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中）
[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哈维尔文集》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
九
在谎言中生活造成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制造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它当然有道德上的意义。首先它表现为社会的深刻的道德危机。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杂七杂八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对任何比自己的个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责任感，他就变成了非道德的人。后极权制度依靠这个非道德化，加强这个非道德化，而且事实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会中的化身。
与此相反，在真实中生活作为人类对强加的境遇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掌握自己的责任感。换言之，它显然是一个道德的举动，不仅因为个人必须为之付出高昂代价，而且主要因为它不是利己的：冒风险可能的报酬是情况的全面改善，也可能一无所获。在此方面，如前所述，它是一场全赢或全输的赌博。很难想像一个有头脑的人投身这个事业仅仅是为了让今天的牺牲得到明天的报答，哪怕是普普通通的感谢(补充一句，权势的代表们毫无二致地不断把各种功利主义的动机加在那些在真实中生活的人头上，说他们贪欲权力和财富，想至少也把他们纳入那个非道德化的世界)。
如果在后极权制度里在真实中生活成为独立和反对政治理念的温床，那么，一切对于这些理念的本质和前景的思索必得把这个道德意义视为政治现象(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道德为“上层建筑”的信条妨碍了我们的朋友们全面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用某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包含在他们的世界观内，这只能伤害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机制的正确理解，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虚幻意识”的牺牲品——这正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怀疑别人如此的情形)。后极权制度中道德的特殊政治意义在现代政治史上至少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下面想说明的它可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十
不可否认，在胡萨克领导集团1969年出现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宪章》的诞生。但是它出现前后的精神和思想气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结果。产生这个气候，是一场对与“宇宙塑料人”滚石乐队有关的青年音乐家们的审判。这场审判不是两种不同政治势力或观点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的冲突。冲突的一方面是后极权制度严峻的清教主义，另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想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们不过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歌，想在尊严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这些人过去没有从事过政治。他们既非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政治反动派，亦非从权力结构中被清除的过时政客。他们完全可能适应现状，接受在谎言中生活的准则，过不受当局骚扰的平安日子。但他们决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案子对每个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影响。不仅如此，在审判的时候，一种新情绪在多年等待观望、对抵抗行动的麻木不仁和怀疑彷徨之后，终于出现了。人们“对厌倦情绪感到了厌倦”，他们对于消极、无所事事和仅仅盼望着事情终将会变好起来的态度忍无可忍。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击。许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愿合作，或采取难以实行合作的行动的倾向各异的小组，突然意识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个人都明白，攻击捷克地下音乐会是攻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实际上每个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对“在真实中生活”这个观念的攻击，是对生活真正目的的攻击。人们把演奏摇滚的自由视作人类的一种自由，其本质上同进行哲学和政治的思考、写作、表达和捍卫社会中各种政治意见的自由是一回事。
人们受到启迪，真正觉得他们与青年音乐家们站在一条阵线。他们渐渐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七宪章》赋于这个古老的命题一个崭新的、典型的意义，它对于现代捷克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斯雷别谢克在其《六八年》一书的精辟分析里所阐述的“排他性原则”，乃是我们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这个原则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奇特联盟的产物，随后不断深入发展，直至“苦难的终结”。《七七宪章》几十年来首次打破这个原则；宪章派的成员们第一次平等地携手共事。《七七宪章》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这种同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义——而是一个以向全民开放为前提的组织，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会置于低下的地位。这就是《七七宪章》诞生之时的气候。谁能预料，一两个无名小辈的摇滚乐队受审案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我认为，《七七宪章》的起源很好阐明了我前述的观点：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生活的真正目的当然有各种形式。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时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之中生活。这种冲突之所以带上政治色彩，并非因为这些目标的根本政治内容力图显示自己，而是因为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证明了这点。想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党内政治家们推出他们的方案，并非由于突然受到神启，而是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这些压力产生于生活中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他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实质上是制度的目标与生活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每天都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发生。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受到整个社会的响亮的呼声鼓舞，用各种手段来揭露问题，而学生们则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七七宪章》的创建也说明了我指出过的问题的道德层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如果没有各不相同的团体之间的强烈共识，没有那种忍无可忍的，那种无论会遇到何种制裁，不顾前景和结局如何难以预料，也非得团结起来大声疾呼的急迫意识，《七七宪章》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扬·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写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难的。”我想宪章分子们不仅仅把这句话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遗产，而且作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好的解说。
从外面看，尤其是从社会制度及其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七七宪章》的出现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雳。当然它不是什么晴天霹雳。但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
十一
在后极权制度统治的社会，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建立政治组织。由此产生的空白，则由意识形态的仪式来填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自然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还可能存在的独立政治观点看成不现实的、牵强附会的、自我陶醉的游戏而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太远。人们还会觉得这些独立观点也许值得推崇，但却不着边际，因为一方面纯属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险。众所周知，当局对任何这样的举动的迫害，都是残酷无比的。
但即使在这种社会，仍会有坚持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或团体，他们以各种方式，努力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建立政治组织，作为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努力。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极其重要和有价值的。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们维护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如果从中产生了某些真正的政治冲动，出现在政治之前的冲突中而且较早地正确表达了自己，从而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常常应该归功于这些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时刻保持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因此在正确的时机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政治思考的成果来丰富这些新的政治冲动力。这个过程在捷克斯洛伐克可找到充分的证据。几乎所有70年代初期的政治犯当年在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由于从事堂·吉诃德式的政治活动而无辜受难，现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最积极的宪章分子。在《七七宪章》中，人们十分珍惜他们早年所牺牲的这份遗产，他们用亲身体验和政治思考丰富了这个运动。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从未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而且随时准备承担直接政治责任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常犯一个一再犯的错误：就是他们对后极权制度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现实的历史特点缺乏足够认识。他们不了解这个制度拥有的权力的特殊本质，因此过分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他们不懂那些“政治之前”的事件和过程的政治涵义，而这些事件为真正的政治变动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有机土壤。作为政治角色，或者说作为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们不断企图接着完成一般政治生活留下的问题。他们保持的行为模式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可能合适。在新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无意识地照搬过时的思想方式，旧的习惯、观念和原则，对于新环境里出现的问题的意义和实质不首先加以考虑，不顾它们现在的政治意义，何种事物能产生政治影响和潜力，采用何种方式。因为这批人已被权力结构排除在外，他们无法再对权力结构施加直接影响。还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建立在多少民主制或传统专制制度上的政治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常常与现实脱节。他们这样讲：既然我们的建议一项也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还要与现实妥协呢?因此，他们只是在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世界里思想。
