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有一大堆政治法律英语词汇。但是在美国的公司里,我一般限制自己谈政治。因为大的金融公司的code of conduct 有这样的要求。
我的读写也还可以。我的说也还可以,与我工作一段时间的同事通常能“翻译”我的英语。这个与我说中文类似。我的中文有时也需要翻译。我在浙江期间没有这个问题,到北京读书时也有过这个现象,我的导师总是说我跳跃性思维。
不过无论怎么说,我的英语听力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当时考托福和GRE都不需要考听力。反正如果要考听力,我的托福是不会过关的。不过后来我是因为特别的途径来美国的,所以英语听力始终成为我的问题。而且,我生活在中文的世界中,这个是我不能提高英语听力的主要原因。没有机会练习,也没有想练习,这个是我的问题。我只看中文的YouTube。以及中文网站。
反正一句话,在英语的世界,我是处在竞争的劣势的状态中。在美国,对我来说,金融安全始终是我的问题。每次一旦我有这方面压力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能像徐水良一样生活在美国呢?其实我是不能的,因为在美国,我每时每刻感到我自己的无能。所以我特别特别刻苦。绝对的身体透支。
我的读写也还可以。我的说也还可以,与我工作一段时间的同事通常能“翻译”我的英语。这个与我说中文类似。我的中文有时也需要翻译。我在浙江期间没有这个问题,到北京读书时也有过这个现象,我的导师总是说我跳跃性思维。
不过无论怎么说,我的英语听力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当时考托福和GRE都不需要考听力。反正如果要考听力,我的托福是不会过关的。不过后来我是因为特别的途径来美国的,所以英语听力始终成为我的问题。而且,我生活在中文的世界中,这个是我不能提高英语听力的主要原因。没有机会练习,也没有想练习,这个是我的问题。我只看中文的YouTube。以及中文网站。
反正一句话,在英语的世界,我是处在竞争的劣势的状态中。在美国,对我来说,金融安全始终是我的问题。每次一旦我有这方面压力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能像徐水良一样生活在美国呢?其实我是不能的,因为在美国,我每时每刻感到我自己的无能。所以我特别特别刻苦。绝对的身体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