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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天空

作者: 草蝦   資料:消失的镇江八旗——京口驻防旗营史话 2020-01-13 12:05:38  [点击: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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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镇江八旗——京口驻防旗营史话
那木图 2019-07-12 投诉阅读数:27640
​​清朝入关定鼎中原后,将八旗精锐拆解开来,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除了驻守北京以外,还调拨精锐分驻全国各大省会、水陆要冲、边疆海防等派遣八旗军队长期驻守,包含驻守龙兴之地的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在内,称为直省驻防八旗,总计兵员超过十万。



驻防八旗是清朝加强对地方统治的重要力量,本文将介绍驻防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区)的一支。



京口八旗的由来
镇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为拱卫江宁八旗,加强东南地区的海防,清政府因此在京口建立了最初以汉军八旗为主的军事驻防区,京口驻防的最初设立,是由顺治二年,在设立江宁驻防后,在京口设立了镇江城守营,到顺治十六年后,为遏制南明残余势力在江南地区的侵扰,镇江驻防正式形成,此时的京口八旗以汉军八旗为主,主要兵员为从龙入关的石廷柱和刘之源率领的明朝降军,并且级别为将军级,由汉军出身的高级军官担任“镇海将军”,“安南将军”,“京口将军”等职务,兵员从两千员后又增至三千员,同时,顺治十六年(1659),京口旗城开始建设,在原镇江城的基础上,划定城西南进行建设,“坐落镇江城内西南文昌、儒林、黄佑、怀德等坊,由南而北,纵五百五十八步有八,由西向东,横三百三十三步有二,其方圆计四里三十步零”,和其他直省驻防不同的是,一般都是建立旗民严格分界的独立旗城,但是京口八旗仅仅圈占了原镇江城内的民宅,和民人住宅区没有严格的分界线。



京口汉军八旗驻防京口百年,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奉行“首崇满洲”的原则,同时为了减轻八旗生计压力,开始对八旗汉军、另开户人等进行清退,乾隆八年四月谕曰 :“朕因八旗汉军户口日繁,生计未免窘迫,又限于成例不能外出营生,特降谕旨,除从龙人员子孙毋庸更张外,其馀各项入旗人等,有愿改归民籍与愿移居外省者,准其具呈本管官查奏。”也就是说,除了从龙入关立过战功的汉军后裔,大部分都出旗为民,然而京口汉军属于从龙子孙,直到乾隆二十二年方才开始进行出旗,并裁汰了京口将军这一职位,将驻防级别降为了副都统级。除了生计问题,京口汉军也因为江南地区民风文弱,深受影响,战斗力衰落的较其他驻防为快,再加上清朝承平日久,江南一带的江防、海防压力都大大减少,因此,京口汉军的裁汰也是必然的。



乾隆二十八年京口汉军出旗后,京口旗营由江宁驻防调拨过来的八旗蒙古接管,调来一员掌印副都统并八旗蒙古江宁驻防第六、七甲兵,设官五十名,兵员总共一千六百九十二名,分为左右翼十六个佐领,自此形成定制。这批八旗蒙古官兵,大多来自于国初最初编立的八旗蒙古后裔,以察哈尔、喀喇沁、内喀尔喀五部来归人丁为主,兼有部分满洲人丁。

郎世宁所绘《乾隆皇帝围猎聚餐图轴》局部,看满洲上层是怎样郊游的~郎世宁所绘《乾隆皇帝围猎聚餐图轴》局部,看满洲上层是怎样郊游的~



京口八旗民俗及文化


这一千七百名八旗官兵,从龙入关后南征北战,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编入江宁驻防八旗,在江宁(南京)生活了一百余年,同八旗满洲、汉军混居,书满文,说满语,习满俗,与满洲通婚,完全接受了满洲文化的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自己的特色。