如我要指出的，在后极权社会里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方式是与民主制社会不同的。如果公众大部分对新政治模式及规划和反对党的建立无动于衷，甚至有所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公共事务的普遍麻木不仁和“更高责任感”的丧失。换言之，不只是普遍的非道德化的结果。在这种态度里，还有一些健康的社会本能在起作用。似乎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如俗话的“一切都同看上去的不同了”，因此，从现在起一切都得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做。如果近年来苏联集团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冲击力一开始(在真正的权力层次产生影响之前)来自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和普通的工人等等，而不是来自政治家，如果各种“不同政见者运动”后面的推动力来自从事“非政治性职业”的广大群众，这不是因为这些群众比那些以政治家为己任的人更聪明，这是由于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没有让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习惯所束缚，因此反而对真正的政治现实有更多的认识，对在这种情形下该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此外别无选择：不管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多么美好，它都不再能够与“隐藏的层面”对话，不再激励人民和社会，唤起真正的政治风暴。后极权制度的潜在政治的真正天地在别处：在制度的复杂指令与生活目标的不断和残酷对峙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起码能和谐地活着，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员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日夜监视，自由地表达自己，为创造力寻找发挥的途径，享受法律保障的安全，等等。跟这个有关的一切具体事件，跟这个基本的、无处不在的对抗相关的一切，都必然引起人民的关注。关于理想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抽象计划不能使他们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知道它们成功的可能甚微，也因为人民觉得政治色彩较淡些的政策出于具体、此时此地的考虑。如果他们把眼光盯住抽象的未来，就更容易陷入新的奴役人性的罗网。在后极权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实在是太清楚对他们来说不能像人一样地活着远远比哪个党派掌权和如何标榜自己的问题更重要。
抛弃传统政治原则和习惯的负担，向人类存在的世界无保留地开放自己，只有在分析了局势后才下结论，这样不但在政治上更为实际，同时就事物的理想状态而言，也更有政治上的希望。就像我还要在别处讲座讨论的，事物真正持续、深刻的好转不可能产生于任何传统政治观念的胜利(如果这种胜利是可能的)。这种传统观念只能是外在的，即结构和制度上的概念。事物的变化与过去的任何时候都不同，将来自人类的存在，来自人类从根本上重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确立人类相互之间与宇宙的关系。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模式的诞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一定来自社会的存在和道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像设计和推广新型汽车那样，它要是不再是过去的堕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过程的表现。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当然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
我要再次声明我无意贬低政治思想和观念上的政治工作。相反，我认为真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工作正是我们没有做到的。我说的“真正的”，是指摆脱了所有传统政治模式的思想和观念上的工作。传统模式由一个永远消失了的环境输入我们的现实(那个环境即便能回转，也无法给最重要的问题提供永久的解决方案)。
第二和第四国际同许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组织一样，可以为我们的各种努力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援，但它们谁也不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运作，也是不同环境的产物。他们的理论观念对我们也许有意义，并有指导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仅仅与这些组织认同，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在民主国家里辩论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就有些人想把我们的事业放在辩论的背景之内，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说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议一议我们该不该去改变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时结束，变更何时开始。很多严峻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是改革还是变革，本身什么都不能保障。我们知道，原则上看不管现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变革”了，结果都是一回事。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下去，这个社会是否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它服务。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使用的是现有的、有成效的手段。深陷于无聊政治把戏中的西方新闻记者们或许会给我们的方法贴上过分拘泥了法律，太冒进，修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极右和极左种种标签。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十二
反对派这个概念经常引起混淆，主要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输入到我们的社会的。后极权社会里的反对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传统议会制政府的民主国家里，反对派是在实际权力层次上的一股政治势力(常常是一个党派或几个党派的联盟)。这股势力独立于政府之外。它提出一个不同的政治纲领，以政权为诉求，并且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里的正常一部分得到现任政府的承认与尊重。它利用政治手段来施展影响，在一致赞同的法律基础上竞争政权。
除了这种形式的反对派之外，还有一种“议会外反对派”现象，这种反对派大致上也是实际权力层次上的组织，但是它们在制度制造的法规之外运作，所用的手段通常亦有别于体制内的策略。传统专制社会里的反对派是指提出不同政纲的政治力量，它们采用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无法在一致赞同的法律范围内竞争权力。反对派或者是指打算以武力与当局对抗的力量，或是像游击组织和解放运动那样，已经觉得处于与当局武力对抗的状态。
反极权制度里的反对派同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不一样。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反对派这个名词呢?
1有些时候，主要是些西方记者，用“反对派”来指体制内部的人士和团体，这批人发现他们正与最高领导层处在隐蔽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也许是由某种差别(当然不会是极端的差别)引起，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但更多的是权力欲，或大权在握的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所导致。
2“反对派”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前面指出过的产生间接政治效应的行为，也就是让后极权制度感到受到威胁的行为，实际上的确让它受到了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就是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包括水果商拒绝在橱窗上张贴标语和一首自由创作的诗。换言之，反对派就是任何一个以生活的目标超越制度的目标限制的行为。
3然而更多的情形是那些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和批评意见的人，那些从不隐瞒自己的独立思想，多多少少自认为有政治力量的人，被称作反对派(主要又是那批西方记者的手笔)。这个意义上的“反对派”和“不同政见”的意思差不多，虽然接受这个标签和反对它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不仅取决于这批人对他们的政治力量的认识，对参政的抱负，也取决于他们各自是如何理解“反对派”这个概念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七七宪章》在其最初的宣言里强调，它不是一个反对派，因为它并无意推出一套政治纲领。因为它没推出这种纲领，因而觉得它的使命不同。实际上，如果以具有不同纲领为后极权国家内反对派的定义，则七七宪章不能算是反对派。然而从一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把《七七宪章》视为公然的反对派团体，并以此采取对策。这即是说政府自然而然地按照我上述第二条意义来理解“反对派”的，大致不差，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摆脱全盘控制，否认制度有主宰个人命运绝对权威的行动。
倘若我们接受这个反对派的定义，那么我们必须同政府一样把《七七宪章》看作是真正的反对派，因为它代表了对建立“在谎言中生活”基本上的后极权权力的完整的严重挑战。在考虑每一个别的宪章签名者对于反对派的自觉程度时，则是另外一码事。我觉得他们多数对反对派的理解是很传统的在民主社会(或传统专制)建立的定义。因此，他们认为“反对派”甚至在捷克斯洛伐也是一股政治力量，虽然无法在权力层面运作，更难以在政府承诺的法令范围内活动，但仍然不会放弃参政的努力，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纲领，它的创建者们准备接受直接的政治责任。鉴于此，很多宪章分子——绝大多数——不把自己看成是反对派。少数人是这样看的，即使他们完全尊重在《七七宪章》内部无法进行这种意义上的“反对派”活动这项事实。但是同时，每个宪章分子可能都非常了解后极权制度的特殊条件，明白不仅仅争取人权的斗争有着独特的政治力量，而且更加“清白单纯”的活动亦是如此，这样一来，他们是代表了反对派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宪章分子都无法否认是反对派的一员。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使问题更复杂化了。数十年来，苏联集团国家的当权派们用“反对派”作为最严重的罪名，与“阶级敌人”为同义词。给某人扣上“反对派成员”的帽子，便是指这个人企图推翻政府，颠覆社会主义(当然，他一定是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酬金)。过去的岁月里，这顶帽子曾把人直接送上了断头台，这样一来人们当然不情愿自己给自己戴上这顶帽子。再说这毕竟是一个名词，事情是怎样做的远远比怎样称呼的更重要。许多人拒绝这个名词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反对派”这个概念的负面意义。将自己定义为“反对派”的，是以与前导的“主流派”的关系来定位的。换言之，他们把自己特别与统治者联系起来，根据政府当局的位置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对于那些仅仅决定在真实中生活的人，那些大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表达与人民大众携手一致，按自己的愿望创作，和谐地与他们的“自我”相处的人，自然很不情愿将他们自己的、独创的和积极的位置下一个负面的定义，取一个不相干的意义，把自己看成为一群与某种事物作对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就看成他们自己。
显而易见，唯一避免误解的办法就是在使用这个名词之前，先把“反对派”和“反对派成员“的意义和在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被理解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
十三
如果说“反对派”一词是由民主国家输入到后极权国家的，虽然环境大变，但人们却对其意义没有一致看法，则“不同政见”这个词正相反，是西方记者选用的。现在被普遍接受为描述后极权制度里一种特殊现象的专用标签，那种现象在民主制国家内几乎从未发生过。
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何许人也?这个名词似乎主要用来形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决心在真实中生活的人们，这些人并且符合下列的条件：
1他们公开地、系统地表达他们不合作的立场，他们这样做是在极端受限制的条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瞩目。
2尽管他们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由于他们的态度，他们赢得了公众和他们的政府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们受到迫害，起码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3他们的批判视野和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直接环境的狭隘范围，涵盖了具有普遍性的事业。因此他们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虽然他们把自己视为直接政治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差异。
4他们是一群倾向于追求知识思想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这尤其能使得他们吸引海外的注意。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于扑朔迷离的地方环境让外国观察家们未曾加以注意，就是看上去仅仅是比他们的写作较难察觉的补充材料而已，哪怕他们的这些行为超越了地方环境的范畴。
5这批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常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来谈论，与其说是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宁说是议论他们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线，你们不想也不知不觉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不同政见者”来对待，这个人几乎是偶然地(也许在业余时间里)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毫无疑问，满足上面全部条件的人是有的。值得争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团体，按照这样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体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不应该把他们称为“不同政见者”。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有时候为了便于沟通，我们自己甚至也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心里不以为然，总是带点自嘲，总是把这个名词加上引号。
