪法。中共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极权统治﹐就像苏共推倒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民主政府并夺取了政权一样﹐是一次专制復辟。
四、中华民国在臺湾性质的蜕变──大陆民运的见証
中华民国退守臺湾之后﹐直到蒋经国时代﹐始终坚持著中华民国的法统。坚守在臺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如果在蒋经国先生之后﹐能真正继承蒋经国的遗志﹐一直坚持孙中山博士的理念﹐一直恪守中华民国的宪法﹐一直以“反共復国”為己任﹐那麼﹐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开展“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中华民国好好地屹立在那裡﹐哪有“重建”之理？而且﹐如果今天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两蒋时代的中华民国﹐我们中国的问题会容易解决得多﹐或许﹐中共专制早就被推翻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為我有著亲身的体会和感受。中华民国在臺湾的国力和技术﹐加上大陆人民反对中共专制的决心﹑策略和力量﹐完全可能推倒中共的专制政权﹐而且﹐歷史也曾经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不幸的是﹐蒋经国之后﹐李登辉执政。中华民国的性质开始被李登辉等臺独﹑独臺人士扭曲﹐直到变质。
我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发动大陆海外民运﹐由于我的特殊经歷和地位﹐至今一直与臺湾的朝野﹑各党派保持著诸多联繫。二十年来﹐我歷经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三个时代﹐亲身体会了中华民国在臺湾的蜕变过程。可以说﹐我是中华民国在臺湾蜕变的歷史见証人之一。而我的见証﹐又有其独特的角度──因為我能够从中华民国与大陆民运关系的演化﹐来见証中华民国在臺湾性质的蜕变。
其一﹐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行使歷史使命──与大陆民运“一家人”式的配合运作至今﹐每当我回忆起大陆民运与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国府之间的合作﹐回想起蒋经国先生对大陆民运的支持﹐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纽约曼哈顿的希尔顿酒店举行记者会﹐宣布创办《中国之春》﹐发动大陆民运﹐组建大陆民主力量﹐矢志彻底变革专制制度。一九八三初﹐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先生就派代表来纽约秘密见我﹐表示愿意与大陆民运诚心合作﹐推翻中共专制﹐民主统一中国。记得蒋经国总统的代表说﹐合作的条件祇有一个﹐就是绝对的保密。那时﹐连国府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国府与大陆民运间的合作关系。蒋经国总统直接领导著一个工作组﹐与我们配合运作。宋楚瑜先生曾经担任过这个工作组的组长﹐直接向蒋经国总统负责。鉴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我对蒋经国总统和国府的代表提出了真诚合作的“四项原则”：（一）独立的原则。《中国之春》﹑大陆民运在政治上完全独立。（二）平等的原则。大陆民运与国民党和国府之间﹐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则下合作。（三）保密的原则。这点﹐蒋经国总统的代表已经强调。（四）批评的原则。即：我们对国民党该批评的地方﹐将照批不误。这些原则﹐蒋经国先生都答应了。特别是批评国民党一项﹐蒋经国总统回话说：“国民党是有很多毛病嘛﹐应当批评。”
蒋经国总统派来的国府代表特别表示：经国总统希望共同努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推翻中共专制﹐在大陆实现民主制度﹐完成中国的统一。中国在我们这新的一代﹐不能再分裂﹑内斗下去了。
在我主持《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期间﹐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之间的关系﹐真的可用“一家人”来形容。因為﹐双方本来就是一家人。这种“一家人”式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战略与策略的制定”﹑“信息的交流”和“财力支援”等。例如﹐国府从大陆内部获得的资料显示﹐有一名中共国安部的人员渗透到了《中国之春》编辑部﹐他们就立即将此信息通知了我们。《中国之春》编辑部核实后﹐便策略地採取了相应措施。再如﹐倘若大陆民运某一个项目需要财力支援﹐祇要打个招呼﹐没几天﹐指定帐号上就会收到“华侨人士”从欧洲﹑东南亚或南美洲匯来的资金。
很多老民运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我主导大陆民运期间﹐是大陆民运表现最佳的时期﹐是获得大陆留学生和海外华侨支持面最大的时期。其实﹐我应当这麼说：在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精诚合作的时期﹐是大陆民运表现最佳的时期。没要蒋经国先生的支持﹐没要中华民国国府的全面配合﹐《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不可能有那样的表现﹐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绩。
