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ZYuCannon：我所知道的福山：成就、修正与谜题
发表于 2022 年 07 月 18 日 由 辰思
（兼谈翦一休先生关于对社会学的信心问题）
迟到的疾呼：社会学数千年来糟糕的数学能力使得其绝大部分分析和预测水平一直低回徘徊。发展新的更可靠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刻不容缓。
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我从事跨学科研究工作了几年，用很多时间跟研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工作。福山博士那时是兰德研究苏联的专家，所以对他有所关注。但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兰德最优化数学（运筹学）和经济费用-有效性（cost-effectiveness)等方法在大决策里的运用。著名的大规模线性数学规划的单纯形法就是兰德的丹齐格发明的。前几年我质疑斯坦福有关词典某词条时接触到一个在斯坦福读政治学的研究生，她讲了些福山有关的趣事：他花很多时间用自己院子里的大树做桌子，他已很厌烦回答有关自由民主、人性等问题，以及作为学生的她还在挣扎来确信那世界终结于自由民主而不是天国的预测。
89年初36岁的福山调任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副主任，正踌躇满志。在赴任的路上，他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内容是苏联阵营转型和世界自由民主很快胜利。该演讲引起了《国家利益》杂志编辑欧文.哈瑞斯的注意，于是请他把演讲内容整理以“历史终结？”为题目发表。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政治领域的震动，让这个鲜为人知的年轻学者名声大振。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特别是后来苏联解体都印证了福山的预测，他飞速成了政治学权威。福山据此于92年出了畅销书《历史终结和最后一人》，其中用了更多的资料来论证人类“寻求承认的斗争”和科技会导致自由民主马上统治全球。福山在书里多次提到康德人类“普世史”的理念，认为虽然很难，但是他明显要迎难而上。但是，福山在哈佛的政治学博导亨廷顿于96年出版《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批评福山太乐观且幼稚，而文明冲突会主导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这等于给福山头上浇了冷水。出乎意料，不仅中国没有按他的期盼走向自由民主，俄罗斯也成了普京独裁专制的领地，加上911恐怖袭击和后来的反恐战争等重大事件使亨廷顿名声大振，又加上美国这个民主样板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及其糟糕的政府决策执行力，于是福山在06年出版了《历史终结和最后一人》之2.0版，对其早期的结论加以部分修正，又加入中国历史和这个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的优缺点和潜在的长期生存力。2.0版也是对其1.0版历史终结论的某种救赎，即不确定自由民主哪天会在全球胜利，但是在自然科技导致历史有向发展和争取承认的斗争双重作用下最终会胜利。而福山后来在不同场合接受媒体采访时，则对自己的2.0结论加上了更多的修正，甚至说马克思有些是对的，并声称“社会主义应该回来”，后又改口说左翼该回来。福山这些改变是目睹了几十年国际化等导致美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等问题且中国经济做大后得出的更多修正。但是他绝没有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至少表面上还相信单一文明的自由民主是最后的趋势，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波折。 在2.0里，福山又强调治国三维坐标理论（或三个支柱）：国家-法制-责任，这里国家实际是指政府执政力，而坐标里任何一维短缺都最终会导致治国失败，民主国家也不例外。现代国家光有这三个支柱就能强盛？问题可不一定这么简单，起码选举超级优秀的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就很关键。
本文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初步回答翦一休先生所说的对社科理论没有信心的问题。而其他很多人多年也存在类似的困惑和批评。本文就此问题总结的要点是：除经济学外，社会学一般诉诸于古老的定性归纳法（仅靠文字，不同于自然科学里数学为主的定量归纳法），而归纳法在大规模交叉学科里因为涉及的样本数量庞大导致运用困难，还因为归纳法与演绎法相比是不可靠方法。社会学几十年前引进统计学及其相关的时间序列作为主要的定量分析方法而缺乏更可靠的数学方法，与物理化学甚至工程领域相比都落后很多。最近几年又有很多科学家呼吁放弃统计检验，因为统计检验也不是可靠的方法。所以，按此方法研究的社会学预测和规律性总结在关于“未来”的预测检验里经常失效。发展更可靠的方法是当务之急，要鼓励新思路新方法的出现，哪怕是不完善或有缺陷的创新也比老调重弹更有价值，科学研究的要旨是创新而不是停留于诠释古旧的东西，这在科学方法有关都书籍和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的言论集里已经表达的十分清楚透彻了。
1. 历史终结使福山名声大振
福山历史终结论是在兰德公司多年研究的结果，他算是兰德派。按照其书文的顺序和内容来看，其结论乃利用归纳法总结而来，而不是预定“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最佳形态”这种所谓“公理”式的演绎出来的。福山不是第一个声言自由民主是历史的必然结局的。据德国学者考证，古希腊就流行追求自由的立论和活动 （1-2）。牛津参考里也描述了古希腊“无暴政-政治平等-自由民主”的过程。康德研习了古希腊历史，他断言自由应该是人类历史的结局；美总统尼克松多次声称“世界的未来是自由”，且在59年访苏时与赫鲁晓夫那个知名的“厨房辩论”里声称苏联人后代也会生活在自由之中（3）。福山是如何归纳的呢？首先，在福山89年初芝大演讲的前二个多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说苏联今后不再干涉东欧卫星国的内部事务（4），言外之意是苏联会容许它们追求相对独立的决策，包括追求自由民主。福山敏锐抓住了戈尔巴乔夫讲话的内涵和外延，他在研究苏联政治和国际关系时也经常会涉及到东欧卫星国，对这些国家追求民主自由的意愿很了解。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演讲和其执政时一系列倾向自由的政治经济文献（总结在《新思维》里（5）），福山预计苏联很快就会走向民主自由。这就是福山文章“历史终结？”一文的背景（6）。后来在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后，福山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号称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改革是走向自由主义。由于这二个主要的独裁专制国家都会走向自由民主，所以世界很快就会走向自由民主。当然，有些小国比如阿尔巴尼亚和布基纳法索这种蛋丸之地即使不赞成民主那也无关大局，在自由民主世界大潮下它们也顶不住。这种大胆的预测引起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震动和兴趣，使得福山几乎一夜成名。赞成他的推测和结论的人不少，但是质疑、批评和否定者可能更多。
福山的预测时机对他很有利，在其《国家利益》的文章发表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就发生了“天鹅绒革命”，而对他“历史的终结”的最大利好是89年低柏林墙的倒塌。看看，福山的预测多么准确，华约阵营垮台了，全世界民主自由马上就要实现了！特别是苏联于91年解体，更是给福山的预测添加了新的光环，于是他把内容大大扩展，概括了古、近、现代民主的历史进程，于92年出版了畅销书《历史终结和最后一人》1.0版（7），他也成了耀眼的政治学家。
人类历史终结论可以追溯古老的时代，孔夫子及门徒曾鼓吹大同世界。后来有各种理想国的构想，基督教的天国论，康德、黑格尔等的历史终结论等。福山是黑格尔的拥趸，他大量引证黑格尔的言论和观点，并注重黑格尔曾所说的人一直在寻求个人被承认而忽视甚至压制别人的被承认，即他定义的“主人-奴隶”辩证法（矛盾和斗争）。黑格尔认为寻求承认的欲望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预计会导致一个整合的、完美理性的社会某天会在全球性胜利出现，这样每个人的尊严都得到满足。而科耶夫（Kojeve）解释并扩展黑格尔的观点，又修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实现平等的承认，人人得到自由且私欲得到满足，这就是历史的终结（8）。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在《理想国》里描述了哲学王等护国者该奉行财产和孩子公有制、所有人按生来具有的三种灵魂属性而按其主要灵魂属性而就职的“正义社会”，而哲学家的灵魂是理性的属金子，所以必须当王，以实现理想国。后来有些学者们认为柏拉图描述的是一个专制社会， 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更早的理想社会尝试或许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他曾经建立过一个教授和研究数学的社团，在这个社团里男女平等，财产共有，但糟糕的是他自己则可以高人一等，据说他淹死了发现无理数的学生。
福山1.0里认为89或其后不久自由民主很快就会胜利地统治全世界，这就是黑格尔-科耶夫预计的胜利，他认为自由民主可以让每个人都得到尊严和承认，而绝不会再有战争之类的非人性事件。这样一来，世界就形成一个国际关系的“统一市场化（Common Marketization)”和 世界性收敛的“体内平衡点”（即自由民主）。在此理念的驱使下，福山和众多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一样，成为自由民主国际化的推手。
福山最后一人的论述源于尼采哲学，主要借用《查拉图斯特拉》里的思想，质疑单一文明后人类会不会无聊的要死。他说尼采批判黑格尔深刻。这部分与本文讨论关系不大，所以不加评论。
2. 历史终结的修正