也许现在应该列举一下“不同政见者”们对这种称谓大为不满的原因。首先，从词源上讲这个称谓就大有问题。我们传媒界告诉我们，“不同政见者”就跟“叛徒”或“堕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见者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努力弘扬人性。要是他们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伪和异化因素，“在谎言中生活”的层面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见者”一词常常暗指一种特殊的职业，好像同正常的职业一样，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怨天忧人的职业。事实上一个“不见政见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群做他们觉得该做的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得不处在与当局公开冲突的境况。这个冲突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这个逻辑常常与外在环境对抗，往往超出他们的控制之外)。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着意作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作个裁缝或铁匠罢了。
实际上他们直到做不同政见者做了好久之后都不会意识到他们已成了“不同政见者”。“不同政见”的动作与对名利的欲求大相径庭。简言之，他们没有决心作“不同政见者”。哪怕他们一天24小时为之工作，也不是当成职业，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态度。再说这种态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见者”之名的人的专利，即便是这批人偶然符合前面说过的外在条件。有成百上千默默无闻的人想在真实中生活并为之努力，更有千千万万的人想这样做，但无法做到。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非得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拿出比那些迈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气才能做到。如果从这么多人中间任意挑选几打，把他们置于特别的范畴，这便会完全歪曲整个情形。这种歪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假设“不同政见者”乃是一批名流，受特殊保护的类型，能获准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们来标榜自己的宽宏大量。另一面，这可以用来支持一种假象似乎一小撮不满分子无所事事，其他所有的人则都很满足现状，要不然他们也就成了“不同政见者”了。
但还不止这些。这个范畴有意无意地支持这样一种印象，这批“不同政见者”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狭隘私利，他们与政府的全部争论也就看上去不过是两个团体之间玄秘莫测的冲突而已，完全与社会脱节。然而这种印象与“不同政见”的真实态度完全背道而驰。不同政见的态度是与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疾苦，或者说是代表着所有没站出来说话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见者”有什么权威的话，如果他们还没有像奇形怪状、无所事事的昆虫们早就消声匿迹的话，那并非是政府对这个特殊团体及其特殊想法有什么特别的敬畏，而是因为“不同政见者”们完全了解根植在隐藏领域里的“在真实中生活”的潜在政治力量，了解不同政见产生发展的世界和他们面对的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了解充满着生活的目的与制度的目标之间日益冲突的世界。(《七七宪章》一出，政府就发动运动，迫使全国百姓来谴责《七七宪章》；还会有比这更有力的例证了吗?成千上万的宪章上签下的名字都证明了以上范畴的谬误。)政权与警察机构向“不同政见者”发起如此强大的攻势，好像政府害怕另一个权力帮派一样害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不同政见者真是什么权力帮派，而是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关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们与别人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公开大声说出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罢了。我前面已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它并不在他个人拥有的特殊的政治权力，而在于千千万万个古拉格的受害者们的经历之中，索尔仁尼琴不过是把这经历放大了，让千千万万个有良知的人们知道罢了。
将一群著名“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团体模式化，实际上意味着抹煞了他们的活动的最本质的道德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于平等原则，建立在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础之上。说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们难道不是联合起来，共同捍卫无名的工人的利益么?“著名不同政见者”们在《七七宪章》的联合不是因为保卫那些无名音乐家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么?他们在《七七宪章》中不正是同音乐家联合在一道，从而成为“著名不同政者”的么?越多的公民挺身而出捍卫其他的公民，他们就越被贴上一个实质上把他们从其他公民们隔离开来的标签，这真是一残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论。
我的这番解释，希望有助于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为“不同政见”一词加上引号的意义。
十四
在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疆土隶属于奥匈帝国的时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帝国范畴之外寻求自我认同的历史、政治、心理和社会条件均不存在。那时T·G·马萨里克就已基於“从小处着手(”small-scale work“)”的见解制订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纲领。对这个见解的解释，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活领域里——但必须限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之内——诚实而尽责地工作，来促进民族的创造性和民族自信心。自然马萨里克极为强调智慧的文化教育背景和修养，并且重视生活中的道德与仁爱的层面。他认为，一个较有尊严的民族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当务之急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按马萨里克的观点，人的改变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务的开端。
“为民族利益工作”的观念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扎根，在多方面颇有成效，而且至今依然充满活力。有些人用这个观念作为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巧妙的借口。但除了这批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个理想，在某些领域里，起码可以指出他们的无可置疑的成就。很多人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奋斗不息。为了社会的真正需要作出最大贡献，他们付出了不可避免的”在谎言中生活”的最低代价。假使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难以想像局面会糟到何种地步。他们正确地认为，每件出色的工作都是对政治恶行的一次间接的抨击。他们也觉得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作法是颇为可取的，即便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进行直接批评的理所当然的权利。
但是，即使与60年代的情形相比，现在这种态度显然有一些局限。试图实行“从小处着手”原则的那些人频频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矛盾，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不是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丧失良心、责任心和坚忍性的基础，干脆随波逐流(此为大多数人所持的态度)，就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当局发生冲突(此为少数人所持的态度)。
如果说，过去人们从未把“从小处着手”的观念看成为人们在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形下，让自己被结构排斥在外的人，看上去一定是放弃了“为民族利益工作”)，那么，在今天这种观念就更无意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手头没有简明扼要，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决定“从小处着手”何时不再“为民族利益服务”而“有害于民族”。然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逆转的危险与日俱增。“从小处着手”频频受到限制，而超过这个限制之外的避免冲突，就意味着放弃了“从小处着手”的实质。
1974年，我曾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酿啤酒的高手。他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荣，想让厂里酿出好酒来。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断想方设法改进工作。由于他错以为我们也跟他一样热爱酿酒工作，他常常让我们感到窘促难堪。在一群社会主义造就的消极怠工者中，很难想像有更有创造性的工人。
管理啤酒厂的领导既不精通业务，也不热爱本职工作，可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更有权势，他们导致了工厂的倒闭。他们不但拒绝接受S君的建议，反而对他的成见越来越深，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把本职工作做好。最后，情况变得糟得不可收合，S君不得不给他的经理的上级写了封长信。他在信里分析了厂里的重重困难，解释了该厂为何在本地区名次倒数第一的缘由，并指出了谁应该负任。
S君的呼声是有可能被上级听到的。那位经理在政治上有权有势，但却对啤酒一窍不通。他憎恨工人，专搞阴谋诡计。这样的人本该被撤换，啤酒厂的条件本该按照S君的建议得到改善。假如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即可成为“从小处着手”产生作用的范例，令人遗憾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情形发生了。该厂经理乃是本地区党委委员之一，在上层机关里也有朋友，于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解决。S君的分析报告被打成“诽谤的证据”，他本人则被诬陷为“政治颠覆犯”。从啤酒厂被开除后，他被贬到另外一个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从小处着手”的观念便在后极权制度面前碰了壁。S君因为说了真话，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规，被逐了出来，结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并被诬陷为阶级敌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但是从原则上说，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他已成了东波希米亚啤酒厂的一位“不同政见者”。
我认为，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件事是一个阐明我在前面的观点的模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这就是我们现今的情形无法与奥匈帝国时期相比的原因。巴赫绝对专制统治是黑暗的时期只有一名真正的“不同政见者”——卡雷·哈佛里谢克，他身陷囹圄，被囚禁在布里欣。但现在我们要是不浮媚的话，就得承认“不同政见者”比比皆是。
对“不同政见者”放弃“从小处着手”一事说三道四是荒谬可笑的。“不同政见”并非马萨里克原则的替身，而常常是其唯一可能的结果。我说“常常”，是强调这并非一贯如此，我不相信只有正人君子和有责任心的人才会与现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产生抵触。酿酒专 家S 君毕竟有获胜的可能，对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横加指责，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未成为“不同政见者”，就像把他们标榜为“不同政见者”一样荒唐可笑。总之，如果不根据事实本身，不根据事情的好坏与否，而根据试图在真理中生活而产生的个人环境来判断人类行为的话，那么这是同整个“不同政见”态度格格不入的，而“不同政见”乃是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
十五
上面提过的那位水果商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也许仅限于拒绝作某些事情。一旦他意识到在窗外挂旗的唯一动机是为了避免被公寓管理员打小报告，他就决心不挂任何旗子。他不去参加他认为是虚伪的选举；他不再对上级隐瞒自己的观点。换言之，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拒绝服从现制度强加于他的一些要求而已(当然这并非没有意义)。然而这种行为可能会有所发展。水果商也许会开始做些具体的事，作些超出为了抗拒控制和自卫范围之外的事，也做些表明自己新发现的高度责任感的事。譬如他可以把他的同事们组织起来共同捍卫他们的利益，他可以上书不同的机构，提醒他们注意在他四周发生的种种不正常和非正义的现象。他也可以收集非官方出版物，影印之后向朋友们散发。
如果我所称的在真实中生活是“独立的公民首创性”“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运动的存在意义上的起点，那么这并不是说每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都自然而然地属于这个范畴。正相反，按最初和最广泛的意义，在真实中生活涵盖面很广，且含糊而难以界定。其中充满了人类意志的温和言论，大部分都是不具名的，其政治影响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察觉，最多不过被看成社会气候和环境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些言论多半停留在反抗控制的初级阶段：你不过是挺直了一下腰杆，更为尊严地活下去罢了。
由于某些人的特性、见解和职业，也由于某些偶然的情形(如当地环境特征、朋友等等)，在这片广漠、荒芜的旷野上，或许会出现较为连贯和清晰的首创精神。这种精神超出了纯粹个人的反叛行为，转化成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在真实中生活不复是对在谎言中生活的否定，而由特殊方式变得积极敢言，这时就会产生出可称为“社会的独立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独立生活与其他的生活(“依赖性生活”)之间并无极为严格的界线，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但是，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中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直言。