国民党﹑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如此的密切合作﹐大陆民运是否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呢？答案非常清楚：没有。《中国之春》﹑中国民联始终坚持了政治独立的原则。如果大家翻阅一下我主持工作期间的《中国之春》杂誌﹐就会发现﹐那时﹐我们对国民党某些不当政策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我们大陆民运始终支持臺湾民运人士為争取臺湾民主所进行的努力。在民进党突破臺湾党禁﹑宣佈成立的当天﹐我们非常振奋﹐立即举行了会议﹐决定支持。我们立即给民进党发了贺信。我们认為﹐臺湾的民主发展﹐对大陆可起示范作用﹐有助于大陆的民主化。
儘管大陆民运始终坚持了政治独立的原则﹐為什麼蒋经国时代的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关系还能如此的融洽呢？道理十分清楚：蒋经国先生是一个有远见﹑有容量的政治家。蒋经国时代的中华民国﹐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坚持著国父孙中山博士的理念﹐以在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為己任﹐坚持“反共復国”的国策﹐将大陆人民视為自己的同胞。正因為如此﹐双方都以民族大义為重﹐以大局為重﹐以“推翻中共﹑重建民国”為目标﹐求同存异﹐进行了“一家人”式的合作。
其二﹐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的臺湾化，及其对大陆民运的“情报路线”
李登辉接掌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之后﹐国民党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逐步转向﹐以至后来完全违背了蒋经国先生制订的路线。说白了﹐李登辉时代的路线是“情报路线”。即：用有限的金钱进行收买﹐将大陆民运变成“情报收集队”和“情报匯集站”，将大陆民运人士变成“情报分析员”。后来﹐国府便不再与大陆民运合作，以进行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活动了。
我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曾两次访问臺湾。访问期间﹐我向国民党有关当局力陈支持大陆内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力陈中国大陆近年来矛盾的激化﹐指出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合作以共同推翻中共的可能性﹐力劝国府当局继承蒋经国先生的遗志﹐恢復与大陆民运的真诚合作。我对他们说：臺湾安全的最大保障﹐不是花大钱买飞机﹑军舰﹐不是花大钱做金钱外交﹐而是争取大陆老百姓的民心﹐是与大陆民运结合﹐儘快地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我建议臺湾当局﹐根据目前大陆局势的发展﹐应当建立与大陆内部民主力量的真诚合作﹐目标应当非常明确──推翻中共的专政。為此﹐国府有必要资助一大批大陆内部的职业革命家。臺湾朝野的反应﹐则是用各种藉口否决我的建议。而在蒋经国时代﹐臺湾国府曾主动建议资助大陆内部的职业民运人士。然而﹐在八十年代﹐限于当时大陆的形势﹐仅有少数民运人士具有投入“职业民运”的条件。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下岗工人﹑下岗干部﹑退伍军人﹐无业农民和不满的知识分子﹐到处都是。一九九八年﹐我秘密迁入大陆﹐曾走访了城市和农村。我发现﹐在大陆组建一支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职业革命力量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我的建议﹐臺湾朝野一片否决之声。最“离谱”的是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用臺湾纳税人的钱﹐来支援你们推翻‘贵国’政府。”针对这种说词﹐我严肃而气愤地指出：我们大陆民运向中华民国国府﹑向臺湾朝野寻求的﹐不是臺湾人民的纳税钱﹐而是本来就属于大陆人民的钱。国府当局撤退到臺湾时﹐带走了几十吨黄金﹐而这些黄金﹐很多是国府用金圆券从大陆老百姓那裡买来的。这些黄金的利息﹐就够我们大陆民运推翻中共了。我来臺湾要的﹐是这个钱。因此﹐我们大陆人民﹑大陆民运来臺湾要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我的这番话﹐被臺湾当局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在电视上反復播放“我们来臺湾要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报导什麼“王炳章说﹐臺湾的钱﹐都是大陆人民的”﹐以引起臺湾民眾对大陆民运的不满。臺湾报纸用大幅版面发起对我的批判。从此﹐李登辉当局﹐竟在民主的臺湾，把我列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我访问臺湾时﹐关于国府支援大陆民运的经费问题﹐有一次“认真”的谈话。那是臺湾情治机构派来的。那位官员指出：现在﹐臺湾与蒋经国时代不一样了。希望大陆民运能够正视这个现实。