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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天空

作者: 草蝦   資料: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纪念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五十周年 2020-07-03 21:49:33  [点击: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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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纪念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五十周年

1.参军入伍,去新疆

中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后果,就是1959—--1961年遍及全国极其严重的连续三年的灾害。全国范围的食不果腹,各地饥饿而亡,亲人相残的传闻时有所闻。维系生命的基本口粮尚且不足三分之二,何谈肉食、蔬菜、食油等副食品?长期营养不良,人人面黄肌瘦、浮肿、乙肝等各种疾病蔓延全国。用‘哀鸿遍野’一词来形容绝非虚言,中国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一时间,厨师、副食店售货员、军人、政府官员成了女孩择夫的热门人选。就在这个当口,1961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入伍,参加了解放军,单位是总政治部联络部。在这之后,不但结束了我贫困的大学生活,而且全家经济情况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此外,每有机会,便把机关食堂分下来的一碗做熟的黄羊肉(军体运动员自中蒙边界狩来的猎品)或几条小带鱼,有时是半斤黄豆,匆匆骑自行车从东四驻地宿舍送回东单的家中。我舍不得独自享用,能给老爸、老妈解馋,看到老爸笑得脸上开花的样子,我则得到了少许的安慰。人灾天祸,百姓遭殃!

记得62年4月下旬,我乘火车去新疆乌鲁木齐市赴任,车距乌市六十二公里处便停止不前了,因为铁路只修建到一个叫作‘盐湖’的地方,这里便是去乌市的终点站。由于全国的饥荒,被称为‘盲流’的全国灾民大量涌向这唯一较少受到左倾路线影响的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而言,新疆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开始只有少数内地汉族饥民到那里去讨生活,消息很快传开,全国范围的饥民涌向新疆,那里的少数民族同胞极富同情心,尽力收留逃去的饥民,为他们提供打短工的机会,及保命的食物。怎奈,尽管新疆地域广阔,也难以承受全国蜂拥而至的饥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于是铁路修建到盐湖(今早已干涸,不复存在),便是火车西去的终点站。所有乘客均须在此下车,在大片空地上接受当地官员的甄别。军人,公务员和有专长者,可再次乘汽车进入乌市或转往其他城镇。可怜那些‘盲流’则被收容在按各自省、市划分的临时帐篷内,等待被再遣返送回原籍。抬眼向不远处望去,一带碧绿的盐湖镶嵌在大地上,湖的后方极远处是低矮的山丘,湖前广袤的地面上散落着许多临时搭建的帐篷,熙熙攘攘地极像今日的自由市场,只不过人们的脸上挂着的是一副副沮丧而又乞怜的哭相。

62年4月底,我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到军区政治部报完到,便开始了边塞生活。军区联络部有四个人:副部长孙德富(正职空缺),是个文化不高,且没有什么敌工经验的中校级的“老革命”;两名助理员,一位是5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毕业生,上尉军衔的王志渊;一位是贵州老兵中尉衔的游祥富;还有一位专司文件收发的真正大兵,中士小郭,我则是新来的第五名成员,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军衔是少尉正排级。平日里我的工作主要是阅读文件,熟悉边境情况,及所谓的调研工作,即阅读总部从印度代订的两份印地文报纸和一份叫作《军事新闻》的杂志。从到乌市赴任起到六月上旬登昆仑山执行任务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日常工作外,没有硬性的任务指标,时间由我个人支配。没有了大学时的嘈杂与烦嚣,我无比欣喜地享受这一自由空间。全身心地响应林彪倡导的大学毛泽东著作的号召,认真地钻研毛的经典文章,初步领会了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等方法论方面的玄机妙论,同时还主动找一些报刊社论仔细阅读,记得曾经读到过《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批判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社论,标题似乎为“肯尼迪的如意算盘”的文章,印象十分深刻。总之,凡是感兴趣的文章,我会反复读几遍,做笔记,写心得。当然,学习究竟对个人的世界观有多大影响,不得而知。但是,这段时间的学习确实增长了我的知识和能力。觉得脑子突然开窍,初步学会如何思考问题了。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可惜,时间太短暂了。

随着中印边境情况日趋紧张,战云密布。中央指示加紧作好战争准备,看来武装冲突难以避免,军事机器开始飞速运转起来。野战军、野战医院源源开进新疆,全区宣布军事管制,地方无条件服从军事需求。根据我后来工作实践中的体会,我认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以和平手段,避免武力冲突解决中印边界纠纷。但在尼赫鲁‘前进政策’得不到遏制的情况下,也不惜使用一下武力,以达到保卫国土不容侵犯的目的。

2.工作组上山

62年6月,新疆军区派出一个由副司令员徐国贤将军领队,司、政、后精干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到昆仑山前沿考察,督导基层的战备工作,我有幸是工作组的一员。6月10日,我们一行人加上总参测绘大队的人马,自乌市出发直取南疆的叶城。叶城是登上昆仑山中印边界前线的最后一座城市,从这里折向南方便是上山之路,而继续东进再向前行,则是以生产玉石闻名的和田、于田了。

从乌市出发一路上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西南行,我们乘坐的是解放牌敞蓬军用卡车,大家靠着两侧的车帮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中间放着测绘大队必要的仪器装备。经吐鲁番,越过天山,汽车颠簸在简易的土质公路上,一路上许多军车和从地方征用的支前车辆源源不断地开向叶城。途经散落在公路两旁的村落时,总会有维吾尔族大妈在路边叫卖当地的土特产:铜壶里是鲜奶,木碗里有酸奶,尽管上边盖着小木片,依然落上一层尘土,小篓筐里装的是略带异味的干奶酪,此外,还有杏、桃、无花果等制作的果脯及干果,当然鸡和鸡蛋也不可或缺,甚至身边还牵有活羊售卖。我终于明白了口内的饥民“盲流”涌往这里的原因了。

自中学时起,我便对异域维族歌舞抱有浓厚兴趣。如今看到身着民族服装,头上披着头巾的维族妇女,倍感新鲜与亲切。到南疆阿克苏之前,虽然荒山沙漠绵延不断,但凡有江河湖水的地方,便有活跃着的人群。牧羊人唱着豪放悦耳的民歌放牧着羊群。塞外风光别有一番风情。同车的老新疆们大多是五、六十年代随军入疆的老兵哥,他们给我讲述当地的人文地理及民俗民风,甚至教我一些简单的维语。当然也讲些花花绿绿的荤故事,比如当地男人不结几次婚,就不是真正男人;维族姑娘如何爱慕汉族的大兵,传说解放初期曾有过把一个大兵藏在家中不放,待其归队时,人已瘦得走了模样⋯⋯等等的传闻。说实话,因我钟爱这个民族,对这类故事,权且当作花边故事听听而已。

老新疆们有多次往返这条路的经历。他们说跨过横穿新疆东西的天山山口‘干沟’后,便进入南疆领域了。‘干沟’的气候多变,恶劣天气居多,每过此处会有晕车、头痛、恶心等反应。司机应我们第一次入疆新兵的要求,特意在干沟停车片刻。然而,我没有太多的不适感觉。天气阴冷,‘干沟’两侧是荒秃的山壁,头顶上是长长的一带微亮的天空,反倒是显得有些枯燥无味 ,这可能是我的第一次经历,新鲜、好奇转移了我的注意力的缘故吧?过了‘干沟’之后不久,南疆最美的城市焉耆便展现在眼前。焉耆依河傍水而建,绿绿的流水,高高的白杨,身着花色艳丽的连衣裙,大眼睛、长辫子、漂亮的维族姑娘走在虽不是高楼洋房之间,或柏油马路之上,却怡然自得地徜徉在绿水环绕,翠树掩映,洁净的道路上。那幅美丽、和谐的图景,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一扫过去纷乱、相互倾轧、人人自危的大学生活,也没有了在三年灾难中,内地见到的那些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年轻女子剥食树皮的图景,这里一切都那麽美好,真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据说,这里在古代地壳变动后留下的咸水湖中,盛产皮厚、肉粗、少刺的鱼种。看来有了阳光和水,人间没有了恶斗,大家便能过上安详、美好的生活。军车继续前行,维族谚语中以库尔勒的梨,库车的美女,阿克苏的大米而闻名的三座城市相继展现。可惜军情紧急,我们远离城市中心,只是沿着城市的外围穿行而过,匆匆奔驰在沙漠边缘的公路上。

作为一名外语干部对语言的敏感,我抓紧机会向同车懂维语的老新疆们学习。我发现维语中许多词汇和印地语相通,如天、地、纸、笔、孩子、大饼等的称谓完全一样,甚至语法也很为近似。原来,来自波斯、阿拉伯的异族都曾统治过印度,语言上自然相互影响。简单的寒暄语我稍加用心,便能掌握。每次停车遇见维族老乡时,立刻检验所学,还真灵!有的竟能把我误认为是维语翻译。遗憾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学习机会。四十多年后,带着我的美国妻子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再次踏上这方我曾经留下过足迹的故地时,依然能用上那几句寒暄语交流,令孩子们惊讶、羡慕不已。年轻时的所学,竟依然固执地滞留在脑海里。而今老矣,不能同日而语了!