何为社会的独立生活?它的言论和行为的范围自然是极广泛的。它囊括了自我教育、对世界的思考、自由创造活动、人际的交流、各种自由的民间观念，也包括了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总之，社会的独立生活就是在真实中生活得以充分体现和实行的领域。
因此，下文所称的公民的“首创精神”、“不同政见者运动”甚而“反对派活动”，就像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一部分一样，出现在这个领域，这个社会的独立生活之中。换言之，正如社会的独立生活是从最广义的“在真实中生活”发展而来，是这个生活的清楚而具体的表现，“不同政见”也是逐渐从“社会的独立生活”中产生。不过这儿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能够至少在外表上把社会的独立生活看成在真实中生活的较高形式，我们却很难肯定“不同政见者运动”必须是社会独立的较高形式。这种运动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也许是生活中最引人瞩目和一眼看上去阐明最充分、最有政治色彩的表现，很难说它必定是最成熟或最重要的，无论在普遍的社会意义上或在直接的政治影响上，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得到一个特殊的名字之后，“不同政见”就被人为地驱逐出它的出生地，然而，实际上想把“不同政见”及其全部背景分离开来是作不到的，因为不同政见是由其背景衍生而来，并且是背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大背景中获得生命力。总之，综述以上对后极权制度特征的分析，我们结论是，在特定时期内，表面上最有政治色彩的力量，不见得就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它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力量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政治之前的背景。
从上述情形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只有先以不同方式参加社会的独立生活、但又并非都是“不同政见”的人的工作，才能谈“不同政见者”们的实际工作及其效果。他们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愿望写作而置官方的审查和要求于不顾，当官方出版社不予以发行时，他们则由地下方式(SAMIZDAT)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也可能就是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进行任何独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过官方渠道，他们则通过地下方式散发他们的著作，或者组织秘密的讨论会、讲演和专题研讨班；他们也可 能就是 老师，秘密地把官方学校不允许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他们可能是牧师，无论是否任神职或被褫夺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不顾官方机构对他们的看法，尽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分享和帮助传播这个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会工作有真的意义或组织独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争绳之以法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竭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过独立的生活。这些人的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极少有人会把这些人叫作“不同政见者”。那么，那些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跟这些人又有何区别?事实上“不同政见者”的行为与这些人又有何两样?难道他们不撰写学术论著并以地下方式发表吗?难道他们不在创作剧本、小说和诗歌吗?难道他们不在给地下“大学”的学生讲课吗?难道他们不在与形形色色的非正义行为作斗争，努力确定和表达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真正利益吗?在说明不同政见者的态度的由来，内在结构及其他方面之后，显然我已经把我的观察由外部转移到分析探讨“不同政见者”的实际行动、表达首创精神的方式和他们的取向。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开始时预先决定一切活动的最重要活动范围，就是企图创造和支持“社会独立生活”来作为“在真实中生活”的公开舆论。换言之，即持续、有目标和光明正大地为真理服务并作好组织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在真实中生活是反抗现制度异化压力的起点。是所有独立的政治行为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最后也是“不同政见”立场的最根本的存在源泉，那么就很难想像除了为真理、为真正的生活服务，为真正的生活目标创造空间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基础存在。
十六
后极权主义制度正在向人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人类惨遭遗弃，孤独无援，只有孤军奋战。因此一切“不同政见者运动”自然都明显是保卫性的，它们反对后极权制度的目标，捍卫人类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标。
波兰的团体KOR现在就叫社会自我防卫委员会。“防卫”一词也出现在波兰其他类似的团体名称里，甚至连苏联的赫尔辛基条约监控小组和我国的《七七宪章》，也显然有防卫的性质。
就传统的政治而言，防卫性的纲领可能显得调子低，临时的和最终负面的，这毕竟是可理解的。由于无新概念、新模式和新意识形态，它就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定义，因为政治总有一个“正面”的纲领，并且不把自己限制在保卫某人、反对某事上面。
我以为这个观点表现了传统政治观察法的局限。后极权制度毕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个特殊政治路线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对社会的侵害，或对社会的自我侵害，是长期、复杂而极其沉重的。仅仅靠先确立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再力图更换政府，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完全不够，因为这样根本不能接近事物的根本。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路线或纲领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生活本身的问题。
有时候，就像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我认为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不仅仅就我们的生活环境而言)，这个”低调的“、“临时的“和“负面的“纲领，这个仅仅捍卫人民的纲领乃是现在最理想、最积极的纲领，因为它迫使政治回归到唯一本原的起点；要想避免所有过去的错误，政治就必须回到其起点本身——个体的个人。在民主社会，对人的侵犯并不显得那么明目张胆、残暴无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发生，情况也许非得变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在我们的社会，正由于我们的痛苦，政治似乎已经过了那个转变：政治思想主要关心的不再是抽象地臆造一个“积极的“、自我赎救的模式(当然还有政治投机这个负面的因素)，而是迄今为止一直被这种模式和投机束缚的人们。
诚然，每个社会都要求有某种程度的组织。如果这个组织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则人民应得到解放，空间应得到扩展，使得人民按有意义的方式，自己组织起来。［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组织起来，从而使人民可能获得所谓解放，对这种腐恶昭彰的作法，我们早有切肤之痛的了解。
总而言之，大部分深受传统政治思考方式束缚的人，把“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防御性特征看成是弱点。我的看法正相反：这个特征乃是其最强大的力量所在。我认为，正是依靠这一力量，这些运动才取代了那种视不同政见者运动纲领为不当的政治观。
[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哈维尔文集》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
九
在谎言中生活造成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制造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它当然有道德上的意义。首先它表现为社会的深刻的道德危机。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杂七杂八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对任何比自己的个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责任感，他就变成了非道德的人。后极权制度依靠这个非道德化，加强这个非道德化，而且事实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会中的化身。
与此相反，在真实中生活作为人类对强加的境遇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掌握自己的责任感。换言之，它显然是一个道德的举动，不仅因为个人必须为之付出高昂代价，而且主要因为它不是利己的：冒风险可能的报酬是情况的全面改善，也可能一无所获。在此方面，如前所述，它是一场全赢或全输的赌博。很难想像一个有头脑的人投身这个事业仅仅是为了让今天的牺牲得到明天的报答，哪怕是普普通通的感谢(补充一句，权势的代表们毫无二致地不断把各种功利主义的动机加在那些在真实中生活的人头上，说他们贪欲权力和财富，想至少也把他们纳入那个非道德化的世界)。
如果在后极权制度里在真实中生活成为独立和反对政治理念的温床，那么，一切对于这些理念的本质和前景的思索必得把这个道德意义视为政治现象(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道德为“上层建筑”的信条妨碍了我们的朋友们全面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用某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包含在他们的世界观内，这只能伤害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机制的正确理解，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虚幻意识”的牺牲品——这正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怀疑别人如此的情形)。后极权制度中道德的特殊政治意义在现代政治史上至少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下面想说明的它可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十
不可否认，在胡萨克领导集团1969年出现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宪章》的诞生。但是它出现前后的精神和思想气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结果。产生这个气候，是一场对与“宇宙塑料人”滚石乐队有关的青年音乐家们的审判。这场审判不是两种不同政治势力或观点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的冲突。冲突的一方面是后极权制度严峻的清教主义，另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想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们不过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歌，想在尊严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这些人过去没有从事过政治。他们既非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政治反动派，亦非从权力结构中被清除的过时政客。他们完全可能适应现状，接受在谎言中生活的准则，过不受当局骚扰的平安日子。但他们决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案子对每个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影响。不仅如此，在审判的时候，一种新情绪在多年等待观望、对抵抗行动的麻木不仁和怀疑彷徨之后，终于出现了。人们“对厌倦情绪感到了厌倦”，他们对于消极、无所事事和仅仅盼望着事情终将会变好起来的态度忍无可忍。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击。许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愿合作，或采取难以实行合作的行动的倾向各异的小组，突然意识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个人都明白，攻击捷克地下音乐会是攻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实际上每个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对“在真实中生活”这个观念的攻击，是对生活真正目的的攻击。人们把演奏摇滚的自由视作人类的一种自由，其本质上同进行哲学和政治的思考、写作、表达和捍卫社会中各种政治意见的自由是一回事。