福山及其欢呼者轻视了一个悲痛的事实：中共实际当权派在89年6月4日武力镇压了在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的学生、市民和国家工作人员并政变推翻了同情示威的开明派总书记赵紫阳，宣布中共不可能短期走向自由民主。福山本人认为这个重大事件对自由民主的快速到来无关紧要，或者是选择性记忆和把自己的期盼当未来的现实，所以他鼓吹引导中国开放和走向自由民主。而忽略中共专制野蛮行为对福山及其类似观点的人来说，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和理论挑战，中共得利后用高科技扩大独裁专制，更是对西方的一种严重打脸行为和理论上的抹黑。其后普京在俄罗斯逐步独裁专制，以及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等重大事件，都对福山的快速自由民主论和预测产生了质疑、怀疑甚至否定。
更有意思的是，福山的哈佛读博士导师亨廷顿于96年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次序重建》，其主要思想是：苏联垮台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战争虽然成为历史，但代之而来的不是快速自由民主化而是文明的冲突和战争（9）。他把世界划分为八个主要文明（注），说它们的差别和冲突根深蒂固，历史上文明的差别经久弥坚，罗马人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标识，其它文明也有独特性和差异，这导致了很多的冲突和战争。他甚至大胆地说伊斯兰教用血沾染边界，这当然会刺激某些伊斯兰人，但他并没有顾忌到“政治政确”而不敢说实话。他预测冷战后的战争主要是因文明的不同而引起。他在书中直接批评福山的冷战后历史很快会终结于自由民主这单一文明的看法是幼稚的。亨廷顿进一步指出，现代化减弱了西方文明加强了其它文明（他在此书里把文化作为文明的主要内容），而此说很符合百年来的近代史。他不仅在预测后来的冲突与福山不同，且不认为自由民主是完美的普世价值。亨廷顿对历史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过去几千年因为文明差异导致的冲突和战争数不胜数，光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就发生多起，而伊斯兰占领犹太和基督教的耶路撒冷也发生过多次。当然，亨廷顿也深入研究了冷战后伊斯兰极端分子兴起的动态，其实美国CIA也一直警告这些极端分子可能搞事。亨廷顿用的什么方法呢？也是归纳法！即从具体事实得出一般结论，当然是与福山不同的结论。
911恐袭及其以后的长久反恐战争和叙利亚等战争导致亨廷顿的名声大振，他的预测得到确认，福山此时处于下风。综合各种原因，福山有所反省并说他“对89年许多事件是雾里看花”，现在情况变了，他不得不对历史终结论做出部分修正，并反映在其06年历史终结论2.0里（10-11）。福山在此继续强调有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力量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技术进步主导了历史方向性的发展，第八章里说：“至此已经证明，现代自然科学的步展产生了一种方向性的历史，以及某种横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统一的社会变迁”。另一个力量是黑格尔—科耶夫“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这里有逻辑问题：欲望如果无限扩张，那永远也不能满足），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都建立起自由民主国家。福山在这种终结论述里不仅与康德关于“普世历史”终结于自由的论述和与霍布斯关于人类争取荣誉的论述等挂上了钩，也把与实现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论述的三种灵魂联系起来，说自由民主也满足这三种灵魂的需要。其实柏拉图是个反民主的哲学家，福山这种联系似乎很牵强附会。他对伊斯兰势力的复兴不以为然，说伊斯兰对全球非伊斯兰年轻一代没啥影响，对实现全球自由民主无关大局，况且有些伊斯兰国家也信奉民主。福山的这些说法明显反驳了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是国际政治新常态的论述。
在版本2.0和后续其它某些论著里，福山用“需要好民主”来替代“是否需要民主”，承认自由民主制度与政治稳定之间会非正相关。他加入了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困境和传统民主国家的问题。福山解释很多尝试民主国家遭挫和失败说：这主要是因为无法满足国家建构的前提性条件，而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他也对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推崇丹麦的民主制度，认为比美国的好。他认为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长期没能解决代表性断裂、否决型民主弱化国家政策执行力，以及利益集团政治操作泛滥等问题，导致出现“法治过头、民主过头，国家无能”的困局。福山有个知名的“国家-法制-问责”三维治国模型（或三支柱），强调每个维度都不能弱，否则导致国家治理问题。福山这里的“国家能力”主要指政府的执政力。至于如何选举超级优秀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军事国防等内容，都没有明显包括在国家治理模型里。而如我所言，民主国家如美国在如何保证选举超级优秀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方面存在诸多缺陷（12）。福山忽略国防与其认为大家都民主后再没有战争有关。
福山2.0更多运用比较政治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其归纳法里的子方法。他因此构建“政治秩序”、“国家能力”等与“政治分段”所组成的新的理论结构，把人类政治史，包括自由民主制度流行以来的政治变迁与兴衰的历史纳入到其新的政治发展理论结构中。福山早些年倡导“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国家（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一致），但在2.0里明显在强调强势政府，并说中国政府的执行力远强于美国政府（有点偏向于凯恩斯学派）。他在版本2.0里的主调之一是“强国家—良法治—好民主”的“三部曲”，从而给自己理论赋予自洽的逻辑性。
为了给自己修正后的解释框架赋予实证，福山在其2.0中引入了很多对中国大陆经济和政治的研究。他指出，中国作为“实质性负责制国家”，居然能“有效地满足广大人民的诉求”，因而具有更大的现实吸引力。中国能够迅速作出庞大而又复杂的决策，这与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持续的、令人沮丧的政策无果形成鲜明的对照。为给立论佐证，他引用熊比特“威权政体经济更高效”的论述（13）。福山还把早期历史中国纳入其理论解释，指出韦伯所理解的现代国家因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秦朝就有了。他在有关的章节和后续文章里甚至声称，秦朝领先于罗马帝国并领先于欧洲约1800年（14）。 他甚至说中国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有可能更新而不是很快消亡。福山对中国大陆模式的某种肯定，使得其在中国大陆名声鹊起，多次被请去演讲和对话。
3. 福山的进一步修正
在2.0版出版后，世界格局又发生了更多的变化，除了911恐袭后长久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战争外，俄罗斯逐步退回到独裁专制并频繁动用武力，这对福山的预测很不利。2008年是个糟糕的年份，就在福山2.0出版后二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和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其后出现一系列不利于其历史终结论的事件，包括独裁专制的中国GDP超过日本且继续高速增长；普金2014年公然武力肢解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中东民主进程不顺，埃及塞西军人独大，土耳其埃尔多安走向独裁等等。中国则在习的领导下对内独裁对外扩张，在南海建立人工岛和武力威胁攻占台湾，以及后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关于国家领导人任期制的法律为自己终身独裁铺路。2008-10年的金融危机恶化了美国和甚至整个西方早已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美国人民及其同情他们遭遇的知识分子包括福山本人的严厉批评（15）。美国二党及其各自的民众们严重的政治对立，不同党派的政府和议会严重的扯皮和不顾国家的大局和前途等荒诞行为，都导致福山进一步反思其历史终结的观点。这在其推特和接受不同媒体受访时，有不同的修正表述。
在版本1.0里，福山批判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历史会终结于共产主义的论断。但是，由于上述的反恐导致的国际政治局面、世界多国民主受挫的社会现实、特别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及以后的各种后期事件，福山在接受乔治.伊屯采访时居然说“回过头来看看马克思有些是对的，即资本主义社会有生产过剩危机、工人贫困化和消费不振”等问题，他甚至说：社会主义该回来（16）。为了减少读者查阅有关文献的麻烦，我把伊屯于2018年10月17日在《当代政治家》发表的采访福山的文章有关一节抄录如下：
Fukuyama added, to my surprise: “At this juncture, it seems to me that certain things Karl Marx said are turning out to be true. He talked about the crisis of overproduction… that workers would be impoverished and there would be insufficient demand.” Yet the only plausible systemic rival to liberal democracy, Fukuyama said, was not socialism but China’s state capitalist model.