3.沿途兵站

驶过阿克苏,军卡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一路向南疾驶,车右侧是绵延不断的矮山,左侧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星星点点不起眼的红柳散落其间,这种植物在地面上只露出稀稀拉拉绿色枝条,其根部像树干般粗壮藏于地下,大自然的干旱、酷热、狂风就是这样地选择了它们,顽强生命的奇迹!然而映入眼底更多的还是车右侧的土黄色山丘,和左侧无数大小不同的石头蛋子,及一望无际灰褐色的沙漠,使你领略到什么叫做‘戈壁’。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车速仅约四十公里的军卡,自北向南千多公里的途中,必然要设置休息点,统称作“兵站”。兵站之间的间隔距离长短不一,汽车行驶在其间,用时从八、九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不等。早晨六、七点钟发车,晚上九、十点钟到达下一个兵站,并不希奇,偶尔也有午后三、四点钟即可休息的短程兵站,车程的长短全凭水源等自然条件决定。一成不变的景观,长时间枯燥无味的乘车,令早前有过的那种新鲜、兴奋的感觉,为寡言少语、昏昏欲睡所替代。只盼早些到达下一个兵站,躺到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

兵站一般建在背靠山坡的背风处,由石头和土坯垒建起的一排四、五间住房,伙房在不远的侧后方,稍远处是最简易的厕所。鸡、羊散养在四周,晚上它们自己回窝,大多数兵站都开垦出一小片菜地,种些时令蔬菜,专供过往贵客们享用。大点的兵站配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如距离水源较远,一辆运水车专供兵站用水。住房开间较大,一律是木板大通铺,条件好的铺有草垫。常在大房间的一侧尽头,隔出一个小单间供首长使用,房内因开窗过小总是黑乎乎的,电灯因电压不稳忽明忽暗。兵站一般是三至五人的编制,年轻穿军装的是现役军人,穿便装的年长者显然是退役老兵,或招募的汉人,个别兵站还会有上年纪的妇女,她们作为家属,一样地忙里忙外。感谢他们的服务,一年四季迎送着一批批过往的兵车,在枯燥单调的生活中,承受着酷暑严寒和风沙雪暴的洗礼,他们很少有和来往客人交谈的机会,却仍就盼望着人们的到来,用热情的服务来调剂单调的生活,增加活跃的人气。我们每到兵站总是先清洗灰尘厚厚的面孔,饭前在周边散散步,舒缓一下筋骨,来缓解全天坐车的疲劳。饭后匆匆打开行李尽早休息。次日又将是新一天征程的开始。我心中常常升起对这些服务人员的敬佩之意,他们在如此枯燥乏味的恶劣环境中生活,忠于职守,坚守岗位,这种牺牲精神多么伟大!

4.小镇泽普

军车沿大沙漠边缘行驶的第七天,穿越喀什、莎车等城镇,终于接近上山前的最后基地重镇—叶城。我们绕过喀什、莎车等城镇,为没机会看到市容而略感遗憾。莎车之后,抵达叶城前,必在泽普停休整容。这里距叶城仅四十分钟的路程。这是几天来行程唯一最为轻松、宽裕的一天。中午将过,车便进入泽普地区。最先映入眼底的是路两旁高大的钻天杨,从很远处便看到那墨绿墨绿、茂密的树顶,十分养眼,数日来单一色调带来的压抑心情一扫而光。我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异常兴奋地大发感慨,全然不去理会同车的老新疆们对我这个来自北京的学生兵的‘小资’情调的暗暗讥笑。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得出,认为我太过多愁善感。那个年代‘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为人所不齿,该受批判的。谁管那么多,我不想掩饰自己的心情,依然毫不隐讳心中的愉悦,人类的生活是需要多姿多彩的!不能想像人们能在光秃秃的戈壁中长期生存下去。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源自于水,叶尔羌河流经于此!

进入泽普街里,有蓄着大胡子的维族老者,有唱着悦耳民歌赶着羊群的维族小伙,还有身着色彩艳丽长袍,漂亮的女人,区别只是年长妇女头上大都包着头巾,年轻人则是长长的大辫子,脚下甚至踩着象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半旧的高跟鞋。女人是可爱的!车停下来休息,我尽情地享受造物主给予的这份赏赐。记得在花园般的林荫路旁的长椅上,遇到一个身材苗条又丰满适中的女青年,一头乌黑的中长发,高高的的鼻梁,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一袭黑色衣裤,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孩。她是个维汉混血姑娘,讲流利的维、汉两种语言。看得出她喜欢和我们这些过路的大兵聊天,希望多知道些内地大千世界的情况,交谈中感觉到她汇聚了两个民族既豪爽又含蓄的特质,显出一脸的天真稚气。她坦诚地表示,不甘心永远蜗居在本地,希望有机会走出这里,看看父亲的出生地、外面的大世界。祝愿她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短暂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和她偶遇至今快有五十个年头了,对她的印象还依然那么清新、深刻。不知她是否来过内地,见到过她父亲的祖籍。



5.叶城的风土民情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行程,我们最终于六月十七日抵达叶城。这里是上山前的最后一座重要城市。在县城的西北角设有军人招待所,这里吃住条件远比沿路的“兵站”好上许多。院落大,房间多,上山执行任务的各路人马云集于此,大家都在等待统一调度的上山车辆,因为乌市出发时运送我们的军车已完成任务,这里该由另一车队履行运兵上山的任务。在随时待命上山的空闲时间里,我有机会观察周边情况。干燥少雨的天气,尽管无风,空气中漂浮着细细的黄尘无处不在,十几分钟之内,桌面便落上一层细尘。然而馒头却是雪白雪白的,没有一丝异样的口感。这里没有自来水,全城用水都是由人工挖建的储水‘坝子’供应。‘坝子’是由人工挖建的三十米见方、二米多深的大深坑。每隔六、七天由水渠注满引自叶尔羌河清澈的河水。坝子四周植有桑树、白杨及灌木类植物。这里人们喜爱种花,赏心悦目,充满生机,与大戈壁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上山的军车随时可能派出,我每时每刻都须准备跟车出发,只能在附近街道上体察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叶城街道两旁虽看不到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大多数的砖木结构建筑却也尽显民族风格。店铺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日用品,比起物资匮乏的内地算是丰富多彩了。街道上青年男女来来往往,男性老者三三两两懒洋洋地坐在店铺门前或墙角处无所事事地聊着天,有的则穿着破旧的长袍,面带愁容地乞求施舍,而过往行人大都慷慨相助。那时我在思忖,此种无私的施舍究竟是宗教信仰,还是传统的民风使然呢?哎,任何地方总是会有穷人的。我依然怀着在内地灾害中,对饥饿所持有的那种特殊恐惧心理,见到饥饿之人时,一种莫大的同情心便油然而生。所以每次趁开饭之机,总是抓上七、八个馒头悄悄揣进上衣胸前的内衣里,到街上分送给他们。开始有些顾虑,不好意思,且担心产生‘羞辱’他人的误解。实际上,他们是能分辨出是非的,只要你以诚相待,他们是乐于接受的。

在街上,一次我看到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穿着裤裆开得高高的短裤,露出的小鸡鸡的鸡头肿得像核桃大,明显是感染所致,孩子似乎并没显出多大的痛苦。原来维族同胞信奉穆斯林,按教规男孩幼年时须行割礼。他们从不去医院做这种手术,而是由专职的阿訇诵经、行割礼,全部过程由一人操办。男孩和他的父母或许认为这是一种天经地义应该忍受的痛苦吧。

维族孩子和汉族孩子有很大不同,他们从出生时就承袭了父辈们的民族性格:豪放、活泼、开朗、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我遇到过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他真是个天生的演员坯子,一行一动中都颇具表演天赋,从他的眼里透出聪敏、伶俐,甚至小小可爱的狡黠,丝毫没有汉族孩子的那种腼腆、羞涩和扭捏。可惜,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成长过程中,被时光老人磨去了棱角,抹杀了他们的才华,实在令人扼腕。

在叶城停留期间,还有一次长见识的机会。吃过早饭上街闲逛,分送过馒头之后,见街上人们三五成群比往日多了许多,一圈圈地围在一起,兴致勃勃玩得十分专注,好奇心促使我上前探个究竟。每个圈子两个主角手中各握一枚煮熟的鸡蛋,相互对顶,其他人则是看热闹的,鸡蛋被撞破的一方判负,其蛋也将归胜方所有。对峙者相互间可自由选择对手,或吃尽对方,或认为对方蛋壳过硬,随时转往新的战场。大家玩得那么认真,那么津津有味,不禁使我遐想,这是兄弟民族一年一度的节日,唯在这一天人们方可聚在一起搏杀一次,看谁更强大、勇敢、百折不挠。为了胜利,一定是为了使蛋壳更为‘坚强’,该在鸡饲料、煮蛋火候、战斗时的握蛋技巧等方面下足了功夫。胜者尽显豪迈,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败者也坦然接受,虽败犹荣。这绝非是简单的赌博、赢得一袋破蛋回家而已,而是精神上得到获胜的极大乐趣。

遗憾的是我只是在接待站附近方圆百米范围内活动,未能到更具民族特色的县城中心看看,因为一方面有军人不准单独上街的规定,另一方面我须随时作好可能接到上山命令的准备。叶城对我而言是个戴着面纱,漂亮而又神秘的姑娘。遗憾,真的遗憾,始终没有得到看见她那庐山真面目的机会。维族同胞是个乐观豁达、意气风发的民族。正如从中学时代就喜欢的那首民歌 《我们新疆好地方》那样,这里看不到内地因饥饿而有的愁眉苦脸。

6.黑恰达坂

六月二十五日等来了次日凌晨四点出发上山的命令。因为从叶城到山上的康西瓦‘前指’(前线指挥部)需一天半的路程,特别是山高路险,须过几个‘达坂’(高海拔山口),中途不设兵站之故。为赶路程,中间只短暂休息两、三次,以解决个人的内急问题,尤其是路面情况还不如到叶城之前的简易公路,这里是称不上任何等级的汽车路,在简易公路上时速也只四十公里左右,上山爬坡会更加慢些。还有我们乘坐的军卡是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一汽’的尖端产品:大鼻子发动机和驾驶室占去车长的三分之一,后面车斗容量也不够大,两侧车帮有随时支起、落下,可活动的木条长凳(并非每辆卡车都具有这种可活动长凳的设置),我们把各自的行李及仪器等摆放在中间,车斗上方伸出几根金属横梁,用以支撑苫布来遮风挡雨。不是每个上山的人都要坐军卡,军区司令员、部长级的首长们则是乘坐备有氧气袋、血压计的军用吉普车。维护他们的健康是指挥部队的必要保障。