臺湾国府现在给大陆民运的经费﹐祇能以搞情报的理由来支出﹐作為一种情报交换。他说：“听说您王博士在大陆有不少关系﹐您可以动员他们搞中共文件嘛。绝密的价最高﹐机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央一级的价钱较高﹐省市地方的较低。什麼文件什麼价﹐我们臺湾祇能以此来‘帮助’你们大陆民运人士。”听此一言﹐我气得发抖。我不客气地说：“我们有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和大陆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特务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我们大陆民运也有专门的人员收集有关信息﹐用于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参考。如果你们有必要﹐我们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交流﹐如此而已。”在臺湾当局“情报路线”的金钱利诱下﹐我不止一次地对臺湾有关人员表示：“我们寧可餐风宿露﹐也不会出卖灵魂。”
為什麼在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和政府﹐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放弃了中华民国“反共復国”﹑民主统一中国的国策﹐放弃了中华民国国府对大陆同胞的责任﹐实行了“独臺”政策。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就是这一政策的集中表现。
所谓“两国”﹐李登辉一派的解释﹐就是“海峡两岸﹐一边一国”。李登辉的两国论﹐使中华民国国府长期固守的“反共復国﹐反独求统”的国策﹐转变成了“与共和存﹑分离求独”的国策。一位大陆人士说：“李登辉的两国论﹐是企图把中国当成一块大饼﹐分為两块﹐由中共吃大块﹐由臺独人士吃小块。”的确﹐李登辉等人﹐曾在很多场合表示“希望大陆江江泽民政权稳定”。
正是在整个国策转变的大形势下﹐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之间的关系﹐与蒋经国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李登辉对大陆民运决以“情报路线”而进行利用的政策指导下﹐在大陆，有因一时认不清李登辉真相而被骗下海，因為臺湾收集情报、结果遭遇中共迫害的大陆反共人士﹔在海外，也有因抵制“情报路线”而受到臺湾排挤打击的海外民运人士。至于受臺湾当局指使和利诱﹐而在海外民运圈内拉一派﹑打一派者，于今亦已经為海外有识之士所共知。歷史的记录是﹐在李登辉时代﹐大陆民运因臺湾因素的不当介入而受到了相当的破坏。我想﹐很多人对此都有亲身的体会。歷史的纪录是﹐在李登辉时代﹐大陆人民本有很多严重打击中共政权﹑直至摧毁中共专制政权的机会﹐但都在李登辉“希望与中共政权和平相处”的政策下错过了。关于这两方面的秘辛﹐我相信﹐将来﹐在适当时机﹐有关人士会予以披露。
其三﹐陈水扁时代，正在臺独化的中华民国对大陆民运推行“收买路线”。
如果说﹐在李登辉时代﹐其臺独路线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到了陈水扁执政后﹐其臺独路线已经表面化。所以我们说﹐中华民国在李登辉时代“臺湾化”了﹔在陈水扁时代则“臺独化”了。“中华民国”成了臺湾地方政权的一个代名词。就像一些臺独人士宣称的：臺湾没有必要宣佈独立﹐没有必要再宣佈成立“臺湾共和国”﹐因為﹐臺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
在李登辉时代﹐由于国民党内还有相当一批孙文主义的追随者﹐他们对国民党的蜕变和李登辉的独臺路线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平衡下﹐李登辉时代的国府﹐还是在纸面上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起码在口头上﹐还是要追求国家的民主统一的。
如果说﹐李登辉时代已经将“中华民国臺湾化”了的话﹐陈水扁时代﹐则完成了“中华民国臺独化”。陈水扁将“中华民国”向“臺独化”推进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具有重要象徵意义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陈水扁当局也较李登辉时代走得更远﹐他试图完全切断臺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血脉。最近﹐“世界臺湾人大会”年会在臺湾举行。这次﹐“世臺会”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更改“国名”──将已经空壳化﹑臺湾化的“中华民国”﹐改称為“臺湾共和国”。其实﹐“世臺会”的主张倒是乾脆些﹐倒是有“讲真话”的勇气。陈水扁先生出席“世臺会”捧场﹐说明其内心是认同该会诉求的。
的确﹐在陈水扁“中华民国臺独化”政策的导引下﹐“中华民国”已经成了变相的“臺湾共和国”﹐祇是出于策略的需要﹐没有公开宣佈独立﹑没有公开变更国号罢了。
在陈水扁“中华民国臺独化”的国策下﹐臺湾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方向是：收买大陆民运﹐為其“中华民国臺独化”的国策服务。据我所知﹐陈水扁执政后﹐臺湾当局曾派员与一些大陆民运人士接触。臺湾当局利用某些大陆民运人士谋生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容易钱”的心理﹐以每月发给生活费為诱饵﹐让大陆民运人士签下“卖身契”。“卖身契”的实质内容就是同意“臺独”。臺湾当局试图收买一批披著“大陆民运”外衣的“中华民国臺独化”政策的辩护士和推销员。
