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
（直發版本1-5冊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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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e of the Great Spy Yu Qiangsheng’s Escape
By Xintong He
红色巨谍俞强声
出走的前夜
及
误了一甲子的航班
——————————
贺信彤 著
第一篇
不堪此梦六十载
——随团漫笔（1）
（原载香港12/23/07《苹果日报》）
“人是活宝”，文立说他最爱的奶奶总是这麽说。飞机腾空起飞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这句名言。
终于，要去台湾了。
女儿一早就赶来，送我们到机场。“一路平安，旅途快乐”女儿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读得出祝福后面那些许的担心；前几日，当听说我们途径香港时，一丝丝不安就隐现在女儿的脸上，“为什麽要经过香港？爸，你可要小心喔！”
从普城（Providence RI, USA）登机，两个小时就到了底特律，换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011航班，朝着东方（我母国的方向）飞去。十三个小时之后，2007年12月7日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半，飞抵日本东京机场。
晚上6点飞机再次起飞，暮色中向下鸟瞰，下面的岛国掩映在森林的黝黑里。
我这次是随我的先生——徐文立和他们的秘书长XX先生一起来的。文立、XX是代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受台湾民主基金会委託的中国青年团结会的邀请，赴台来观摩台湾2008年的总统大选初期活动和立法委员选举，同时参加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中华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五所学校及人权组织的国际研讨会和座谈会。
这次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组团赴台的特别意义就在于，这是中国大陆的政党组织、也是中国大陆的反对党第一次正式访问台湾和观选。这次中国大陆政党组织赴台访问和观选的首创之旅，对于未来海峡两岸关係、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海峡两岸政党组织的互动，都有可能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将和中国大陆知名作家叶永烈夫妇一同受邀随团访问台湾。
秉性难改。虽然随夫这麽多年，我自己却怎麽也政治化不起来，内心总想写点什麽随笔，不经意中写就了这样一些文字：既可能让人瞭解我先生肩负的政治使命，又可以从我的笔端品味一些我特别的观察，分享一下我眼中的趣闻轶事。
我的先生——徐文立，作为一个被放逐的政治流亡者，流亡海外已经5年了。对于他，是多麽想再一次踏上自己祖国的土地，那种期待和冲动，我心里是深深瞭解的。儘管临行前几日，女儿一再提醒：“爸爸不要进香港，可能会有危险。”可是作为妻子，多年的习惯告诉我，先生每一次的政治决断，自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不喜欢提前透露他的政治决断，包括对我。好在，我已经养成了绝不事先打听，也绝不事先影响他政治决断的习惯。当然，我毕竟是他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中的伴侣，我也多多少少能够解读他每次重大决断的踪迹。其实，并不复杂；其实，也极为简单。文立做事，从来第一凭的是良知；第二是直觉；第三才是理性。文立的行为处事，决非如有人刻意在坊间散布的那样神秘，当然也可能不像我概括的这般简单。
经过5个多小时，当地时间晚10点，飞机停落在了香港新机场，旅客们鱼贯而出，经过好几个助步甬道，再按路标转了几个弯，来到了转机兼出境的大厅，大量的人士向出境闸口走去；闸口前，人们排成了长龙。显然，要出了关，才能取到行李。行事一贯从容的文立没有去排那出境的大队，他首先找到了将来要转机赴台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柜台。我从文立打听的情况看，此时此刻的他显然并不特别打算入境香港。可能对于文立来说，已然到了这里，表明他已经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已经再次踏回了祖国的土地，至于入境不入境，看不看香港的繁华街景，已经并不特别重要了。
中华航空公司的柜台里有三个员工。香港机场的工作人员都着装笔挺，头发、胡须都打理得仔细，清爽，个个一副认真敬业的神态，接人待物很有分寸，而且谈吐礼貌。
文立坦诚地告诉接待者我们现有的问题，又问倘若现在就转机，有没有可能？行李怎麽办？因为那就意味着提前二天入台。
但是，由于我们受邀组团和办理入台手续的过程比较仓促，允许入台的正式证件并未到手，7号此时是周末，8号又是假日……。
十分理解我们、甚至愿意推迟下班来帮助我们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杨先生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选题：让我们停留在转机厅（已是晚上没有食物出售，也没有休息室），他不忍；让我们立即转机，我们尚没有入台手续，他不能。
文立为了不让中华航空公司和这位热心的杨先生为难，就决定试一试看，能不能临时申请进入香港，特别用拼音(Xu Wenli)填写了姓名，而不是中文的：徐文立。
我们排队来到了海关出口，边防警察查看了我们的全部证件——美国政府签发的政治难民旅行证和美国绿卡。之后，就让我们随他们的人去了香港入境事务办公室，让我们等待……，这一等，就让我们等了二个多小时，这个过程不时可以看到一批又一批不知身份的人，从那间主任办公室的百叶窗后，向我们这里张望，甚至有的人用手扒开百叶窗，想把我们看个清楚；有意思的是窥视者的年龄，是一拨比一拨大至老。夜已深，我们也疲倦得很，可能文立知道，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就用这种永远不予答复的手段，拒绝你入境。显然，这个特区已经徒具虚名了，“一国两制”看来也要渐渐地变成“一国一制”了，才几年光景！起码，现在这里的边防警察和北京公安局政保处的警察们，在我的眼里是一样的。我想，对于文立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和香港的朋友欢聚了，这些朋友都是文立几十年的老朋友，有的是曾和他在狱中比邻相居的难友；有的人虽然从未谋面，却几十年不懈地为营救文立和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呼号、奋斗；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当面向最近受到中共和香港当局政治迫害的——华叔表示声援；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当面向他的朋友——陈太的竞选成功，表示他热诚的祝贺；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和他的老朋友长毛、陈仕强、卢四清……相拥问候；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向参加香港反右50周年研讨会的前辈们表示他的敬意……。
第二天，当台湾的朋友们听说文立和我滞留香港机场飞地，向境管局申请，在没有办妥入台证件的情况下，让我们破例地得到了转机入台的许可。此时，先期到达香港的XX秘书长立即从市区赶往香港新机场协助我们，可是我们和他处在两个不同的区域，不得会合；他又不辞辛苦再返回市中心，拿了自己的行装再次赶来新机场，决定也提前赴台。中国民主党香港党部主席万宝先生也赶来机场，希望和我们一会，无奈他没有进入登机区的机票，他和XX还千方百计想寻找到一个双方可以遥遥相望的地区，但是诺大的香港新机场却找不到这么一个“望友台”，只好在电话中依依道别……。
等XX和我们会合，我和文立得到飞往台湾的机票时，距登机的时间只差十几分钟，我们小跑地赶往登机口。台湾的空姐招呼我们入座后，飞机缓缓移动了。
飞往台湾的飞机，起飞了。
我听到广播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您现在乘坐的是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此次飞行的终点是台北。时间大约用1小时30分钟……。”
是台北，台北！我本应该在一岁的时候随母亲乘坐这班飞机的，起点就是香港，终点也就是台北！今年，我整整60岁！这航班整整误了一个甲子，恍如隔世，泪水夺眶而出……。
1948年，父亲去台湾讲学会友。时局巨变，父亲寄来飞机票要母亲带我到香港，然后转机再到台湾。飞机停飞了，父亲又打来电话，要妈妈赶快去天津，乘轮船先去香港，再飞台湾，也没能走成。再后来，父亲辗转地寄来封信，要好几个月才能收到，前脚收信，后脚跟着来了“人民警察”，他要看信，再后来连信也通不成了，从此天各一方，淼无音讯，我没了爸爸！
我对爸爸的瞭解，是从妈妈口中听到的，谈论爸爸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分，在那万籁俱寂的漆黑深夜，9岁刚刚懂事的我全神贯注地倾听妈压低了声音的故事。黑暗中，我的爸爸悄然来到我的心中，那是我的爸爸，他早年留学日本，他博学、干练、聪明过人。“他爱我吗？”妈说“怎麽不爱？”为你取名字时，他仔细斟酌，然后弯腰亲你，并跟我说：“我这个小女儿聪明，将来一定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那年去台湾，临走的那个晚上，他紧紧搂着你睡……”妈还说。后来通信越来越难，爸爸托人带信儿，要妈带我去照一张照片，说他想看看我……。断断续续，我的爸爸深深驻在了我的心中。然而，妈妈嘱咐我，对谁也不可以谈起你的爸爸，永远不能!