与我同车的还是乌市出发时的老搭档:军区司令部的参谋们及总参测绘大队的人马。离开叶城开始登山,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说不清是因为享有盛名的喀喇昆仑山即将踩在自己脚下,是随着对她的神秘而产生的一种奇妙感,是我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第一次登山经历,抑或是奔赴中印边界前线印地语同行中我是第一人的自豪感,还是⋯⋯ ?说不清楚!只是一种摸模糊糊的感觉不透明地笼罩着我。我无心去仔细地分析,任它在心中隐约地徜徉吧!军区司令部的那位参谋是个脑门儿大小适中,有着不十分起眼的颧骨,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像是个三十六、七岁,能讨女人喜欢的、有文化知识的那种人。一路上最爱听他讲典故。此时胸前抱着一台海拔高度测量仪,随着军车不断地向上爬,每到他心目中的某个地段,总是主动向大家予报海拔高度:2200米、3800米⋯⋯。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上山。他是我们的好向导。我羡慕他有那么多渊博的知识和阅历。往往是他预先告知我们前面地段的地貌特征是什么。所谓‘爬山’并非是我们日常想象中的那样向山顶登爬,有些地段相当开阔、平坦,只不过海拔高,空气稀薄,不适于植物生长而已。如果不是参谋告知所处地段的高度,坐在车内一动不动的我几乎感觉不到是在爬山,心中暗想:‘爬山’不过如此而已。看来,并不像在乌市出发前,人们渲染的关于高山空气稀薄、缺氧所带来诸多的痛苦那么恐怖可怕。我有些暗中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麻木。然而,我错了。

据参谋讲,抵达康西瓦之前要翻过几座‘达坂’,其中‘黑恰达坂’是令人最不舒服的一道关口。何为‘达坂’,其定义如何?没人告诉过我。估计,似乎是在高海拔处,跨过两个截然不同地貌地段的险恶的接合点或平台,它该是选择在最易通过的山梁的通道口。翻过‘达坂’犹如登上一层台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果然,‘黑恰’让我领教了‘达坂’的厉害。车自平缓的高原缓缓而上,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地形十分险恶的环境,右侧是陡峭山壁,或许太过靠近崖壁,抬头仰望不知山有多高,峰顶止于何处,车左侧则是万丈深渊的峡谷。车行驶在五、六米宽的路上,不知是长时间乘车的单调,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人们都沉默不语,无精打采。我则是昏昏沉沉陷入半睡眠之中。忽然,一阵刺耳的咔嚓声,车身轻微一震停了下来。睁眼一看,原来是我们的车头与右侧崖壁蹭到一起了!后来得知,司机是南疆军区特为我们这批上级工作组选派的优秀司机,技术一流,且多次走过这条路线。当他发现车距左侧崖边太过于靠近时,便下意识地往右侧打轮,我们全车才得以幸免翻进谷底!当下全车人惊出一身冷汗。我奇怪自己竟没有丝毫恐惧,因为我没意识到这究竟有多大危险,认为只不过行车过程中的一次小插曲而已。司机下车根本顾不上看车,先行安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刚经历了一次多么可怕的恶梦!全车没有一个人发出怨言,反倒更为加倍地安慰他,感谢他临危不惧,挽救了大家的生命。车既然停下来,我们纷纷借便下车松松僵硬的筋骨,顺便解决一下内急。我起身打算下车,突感头紧、发沉,提不起精神来,全身乏力,软绵绵的。这些反应坐在车内不动并不明显,而稍有活动时,便全部显现出来。这时我才领教了什么是‘达坂’。同时也深深地同情、敬佩那些不断来往在这条线路上的运输兵,及在此开山修路的少数民族同胞们。



7.‘前指’所在地:康西瓦



62年6月26日傍晚到达康西瓦,这里是‘前指’(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处在海拔5200米以上的高度了。我被安排在与司令员的两名警卫员一起,合住在一顶帐蓬内。这里没有床铺,没有任何家具,席地铺着厚厚的稻草,战争在即,没人考虑生活条件的舒适与否。将行李铺在厚厚的稻草上,闻着稻草散发出的香气,度过了第一个疲劳却又难眠的夜晚。

第二天清晨,走出帐篷审视了一下周边环境。康西瓦地势平坦开阔,南面是岩石结构的高山,山顶罩着皑皑的白雪,因为背光,整座山峰呈暗褐色,向上望去,越加衬托出自己的矮小,微不足道。紧靠山脚自东向西流淌着一缕雪水融化的小溪,小溪三、五米宽,溪水清澈冰冷,深不过膝。与高山相对的北面,相距一公里左右,绵亘着百公尺高、淡黄色低矮的山丘。‘前指’设在方圆有两个足球场大小,偏北的缓坡上。晴天时南侧大山的阴影仍距指挥部营房有百余公尺之遥。南、北两面山坡一暗一明全因光照所致。

前指在此选址,的确是高明绝妙的。坐北朝南,由七、八间砖房组成‘U’字形的建筑,正面是砖砌大门,由卫兵把守,闲人免进。房间专供首长指挥员、参谋部、作战部、情报部等部门使用。外围周边有若干顶帐篷,是为了提供给警卫队、卫生队,及过往人员临时住宿使用。指挥部南边正面是一片宽阔空地,距指挥部东南三、四百米远,山脚下、小溪边是专司电文传送的机要帐篷,那里非机要人员一概不得靠近。更为重要的是康西瓦距东边空喀山口、东南加勒万河谷、偏南的天文点防区均为一天左右的车程。总之,此地是辐射中印边界西段各大防区的中心位置。也是山下叶城基地与边界哨卡间运兵及输送物资的中转站。康西瓦气候颇具特点,六、七月份天气晴好时,每天早晨至下午两点的时间段,太阳高照,晴空万里,空气像温柔的少女轻拂着你的身躯,十分惬意。然而每到午后两点便开始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帐篷吹得哗哗作响,人在空地上睁不开眼,面孔好像也会被沙子钻出无数麻坑。似乎午后的暴君欲与午前的美女比试,看谁的力量更强大。造物主是何等奇妙,人们不仅要享受女人的温柔,还应体尝到男人的暴烈。



8.克服高山反应,适应高山环境

新上山的人如能在此处获得两周的适应时间,再奔赴前沿各地,高山反应的强度就会平缓许多。海拔五千米以上空气稀薄、缺氧,自然会感觉头晕恶心,呼吸加快,恨不得把全部氧气都吸进自己体内才好。此外,就是你停在原地静止不动,心脏也会猛增到120跳以上,提心至口的感觉令人不堪忍受,随之而来的食欲不振,全身乏力,倦怠异常的现象接踵而至,只想平躺在某处一动不动。据说军区文工团上山慰问演出时,某位女团员承受不住高山反应,曾把身体蹲藏在桌子下面哭鼻子,认为蹲下来,便可使自己比站立时低半公尺的海拔高度,这只能心理上略感到些许安慰罢了。我也毫不例外,有过同样的高山反应。只不过早有心理准备,且认清只有努力克服、适应外,别无他法,因为你是无处可以躲藏和逃避的。想清楚这点,大有益于度过这道难关。在超乎寻常的危难时刻,在‘不得不’的情况下,人能迸发出超乎寻常的坚毅,‘适者生存’此刻便体现得淋漓尽致。感谢我的双亲给我遗传了优良基因,特别是妈妈坚韧不拔的精神,我没太感吃力地熬了过来.

生命真是个奇迹。无论自然环境多么恶劣,总会有生命顽强地出现。在我先后四次经康西瓦到边界前沿各大防区的往返途中,在荒山秃岭上仍不时发现从低等的苔藓植物、骆驼刺,到较高级的红柳,及在洞口探头探脑、肥硕的地鼠,活跃在岩石峭壁间的岩羊,甚或奔驰在高原上的野驴、野牦牛等高级动物。在‘康指’看到过战士捕获的一只雪豹,被关在铁笼内只是呲牙怒吼,拒绝喂食。我曾想应把这只珍稀动物放归大自然,或送往动物园中去。否则,关在笼内只有死亡别无出路。总之,无论环境何等恶劣,有阳光和水就会有生命。人类应像它们一样,善于应对大自然的残酷挑战。



9.中印边界战争的历史背景

在康西瓦边适应高山环境,边随时待命奔赴前沿哨卡工作的过程中,我并未浪费时间,而是努力学习领会军委、外交部发布的有关中印边界方面的方针、政策。资料来源主要是从电台录制的公开的外交照会及军委通过‘机要’发来的命令、指示,或者熟悉自乌市带来的中印边界问题文件汇编。记得最初用的是交流电金属质地的录音机,虽有些笨重,易出小故障,但在国际封锁、包围下,这毕竟是中国自行研发的新产品。随后便为西德产交直流两用、便携式录音机所取代。

中印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并从边界冲突演变为边界战争,自有其深刻复杂的背景原因。

一、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支持。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尖锐,由冷战发展为具相当规模的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的导弹危机,以及在中国台湾海峡的炮战都是有力的佐证。西方阵营不能坐视与其对立的另一阵营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中国强大起来,自然会利用一切机会打压、遏制中国。中印间的矛盾当然会被视作为一个重要机会。西方强国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各种国际会议中,无不支持打着民主、中立、不结盟旗帜的天然盟友印度。

二、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破裂的因素。赫鲁晓夫执掌前苏联大权后,在围绕对斯大林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上,认为毛泽东的中国不再是言听计从的仆从。中苏间的分歧,以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社论“十评”为标志,把苏联定格为‘修正主义’,从而使两国、两党间矛盾的尖锐化公诸于世,分裂趋势已无可挽回,‘中苏友好同盟’沦为一纸空谈。在这种形势下,赫氏决心惩戒中国。恰逢此时,中印关系恶化。苏联重新修定国策:一方面停止对华援助,逼迫中国还债、撤回专家,另一方面从军事、经济、政治上拉拢、支持印度反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因如此,六二年毛决心反击印度前夕,下令新疆沿中苏边境地区所有的重要设施全部内撤,并加强兵力部署,以防中印冲突中,遭到苏军的策应与牵制。可见当时中苏矛盾有多么尖锐、深刻。