五、臺湾民主化与重建中华民国
我们必须声明﹐虽然我们不同意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中华民国臺独化”﹐但绝不否定臺湾近年来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民进党内也有很多私人朋友﹐我对臺湾反对派人士的奉献精神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问题在于﹐我们在肯定臺湾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如下因素：
（一）臺湾民主化的成就﹐除了臺湾反对派人士的努力这一不可否认的因素外﹐与中华民国的民主法统有著不可分割的传承联繫﹐甚至可以这麼说﹐臺湾今日的民主化﹐是中华民国民主法统的继续。这是因為：
没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在臺湾”﹔
王炳章
按：由于本刊编辑的失误，王炳章博士的名字在《黄花岗》第二期刊物及旧版网页文件内误作“王炳璋”，特此更正，并向王博士及广大读者致歉。本刊第五期将详细介绍王博士创作此文的经过。愿王博士早日获得自由！──《黄花岗》杂誌编辑部，2003年2月28日
一、“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掀起了一股“非共”﹑“復旧”热。列寧格勒改回彼得格勒﹐很多以列寧﹑斯大林﹑高尔基和捷尔任斯基等苏共元老命名的地名﹑街命﹐都像彼得格勒一样﹐纷纷改回原来的名称。那些共產革命元老的塑像﹐也被推倒﹐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任人们践踏。
最具“復旧”意义的是﹐俄罗斯国家的名称和旗帜﹐恢復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民主政府时期的样式。也就是说﹐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共產革命﹐俄国回到了共產革命前的原点。其实﹐这是正常的﹐回到原点﹐就是回到民主政体﹐名為“復旧”而实為“履新”。因為﹐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一个新俄国──歷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幸的是﹐俄国这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很快就被苏共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残酷的苏共极权统治。既然本来就是民主共和体制﹐推翻了共產党统治﹐回復原有的新俄国就对了：即简单﹑又明确。
我们中国将来也会有这麼一天：共產党垮臺了﹐“非共”热将把毛泽东等中共元老的塑像全部推倒﹐而政体也将恢復到孙中山创建的新中国──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当年﹐中国共產党人用这句口号发动了中国的共產革命。但是﹐共產党人不可能预见到﹐“俄国的路”﹐最终是个U子型的路──回到原点的路。现在﹐我们中国的民主人士们﹐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反而可以套用这句话：“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即：推翻中共政权之后﹐中国应当像俄国一样“復旧──履新”，即：恢復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
谈到“復旧”而实為“履新”﹐法兰西共和国的歷史也是一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创建了法兰西共和国﹐制定了第一共和国宪法。随后﹐民主共和与专制復辟进行了八十多年的较量。其间﹐有拿破仑﹑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波拿巴的三次专制復辟﹐三次復辟又三次被民主革命打翻。直到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推翻了最后一个復辟王朝之后﹐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回到原点──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继承法兰西共和国的大统。从此﹐法国走上了长治久安的道路。
世界歷史表明﹐很多国家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都经歷过专制復辟与民主革命长期而反復的较量。中国也不例外。孙中山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中华民国﹐随后﹐歷经袁世凯復辟帝制、张勛復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直至中共披著“共產革命”的外衣﹐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级復辟。然而﹐我们坚信﹐民主的潮流终不可挡。中国人民在推翻中共专制之后﹐孙中山所创造的民主共和体制﹐一定会得到重建。
二、什麼是“重建中华民国”？