从我入学开始，就要填写履历表格，表格的最后用重体字写着一项：亲属中，特别是直系亲属中是否有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要如实填写。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栏表格，从此我就知道自己早已成了罪人，因为我的父亲在台湾！……
不说、不说我的爸爸在台湾，没有人知道，我不要求“进步”，不写入团申请，因为那将意味着要交代爸爸在台湾。我的童年不快乐，因为要掩饰一个致命的秘密。然而，文革中，学校实行了军管，解放军在大会上讲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我们天天讲，难道我们就太平了吗？没有，我们不能松懈我们的警惕。有的人，她今天就坐在你们中间，她的父亲在台湾！”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一下，会场上几百个同学，听到这里，不约而同地全体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声音如同在看恐怖电影，有的女生竟然发出“呀！——”的唏嘘，解放军政委威严地用更冷峻的口吻继续说下去，会场霎时鸦雀无声，“但是，她就敢对我们隐瞒！”我坐在那里，心砰砰乱跳，全身都感觉被火燃烧着，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会后，我被叫去：“怎麽样？谈谈关于你的父亲！”
直到1978年，我的大哥才从新加坡来找我，大哥告诉我，爸爸不是政治人物，只是个文人，1953年，爸爸因抑郁，在台湾去世了，收拾遗物时，发现我的照片，爸爸一直珍藏在自己贴身的上衣口袋里。再后来，我结了婚，我的丈夫徐文立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犯之一，我成了大反革命的家属——应了爸爸的预言：1978年回到了我原来的『贺信彤』名下才“名扬天下”。1981-2002年前后两次啊，我探监，受株连，一等就是16年。然后全家被驱逐出国，真得成个最不堪的“知名的人”了。
（美国国会前议长南希·裴洛西曾经评价：徐先生是中国最勇敢，最长于雄辩，也是最能掌握“度”的提倡民主人士之一。——Mr. Xu is one of China's bravest, most eloquent and also most measured advocates of democracy.）《南希·裴洛西2002.6.4在美国国会的讲词》
一切拜上天所赐，往事抹不去……！
温柔可爱的空姐送来了点心。一杯馥郁的乌龙茶，鱼肉小窝窝头，叉烧包，包裹竹叶的虾，还有颤巍巍碧绿果冻。好贴心的一餐，好温馨的一餐，带着爸爸应该给予我的温暖……。
空姐们，穿着传统的中式旗袍，俏皮端庄，且是藕荷色，真是巧合吗？这是妈最爱的颜色！
爸爸妈妈早已作古，这一切都是您们安排的吗？
冥冥中，爸妈慈悲、爱怜地注视着我。
我终于来到台湾了，还有我的夫君，谢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第二篇
老街泪酒祭先父
——随团漫笔（2）
原载香港杂志《开放》2008年2月号
文立在桃园机场就寻到了绍兴黄酒，捧着这坛爸爸一定喜欢的老酒，踏上了我魂牵梦绕的台北。匆忙的脚步，急切的心情，60年的梦魇让我心绪跌宕起伏，似乎老爸还在那里候着我的迟到。
汉口街、博爱路一带如今是台北摄影器材的聚集地，据说也是全球照相机经销店最密集的地方。众多的照相机经销店中也夹杂一些书店和其他商店，父亲在台北生活过的汉口街一段80巷的路口，现在则是一幢高耸的商业大楼，赫然挂着“怡客咖啡”的匾牌，楼前的便道用地板砖铺就，是遮阳避雨的甬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着。从80巷6弄，转弯进去，在台湾挚友的帮助下很容易便寻到4号门牌，这里的街道和外面大街的风格是浑然不同的，这儿的巷子狭窄，仰头望去，两边都是破旧不堪的老旧居民楼，二楼以上的阳台、窗户都被不同的铁栅栏封住，私自搭建的遮阳挡雨的石棉瓦尤其难看，各家的窗外都吊挂着各色品牌的空调机，一楼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水泥外牆受了潮，布满了驳驳的霉斑，凌乱中可以看到“摸骨算命”、“保健”等匾牌，毗邻在路口的是一家街头小餐馆。仰望这残破景象，心中徒然黯然起来，爸爸的晚年蜗居在这里麽？
文立拥搂着我，他懂得我此刻的伤感。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北京东城区小甜水井4号的“浙江会馆”，我们住在会馆里的一个独立院落里，在那里已经住了三代，珍藏的照片可以看到家里的基本状况，房子虽然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但家中陈设一应现代，沙发、地毯、钢琴……，这也曾让我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心里一阵一阵发虚——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派头。后来，我也曾前去寻找故居，那里先是盖成了“红霞公寓”，供北京市政府的中共高干们居住，后来又在那里扩建了北京饭店，我家的痕迹早已没有了。
现在，在台北，面对如此破败的房舍，揣测着父亲的晚年竟然如此凄凉，徒让全家背着父亲的包袱，他老人家的境遇却是如此！文立认真地将绍兴老酒徐徐洒下，安慰我说：“爸爸知道我们来了，比什麽都重要！”我接过那坛酒，也徐徐洒下，琥珀色的浆液含着我忍不住的泪水溅落在街头，此处可曾有过父亲的足迹？百般的滋味翻滚在心头。
街口的小吃店老板看我们当街洒酒，好生奇怪，便问我们所为何来。他一把年纪，顺房檐撑起的简易房屋摆放着三张桌子，小店前的路边另外摆着两张八仙桌，络绎的食客不断，虽不兴隆却也忙碌。我们一行便顺便坐了下来，文立仔细地向他打探可知我的先父否。我坐在那里细细观望四周，街道很窄，一溜几家类似的小吃店在道路两旁，巷子的两侧都是陈旧的楼房，整个街巷里飘浮着炝锅的味道，地面全部是水泥铺就，路边用水泥抹出了方便流水的沟壑，不知是为了疏导雨水还是为了路边餐馆的方便？邻里之间彼此都很亲络，小店老板的孙子放学回家，一边脱衣，一边卸书包，衣服拖在了地上。孩子吃饭就在空閒的餐桌上，饭刚吃完，母亲催他们就在那里写作业。马路上不时有人开着机车（台湾特有的机械自行车和摩托车）矫健地通过，小巷很短，几家餐馆过去，就是水果摊和菜摊，新鲜时令的水果五颜六色，透红的莲雾、金黄的杨桃，芭乐、木瓜、凤梨、柳丁全部新鲜而诱人。
小店老板说自己是外来人，到这里没有几年，他建议我们去敲对面楼房的门，说那位才是老住户，文立客气地按铃，主人打开房门，房间里面却和这街巷大相径庭——宽敞而乾淨，老先生听后抱歉地说，他买这里的房子虽然很久，但也并非老住户，60年前的情景显然不得而知。文立又向附近的住户和店主们一一打探。他们说，小杂货店的女老板一直在这里做生意，恐怕是知道的。我们返回路边的餐桌，小店老板也忙里偷閒地放下炒勺，正跟隔壁的老太太说着，那老太太经营一个小小的杂货铺，见我们过来便走了出来，她和颜悦色，和善可亲，“我倒是从小长在这里，不知你们要寻哪一家？”文立说，是岳丈贺子謇，60年前来到这里，街巷、门牌就是这里，却不知他当年住在这里的情形。老人家笑了：现在的门牌可不是当年的，按你说的，当年，这个门牌是在现在前面那个商业大楼的位置，六十年前嘛，应该是一溜日式的房子，每套房子都有围墙，院子里面种满了竹子、鲜花，很好的日本房。她还记得，当年是有一个老先生住在其中的一套，是民国三十七、八年罢，很少出门……。但是，她记得那位老先生很胖。显然，这不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很瘦；也许是。但我感激上苍赐予我这位老人的记忆，起码让我知道我父亲的晚年是体面、安详的。当然，我更感激我的夫君，他不懈地一家又一家寻访讨问。老人说六十年前，这里可不是这样，那时，这边是运动场，那边是很讲究的日式平房，而且当年是很繁华的市区；现在看到的一溜水泥居民楼是50年代后建的，台北工业化后外来的人涌进来，这一带也越来越乱……。我心情豁然开朗，这也印证了信庸大哥1978年第一次从新加坡回来找到我时说的情景，大哥说，爸爸当年在台湾买下的是日式房产的地上产权，后来，原地盖了商业大楼、停车场，当年的房子早没有了。
我便和老人家攀谈起来，她老已经80多岁了，但是，说她只有60多岁也让人相信，她领我看她小店的后面，很小，一个用得油亮的巨大竹梯矗立在一个隔板前，隔板上面堆满了货物。她说，以前她和她的先生买下这个小店，夫妇俩和五个孩子就睡在上面，“很苦啊，但是，最终五个孩子都成了高学历”，老人家满意地说着。如今，老伴儿过世了，孩子们都不可能接手这个小店，但是老人却一直坚持经营着，“只当是个解闷的事，如果不干了，糗在家里，恐怕早痴呆了”，老人笑着说。她每年都会关门些日子，去美国、加拿大看孩子们，她说，孩子们都孝顺，说，妈妈这样大年纪还这麽辛苦，要让外人笑子女不孝呢。老人说，我自己挣钱自己花，每年还自费去看孩子，哪个孙子孙女学得好，我就发奖金，这样的奶奶就是好麽！她想得开，说：“钱就是给孩子的，死去了给，不如活着的时候给，看得着大家高兴”。老人现在遇到进货、上货，因为年头久了，自然大家都来帮忙；说话间，邻居来了，拿了瓶酒，老人只是说，“先拿去用吧。”她说，只要身体还行，就全当锻炼吧。我看着老人家健朗的身体，回味着老人家的真理：做一个让人高兴的老人。是啊，家尚且如此，国不更该如此嘛？
第三篇
咖啡吧里探选情
——随团漫笔（3）
原载香港杂志《开放》2008年3月号
“观选”观到了咖啡馆里，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文立他们负有使命，这次到台湾是来看选举“门道”的；我除了祭父之外，心情却是閒适的。对于我这个政治门外人，可能想看的倒是“热闹”。所以，想不出来在咖啡馆里能观出什麽选情来。
见到这位立法委员的竞选者的整个情景颇有点神秘。汽车七拐八弯，在暮色中总算找到了台北士林捷运2号线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过了街，等待，看不到任何竞选的喧嚣，我们倒好像是在准备和地下党接头。
不一会儿，一位身着黑色呢子大衣的年轻人静静地走来，竖起的领子衬得他的脸更加白皙，架着眼镜背后的双眼显得安静和自信，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周奕成。经介绍，知道他是台湾“野百合”学运的领袖、留学美国、曾任谢长廷国会助理、民进党文宣部副主任，现任“第三社会”、“党”发起人，周奕成特别强调要这样断句，来称呼他们这个党。他慢条斯理地、低声地阐述着：现在台湾选场，蓝绿对立，零和博弈，只有你死我活；经济不前，百姓自然不满；实际上，台湾已经形成了第三社会，即公民社会；这一次两票制，有一票可以选党，所以不一定如某些人断言，小党只有死路一条，我恰恰认为……。
“要多少选票？”
“百分之五……”
“可能吗？”
“……”
我知道他很有道理，代表着清流……。可是，我的思绪却让我集中不了听力，眼神不由自主地顺着刚刚爬过的陡峭的楼梯，向四周看去，这儿显然不像什麽竞选总部，不就是一个咖啡馆嘛。刚刚进门前，看见了『义式意思』四个字的招牌，甚是另类。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倒卧在沙发里，一面漫不经心地敲打着手提电脑，一面懒懒地聊着天，据说其中有周奕成的助选义工；几对情侣静静地品着茗；走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选了一处幽静小圆桌，款款落座，独自一人优雅地呷着咖啡。
我悄然问叶永烈夫人，可曾有过如此閒情逸致？她摇头，从没有。
思绪回了来，看着周奕成，不知怎么，下午见到过的罗文嘉的影像和周奕成叠加了在一起。罗文嘉可是非同小可的人物，曾帮阿扁拿下过台北市长，也帮阿扁拿下过总统大位，现在却又敢直言民进党和阿扁的偏颇。这次，他为了民进党，在蓝营的票仓里抢选票；明显不得成功，倒是有可能打出声威来。
谈选举，落座在咖啡馆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上午那位曾落选立委的法学女硕士的话：我当年败就败在把竞选总部装潢成了咖啡馆，我现在正学闽南话呢；真不容易学啊，够难为马英九的……。