三、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后,随着以苏联为楷模,在全部照搬苏联模式的过程中,毛本人也被无限神化。对内推行极左路线:文化上批判胡适、胡风,电影《武训传》;政治上反右派、反右倾,结果造成个人独裁局面的出现,残酷的镇压与迫害从党外到党内,甚至包括中央及军内的高层人士在内。一时间再也听不到与其意见相左的声音,任他一意孤行;经济上极左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以及城市推行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随后‘大跃进’、‘三面红旗’运动的展开,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在五九年至六一年连续三年全国范围的灾荒中,人民以挖野菜、剥树皮,甚或某类矿石来果腹充饥,浮肿、肝炎等疾病席卷全国,各种各样的恐怖讹传时有所闻。在中国自毁长城的局面下,各种仇华势力自然认为这是摧毁中共政权的最佳时机。

四、西藏达赖集团和印度尼赫鲁当局对形势评估的严重失误。中国军队最初是通过谈判和平进入西藏的。一方面既要允许保留西藏 上层的固有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审慎的改革来改善普通僧俗大众的生活。改革必然触动上层集团的利益,矛盾的激化演变为对抗,加之美蒋特工的蛊惑与策动,西藏上层极右势力挟持达赖发动了武装叛乱。装备落后、军事素质低下的少数西藏武装,自然不是强大的解放军的对手,失败是必然的。最终达赖逃亡印度。成为了既是印度当局手中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又是点燃中印之间大火的火种。

印度略早于中国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取得独立建国。历史因素决定了印度成为一个略加靠近西方政体,大力倡导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古代中印两国在宗教、文化方面有过密切的交往,近代又有遭受殖民主义列强凌辱的相似经历。彼此较易理解、同情、相互支持。毛在取得政权建国后,印度表现出了友善和支持,是除东方阵营外较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随后两国又共同倡导了‘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甚至充当过中国向西方传递某些信息的管道。中国人受‘知恩图报’传统理念的影响极深,何况历来对圣雄甘地相当推崇,对其接班人尼赫鲁也赞赏有加。西藏问题出现前,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亲密而融洽的,周恩来与尼赫鲁的私交也甚笃。那时期‘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唱响两国民间的每个角落。印度当局和尼赫鲁本人认为他们有恩于中国,印度无论提出怎样的要求,或做出何等过分行为,中国都不可能和印度翻脸、动用武力,中国应该永远感激、报答他们。可悲的是他们错了。

或许还可找出一些发生中印边界战争的其他大背景因素,本人则认为以上四方面是最基本的。



10.边界局势的恶化,毛下定反击决心

事实上是达赖拉着尼赫鲁给毛泽东送了一份大礼。达赖逃往印度之后,大批追随者陆续从不同通道涌往印度,中国军队顺理成章地进行了阻截。中印边境局势的突变,引发了印度当局的关注。派兵守住大门,既可接应流亡藏民,又能阻止中国士兵的阻截行动。于是,边境原有的宁静,迅速地被紧张与尖锐的局面所替代。实际上,两国间的边界只在某些地图中有些相互矛盾的非正式的划分,当时两国均为建国不久的国家,各自忙于处理国内急需解决的事务。早期边界问题并不突出,仅有少量边防部队守卫在星星落落的边卡上,大部地段从未有过具体边界界桩,少数地段更是模糊不清。严格地说,这是大英帝国遗留给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西藏则是满清政府衰败后英国在该地的势力范围。在归属权方面,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英国自然偏袒利害关系与其更为紧密的印度。大英帝国撤离前,在中印边界东部划出一条偏袒印度的麦克马洪线,对此印度当然欣然接受,至于中部及西部广无人烟的荒野地区,则是双方都认可的习惯传统边界线而已。作为中印之间定时炸弹引信的达赖,五九年开始,便起到了引爆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作用。此后的三年里,周恩来抱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以多年来和尼赫鲁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私人关系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毕竟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尼氏岂肯让步?因此从初始不公开的私人通信,到后来互致频繁的外交照会,发表外交白皮书,甚至中国欲借助锡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际会议,请周边国家出面调停的所有努力也告失败。与此同时双方加强了边境的武装活动。五九年空喀山口武装冲突中,印度边防军的十几名巡逻兵被全歼后,矛盾愈加激化。尼氏始终认为处在内外交困中的中国不可能对印度发动较大规摸的军事行动,何况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还需要印度的支持,国际舆论也完全有利于他。为取得谈判桌上的主动,尼氏命令军队全面向中印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推进。对此,中国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理,亦及时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

从国际政治地缘学角度上分析,中国东南部美蒋虎视眈眈;东北部美、日、韩唯恐天下不乱;北部与中国接壤的苏蒙边界形势紧张异常,加之赫鲁晓夫弃中扶印的决策,致使中国深切感受到巨大的周边压力。中国外部形势如此,内部情况亦不容乐观,毛一意孤行,推行极左路线的结果,使全国经济陷入灾难性的崩溃之中。在种种困难压力下,毛凭借他的历史功绩和个人的才智魅力,在中国依然是神圣而不可动摇的最高统治者。他最终决定用尼赫鲁这张牌来达到敲山镇虎的目的,警告那些想趁人之危者不得轻举妄动:中国依然是强大而不可侵犯!同时又可借此缓解内部矛盾。

为排除各种可能的牵制,顺利地进行对印度的边界反击战,中国加强了敏感区域的军事部署:公开地在与台湾海峡相邻的福建前沿调动部队,警告美蒋勿轻举妄动;中苏、中蒙边界上加强军力,后撤工厂等重要设施。对比东南沿海,中国当局更为担心的是来自北方的压力。深知赫鲁晓夫是个喜怒无常的冒险家,且有装备更为先进、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地势开阔,一旦开战,中国无优势可言。总之,对这两面取守势备战,尽可能地稳住局势,避免腹背受敌。

毛泽东在内外交困中,在中印边界形势不断恶化情况下,最后决定:以武力反击印度。这一决策有一石三鸟的效用,一可遏制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保卫国土不受侵犯;二可警告那些趁人之危者,中国依然强大,不容侵犯;三是可以缓解国内因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所带来的压力 。

11.备战,备战

六二年初,正规野战军入疆,加强仅负责守卫任务的边防部队,273野战医院也从内地进驻新疆叶城附近的莎车,自北疆到南疆叶城之间建立了若干兵站,选建山上的康西瓦为‘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被调集的各种干部纷纷走上各自岗位。以翻译队伍为例,大都是从全国外事单位借调来的英文干部,或者在读大学生,其中甚至还有来自莫斯科东方学院的两名学了一年半乌尔都语的中国留学生,这二位衣着十分讲究,业务能力却极低,二人根本不能张口讲话。实践证明,对印军工作,印地、尼泊尔、乌尔都三种语言比英文更具有针对性。令人遗憾的是在六二年十月之前,在边界西段我是唯一受过专业训练的印地语敌工干部,且初步地掌握了中印边界纠纷的核心实质,又对毛泽东瓦解敌军的基本理论有一定的理解,尤其具有从上级机关及时了解相关的命令、指示和及时掌握 边界发生的最新动态的优势,比起临时借调来的其他同行更为专业些。九月中旬,我有了一个尼泊尔语搭档小钟,他是从西藏军区支援过来,经过一年多培训的四川籍老兵,人极聪明勤奋,估计受学习条件影响,还难独挡一面。见他每天捧着印汉词典背记单词,竟能与尼籍印军廓尔喀士兵做简单的通话交流,比英语翻译作用更为有效。我能感觉到小钟对我怀有的忌羡心理。其实我对自己的外语水平也极不满意,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但这能怪我本人么?五年的大学生活,有三年多是在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学点知识要偷偷摸摸,一旦被发现便被扣上‘白专’(资产阶级白色专家)的帽子,必然遭到批判。现在,当国家需要我时,我却力不从心!我为此苦恼,但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六二年五、六月间,新疆自治区政府宣告全区进入军事管制状态。全区地方政府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均须服从军事调动,全力支援部队所求。一时间,各种不同品牌的地方车辆由各民族司机运送着急需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开往昆仑山前线。物资之丰,令人不敢相信中国刚刚经历过特大灾害。前后方一致,军民一家的感人场面随处可见。



12.行路难,帮助民族兄弟雪中脱险

昆仑山历年自当年九月至第二年的四月为大雪封山期。山上所需常规物资包括战士家信、报纸等均须在封山前送到。六二年形势的巨变,非常时期改变了大雪封山的规定。整个冬季上山的运输车辆从未间断。记得九月初我受命赶赴‘天文点’哨卡途中,在途经‘枯海子’后不久的‘岔路口’时,见到过两辆满载物资的地方车辆,其中一辆趴窝在深雪中,尽管上山车辆都安装了防滑链,却依然只见车轮在原地空转,三分之一的车轮已陷入雪中。其实,如果他们沿着前车车迹行进,是不会卧入雪中的。这次是为了给军车让出主路超越先行,才遇到了意外。清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中,两位维族同胞头上冒着热气,用大铁锨奋力铲除车轮前的积雪,怎奈车轮依然空转着爬不出来。情急之下二人竟开始用双手扒起雪来,其焦急心情可见一斑。因为他们深知爬不出来,除完不成任务之外,二人还将有受到严重冻伤的危险。 我们的车停了下来,尽管我们须争分夺秒地向‘天文点’进发,但怎能对‘支前’的民族兄弟陷入危险于不顾?!凌晨自康西瓦出发时,虽是天寒地冻零下三十多度,车上挤得像罐头里沙丁鱼似的战士,凭借着体内初始的热量,尚有说有笑,活跃气氛,热情满满。随着不断在严寒中的颠簸,大家的话越来越少,闭目养神,保持着体力。但依然抵不住严寒的侵袭,双脚麻木疼痛,身体僵硬。车停下来,我借便下车就地跺跺脚,活动活动身体,放松一下筋骨,享受这一难得的机会。最后,地方车辆终于在我们的帮助下,爬出雪窝上路了。