什麼叫重建？就是“重新建立”﹐意思是﹐原来有﹐后来被破坏了﹐现在再重新建立起来。重建中华民国的逻辑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原来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和民主政权──中华民国政府,有一部民主宪法──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在中共叛乱集团的武装割据下﹐中华民国政府退居臺湾﹐在臺湾坚守中华民国的法统﹔
第三﹐近年来﹐臺湾政权逐步放弃了中华民国的实质﹐拋弃了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将中华民国“臺独化”，一句话﹐臺湾政权在背叛中华民国﹔
第四﹐推翻中共﹐何為取代？重建我们原有的民主政权──中华民国﹐就是最好的取代。而这个取代的性质，就是以“民主统一中国”。这是既简单﹑又方便的途径。
三、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提到中华民国﹐我们中国人应当感到骄傲。因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国父孙中山博士和一大批志士仁人﹐在批驳了改良派之后﹐发动了数次起义﹐终于在一九一一年﹐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皇权统治的歷史。她是亚洲第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一九一二年三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就。这是亚洲第一部民主性质的宪章。应当说﹐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是迄今為止﹐中国歷史上最伟大的划时代事件。中国歷史上﹐无数次民眾起义﹐曾经推翻过数十个专制王朝﹐但是﹐建立起来的﹐仍然是另外一个皇权专制。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皇权专制﹐使中国步上了共和国的道路。
儘管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坚持的时间不长﹐但其民选制﹑最高权力的分散与制衡等原则﹐都标誌著它的民主政权的性质﹐在亚洲开啟了民主的先河。
一九三五年﹐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中华民国政府亦曾召集民主先贤﹐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立即著手落实民主宪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政府举行了由各省市﹑各党派参加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由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勱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明文规定“五权分立”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等民主原则﹐被宪法学者公认為是一部民主的宪法。中共人士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等﹐曾参与该宪法的起草。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倍為推崇的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称这部《中华民国宪法》是“比美国宪法还民主的宪法”。然而﹐中共為了发动内战﹐不仅抵制这次制宪大会﹐而且不承认这部民主宪法。
即使在中共破坏宪政﹑全面发动内战的威胁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民意代表仍然在南京举行了《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并举行了自由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虽公开与蒋介石作对﹐却当选為副总统。中共歷来批判蒋介石﹑国民党独裁。请问：在中共的歷次大小会议上﹐有没有一次像一九四七年国民大会那样的自由选举？
我们应当作出结论：孙中山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是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宪法》﹐是民主共和宪法。中共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极权统治﹐就像苏共推倒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民主政府并夺取了政权一样﹐是一次专制復辟。
四、中华民国在臺湾性质的蜕变──大陆民运的见証
中华民国退守臺湾之后﹐直到蒋经国时代﹐始终坚持著中华民国的法统。坚守在臺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如果在蒋经国先生之后﹐能真正继承蒋经国的遗志﹐一直坚持孙中山博士的理念﹐一直恪守中华民国的宪法﹐一直以“反共復国”為己任﹐那麼﹐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开展“重建中华民国”的运动。中华民国好好地屹立在那裡﹐哪有“重建”之理？而且﹐如果今天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两蒋时代的中华民国﹐我们中国的问题会容易解决得多﹐或许﹐中共专制早就被推翻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為我有著亲身的体会和感受。中华民国在臺湾的国力和技术﹐加上大陆人民反对中共专制的决心﹑策略和力量﹐完全可能推倒中共的专制政权﹐而且﹐歷史也曾经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不幸的是﹐蒋经国之后﹐李登辉执政。中华民国的性质开始被李登辉等臺独﹑独臺人士扭曲﹐直到变质。