闽南话，“冻蒜”就是闽南话，要是没有人解释，我们绝对不知道它是什麽意思。
“冻蒜”是标准的闽南话，“胜选”的意思。
震天响的“冻蒜”！
这个极特别的吼叫，第一次听到，是下午在杨莲福那里。
下午，我们的车开到台北县泸州市，这天是星期日，又是逢16，被认为是最吉利的日子。所以，个个竞选总部都利用这一天“抢跑”，提早宣佈成立，如同过年一般，爆竹声、锣鼓声好不热闹。司机儘量把我们送到跟前，下了车，熙攘的人群都在观看游行队伍中的神明列阵，那些神明高大威武，全部身着绫罗绸缎的古代戏装，面具的表情生动夸张，脸色要麽赤红，要麽漆黑，每个神明都由人隐在那神明的衣服里面擎顶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间，神明均匀地分散其中，一眼望去，队伍中的神明就有好几十个；这些神明高出普通人一倍，一熘排开，和壮观的队伍同行，游行者一路高呼：“杨莲福，冻蒜！”“杨莲福，冻蒜！冻蒜！冻蒜！”
神明开道，煞是威风。
那一边街，高档的美式吉普车队，高高地飘扬着旗帜，呼啸而过，上边写着国民党的柯淑敏，颇有点海派。
从杨莲福那里出来，转了一个街口，就是民进党林淑芬竞选总部的造势场，讲的是闽南话，演讲者非常具有鼓动性，下面的听众与之呼应，上面不时地问：“豪不豪？（好不好）”下面齐声回答：“豪！豪！豪！（好好好）”。
小旗子举起，飘成一片绿色海洋。
我们从中间的空档走过去，看到的演讲者竟然是经常在电视新闻里见到的苏贞昌，他高昂地讲到一个段落，就和林淑芬牵着手，一起高高举起、重重落下并鞠躬。义工送我们每人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台湾好女儿林淑芬”——民进党提名的立法委员，“长昌加芬，幸福满分”。
拥护者中不少是老公公老婆婆，见我们手中有了小旗，就招呼我们坐在他们中间；我们没有停下，继续前行看下一个总部。
在同一条街上，中间由警察松松散散地站了一行作为隔离，我们从警察中间穿过，那边是另一个竞选势场——为的是林志嘉，他的竞选口号是捍卫弱势族群。不过我们到来时，集会刚刚散去。据说，这边的助选演讲者是李登辉，他也刚刚离去。
这边的义工并不在乎我们手中的异己小旗，又发给我们他们的支持林志嘉的小旗。我们就一并拿着。
随后，我们又来到杨莲福总部，游行看来结束了，义工们带来吃的东西，他们客气地请我们共用，品尝着他们的香肠小吃，看着满牆贴满『高票中选』的祝福，还有支持者赠送的几百盆的五颜六色的台湾兰花和碧绿多姿的富贵竹。然后，接待者李华球给我们讲闽南话“冻蒜”的意思，带着我们喊：冻蒜！冻蒜！冻蒜！周围的人都快乐地大笑，欢天喜地，没有见到对不同观点的人的不友好，敦厚而温良。从这一点上看，这一切又和李华球骄傲地介绍的他们的乡亲、成功地“反攻”到大陆的邓丽君的清新高雅、朴实无华是那麽的一致。
回程的车上，文立和汪岷对泸州选区的四位参选人关了赌，这两个穷汉也就敢赌一顿日本餐。从他们陈述的理由中，我看得出，他们重得都是民心、草根、资源和天意，莫非这就是“选票箱子里出执政权”的真谛？
第四篇
政大后山李酉潭
——随团漫笔（4）
原载香港杂志《开放》2008年4月号
“政大后山李酉潭”，可不是说台湾著名的政治大学的后山上，有名叫“李酉”的溪水一潭；要是真以为那样，李教授酉潭非罚我不可。
不过，说起李酉潭教授，他自己不就是一潭清澈的溪水吗？从第一眼见到他，你就会被他炯炯的眼神打动。
初识，他的眼神会把他透明的心向你敞开；再交，欢乐的天性浸在他别开生面的活动安排里，透着童心、童趣和活力，贴近自然，贴近阳光；偶然严肃起来的眼神，是他在阐述博学的理念和矢志不渝的追求；当他专心致志地为你精心表演茶道时，认真、专注，充满了对茶文化的顶礼；随着雅室溢满了台湾特有的高山乌龙和“猫空”清茶那飘香时，你看到了他眼神中的自豪。
可是，每当他和他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的是一个爱家男人的柔情和蜜意；方知道家庭的爱才是他的源泉。
他的那双大眼睛里的神情是变幻的。
当真正读懂了这双眼睛的时候，你已经拥有了一个挚友和知己。
这位政大中山所的李所长认为，政大虽是宝；但是宝中之宝却是政大的后山，他认为修身养性比完成学业更重要——他总是这样对年轻人说；他又说民主社会的终极价值不是民主制度和民主选举，而是自由和人权。所以他临“急”受“命”，接办“从转型正义看‘中共反右五十年和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研讨会”；所以他在百忙中也一定要亲自陪我们参观、我认为也是这次观选活动中最感人的一幕：陈文成纪念馆。
有活力和自由的特质，才有了对后山的钟情，并营造出了走山的雅兴与活泼。
李酉潭教授也把他们的台湾公民社的年会特别订为“走山联谊”。
2007年12月16日，我们走山。
上午阳光灿烂；据说冬日里的台北，阳光难得这般明媚。
随处可见走山的政大人，当数我们这一群“兵强马壮”。那天，参加走山联谊的有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73岁的陈春生教授、政大的张逸民教授、欧盟协会廖林丽玲秘书长、吴由美副教授、曾建元助理教授和他任检察官的年轻美丽的妻子、锡锋、展伟、政大校友等等，还有我们观选团一行五人。
一路观赏着路边的花草、史前的植物、漫山的绿树，细听山泉顺石缝沥沥流淌。感觉恰似踏春、秋游，颠覆了冬天的概念。
走山者一路上自由搭配，百无禁忌，高谈阔论，兴致极佳。我走在李教授和文立旁边，一面听他们的讨论，一面心想，若在过去大陆，仅仅这些言论，就会莫须有地被兜头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团体”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名目，在现在的大陆，也并非不可能呢。
李酉潭说，民主化激发出了向上提升的动力，反对党最大的功能是防止权力腐化，保证每个人的基本自由的权利。民主社会使得政党有机会执政，但不可以永远执政。他还说，什麽统独、蓝绿，统统是假问题。打个比方，中国大陆那边如果是美国，台湾假定是古巴，我主张并入！
行至山顶，诸位的衣帽都成了累赘，个个汗涔涔，满面红光。
大家驻足原木桌椅，小憩，分享着陈教授的甜橘、李教授的酽茶，继续围绕着自由人权的主题。
再起立，李教授告诉大家，有三条路可以下山，可各择其路，条条大陆通罗马，民主的道路也同样，但是自由人权必须是目标。真是深入骨髓的理念，可以演化成这样通俗的道理。
李酉潭狡黠地笑了，“但是，我必须再上这座小山，走这条路，因为我宝贝女儿等在那边。”大家都说，好呀，一起去！
老远就听到了小女孩的铃儿般的笑声，一隻可爱的小狗已经窜到了我们跟前，然后才看到一个小身影跳跃、奔跑着，可爱小狗狗和这个漂亮女孩互相追逐、嬉戏。再看李酉潭的脸，愈发绽放出了灿烂。父亲、女儿、小狗，现在成了大家注目的中心。起码，我被锁住了视线，眼睛追踪着酉潭和他的女儿，四周的声音悄然退淨……。眼前的景物恍惚切换，年轻的文立、天真的晶晶从我遥远的记忆中清晰起来。那笑声变成了爱笑的晶儿，那慈爱和幸福的脸幻成了文立……。
那是北京的春寒料峭日。晶晶惊喜得尖叫，“爸！爸爸回来了！啊呀，这，这小自行车是给我的？”然后，告诉我，妈妈，可不可以早些吃饭喏，我们要练车！没有几日，两个人就一起骑车出行了。回来时，九岁的女儿小脸通红，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环北京城绕行了，还去了大姑家，风好大呀，回来顶风，爸爸推着我的肩膀，我们像好朋友一样并肩骑车！文立忙着帮宝贝女儿脱衣洗脸、烫脚，嘴里不停地说，“今天我宝贝女儿可累坏了。”脸上荡漾着灿烂和骄傲，向我夸讚女儿的聪明、勇敢。再看，女儿早已进入了梦乡。
是呀，风好大！很快，另一场狂风暴雨袭来。
1981年4月9日夜半，十几个人同时闯进屋里，镁光灯刺眼地闪烁，文立泰然地直面，锃亮的手铐被扣上，我看到，那一刻，他的嘴角竟然隐现出了一丝微笑。我还在床上，顺手把一方手绢交给文立，他爱用。“爸，怎麽了？”是女儿从昏睡中在问，四下里寂然无声，我看到文立脸上抽搐一下，他没有转身，只是将头扭向女儿，用最温柔最平静的声音说，“没事儿，孩子，你睡吧。”我明白，他是刻意不让孩子看到那发着寒光的手铐……。
床上白淨的被单留下警察们的巨大脚印，几天都收拾不清家中的狼藉。我告诉孩子，爸爸是好人，爸爸很快就会回来！没事！好好上学。
没过几日，在全校早操刚刚做完，多数的小学生还没有散开，教导主任站在操场高高讲台上，问瘦瘦小小的晶晶：“徐瑾！你的爸爸每天回家吗？”小孩子怔住了，支支吾吾地说，“嗯……，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
“你撒谎！”教导主任厉声地说。放学后女儿跑得气喘吁吁，“妈妈，怎麽办？学校知道了……！”
我去了学校，找到了她的班主任王老师，告诉她，如果是撒谎，那是我，与孩子无关。我告诉她，徐瑾的爸爸因为什麽被带走了。王老师说，毕竟不是文革时期了，教导主任没有水平。
快乐的天性和对爸爸、妈妈、老师的信任，暂时让孩子没有了顾虑。
课堂上老师讲了一个可笑的故事，全班的孩子哈哈大笑，晶晶平时就是个最爱笑的孩子，这时候也笑得开朗。老师突然向晶晶招手，让她站到前面来，孩子大方地走过去，还没有感觉什麽，老师推她的肩膀，让她面对全班，孩子们的笑还在继续。这时，老师的脸色突然一沉，全班都没了笑声，老师对晶晶说，“笑啊，接着笑。你还笑呢！你们家都出了那样的事，你还笑！”晶晶大滴大滴的泪水悄然滚落到了胸襟。
课堂上的这一切，是我后来知道的。
那天夜里，晶儿发起了高烧，我则以为又是扁桃体发炎了。第二天没有让她去上学，我自己也请了假，在家照看她，生病的孩子沉默无语。大约放学时分，家里响起敲门声，我打开房门，外面站着二十几个小朋友，全都是晶儿的同学，“阿姨好，我们来看徐瑾。”他们依次静悄悄地进到房间，个个都特别小心、懂事的样子，友善地问候，悄声地问晶晶难受吗，说他们把每个人的零用钱凑起来，买了礼物，送给晶晶。晶晶则感激得说不出话，眼睛痴痴地环顾着大家。这一切都让我感觉有点奇怪。
小君旋和昕昕临走的时候，把我拉到厨房，然后又转到楼道，她们告诉了我昨天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又说，今天，徐瑾没有来上课，王老师告诉我们说徐瑾的爸爸是大反革命，被公安局抓走了。我们都喜欢徐瑾，也见过徐叔叔，所以不约而同地都来了。我们不喜欢王老师这样对徐瑾。
我太感谢这群善良的孩子们了，他们比有些大人还懂事。直至今日，晶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的独特笑声就不再了。
她的小学同学们都成了她永远的朋友，后来晶晶出了国，每逢春节，她的这帮同学都会来家里看我。
到达台北的第一天的晚宴上，一位资深的记者说了令我感动到心底的话，他说，他採访过无数的人，从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如徐瑾这麽优秀！
……
走山回来，我坐在餐桌边，对面是酉潭和他的宝贝女儿，酉潭先是告诉大家，小牛肉好吃，鲑鱼味道也不错，意大利面很有特色，因为，为了大家这一餐，他特意来品尝过这里的西餐。这一点又极像文立，凡事亲恭；为别人，考虑的极其周到。而且，文立也和酉潭一样，总喜欢和别人分享好东西，好感受。因这些，文立反而常常被人误读，不知酉潭有没有？
酉潭让女儿自主点菜，女儿瞪着漂亮的大眼睛笑问爸爸：
“我自己订？”
“当然。”
“那我就要一份冰激凌。”
“嗯……”
“人家太饿了嘛！”
女孩并不刻意坚持，爸爸一直在开心地和她聊天。我看到这父女二人“像好朋友一样”。
酉潭跟我说，他每天一定要送女儿上学，虽然仅仅200米的路程。女儿问他，不放心麽？女儿在快到学校的时候，要求父亲停下脚步，不要让同学笑话她要爸爸送。
酉潭孩子般地告诉我，是我离不开她呀，她简直就是天使！
是啊，酉潭女儿小忆馨是幸福的，因为她有她父母亲那样真诚的眼神，像天使。
第五篇
台北之夜雅典娜
——随团漫笔（5）
台湾曾建元教授推荐发表
【大纪元12月29日讯】
2007年12月17日晚，受曾建元先生邀请，我们去听了一场台北世纪合唱团的演唱会。
当听说曾建元自己也参与演唱，以我们往常在中国大陆的经验，想当然地认为，这可能不过是一场业余爱好者的「自我秀」；于是抱着给朋友捧场的心态，前往。
