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后极权时代的谎言 --论白纸抗议运动的意义.
【本文所用的引文都来自捷克作家，异议人士，当选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所作的《无权者的权力》（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459924）一文。其中“真理”，“真实”，“真相”等词应视为同意语，都是英文“truth”的意思。】
一、后极权社会是靠谎言维持着的
哈维尔在其《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将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定义为“后极权时代”，这个后极权时代是极权时代的历史延伸，本身扔属于极权时代，但是和传统的极权时代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特点。
首先是极权时代原先包括着颇多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已经失去了原先的魅力或魔力，人们已经基本上不再相信它的理想，它的理念，它的原则和它的价值了，但是执政者依然沿着历史的惯性，在形式上维护着这些偶像，因为这是他们维持独裁统治的法理依据。
后极权社会是靠谎言维持着的，塞维尔举出了一些谎言的例子。“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读了哈维尔的这番描述，我们就可看到，今日的中国社会，似乎十分符合后极权社会的定义，所有的这些谎言都具备，且只多不少。在我看来，这些谎言的核心，就是当前国际民主势力（亦即中共所谓“境外反华势力”）集中要揭穿的，“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见”这一个总谎言。而白纸抗议运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击破这些谎言。
当然，传统集权统治也在这些谎言基础上建立的，但是那时还有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包括统治集团内的人，都还真信那些谎言；而在后极权社会，绝大多数人已经不信了。专制统治者也并不需要人民相信谎言，只需要人们服从这些谎言，尽可能不挑战意识形态，安心在谎言中生活。因此把后极权时代定为“指鹿为马”时代是十分贴切。当赵高指鹿为马时，自己并不真的以为那是一匹马，他也知道朝臣们也不会真的相信那是一匹马。他要的只是服从，只是要人们附和承认那是马，不敢挑战他的权力。对少数“不懂事”，敢于实话实说是鹿者，一律予以扑杀。
就如索尔仁尼琴的名言：“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他们赌的就是人民不敢挑战他们的权威，而依然愿意生活在这谎言中。
二、在后极权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
在这样一个后极权社会中，“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于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国家机器的奴隶，又是国家机器的参与者。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极权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
“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样，加入到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传统专制政体内，社会冲突仍可按阶级来划分。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群人强加在另一群人头上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和造就了社会的因素。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
三、冲破后极权时代的谎言有着深刻的意义
“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这就是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
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
在真实中公开地生活，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真实中生活的目标得以发展，得以公开发表它的言论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交流的潜力。这个领域是隐秘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冲破黑暗，从各方面对社会制度产生震撼的时候，再按常规来遮遮掩掩，已为时晚矣。这样造成的局面，就使当局惊恐万状，狼狈不堪，被迫作出极不明智的反应。”
“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真相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假象世界的完整。谎言世界的外壳是由奇怪的物质构成的，只要它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它就会看上去坚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这时，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整个外壳就会无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四、中国又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当然，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同属后极权社会，但是毕竟地点和时间不同了，使得中国又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当今中国毕竟已经经历过一段改革开放的日子，并且统治者还在声称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人有大批的人在海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学习，工作，生活，旅游，经商等等，因而对当今世界的真实情况有广泛的了解。当今又是高科技电子时代，人民可利用互联网广泛地传播真相和言论，比起当年东欧苏联国家的异议人士只能通过地下刊物和个人交往来传播真相，我们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
当然，极权统治者也企图利用高科技大数据来精致地控制人民，迫害敢于披露传播真相者。但是他们越是广泛而精致地控制这个社会，就越激起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愤怒和反抗，从而更加把自己锁定在人民公敌的位置上。因为你无法永远地压制住人类的天性。人类的天性是什么？有人说就是饮食男女。这话没错，但是人类还有更重要的天性，那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对真相的探究，对真情表达的渴望。这些天性也和饮食男女一样，不可能被长久地压制，谁敢长期压制就是在自找倒霉，自取灭亡，如同齐奥萨斯库夫妇所做的那样。
这次白纸抗议运动的起因，就是人民通过互联网等等，知道了越来越多的令人愤怒的真相，包括国内荒唐的清零政策所产生的残酷真相，和国外世界杯所展示的健康真相，从而彻底看破了中共自吹的防疫厉害国的谎言，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防疫一片糟的谎言，进而表示出对中共一切谎言的厌恶，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极权统治，跟上世界文明的步伐，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这种对真相的追求，终将使中共的极权统治走向崩溃。
总结起来如下：中国目前处于哈维尔所定义的后极权社会，其极权统治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其中核心的谎言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共，中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见。在后极权时代下生活的人，如果你屈从这种独裁统治的专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躲开政治，对独裁者恶行默不作声，那么你事实上就成了专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参与了建造这个专制社会；但是如果你行动起来披露真相，传播真相，或保护其他人这么做，你就是在为结束极权统治作了贡献。白纸抗议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冲破了极权时代的谎言，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再不愿意在这样的谎言中生活了，他们认同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要求真相，要求实现自由民主。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让极权统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使得极权统治走在了崩溃的路上。