我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发动大陆海外民运﹐由于我的特殊经歷和地位﹐至今一直与臺湾的朝野﹑各党派保持著诸多联繫。二十年来﹐我歷经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三个时代﹐亲身体会了中华民国在臺湾的蜕变过程。可以说﹐我是中华民国在臺湾蜕变的歷史见証人之一。而我的见証﹐又有其独特的角度──因為我能够从中华民国与大陆民运关系的演化﹐来见証中华民国在臺湾性质的蜕变。
其一﹐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行使歷史使命──与大陆民运“一家人”式的配合运作至今﹐每当我回忆起大陆民运与蒋经国时代中华民国国府之间的合作﹐回想起蒋经国先生对大陆民运的支持﹐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纽约曼哈顿的希尔顿酒店举行记者会﹐宣布创办《中国之春》﹐发动大陆民运﹐组建大陆民主力量﹐矢志彻底变革专制制度。一九八三初﹐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先生就派代表来纽约秘密见我﹐表示愿意与大陆民运诚心合作﹐推翻中共专制﹐民主统一中国。记得蒋经国总统的代表说﹐合作的条件祇有一个﹐就是绝对的保密。那时﹐连国府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国府与大陆民运间的合作关系。蒋经国总统直接领导著一个工作组﹐与我们配合运作。宋楚瑜先生曾经担任过这个工作组的组长﹐直接向蒋经国总统负责。鉴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我对蒋经国总统和国府的代表提出了真诚合作的“四项原则”：（一）独立的原则。《中国之春》﹑大陆民运在政治上完全独立。（二）平等的原则。大陆民运与国民党和国府之间﹐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则下合作。（三）保密的原则。这点﹐蒋经国总统的代表已经强调。（四）批评的原则。即：我们对国民党该批评的地方﹐将照批不误。这些原则﹐蒋经国先生都答应了。特别是批评国民党一项﹐蒋经国总统回话说：“国民党是有很多毛病嘛﹐应当批评。”
蒋经国总统派来的国府代表特别表示：经国总统希望共同努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推翻中共专制﹐在大陆实现民主制度﹐完成中国的统一。中国在我们这新的一代﹐不能再分裂﹑内斗下去了。
在我主持《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期间﹐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之间的关系﹐真的可用“一家人”来形容。因為﹐双方本来就是一家人。这种“一家人”式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战略与策略的制定”﹑“信息的交流”和“财力支援”等。例如﹐国府从大陆内部获得的资料显示﹐有一名中共国安部的人员渗透到了《中国之春》编辑部﹐他们就立即将此信息通知了我们。《中国之春》编辑部核实后﹐便策略地採取了相应措施。再如﹐倘若大陆民运某一个项目需要财力支援﹐祇要打个招呼﹐没几天﹐指定帐号上就会收到“华侨人士”从欧洲﹑东南亚或南美洲匯来的资金。
很多老民运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我主导大陆民运期间﹐是大陆民运表现最佳的时期﹐是获得大陆留学生和海外华侨支持面最大的时期。其实﹐我应当这麼说：在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精诚合作的时期﹐是大陆民运表现最佳的时期。没要蒋经国先生的支持﹐没要中华民国国府的全面配合﹐《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不可能有那样的表现﹐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绩。
国民党﹑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如此的密切合作﹐大陆民运是否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呢？答案非常清楚：没有。《中国之春》﹑中国民联始终坚持了政治独立的原则。如果大家翻阅一下我主持工作期间的《中国之春》杂誌﹐就会发现﹐那时﹐我们对国民党某些不当政策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我们大陆民运始终支持臺湾民运人士為争取臺湾民主所进行的努力。在民进党突破臺湾党禁﹑宣佈成立的当天﹐我们非常振奋﹐立即举行了会议﹐决定支持。我们立即给民进党发了贺信。我们认為﹐臺湾的民主发展﹐对大陆可起示范作用﹐有助于大陆的民主化。