提起山上行军之难,还有许多故事可讲。记得七月上旬,我第一次奉命自康西瓦去空喀山口执行任务途中,坐在军车最后的座位上,军车行进在从未修建过的山路上,沿着前面车队留下的痕迹一路地颠簸着,路况差,坑坑洼洼不说,穿越大大小小的石头阵时,车厢上下左右地摇来摆去,人人紧握支撑篷布的竖干,或夹紧腋下的车帮,精神稍有放松便吃苦头。一次,我被突然高高弹起,头顶竟撞在上方支撑篷布的横梁上!足被抛起有三、四十公分之高。老实说,当时惊异大于疼痛,随之而来的便是发自内心对尼赫鲁的诅咒,你能怨恨我们的司机么!?路就是这样的路。不过我也得出一条坐车的经验:尽可能选坐在靠近车头的位置,前后颠簸程度相差有好几倍呢。



13.中央下达指示

中印边界问题是大英帝国安放的一棵定时炸弹,达赖作为引信引爆了这棵炸弹的同时,震醒了印度尼赫鲁当局,原来在这片广袤荒无人烟的区域内,本无士兵巡逻和守卫的,但在军事、经济上却存有巨大的潜在利益。尼氏急急忙忙推出‘前进政策’,派兵巡逻,增兵设卡,力图控制大片实地,以求未来在谈判桌上的主动地位。尼赫鲁为本国、本民族争取利益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对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当局而言,当然也不可能再次轻言放弃祖宗留下的这片土地。中国人认为列强瓜分大片国土,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屈辱的历史时代,已一去不再复返,中国人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国土。毛泽东认识到了边界纠纷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将可能是演变成一场相当规模的边界战争。我本人认为,毛可能意识到,与其被动接受战争,不如积极主动地面对战争的到来。尽管中共建国初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处理其众多的内部问题。于是下令: 做好通过和平谈判与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两种准备。

现将本人当年对中央领导人给部队及相关的内部人员发表的有关讲话,及上级领导部门下达的命令与指示所做的记录,整理出来,以享读者。

毛泽东对加勒万河谷入侵印军应对措施的表态: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要克制,不能急于打⋯⋯同印度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指示‘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周恩来总理强调:几千年来我们(中印—作者注)一直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们这一代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指示加勒万边防部队每两小时向他汇报一次最新情况,命令部队坚守阵地,原地不动。如入侵印军回撤,可不予理睬,网开一面。印军向我逼近开枪挑衅时,可向其鸣枪警告,示意其停止前进。当受其再三挑衅后,可实行自卫。要少杀,多捉活的。对其增援部队应先警告,可朝天鸣枪。如其原路退回,不必阻拦,让出退路,使其退出。总之,要退避三舍,争取政治、外交上的主动。

总参谋长罗瑞卿: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总参谋部二十字方针:“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存。”

总理、外交部和军委各总部陆续下达的有关指示: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不主动打(出击)。对印军的进攻,再三警告无效后,方可自卫;对其的包围要网开一面,准其逃跑,不阻拦(不打、不阻、不追);不封锁印度直升机空投场,空投在两军阵地间我侧的粮食等生活用品,可让其领回。

加强对阿克塞钦传统边界线中方一侧的巡逻、设点。不主动惹事,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对印军的进逼要“顶、逼、围、堵。”

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

不先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网开一面。

对印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坚决回击;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及外交斗争。

随着中印边境地区双方武装人员相互间频繁地近距离活动,随时可能暴发武装冲突。中央军委将下达过的指示,最后整理归纳为十七条准则。现根据本人当时简要纪录,整理如下:

一、详细查明边境地区通往印度的山口、道路情况。对印军可能入侵的地方,要先行设卡,控制战略制高点。哨位要逼近传统习惯边界线,以阻止印军向我方的推进。

二、全部哨卡须加强工事,藏足6至8个月的粮食、弹药、水、柴等,保障大雪封山后的自给。如印军向我攻击被迫自卫时,要发扬顽强独立作战的精神,决不退让。

三、坚持不打第一枪,后发制人。如印军向我进攻,我应力争冲突局部化。必要时可主动停止射击,争取谈判。若措施无效,则可坚决自卫(应教育部队战士沉着应对)。

四、若印军向我哨所逼近,我应根据实际情况,向印之另一点,甚至两点逼近。

五、印军若深入到我哨卡侧后方设点,切断我后路时,我应在其正面设卡顶住。同时向其深入我方的哨卡侧后再设一或二个哨卡,以阻止其继续伸延。若对方后撤,则不予阻拦,要网开一面。

六、若印军向我包围,则我应反包围,或包围其另一点或两点,但要网开一面。若印军企图增援,则坚决阻止,但绝不先开第一枪。若其执意以武力打开通道时,则坚决自卫。

七、我进入印军侧后设卡时,一般应距其所设卡点一公里以上。向巡逻印军逼近对峙时,一般保持与其三百米的距离。

八、对印军少数人向我侦察或零星挑衅时,可不予置理。

九、若印军向我展开战斗队形,尚未开枪,在其进至五十米左右时,可向其连续喊话,口头警告。不必主动开枪,若其继续前进到五十米以内,向我进攻时,可先鸣枪警告,无效后则可坚决自卫。

十、若印军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开枪开炮,若不还击有危险时,可以反击自卫。

十一、印军从三、四个方面向我包围而尚未开枪,在其距我前沿一百米时,可向其喊话,挥手警告。并立即将情况上报,听候上级命令。在其抵近一百米以内时,可进行自卫反击。

十二、我在其侧后设点,应尽快修建好工事。要有意地暴露出自己阵地,若印军向我逼近,则按八、九、十、十一条之规定处理。

十三、我侦察、巡逻、运输部队执行任务时,应力争避免与印军遭遇。若遭遇,应尽快抢占有利地形,并通知对方,若受到攻击,可进行自卫。地形不利时,可以主动退守。

十四、我侦察、巡逻、运输分队执行任务时,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侦察、警戒,以防受到伏击。若事先发现情况,应尽量摆脱;若受到伏击或阻击,可进行自卫。

十五、我自卫时,应坚守阵地,不出击。但在其进攻至我前沿时,也可实施战术反击,力避少杀伤,多捉活的。其后退时,则不必追击。

十六、印空军飞机进入我领空盘旋侦察时,可不予理睬。若对我轰炸,则尽可能将其击落在我境内。若在我哨卡控制区域内空降少数人员,可予以捕捉;人数多时,可就地监视,立即将情况上报。

十七、对印机空投在我境内的物资应收集、登记保管之。若空投在其据点附近,可不予置理。若在双方阵地之间,可允许对方取回,空投在我方阵地内的物资应收集保管之,其中衣物、食品、燃料类,若对方要求取回时,可同意其派人留下收条后取回,但军用物资则予以扣留。对空投在我阵地内的印方一切物资均须拍照存档。 (见附件1、2 )

以上文字均摘自本人当年私人笔记纪录,从中可以看出中印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后,中方高层从为应对突发事件所发出的零零星星的指示,到最后出台的十七条命令中,均反映了中方不希望与印度关系的进一步激化。但对来犯者的态度却是坚定不移的:不主动出击,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十七条的出现是战前两军危险对峙过程中,为一线部队制定的政策性极强的行动准则。相信当年在加勒万河谷阵地的印军士兵能有所体会。他们从中方领回过大米、腰果、白糖、炼乳及固体燃料、建筑材料,甚至走失的马匹等等。怎奈印方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其‘前进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遵照毛泽东可能爆发战争的警示,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各部门迅速运转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发生一场相当规模战争的趋势,日益明显。

14.战前动员

除宣布全疆范围军事管制外,一线部队开展了以传统方式激励士气的‘诉苦大会’。这是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方式。大会上战士会痛哭流涕地诉说旧社会在地主、官僚或外国侵略者欺压下,过着如何凄惨的生活,最后把仇恨集中在反动派身上,激扬起英勇战斗,伟大的牺牲精神。这次,昆仑山上的诉苦动员会,依然采用的是这种传统方式。只不过尼赫鲁当局代替了当年的日寇而已。我当时心中曾经暗想:这种方式有些过时和牵强。三年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时,地主、反动派早被打倒多年了,苦难的根源究竟为何呢?无论如何,这是战前必须的一个步骤。总之,战备的车轮飞速地转动着。

这一时刻我的具体任务是:与借调来的英文大学生一起,组织连队战士骨干,普及战场喊话,口号内容由上级下达,主要内容是:‘缴枪不杀’,‘举起手来’,‘出来’,‘我们宽待俘虏’,‘不要动’,‘跟我走’等六句,由我们翻成印地文和英语。为使战士容易掌握和朗朗上口,翻译力求简单明了,不拘泥于语法和句子的严谨。骨干人员的组成是每连抽调四、五名有些文化、口齿伶俐、政治可靠的战士,集中在一起学习。学习班上除教会口号外,还须讲明中印边界战争的性质及优待俘虏的重要性。骨干们返回连队再向全连普及。虽然不知到了真正的战场上,激动中战士们能否喊得出来,但只要能用上一、两句,就算达到了目的。(附件3)

15.加强战备

由于印度军方指挥部的前移,派出查模•克什米尔国民军、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及库玛翁联队的组合部队不断在中印边境西段,越过传统边界线肆意进犯,并配以空军进行空中支援及侦察,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安全,中国当局采取了相应措施:从内地调正规部队陆军第四师入疆驻防喀什,协助原有的地方边防部队守卫边防;273野战医院正式迁驻莎车备战;新疆军区所属民族部队骑兵第三团进驻康西瓦‘前指’附近的大红柳滩待命。双方军事对峙,火药味极浓,战争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军委曾明确指出:中印边界问题之重点,在印军军事活动最为频繁的西段——拉达克、阿克塞钦地区。自西向东天文点、加勒万、空喀山口到西藏阿里地区的班公洛中国一侧,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由于地处高海拔,生存环境恶劣,除少量往来游牧的西藏边民外,基本上是从未开发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如今却成为两国兵戎相见的焦点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我个人分析是因为该地域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分析,国际上某些大国乐见于两国矛盾激化,从而成为控制两国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筹码,得渔人之利。康西瓦‘前指’由五十四军副军长何家产、野战军第四师师长郑志文、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及南疆军分区刘发秀组成,直接听命于总参作战部的命令,实施西段作战指挥。