然而，这一去，所受到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加之后来的夜逛书市、猫空品茗、南欧西餐……，着实让我们对台北的夜生活的高品质有了耳目一新的体验。
台北国家音乐厅和戏剧院分别位于肃穆、宏伟的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左右两侧。音乐厅的外观是歇山式大屋顶的建筑、四周围环绕着巨型红色柱廊，气势夺人。进得门厅，最醒目的是那有高达三层楼的水晶吊灯，走在质地高档松软的地毯上，典雅、脱俗的音乐殿堂的感觉首先打动了我。这样典雅的音乐厅，至少在我2002年12月24日去国前的北京市是没有的。
合唱在我成长的年代很是时髦，在中国大陆强调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年代，合唱曲目大多是振奋情绪和鼓动战斗的。现在看起来，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跟那一代人容易被振奋和鼓动不无关系。譬如《在太行山上》、《长征组歌》、《黄河颂》、《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都是伴随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大合唱曲目。以至于，对合唱也产生了成见，认为合唱一定就是昂扬、鼓噪、喧嚣的。
然而，你相信奇蹟吗？在你听过了台北世纪合唱团的演唱会后，你就会相信那是奇迹——合唱可以是那样的优美、高雅，和谐而浪漫，是口唱心合的艺术，似年轻的精灵在雀跃，自远方奔来。
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台北世纪合唱团的演唱者竟然是业余的，他们不怀抱政治宣传的目的，只是一群纯粹热爱音乐、热爱合唱的非专业的「歌唱家」。
他们选择中外不同国家、古今不同时期的乐曲，以及圣、俗、悲、喜迥然不同的曲目，通过他们精湛的音乐造诣，训练有素的声音，向我们传达了曲作者要传达的细腻、超凡的情感和人生感悟。
每位演唱者都将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对音乐的虔诚，借嫺熟的音乐技巧，奉献给观众。
尽管，我们对音乐知识很匮乏。但是，合唱团却用他们特有的声音把我们吸进了空灵的和声世界，让我们忘却了时间、空间、完完全全被感动、被陶醉、被昇华、被融入其中。
他们在这次音乐会上表演的曲目，涵盖宽泛，有六声部的圣乐，採用文艺复兴与巴罗克时代的技巧，交替地用声部间的不同模彷，创造出万众称颂上帝的公义和恩典。然而在《圣母颂》里，则用另外的风格演唱，优美女声的西班牙风格营造出的神秘氛围，让人飘飘欲仙，直达天庭，见证伟大奥秘和耶稣降临的欢愉。法国乐派的风格，则是深刻出自平静和简朴，被融合在那清丽、优雅的绚丽之中。最后的段落，竟然是当代西班牙的混声八部合唱，先是每位歌者以自由的速度、似说话的语调营造整体和声的变化，随后转为女高音部为主题，其他声部随后；进而由男低音循序渐进地发展为四声部。男声洪厚，女声柔和，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耶稣的降临。优美的和声在各声部中游动，激情的讚美演进成了震撼天宇的同心高歌，那种神圣感使得在场的观众深深地被打动，真正体会到了「音乐是祈祷的形式」，以美学的方式撼动着真实的人境。
同时，在曲目《未历之境》中，则表现了人间的源源不绝的人生试炼，和永不停息的人生旅途。
音乐会还演绎了徐志摩的浪漫诗歌的演唱，他们还用台湾不同原住民的母语和欢歌的曲风作为表演的元素。
有这样好的合唱团，不能不感谢那位纤细、儒雅、活泼、可爱的女指挥——翁佳芬博士，她是合唱团的灵魂，她不但引领着台上的歌者，还引领着台下的听众，一起吮吸着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向上，向善，向着高雅升华，所以她也是整个音乐会的灵魂。在她的干净漂亮的指挥下，整个合唱团高音部浑圆饱满，嘹亮辉煌；中音区金钟震耳，势如破竹；低音域浑厚沉稳，迴旋激荡；她让整个合唱团每位歌者的音乐天赋淋漓尽致地迸发出来，令观众赞叹折服。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孤陋寡闻的我所听过的最好的一场合唱音乐会。
当我们再次见到曾建元，由衷地评价、赞扬他们的合唱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曾建元，开始很严肃地听；当听到对他们合唱团的高度赞扬时，他如同孩子般地笑了，笑得那么得意、开心。
曾教授是我们这个代表团得以前来台湾考察和观选的幕后推手，我们深知他所担当的勇气和决心，此次能够如此顺利地完成台湾之旅，首先就得感谢曾建元教授不懈地努力和悉心关照。
我每次和他见面都会问他：「你每天睡觉吗？」他眨眨眼睛，憨憨地笑……。因为，你可知？他任教在新竹；大量、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在台北；他有着等身的著作，大量的学术研究，众多的研究生。而他，每次对我们的活动安排和载有他几乎每天在写的时评文章的E-mail 都是在午夜之后，不知他如何拥有这麽旺盛的精力和激情。从他涉猎的学术、社会、艺术的诸领域，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的一身正气和深深的社会责任，以及知识份子的良知。
他的同仁对他友爱，他的学生对他敬重；在他的深刻影响下，我们的全程向导——陈锡锋就如同他的老师一样，是位优秀敦厚的青年俊杰。
曾建元透过他厚厚的镜片闪烁着一双智慧的眼睛，每当他探讨问题、阐述政治观点时，那眼神是严肃认真的；每当他谈到他的妻子时，他的眼睛蕴含着幸福和骄傲——“最近，报纸上报导的那起最轰动的少年弑父案，我妻子是那案子的检察官，是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为那个少年力争了法律空间，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他又是个极其快乐活泼的人，他会笑得像个孩子，他的幽默也能让在场的不论老少全部笑翻。
但是，当他给我们讲有关合唱团一个故事时，虽然语调平静，我却感觉到了他的心仍然在颤抖，那是深深伤到了心底的痛。
对于歌唱的热爱涵盖了他们对和平、和谐的追求和企盼，歌声代替枪炮声，和谐凌驾敌对，合唱以和平的方式表现了人类最善良美好的诉求。而且他们全部的歌声没有硝烟、没有敌意，有的只是向善和美好。他们用心去唱，去表达，发自内心的善良。但是，2000年当他们成为台湾唯一具有直接进入决赛资格的队伍，参加了在奥地利召开的合唱奥林匹克大会，那是一个当今国际上最具规模，并直逼体育奥运会的壮观的合唱比赛。所以受邀，是因为台北世纪合唱团傲人的成绩——意大利格里吉雅合唱比赛1997年总冠军的资格。然而就在这次闭幕典礼上蒙受到令人哀伤的打击，因为台北世纪合唱团虽获金牌，却不可以如同其他任何一个合唱团那样——挥舞自己的旗帜，是因为那些自称是台湾的同胞的大陆官员一再要求大会不准悬挂这个团的会旗，奥运会认可的梅花会旗也不可以，而且大陆的团队还刻意朝自己的同胞——台北世纪合唱团，挑战似地挥舞五星红旗，不少年轻女团员禁不住地哭出了声。
不能想像，这一切就那么重要么？早年，在自己闭关锁国的漫漫地岁月里，中国大陆凭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全体公民人为地按阶级和家庭出身区分成不同等级，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与人彼此斗来斗去，几十年下来，把个中国大陆搞得人人自危，冤魂不绝。今天，中国终于走向了世界，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握手言欢，但是唯唯对自己“神圣领土”上的“台湾同胞”如此不宽容，如此小家子气！
中国大陆，近年曾经兴起过一首感人的合唱：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乾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共风雨
我们共追求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无论你我不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安
多麽美好的歌词，但愿我们真正用心去唱，如果能用真正自家人的情感去体会台北世纪合唱团每个团员的心，真情地爱他们，爱台湾的人民，不管两岸已经分离多久、多远，只有真心的爱，才能温暖他们被伤害的心。
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
蕴涵爱的文化、素养和气质，这是比GDP更重要的精神积淀；有高的GDP，未必一定有这种精神上的积淀。一个没有精神积淀的民族，必定不会优秀；一个没有现代精神积淀的民族，也必定难以真正立足于现代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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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贺信彤家世及简历
《红色巨谍俞强声出走的前夜》
第一章 身边的人
第二章 季颖——俞强声的妻子
第三章 出走的前夜
《误了一甲子的航班》
第一篇 不堪此梦六十载
第二篇 老街泪酒祭先父
第三篇 咖啡吧里探选情
第四篇 政大后山李酉潭
第五篇 台北之夜雅典娜
评介三则
賀信彤家世和簡歷
賀信彤，1947年10月14日出生於中國北平。據家譜記載，祖家是唐朝賀知章後人。籍貫浙江。（大哥記憶）
爺爺賀紹章是前清舉人，民國時期曾在山西太原任省工商司法廳廳長，曾在北平監管印制鈔票，之後在教育部工作。「鎮海試館」是當時唯一此類「試館」，後改成「鎮海會館」，位於北平王府井附近的「小甜水井」。賀家長期居於此館。（三姐記憶）
父親賀子謇是爸爸的號，本名在家譜上是賀忠訏，叔叔叫賀忠謨。这是爺爺決定的忠、信，後面排行是孝、友，再傳下去我也不記得了。（小哥記憶）
父親賀子謇早年求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中途被奶奶因爺爺過世招回。之後曾經在商務書館工作；又在《世界日報》報社當記者。蔣介石先生1906-10年東渡日本留學往返期間，在北平就借居我家故居「鎮海會館」，與父親建立了深厚私誼；1945年12月蔣介石宋美齡訪問北平時曾回「會館」探視，由父親接待；宋美齡沒有進院，坐在轎車裡發糖給孩子們，孩子們得以圍觀大美人的總統夫人。另外，父親摯友還有陳布雷、成舍我、熊十力、熊西冷。盧思浩是家中有銀號時的會計，家中有馬號、車庫。
父親曾是北平大興利和鹽田股東，經辦人賀德令。（三姐記憶）
父親賀子謇，1945年抗戰勝利曾被聘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法庭翻譯，1948年作為蔣公私友，赴台灣講學訪友遂未能返回大陸，1953年客死台灣；賀信彤卻因此背上台屬包袱，備受歧視和壓抑。
賀信彤所以有曾用名：康彤。
1968年畢業於北京財貿學校。在丈夫二次入獄期間，為了丈夫在獄中和女兒能夠有較好的生活，一面兼數職工作，一面在1987－1989年續本科於北京師範大學。工作於北京商貿學校，任現代會計學講師。
1981年－2002年丈夫徐文立被中共政府迫害兩次身系監獄16年，在守望丈夫和去國留學女兒的二十余年歲月裏，以家信的形式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應美國布什總統邀請，陪丈夫徐文立從北京監獄直接流亡美國。
系獨立中文筆會作家。
創作年表
· 《徐文立獄中（含賀信彤）家書 (1981年—1993年）》，1996年在香港由「民主大學」出版、可能已售罄。
· 《誤了一甲子的航班——隨團漫筆（1-5）等》2007年－2008年發表在香港等報刊、網站。
· 《紅色巨諜俞強聲出走的前夜》因2016年香港政治形勢開始大變，受「銅鑼灣事件」影響，就以《文朗出版社》名義出版，以致無法在香港銷售；電子版由Smashwords公司出版，在亞馬遜上有售。
