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告别仪式
【按：今天是父親節。直到夕陽西斜，我還不知道怎麼辦？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八寶山菊廳外那一幕，我才終於找到祭奠父親的方式。2003年春我回北京奔父喪，最後也沒見到他，我想他一定有話要對我說，但是我最終不知道他要說的是什麼。我被迫跟家人分開向父親告別，然後我和姐姐取回了父親的骨灰，我們沒有將其放在八寶山，我自作主張替父親拒絕了他效勞一生的這個政權，我其實不知道是不是違拗他的意願；然而他為媽媽築墓京郊等我了十二年，他身後怎可能跟媽媽分開？最後我又做了一個大決斷，取出媽媽墓塚裡骨灰，跟爸爸的骨灰一道撒進渤海灣。我們姐弟三人在那「天地閉」的海空之間，向爸媽告別了——那一瞬間，我也告別了關於中國、祖國、家鄉的一切，我徹底拋棄了我的認同，在我五十四歲那年，撿回來一個赤裸裸的我，感覺一身輕鬆，也感謝爸媽讓我借了他們的祭奠日來完成這個儀式，畢竟，是他們帶我來到這個世上，才給了我那大套「身份」，而我背叛了一切也沒能擺脫這個身份，還在此前白白地當了十七年被「祖國」通緝追捕的流亡者。這便是我找到今天祭奠父親的方式，我毫不懷疑他會批准的，因為他生前給孫子寫信：「你要愛你的父母，真正像一位流亡者的後代。」】
2003年三月初，德拉瓦住宅区内春飞草长。一封电子邮件无声逸入我的邮箱，整个春天因此变色。弟弟晓离说爸爸体检时，医生怀疑他肝癌晚期，要我马上申请签证回国。我想谈何容易？恰好苏单大学里有春假，告诉他爷爷病了，他立刻说，我马上申请签证回国。这个孩子从去年冬天以来忽然成熟，成了大人。傅莉则出奇的安静，听凭我的回国安排，没有一句异议。她只要跟着我，天涯海角都可以。
苏单飞到北京就发来邮件：「我进病房见爷爷第一眼，吓了一跳，爷爷瘦得厉害，皮肤蜡黄，但是他人很清醒，神态自然，甚至还说笑话、抱怨姑姑太唠叨。叔叔和姑姑两人轮流倒班守在医院里……。」我也叫通弟弟留在病房的手机，跟爸爸说话，叫他不要放弃治疗，等我回去，「好……，」他的声音很虚弱。我从未体验过守候一个人的垂危，又隔着万里之遥，从那微弱声中，我无法猜测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临危之境。照中国人的习惯，亲属在病人跟前绝对不提那个「癌」字。我自己内心却已产生一种莫名的巨大恐惧，仿佛是跟爸爸一道在面对死神，以致口舌生疮、情绪朦胧。
我在中国海关的禁止入境名单上。弟弟他们经疏通而获得提示：除非老爷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则没有商量余地。弟弟只好草拟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念给爸爸听，说他病重希望见一见尚在海外的长子。这无异于将绝症直接通知了他。父亲签字以后，一个礼拜就走了。他签了一封自己的绝命书。他3月22日下午4点40分左右气绝。3月2日他体检发现肝癌的，一共才二十天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签证处3月28日才通知我，签证获准。这时我才想起弟弟一开始就说过：「爸爸最想见的人是你。」我再找到姐姐晓非，她终于是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我才哭了出来。姐弟俩在电话上抽泣几声。她说：「爸爸一点罪没受，走得很安详，是大福气了。可是他一只眼一直不闭，我给他合都合不上，他是因为没见到你。」