人们受到启迪，真正觉得他们与青年音乐家们站在一条阵线。他们渐渐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七宪章》赋于这个古老的命题一个崭新的、典型的意义，它对于现代捷克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斯雷别谢克在其《六八年》一书的精辟分析里所阐述的“排他性原则”，乃是我们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这个原则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奇特联盟的产物，随后不断深入发展，直至“苦难的终结”。《七七宪章》几十年来首次打破这个原则；宪章派的成员们第一次平等地携手共事。《七七宪章》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这种同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义——而是一个以向全民开放为前提的组织，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会置于低下的地位。这就是《七七宪章》诞生之时的气候。谁能预料，一两个无名小辈的摇滚乐队受审案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我认为，《七七宪章》的起源很好阐明了我前述的观点：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生活的真正目的当然有各种形式。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时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之中生活。这种冲突之所以带上政治色彩，并非因为这些目标的根本政治内容力图显示自己，而是因为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证明了这点。想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党内政治家们推出他们的方案，并非由于突然受到神启，而是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这些压力产生于生活中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他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实质上是制度的目标与生活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每天都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发生。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受到整个社会的响亮的呼声鼓舞，用各种手段来揭露问题，而学生们则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七七宪章》的创建也说明了我指出过的问题的道德层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如果没有各不相同的团体之间的强烈共识，没有那种忍无可忍的，那种无论会遇到何种制裁，不顾前景和结局如何难以预料，也非得团结起来大声疾呼的急迫意识，《七七宪章》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扬·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写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难的。”我想宪章分子们不仅仅把这句话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遗产，而且作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好的解说。
从外面看，尤其是从社会制度及其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七七宪章》的出现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雳。当然它不是什么晴天霹雳。但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
十一
在后极权制度统治的社会，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建立政治组织。由此产生的空白，则由意识形态的仪式来填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自然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还可能存在的独立政治观点看成不现实的、牵强附会的、自我陶醉的游戏而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太远。人们还会觉得这些独立观点也许值得推崇，但却不着边际，因为一方面纯属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险。众所周知，当局对任何这样的举动的迫害，都是残酷无比的。
但即使在这种社会，仍会有坚持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或团体，他们以各种方式，努力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建立政治组织，作为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努力。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极其重要和有价值的。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们维护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如果从中产生了某些真正的政治冲动，出现在政治之前的冲突中而且较早地正确表达了自己，从而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常常应该归功于这些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时刻保持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因此在正确的时机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政治思考的成果来丰富这些新的政治冲动力。这个过程在捷克斯洛伐克可找到充分的证据。几乎所有70年代初期的政治犯当年在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由于从事堂·吉诃德式的政治活动而无辜受难，现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最积极的宪章分子。在《七七宪章》中，人们十分珍惜他们早年所牺牲的这份遗产，他们用亲身体验和政治思考丰富了这个运动。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从未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而且随时准备承担直接政治责任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常犯一个一再犯的错误：就是他们对后极权制度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现实的历史特点缺乏足够认识。他们不了解这个制度拥有的权力的特殊本质，因此过分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他们不懂那些“政治之前”的事件和过程的政治涵义，而这些事件为真正的政治变动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有机土壤。作为政治角色，或者说作为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们不断企图接着完成一般政治生活留下的问题。他们保持的行为模式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可能合适。在新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无意识地照搬过时的思想方式，旧的习惯、观念和原则，对于新环境里出现的问题的意义和实质不首先加以考虑，不顾它们现在的政治意义，何种事物能产生政治影响和潜力，采用何种方式。因为这批人已被权力结构排除在外，他们无法再对权力结构施加直接影响。还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建立在多少民主制或传统专制制度上的政治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常常与现实脱节。他们这样讲：既然我们的建议一项也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还要与现实妥协呢?因此，他们只是在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世界里思想。
如我要指出的，在后极权社会里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方式是与民主制社会不同的。如果公众大部分对新政治模式及规划和反对党的建立无动于衷，甚至有所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公共事务的普遍麻木不仁和“更高责任感”的丧失。换言之，不只是普遍的非道德化的结果。在这种态度里，还有一些健康的社会本能在起作用。似乎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如俗话的“一切都同看上去的不同了”，因此，从现在起一切都得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做。如果近年来苏联集团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冲击力一开始(在真正的权力层次产生影响之前)来自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和普通的工人等等，而不是来自政治家，如果各种“不同政见者运动”后面的推动力来自从事“非政治性职业”的广大群众，这不是因为这些群众比那些以政治家为己任的人更聪明，这是由于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没有让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习惯所束缚，因此反而对真正的政治现实有更多的认识，对在这种情形下该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此外别无选择：不管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多么美好，它都不再能够与“隐藏的层面”对话，不再激励人民和社会，唤起真正的政治风暴。后极权制度的潜在政治的真正天地在别处：在制度的复杂指令与生活目标的不断和残酷对峙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起码能和谐地活着，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员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日夜监视，自由地表达自己，为创造力寻找发挥的途径，享受法律保障的安全，等等。跟这个有关的一切具体事件，跟这个基本的、无处不在的对抗相关的一切，都必然引起人民的关注。关于理想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抽象计划不能使他们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知道它们成功的可能甚微，也因为人民觉得政治色彩较淡些的政策出于具体、此时此地的考虑。如果他们把眼光盯住抽象的未来，就更容易陷入新的奴役人性的罗网。在后极权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实在是太清楚对他们来说不能像人一样地活着远远比哪个党派掌权和如何标榜自己的问题更重要。
抛弃传统政治原则和习惯的负担，向人类存在的世界无保留地开放自己，只有在分析了局势后才下结论，这样不但在政治上更为实际，同时就事物的理想状态而言，也更有政治上的希望。就像我还要在别处讲座讨论的，事物真正持续、深刻的好转不可能产生于任何传统政治观念的胜利(如果这种胜利是可能的)。这种传统观念只能是外在的，即结构和制度上的概念。事物的变化与过去的任何时候都不同，将来自人类的存在，来自人类从根本上重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确立人类相互之间与宇宙的关系。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模式的诞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一定来自社会的存在和道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像设计和推广新型汽车那样，它要是不再是过去的堕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过程的表现。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当然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
我要再次声明我无意贬低政治思想和观念上的政治工作。相反，我认为真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工作正是我们没有做到的。我说的“真正的”，是指摆脱了所有传统政治模式的思想和观念上的工作。传统模式由一个永远消失了的环境输入我们的现实(那个环境即便能回转，也无法给最重要的问题提供永久的解决方案)。
第二和第四国际同许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组织一样，可以为我们的各种努力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援，但它们谁也不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运作，也是不同环境的产物。他们的理论观念对我们也许有意义，并有指导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仅仅与这些组织认同，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在民主国家里辩论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就有些人想把我们的事业放在辩论的背景之内，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说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议一议我们该不该去改变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时结束，变更何时开始。很多严峻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是改革还是变革，本身什么都不能保障。我们知道，原则上看不管现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变革”了，结果都是一回事。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下去，这个社会是否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它服务。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使用的是现有的、有成效的手段。深陷于无聊政治把戏中的西方新闻记者们或许会给我们的方法贴上过分拘泥了法律，太冒进，修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极右和极左种种标签。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十二
反对派这个概念经常引起混淆，主要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输入到我们的社会的。后极权社会里的反对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传统议会制政府的民主国家里，反对派是在实际权力层次上的一股政治势力(常常是一个党派或几个党派的联盟)。这股势力独立于政府之外。它提出一个不同的政治纲领，以政权为诉求，并且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里的正常一部分得到现任政府的承认与尊重。它利用政治手段来施展影响，在一致赞同的法律基础上竞争政权。
除了这种形式的反对派之外，还有一种“议会外反对派”现象，这种反对派大致上也是实际权力层次上的组织，但是它们在制度制造的法规之外运作，所用的手段通常亦有别于体制内的策略。传统专制社会里的反对派是指提出不同政纲的政治力量，它们采用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无法在一致赞同的法律范围内竞争权力。反对派或者是指打算以武力与当局对抗的力量，或是像游击组织和解放运动那样，已经觉得处于与当局武力对抗的状态。
反极权制度里的反对派同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不一样。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反对派这个名词呢?