16.初领任务,空喀山口行

六二年七月初,我接到命令,出发到西段最早发生过武装冲突的空喀山口执行任务。出发时掌握的情况是印军巡逻队在该地活动频繁,我的任务是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作翻译工作。依然是司、政、后组成的‘军区工作组’那批成员和测绘大队的那帮人马,于清晨五点左右乘军车直奔空喀山口。全程约须十来个小时的路程,一路顺利,下午三、四点钟便可抵达。告别了有水、有红柳的康西瓦,经过大红柳滩之后,天空渐渐放亮,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贪婪地了望车外的一切景物,为改善视觉的疲劳,甚至饶有兴致地观察起从小土丘或平地上挖出数不清的洞口中,探头探脑、肥硕的地鼠来,它们丝毫不畏惧过往车辆的震动,行动异常敏捷。猜想,它们仅凭吃骆驼刺,又少天敌,才得以生活得如此逍遥自在?真是物竞天择,一种奇怪的动物。除此之外,依然是颠簸的高原和远处光秃的小山包。单调的景色,不久便催人昏昏欲睡。



17.奇怪的‘枯海子’

不知过了多久,车戛然停了下来。睁眼一看,原来到了赫赫有名的‘枯海子’。随着大家一起下车,伸展一下僵硬的身体,解决解决内急。我借机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这是自东南向西北伸延的一块小凹地,凹地东西长约二、三百米,南北宽不过八、九十米,周边高度不超过十米。凹地底部铺着一色暗灰色的小砾石,与一路上见过黄瞿瞿的土石迥然不同,亿万年前这里该是一片海洋或是一泽小湖泊。说它赫赫有名,一是因为从这里向西可通往天文点,西南可到达加勒万河谷,向东南可直抵空喀山口,是到各防区的必经之路。其二是无论何人,上山多久,逢到此地者,必有头晕、头痛、恶心、心跳、气短、全身乏力的高山反应,这就是‘前指’不在此选址的原因了。究竟是地磁或是其他原因所致,只能有待未来科学家们来解答了。其三,在暗灰色小砾石下面埋藏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吸水石,是昆仑山上此种特产的唯一产地,这种石头带回到山下,放在盛满水的漂亮的瓷皿内,整块石头吸满露汁,撒种上不同的花籽,待长出不同种类的红花绿叶时,便成为了绝妙的艺术品。正是这种吸引力,车上的老新疆们不惧高山反应,在这块小盆地的四处挖掘着他们的宝贝,然后再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带回乌鲁木齐。佩服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能有如此雅致的生活情趣。我既无家室又无亲朋好友(刚到任不久,便上山了),反倒自由自在地关注起自己感到兴趣的事情来。因为我心中暗暗存有一个心愿:将来有机会,把这一具有非常历史意义的故事讲给后人听。所以,每遇有兴趣所致的景物,便留意观察、纪录,或努力印刻在脑海中。



18.空喀山口杂记

离开枯海子,下午三、四点钟便到达空喀山口。哨卡设在低矮小高地的顶部,地面上建有一间石头垒砌的了望所,了望所两侧有挖出半人深的战壕相通。工事前方,向南方向是一片开阔河滩地,距中方二、三百米处东西向流淌着一条小溪,是叶尔羌河的源头还是支流,本人不得而知。小溪彼侧二百米左右绵亘着不高的山峦,河滩布满大小不等的石头蛋,溪边稀稀拉拉点缀着绿色植被。这里该是中印双方不断发生军事摩擦的地段之一。然而竟能见到十几匹野驴悠闲地徜徉在溪边啃食着嫩草,有中国政府严令:距传统边界线二十公里以内不得开枪规定,它们是自由安全的。中国工事后方一侧,是缓缓的低坡,坡下有一间半地下,大约二十平米的‘地窝子’,是战士们的住处。这里有小高地作为屏障,既可避开印军巡逻队的直视观察,又可冬暖夏凉,可谓一举两得。在坡下较为宽阔隐蔽处,新建两间土木结构的客房,这在山上算是相当不错的‘招待所’了,再稍远处分别建有厨房、厕所。这里没有康西瓦的那种嘈杂忙碌景象,显得极为宁静。地窝子里面光线显得有些暗淡,生活用品也摆放得有些凌乱。战士们的文化生活极为贫乏,没有无线电收音机或半导体收音机,只有磨秃了边的扑克牌、残缺不全的连环画小人书,和几个月前的老旧报纸。听说军官干部可每半年与山下喀什基地轮换一次,战士则须常年坚守岗位,直到服役期满为止。他们大多数是西北陕甘宁贫苦地区入伍的义务兵,三年饥荒时期当兵是个不错的出路,何况山上执勤的官兵一律发放双倍的津贴。设想大雪封山后,十几个小伙子(有的边卡甚至只有六、七个人)常年生活在这荒无人烟的高山上,单调枯燥地守卡,没有家信、广播、娱乐生活,彼此间一旦产生点小矛盾,的确是件令人头痛的事。在康西瓦我见到过司令员的两名警卫员之间闹矛盾,一个生性极其蛮横霸道,欺压另一个,我很为之不平。一次与那个软弱的兵哥聊天,他有个理论令我十分惊讶。他说,我希望他越蛮不讲理越好,总有一天遇上比他更为凶悍的人时,便会遭到报应。细想这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哲学,倒是满有些佛教因果报应的禅学道理。总之,我由衷地钦佩这些常年守卫在边疆的战士们,向他们致敬!

到达空喀的第二天,我便和守卡战士一起参加了加固工事的劳动。搬一块十几斤重的石块,登运三、五十米的小缓坡,感觉气喘吁吁,心跳至喉,好不难过,说明我仍有高山反应。驻守边卡的战士为了招待我们,特地从远离边界二十公里之外,猎获了一头野牦牛来改善伙食。缺少调料,厨艺又一般,煮熟的野味并未引起大家的食欲,只是曾来过此处,与守卡人员相互熟悉的几位参谋,选取了牦牛的心、肝和生殖器等部位分而食之了(认为滋补,又不腻口),而这些珍贵部分还轮不到我和测绘大队的几个人分食。我们吃的只是大块、大块的肉,任你随便吃。然而,我们竟吃不动。高山反应令人只盼望能吃些根本无法得到的蔬菜、水果。奇怪的是吃过一次之后,我便对食肉产生了过敏,每每就餐见到大块、大块的野味时,便感觉和吃过之后的排泄物有相似的气味(不是臭味,却熏脑子!)。假如在山下饥饿的人群中,它该是多麽宝贵的肉类珍品 啊。

大约十点多钟,接值勤的哨位报告,有一队印军巡逻队沿河滩自东向西行进。我们几个人迅速爬出工事,站在坡顶明显处了望,见远处十几个印军成纵队向前蠕动。距那里不远处曾是野驴啃食野草的地方,野驴消失,印军却出现了。我们边呼喊边挥手,示意对方退回去。估计他们也发现了我们,虽听不清我们的喊话,却能理解我们挥手的含义。果然印军沿原路返回了。这是我第一次模糊地见到的印军。

第三天与战士一起正在修建工事,忽闻境内东北方向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群活动。前指命令立即前往侦察。我和南疆军区联络处的闫某及一名藏语翻译一起,率十一团的几名战士出发执行任务,肉眼看去,目标只不过在一两公里之外,实际上却有三、五公里之遥,没想到人的视力也会有高山反应,产生误差。我们沿着坡度极小,向几乎是一马平川的东北方向急进。看上去十分平坦的开阔地,却一点都不平坦,穿着大头鞋急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路上,虽是行进在几乎察觉不出的下坡路上,路面依然是忽高忽低,非常难走。我感觉十分疲惫,尤其上学时留下的腹泻和肝区疼痛的老毛病一直折磨着我。体质的虚弱,外加环境的恶劣,几乎令我晕倒。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领受到的面对面交锋的任务,没有任何退缩的道理。我们侦察小分队在距目标二、三百米时,便三人一组,呈三角战斗队形向前靠近。前面的目标已清晰可见:几顶蒙古包,周围有几匹马和一些牦牛,稍远处则有几群羊,蒙古包前站着几名藏装妇女和男人惊异地望着我们。通过藏族翻译的沟通,紧张局面很快缓和下来。我们被让进帐篷内,藏胞给每人送上用黑乎乎洋瓷缸盛着的淡淡的奶茶,本人虽不习惯这种奶茶,且闪过一丝染病的担忧(据说当地藏族同胞患有肺病和性病的比例很高),但出于对主人盛情的尊重,大家都欣然接受了藏胞的款待。谈话中得知,这些藏族边民年年赶着上百只羊群驮着盐巴(每只羊可负重二十多斤)到印度换取粮食、茶叶等生活用品。一场虚惊之后,我们告别了藏胞,返回哨卡营地。



19.急驰天文点

当天下午,刚刚返回哨卡,便接到前指发来的急电,命我次日返回康西瓦领受新任务。原来天文点哨卡(约海拔六千七百米高,可谓世界第一高的边防哨卡)遭遇新入侵印军的严重威胁。