福山在此又强调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虽然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要有等30再看看，但可能是一种有长期生命力的体制。他甚至指出，自由民主似乎与经济效率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这又是借用了熊比特的观点。福山不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简单地把中国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忽视中国经济格局里国营经济在关键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事实。这些国营企业按定义是公有制，满足“社会主义”的一般定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福山“社会主义该回来”之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于是他不得不于其后几天在推特上澄清，说“我原意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迎合大众的左翼该回来，但是我们得到的是右翼身份政治。我赞成社会保障而不是社会主义（Just to clarify, what I said was that left-wing populism ought to have made a comeback after the 2008 crisis, but what we got instead was right-wing identity politics. I am in favor of social protections, not socialism）”。
4. 几点感想
4.1 现代政治学的著名师徒
亨廷顿是比较全面的政治学大家，福山30多年前也是后起之秀，二者是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师徒，各有独特的贡献。亨廷顿考虑古今美外分析和解构深刻，自911反恐一直到今年初世界政治格局基本都符合其预测。福山则在预测苏联垮台方面独领风骚。据最新的Open Syllabus 统计，这十年在全世界除中国、苏联、朝鲜等专制体制外收集的主要包括民主国家近7.3百万个教学大纲里，《文明的冲突》在政治科学被指定为教学参考书的次数排名第一，十年被指定次数有3703次。 《历史终结》也位居第二十一位，同期被指定次数为1639次（见表一）。
表一. 近十年世界民主国家教学大纲指定参考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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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二者的不足
亨廷顿和福山基本都是以定性归纳法为主进行分析，但是二者归纳的具体个体内容显然不同。换句话说，二者都是用局部或部分事实来归纳出自认为适合于预测未来的普遍结论。福山当时主要归纳了华沙条约组织和苏联阵营即将解体的各种个例、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等新潮流、和近现代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加等内容，忽视或轻视了历史上数千年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苏联垮台后即将产生的伊斯兰兴起和极端势力。亨廷顿当时则主要归纳了文明冲突的历史、现在和近期未来，并没有包括可能的意识形态回归和相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他在《文明冲突》里推测乌克兰和俄罗斯属于同一种文明不太会发生战争，这种预测准确性在普京以武力为后盾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后遇到了质疑，在普京于2022年全面武力侵略乌克兰后就自然宣告其预测失灵了。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关于“强权政治”的解释似乎更符合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17）。我在“美国会一跪不起吗”里引用了米尔斯海默，他是极少数多年前就质疑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学家，属于“先知”类学者（15）。至此我似乎可以感叹一下：这三位著名政治学家如果当时联手来写这本预测冷战后国际政治走向的书，那该书则有价值的多。
4.3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CND众多作者里以严谨著称的翦一休先生在讨论作者于星的文章时感叹说对社会学没有信心，他关注社会学的方法论这个要害问题。这是很容易理解且值得同感的。事实上社会学的方法多年来一直为人诟病也一直在改进，比如大量引进统计学等定量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统计学近几十年来则成了社会学教育高年级和研究生的必修课。不幸的是，近年来有人认为统计学不可靠并呼吁放弃统计显著性检验等方法，包括哈佛大学统计学教授、前系主任和社会学会主席孟晓犁（18-19），而在自然杂志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署名支持取消统计检验的科学家则高达800多人（20）。社会学包括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一样，经常用到归纳法作为重要的推论方法。比较法、统计法等都在归纳法这个大框架下加以运用，我可以归结它们为归纳法里的子方法。但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包括亨廷顿和福山都在归纳时忽略了很多该归纳的内容，这包括忽略了众多历史和现实的内容，正如本文上面所述。
归纳法为培根总结推广，它有二个主要问题，这早已是常识了。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在社会学广泛应用的定性归纳法里，该归纳的案例、事件、历史文献等内容（或样本）等太繁杂众多，对于预测社会未来发展这种跨越多个学科的复杂研究，个人用穷举法归纳完全几乎不可能。比如政治学，要归纳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案例、事件等，估计样本数量要上万个。即使大部分都归纳进来了，要总结出科学的结论来也很困难。按数学的语言来做个比喻，这就是要在上万项数值里费力寻找“最大公约数”，何况社会学里的案例、事件等内容都远比一个简单的“数值”要复杂。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归纳法本质上不是完全可靠的方法，这个在有关推理逻辑类的书籍和著名科学家的一些演讲里都早已为人所知（21-22）。归纳法的代言人培根虽然推崇该方法，但是也敏锐指出，一个人是无法在普遍的意义上证明归纳的结论是真的（23）。
也有一种可能是有些政治学家在写作上表面用了归纳法而其心里上是用的“演绎法”，即预设前提然后据此来选择对前提有利的案例、事件等内容，我把这个称为“隐含演绎推论”。我曾怀疑福山是不是开始就预设“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形态”，然后添加对此预设进行演绎有利的内容而忽略其它的内容。隐含演绎推论在普通人的讨论和辩论里比比皆是，因为他们总是先从个人观念出发，然后拿对自己观念有利的事件、案例等来佐证自己的观念。
演绎法为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但他应该不是该方法的发明人，而是在总结前人演绎推理方法后规范化且命名的。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用演绎法推理很普遍且成果丰硕。自然科学和数学用演绎法很成功，那是因为这些领域里有很多“公理”或“定理”，如我们中学所学的几何之源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原本》里就用到包含五大公理的公理系统。大学和研究生所学的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里定理就更多了，比如著名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方程组就是从定理到定理之数学推理的典范。但是，社会学没有大家公认的公理，所以用演绎法进行推论的案例不多，除非是我上面所说的表面上是归纳但实际上用的是隐含演绎推论。还有一种方法称为简释法（abduction-别名溯回法)，其要点是用最简单的解释来说明某个事件或现象，但是福山似乎没有用此法。
最后，自然科学理论需要通过有控实验验证，所以有很多实验室及其相关设备。当然，还有很多观察实验，比如观察新的星体来检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社会科学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做有控实验，特别是在“普世历史”这种庞大题目研究里更没法做有控实验，然而等到后来社会实际检验其理论或预测时，发现不对时已经太晚，因为书已经出版了多年了。福山的《历史终结与最后一人》在2001年后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
5. 更多的疑问和待解之谜
福山89年对华约解体、苏联倒台的预测十分即时且准确，成就显然。但是他的关于自由民主这单一文明很快到来的预测则在911恐袭和其后二十来年的反恐战争里落空了。他的导师亨廷顿关于同文明国家不会战争的预测在俄罗斯武力肢解乌克兰后也遇到了困难。这对近30年独领风骚的政治学师徒如此下场，使得本作者不得不提出如下的疑问和待解之谜。
5.1 关于自然科技和欲望