· 1978民主墻當事人夫婦第一本回憶錄《獄中獄與獄外獄》紙質和電子版均於2021年由台灣「亞太政治哲學文化有限公司」出版、銷售。美國布朗大學書店也有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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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影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k-rZ2pjLI&t=163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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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LI XU , L.H.D. Brown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200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SW2kI6Wtg&list=PLdZQ649Bh4DWeN8PDXVrZoYIj39OuZS_n&index=22
（直發版本1-5冊之三）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3/03/1-5_88.html
https://xuinusa.com/《前夜》（直發版本1-5冊之三）/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9163/202303/7434.html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Spy Yu Qiangsheng’s Escape
By Xintong He
红色巨谍俞强声
出走的前夜
及
误了一甲子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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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信彤 著
第一篇
不堪此梦六十载
——随团漫笔（1）
（原载香港12/23/07《苹果日报》）
“人是活宝”，文立说他最爱的奶奶总是这麽说。飞机腾空起飞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这句名言。
终于，要去台湾了。
女儿一早就赶来，送我们到机场。“一路平安，旅途快乐”女儿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读得出祝福后面那些许的担心；前几日，当听说我们途径香港时，一丝丝不安就隐现在女儿的脸上，“为什麽要经过香港？爸，你可要小心喔！”
从普城（Providence RI, USA）登机，两个小时就到了底特律，换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011航班，朝着东方（我母国的方向）飞去。十三个小时之后，2007年12月7日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半，飞抵日本东京机场。
晚上6点飞机再次起飞，暮色中向下鸟瞰，下面的岛国掩映在森林的黝黑里。
我这次是随我的先生——徐文立和他们的秘书长XX先生一起来的。文立、XX是代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受台湾民主基金会委託的中国青年团结会的邀请，赴台来观摩台湾2008年的总统大选初期活动和立法委员选举，同时参加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中华大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五所学校及人权组织的国际研讨会和座谈会。
这次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组团赴台的特别意义就在于，这是中国大陆的政党组织、也是中国大陆的反对党第一次正式访问台湾和观选。这次中国大陆政党组织赴台访问和观选的首创之旅，对于未来海峡两岸关係、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海峡两岸政党组织的互动，都有可能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将和中国大陆知名作家叶永烈夫妇一同受邀随团访问台湾。
秉性难改。虽然随夫这麽多年，我自己却怎麽也政治化不起来，内心总想写点什麽随笔，不经意中写就了这样一些文字：既可能让人瞭解我先生肩负的政治使命，又可以从我的笔端品味一些我特别的观察，分享一下我眼中的趣闻轶事。
我的先生——徐文立，作为一个被放逐的政治流亡者，流亡海外已经5年了。对于他，是多麽想再一次踏上自己祖国的土地，那种期待和冲动，我心里是深深瞭解的。儘管临行前几日，女儿一再提醒：“爸爸不要进香港，可能会有危险。”可是作为妻子，多年的习惯告诉我，先生每一次的政治决断，自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不喜欢提前透露他的政治决断，包括对我。好在，我已经养成了绝不事先打听，也绝不事先影响他政治决断的习惯。当然，我毕竟是他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中的伴侣，我也多多少少能够解读他每次重大决断的踪迹。其实，并不复杂；其实，也极为简单。文立做事，从来第一凭的是良知；第二是直觉；第三才是理性。文立的行为处事，决非如有人刻意在坊间散布的那样神秘，当然也可能不像我概括的这般简单。
经过5个多小时，当地时间晚10点，飞机停落在了香港新机场，旅客们鱼贯而出，经过好几个助步甬道，再按路标转了几个弯，来到了转机兼出境的大厅，大量的人士向出境闸口走去；闸口前，人们排成了长龙。显然，要出了关，才能取到行李。行事一贯从容的文立没有去排那出境的大队，他首先找到了将来要转机赴台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柜台。我从文立打听的情况看，此时此刻的他显然并不特别打算入境香港。可能对于文立来说，已然到了这里，表明他已经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已经再次踏回了祖国的土地，至于入境不入境，看不看香港的繁华街景，已经并不特别重要了。
中华航空公司的柜台里有三个员工。香港机场的工作人员都着装笔挺，头发、胡须都打理得仔细，清爽，个个一副认真敬业的神态，接人待物很有分寸，而且谈吐礼貌。
文立坦诚地告诉接待者我们现有的问题，又问倘若现在就转机，有没有可能？行李怎麽办？因为那就意味着提前二天入台。
但是，由于我们受邀组团和办理入台手续的过程比较仓促，允许入台的正式证件并未到手，7号此时是周末，8号又是假日……。
十分理解我们、甚至愿意推迟下班来帮助我们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杨先生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选题：让我们停留在转机厅（已是晚上没有食物出售，也没有休息室），他不忍；让我们立即转机，我们尚没有入台手续，他不能。
文立为了不让中华航空公司和这位热心的杨先生为难，就决定试一试看，能不能临时申请进入香港，特别用拼音(Xu Wenli)填写了姓名，而不是中文的：徐文立。
我们排队来到了海关出口，边防警察查看了我们的全部证件——美国政府签发的政治难民旅行证和美国绿卡。之后，就让我们随他们的人去了香港入境事务办公室，让我们等待……，这一等，就让我们等了二个多小时，这个过程不时可以看到一批又一批不知身份的人，从那间主任办公室的百叶窗后，向我们这里张望，甚至有的人用手扒开百叶窗，想把我们看个清楚；有意思的是窥视者的年龄，是一拨比一拨大至老。夜已深，我们也疲倦得很，可能文立知道，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就用这种永远不予答复的手段，拒绝你入境。显然，这个特区已经徒具虚名了，“一国两制”看来也要渐渐地变成“一国一制”了，才几年光景！起码，现在这里的边防警察和北京公安局政保处的警察们，在我的眼里是一样的。我想，对于文立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和香港的朋友欢聚了，这些朋友都是文立几十年的老朋友，有的是曾和他在狱中比邻相居的难友；有的人虽然从未谋面，却几十年不懈地为营救文立和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呼号、奋斗；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当面向最近受到中共和香港当局政治迫害的——华叔表示声援；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当面向他的朋友——陈太的竞选成功，表示他热诚的祝贺；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和他的老朋友长毛、陈仕强、卢四清……相拥问候；文立可能遗憾的是不能向参加香港反右50周年研讨会的前辈们表示他的敬意……。
第二天，当台湾的朋友们听说文立和我滞留香港机场飞地，向境管局申请，在没有办妥入台证件的情况下，让我们破例地得到了转机入台的许可。此时，先期到达香港的XX秘书长立即从市区赶往香港新机场协助我们，可是我们和他处在两个不同的区域，不得会合；他又不辞辛苦再返回市中心，拿了自己的行装再次赶来新机场，决定也提前赴台。中国民主党香港党部主席万宝先生也赶来机场，希望和我们一会，无奈他没有进入登机区的机票，他和XX还千方百计想寻找到一个双方可以遥遥相望的地区，但是诺大的香港新机场却找不到这么一个“望友台”，只好在电话中依依道别……。
等XX和我们会合，我和文立得到飞往台湾的机票时，距登机的时间只差十几分钟，我们小跑地赶往登机口。台湾的空姐招呼我们入座后，飞机缓缓移动了。
飞往台湾的飞机，起飞了。
我听到广播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您现在乘坐的是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此次飞行的终点是台北。时间大约用1小时30分钟……。”
是台北，台北！我本应该在一岁的时候随母亲乘坐这班飞机的，起点就是香港，终点也就是台北！今年，我整整60岁！这航班整整误了一个甲子，恍如隔世，泪水夺眶而出……。
1948年，父亲去台湾讲学会友。时局巨变，父亲寄来飞机票要母亲带我到香港，然后转机再到台湾。飞机停飞了，父亲又打来电话，要妈妈赶快去天津，乘轮船先去香港，再飞台湾，也没能走成。再后来，父亲辗转地寄来封信，要好几个月才能收到，前脚收信，后脚跟着来了“人民警察”，他要看信，再后来连信也通不成了，从此天各一方，淼无音讯，我没了爸爸！
我对爸爸的瞭解，是从妈妈口中听到的，谈论爸爸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分，在那万籁俱寂的漆黑深夜，9岁刚刚懂事的我全神贯注地倾听妈压低了声音的故事。黑暗中，我的爸爸悄然来到我的心中，那是我的爸爸，他早年留学日本，他博学、干练、聪明过人。“他爱我吗？”妈说“怎麽不爱？”为你取名字时，他仔细斟酌，然后弯腰亲你，并跟我说：“我这个小女儿聪明，将来一定成为世界知名的人物。”“那年去台湾，临走的那个晚上，他紧紧搂着你睡……”妈还说。后来通信越来越难，爸爸托人带信儿，要妈带我去照一张照片，说他想看看我……。断断续续，我的爸爸深深驻在了我的心中。然而，妈妈嘱咐我，对谁也不可以谈起你的爸爸，永远不能!