以上是我对白纸抗议运动的初步认识，希望在今后更多更深地探讨这些认识，并且探讨民运的相应战略。
【本文所用的引文都来自捷克作家，异议人士，当选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所作的《无权者的权力》（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459924）一文。其中“真理”，“真实”，“真相”等词应视为同意语，都是英文“truth”的意思。】
一、后极权社会是靠谎言维持着的
哈维尔在其《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将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定义为“后极权时代”，这个后极权时代是极权时代的历史延伸，本身扔属于极权时代，但是和传统的极权时代相比，有着自己的独特特点。
首先是极权时代原先包括着颇多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已经失去了原先的魅力或魔力，人们已经基本上不再相信它的理想，它的理念，它的原则和它的价值了，但是执政者依然沿着历史的惯性，在形式上维护着这些偶像，因为这是他们维持独裁统治的法理依据。
后极权社会是靠谎言维持着的，塞维尔举出了一些谎言的例子。“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读了哈维尔的这番描述，我们就可看到，今日的中国社会，似乎十分符合后极权社会的定义，所有的这些谎言都具备，且只多不少。在我看来，这些谎言的核心，就是当前国际民主势力（亦即中共所谓“境外反华势力”）集中要揭穿的，“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见”这一个总谎言。而白纸抗议运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击破这些谎言。
当然，传统集权统治也在这些谎言基础上建立的，但是那时还有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包括统治集团内的人，都还真信那些谎言；而在后极权社会，绝大多数人已经不信了。专制统治者也并不需要人民相信谎言，只需要人们服从这些谎言，尽可能不挑战意识形态，安心在谎言中生活。因此把后极权时代定为“指鹿为马”时代是十分贴切。当赵高指鹿为马时，自己并不真的以为那是一匹马，他也知道朝臣们也不会真的相信那是一匹马。他要的只是服从，只是要人们附和承认那是马，不敢挑战他的权力。对少数“不懂事”，敢于实话实说是鹿者，一律予以扑杀。
就如索尔仁尼琴的名言：“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他们赌的就是人民不敢挑战他们的权威，而依然愿意生活在这谎言中。
二、在后极权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
在这样一个后极权社会中，“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和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于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国家机器的奴隶，又是国家机器的参与者。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极权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
“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样，加入到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传统专制政体内，社会冲突仍可按阶级来划分。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群人强加在另一群人头上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和造就了社会的因素。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
三、冲破后极权时代的谎言有着深刻的意义
“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这就是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
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
在真实中公开地生活，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真实中生活的目标得以发展，得以公开发表它的言论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交流的潜力。这个领域是隐秘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冲破黑暗，从各方面对社会制度产生震撼的时候，再按常规来遮遮掩掩，已为时晚矣。这样造成的局面，就使当局惊恐万状，狼狈不堪，被迫作出极不明智的反应。”
“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真相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假象世界的完整。谎言世界的外壳是由奇怪的物质构成的，只要它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它就会看上去坚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这时，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整个外壳就会无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四、中国又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当然，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同属后极权社会，但是毕竟地点和时间不同了，使得中国又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当今中国毕竟已经经历过一段改革开放的日子，并且统治者还在声称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人有大批的人在海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学习，工作，生活，旅游，经商等等，因而对当今世界的真实情况有广泛的了解。当今又是高科技电子时代，人民可利用互联网广泛地传播真相和言论，比起当年东欧苏联国家的异议人士只能通过地下刊物和个人交往来传播真相，我们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
当然，极权统治者也企图利用高科技大数据来精致地控制人民，迫害敢于披露传播真相者。但是他们越是广泛而精致地控制这个社会，就越激起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愤怒和反抗，从而更加把自己锁定在人民公敌的位置上。因为你无法永远地压制住人类的天性。人类的天性是什么？有人说就是饮食男女。这话没错，但是人类还有更重要的天性，那就是对自由的向往，对真相的探究，对真情表达的渴望。这些天性也和饮食男女一样，不可能被长久地压制，谁敢长期压制就是在自找倒霉，自取灭亡，如同齐奥萨斯库夫妇所做的那样。
这次白纸抗议运动的起因，就是人民通过互联网等等，知道了越来越多的令人愤怒的真相，包括国内荒唐的清零政策所产生的残酷真相，和国外世界杯所展示的健康真相，从而彻底看破了中共自吹的防疫厉害国的谎言，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防疫一片糟的谎言，进而表示出对中共一切谎言的厌恶，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极权统治，跟上世界文明的步伐，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这种对真相的追求，终将使中共的极权统治走向崩溃。
总结起来如下：中国目前处于哈维尔所定义的后极权社会，其极权统治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其中核心的谎言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共，中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见。在后极权时代下生活的人，如果你屈从这种独裁统治的专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躲开政治，对独裁者恶行默不作声，那么你事实上就成了专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参与了建造这个专制社会；但是如果你行动起来披露真相，传播真相，或保护其他人这么做，你就是在为结束极权统治作了贡献。白纸抗议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冲破了极权时代的谎言，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再不愿意在这样的谎言中生活了，他们认同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要求真相，要求实现自由民主。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让极权统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使得极权统治走在了崩溃的路上。
以上是我对白纸抗议运动的初步认识，希望在今后更多更深地探讨这些认识，并且探讨民运的相应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