福山反复论证满足人类欲望的自然科技导致方向性历史发展，说它和争取承认的斗争一起会导致各种独裁专制倒塌，使人类终结于自由民主。但他未论证清楚自然科技如何在这个终结里的逻辑关系。自然科技也强化专制体制，如中共用现代科技实行全面通讯监控、全景监视、甚至用人工智能来监视党员对党魁的忠诚度，这明显强化了独裁专制。中共把人脸识别技术用来监控异见人士，还把该技术和设备输出到缅甸等独裁专制国家，甚至颠覆民主国家；普京也这么干，这无疑给福山出了新题目。目前来看，自由民主国家是发明创新的主力军，但是威权国家有后发优势利用这些发明创新来提升经济和加强控制。鉴于此，那民主社会该严格阻断自己的发明创新不流传到威权国家去？如果这样，那违反了资本家出售自己知识产权的自由，自由民主体制里的自由也就大打折扣了。还有就是民主国家的专利有效期可能过短，导致知识产权过早的流失。那么能否把专利有效期延长到很多年以延缓知识产权向独裁专制国家的流失？
顺便谈一下关于私欲的观念。按福山说的，自然科技是满足人类的欲望（即私欲），那没有功利目的而只针对解决自然界奥秘的好奇心是什么欲？我在“科学精神17论”里说过（24-25），好奇心导致很多重大发现和发明，这些好奇心重的人很多都是利用自己的时间甚至化自己的钱来解决自然科技问题，有些仅是满足自己好奇心和没有其它功利目的、且牺牲了个人的金钱等私欲果，但是这些发明发现很多最终有利于人类。如果说这些人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是一种“私欲”，那它显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私欲”，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义其为“公欲”？也就是说，欲望是不是可以扩展为传统性的“私欲”和我所说的“公欲”？
5.2 关于争取承认的斗争
福山鼓吹“争取承认”的斗争是推动历史的主力，这个似乎也值得商榷。普京武力入侵是为了得到承认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就是一个不打算被现代文明社会承认的战争贩子，是熊彼特所说的帝国动物性返祖。这样的战争狂古代比比皆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到处征战杀戮，他们是为了利益驱使的野心为主还是需要被承认为主？当然是野心（野心不过是超级大的欲望或私欲。退一步说，争取承认也是私欲的一种，是子概念）！成吉思汗影响亚欧历史近千年，俄罗斯现在还有他的遗产，他似乎比亿万奴隶对历史的影响更大。进化论和生物学认为人类进化导致男人努力把更多的种子播撒，很多冲突和战争因争夺女人引起，成吉思汗本人宣称最大的乐趣是杀死敌男、抢夺财产、奸淫他们的妻女，这远远超出了“寻求承认”，而本质上就是原始的动物野性欲望。很多著名的征服者都占有被征服者之女性，亚历山大也不例外，他占领波斯后举办了一个庞大的“婚礼”，让其部将强娶上万波斯贵族女。生物学说人是从猿进化来的，但征服者都有雄狮的特征，所以要搞清楚古代到近代人类社会的行为，看看狮子王国的改朝换代就茅塞顿开：有个体实力强大的单个雄狮、或能力一般但会拜把子的几个雄狮组团赶走或杀死某地盘的狮王及其子女，以获得领地的资源包括雌狮以便传宗接代和优先享受美食，就像成吉思汗等征服者一样（蒙古帝国蒙古人对被征服的妇女有性优先权）。过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征服者创造的历史，史书大部分也是这么显喻或隐喻的，而征服者主要目的是个人或集团野心的实现和背后的利益包括性和传宗接代，不能归结这些行为主要是要人家承认，当然还有所谓传播文明的如英帝国。世界最古老的文字记载说古苏美国王吉尔伽美什2/3是神1/3是人、精力旺盛力大无比，他强暴所有育龄妇女而全部怀上他的孩子，引起男性臣民的怨恨，他是暴力剥夺其它男人的生育权而不是要取得臣民们的承认（26）。黑格尔认为奴隶的劳作创造了历史，所以他们寻求承认的斗争是历史的推动力，他的说法不能说全错，但是奴隶们在推动历史方面的百分比为多少呢？就拿古雅典民主政体来说，典型年代男自由民约占20%，奴隶约占40%，其它为妇女、孩子和外来居民。即使拿简单的人口数目来算，奴隶也不能说是雅典历史的主要推动力，何况奴隶不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也不参与哲学医学等重要工作，对创造历史的作用估计远没有管理者和学者多。如果再早一些奴隶数目占比更大，那奴隶们在创造历史的份额上就更高些。现在几乎没有奴隶了，历史还要前进，不能说我们现在就该历史终结了。
5.3 关于威权和民主政体的经济效率
福山熟悉熊比特威权政体经济高效的观点，也考察了近代经济史，他在2.0里说“经济增长最合适的体制是市场导向的官僚威权体制”。他仔细论述了中国的案例，认为有可能是一个可以延续的模式。他还论述了南韩等国家在威权时代经济高效，搞民主后效率下降等现象。福山在第十章等部分论述了民主国家经济成功的案例，这与他上面的论述有所冲突，且都是历史了。以日本为例，其60-70年代的经济奇迹在80年代戛然而止，这几十来年的零和负利率也没有使其经济好转多少，而国债则达到了GDP的近270%！日本国债大部分是满足其国民的福利，这无疑增加了其国家破产的危险。民主国家的斯里兰卡最近破产、其前美国公民总统逃亡，希腊则在几年前因欧盟救助才脱离了破产，而谷歌7月13登了篇文章列举了破产风险高的三十来个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国家。近几十年来西方整体经济增长低下，中产萎缩贫富差距扩大，福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也提到民主国家竞选制度有利于那些迎合民主福利要求的候选人，搞福利和拉平工资的税收，保护败落和无竞争力的行业，结果导致财政赤字和金融问题。这其实类似于我多次提到的Tytler 总结古希腊民主政体垮台早已得出的结论（17）。急迫的问题是，若自由民主政体不能长期在经济效率上击败威权政体，那如何保证自由民主来消灭或同化威权政体？拿美国来说，如何保证自己的经济增长不再继续低于中国的增长率？如果美国还老是保持约为中国一半或更低的年经济增长，那8到10年后美国就不再是最大的经济体了。长期竞争靠的是经济实力，如果美国等自由民主国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低迷，10年后美国还有实力来遏制中共武统台湾、把南海划为内海么和其它未知的扩张么？还有，阿拉伯一些国家在十几年前经历了艳色革命后，部分民意现在居然倾向于中国模式，这是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晴雨表”研究中心在2021-2022年受BBC委托所作的民意调查得出的结论（27）。别忘了，以南非为代表的非洲自由民主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繁荣而是不同程度的倒退。当然，人类历史是以百年千年万年甚至更长时间演进的，虽然这些威权体制回潮和繁荣很可能是短期的（希望如此），但是也得引起高度的重视和更好的预测，以便民主体制能应对未来的问题和危机。
5.4 关于民主国家代表性的问题
福山说：黑格尔认为自由国家的官僚机构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称之为“普遍阶级”。但是很多教授包括斯蒂格利茨和福山本人都认为美国等民主国家政治代表性不够，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官僚机构如何100%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为自己？这本身就是一个未解之谜。
注：我早说过亨廷顿把中国简单划为儒教文明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中国几千年统治者大部分信奉《商君书》为代表的法家统治文化，而儒学只是统治者愚弄大众的工具。不仅秦朝汉朝，一直到清朝也如此。宋朝儒学多点但是下场很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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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ristian Meier, A Culture of Freedom: Ancient Greec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First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 2011.
（3）请参阅维基百科关于“厨房辩论”的条目。
（4）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 President Gorbachev addressed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视频请见https://www.c-span.org/video/?5292-1/gorbachev-united-nations。
（5）见维基百科《新思维》条目。
（6）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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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 Fukuyama，“Reflections on Chinese governance，”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Aug. 6, 2016.
（15）G. Eaton,“Francis Fukuyama interview: ‘Socialism ought to come back’- The End of History author on what Karl Marx got right, the rivals to liberal democracy and why he fears a US-China war”,The New Statesman, the UK Edition, Oct. 17, 2018.