从我入学开始，就要填写履历表格，表格的最后用重体字写着一项：亲属中，特别是直系亲属中是否有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要如实填写。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栏表格，从此我就知道自己早已成了罪人，因为我的父亲在台湾！……
不说、不说我的爸爸在台湾，没有人知道，我不要求“进步”，不写入团申请，因为那将意味着要交代爸爸在台湾。我的童年不快乐，因为要掩饰一个致命的秘密。然而，文革中，学校实行了军管，解放军在大会上讲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我们天天讲，难道我们就太平了吗？没有，我们不能松懈我们的警惕。有的人，她今天就坐在你们中间，她的父亲在台湾！”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一下，会场上几百个同学，听到这里，不约而同地全体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声音如同在看恐怖电影，有的女生竟然发出“呀！——”的唏嘘，解放军政委威严地用更冷峻的口吻继续说下去，会场霎时鸦雀无声，“但是，她就敢对我们隐瞒！”我坐在那里，心砰砰乱跳，全身都感觉被火燃烧着，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会后，我被叫去：“怎麽样？谈谈关于你的父亲！”
直到1978年，我的大哥才从新加坡来找我，大哥告诉我，爸爸不是政治人物，只是个文人，1953年，爸爸因抑郁，在台湾去世了，收拾遗物时，发现我的照片，爸爸一直珍藏在自己贴身的上衣口袋里。再后来，我结了婚，我的丈夫徐文立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犯之一，我成了大反革命的家属——应了爸爸的预言：1978年回到了我原来的『贺信彤』名下才“名扬天下”。1981-2002年前后两次啊，我探监，受株连，一等就是16年。然后全家被驱逐出国，真得成个最不堪的“知名的人”了。
（美国国会前议长南希·裴洛西曾经评价：徐先生是中国最勇敢，最长于雄辩，也是最能掌握“度”的提倡民主人士之一。——Mr. Xu is one of China's bravest, most eloquent and also most measured advocates of democracy.）《南希·裴洛西2002.6.4在美国国会的讲词》
一切拜上天所赐，往事抹不去……！
温柔可爱的空姐送来了点心。一杯馥郁的乌龙茶，鱼肉小窝窝头，叉烧包，包裹竹叶的虾，还有颤巍巍碧绿果冻。好贴心的一餐，好温馨的一餐，带着爸爸应该给予我的温暖……。
空姐们，穿着传统的中式旗袍，俏皮端庄，且是藕荷色，真是巧合吗？这是妈最爱的颜色！
爸爸妈妈早已作古，这一切都是您们安排的吗？
冥冥中，爸妈慈悲、爱怜地注视着我。
我终于来到台湾了，还有我的夫君，谢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第二篇
老街泪酒祭先父
——随团漫笔（2）
原载香港杂志《开放》2008年2月号
文立在桃园机场就寻到了绍兴黄酒，捧着这坛爸爸一定喜欢的老酒，踏上了我魂牵梦绕的台北。匆忙的脚步，急切的心情，60年的梦魇让我心绪跌宕起伏，似乎老爸还在那里候着我的迟到。
汉口街、博爱路一带如今是台北摄影器材的聚集地，据说也是全球照相机经销店最密集的地方。众多的照相机经销店中也夹杂一些书店和其他商店，父亲在台北生活过的汉口街一段80巷的路口，现在则是一幢高耸的商业大楼，赫然挂着“怡客咖啡”的匾牌，楼前的便道用地板砖铺就，是遮阳避雨的甬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着。从80巷6弄，转弯进去，在台湾挚友的帮助下很容易便寻到4号门牌，这里的街道和外面大街的风格是浑然不同的，这儿的巷子狭窄，仰头望去，两边都是破旧不堪的老旧居民楼，二楼以上的阳台、窗户都被不同的铁栅栏封住，私自搭建的遮阳挡雨的石棉瓦尤其难看，各家的窗外都吊挂着各色品牌的空调机，一楼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水泥外牆受了潮，布满了驳驳的霉斑，凌乱中可以看到“摸骨算命”、“保健”等匾牌，毗邻在路口的是一家街头小餐馆。仰望这残破景象，心中徒然黯然起来，爸爸的晚年蜗居在这里麽？
文立拥搂着我，他懂得我此刻的伤感。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北京东城区小甜水井4号的“浙江会馆”，我们住在会馆里的一个独立院落里，在那里已经住了三代，珍藏的照片可以看到家里的基本状况，房子虽然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但家中陈设一应现代，沙发、地毯、钢琴……，这也曾让我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心里一阵一阵发虚——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派头。后来，我也曾前去寻找故居，那里先是盖成了“红霞公寓”，供北京市政府的中共高干们居住，后来又在那里扩建了北京饭店，我家的痕迹早已没有了。
现在，在台北，面对如此破败的房舍，揣测着父亲的晚年竟然如此凄凉，徒让全家背着父亲的包袱，他老人家的境遇却是如此！文立认真地将绍兴老酒徐徐洒下，安慰我说：“爸爸知道我们来了，比什麽都重要！”我接过那坛酒，也徐徐洒下，琥珀色的浆液含着我忍不住的泪水溅落在街头，此处可曾有过父亲的足迹？百般的滋味翻滚在心头。
街口的小吃店老板看我们当街洒酒，好生奇怪，便问我们所为何来。他一把年纪，顺房檐撑起的简易房屋摆放着三张桌子，小店前的路边另外摆着两张八仙桌，络绎的食客不断，虽不兴隆却也忙碌。我们一行便顺便坐了下来，文立仔细地向他打探可知我的先父否。我坐在那里细细观望四周，街道很窄，一溜几家类似的小吃店在道路两旁，巷子的两侧都是陈旧的楼房，整个街巷里飘浮着炝锅的味道，地面全部是水泥铺就，路边用水泥抹出了方便流水的沟壑，不知是为了疏导雨水还是为了路边餐馆的方便？邻里之间彼此都很亲络，小店老板的孙子放学回家，一边脱衣，一边卸书包，衣服拖在了地上。孩子吃饭就在空閒的餐桌上，饭刚吃完，母亲催他们就在那里写作业。马路上不时有人开着机车（台湾特有的机械自行车和摩托车）矫健地通过，小巷很短，几家餐馆过去，就是水果摊和菜摊，新鲜时令的水果五颜六色，透红的莲雾、金黄的杨桃，芭乐、木瓜、凤梨、柳丁全部新鲜而诱人。
小店老板说自己是外来人，到这里没有几年，他建议我们去敲对面楼房的门，说那位才是老住户，文立客气地按铃，主人打开房门，房间里面却和这街巷大相径庭——宽敞而乾淨，老先生听后抱歉地说，他买这里的房子虽然很久，但也并非老住户，60年前的情景显然不得而知。文立又向附近的住户和店主们一一打探。他们说，小杂货店的女老板一直在这里做生意，恐怕是知道的。我们返回路边的餐桌，小店老板也忙里偷閒地放下炒勺，正跟隔壁的老太太说着，那老太太经营一个小小的杂货铺，见我们过来便走了出来，她和颜悦色，和善可亲，“我倒是从小长在这里，不知你们要寻哪一家？”文立说，是岳丈贺子謇，60年前来到这里，街巷、门牌就是这里，却不知他当年住在这里的情形。老人家笑了：现在的门牌可不是当年的，按你说的，当年，这个门牌是在现在前面那个商业大楼的位置，六十年前嘛，应该是一溜日式的房子，每套房子都有围墙，院子里面种满了竹子、鲜花，很好的日本房。她还记得，当年是有一个老先生住在其中的一套，是民国三十七、八年罢，很少出门……。但是，她记得那位老先生很胖。显然，这不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很瘦；也许是。但我感激上苍赐予我这位老人的记忆，起码让我知道我父亲的晚年是体面、安详的。当然，我更感激我的夫君，他不懈地一家又一家寻访讨问。老人说六十年前，这里可不是这样，那时，这边是运动场，那边是很讲究的日式平房，而且当年是很繁华的市区；现在看到的一溜水泥居民楼是50年代后建的，台北工业化后外来的人涌进来，这一带也越来越乱……。我心情豁然开朗，这也印证了信庸大哥1978年第一次从新加坡回来找到我时说的情景，大哥说，爸爸当年在台湾买下的是日式房产的地上产权，后来，原地盖了商业大楼、停车场，当年的房子早没有了。
我便和老人家攀谈起来，她老已经80多岁了，但是，说她只有60多岁也让人相信，她领我看她小店的后面，很小，一个用得油亮的巨大竹梯矗立在一个隔板前，隔板上面堆满了货物。她说，以前她和她的先生买下这个小店，夫妇俩和五个孩子就睡在上面，“很苦啊，但是，最终五个孩子都成了高学历”，老人家满意地说着。如今，老伴儿过世了，孩子们都不可能接手这个小店，但是老人却一直坚持经营着，“只当是个解闷的事，如果不干了，糗在家里，恐怕早痴呆了”，老人笑着说。她每年都会关门些日子，去美国、加拿大看孩子们，她说，孩子们都孝顺，说，妈妈这样大年纪还这麽辛苦，要让外人笑子女不孝呢。老人说，我自己挣钱自己花，每年还自费去看孩子，哪个孙子孙女学得好，我就发奖金，这样的奶奶就是好麽！她想得开，说：“钱就是给孩子的，死去了给，不如活着的时候给，看得着大家高兴”。老人现在遇到进货、上货，因为年头久了，自然大家都来帮忙；说话间，邻居来了，拿了瓶酒，老人只是说，“先拿去用吧。”她说，只要身体还行，就全当锻炼吧。我看着老人家健朗的身体，回味着老人家的真理：做一个让人高兴的老人。是啊，家尚且如此，国不更该如此嘛？
第三篇
咖啡吧里探选情
——随团漫笔（3）
原载香港杂志《开放》2008年3月号
“观选”观到了咖啡馆里，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文立他们负有使命，这次到台湾是来看选举“门道”的；我除了祭父之外，心情却是閒适的。对于我这个政治门外人，可能想看的倒是“热闹”。所以，想不出来在咖啡馆里能观出什麽选情来。
见到这位立法委员的竞选者的整个情景颇有点神秘。汽车七拐八弯，在暮色中总算找到了台北士林捷运2号线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过了街，等待，看不到任何竞选的喧嚣，我们倒好像是在准备和地下党接头。
不一会儿，一位身着黑色呢子大衣的年轻人静静地走来，竖起的领子衬得他的脸更加白皙，架着眼镜背后的双眼显得安静和自信，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周奕成。经介绍，知道他是台湾“野百合”学运的领袖、留学美国、曾任谢长廷国会助理、民进党文宣部副主任，现任“第三社会”、“党”发起人，周奕成特别强调要这样断句，来称呼他们这个党。他慢条斯理地、低声地阐述着：现在台湾选场，蓝绿对立，零和博弈，只有你死我活；经济不前，百姓自然不满；实际上，台湾已经形成了第三社会，即公民社会；这一次两票制，有一票可以选党，所以不一定如某些人断言，小党只有死路一条，我恰恰认为……。
“要多少选票？”
“百分之五……”
“可能吗？”
“……”
我知道他很有道理，代表着清流……。可是，我的思绪却让我集中不了听力，眼神不由自主地顺着刚刚爬过的陡峭的楼梯，向四周看去，这儿显然不像什麽竞选总部，不就是一个咖啡馆嘛。刚刚进门前，看见了『义式意思』四个字的招牌，甚是另类。几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倒卧在沙发里，一面漫不经心地敲打着手提电脑，一面懒懒地聊着天，据说其中有周奕成的助选义工；几对情侣静静地品着茗；走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选了一处幽静小圆桌，款款落座，独自一人优雅地呷着咖啡。
我悄然问叶永烈夫人，可曾有过如此閒情逸致？她摇头，从没有。
思绪回了来，看着周奕成，不知怎么，下午见到过的罗文嘉的影像和周奕成叠加了在一起。罗文嘉可是非同小可的人物，曾帮阿扁拿下过台北市长，也帮阿扁拿下过总统大位，现在却又敢直言民进党和阿扁的偏颇。这次，他为了民进党，在蓝营的票仓里抢选票；明显不得成功，倒是有可能打出声威来。
谈选举，落座在咖啡馆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上午那位曾落选立委的法学女硕士的话：我当年败就败在把竞选总部装潢成了咖啡馆，我现在正学闽南话呢；真不容易学啊，够难为马英九的……。
闽南话，“冻蒜”就是闽南话，要是没有人解释，我们绝对不知道它是什麽意思。
“冻蒜”是标准的闽南话，“胜选”的意思。
震天响的“冻蒜”！
这个极特别的吼叫，第一次听到，是下午在杨莲福那里。