我携傅莉三月29日飞抵北京首都机场。有人来推开轮椅上的傅莉到一旁等候，我则被领进一间会客室，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三个人，向我宣布三条：不见媒体、不发表言论、不接触敏感人物，然后就放行了。虽然这也是一种屈辱，但我是奔丧，哪有那三种心情？
三天后告别仪式。一早我和弟弟到积水潭医院太平间，从冰箱里抬出爸爸。他的遗体被裹在一个黄色的封套里。不久殡仪馆的灵车来了。告别仪式上午九点半在八宝山殡仪馆「菊厅」举行。爸爸的「组织上」昨天曾约谈我一次，说仪式中党内人士要来向父亲告别，人家不方便跟我「相遇」，因此我必须回避。仪式将分为两段进行，前一段是「官方的」，我不能在场；他们办完之后，专门留下几分钟的仪式，乃特意为我一人举行。这是第二次羞辱，但我拒绝吗？我只出现在父亲的私人身份的这一面，其实也好。一会儿，亲友们都来了。傅莉的妹妹傅玲推着她过来。她毕竟是大儿媳。后来傅莉告诉我，我弟弟把她推过去安置在灵堂现场亲属队列中我的位置上，她袖手坐在那里，不跟任何人握手，以示抗议。事后细想，让傅莉列于我的位置，也许是弟弟争取来的。
我一个人被挡在「菊厅」外面。索性我跑得远一点，跑在殿外另一个白石台基，倚在汉白玉栏杆旁。我记不得从前来没来过这地方。它的建制完全模仿宫廷，都是琉璃瓦大屋檐，整个陵园显示年旧失修，地砖残破。我在脑海里拼命搜寻爸爸的踪影，出现的景象，是我跟他在华北平原的冬日里沿田埂朝城里走，那是一九七零年的早春。爸爸一九二三年生人，那年不过四十七岁，比我逃亡海外时的年纪大两岁。可七零年那个早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下子衰老了、驼背了、蔫了。我那年二十一岁，忽然很想去看看在干校里被打成「军统特务」的爸爸。黎明时分京广线火车路经石家庄，我就跳下了车，只知道一个村庄的名字，便钻进雾霭霭的晨曦里赶起路来……爸爸很惊讶我的出现，从他住的屋子里拉我到外头一堆秫秸杆后面，靠定了掏烟，顺手还递给我一支。我从未跟爸爸这么接近过。待这次贴近了看，他已迟滞、苍老。聊了一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爸爸送我回车站，他说他顺便进城洗个澡。他四十四岁遇文革，被陈伯达打成特务，几乎下狱，七五年出头时五十二岁，是十年的坎坷。以后又顺了，直到今年八十岁，所以他还是得到了二十八年的平稳生活。可是我至今记得七零年华北那个早晨的雾霭中，爸爸的脸蒙了一层锈，再也没有涤青，永远在那里。
爸爸憎愤文革，却不能因此而幡然醒悟，看透这个党和它的制度，是中共大多数成员的宿命。对于「文革」与「六四」、毛与邓，他也看不到其间的一条草蛇灰线。九十年代后中国开始糜烂，贫富崩裂，爸爸却受党内委任去筹建一个「党的建设研究所」，专门研究如何整顿党纪党风，并在那里做到退休。整个党的沉沦，使爸爸无从定位自己的一生，但对否定他年青时选择的理想依然不甘。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和思索之后告诉我：「欧洲中世纪有许多无名的传教士，中国古代也有许多虔诚的佛教徒。他们都为他们的理想奋斗，后人可能说他们愚昧。我的一生可以同这些传教士、僧人作类比。它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这是爸爸写给自己的追悼词，早在他辞世的四年前写就，虽然此刻他无法不躺在那「菊厅」里，去听党给他的追悼词。
忽然里面有人来叫我，说轮到你了。官方人士都离去。我慢慢走进那「菊厅」，先抬眼看见高悬遗像上父亲宽厚的容颜。我很想跪下去磕三个头，可在这陌生而敌视的氛围中，我竟跪不下去……我控制不住地抽泣，摘下眼镜，泪水迷蒙地希望多看一眼躺在棺木中的父亲。他神态安详，没有痛苦的一丝痕迹。很快，殡仪馆人员进来拉走父亲的遗体去火花。我和姐姐哭送到后门跟前，人家关了门，我还在扶门抽噎……。
