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功利为宗旨的社会运动永远发生不了反思！
林彪金刚们的回忆录都是：“老子十四、五岁就参加了革命，纯正的红小鬼，枪淋弹雨、出生入死，负了多少伤…流了多少血…立了多少功…到头来却成了反革命……”。尽是喊冤叫屈，其他派系的共党的回忆、传记，也是同一个腔调，几乎没人能反躬自问：自己到底知不知“什么‘是’革命”？所献身的运动是不是“革命”？那些被自己用“革命”名义所杀害、伤及的人冤不冤、屈不屈？难道他们不与你们一样是人类分子吗？
共党里就没人知道革命讲的是事物或社会事变的性质，社会事变并不直接＝革命。只有其属性的“正不正当”或“应不应该”才是革不革命的标准。事物千姿百态、千差万别，性质当然也各是各的。性质本身就构成为一个类别系统，只有具有某类征状才能说具有这类性质。
革命讲的是能引领或刷新社会气象，具有前进性、应该性的事变或运动所含的属性。“应该”说的是“当然而然、无条件而然”，亦即社会正义或公平，社会是人际的领域关系，人是自然世界的物种，种性的无例外就是“当然而然、无条件而然”，因而物种种性决定了全体分子在联系上的平等，平等性就是意志运用上的自由。
因而社会事变或运动是否“是”革命的，并不以参加的迟早，不以红不红，不以遭受苦难的程度，受多少伤、流多少血、立多少为依据。“革命”只考察运动或事件与“应该”的相不相符。凡在性质上符合应该的就“是”革命，不符合的就不是革命甚至可以“是”反革命的。所以说：任何团体或个人造成的社会事变是否是革命的，“革命”说的是事变或行为具有品质，即——“应该性”。
是否具有“应该性”是知识的真假问题，而非暴不暴力问题。
凡知识问题都属认识论，认识论又有如何来认识的方法论问题。所以只有知识了“什么‘是’革命？”，才能正确评价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变和自己所献身的运动是不是革命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就不是革命的，而是因无知引发的暴烈性杀戳。
《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所倡导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雅稚，那样文质斌斌，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的这一思想也不是革命的！因毛说的是：“革命‘不是’什么”，并没定义“革命‘是’什么”。这里需要的恰恰是对“革命‘是’什么”的定义。证明毛还不懂“什么‘是’关于知识的理论”。
他犯了偷換概念的错误。这里的问题是“革命‘是’什么”，须界定的就是“什么性质的思想是革命的”，他竟用“革命‘不是’什么”，来颠倒“革命‘是’什么”的回答。“革命‘不是’什么”当然不支持对“革命‘是’什么”的解答。这便违犯了“思维同一律”。革命属于行动或事态的“性质”，并不直接＝行动或事态。请客的性质属情理的必要；吃饭的性质是从外部吸收营养以维持生命代谢；作文章的性质是为摧邪扶正。暴动的性质既可以出于正义，也可出于非正义，如阴谋、作乱。暴动这个词只是说“行为不是理性的”，并未考察行为“正不正当与应不应该”。“革命”是对事物性质的揭示，性质在事物内部，只能由理性思辩析出，不能由被动感性直观。不论请客、吃饭、绘画绣花还是作文章，都属于空间行为因而有形象，外感官可经验，不是能思维的“心”所能思辩。
虽说毛泽东念了不少书，能成诗作词写文章，但他并未受近代逻辑学的训练。不懂思维必须严格遵守逻辑规则，逻辑也就是对“是不是”的界定。可见毛还不懂万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不是”！宇宙间并不存在“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巴门尼德才提出：“‘是’之外并无‘不是’”。日常说的“不是”或“不存在”是冲着“实际的存在物”讲的，所讲只是“不是某种物”，不是“不是”。宇宙间并不存在“不存在”或“不是”的东西。但生活中人们却总是要说“是”与“不是”，如说：长江不是黄河；王歧山不是习近平……可证我们天天时时都在与“是不是”打交道，这种交道只是从经验上讲的。只有此时此事的有效性，不具永恒有效性，故不是真理。
“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属认识论，认识论即“待认识、待回答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用来回答并能回答得了的是结论，二者之间又有一个专为肯定的常项“是”字。只要在形式上具有这三个项的是认识论。认识主体就得让自己明白：“认识”是用来让自己明白或理解理念涵义的，理念是超实际超物理学的。物理学对的是实际的物，是经验之学。革命这个“理”讲的却是关于普遍的普遍之学，是绝对真理的学术，是对物象的知识之上的。所有不得志的共产党分子都以对革命付出了代价却得不到革命的回报而叫屈，可见他们的智慧就没达到知识“什么是革命”——只知自己参入了，却未解所参入的是不是“革命”。