下午，我们的车开到台北县泸州市，这天是星期日，又是逢16，被认为是最吉利的日子。所以，个个竞选总部都利用这一天“抢跑”，提早宣佈成立，如同过年一般，爆竹声、锣鼓声好不热闹。司机儘量把我们送到跟前，下了车，熙攘的人群都在观看游行队伍中的神明列阵，那些神明高大威武，全部身着绫罗绸缎的古代戏装，面具的表情生动夸张，脸色要麽赤红，要麽漆黑，每个神明都由人隐在那神明的衣服里面擎顶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间，神明均匀地分散其中，一眼望去，队伍中的神明就有好几十个；这些神明高出普通人一倍，一熘排开，和壮观的队伍同行，游行者一路高呼：“杨莲福，冻蒜！”“杨莲福，冻蒜！冻蒜！冻蒜！”
神明开道，煞是威风。
那一边街，高档的美式吉普车队，高高地飘扬着旗帜，呼啸而过，上边写着国民党的柯淑敏，颇有点海派。
从杨莲福那里出来，转了一个街口，就是民进党林淑芬竞选总部的造势场，讲的是闽南话，演讲者非常具有鼓动性，下面的听众与之呼应，上面不时地问：“豪不豪？（好不好）”下面齐声回答：“豪！豪！豪！（好好好）”。
小旗子举起，飘成一片绿色海洋。
我们从中间的空档走过去，看到的演讲者竟然是经常在电视新闻里见到的苏贞昌，他高昂地讲到一个段落，就和林淑芬牵着手，一起高高举起、重重落下并鞠躬。义工送我们每人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台湾好女儿林淑芬”——民进党提名的立法委员，“长昌加芬，幸福满分”。
拥护者中不少是老公公老婆婆，见我们手中有了小旗，就招呼我们坐在他们中间；我们没有停下，继续前行看下一个总部。
在同一条街上，中间由警察松松散散地站了一行作为隔离，我们从警察中间穿过，那边是另一个竞选势场——为的是林志嘉，他的竞选口号是捍卫弱势族群。不过我们到来时，集会刚刚散去。据说，这边的助选演讲者是李登辉，他也刚刚离去。
这边的义工并不在乎我们手中的异己小旗，又发给我们他们的支持林志嘉的小旗。我们就一并拿着。
随后，我们又来到杨莲福总部，游行看来结束了，义工们带来吃的东西，他们客气地请我们共用，品尝着他们的香肠小吃，看着满牆贴满『高票中选』的祝福，还有支持者赠送的几百盆的五颜六色的台湾兰花和碧绿多姿的富贵竹。然后，接待者李华球给我们讲闽南话“冻蒜”的意思，带着我们喊：冻蒜！冻蒜！冻蒜！周围的人都快乐地大笑，欢天喜地，没有见到对不同观点的人的不友好，敦厚而温良。从这一点上看，这一切又和李华球骄傲地介绍的他们的乡亲、成功地“反攻”到大陆的邓丽君的清新高雅、朴实无华是那麽的一致。
回程的车上，文立和汪岷对泸州选区的四位参选人关了赌，这两个穷汉也就敢赌一顿日本餐。从他们陈述的理由中，我看得出，他们重得都是民心、草根、资源和天意，莫非这就是“选票箱子里出执政权”的真谛？
第四篇
政大后山李酉潭
——随团漫笔（4）
原载香港杂志《开放》2008年4月号
“政大后山李酉潭”，可不是说台湾著名的政治大学的后山上，有名叫“李酉”的溪水一潭；要是真以为那样，李教授酉潭非罚我不可。
不过，说起李酉潭教授，他自己不就是一潭清澈的溪水吗？从第一眼见到他，你就会被他炯炯的眼神打动。
初识，他的眼神会把他透明的心向你敞开；再交，欢乐的天性浸在他别开生面的活动安排里，透着童心、童趣和活力，贴近自然，贴近阳光；偶然严肃起来的眼神，是他在阐述博学的理念和矢志不渝的追求；当他专心致志地为你精心表演茶道时，认真、专注，充满了对茶文化的顶礼；随着雅室溢满了台湾特有的高山乌龙和“猫空”清茶那飘香时，你看到了他眼神中的自豪。
可是，每当他和他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的是一个爱家男人的柔情和蜜意；方知道家庭的爱才是他的源泉。
他的那双大眼睛里的神情是变幻的。
当真正读懂了这双眼睛的时候，你已经拥有了一个挚友和知己。
这位政大中山所的李所长认为，政大虽是宝；但是宝中之宝却是政大的后山，他认为修身养性比完成学业更重要——他总是这样对年轻人说；他又说民主社会的终极价值不是民主制度和民主选举，而是自由和人权。所以他临“急”受“命”，接办“从转型正义看‘中共反右五十年和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研讨会”；所以他在百忙中也一定要亲自陪我们参观、我认为也是这次观选活动中最感人的一幕：陈文成纪念馆。
有活力和自由的特质，才有了对后山的钟情，并营造出了走山的雅兴与活泼。
李酉潭教授也把他们的台湾公民社的年会特别订为“走山联谊”。
2007年12月16日，我们走山。
上午阳光灿烂；据说冬日里的台北，阳光难得这般明媚。
随处可见走山的政大人，当数我们这一群“兵强马壮”。那天，参加走山联谊的有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73岁的陈春生教授、政大的张逸民教授、欧盟协会廖林丽玲秘书长、吴由美副教授、曾建元助理教授和他任检察官的年轻美丽的妻子、锡锋、展伟、政大校友等等，还有我们观选团一行五人。
一路观赏着路边的花草、史前的植物、漫山的绿树，细听山泉顺石缝沥沥流淌。感觉恰似踏春、秋游，颠覆了冬天的概念。
走山者一路上自由搭配，百无禁忌，高谈阔论，兴致极佳。我走在李教授和文立旁边，一面听他们的讨论，一面心想，若在过去大陆，仅仅这些言论，就会莫须有地被兜头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团体”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名目，在现在的大陆，也并非不可能呢。
李酉潭说，民主化激发出了向上提升的动力，反对党最大的功能是防止权力腐化，保证每个人的基本自由的权利。民主社会使得政党有机会执政，但不可以永远执政。他还说，什麽统独、蓝绿，统统是假问题。打个比方，中国大陆那边如果是美国，台湾假定是古巴，我主张并入！
行至山顶，诸位的衣帽都成了累赘，个个汗涔涔，满面红光。
大家驻足原木桌椅，小憩，分享着陈教授的甜橘、李教授的酽茶，继续围绕着自由人权的主题。
再起立，李教授告诉大家，有三条路可以下山，可各择其路，条条大陆通罗马，民主的道路也同样，但是自由人权必须是目标。真是深入骨髓的理念，可以演化成这样通俗的道理。
李酉潭狡黠地笑了，“但是，我必须再上这座小山，走这条路，因为我宝贝女儿等在那边。”大家都说，好呀，一起去！
老远就听到了小女孩的铃儿般的笑声，一隻可爱的小狗已经窜到了我们跟前，然后才看到一个小身影跳跃、奔跑着，可爱小狗狗和这个漂亮女孩互相追逐、嬉戏。再看李酉潭的脸，愈发绽放出了灿烂。父亲、女儿、小狗，现在成了大家注目的中心。起码，我被锁住了视线，眼睛追踪着酉潭和他的女儿，四周的声音悄然退淨……。眼前的景物恍惚切换，年轻的文立、天真的晶晶从我遥远的记忆中清晰起来。那笑声变成了爱笑的晶儿，那慈爱和幸福的脸幻成了文立……。
那是北京的春寒料峭日。晶晶惊喜得尖叫，“爸！爸爸回来了！啊呀，这，这小自行车是给我的？”然后，告诉我，妈妈，可不可以早些吃饭喏，我们要练车！没有几日，两个人就一起骑车出行了。回来时，九岁的女儿小脸通红，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环北京城绕行了，还去了大姑家，风好大呀，回来顶风，爸爸推着我的肩膀，我们像好朋友一样并肩骑车！文立忙着帮宝贝女儿脱衣洗脸、烫脚，嘴里不停地说，“今天我宝贝女儿可累坏了。”脸上荡漾着灿烂和骄傲，向我夸讚女儿的聪明、勇敢。再看，女儿早已进入了梦乡。
是呀，风好大！很快，另一场狂风暴雨袭来。
1981年4月9日夜半，十几个人同时闯进屋里，镁光灯刺眼地闪烁，文立泰然地直面，锃亮的手铐被扣上，我看到，那一刻，他的嘴角竟然隐现出了一丝微笑。我还在床上，顺手把一方手绢交给文立，他爱用。“爸，怎麽了？”是女儿从昏睡中在问，四下里寂然无声，我看到文立脸上抽搐一下，他没有转身，只是将头扭向女儿，用最温柔最平静的声音说，“没事儿，孩子，你睡吧。”我明白，他是刻意不让孩子看到那发着寒光的手铐……。
床上白淨的被单留下警察们的巨大脚印，几天都收拾不清家中的狼藉。我告诉孩子，爸爸是好人，爸爸很快就会回来！没事！好好上学。
没过几日，在全校早操刚刚做完，多数的小学生还没有散开，教导主任站在操场高高讲台上，问瘦瘦小小的晶晶：“徐瑾！你的爸爸每天回家吗？”小孩子怔住了，支支吾吾地说，“嗯……，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
“你撒谎！”教导主任厉声地说。放学后女儿跑得气喘吁吁，“妈妈，怎麽办？学校知道了……！”
我去了学校，找到了她的班主任王老师，告诉她，如果是撒谎，那是我，与孩子无关。我告诉她，徐瑾的爸爸因为什麽被带走了。王老师说，毕竟不是文革时期了，教导主任没有水平。
快乐的天性和对爸爸、妈妈、老师的信任，暂时让孩子没有了顾虑。
课堂上老师讲了一个可笑的故事，全班的孩子哈哈大笑，晶晶平时就是个最爱笑的孩子，这时候也笑得开朗。老师突然向晶晶招手，让她站到前面来，孩子大方地走过去，还没有感觉什麽，老师推她的肩膀，让她面对全班，孩子们的笑还在继续。这时，老师的脸色突然一沉，全班都没了笑声，老师对晶晶说，“笑啊，接着笑。你还笑呢！你们家都出了那样的事，你还笑！”晶晶大滴大滴的泪水悄然滚落到了胸襟。
课堂上的这一切，是我后来知道的。
那天夜里，晶儿发起了高烧，我则以为又是扁桃体发炎了。第二天没有让她去上学，我自己也请了假，在家照看她，生病的孩子沉默无语。大约放学时分，家里响起敲门声，我打开房门，外面站着二十几个小朋友，全都是晶儿的同学，“阿姨好，我们来看徐瑾。”他们依次静悄悄地进到房间，个个都特别小心、懂事的样子，友善地问候，悄声地问晶晶难受吗，说他们把每个人的零用钱凑起来，买了礼物，送给晶晶。晶晶则感激得说不出话，眼睛痴痴地环顾着大家。这一切都让我感觉有点奇怪。
小君旋和昕昕临走的时候，把我拉到厨房，然后又转到楼道，她们告诉了我昨天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又说，今天，徐瑾没有来上课，王老师告诉我们说徐瑾的爸爸是大反革命，被公安局抓走了。我们都喜欢徐瑾，也见过徐叔叔，所以不约而同地都来了。我们不喜欢王老师这样对徐瑾。
我太感谢这群善良的孩子们了，他们比有些大人还懂事。直至今日，晶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的独特笑声就不再了。
她的小学同学们都成了她永远的朋友，后来晶晶出了国，每逢春节，她的这帮同学都会来家里看我。
到达台北的第一天的晚宴上，一位资深的记者说了令我感动到心底的话，他说，他採访过无数的人，从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如徐瑾这麽优秀！
……
走山回来，我坐在餐桌边，对面是酉潭和他的宝贝女儿，酉潭先是告诉大家，小牛肉好吃，鲑鱼味道也不错，意大利面很有特色，因为，为了大家这一餐，他特意来品尝过这里的西餐。这一点又极像文立，凡事亲恭；为别人，考虑的极其周到。而且，文立也和酉潭一样，总喜欢和别人分享好东西，好感受。因这些，文立反而常常被人误读，不知酉潭有没有？
酉潭让女儿自主点菜，女儿瞪着漂亮的大眼睛笑问爸爸：
“我自己订？”
“当然。”
“那我就要一份冰激凌。”
“嗯……”
“人家太饿了嘛！”
女孩并不刻意坚持，爸爸一直在开心地和她聊天。我看到这父女二人“像好朋友一样”。
酉潭跟我说，他每天一定要送女儿上学，虽然仅仅200米的路程。女儿问他，不放心麽？女儿在快到学校的时候，要求父亲停下脚步，不要让同学笑话她要爸爸送。
酉潭孩子般地告诉我，是我离不开她呀，她简直就是天使！
是啊，酉潭女儿小忆馨是幸福的，因为她有她父母亲那样真诚的眼神，像天使。
第五篇
台北之夜雅典娜
——随团漫笔（5）
台湾曾建元教授推荐发表
【大纪元12月29日讯】
2007年12月17日晚，受曾建元先生邀请，我们去听了一场台北世纪合唱团的演唱会。
当听说曾建元自己也参与演唱，以我们往常在中国大陆的经验，想当然地认为，这可能不过是一场业余爱好者的「自我秀」；于是抱着给朋友捧场的心态，前往。
然而，这一去，所受到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加之后来的夜逛书市、猫空品茗、南欧西餐……，着实让我们对台北的夜生活的高品质有了耳目一新的体验。
台北国家音乐厅和戏剧院分别位于肃穆、宏伟的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左右两侧。音乐厅的外观是歇山式大屋顶的建筑、四周围环绕着巨型红色柱廊，气势夺人。进得门厅，最醒目的是那有高达三层楼的水晶吊灯，走在质地高档松软的地毯上，典雅、脱俗的音乐殿堂的感觉首先打动了我。这样典雅的音乐厅，至少在我2002年12月24日去国前的北京市是没有的。
合唱在我成长的年代很是时髦，在中国大陆强调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年代，合唱曲目大多是振奋情绪和鼓动战斗的。现在看起来，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跟那一代人容易被振奋和鼓动不无关系。譬如《在太行山上》、《长征组歌》、《黄河颂》、《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都是伴随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大合唱曲目。以至于，对合唱也产生了成见，认为合唱一定就是昂扬、鼓噪、喧嚣的。