京口八旗很早便使用了汉姓,最早当在顺治年间,至道光、咸丰年间时,各家均使用汉姓,如绰多穆氏汉姓沙,奈曼氏汉姓向,德穆楚克氏汉姓柏,卓特氏汉姓何,墨赫特勒氏汉姓文,鄂依鲁特氏汉姓白,泰楚特氏汉姓刘,纳喇氏汉姓那,祁佳氏汉姓祁,其余诸多姓氏,因京口旗人男子喜称汉姓,不提老姓,又有如赵、王、班、张、杨、郑等数十种汉姓,大多无考难以对应其原姓氏。



然京口八旗妇女惯用旧姓,旗志所载尽节妇女开列了其夫家姓氏,可知京口八旗蒙古、满洲姓氏近百种,多为部落名,有扎鲁特氏,敖汉氏,巴林氏,巴岳特氏,哈日努德氏,乌拉特氏,阿苏特氏、克什克腾氏等,又有纳喇、吴佳、赵佳、金佳、瓜尔佳、完颜等满洲姓氏。



查京口旗志,早在自江宁迁驻京口之时,京口八旗蒙古便普遍改用了满洲式名字,形成了汉姓+满名的独特结构,从留存不多的家谱来看,从龙入关时期藏语、蒙古语名字居多,自江宁迁京口后,此类名基本消失,多为满洲语名或满洲式汉名,满语名字如依林布,赫特亨额,德克济纳,达春阿,佛尔果春、扎拉芬、额哲赫等,满洲式汉名如福敏柱,春元,双兴,庆林,连升,德山等,后者汉名在道光、咸丰后比例愈来愈高,足以说明满洲语文在京口的式微。到光绪后,京口旗人基本采用了汉姓+汉名的习惯。同样,家谱早期多使用满文来撰写,同光后均改用汉文,见证了京口八旗蒙古从满化再到与八旗满洲一同逐渐汉化的进程。



京口八旗重视文化教育,每年选送童生到镇江府学、宝晋书院、敷文书院等读书,清末时旗营开设了官立八旗中等学堂,附属高等小学堂,初等第一小学堂、第二小学堂、第三小学堂、官立南路女学堂、官立北路小学堂等,面向旗人和民人招生。通过旗营的教育,京口驻防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不少,仅光绪年间就有八人考中进士,三人考中翻译科进士,当然更多的旗人还是通过武举或军功谋求前程。



京口八旗浸染江南风俗多年,出了许多文人墨客,如左翼协领伊成阿,通经史,善书法,著有《宴如草堂诗集》,诗人达春布,清瑞,燮清等均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又有镶蓝旗佐领良智,精于满洲文书法,据说当时学者得其片纸珍如拱璧。右翼协领全亮,善于绘画,正白器佐领宝书,工书法,能作诗,善于写生。胜昌,工书画,博雅嗜古。还有国济、文熙、文蔚、彭庚、彭年、国英等都是清末京口旗营颇为著名的书画家。



巴玉藻巴玉藻

京口旗人最为人熟知的人物当属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巴玉藻,出生于京口腰刀巷,正红旗,其父荣高,字焕庭,正红旗防御,翻译科举人,精通满文,兼任京口驻防的满文讲习,培养了大批人才,巴玉藻毕业于八旗中学堂,后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又留学英国,1918年制造出我国第一架飞机,1929年病故。



京口八旗曾两度编修《京口八旗志》及《重修京口八旗志》,前者由京口旗人钟瑞、善连、文禄修,春元纂,刊印于光绪五年,详细记录了乾隆二十八年到光绪初年京口八旗的资料。后者则在民国时期由京口旗人爱仁编纂,现存民国十六年的手抄本,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并详细记录了辛亥之变的种种事迹。两本书是研究清代地方驻防制度和文化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在婚嫁习俗上,京口八旗将旗人的风俗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并形成了一定的特色。这里仅就一些旗人特色进行简述,例如旗人议婚方式和民人有区别,没有请口契、八字帖等习惯,比较直接,也不会在嫁妆上讨价还价。男方娶亲时,会请一个精通满语的人叫门,女方也会用满语应答,称为“拿门”,女方过门时会跨马鞍、向炭火祭酒。