（16）ZYuCannon, “美国会一跪不起吗？”华夏文摘快递2020年6月24日。
（17）米尔斯海默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 Nort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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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Valentin Amrhein, Sander Greenland, Blake McShane and more than 800 signatories. 2019. Nature. “Scientists rise up agains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567:305–307.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19-00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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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ZYuCannon,“科学精神十七论”（上），华夏文摘快递，2020年9月18日。
（25）ZYuCannon,“科学精神十七论”（下），华夏文摘快递，2020年9月19日。
（26）M.G. Kovacs,《Epic of Gilgamesh》，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7）BBC,“中国模式”更受青睐？调查发现阿拉伯民众对民主失去信心,2022年7月10日。
原载《华夏文摘》
发表于 2022 年 07 月 18 日 由 辰思
（兼谈翦一休先生关于对社会学的信心问题）
迟到的疾呼：社会学数千年来糟糕的数学能力使得其绝大部分分析和预测水平一直低回徘徊。发展新的更可靠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刻不容缓。
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我从事跨学科研究工作了几年，用很多时间跟研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工作。福山博士那时是兰德研究苏联的专家，所以对他有所关注。但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兰德最优化数学（运筹学）和经济费用-有效性（cost-effectiveness)等方法在大决策里的运用。著名的大规模线性数学规划的单纯形法就是兰德的丹齐格发明的。前几年我质疑斯坦福有关词典某词条时接触到一个在斯坦福读政治学的研究生，她讲了些福山有关的趣事：他花很多时间用自己院子里的大树做桌子，他已很厌烦回答有关自由民主、人性等问题，以及作为学生的她还在挣扎来确信那世界终结于自由民主而不是天国的预测。
89年初36岁的福山调任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副主任，正踌躇满志。在赴任的路上，他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内容是苏联阵营转型和世界自由民主很快胜利。该演讲引起了《国家利益》杂志编辑欧文.哈瑞斯的注意，于是请他把演讲内容整理以“历史终结？”为题目发表。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国际政治领域的震动，让这个鲜为人知的年轻学者名声大振。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特别是后来苏联解体都印证了福山的预测，他飞速成了政治学权威。福山据此于92年出了畅销书《历史终结和最后一人》，其中用了更多的资料来论证人类“寻求承认的斗争”和科技会导致自由民主马上统治全球。福山在书里多次提到康德人类“普世史”的理念，认为虽然很难，但是他明显要迎难而上。但是，福山在哈佛的政治学博导亨廷顿于96年出版《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批评福山太乐观且幼稚，而文明冲突会主导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这等于给福山头上浇了冷水。出乎意料，不仅中国没有按他的期盼走向自由民主，俄罗斯也成了普京独裁专制的领地，加上911恐怖袭击和后来的反恐战争等重大事件使亨廷顿名声大振，又加上美国这个民主样板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及其糟糕的政府决策执行力，于是福山在06年出版了《历史终结和最后一人》之2.0版，对其早期的结论加以部分修正，又加入中国历史和这个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的优缺点和潜在的长期生存力。2.0版也是对其1.0版历史终结论的某种救赎，即不确定自由民主哪天会在全球胜利，但是在自然科技导致历史有向发展和争取承认的斗争双重作用下最终会胜利。而福山后来在不同场合接受媒体采访时，则对自己的2.0结论加上了更多的修正，甚至说马克思有些是对的，并声称“社会主义应该回来”，后又改口说左翼该回来。福山这些改变是目睹了几十年国际化等导致美国严重的贫富差距等问题且中国经济做大后得出的更多修正。但是他绝没有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至少表面上还相信单一文明的自由民主是最后的趋势，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波折。 在2.0里，福山又强调治国三维坐标理论（或三个支柱）：国家-法制-责任，这里国家实际是指政府执政力，而坐标里任何一维短缺都最终会导致治国失败，民主国家也不例外。现代国家光有这三个支柱就能强盛？问题可不一定这么简单，起码选举超级优秀的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就很关键。
本文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初步回答翦一休先生所说的对社科理论没有信心的问题。而其他很多人多年也存在类似的困惑和批评。本文就此问题总结的要点是：除经济学外，社会学一般诉诸于古老的定性归纳法（仅靠文字，不同于自然科学里数学为主的定量归纳法），而归纳法在大规模交叉学科里因为涉及的样本数量庞大导致运用困难，还因为归纳法与演绎法相比是不可靠方法。社会学几十年前引进统计学及其相关的时间序列作为主要的定量分析方法而缺乏更可靠的数学方法，与物理化学甚至工程领域相比都落后很多。最近几年又有很多科学家呼吁放弃统计检验，因为统计检验也不是可靠的方法。所以，按此方法研究的社会学预测和规律性总结在关于“未来”的预测检验里经常失效。发展更可靠的方法是当务之急，要鼓励新思路新方法的出现，哪怕是不完善或有缺陷的创新也比老调重弹更有价值，科学研究的要旨是创新而不是停留于诠释古旧的东西，这在科学方法有关都书籍和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的言论集里已经表达的十分清楚透彻了。
1. 历史终结使福山名声大振
福山历史终结论是在兰德公司多年研究的结果，他算是兰德派。按照其书文的顺序和内容来看，其结论乃利用归纳法总结而来，而不是预定“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最佳形态”这种所谓“公理”式的演绎出来的。福山不是第一个声言自由民主是历史的必然结局的。据德国学者考证，古希腊就流行追求自由的立论和活动 （1-2）。牛津参考里也描述了古希腊“无暴政-政治平等-自由民主”的过程。康德研习了古希腊历史，他断言自由应该是人类历史的结局；美总统尼克松多次声称“世界的未来是自由”，且在59年访苏时与赫鲁晓夫那个知名的“厨房辩论”里声称苏联人后代也会生活在自由之中（3）。福山是如何归纳的呢？首先，在福山89年初芝大演讲的前二个多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说苏联今后不再干涉东欧卫星国的内部事务（4），言外之意是苏联会容许它们追求相对独立的决策，包括追求自由民主。福山敏锐抓住了戈尔巴乔夫讲话的内涵和外延，他在研究苏联政治和国际关系时也经常会涉及到东欧卫星国，对这些国家追求民主自由的意愿很了解。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演讲和其执政时一系列倾向自由的政治经济文献（总结在《新思维》里（5）），福山预计苏联很快就会走向民主自由。这就是福山文章“历史终结？”一文的背景（6）。后来在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后，福山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号称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这是挂羊头卖狗肉，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改革是走向自由主义。由于这二个主要的独裁专制国家都会走向自由民主，所以世界很快就会走向自由民主。当然，有些小国比如阿尔巴尼亚和布基纳法索这种蛋丸之地即使不赞成民主那也无关大局，在自由民主世界大潮下它们也顶不住。这种大胆的预测引起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震动和兴趣，使得福山几乎一夜成名。赞成他的推测和结论的人不少，但是质疑、批评和否定者可能更多。
福山的预测时机对他很有利，在其《国家利益》的文章发表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就发生了“天鹅绒革命”，而对他“历史的终结”的最大利好是89年低柏林墙的倒塌。看看，福山的预测多么准确，华约阵营垮台了，全世界民主自由马上就要实现了！特别是苏联于91年解体，更是给福山的预测添加了新的光环，于是他把内容大大扩展，概括了古、近、现代民主的历史进程，于92年出版了畅销书《历史终结和最后一人》1.0版（7），他也成了耀眼的政治学家。
人类历史终结论可以追溯古老的时代，孔夫子及门徒曾鼓吹大同世界。后来有各种理想国的构想，基督教的天国论，康德、黑格尔等的历史终结论等。福山是黑格尔的拥趸，他大量引证黑格尔的言论和观点，并注重黑格尔曾所说的人一直在寻求个人被承认而忽视甚至压制别人的被承认，即他定义的“主人-奴隶”辩证法（矛盾和斗争）。黑格尔认为寻求承认的欲望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预计会导致一个整合的、完美理性的社会某天会在全球性胜利出现，这样每个人的尊严都得到满足。而科耶夫（Kojeve）解释并扩展黑格尔的观点，又修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实现平等的承认，人人得到自由且私欲得到满足，这就是历史的终结（8）。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在《理想国》里描述了哲学王等护国者该奉行财产和孩子公有制、所有人按生来具有的三种灵魂属性而按其主要灵魂属性而就职的“正义社会”，而哲学家的灵魂是理性的属金子，所以必须当王，以实现理想国。后来有些学者们认为柏拉图描述的是一个专制社会， 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更早的理想社会尝试或许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他曾经建立过一个教授和研究数学的社团，在这个社团里男女平等，财产共有，但糟糕的是他自己则可以高人一等，据说他淹死了发现无理数的学生。