我是次日午后到达‘康指’(康西瓦前线指挥部)的,该日清晨,边防十一团之一部已先于我赶往天文点增援。我马不停蹄立即换上另一部军车直奔天文点。途经‘枯海子’后,从岔路口向西一路疾驰,同车的还有南疆联络处闫某和另一名新华社特派摄影记者王纯德,王是唯一穿便装,非现役军人的人,东北口音,看上去四十来岁,身高不及一米六,身材微胖,一对细眯眼,脸色有点土灰色。我曾暗自思量,怎能派出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记者上山执行如此艰难的任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随后几天的接触中,王是位谈吐幽默风趣、工作热情高、责任心强、充满活力,总是笑眯眯的中年人。从没有听他抱怨过高山反应、疲惫不堪等的只言片语。昏昏然的乘车过程很长。人在极端艰难中,自知无能为力、无可如何时,便会产生出无穷的耐受力,原来‘听天由命’,毫无奢望企盼时,能自然生出一种自我保护的麻木,这反倒减轻不少心理负担,和降低了痛苦程度。不知不觉中军车翻过几道山梁后,停在平平的山顶上,不敢相信我们已身处在海拔六千五、六百米的高度上了。时间已过了夜晚十一点,夜空中明亮硕大的星星近在咫尺,似乎伸手可及,加之一轮明月挂在天边,月光照着大地,好似置身在半透明的仙境之中,别有一种感觉,微风吹拂,精神顿爽。美,真的太美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的大自然如此之美。七月的昆仑,这少见的天色美景实在是上天所赐!听说,距此地西南方向四、五公里海拔六千四百七十米处,我边防军十一团的战士们已抢占制高点,遏制住了入侵印军。在等待战士为我们搭建临时过夜帐篷时,我们几个干部,有南疆的闫干事、新华社王记者和作战处的一位参谋席地围坐在一起,边欣赏大自然美景,边兴致勃勃地聊天。我信手拿起一块遍地皆是的赭色石块随意地敲击着,突然石块断成两半,不知何处来的灵感,低头一看,竟是块鱼化石,纹路清晰可见!刹那间,惊异、激动、喜悦均不能昭示出我当时的心境。设想亿万年前曾在这里的大海中游动着的鱼儿,如今化作石鱼,竟被我捕获。试问哪位古生物学家能够到这人类禁区来考古?这是一件无价之宝!顿时忆起在北大读书时,在文史楼一层的展橱内,见到过从各地搜集来的古生物化石展品,用小楷标记着发现的日期和地点的情景。当即决定把它好好保藏起来,待下山后有机会献给母校。只可惜在加勒万战役中,收藏它的军用挎包被打扫战场的战士一并收走,石鱼流落何方已不得而知了。但愿它能遇到某位伯乐,将来捐献给国家。



20.加勒万告急

天文点军情刚刚基本稳定,又接报加勒万地区情况急变:印军沿加勒万河谷向前挺进,增兵设卡切断了中方向九号哨卡的运输补给线,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生命安全。前指命令我第二天拂晓出发,直接赶往加勒万河谷做好发生任何情况的应急准备。 边界形势瞬息万变,随时可能点燃爆发战争的引信。从两国军队调度难易程度的角度上分析,印度无疑更具优势,列城、斯里那加或首都新德里距边界之近,使他们便于指挥、调动部队;中国的喀什、乌鲁木齐或首都北京则距边界远之又远,调动部队远比对方难度大得多。特别在边界线漫长、地形地貌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各重要防区的分布呈‘W’形,加之受山上可接纳人数的制约,野战部队势必只能根据突发情况的轻重缓急,以排、连、营为基本单位,驰骋于各防区之间。这的确是对指挥员调配、指挥能力的一种考验。中国的高级将领大都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对前沿部队的指挥明确而又具体,所以前方官兵心中有底,能顺利贯彻执行上级各项指令。就是营、团级指挥员也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经验丰富的长官。我到过空喀、天文点、加勒万三大防区,亲身感受到中国军人所选设的卡、点的地形、位置远远优于对方。

在中印边界西段,我是唯一略知联络工作的印地语干部,来往于各防区更是我责无旁贷的职责。这样仅经几个小时的休整之后,第二天凌晨,未及观察一下周边的地形地貌便与王记者等人匆匆赶往加勒万河谷。一路上心中暗暗思忖:我为有幸领受这次上山任务,深感光荣与自豪,因为我的一行一动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新闻点。遗憾的是外语能力的短缺。真心祝愿今后的学子们有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天空渐渐放亮,依然是个晴好天气,阳光普照大地。十点多钟军车奔驰在开阔的大地上,这里是铺满砾石,少有的平坦地带,地面上不时发现三三两两被猎杀了的野羊的内脏及剥下来的兽皮,它们成为了地方支前司机下山返家时战利品的标志物。天气尚热,为防止被猎杀的动物腐臭变质,一般就地开膛破肚,弃内脏于地面,将剥下来的兽皮有毛的一面向下,内侧向上贴着地面平展地铺开,晾晒风干起来,任由他人取走。兵车向西南方向疾驰,视野极为开阔,偏西方向约十几公里的远处是连绵不断低矮的山峦。忽然车上不知谁喊:“快看,牦牛!”大家顺着手指的右前方望去。果然,沿着山脚,距我们约七、八公里处,看见和我们相向,拳头般大的两个物体一前一后地向前移动着,后面还拖出长长的烟尘。有人提议试试自己的枪法。子弹上堂,只待‘牦牛’再靠近些便可击发。然而,靠近我们的不是牦牛,是向天文点进发的两辆支前民车!好险,若不是及时更正了高山上的眼误,几乎酿成自残的大祸。原来,在开阔平坦的高原上,没有人工开筑之路,任由司机选路行驶。

军车穿过‘枯海子’折向加勒万防区,当日午后六、七点钟经过一段南北走向宽度三十多米的峡谷后停了下来。峡谷西侧崖壁的南端扭向东方,形成一个镰刀形天然屏障。我们便在镰刀腰部谷底的河床上宿营。十团三营八连早于我们到达此处。战士为我们支起一顶四方形单顶帐蓬,没有铺垫的稻草,众人把帐篷内的石头蛋平了平,铺好自己行李,准备度过我们到加勒万河谷的第一夜。我的‘铺位’紧靠帐篷北侧的把角处,紧张的生活多日未能睡好,本想睡个好觉一解数日的劳顿,身下凹凸不平的石头蛋蛋和入夜后的低温都不足以影响我尽快地入睡。然而,我却难以入眠——王记者的脚发出了令人头晕恶心的臭味,奇臭无比!漆黑的帐篷内鸦雀无声,估计大家和我一样,把头蒙在被里避难。时间不长,便喘不上气来,无奈我解开帐篷犄角上的带子,把头伸到帐篷外面,迎着飕飕的小北风,混混沌沌地熬过了这一夜。



21.加勒万两军阵地对峙的态势

次日凌晨,我们几个人登上西北部的小山包,察看所处位置的地形地貌,及双方阵地的对峙态势。我个人观察到的情况是:南面是东西走向、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根本不具备设卡驻守的生存条件;加勒万河是由雪水融化的小溪汇聚而成,流经至我们的宿营地处便依山势走向,成‘T’形分叉而流,主河道沿着大雪山山脚继续向西流淌,另一股分叉折向北方,纵向流入中国腹地,河叉的东、西两侧,与南面大雪山相对,是绵延不断而低矮的小山(附件4)。印军自河谷的入口处沿着河谷自东向西逐步蚕食,向前推进,已切断中方向西端九号哨卡运送物资的运输线,严重威胁到九号卡的安全。中国军队坚决贯彻了军委‘你逼近我,我逼近你;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的指示,闻风而动,力争有利地形,抢占制高点,构筑了工事。客观地讲,中国军人对上级指示执行得相当出色,以加勒万防区为例,发现印军以大雪山为依托,沿河谷向西深入十几公里后,中方立即派出十团三营日夜兼程火速增援。沿河谷北岸挖战壕、修工事,严密控制整段河谷,将印军阻止于河谷东端之入口处以外,使处在‘T’形顶端之印军主阵地与其东、西两翼哨卡之间的陆路通道被彻底切断,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所有补给只能靠空投维持。其西边七、八公里处的哨卡,同样也受到八连一个加强班的控制, 中国自东向西将本方的三个哨卡依次以七、八、九号代之。从八号卡观察,工事前沿有一纵深约二十米陡峭的‘台阶’,再向前便是距河床北岸有一片约五、六十米宽向下的小缓坡,岸边离干涸的河床床底约二米深,河床南岸便是由印方临时控制的阵地,大雪山山脚距河床底部是笔直而又陡峭的岩壁,上下高度约四十米左右。印军在岩壁上方,山脚平坦处建有掩蔽所,当是其指挥部所在地。这段河床相当宽阔,靠近河床南岸,其指挥部下方有一个三十米高的低矮平台,可当作直升机降落场。对方阵地及直升机起降台完全在中方八号主阵地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其指挥部两侧修有地堡和战壕由尼泊尔雇佣兵廓尔喀联队守卫。中方在选址、设卡、建点的数量、兵员配置等方面均优于印方。

22.高原上的衣食住行

回到山下宿营地,炊事班在用石块支起的土灶上,用架好的军用锅正在烙制面饼,还做了一锅西北人喜爱的酸辣汤。没有燃料,用挖来的骆驼刺和扁平的苔藓充当燃料。尽管把苔藓底朝上翻转过来晒干,依然只是冒烟不见火苗,可怜炊事班的战士只能伏下身来,用自制的吹火筒不停地吹,浓烟刺激下泪水流个不止。然而,饼还是不熟,粘糊糊地粘牙,酸辣汤也温吞吞地不热。这不仅是燃料问题,而且还有‘高山反应’:水的沸点为摄氏七十度,无论火烧得多么旺盛,都达不到一百度。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蒸馒头、做米饭,只能烙饼的原因了。没有人发出怨言,因为炊事班为改善大家不再吃无味的压缩饼干,喝冰水的伙食状况,已尽了最大努力,他们太辛苦了。幸好,后勤很快运来了红柳木,甚至炼钢用的焦炭,以及特大号的专用高压锅,大家才终于可以吃上了熟透的米饭及绝不松软的馒头了。

在河滩上做饭用水极为省事方便,只须走几步到东侧崖边的小溪中提取即可。但小山上守卡战士用水就困难得多了。平时战士要用特制的‘褡裢’到山下小溪中背水,这种‘褡裢’为黑色橡胶质地,装上水后足有十五公斤重,架在肩膀上,胸前背后各挎一个水袋子,挤压着心肺五脏,喘不上气的滋味可想而知,更难的是还要沿着崎岖的小路爬上山头。我参加过一次背水,感觉到难,真难。空身上山都气喘吁吁,心跳不止,负重向上爬七十度的羊肠小道时,还须时刻注意选择脚下的落脚点。山虽不高,我仍觉吃力。这种劳务怎能不难?确实很难!所以,战士们下雪时总是尽可能多地收集积雪,以减少背水之苦。当然,高山的艰苦远不止这些,再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小事为例。山上不长植物,更不肖说蔬菜了,人在短时间内不吃蔬菜,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但是,人是不能长时期短缺绿色蔬菜的。因此,总后勤部根据山上的人数,官兵一致,每人每天配发五粒多种维生素。不可小视这五粒红色小球球的作用。我六月底上山到八月中旬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作为‘临时工作组’的一名成员,来往于各防区之间,不在任何山上部队的编制内,无人为我们申报‘山上户口’。结果到八月时,我全身的皮肤搔痒难忍,满脸皱纹,嘴唇裂出深深的口子,不断向外渗血,甚至影响到吃饭和讲话。经周边人们的指点,提出申请后,有了小红球球的支持,情况才得到改善。感谢总后勤部对边防战士的关爱。再有,山上不能患感冒,否则肺气肿是会要人命的。