在丧葬习俗上,旗人崇尚节俭,遇上丧事时,旗人家庭要逐级上报,由副都统照例批给办事银两,报丧后往往第一件事是去剃头,因服丧期间百日内不得剃发,办差上操均要戴红纬帽,穿布靴。



早年在江宁时候,去世后要葬回北京,后来便葬在驻防地了,旗人实行火化制,当天去世当天抬到北门外火化,三天后将遗骨收殓到红布袋,用坛子装好,寄放在旗营内的寄骨坛。调防时会将遗骨带走。到道光、咸丰之后渐染汉俗,开始实行土葬。且当时有规定,旗营丧事,不准用汉人轿夫,因此旗营内一度开了18家轿铺。



京口八旗遭遇的三次劫难


京口八旗自江宁移驻后,先后经历了三次劫难。



第一次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发动了侵华扬子江战役,攻陷吴淞炮台后,于6月溯流而上,直逼镇江。侵略军来势汹汹,兵力强大,拥有大小船舰76艘,上载海陆军士兵1.2万多人,炮725门。镇江军则仅有旗兵一千六百名。当时的京口副都统海龄,竭力主张守城抵抗,“不与一议和事” “独谓宜力战”,并贴出告示,申明英军如敢侵入,“本副都统立即提兵出击”,在此之前,海龄认为京口旗兵只有一千六百人,不足以抵抗英军,奏请朝廷拨来青州八旗满洲四百员士兵,屯驻京口南岸东码头,坚守炮台,以截陆路,并加强城防。



面对强敌,镇江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抵御外寇。老百姓组织了乡勇,配合驻军保卫家乡。全城官绅、百姓捐银、捐铁、铜,兴修城池、铸造大炮、制作火筏,以备作战。妻送夫、母教子参加保卫战。



当时,英军集中一万二千人围城,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九千人,而且,大部分士兵有毛瑟枪装备,又配备炮队,其他各类军用物资,也应有尽有。而海龄守城,只有旗兵两千人,其中当地旗兵一千六百人,青州兵四百人,武器仍是古老的刀、矛和抬枪。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人显然占有极大的优势。



当城外的绿营溃败后,英军开始攻城,英军用炮火轰击北门、西门,城破后,镇江守军没有退却,在城楼上,清军用猛烈的炮火阻击攻城的英军,利用城垛为掩护,步步为营,与登上城楼的敌人肉搏,有的抱着英军一同跳下城去。城破以后,在城内多处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在副都统海龄的指挥下,京口旗兵同青州旗兵,同仇敌忾,用土炮、鸟枪、大刀、长矛与拥有精良武器的7000名英军血战街巷,在每一寸土上与敌争夺。在四城门均被英军攻破后,海龄妻子为激励丈夫与敌血战到底,以及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竟带着孙子一起跃入烈焰之中自尽。悲痛欲绝的海龄顾不得埋葬亲人,挥泪率残部与英军“腾掷街巷”作殊死一战。在最后的关头,他下令部下将公文纸和木柴一起堆在他的周围,又亲手点火自焚,壮烈殉国。



而英军在这里遭受了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伤亡,据英官方公布是185人,实际数字要超过多倍。



道光皇帝听说镇江的战况后,也感叹道:“朕之满洲官兵,深堪悯恻。”



恩格斯指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到不了南京。”



经此一役,京口八旗阵亡官兵二百五十三名,均奉旨入祀昭忠祠。查《京口八旗志》,“血战阵亡”“力竭死之”等语比比皆是。骁勇善战的青州兵,在此役表现的非常英勇顽强,阵亡六十五人,负伤七八十人。