福山1.0里认为89或其后不久自由民主很快就会胜利地统治全世界，这就是黑格尔-科耶夫预计的胜利，他认为自由民主可以让每个人都得到尊严和承认，而绝不会再有战争之类的非人性事件。这样一来，世界就形成一个国际关系的“统一市场化（Common Marketization)”和 世界性收敛的“体内平衡点”（即自由民主）。在此理念的驱使下，福山和众多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一样，成为自由民主国际化的推手。
福山最后一人的论述源于尼采哲学，主要借用《查拉图斯特拉》里的思想，质疑单一文明后人类会不会无聊的要死。他说尼采批判黑格尔深刻。这部分与本文讨论关系不大，所以不加评论。
2. 历史终结的修正
福山及其欢呼者轻视了一个悲痛的事实：中共实际当权派在89年6月4日武力镇压了在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的学生、市民和国家工作人员并政变推翻了同情示威的开明派总书记赵紫阳，宣布中共不可能短期走向自由民主。福山本人认为这个重大事件对自由民主的快速到来无关紧要，或者是选择性记忆和把自己的期盼当未来的现实，所以他鼓吹引导中国开放和走向自由民主。而忽略中共专制野蛮行为对福山及其类似观点的人来说，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和理论挑战，中共得利后用高科技扩大独裁专制，更是对西方的一种严重打脸行为和理论上的抹黑。其后普京在俄罗斯逐步独裁专制，以及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等重大事件，都对福山的快速自由民主论和预测产生了质疑、怀疑甚至否定。
更有意思的是，福山的哈佛读博士导师亨廷顿于96年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次序重建》，其主要思想是：苏联垮台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战争虽然成为历史，但代之而来的不是快速自由民主化而是文明的冲突和战争（9）。他把世界划分为八个主要文明（注），说它们的差别和冲突根深蒂固，历史上文明的差别经久弥坚，罗马人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标识，其它文明也有独特性和差异，这导致了很多的冲突和战争。他甚至大胆地说伊斯兰教用血沾染边界，这当然会刺激某些伊斯兰人，但他并没有顾忌到“政治政确”而不敢说实话。他预测冷战后的战争主要是因文明的不同而引起。他在书中直接批评福山的冷战后历史很快会终结于自由民主这单一文明的看法是幼稚的。亨廷顿进一步指出，现代化减弱了西方文明加强了其它文明（他在此书里把文化作为文明的主要内容），而此说很符合百年来的近代史。他不仅在预测后来的冲突与福山不同，且不认为自由民主是完美的普世价值。亨廷顿对历史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过去几千年因为文明差异导致的冲突和战争数不胜数，光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就发生多起，而伊斯兰占领犹太和基督教的耶路撒冷也发生过多次。当然，亨廷顿也深入研究了冷战后伊斯兰极端分子兴起的动态，其实美国CIA也一直警告这些极端分子可能搞事。亨廷顿用的什么方法呢？也是归纳法！即从具体事实得出一般结论，当然是与福山不同的结论。
911恐袭及其以后的长久反恐战争和叙利亚等战争导致亨廷顿的名声大振，他的预测得到确认，福山此时处于下风。综合各种原因，福山有所反省并说他“对89年许多事件是雾里看花”，现在情况变了，他不得不对历史终结论做出部分修正，并反映在其06年历史终结论2.0里（10-11）。福山在此继续强调有两大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一个力量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和技术进步主导了历史方向性的发展，第八章里说：“至此已经证明，现代自然科学的步展产生了一种方向性的历史，以及某种横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统一的社会变迁”。另一个力量是黑格尔—科耶夫“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这里有逻辑问题：欲望如果无限扩张，那永远也不能满足），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倒台，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都建立起自由民主国家。福山在这种终结论述里不仅与康德关于“普世历史”终结于自由的论述和与霍布斯关于人类争取荣誉的论述等挂上了钩，也把与实现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论述的三种灵魂联系起来，说自由民主也满足这三种灵魂的需要。其实柏拉图是个反民主的哲学家，福山这种联系似乎很牵强附会。他对伊斯兰势力的复兴不以为然，说伊斯兰对全球非伊斯兰年轻一代没啥影响，对实现全球自由民主无关大局，况且有些伊斯兰国家也信奉民主。福山的这些说法明显反驳了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是国际政治新常态的论述。
在版本2.0和后续其它某些论著里，福山用“需要好民主”来替代“是否需要民主”，承认自由民主制度与政治稳定之间会非正相关。他加入了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困境和传统民主国家的问题。福山解释很多尝试民主国家遭挫和失败说：这主要是因为无法满足国家建构的前提性条件，而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他也对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推崇丹麦的民主制度，认为比美国的好。他认为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长期没能解决代表性断裂、否决型民主弱化国家政策执行力，以及利益集团政治操作泛滥等问题，导致出现“法治过头、民主过头，国家无能”的困局。福山有个知名的“国家-法制-问责”三维治国模型（或三支柱），强调每个维度都不能弱，否则导致国家治理问题。福山这里的“国家能力”主要指政府的执政力。至于如何选举超级优秀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军事国防等内容，都没有明显包括在国家治理模型里。而如我所言，民主国家如美国在如何保证选举超级优秀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方面存在诸多缺陷（12）。福山忽略国防与其认为大家都民主后再没有战争有关。
福山2.0更多运用比较政治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看作是其归纳法里的子方法。他因此构建“政治秩序”、“国家能力”等与“政治分段”所组成的新的理论结构，把人类政治史，包括自由民主制度流行以来的政治变迁与兴衰的历史纳入到其新的政治发展理论结构中。福山早些年倡导“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国家（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一致），但在2.0里明显在强调强势政府，并说中国政府的执行力远强于美国政府（有点偏向于凯恩斯学派）。他在版本2.0里的主调之一是“强国家—良法治—好民主”的“三部曲”，从而给自己理论赋予自洽的逻辑性。
为了给自己修正后的解释框架赋予实证，福山在其2.0中引入了很多对中国大陆经济和政治的研究。他指出，中国作为“实质性负责制国家”，居然能“有效地满足广大人民的诉求”，因而具有更大的现实吸引力。中国能够迅速作出庞大而又复杂的决策，这与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持续的、令人沮丧的政策无果形成鲜明的对照。为给立论佐证，他引用熊比特“威权政体经济更高效”的论述（13）。福山还把早期历史中国纳入其理论解释，指出韦伯所理解的现代国家因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秦朝就有了。他在有关的章节和后续文章里甚至声称，秦朝领先于罗马帝国并领先于欧洲约1800年（14）。 他甚至说中国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有可能更新而不是很快消亡。福山对中国大陆模式的某种肯定，使得其在中国大陆名声鹊起，多次被请去演讲和对话。
3. 福山的进一步修正
在2.0版出版后，世界格局又发生了更多的变化，除了911恐袭后长久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战争外，俄罗斯逐步退回到独裁专制并频繁动用武力，这对福山的预测很不利。2008年是个糟糕的年份，就在福山2.0出版后二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和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其后出现一系列不利于其历史终结论的事件，包括独裁专制的中国GDP超过日本且继续高速增长；普金2014年公然武力肢解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中东民主进程不顺，埃及塞西军人独大，土耳其埃尔多安走向独裁等等。中国则在习的领导下对内独裁对外扩张，在南海建立人工岛和武力威胁攻占台湾，以及后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关于国家领导人任期制的法律为自己终身独裁铺路。2008-10年的金融危机恶化了美国和甚至整个西方早已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美国人民及其同情他们遭遇的知识分子包括福山本人的严厉批评（15）。美国二党及其各自的民众们严重的政治对立，不同党派的政府和议会严重的扯皮和不顾国家的大局和前途等荒诞行为，都导致福山进一步反思其历史终结的观点。这在其推特和接受不同媒体受访时，有不同的修正表述。
在版本1.0里，福山批判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历史会终结于共产主义的论断。但是，由于上述的反恐导致的国际政治局面、世界多国民主受挫的社会现实、特别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及以后的各种后期事件，福山在接受乔治.伊屯采访时居然说“回过头来看看马克思有些是对的，即资本主义社会有生产过剩危机、工人贫困化和消费不振”等问题，他甚至说：社会主义该回来（16）。为了减少读者查阅有关文献的麻烦，我把伊屯于2018年10月17日在《当代政治家》发表的采访福山的文章有关一节抄录如下：
Fukuyama added, to my surprise: “At this juncture, it seems to me that certain things Karl Marx said are turning out to be true. He talked about the crisis of overproduction… that workers would be impoverished and there would be insufficient demand.” Yet the only plausible systemic rival to liberal democracy, Fukuyama said, was not socialism but China’s state capitalist model.