1有些时候，主要是些西方记者，用“反对派”来指体制内部的人士和团体，这批人发现他们正与最高领导层处在隐蔽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也许是由某种差别(当然不会是极端的差别)引起，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但更多的是权力欲，或大权在握的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所导致。
2“反对派”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前面指出过的产生间接政治效应的行为，也就是让后极权制度感到受到威胁的行为，实际上的确让它受到了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就是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包括水果商拒绝在橱窗上张贴标语和一首自由创作的诗。换言之，反对派就是任何一个以生活的目标超越制度的目标限制的行为。
3然而更多的情形是那些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和批评意见的人，那些从不隐瞒自己的独立思想，多多少少自认为有政治力量的人，被称作反对派(主要又是那批西方记者的手笔)。这个意义上的“反对派”和“不同政见”的意思差不多，虽然接受这个标签和反对它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不仅取决于这批人对他们的政治力量的认识，对参政的抱负，也取决于他们各自是如何理解“反对派”这个概念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七七宪章》在其最初的宣言里强调，它不是一个反对派，因为它并无意推出一套政治纲领。因为它没推出这种纲领，因而觉得它的使命不同。实际上，如果以具有不同纲领为后极权国家内反对派的定义，则七七宪章不能算是反对派。然而从一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把《七七宪章》视为公然的反对派团体，并以此采取对策。这即是说政府自然而然地按照我上述第二条意义来理解“反对派”的，大致不差，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摆脱全盘控制，否认制度有主宰个人命运绝对权威的行动。
倘若我们接受这个反对派的定义，那么我们必须同政府一样把《七七宪章》看作是真正的反对派，因为它代表了对建立“在谎言中生活”基本上的后极权权力的完整的严重挑战。在考虑每一个别的宪章签名者对于反对派的自觉程度时，则是另外一码事。我觉得他们多数对反对派的理解是很传统的在民主社会(或传统专制)建立的定义。因此，他们认为“反对派”甚至在捷克斯洛伐也是一股政治力量，虽然无法在权力层面运作，更难以在政府承诺的法令范围内活动，但仍然不会放弃参政的努力，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纲领，它的创建者们准备接受直接的政治责任。鉴于此，很多宪章分子——绝大多数——不把自己看成是反对派。少数人是这样看的，即使他们完全尊重在《七七宪章》内部无法进行这种意义上的“反对派”活动这项事实。但是同时，每个宪章分子可能都非常了解后极权制度的特殊条件，明白不仅仅争取人权的斗争有着独特的政治力量，而且更加“清白单纯”的活动亦是如此，这样一来，他们是代表了反对派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宪章分子都无法否认是反对派的一员。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使问题更复杂化了。数十年来，苏联集团国家的当权派们用“反对派”作为最严重的罪名，与“阶级敌人”为同义词。给某人扣上“反对派成员”的帽子，便是指这个人企图推翻政府，颠覆社会主义(当然，他一定是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酬金)。过去的岁月里，这顶帽子曾把人直接送上了断头台，这样一来人们当然不情愿自己给自己戴上这顶帽子。再说这毕竟是一个名词，事情是怎样做的远远比怎样称呼的更重要。许多人拒绝这个名词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反对派”这个概念的负面意义。将自己定义为“反对派”的，是以与前导的“主流派”的关系来定位的。换言之，他们把自己特别与统治者联系起来，根据政府当局的位置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对于那些仅仅决定在真实中生活的人，那些大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表达与人民大众携手一致，按自己的愿望创作，和谐地与他们的“自我”相处的人，自然很不情愿将他们自己的、独创的和积极的位置下一个负面的定义，取一个不相干的意义，把自己看成为一群与某种事物作对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就看成他们自己。
显而易见，唯一避免误解的办法就是在使用这个名词之前，先把“反对派”和“反对派成员“的意义和在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被理解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
十三
如果说“反对派”一词是由民主国家输入到后极权国家的，虽然环境大变，但人们却对其意义没有一致看法，则“不同政见”这个词正相反，是西方记者选用的。现在被普遍接受为描述后极权制度里一种特殊现象的专用标签，那种现象在民主制国家内几乎从未发生过。
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何许人也?这个名词似乎主要用来形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决心在真实中生活的人们，这些人并且符合下列的条件：
1他们公开地、系统地表达他们不合作的立场，他们这样做是在极端受限制的条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瞩目。
2尽管他们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由于他们的态度，他们赢得了公众和他们的政府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们受到迫害，起码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3他们的批判视野和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直接环境的狭隘范围，涵盖了具有普遍性的事业。因此他们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虽然他们把自己视为直接政治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差异。
4他们是一群倾向于追求知识思想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这尤其能使得他们吸引海外的注意。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于扑朔迷离的地方环境让外国观察家们未曾加以注意，就是看上去仅仅是比他们的写作较难察觉的补充材料而已，哪怕他们的这些行为超越了地方环境的范畴。
5这批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常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来谈论，与其说是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宁说是议论他们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线，你们不想也不知不觉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不同政见者”来对待，这个人几乎是偶然地(也许在业余时间里)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毫无疑问，满足上面全部条件的人是有的。值得争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团体，按照这样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体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不应该把他们称为“不同政见者”。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有时候为了便于沟通，我们自己甚至也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心里不以为然，总是带点自嘲，总是把这个名词加上引号。
也许现在应该列举一下“不同政见者”们对这种称谓大为不满的原因。首先，从词源上讲这个称谓就大有问题。我们传媒界告诉我们，“不同政见者”就跟“叛徒”或“堕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见者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努力弘扬人性。要是他们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伪和异化因素，“在谎言中生活”的层面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见者”一词常常暗指一种特殊的职业，好像同正常的职业一样，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怨天忧人的职业。事实上一个“不见政见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群做他们觉得该做的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得不处在与当局公开冲突的境况。这个冲突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这个逻辑常常与外在环境对抗，往往超出他们的控制之外)。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着意作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作个裁缝或铁匠罢了。
实际上他们直到做不同政见者做了好久之后都不会意识到他们已成了“不同政见者”。“不同政见”的动作与对名利的欲求大相径庭。简言之，他们没有决心作“不同政见者”。哪怕他们一天24小时为之工作，也不是当成职业，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态度。再说这种态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见者”之名的人的专利，即便是这批人偶然符合前面说过的外在条件。有成百上千默默无闻的人想在真实中生活并为之努力，更有千千万万的人想这样做，但无法做到。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非得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拿出比那些迈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气才能做到。如果从这么多人中间任意挑选几打，把他们置于特别的范畴，这便会完全歪曲整个情形。这种歪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假设“不同政见者”乃是一批名流，受特殊保护的类型，能获准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们来标榜自己的宽宏大量。另一面，这可以用来支持一种假象似乎一小撮不满分子无所事事，其他所有的人则都很满足现状，要不然他们也就成了“不同政见者”了。