城破之后,旗人妇女和儿童也拿起武器进行巷战,据《京口八旗志》,死难幼丁一百零四名,妇女、女童或投水、投井、自焚等尽节者六百二十三人。

《京口八旗志》《京口八旗志》

第二次是太平天国占领镇江,对京口八旗的破坏尤为严重。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将领罗大纲和吴如孝合兵攻陷镇江,京口驻防与太平军进行了惨烈的战斗后,大量京口旗人逃出了旗城,投奔江北大营,并且参与了后续与太平军长达十年的拉锯战,《京口八旗志》载镇江城陷后,京口八旗阵亡官兵二百一十八名,殉难兵丁一百七十九名,尽节妇女四百八十口,京口驻防的最高将领京口副都统先后有文艺、巴栋阿、长安、绷阔、 海全、及祥厚之子恩纶等六名战死。 京口旗营官署、兵房被焚毁无存 。



翻阅《京口八旗志》及《重修京口八旗志》,壮烈不堪,“力竭阵亡”“随城殉难”“与贼战被执不屈殉难”“大骂终不屈贼遂磔之”“城陷身受重伤至五条街遇贼犹负痛挺矛刺杀多人力竭被害妻那氏闻之与幼子万昌执刃奔赴见夫血淋遍体身首异处抚尸大恸自刺而死幼子万昌亦自刺死。”



妇女则同样表现出来了不屈的气节,以身殉国,“城陷闻夫阵亡抱子投井死”,“与其女同缢死”,“投井死”,“举火自焚”,“营内水井多被妇女尸骸填满,事后淘出白骨成堆”。



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两次沉重打击,京口驻防人口锐减,除战死、殉难者,还有失踪离散者,原有九千余口,镇江光复后仅剩老弱妇幼六千余,青壮男子数量严重不足,连马甲都只能从现有的老幼旗人中补缺。



《重修京口八旗志》《重修京口八旗志》

第三次劫难便是辛亥革命,这次变乱直接导致了京口八旗的彻底衰落。



《辛壬春秋》载“八月,武昌变起,驻镇新军两标思变,载穆吿急江宁将军不应, 未几,巡抚程德全独立,传檄镇江,镇江新军及巡防营皆贰,城内鼎沸,九月望日,官绅集议万寿宫, 约满汉联合勿战,且要旗营缴军械...会革军入据汉城,旗营大哗。”



时任京口副都统宗室载穆起初调兵遣将准备镇压,但后见大势所趋,顽抗徒损旗人性命,就接受地方人士劝告,缴械投降,避免了一场战祸。载穆接受劝降后,留下一封遗折和一封遗书后,自缢身亡。遗折是写给朝廷的,表示自己的心迹,“臣之罪非轻,愿以一身为报。”遗书是写给镇江地方士绅的,“余死之后,望诸君鼎力保全我数千男妇之生命财产,其善后诸务谅诸君必成竹在胸,祈妥速行之,临死之言,尽此,千万千万。”在临死之前,还担忧数千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虽然避免了战祸,但是受到当时的盲目排满思潮影响,部分京口旗营官兵和旗人也受到了戕害,如《清史稿》记载,“桂城字仲藩,姓伊布抒克氏,...宣统三年九月变祚,遗妻子枪,令自裁,族人在军者咸勖以大义,时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驻秣陵,关往谒知,桂城不与同志也,拘荒祠中,新军败雨花台,迁怒桂城,拥之出中数枪。”



《重修京口八旗志》记载“文鑫...以旗籍嫌疑在南京秣陵关遇难”, “秉升...辛亥往南京正值排满风盛遂被遇害”,“那康元...在城内五条街遇乱兵被害”,“施某氏,蒙古镶蓝旗桂林妻宣统辛亥在西门外宝塔巷口遇乱兵被害”此类条目不堪计数。