福山在此又强调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虽然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要有等30再看看，但可能是一种有长期生命力的体制。他甚至指出，自由民主似乎与经济效率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这又是借用了熊比特的观点。福山不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简单地把中国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忽视中国经济格局里国营经济在关键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事实。这些国营企业按定义是公有制，满足“社会主义”的一般定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福山“社会主义该回来”之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于是他不得不于其后几天在推特上澄清，说“我原意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迎合大众的左翼该回来，但是我们得到的是右翼身份政治。我赞成社会保障而不是社会主义（Just to clarify, what I said was that left-wing populism ought to have made a comeback after the 2008 crisis, but what we got instead was right-wing identity politics. I am in favor of social protections, not socialism）”。
4. 几点感想
4.1 现代政治学的著名师徒
亨廷顿是比较全面的政治学大家，福山30多年前也是后起之秀，二者是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师徒，各有独特的贡献。亨廷顿考虑古今美外分析和解构深刻，自911反恐一直到今年初世界政治格局基本都符合其预测。福山则在预测苏联垮台方面独领风骚。据最新的Open Syllabus 统计，这十年在全世界除中国、苏联、朝鲜等专制体制外收集的主要包括民主国家近7.3百万个教学大纲里，《文明的冲突》在政治科学被指定为教学参考书的次数排名第一，十年被指定次数有3703次。 《历史终结》也位居第二十一位，同期被指定次数为1639次（见表一）。
表一. 近十年世界民主国家教学大纲指定参考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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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二者的不足
亨廷顿和福山基本都是以定性归纳法为主进行分析，但是二者归纳的具体个体内容显然不同。换句话说，二者都是用局部或部分事实来归纳出自认为适合于预测未来的普遍结论。福山当时主要归纳了华沙条约组织和苏联阵营即将解体的各种个例、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等新潮流、和近现代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加等内容，忽视或轻视了历史上数千年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苏联垮台后即将产生的伊斯兰兴起和极端势力。亨廷顿当时则主要归纳了文明冲突的历史、现在和近期未来，并没有包括可能的意识形态回归和相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他在《文明冲突》里推测乌克兰和俄罗斯属于同一种文明不太会发生战争，这种预测准确性在普京以武力为后盾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后遇到了质疑，在普京于2022年全面武力侵略乌克兰后就自然宣告其预测失灵了。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关于“强权政治”的解释似乎更符合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17）。我在“美国会一跪不起吗”里引用了米尔斯海默，他是极少数多年前就质疑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学家，属于“先知”类学者（15）。至此我似乎可以感叹一下：这三位著名政治学家如果当时联手来写这本预测冷战后国际政治走向的书，那该书则有价值的多。
4.3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CND众多作者里以严谨著称的翦一休先生在讨论作者于星的文章时感叹说对社会学没有信心，他关注社会学的方法论这个要害问题。这是很容易理解且值得同感的。事实上社会学的方法多年来一直为人诟病也一直在改进，比如大量引进统计学等定量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统计学近几十年来则成了社会学教育高年级和研究生的必修课。不幸的是，近年来有人认为统计学不可靠并呼吁放弃统计显著性检验等方法，包括哈佛大学统计学教授、前系主任和社会学会主席孟晓犁（18-19），而在自然杂志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署名支持取消统计检验的科学家则高达800多人（20）。社会学包括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一样，经常用到归纳法作为重要的推论方法。比较法、统计法等都在归纳法这个大框架下加以运用，我可以归结它们为归纳法里的子方法。但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包括亨廷顿和福山都在归纳时忽略了很多该归纳的内容，这包括忽略了众多历史和现实的内容，正如本文上面所述。
归纳法为培根总结推广，它有二个主要问题，这早已是常识了。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在社会学广泛应用的定性归纳法里，该归纳的案例、事件、历史文献等内容（或样本）等太繁杂众多，对于预测社会未来发展这种跨越多个学科的复杂研究，个人用穷举法归纳完全几乎不可能。比如政治学，要归纳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案例、事件等，估计样本数量要上万个。即使大部分都归纳进来了，要总结出科学的结论来也很困难。按数学的语言来做个比喻，这就是要在上万项数值里费力寻找“最大公约数”，何况社会学里的案例、事件等内容都远比一个简单的“数值”要复杂。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归纳法本质上不是完全可靠的方法，这个在有关推理逻辑类的书籍和著名科学家的一些演讲里都早已为人所知（21-22）。归纳法的代言人培根虽然推崇该方法，但是也敏锐指出，一个人是无法在普遍的意义上证明归纳的结论是真的（23）。
也有一种可能是有些政治学家在写作上表面用了归纳法而其心里上是用的“演绎法”，即预设前提然后据此来选择对前提有利的案例、事件等内容，我把这个称为“隐含演绎推论”。我曾怀疑福山是不是开始就预设“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形态”，然后添加对此预设进行演绎有利的内容而忽略其它的内容。隐含演绎推论在普通人的讨论和辩论里比比皆是，因为他们总是先从个人观念出发，然后拿对自己观念有利的事件、案例等来佐证自己的观念。
演绎法为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但他应该不是该方法的发明人，而是在总结前人演绎推理方法后规范化且命名的。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用演绎法推理很普遍且成果丰硕。自然科学和数学用演绎法很成功，那是因为这些领域里有很多“公理”或“定理”，如我们中学所学的几何之源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原本》里就用到包含五大公理的公理系统。大学和研究生所学的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里定理就更多了，比如著名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方程组就是从定理到定理之数学推理的典范。但是，社会学没有大家公认的公理，所以用演绎法进行推论的案例不多，除非是我上面所说的表面上是归纳但实际上用的是隐含演绎推论。还有一种方法称为简释法（abduction-别名溯回法)，其要点是用最简单的解释来说明某个事件或现象，但是福山似乎没有用此法。
最后，自然科学理论需要通过有控实验验证，所以有很多实验室及其相关设备。当然，还有很多观察实验，比如观察新的星体来检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社会科学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做有控实验，特别是在“普世历史”这种庞大题目研究里更没法做有控实验，然而等到后来社会实际检验其理论或预测时，发现不对时已经太晚，因为书已经出版了多年了。福山的《历史终结与最后一人》在2001年后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