【按：今天是父親節。直到夕陽西斜，我還不知道怎麼辦？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八寶山菊廳外那一幕，我才終於找到祭奠父親的方式。2003年春我回北京奔父喪，最後也沒見到他，我想他一定有話要對我說，但是我最終不知道他要說的是什麼。我被迫跟家人分開向父親告別，然後我和姐姐取回了父親的骨灰，我們沒有將其放在八寶山，我自作主張替父親拒絕了他效勞一生的這個政權，我其實不知道是不是違拗他的意願；然而他為媽媽築墓京郊等我了十二年，他身後怎可能跟媽媽分開？最後我又做了一個大決斷，取出媽媽墓塚裡骨灰，跟爸爸的骨灰一道撒進渤海灣。我們姐弟三人在那「天地閉」的海空之間，向爸媽告別了——那一瞬間，我也告別了關於中國、祖國、家鄉的一切，我徹底拋棄了我的認同，在我五十四歲那年，撿回來一個赤裸裸的我，感覺一身輕鬆，也感謝爸媽讓我借了他們的祭奠日來完成這個儀式，畢竟，是他們帶我來到這個世上，才給了我那大套「身份」，而我背叛了一切也沒能擺脫這個身份，還在此前白白地當了十七年被「祖國」通緝追捕的流亡者。這便是我找到今天祭奠父親的方式，我毫不懷疑他會批准的，因為他生前給孫子寫信：「你要愛你的父母，真正像一位流亡者的後代。」】
2003年三月初，德拉瓦住宅区内春飞草长。一封电子邮件无声逸入我的邮箱，整个春天因此变色。弟弟晓离说爸爸体检时，医生怀疑他肝癌晚期，要我马上申请签证回国。我想谈何容易？恰好苏单大学里有春假，告诉他爷爷病了，他立刻说，我马上申请签证回国。这个孩子从去年冬天以来忽然成熟，成了大人。傅莉则出奇的安静，听凭我的回国安排，没有一句异议。她只要跟着我，天涯海角都可以。
苏单飞到北京就发来邮件：「我进病房见爷爷第一眼，吓了一跳，爷爷瘦得厉害，皮肤蜡黄，但是他人很清醒，神态自然，甚至还说笑话、抱怨姑姑太唠叨。叔叔和姑姑两人轮流倒班守在医院里……。」我也叫通弟弟留在病房的手机，跟爸爸说话，叫他不要放弃治疗，等我回去，「好……，」他的声音很虚弱。我从未体验过守候一个人的垂危，又隔着万里之遥，从那微弱声中，我无法猜测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临危之境。照中国人的习惯，亲属在病人跟前绝对不提那个「癌」字。我自己内心却已产生一种莫名的巨大恐惧，仿佛是跟爸爸一道在面对死神，以致口舌生疮、情绪朦胧。
我在中国海关的禁止入境名单上。弟弟他们经疏通而获得提示：除非老爷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则没有商量余地。弟弟只好草拟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念给爸爸听，说他病重希望见一见尚在海外的长子。这无异于将绝症直接通知了他。父亲签字以后，一个礼拜就走了。他签了一封自己的绝命书。他3月22日下午4点40分左右气绝。3月2日他体检发现肝癌的，一共才二十天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签证处3月28日才通知我，签证获准。这时我才想起弟弟一开始就说过：「爸爸最想见的人是你。」我再找到姐姐晓非，她终于是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我才哭了出来。姐弟俩在电话上抽泣几声。她说：「爸爸一点罪没受，走得很安详，是大福气了。可是他一只眼一直不闭，我给他合都合不上，他是因为没见到你。」
我携傅莉三月29日飞抵北京首都机场。有人来推开轮椅上的傅莉到一旁等候，我则被领进一间会客室，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三个人，向我宣布三条：不见媒体、不发表言论、不接触敏感人物，然后就放行了。虽然这也是一种屈辱，但我是奔丧，哪有那三种心情？