儘管大陆民运始终坚持了政治独立的原则﹐為什麼蒋经国时代的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关系还能如此的融洽呢？道理十分清楚：蒋经国先生是一个有远见﹑有容量的政治家。蒋经国时代的中华民国﹐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坚持著国父孙中山博士的理念﹐以在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為己任﹐坚持“反共復国”的国策﹐将大陆人民视為自己的同胞。正因為如此﹐双方都以民族大义為重﹐以大局為重﹐以“推翻中共﹑重建民国”為目标﹐求同存异﹐进行了“一家人”式的合作。
其二﹐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的臺湾化，及其对大陆民运的“情报路线”
李登辉接掌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之后﹐国民党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逐步转向﹐以至后来完全违背了蒋经国先生制订的路线。说白了﹐李登辉时代的路线是“情报路线”。即：用有限的金钱进行收买﹐将大陆民运变成“情报收集队”和“情报匯集站”，将大陆民运人士变成“情报分析员”。后来﹐国府便不再与大陆民运合作，以进行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活动了。
我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曾两次访问臺湾。访问期间﹐我向国民党有关当局力陈支持大陆内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力陈中国大陆近年来矛盾的激化﹐指出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国府合作以共同推翻中共的可能性﹐力劝国府当局继承蒋经国先生的遗志﹐恢復与大陆民运的真诚合作。我对他们说：臺湾安全的最大保障﹐不是花大钱买飞机﹑军舰﹐不是花大钱做金钱外交﹐而是争取大陆老百姓的民心﹐是与大陆民运结合﹐儘快地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我建议臺湾当局﹐根据目前大陆局势的发展﹐应当建立与大陆内部民主力量的真诚合作﹐目标应当非常明确──推翻中共的专政。為此﹐国府有必要资助一大批大陆内部的职业革命家。臺湾朝野的反应﹐则是用各种藉口否决我的建议。而在蒋经国时代﹐臺湾国府曾主动建议资助大陆内部的职业民运人士。然而﹐在八十年代﹐限于当时大陆的形势﹐仅有少数民运人士具有投入“职业民运”的条件。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下岗工人﹑下岗干部﹑退伍军人﹐无业农民和不满的知识分子﹐到处都是。一九九八年﹐我秘密迁入大陆﹐曾走访了城市和农村。我发现﹐在大陆组建一支旨在推翻中共政权的职业革命力量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我的建议﹐臺湾朝野一片否决之声。最“离谱”的是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用臺湾纳税人的钱﹐来支援你们推翻‘贵国’政府。”针对这种说词﹐我严肃而气愤地指出：我们大陆民运向中华民国国府﹑向臺湾朝野寻求的﹐不是臺湾人民的纳税钱﹐而是本来就属于大陆人民的钱。国府当局撤退到臺湾时﹐带走了几十吨黄金﹐而这些黄金﹐很多是国府用金圆券从大陆老百姓那裡买来的。这些黄金的利息﹐就够我们大陆民运推翻中共了。我来臺湾要的﹐是这个钱。因此﹐我们大陆人民﹑大陆民运来臺湾要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我的这番话﹐被臺湾当局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在电视上反復播放“我们来臺湾要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报导什麼“王炳章说﹐臺湾的钱﹐都是大陆人民的”﹐以引起臺湾民眾对大陆民运的不满。臺湾报纸用大幅版面发起对我的批判。从此﹐李登辉当局﹐竟在民主的臺湾，把我列入了“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我访问臺湾时﹐关于国府支援大陆民运的经费问题﹐有一次“认真”的谈话。那是臺湾情治机构派来的。那位官员指出：现在﹐臺湾与蒋经国时代不一样了。希望大陆民运能够正视这个现实。臺湾国府现在给大陆民运的经费﹐祇能以搞情报的理由来支出﹐作為一种情报交换。他说：“听说您王博士在大陆有不少关系﹐您可以动员他们搞中共文件嘛。绝密的价最高﹐机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央一级的价钱较高﹐省市地方的较低。什麼文件什麼价﹐我们臺湾祇能以此来‘帮助’你们大陆民运人士。”听此一言﹐我气得发抖。我不客气地说：“我们有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和大陆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特务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我们大陆民运也有专门的人员收集有关信息﹐用于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参考。如果你们有必要﹐我们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交流﹐如此而已。”在臺湾当局“情报路线”的金钱利诱下﹐我不止一次地对臺湾有关人员表示：“我们寧可餐风宿露﹐也不会出卖灵魂。”