但还不止这些。这个范畴有意无意地支持这样一种印象，这批“不同政见者”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狭隘私利，他们与政府的全部争论也就看上去不过是两个团体之间玄秘莫测的冲突而已，完全与社会脱节。然而这种印象与“不同政见”的真实态度完全背道而驰。不同政见的态度是与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疾苦，或者说是代表着所有没站出来说话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见者”有什么权威的话，如果他们还没有像奇形怪状、无所事事的昆虫们早就消声匿迹的话，那并非是政府对这个特殊团体及其特殊想法有什么特别的敬畏，而是因为“不同政见者”们完全了解根植在隐藏领域里的“在真实中生活”的潜在政治力量，了解不同政见产生发展的世界和他们面对的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了解充满着生活的目的与制度的目标之间日益冲突的世界。(《七七宪章》一出，政府就发动运动，迫使全国百姓来谴责《七七宪章》；还会有比这更有力的例证了吗?成千上万的宪章上签下的名字都证明了以上范畴的谬误。)政权与警察机构向“不同政见者”发起如此强大的攻势，好像政府害怕另一个权力帮派一样害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不同政见者真是什么权力帮派，而是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关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们与别人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公开大声说出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罢了。我前面已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它并不在他个人拥有的特殊的政治权力，而在于千千万万个古拉格的受害者们的经历之中，索尔仁尼琴不过是把这经历放大了，让千千万万个有良知的人们知道罢了。
将一群著名“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团体模式化，实际上意味着抹煞了他们的活动的最本质的道德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于平等原则，建立在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础之上。说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们难道不是联合起来，共同捍卫无名的工人的利益么?“著名不同政见者”们在《七七宪章》的联合不是因为保卫那些无名音乐家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么?他们在《七七宪章》中不正是同音乐家联合在一道，从而成为“著名不同政者”的么?越多的公民挺身而出捍卫其他的公民，他们就越被贴上一个实质上把他们从其他公民们隔离开来的标签，这真是一残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论。
我的这番解释，希望有助于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为“不同政见”一词加上引号的意义。
十四
在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疆土隶属于奥匈帝国的时代，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帝国范畴之外寻求自我认同的历史、政治、心理和社会条件均不存在。那时T·G·马萨里克就已基於“从小处着手(”small-scale work“)”的见解制订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纲领。对这个见解的解释，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活领域里——但必须限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之内——诚实而尽责地工作，来促进民族的创造性和民族自信心。自然马萨里克极为强调智慧的文化教育背景和修养，并且重视生活中的道德与仁爱的层面。他认为，一个较有尊严的民族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当务之急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按马萨里克的观点，人的改变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务的开端。
“为民族利益工作”的观念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扎根，在多方面颇有成效，而且至今依然充满活力。有些人用这个观念作为他们与当局合作的巧妙的借口。但除了这批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至今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个理想，在某些领域里，起码可以指出他们的无可置疑的成就。很多人勤勤恳恳、尽心竭力、奋斗不息。为了社会的真正需要作出最大贡献，他们付出了不可避免的”在谎言中生活”的最低代价。假使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难以想像局面会糟到何种地步。他们正确地认为，每件出色的工作都是对政治恶行的一次间接的抨击。他们也觉得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作法是颇为可取的，即便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进行直接批评的理所当然的权利。
但是，即使与60年代的情形相比，现在这种态度显然有一些局限。试图实行“从小处着手”原则的那些人频频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矛盾，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不是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丧失良心、责任心和坚忍性的基础，干脆随波逐流(此为大多数人所持的态度)，就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当局发生冲突(此为少数人所持的态度)。
如果说，过去人们从未把“从小处着手”的观念看成为人们在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形下，让自己被结构排斥在外的人，看上去一定是放弃了“为民族利益工作”)，那么，在今天这种观念就更无意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手头没有简明扼要，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决定“从小处着手”何时不再“为民族利益服务”而“有害于民族”。然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逆转的危险与日俱增。“从小处着手”频频受到限制，而超过这个限制之外的避免冲突，就意味着放弃了“从小处着手”的实质。
1974年，我曾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某位S君，一位酿啤酒的高手。他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荣，想让厂里酿出好酒来。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断想方设法改进工作。由于他错以为我们也跟他一样热爱酿酒工作，他常常让我们感到窘促难堪。在一群社会主义造就的消极怠工者中，很难想像有更有创造性的工人。
管理啤酒厂的领导既不精通业务，也不热爱本职工作，可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更有权势，他们导致了工厂的倒闭。他们不但拒绝接受S君的建议，反而对他的成见越来越深，并且千方百计地阻挠他把本职工作做好。最后，情况变得糟得不可收合，S君不得不给他的经理的上级写了封长信。他在信里分析了厂里的重重困难，解释了该厂为何在本地区名次倒数第一的缘由，并指出了谁应该负任。
S君的呼声是有可能被上级听到的。那位经理在政治上有权有势，但却对啤酒一窍不通。他憎恨工人，专搞阴谋诡计。这样的人本该被撤换，啤酒厂的条件本该按照S君的建议得到改善。假如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即可成为“从小处着手”产生作用的范例，令人遗憾的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情形发生了。该厂经理乃是本地区党委委员之一，在上层机关里也有朋友，于是他促成了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解决。S君的分析报告被打成“诽谤的证据”，他本人则被诬陷为“政治颠覆犯”。从啤酒厂被开除后，他被贬到另外一个不需任何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从小处着手”的观念便在后极权制度面前碰了壁。S君因为说了真话，越出了雷池，犯了法规，被逐了出来，结果成了一名次等公民，并被诬陷为阶级敌人。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但是从原则上说，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他已成了东波希米亚啤酒厂的一位“不同政见者”。
我认为，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件事是一个阐明我在前面的观点的模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名“不同政见者”，并非仅仅因为他某一天这人忽然决心投入到这个非凡的事业中。他自己的责任感，以及各种复杂的外在因素，驱使他加入这一事业。他被现制度抛弃，而且置身于与之相冲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开始，以被打成社会的敌人告终。这就是我们现今的情形无法与奥匈帝国时期相比的原因。巴赫绝对专制统治是黑暗的时期只有一名真正的“不同政见者”——卡雷·哈佛里谢克，他身陷囹圄，被囚禁在布里欣。但现在我们要是不浮媚的话，就得承认“不同政见者”比比皆是。