因他们不能反思，只有反省才能思维到自已受的苦、冒的险、受的伤、流的血、立的功所杀的是自己同类分子，自己与他们无怨无仇，甚至根本没朝过面，姓字名谁都不知，就以“革命的名义”把人家的生命夺去，其实自己的牺牲越大、对革命立的功越多犯下的罪恶就越重！只要反问用立功的名义所杀的人，是不是与自己同种同类，自己有什么理由来伤及他们？自己的委屈立马顿消，就认识到自己其实是杀人罪犯，应该的只是反省与忏悔。哪有什么委屈？
如林彪的长春围城就饿死了三十万人，这里面肯定会有围城官兵自己的亲属！在你们看到自己亲属所引发的痛苦情感之际，就不能由自己把自己判定为罪犯吗？！
有一个人他真做到了，他是大清国的文官却把军事一概总理了的曾国藩，一方面他负有保国安民的义务，相对的洪秀全在到处烧杀抡掠，且象共产党还未成功就自己残杀自己一样。曾身为总理不可能让秩序乱下去，必须率湘军奋战，但在交战的交织与战后他都深怀惭愧，意识到所杀的是与自己同种同类的肉之躯呀！自认犯下杀人罪。所以他留下遗嘱子女不得从政。身为总理母亲去世却无钱为母出丧，在遗嘱上清楚写下所欠笔笔账码，这曾文公可没受共产党的培养，他的这种高尚胸怀是党性的结果吗？我真操你妈共产党的祖宗！
在共党高层里也真有一个人，从内心发生了反省，他从来不看革命教育基地的影视，及其他歌颂革命的文艺作品，他悔恨杀了太多的人，意识到杀的是与自己同种同类的肉身同胞。他反省到自已参加的不是革命，而是犯罪！他就是刘伯承。
另有一位在共党上层分子，并有好名声的粟裕，此人虚怀虚谷，不争名不抢利，也不乱整人。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差点过不了关，亏林彪向毛泽东说了句“有功的反而挨整”，毛泽东出面说了：“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有功”才获过关。粟裕一生因弹片在脑头痛不止，在中苏交恶时能不计前嫌独自赴边境布兵。在彭德怀遭清算时，毛点名叫他报反教条主义一箭之仇，他拒绝。可证粟大将军也是见过世面的杰出人物。可是他与夫人多次明知平反不了，却向中共即邓小平要求平反，证明他一生境界未上升到反省水平，未能知国共内战不是为人性解放，是出于为一已之私灭绝人性，奴役国民，犯叛国罪。他应该反思的是自已是罪孽深重，而非功臣。他的智慧下的死鬼与他何仇之有？我为这位大将军惋惜——到死都不知自已的聪明才智是用在屠杀同类上，犯的是特别重大的杀人罪，这么一位聪明人竟至死未反省未悔过。
这到底是为什么？就因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抢掠压迫上的理论。
思想就是拆卸或结合概念，析出主词概念包含的宾词，或把不同概念联结起来，使其既先天又综合，保证思想符合于“应该”。我就能准确无误地揭露出这一令人惭愧行为的奥秘：是“知行先后”问题所致。
人的知与行孰先孰后与鳮生蛋还是蛋孵鳮在先？其实从父亲的精虫撞上了母亲的卵，人的“行”已经开始了，只是人是在意识形成后才发现行知先后问题，问题的回答也能在这个限度内争辩。胎儿在母腹里是既吃又喝的，只是是通过与母亲间的联系，母子间没有间隙。所以人在娘肚里就已经在行为在实践中了，只是自觉不到罢了。落地后，又经了近十几年的成熟才进入自觉实践，在实践中陷入了困难，为克服困难才需要去认识，才有了行先还是知先的讨论。毫无疑问实践在先，人不是有了知识之后的活动才是实践，人是由生命的自然倾向性——生命天然是延续的造成实践，生命的自然倾向就是尚未自觉到的意志，未自觉到就是潜能，潜能既是能，就有能动性。意志是首当其冲的，人的实践即意志在前。这个“先”既是逻辑的也是时间的。潜在的意志未受到知识的指导，当然是盲目的，其活动只是求成求功，无法受真知的指导，因知识的形成在后，而成熟的必真的知识在更后——孔夫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感。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距。”证明了人的阅历与知识的富丰是一个逐步渐进的有阶段的过程。人要到有了理性才能反省，但没有理性只靠天赋的感性时就能感觉。而共产党是建立在求功逐利上的功利集团，他们心里只有求成功的要求，没有（“X‘是’什么？”）的求知要求。别看人人都能说自己及与自己同类的分子“是人”，可这只是从经验上类推的，并不是推演的永恒知识。所以共产党人从来不可能发生反思，不反思就只能直观不能省悟。所以那些已死去的共党老前辈终生不知自己所参加的，并不是革命而是地道的判园暴乱窃国！我这些话是出于呼唤他们的灵魂的觉醒不是出于仇恨。