5. 更多的疑问和待解之谜
福山89年对华约解体、苏联倒台的预测十分即时且准确，成就显然。但是他的关于自由民主这单一文明很快到来的预测则在911恐袭和其后二十来年的反恐战争里落空了。他的导师亨廷顿关于同文明国家不会战争的预测在俄罗斯武力肢解乌克兰后也遇到了困难。这对近30年独领风骚的政治学师徒如此下场，使得本作者不得不提出如下的疑问和待解之谜。
5.1 关于自然科技和欲望
福山反复论证满足人类欲望的自然科技导致方向性历史发展，说它和争取承认的斗争一起会导致各种独裁专制倒塌，使人类终结于自由民主。但他未论证清楚自然科技如何在这个终结里的逻辑关系。自然科技也强化专制体制，如中共用现代科技实行全面通讯监控、全景监视、甚至用人工智能来监视党员对党魁的忠诚度，这明显强化了独裁专制。中共把人脸识别技术用来监控异见人士，还把该技术和设备输出到缅甸等独裁专制国家，甚至颠覆民主国家；普京也这么干，这无疑给福山出了新题目。目前来看，自由民主国家是发明创新的主力军，但是威权国家有后发优势利用这些发明创新来提升经济和加强控制。鉴于此，那民主社会该严格阻断自己的发明创新不流传到威权国家去？如果这样，那违反了资本家出售自己知识产权的自由，自由民主体制里的自由也就大打折扣了。还有就是民主国家的专利有效期可能过短，导致知识产权过早的流失。那么能否把专利有效期延长到很多年以延缓知识产权向独裁专制国家的流失？
顺便谈一下关于私欲的观念。按福山说的，自然科技是满足人类的欲望（即私欲），那没有功利目的而只针对解决自然界奥秘的好奇心是什么欲？我在“科学精神17论”里说过（24-25），好奇心导致很多重大发现和发明，这些好奇心重的人很多都是利用自己的时间甚至化自己的钱来解决自然科技问题，有些仅是满足自己好奇心和没有其它功利目的、且牺牲了个人的金钱等私欲果，但是这些发明发现很多最终有利于人类。如果说这些人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是一种“私欲”，那它显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私欲”，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义其为“公欲”？也就是说，欲望是不是可以扩展为传统性的“私欲”和我所说的“公欲”？
5.2 关于争取承认的斗争
福山鼓吹“争取承认”的斗争是推动历史的主力，这个似乎也值得商榷。普京武力入侵是为了得到承认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就是一个不打算被现代文明社会承认的战争贩子，是熊彼特所说的帝国动物性返祖。这样的战争狂古代比比皆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到处征战杀戮，他们是为了利益驱使的野心为主还是需要被承认为主？当然是野心（野心不过是超级大的欲望或私欲。退一步说，争取承认也是私欲的一种，是子概念）！成吉思汗影响亚欧历史近千年，俄罗斯现在还有他的遗产，他似乎比亿万奴隶对历史的影响更大。进化论和生物学认为人类进化导致男人努力把更多的种子播撒，很多冲突和战争因争夺女人引起，成吉思汗本人宣称最大的乐趣是杀死敌男、抢夺财产、奸淫他们的妻女，这远远超出了“寻求承认”，而本质上就是原始的动物野性欲望。很多著名的征服者都占有被征服者之女性，亚历山大也不例外，他占领波斯后举办了一个庞大的“婚礼”，让其部将强娶上万波斯贵族女。生物学说人是从猿进化来的，但征服者都有雄狮的特征，所以要搞清楚古代到近代人类社会的行为，看看狮子王国的改朝换代就茅塞顿开：有个体实力强大的单个雄狮、或能力一般但会拜把子的几个雄狮组团赶走或杀死某地盘的狮王及其子女，以获得领地的资源包括雌狮以便传宗接代和优先享受美食，就像成吉思汗等征服者一样（蒙古帝国蒙古人对被征服的妇女有性优先权）。过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征服者创造的历史，史书大部分也是这么显喻或隐喻的，而征服者主要目的是个人或集团野心的实现和背后的利益包括性和传宗接代，不能归结这些行为主要是要人家承认，当然还有所谓传播文明的如英帝国。世界最古老的文字记载说古苏美国王吉尔伽美什2/3是神1/3是人、精力旺盛力大无比，他强暴所有育龄妇女而全部怀上他的孩子，引起男性臣民的怨恨，他是暴力剥夺其它男人的生育权而不是要取得臣民们的承认（26）。黑格尔认为奴隶的劳作创造了历史，所以他们寻求承认的斗争是历史的推动力，他的说法不能说全错，但是奴隶们在推动历史方面的百分比为多少呢？就拿古雅典民主政体来说，典型年代男自由民约占20%，奴隶约占40%，其它为妇女、孩子和外来居民。即使拿简单的人口数目来算，奴隶也不能说是雅典历史的主要推动力，何况奴隶不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也不参与哲学医学等重要工作，对创造历史的作用估计远没有管理者和学者多。如果再早一些奴隶数目占比更大，那奴隶们在创造历史的份额上就更高些。现在几乎没有奴隶了，历史还要前进，不能说我们现在就该历史终结了。
5.3 关于威权和民主政体的经济效率
福山熟悉熊比特威权政体经济高效的观点，也考察了近代经济史，他在2.0里说“经济增长最合适的体制是市场导向的官僚威权体制”。他仔细论述了中国的案例，认为有可能是一个可以延续的模式。他还论述了南韩等国家在威权时代经济高效，搞民主后效率下降等现象。福山在第十章等部分论述了民主国家经济成功的案例，这与他上面的论述有所冲突，且都是历史了。以日本为例，其60-70年代的经济奇迹在80年代戛然而止，这几十来年的零和负利率也没有使其经济好转多少，而国债则达到了GDP的近270%！日本国债大部分是满足其国民的福利，这无疑增加了其国家破产的危险。民主国家的斯里兰卡最近破产、其前美国公民总统逃亡，希腊则在几年前因欧盟救助才脱离了破产，而谷歌7月13登了篇文章列举了破产风险高的三十来个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国家。近几十年来西方整体经济增长低下，中产萎缩贫富差距扩大，福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也提到民主国家竞选制度有利于那些迎合民主福利要求的候选人，搞福利和拉平工资的税收，保护败落和无竞争力的行业，结果导致财政赤字和金融问题。这其实类似于我多次提到的Tytler 总结古希腊民主政体垮台早已得出的结论（17）。急迫的问题是，若自由民主政体不能长期在经济效率上击败威权政体，那如何保证自由民主来消灭或同化威权政体？拿美国来说，如何保证自己的经济增长不再继续低于中国的增长率？如果美国还老是保持约为中国一半或更低的年经济增长，那8到10年后美国就不再是最大的经济体了。长期竞争靠的是经济实力，如果美国等自由民主国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低迷，10年后美国还有实力来遏制中共武统台湾、把南海划为内海么和其它未知的扩张么？还有，阿拉伯一些国家在十几年前经历了艳色革命后，部分民意现在居然倾向于中国模式，这是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晴雨表”研究中心在2021-2022年受BBC委托所作的民意调查得出的结论（27）。别忘了，以南非为代表的非洲自由民主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繁荣而是不同程度的倒退。当然，人类历史是以百年千年万年甚至更长时间演进的，虽然这些威权体制回潮和繁荣很可能是短期的（希望如此），但是也得引起高度的重视和更好的预测，以便民主体制能应对未来的问题和危机。
5.4 关于民主国家代表性的问题
福山说：黑格尔认为自由国家的官僚机构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称之为“普遍阶级”。但是很多教授包括斯蒂格利茨和福山本人都认为美国等民主国家政治代表性不够，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官僚机构如何100%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为自己？这本身就是一个未解之谜。
注：我早说过亨廷顿把中国简单划为儒教文明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中国几千年统治者大部分信奉《商君书》为代表的法家统治文化，而儒学只是统治者愚弄大众的工具。不仅秦朝汉朝，一直到清朝也如此。宋朝儒学多点但是下场很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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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参阅维基百科关于“厨房辩论”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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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BBC,“中国模式”更受青睐？调查发现阿拉伯民众对民主失去信心,2022年7月10日。
原载《华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