然而，你相信奇蹟吗？在你听过了台北世纪合唱团的演唱会后，你就会相信那是奇迹——合唱可以是那样的优美、高雅，和谐而浪漫，是口唱心合的艺术，似年轻的精灵在雀跃，自远方奔来。
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台北世纪合唱团的演唱者竟然是业余的，他们不怀抱政治宣传的目的，只是一群纯粹热爱音乐、热爱合唱的非专业的「歌唱家」。
他们选择中外不同国家、古今不同时期的乐曲，以及圣、俗、悲、喜迥然不同的曲目，通过他们精湛的音乐造诣，训练有素的声音，向我们传达了曲作者要传达的细腻、超凡的情感和人生感悟。
每位演唱者都将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对音乐的虔诚，借嫺熟的音乐技巧，奉献给观众。
尽管，我们对音乐知识很匮乏。但是，合唱团却用他们特有的声音把我们吸进了空灵的和声世界，让我们忘却了时间、空间、完完全全被感动、被陶醉、被昇华、被融入其中。
他们在这次音乐会上表演的曲目，涵盖宽泛，有六声部的圣乐，採用文艺复兴与巴罗克时代的技巧，交替地用声部间的不同模彷，创造出万众称颂上帝的公义和恩典。然而在《圣母颂》里，则用另外的风格演唱，优美女声的西班牙风格营造出的神秘氛围，让人飘飘欲仙，直达天庭，见证伟大奥秘和耶稣降临的欢愉。法国乐派的风格，则是深刻出自平静和简朴，被融合在那清丽、优雅的绚丽之中。最后的段落，竟然是当代西班牙的混声八部合唱，先是每位歌者以自由的速度、似说话的语调营造整体和声的变化，随后转为女高音部为主题，其他声部随后；进而由男低音循序渐进地发展为四声部。男声洪厚，女声柔和，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耶稣的降临。优美的和声在各声部中游动，激情的讚美演进成了震撼天宇的同心高歌，那种神圣感使得在场的观众深深地被打动，真正体会到了「音乐是祈祷的形式」，以美学的方式撼动着真实的人境。
同时，在曲目《未历之境》中，则表现了人间的源源不绝的人生试炼，和永不停息的人生旅途。
音乐会还演绎了徐志摩的浪漫诗歌的演唱，他们还用台湾不同原住民的母语和欢歌的曲风作为表演的元素。
有这样好的合唱团，不能不感谢那位纤细、儒雅、活泼、可爱的女指挥——翁佳芬博士，她是合唱团的灵魂，她不但引领着台上的歌者，还引领着台下的听众，一起吮吸着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向上，向善，向着高雅升华，所以她也是整个音乐会的灵魂。在她的干净漂亮的指挥下，整个合唱团高音部浑圆饱满，嘹亮辉煌；中音区金钟震耳，势如破竹；低音域浑厚沉稳，迴旋激荡；她让整个合唱团每位歌者的音乐天赋淋漓尽致地迸发出来，令观众赞叹折服。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孤陋寡闻的我所听过的最好的一场合唱音乐会。
当我们再次见到曾建元，由衷地评价、赞扬他们的合唱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曾建元，开始很严肃地听；当听到对他们合唱团的高度赞扬时，他如同孩子般地笑了，笑得那么得意、开心。
曾教授是我们这个代表团得以前来台湾考察和观选的幕后推手，我们深知他所担当的勇气和决心，此次能够如此顺利地完成台湾之旅，首先就得感谢曾建元教授不懈地努力和悉心关照。
我每次和他见面都会问他：「你每天睡觉吗？」他眨眨眼睛，憨憨地笑……。因为，你可知？他任教在新竹；大量、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在台北；他有着等身的著作，大量的学术研究，众多的研究生。而他，每次对我们的活动安排和载有他几乎每天在写的时评文章的E-mail 都是在午夜之后，不知他如何拥有这麽旺盛的精力和激情。从他涉猎的学术、社会、艺术的诸领域，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的一身正气和深深的社会责任，以及知识份子的良知。
他的同仁对他友爱，他的学生对他敬重；在他的深刻影响下，我们的全程向导——陈锡锋就如同他的老师一样，是位优秀敦厚的青年俊杰。
曾建元透过他厚厚的镜片闪烁着一双智慧的眼睛，每当他探讨问题、阐述政治观点时，那眼神是严肃认真的；每当他谈到他的妻子时，他的眼睛蕴含着幸福和骄傲——“最近，报纸上报导的那起最轰动的少年弑父案，我妻子是那案子的检察官，是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为那个少年力争了法律空间，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他又是个极其快乐活泼的人，他会笑得像个孩子，他的幽默也能让在场的不论老少全部笑翻。
但是，当他给我们讲有关合唱团一个故事时，虽然语调平静，我却感觉到了他的心仍然在颤抖，那是深深伤到了心底的痛。
对于歌唱的热爱涵盖了他们对和平、和谐的追求和企盼，歌声代替枪炮声，和谐凌驾敌对，合唱以和平的方式表现了人类最善良美好的诉求。而且他们全部的歌声没有硝烟、没有敌意，有的只是向善和美好。他们用心去唱，去表达，发自内心的善良。但是，2000年当他们成为台湾唯一具有直接进入决赛资格的队伍，参加了在奥地利召开的合唱奥林匹克大会，那是一个当今国际上最具规模，并直逼体育奥运会的壮观的合唱比赛。所以受邀，是因为台北世纪合唱团傲人的成绩——意大利格里吉雅合唱比赛1997年总冠军的资格。然而就在这次闭幕典礼上蒙受到令人哀伤的打击，因为台北世纪合唱团虽获金牌，却不可以如同其他任何一个合唱团那样——挥舞自己的旗帜，是因为那些自称是台湾的同胞的大陆官员一再要求大会不准悬挂这个团的会旗，奥运会认可的梅花会旗也不可以，而且大陆的团队还刻意朝自己的同胞——台北世纪合唱团，挑战似地挥舞五星红旗，不少年轻女团员禁不住地哭出了声。
不能想像，这一切就那么重要么？早年，在自己闭关锁国的漫漫地岁月里，中国大陆凭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全体公民人为地按阶级和家庭出身区分成不同等级，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与人彼此斗来斗去，几十年下来，把个中国大陆搞得人人自危，冤魂不绝。今天，中国终于走向了世界，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握手言欢，但是唯唯对自己“神圣领土”上的“台湾同胞”如此不宽容，如此小家子气！
中国大陆，近年曾经兴起过一首感人的合唱：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乾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共风雨
我们共追求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无论你我不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安
多麽美好的歌词，但愿我们真正用心去唱，如果能用真正自家人的情感去体会台北世纪合唱团每个团员的心，真情地爱他们，爱台湾的人民，不管两岸已经分离多久、多远，只有真心的爱，才能温暖他们被伤害的心。
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
蕴涵爱的文化、素养和气质，这是比GDP更重要的精神积淀；有高的GDP，未必一定有这种精神上的积淀。一个没有精神积淀的民族，必定不会优秀；一个没有现代精神积淀的民族，也必定难以真正立足于现代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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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贺信彤家世及简历
《红色巨谍俞强声出走的前夜》
第一章 身边的人
第二章 季颖——俞强声的妻子
第三章 出走的前夜
《误了一甲子的航班》
第一篇 不堪此梦六十载
第二篇 老街泪酒祭先父
第三篇 咖啡吧里探选情
第四篇 政大后山李酉潭
第五篇 台北之夜雅典娜
评介三则
賀信彤家世和簡歷
賀信彤，1947年10月14日出生於中國北平。據家譜記載，祖家是唐朝賀知章後人。籍貫浙江。（大哥記憶）
爺爺賀紹章是前清舉人，民國時期曾在山西太原任省工商司法廳廳長，曾在北平監管印制鈔票，之後在教育部工作。「鎮海試館」是當時唯一此類「試館」，後改成「鎮海會館」，位於北平王府井附近的「小甜水井」。賀家長期居於此館。（三姐記憶）
父親賀子謇是爸爸的號，本名在家譜上是賀忠訏，叔叔叫賀忠謨。这是爺爺決定的忠、信，後面排行是孝、友，再傳下去我也不記得了。（小哥記憶）
父親賀子謇早年求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中途被奶奶因爺爺過世招回。之後曾經在商務書館工作；又在《世界日報》報社當記者。蔣介石先生1906-10年東渡日本留學往返期間，在北平就借居我家故居「鎮海會館」，與父親建立了深厚私誼；1945年12月蔣介石宋美齡訪問北平時曾回「會館」探視，由父親接待；宋美齡沒有進院，坐在轎車裡發糖給孩子們，孩子們得以圍觀大美人的總統夫人。另外，父親摯友還有陳布雷、成舍我、熊十力、熊西冷。盧思浩是家中有銀號時的會計，家中有馬號、車庫。
父親曾是北平大興利和鹽田股東，經辦人賀德令。（三姐記憶）
父親賀子謇，1945年抗戰勝利曾被聘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法庭翻譯，1948年作為蔣公私友，赴台灣講學訪友遂未能返回大陸，1953年客死台灣；賀信彤卻因此背上台屬包袱，備受歧視和壓抑。
賀信彤所以有曾用名：康彤。
1968年畢業於北京財貿學校。在丈夫二次入獄期間，為了丈夫在獄中和女兒能夠有較好的生活，一面兼數職工作，一面在1987－1989年續本科於北京師範大學。工作於北京商貿學校，任現代會計學講師。
1981年－2002年丈夫徐文立被中共政府迫害兩次身系監獄16年，在守望丈夫和去國留學女兒的二十余年歲月裏，以家信的形式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應美國布什總統邀請，陪丈夫徐文立從北京監獄直接流亡美國。
系獨立中文筆會作家。
創作年表
· 《徐文立獄中（含賀信彤）家書 (1981年—1993年）》，1996年在香港由「民主大學」出版、可能已售罄。
· 《誤了一甲子的航班——隨團漫筆（1-5）等》2007年－2008年發表在香港等報刊、網站。
· 《紅色巨諜俞強聲出走的前夜》因2016年香港政治形勢開始大變，受「銅鑼灣事件」影響，就以《文朗出版社》名義出版，以致無法在香港銷售；電子版由Smashwords公司出版，在亞馬遜上有售。
· 1978民主墻當事人夫婦第一本回憶錄《獄中獄與獄外獄》紙質和電子版均於2021年由台灣「亞太政治哲學文化有限公司」出版、銷售。美國布朗大學書店也有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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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影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k-rZ2pjLI&t=163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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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LI XU , L.H.D. Brown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200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SW2kI6Wtg&list=PLdZQ649Bh4DWeN8PDXVrZoYIj39OuZS_n&index=22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3-03-26 15:0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