对“不同政见者”放弃“从小处着手”一事说三道四是荒谬可笑的。“不同政见”并非马萨里克原则的替身，而常常是其唯一可能的结果。我说“常常”，是强调这并非一贯如此，我不相信只有正人君子和有责任心的人才会与现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产生抵触。酿酒专 家S 君毕竟有获胜的可能，对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横加指责，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未成为“不同政见者”，就像把他们标榜为“不同政见者”一样荒唐可笑。总之，如果不根据事实本身，不根据事情的好坏与否，而根据试图在真理中生活而产生的个人环境来判断人类行为的话，那么这是同整个“不同政见”态度格格不入的，而“不同政见”乃是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
十五
上面提过的那位水果商在真理中生活的努力也许仅限于拒绝作某些事情。一旦他意识到在窗外挂旗的唯一动机是为了避免被公寓管理员打小报告，他就决心不挂任何旗子。他不去参加他认为是虚伪的选举；他不再对上级隐瞒自己的观点。换言之，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拒绝服从现制度强加于他的一些要求而已(当然这并非没有意义)。然而这种行为可能会有所发展。水果商也许会开始做些具体的事，作些超出为了抗拒控制和自卫范围之外的事，也做些表明自己新发现的高度责任感的事。譬如他可以把他的同事们组织起来共同捍卫他们的利益，他可以上书不同的机构，提醒他们注意在他四周发生的种种不正常和非正义的现象。他也可以收集非官方出版物，影印之后向朋友们散发。
如果我所称的在真实中生活是“独立的公民首创性”“不同政见者”或“反对派”运动的存在意义上的起点，那么这并不是说每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求都自然而然地属于这个范畴。正相反，按最初和最广泛的意义，在真实中生活涵盖面很广，且含糊而难以界定。其中充满了人类意志的温和言论，大部分都是不具名的，其政治影响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察觉，最多不过被看成社会气候和环境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些言论多半停留在反抗控制的初级阶段：你不过是挺直了一下腰杆，更为尊严地活下去罢了。
由于某些人的特性、见解和职业，也由于某些偶然的情形(如当地环境特征、朋友等等)，在这片广漠、荒芜的旷野上，或许会出现较为连贯和清晰的首创精神。这种精神超出了纯粹个人的反叛行为，转化成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在真实中生活不复是对在谎言中生活的否定，而由特殊方式变得积极敢言，这时就会产生出可称为“社会的独立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独立生活与其他的生活(“依赖性生活”)之间并无极为严格的界线，在同一人身上常常是二者兼存。但是，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中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直言。
何为社会的独立生活?它的言论和行为的范围自然是极广泛的。它囊括了自我教育、对世界的思考、自由创造活动、人际的交流、各种自由的民间观念，也包括了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总之，社会的独立生活就是在真实中生活得以充分体现和实行的领域。
因此，下文所称的公民的“首创精神”、“不同政见者运动”甚而“反对派活动”，就像一座冰山浮在水面的十分之一部分一样，出现在这个领域，这个社会的独立生活之中。换言之，正如社会的独立生活是从最广义的“在真实中生活”发展而来，是这个生活的清楚而具体的表现，“不同政见”也是逐渐从“社会的独立生活”中产生。不过这儿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能够至少在外表上把社会的独立生活看成在真实中生活的较高形式，我们却很难肯定“不同政见者运动”必须是社会独立的较高形式。这种运动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也许是生活中最引人瞩目和一眼看上去阐明最充分、最有政治色彩的表现，很难说它必定是最成熟或最重要的，无论在普遍的社会意义上或在直接的政治影响上，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得到一个特殊的名字之后，“不同政见”就被人为地驱逐出它的出生地，然而，实际上想把“不同政见”及其全部背景分离开来是作不到的，因为不同政见是由其背景衍生而来，并且是背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大背景中获得生命力。总之，综述以上对后极权制度特征的分析，我们结论是，在特定时期内，表面上最有政治色彩的力量，不见得就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它是否是真正的政治力量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政治之前的背景。
从上述情形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只有先以不同方式参加社会的独立生活、但又并非都是“不同政见”的人的工作，才能谈“不同政见者”们的实际工作及其效果。他们可能就是些作家，按自己的愿望写作而置官方的审查和要求于不顾，当官方出版社不予以发行时，他们则由地下方式(SAMIZDAT)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也可能就是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进行任何独立学术研究的人，如果不能通过官方渠道，他们则通过地下方式散发他们的著作，或者组织秘密的讨论会、讲演和专题研讨班；他们也可 能就是 老师，秘密地把官方学校不允许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他们可能是牧师，无论是否任神职或被褫夺了传教的权利，也努力坚持自由的宗教生活；他们可能是画家、音乐家或歌唱家，不顾官方机构对他们的看法，尽管去作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分享和帮助传播这个独立文化的任何人，可能是用一切手段来代表和捍卫工人利益的人，致力使工会工作有真的意义或组织独立的工会；他们可能是大胆向官方呼吁，要他们注意不公正的事情，力争绳之以法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各种青年团体，竭力摆脱控制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过独立的生活。这些人的名单还可以列下去。
极少有人会把这些人叫作“不同政见者”。那么，那些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跟这些人又有何区别?事实上“不同政见者”的行为与这些人又有何两样?难道他们不撰写学术论著并以地下方式发表吗?难道他们不在创作剧本、小说和诗歌吗?难道他们不在给地下“大学”的学生讲课吗?难道他们不在与形形色色的非正义行为作斗争，努力确定和表达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真正利益吗?在说明不同政见者的态度的由来，内在结构及其他方面之后，显然我已经把我的观察由外部转移到分析探讨“不同政见者”的实际行动、表达首创精神的方式和他们的取向。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开始时预先决定一切活动的最重要活动范围，就是企图创造和支持“社会独立生活”来作为“在真实中生活”的公开舆论。换言之，即持续、有目标和光明正大地为真理服务并作好组织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在真实中生活是反抗现制度异化压力的起点。是所有独立的政治行为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最后也是“不同政见”立场的最根本的存在源泉，那么就很难想像除了为真理、为真正的生活服务，为真正的生活目标创造空间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基础存在。
十六
后极权主义制度正在向人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人类惨遭遗弃，孤独无援，只有孤军奋战。因此一切“不同政见者运动”自然都明显是保卫性的，它们反对后极权制度的目标，捍卫人类及其真正的生活目标。
波兰的团体KOR现在就叫社会自我防卫委员会。“防卫”一词也出现在波兰其他类似的团体名称里，甚至连苏联的赫尔辛基条约监控小组和我国的《七七宪章》，也显然有防卫的性质。
就传统的政治而言，防卫性的纲领可能显得调子低，临时的和最终负面的，这毕竟是可理解的。由于无新概念、新模式和新意识形态，它就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定义，因为政治总有一个“正面”的纲领，并且不把自己限制在保卫某人、反对某事上面。
我以为这个观点表现了传统政治观察法的局限。后极权制度毕竟不是某特殊政府遵循的某个特殊政治路线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它对社会的侵害，或对社会的自我侵害，是长期、复杂而极其沉重的。仅仅靠先确立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再力图更换政府，这不但不现实，而且完全不够，因为这样根本不能接近事物的根本。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路线或纲领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生活本身的问题。
有时候，就像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我认为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不仅仅就我们的生活环境而言)，这个”低调的“、“临时的“和“负面的“纲领，这个仅仅捍卫人民的纲领乃是现在最理想、最积极的纲领，因为它迫使政治回归到唯一本原的起点；要想避免所有过去的错误，政治就必须回到其起点本身——个体的个人。在民主社会，对人的侵犯并不显得那么明目张胆、残暴无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发生，情况也许非得变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在我们的社会，正由于我们的痛苦，政治似乎已经过了那个转变：政治思想主要关心的不再是抽象地臆造一个“积极的“、自我赎救的模式(当然还有政治投机这个负面的因素)，而是迄今为止一直被这种模式和投机束缚的人们。
诚然，每个社会都要求有某种程度的组织。如果这个组织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则人民应得到解放，空间应得到扩展，使得人民按有意义的方式，自己组织起来。［依靠深明“人民所需“的人］用各种手段把人民组织起来，从而使人民可能获得所谓解放，对这种腐恶昭彰的作法，我们早有切肤之痛的了解。
总而言之，大部分深受传统政治思考方式束缚的人，把“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防御性特征看成是弱点。我的看法正相反：这个特征乃是其最强大的力量所在。我认为，正是依靠这一力量，这些运动才取代了那种视不同政见者运动纲领为不当的政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