林彪金刚们的回忆录都是：“老子十四、五岁就参加了革命，纯正的红小鬼，枪淋弹雨、出生入死，负了多少伤…流了多少血…立了多少功…到头来却成了反革命……”。尽是喊冤叫屈，其他派系的共党的回忆、传记，也是同一个腔调，几乎没人能反躬自问：自己到底知不知“什么‘是’革命”？所献身的运动是不是“革命”？那些被自己用“革命”名义所杀害、伤及的人冤不冤、屈不屈？难道他们不与你们一样是人类分子吗？
共党里就没人知道革命讲的是事物或社会事变的性质，社会事变并不直接＝革命。只有其属性的“正不正当”或“应不应该”才是革不革命的标准。事物千姿百态、千差万别，性质当然也各是各的。性质本身就构成为一个类别系统，只有具有某类征状才能说具有这类性质。
革命讲的是能引领或刷新社会气象，具有前进性、应该性的事变或运动所含的属性。“应该”说的是“当然而然、无条件而然”，亦即社会正义或公平，社会是人际的领域关系，人是自然世界的物种，种性的无例外就是“当然而然、无条件而然”，因而物种种性决定了全体分子在联系上的平等，平等性就是意志运用上的自由。
因而社会事变或运动是否“是”革命的，并不以参加的迟早，不以红不红，不以遭受苦难的程度，受多少伤、流多少血、立多少为依据。“革命”只考察运动或事件与“应该”的相不相符。凡在性质上符合应该的就“是”革命，不符合的就不是革命甚至可以“是”反革命的。所以说：任何团体或个人造成的社会事变是否是革命的，“革命”说的是事变或行为具有品质，即——“应该性”。
是否具有“应该性”是知识的真假问题，而非暴不暴力问题。
凡知识问题都属认识论，认识论又有如何来认识的方法论问题。所以只有知识了“什么‘是’革命？”，才能正确评价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变和自己所献身的运动是不是革命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就不是革命的，而是因无知引发的暴烈性杀戳。
《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所倡导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雅稚，那样文质斌斌，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的这一思想也不是革命的！因毛说的是：“革命‘不是’什么”，并没定义“革命‘是’什么”。这里需要的恰恰是对“革命‘是’什么”的定义。证明毛还不懂“什么‘是’关于知识的理论”。
他犯了偷換概念的错误。这里的问题是“革命‘是’什么”，须界定的就是“什么性质的思想是革命的”，他竟用“革命‘不是’什么”，来颠倒“革命‘是’什么”的回答。“革命‘不是’什么”当然不支持对“革命‘是’什么”的解答。这便违犯了“思维同一律”。革命属于行动或事态的“性质”，并不直接＝行动或事态。请客的性质属情理的必要；吃饭的性质是从外部吸收营养以维持生命代谢；作文章的性质是为摧邪扶正。暴动的性质既可以出于正义，也可出于非正义，如阴谋、作乱。暴动这个词只是说“行为不是理性的”，并未考察行为“正不正当与应不应该”。“革命”是对事物性质的揭示，性质在事物内部，只能由理性思辩析出，不能由被动感性直观。不论请客、吃饭、绘画绣花还是作文章，都属于空间行为因而有形象，外感官可经验，不是能思维的“心”所能思辩。
虽说毛泽东念了不少书，能成诗作词写文章，但他并未受近代逻辑学的训练。不懂思维必须严格遵守逻辑规则，逻辑也就是对“是不是”的界定。可见毛还不懂万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不是”！宇宙间并不存在“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巴门尼德才提出：“‘是’之外并无‘不是’”。日常说的“不是”或“不存在”是冲着“实际的存在物”讲的，所讲只是“不是某种物”，不是“不是”。宇宙间并不存在“不存在”或“不是”的东西。但生活中人们却总是要说“是”与“不是”，如说：长江不是黄河；王歧山不是习近平……可证我们天天时时都在与“是不是”打交道，这种交道只是从经验上讲的。只有此时此事的有效性，不具永恒有效性，故不是真理。
“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属认识论，认识论即“待认识、待回答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用来回答并能回答得了的是结论，二者之间又有一个专为肯定的常项“是”字。只要在形式上具有这三个项的是认识论。认识主体就得让自己明白：“认识”是用来让自己明白或理解理念涵义的，理念是超实际超物理学的。物理学对的是实际的物，是经验之学。革命这个“理”讲的却是关于普遍的普遍之学，是绝对真理的学术，是对物象的知识之上的。所有不得志的共产党分子都以对革命付出了代价却得不到革命的回报而叫屈，可见他们的智慧就没达到知识“什么是革命”——只知自己参入了，却未解所参入的是不是“革命”。