又“连惠妻从汉姓,曰赵那氏,京口驻防,失其所隶旗,连惠咸丰 间 以前锋从攻镇江,战死,连惠妻以节旌,宣统三年,已逾八十,九月兵起,出走,兵抽刃击之,未殊骂不绝,被数刃,乃绝,血肉狼藉白发为之赤。 ”



部分京口旗人亦自杀殉清 。 “根瑞妻...镶白旗人,… 闻兵起,语女及女夫曰:吾年六十二,被旌当殉变,尔曹将子女村居,得田十亩,耕且食,勿更求仕, 俄闻副都 统载穆死 , 即求死,辄救免,号泣不食,女及女夫跪进食,终不食七日乃绝。”



“奎永...厢白旗人,马甲,素性忠勇,宣统辛亥革命军起事愤不欲生因众心涣散独力难支遂背家人前往城南回龙山父母坟圹内自缢。”



“长命...正红旗领催,宣统辛亥之变尝自叹曰国破家亡饷源已绝生也何为因不食而死。”



“文兴...军功五品马甲,宣统辛亥因事变无可挽回忧愤莫释遂赴甘露港投江自尽。”



诸如此例亦不忍细数。



《京口八旗志》中不仅详细记录了三次劫难中殉难的官兵,还记录了可考的尽节的妇女和女子,妇女以姓氏代名,未出嫁女子皆详细记录了名字,充分体现了京口旗人对女性的尊重。



《辛亥殉难记》中有名字可考的京口八旗殉难人数为322人,其中京口八旗官兵殒难210人,占所有遇难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五 。实际数目远远不止于此。



旗城在此后便荒废,京口驻防就此消散,驻防旗人也陆续搬离满城,部分留居镇江,大部分流寓各地,或到上海谋生,或到南京、北京投亲,或北上关东投亲谋生。

清末旗人青年老照片清末旗人青年老照片

民国以后的京口八旗
清宣统年间的户部人口册记载,镇江尚有驻防旗人5858人。辛亥革命后,镇江旗籍减少为335户,1004人。有文化的多从事教育工作,无甚文化的多在本城或上海等地当警察(因旗兵习武、会马术,为外国跑马场养马者也多镇江旗人),做小贩、卖苦力的也为数不少。当时担任民政部长的杨邦彦,为笼络旗人、安靖地方,成立了旗民生计所,自兼所长,用八旗祖制产业沿江滩田和旗营的公房地产(基本上是公廨、庙宇、校场等)为基金,以这些产业所生花利,作为旗民生活补贴,并计划创设一些小规模的手工生产业,以从根本上解决旗人生计。可惜计划由于多方掣肘,不能实现;只好从消极性的救济着眼,而这种救济又是采取“杨柳水、大家洒”的平均摊派,只要是旗人,不问贫富,不分老幼,人人有份,每月发放,但每月所得之数,不过银元二三角而已。



1927年,国民党政府认为八旗、旗营、旗人等等早已随辛亥革命而成历史名词,不应继续沿用,就把旗民生计所,改为蒙籍救济院。镇江人一向称蒙籍救济院的产业为旗产。它分两大部分:一是房产、地皮,都在原旗营范围以内。一是江滩,则在江边或江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部分旗民从镇江迁出。1947年,尚有495户,2130人。建国后,留居镇江的旗人,部分自报蒙古族,少部分报满族,还有许多旗户因惧怕排满迫害,或因社会歧视难以生存,不得不隐去原有姓氏,以汉族自居,迁出镇江的京口八旗也是类似的情况。据1982年6月普查,镇江仅有蒙古族985人,满族129人,基本为京口驻防后裔,存者仅余清中期鼎盛期十分之一,在镇江的居住地段,主要集中在大市口、健康路等街道办事处范围内。



有清一代,京口驻防八旗蒙古、满洲,辗转北京、江宁等地南征北战,远离那回不去的故土,在抵御外辱、维护国家统一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经二百余年的沧桑与磨砺,最终,也湮没在了民族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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