為什麼在李登辉时代﹐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和政府﹐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放弃了中华民国“反共復国”﹑民主统一中国的国策﹐放弃了中华民国国府对大陆同胞的责任﹐实行了“独臺”政策。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就是这一政策的集中表现。
所谓“两国”﹐李登辉一派的解释﹐就是“海峡两岸﹐一边一国”。李登辉的两国论﹐使中华民国国府长期固守的“反共復国﹐反独求统”的国策﹐转变成了“与共和存﹑分离求独”的国策。一位大陆人士说：“李登辉的两国论﹐是企图把中国当成一块大饼﹐分為两块﹐由中共吃大块﹐由臺独人士吃小块。”的确﹐李登辉等人﹐曾在很多场合表示“希望大陆江江泽民政权稳定”。
正是在整个国策转变的大形势下﹐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国府”与大陆民运之间的关系﹐与蒋经国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李登辉对大陆民运决以“情报路线”而进行利用的政策指导下﹐在大陆，有因一时认不清李登辉真相而被骗下海，因為臺湾收集情报、结果遭遇中共迫害的大陆反共人士﹔在海外，也有因抵制“情报路线”而受到臺湾排挤打击的海外民运人士。至于受臺湾当局指使和利诱﹐而在海外民运圈内拉一派﹑打一派者，于今亦已经為海外有识之士所共知。歷史的记录是﹐在李登辉时代﹐大陆民运因臺湾因素的不当介入而受到了相当的破坏。我想﹐很多人对此都有亲身的体会。歷史的纪录是﹐在李登辉时代﹐大陆人民本有很多严重打击中共政权﹑直至摧毁中共专制政权的机会﹐但都在李登辉“希望与中共政权和平相处”的政策下错过了。关于这两方面的秘辛﹐我相信﹐将来﹐在适当时机﹐有关人士会予以披露。
其三﹐陈水扁时代，正在臺独化的中华民国对大陆民运推行“收买路线”。
如果说﹐在李登辉时代﹐其臺独路线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到了陈水扁执政后﹐其臺独路线已经表面化。所以我们说﹐中华民国在李登辉时代“臺湾化”了﹔在陈水扁时代则“臺独化”了。“中华民国”成了臺湾地方政权的一个代名词。就像一些臺独人士宣称的：臺湾没有必要宣佈独立﹐没有必要再宣佈成立“臺湾共和国”﹐因為﹐臺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
在李登辉时代﹐由于国民党内还有相当一批孙文主义的追随者﹐他们对国民党的蜕变和李登辉的独臺路线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平衡下﹐李登辉时代的国府﹐还是在纸面上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起码在口头上﹐还是要追求国家的民主统一的。
如果说﹐李登辉时代已经将“中华民国臺湾化”了的话﹐陈水扁时代﹐则完成了“中华民国臺独化”。陈水扁将“中华民国”向“臺独化”推进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实质上废除了具有重要象徵意义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陈水扁当局也较李登辉时代走得更远﹐他试图完全切断臺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血脉。最近﹐“世界臺湾人大会”年会在臺湾举行。这次﹐“世臺会”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更改“国名”──将已经空壳化﹑臺湾化的“中华民国”﹐改称為“臺湾共和国”。其实﹐“世臺会”的主张倒是乾脆些﹐倒是有“讲真话”的勇气。陈水扁先生出席“世臺会”捧场﹐说明其内心是认同该会诉求的。
的确﹐在陈水扁“中华民国臺独化”政策的导引下﹐“中华民国”已经成了变相的“臺湾共和国”﹐祇是出于策略的需要﹐没有公开宣佈独立﹑没有公开变更国号罢了。
在陈水扁“中华民国臺独化”的国策下﹐臺湾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方向是：收买大陆民运﹐為其“中华民国臺独化”的国策服务。据我所知﹐陈水扁执政后﹐臺湾当局曾派员与一些大陆民运人士接触。臺湾当局利用某些大陆民运人士谋生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容易钱”的心理﹐以每月发给生活费為诱饵﹐让大陆民运人士签下“卖身契”。“卖身契”的实质内容就是同意“臺独”。臺湾当局试图收买一批披著“大陆民运”外衣的“中华民国臺独化”政策的辩护士和推销员。
五、臺湾民主化与重建中华民国
我们必须声明﹐虽然我们不同意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中华民国臺独化”﹐但绝不否定臺湾近年来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民进党内也有很多私人朋友﹐我对臺湾反对派人士的奉献精神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问题在于﹐我们在肯定臺湾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如下因素：
（一）臺湾民主化的成就﹐除了臺湾反对派人士的努力这一不可否认的因素外﹐与中华民国的民主法统有著不可分割的传承联繫﹐甚至可以这麼说﹐臺湾今日的民主化﹐是中华民国民主法统的继续。这是因為：
没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在臺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