因他们不能反思，只有反省才能思维到自已受的苦、冒的险、受的伤、流的血、立的功所杀的是自己同类分子，自己与他们无怨无仇，甚至根本没朝过面，姓字名谁都不知，就以“革命的名义”把人家的生命夺去，其实自己的牺牲越大、对革命立的功越多犯下的罪恶就越重！只要反问用立功的名义所杀的人，是不是与自己同种同类，自己有什么理由来伤及他们？自己的委屈立马顿消，就认识到自己其实是杀人罪犯，应该的只是反省与忏悔。哪有什么委屈？
如林彪的长春围城就饿死了三十万人，这里面肯定会有围城官兵自己的亲属！在你们看到自己亲属所引发的痛苦情感之际，就不能由自己把自己判定为罪犯吗？！
有一个人他真做到了，他是大清国的文官却把军事一概总理了的曾国藩，一方面他负有保国安民的义务，相对的洪秀全在到处烧杀抡掠，且象共产党还未成功就自己残杀自己一样。曾身为总理不可能让秩序乱下去，必须率湘军奋战，但在交战的交织与战后他都深怀惭愧，意识到所杀的是与自己同种同类的肉之躯呀！自认犯下杀人罪。所以他留下遗嘱子女不得从政。身为总理母亲去世却无钱为母出丧，在遗嘱上清楚写下所欠笔笔账码，这曾文公可没受共产党的培养，他的这种高尚胸怀是党性的结果吗？我真操你妈共产党的祖宗！
在共党高层里也真有一个人，从内心发生了反省，他从来不看革命教育基地的影视，及其他歌颂革命的文艺作品，他悔恨杀了太多的人，意识到杀的是与自己同种同类的肉身同胞。他反省到自已参加的不是革命，而是犯罪！他就是刘伯承。
另有一位在共党上层分子，并有好名声的粟裕，此人虚怀虚谷，不争名不抢利，也不乱整人。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差点过不了关，亏林彪向毛泽东说了句“有功的反而挨整”，毛泽东出面说了：“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有功”才获过关。粟裕一生因弹片在脑头痛不止，在中苏交恶时能不计前嫌独自赴边境布兵。在彭德怀遭清算时，毛点名叫他报反教条主义一箭之仇，他拒绝。可证粟大将军也是见过世面的杰出人物。可是他与夫人多次明知平反不了，却向中共即邓小平要求平反，证明他一生境界未上升到反省水平，未能知国共内战不是为人性解放，是出于为一已之私灭绝人性，奴役国民，犯叛国罪。他应该反思的是自已是罪孽深重，而非功臣。他的智慧下的死鬼与他何仇之有？我为这位大将军惋惜——到死都不知自已的聪明才智是用在屠杀同类上，犯的是特别重大的杀人罪，这么一位聪明人竟至死未反省未悔过。
这到底是为什么？就因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抢掠压迫上的理论。
思想就是拆卸或结合概念，析出主词概念包含的宾词，或把不同概念联结起来，使其既先天又综合，保证思想符合于“应该”。我就能准确无误地揭露出这一令人惭愧行为的奥秘：是“知行先后”问题所致。
人的知与行孰先孰后与鳮生蛋还是蛋孵鳮在先？其实从父亲的精虫撞上了母亲的卵，人的“行”已经开始了，只是人是在意识形成后才发现行知先后问题，问题的回答也能在这个限度内争辩。胎儿在母腹里是既吃又喝的，只是是通过与母亲间的联系，母子间没有间隙。所以人在娘肚里就已经在行为在实践中了，只是自觉不到罢了。落地后，又经了近十几年的成熟才进入自觉实践，在实践中陷入了困难，为克服困难才需要去认识，才有了行先还是知先的讨论。毫无疑问实践在先，人不是有了知识之后的活动才是实践，人是由生命的自然倾向性——生命天然是延续的造成实践，生命的自然倾向就是尚未自觉到的意志，未自觉到就是潜能，潜能既是能，就有能动性。意志是首当其冲的，人的实践即意志在前。这个“先”既是逻辑的也是时间的。潜在的意志未受到知识的指导，当然是盲目的，其活动只是求成求功，无法受真知的指导，因知识的形成在后，而成熟的必真的知识在更后——孔夫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感。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距。”证明了人的阅历与知识的富丰是一个逐步渐进的有阶段的过程。人要到有了理性才能反省，但没有理性只靠天赋的感性时就能感觉。而共产党是建立在求功逐利上的功利集团，他们心里只有求成功的要求，没有（“X‘是’什么？”）的求知要求。别看人人都能说自己及与自己同类的分子“是人”，可这只是从经验上类推的，并不是推演的永恒知识。所以共产党人从来不可能发生反思，不反思就只能直观不能省悟。所以那些已死去的共党老前辈终生不知自己所参加的，并不是革命而是地道的判园暴乱窃国！我这些话是出于呼唤他们的灵魂的觉醒不是出于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