三天后告别仪式。一早我和弟弟到积水潭医院太平间，从冰箱里抬出爸爸。他的遗体被裹在一个黄色的封套里。不久殡仪馆的灵车来了。告别仪式上午九点半在八宝山殡仪馆「菊厅」举行。爸爸的「组织上」昨天曾约谈我一次，说仪式中党内人士要来向父亲告别，人家不方便跟我「相遇」，因此我必须回避。仪式将分为两段进行，前一段是「官方的」，我不能在场；他们办完之后，专门留下几分钟的仪式，乃特意为我一人举行。这是第二次羞辱，但我拒绝吗？我只出现在父亲的私人身份的这一面，其实也好。一会儿，亲友们都来了。傅莉的妹妹傅玲推着她过来。她毕竟是大儿媳。后来傅莉告诉我，我弟弟把她推过去安置在灵堂现场亲属队列中我的位置上，她袖手坐在那里，不跟任何人握手，以示抗议。事后细想，让傅莉列于我的位置，也许是弟弟争取来的。
我一个人被挡在「菊厅」外面。索性我跑得远一点，跑在殿外另一个白石台基，倚在汉白玉栏杆旁。我记不得从前来没来过这地方。它的建制完全模仿宫廷，都是琉璃瓦大屋檐，整个陵园显示年旧失修，地砖残破。我在脑海里拼命搜寻爸爸的踪影，出现的景象，是我跟他在华北平原的冬日里沿田埂朝城里走，那是一九七零年的早春。爸爸一九二三年生人，那年不过四十七岁，比我逃亡海外时的年纪大两岁。可七零年那个早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下子衰老了、驼背了、蔫了。我那年二十一岁，忽然很想去看看在干校里被打成「军统特务」的爸爸。黎明时分京广线火车路经石家庄，我就跳下了车，只知道一个村庄的名字，便钻进雾霭霭的晨曦里赶起路来……爸爸很惊讶我的出现，从他住的屋子里拉我到外头一堆秫秸杆后面，靠定了掏烟，顺手还递给我一支。我从未跟爸爸这么接近过。待这次贴近了看，他已迟滞、苍老。聊了一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爸爸送我回车站，他说他顺便进城洗个澡。他四十四岁遇文革，被陈伯达打成特务，几乎下狱，七五年出头时五十二岁，是十年的坎坷。以后又顺了，直到今年八十岁，所以他还是得到了二十八年的平稳生活。可是我至今记得七零年华北那个早晨的雾霭中，爸爸的脸蒙了一层锈，再也没有涤青，永远在那里。
爸爸憎愤文革，却不能因此而幡然醒悟，看透这个党和它的制度，是中共大多数成员的宿命。对于「文革」与「六四」、毛与邓，他也看不到其间的一条草蛇灰线。九十年代后中国开始糜烂，贫富崩裂，爸爸却受党内委任去筹建一个「党的建设研究所」，专门研究如何整顿党纪党风，并在那里做到退休。整个党的沉沦，使爸爸无从定位自己的一生，但对否定他年青时选择的理想依然不甘。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和思索之后告诉我：「欧洲中世纪有许多无名的传教士，中国古代也有许多虔诚的佛教徒。他们都为他们的理想奋斗，后人可能说他们愚昧。我的一生可以同这些传教士、僧人作类比。它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这是爸爸写给自己的追悼词，早在他辞世的四年前写就，虽然此刻他无法不躺在那「菊厅」里，去听党给他的追悼词。
忽然里面有人来叫我，说轮到你了。官方人士都离去。我慢慢走进那「菊厅」，先抬眼看见高悬遗像上父亲宽厚的容颜。我很想跪下去磕三个头，可在这陌生而敌视的氛围中，我竟跪不下去……我控制不住地抽泣，摘下眼镜，泪水迷蒙地希望多看一眼躺在棺木中的父亲。他神态安详，没有痛苦的一丝痕迹。很快，殡仪馆人员进来拉走父亲的遗体去火花。我和姐姐哭送到后门跟前，人家关了门，我还在扶门抽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