我之所以如此喋喋不休地讲述当年守卡战士的生活状况,只是想使今人明白:先辈们为保卫疆土的完整,人民生活的安宁,曾经付出过怎样的牺牲和贡献。若能使少数玩世不恭者,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态度,便不枉费本人上山之初所立下的心愿,而于愿足矣。

次日上午,王记者要求我再次和他一起登山,拍摄一组我向入侵印军喊话的镜头。是时,我站在小山包的明显处变换着不同的姿态,向对面的印军空喊起口号来。对面的印军很快钻出工事,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们,不知我们在搞什么名堂。实际上这组照片是要向世人昭示中印边界相互对峙的状况:印方的入侵,中方在克制。画面虽是经过策划、摆布后拍摄的,但本质上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并非是虚构!战后听家人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曾展出过我喊话时的大特写。对一名普通小卒能在这历史的圣殿上露一次面,自然是十分光荣自豪的事。遗憾的是我回到北京后,已经是事过境迁,博物馆撤展了,我没能看到自己那光荣的一瞥。尽管如此,我依然十分感谢王记者,是他纪录了我生命中的这一宝贵时刻。据说王后来调到北京天文馆附近的‘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工作了。谢谢王纯德王记者的辛劳!

23.战前提示

六月二十四日,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家胜少将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政治报告。主要的内容是中印边界形势发展的现状,预测战争爆发的紧迫性;打,则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战争的胜利对国内外的影响和意义;要求军区司、政、后做好战争的一切准备;做好对入疆部队的支援与服务;注意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宣传和安抚工作;加强对民族部队骑三团的教育与管理。此外,还谈到如何建好战俘营,以及一旦面对外国记者的有关提问时,应遵循的回答原则。例如,中苏关系问题要强调团结;苏联卖飞机给印度是商业行为;中苏的分歧是内部矛盾,中苏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苏联的党和人民与修正主义是不同的,应区别对待⋯⋯等等。

24.开始了与印军士兵的直面接触

回顾在山上的工作历程,七月中下旬奔波于空喀、天文点之间,八月初到十月底在加勒万防区则是我主要的工作时段。工作性质、内容也较为典型,现作一简要回顾。

七月份加勒万的天气大都晴好,日光充足。对闯入中方控制区的印军廓尔喀联队喊话内容主要是口号式的警语:‘你们已进入了中国领土’,‘退出去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你们的家人在为你们担忧,想念着你们’⋯⋯等等。从资料中得知,廓尔喀是尼泊尔的一个山地民族,身材不高,但体魄健硕,吃苦耐劳,英勇善战,贫困使他们多投身行伍。二战时期尼国与英国协议,以雇佣兵方式参与英军的军事活动。英国撤离印度后,廓尔喀被收编为印军的一个联队。干巴巴的喊话开始并没有引起他们多大反响,只是偶见一两个士兵从工事中探出身子向我张望一下。估计是他们对中国军人怀有的警觉,或长官的禁令所致。为提高宣传效果,我须编写更为人性化的宣传内容。况且印军被箍在铁桶内没有陆路通道,仅凭空投来维持基本物资的需求,而这些物资又往往误投在中方控制区域内,如大米、炼乳、白糖、腰果,或固体燃料及建筑预制件等,因此无论是为开通其与后方联系的通道,或是向我索回空投在中方阵地上的生活物资,印军均有求于中方。种种迹象表明,印军毫无撤军之意,将在此坚守下去,作了越冬的长期准备。这种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与中方接触。最终,三三两两的廓尔喀士兵在我的召唤下,来到干涸的河床上和我开始有了试探性地接触。慢慢地我们一起谈家常、谈友谊、谈家庭、谈生活等琐碎小事,我也择机和他们谈些涉及中尼两国友谊,尼泊尔国王的相关讲话和尼报纸的评论等方面的问题。友好气氛中,他们告诉我,他们姓甚名谁、家庭成员、参军原因、军龄、军职、待遇及退役后的福利等私事。这正是我工作的内容之一,友谊、厌战的效果自然生成。我送他们当时国产较好的牡丹烟、群英烟时,都高兴地珍藏起来。我给他们唱我会的几首印度电影插曲,如《流浪者》、《两亩地》等歌曲时,更加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融洽的气氛中我们互赠过本国的钱币,甚至还将他们本人的照片送我留念。可惜加勒万战役中,放在军挎包内的这些东西和两块鱼化石,被打扫战场的人‘扫’走,都遗失了。当然可以料想得到廓尔喀士兵与我的接触不完全是自主行为,必定得到了长官的许可,因为他们也想试探中国人的态度。

25.惊险的初次阵前会晤

打开这种局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忆第一次与入侵印军的阵前接触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到达加勒万之后不久,接上级指示:可与入侵印军正面接触,正告对方退出中国领土。六二年八月五日上午,我和闫干事及一名战士三人首次直接来到‘T’字形谷底的河床中间地带,这是一块倒三角形河叉口开阔地。我向对方招手喊话,示意他们派人下来。那天虽阳光明媚,但从谷底向对方阵地望去,因其身后的大雪山遮挡住阳光之故,谷底仍旧是黑黝黝的发暗,从下面向上仰望,雪山也顿显高大了许多。印军哨位发现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两军阵前开阔地的中间地带时,立即警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向百米之外,45度仰角的高处望去,看到其他印军士兵全副武装纷纷迅速进入阵地。有的从战壕中露出半个身子枪口指向我们,有的趴在战壕前沿露出头部,架好机枪待命,严密地监视我们的行动。毕竟这是两军对峙以来中方第一次采取的较为正式的主动行动。形势顿显十分紧张,但我内心却相当平静,并未恐惧,甚至没有携带在乌市配发给我的五四式手枪和两个基数的24发子弹。因为我知道,保卫边疆是光荣而神圣的事业,我背后有伟大的祖国支撑,况且在我身后的工事内,八连战士早已进入阵地,处在临战的戒备中,地势、兵力及武器远远优于对方。即使在这片毫无掩蔽的空旷之处,一旦交火自己牺牲了,全歼敌人是毋庸置疑的,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我就是这样暗自鼓励着自己。

没过多久,从对方阵地下来三个人。从穿着长相上看,他们是一官两兵。为官者明显为印度本土人,身高一米六左右,鼻高眼眍。自报名叫莫西(未报全名),职务:军医;军衔:上尉。其他二人,一是报务员杰格底士•普拉沙德•高德姆;另一名士兵戴兹•巴哈杜尔•古龙。我们提出,这里是中国领土,他们应该退出去,退出时我们可让出通道,并保证他们安全返回。对方答称,他们是军人,只知执行上级命令,并要求我们敞开通道,允许他们与后方联系⋯⋯。短暂的阵前会晤双方表明各自立场后,就此无果而终。事后分析,怀疑该军官未报全名,未必是军医,可能是该部指挥官。虽然这次会晤没有什么积极成果,却开启了我之后与尼籍印军士兵较为容易地接触空间。

26.撰写宣传材料

为改进只隔着一道河谷空喊出几句干巴巴口号的不佳效果,我于七月三十一日用印地文撰写了一篇宣传讲话稿,尽可能较系统地讲述了中印友谊,边界纠纷的由来,及中国解决矛盾的诚意等内容(印地文原稿见附录5,供印地语界的朋友们矫正)。现译成中文,权且以此充作中印边界纠纷中一个小小的历史见证吧。

“印度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我想和你们聊聊天,你们一定想听听我要说些什么。首先让我谈谈中印关系的话题吧。中印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友谊,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彼此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流。历史上我们两国始终友好相处,从未产生过任何纠纷矛盾事,是友好的邻邦。我们都是亚洲的大国,对亚洲及世界和平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印度独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这种友谊越加紧密起来。

一九五四年我们两国总理共同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在那些日子里,在一系列国际事务和政治斗争中,总是相互支持。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两国都进行过奴役和残酷压迫,谁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敌人?中印两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清楚的,那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在反帝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从印度取得的成功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然而近两、三年来,一小撮印度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及帮助之下,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了反华仇华活动。他们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播撒下毒药,挑起中印边界问题,作为反对中国的借口,甚至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准备动用武力。但我们很清楚,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决不会因此而停止不前。我们坚决遵守我国政府制定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政策。但我们也绝不惧怕他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我们坚信,印度人民是不愿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而和我们一样,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

近来,印度政府不仅拒绝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还派出了大量军队和飞机侵犯我国的领土和领空。依照国际法和捍卫国土的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和力量把你们驱赶出我国。但基于中印的传统友谊,我们等待着你们的自行撤离。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一条路走到黑,决心赖在我国领土上。那么,一切严重后果当由你方自负。

印度朋友们,你们当前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我对你们深表同情,为避免流血,你们应积极向本国政府提出撤出的请求。印度朋友们,你们已闯入了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前几天你们的马匹跑到我们这边来,并被我们捉到了。现在你们来去都不够方便。应你们的要求,本打算将马匹放还给你们,然而你们的长官没有提出马匹的事。我方提到放还马匹的问题时,你们的长官竟连收条都不准备写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得已,为你们再临时代养起来。但是只要你们考虑之后,提出这一要求,并履行适当的手续,我方可随时放还给你们。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辉照耀下,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与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我国和尼泊尔等国共同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特别是我国政府还和尼泊尔、缅甸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这表明中国是始终一贯地遵守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尼两国和平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以及在你们的国王马亨德拉访问中国之后,中尼两国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近,为造福于中尼两国人民,两国工人正在共同修建从拉萨到加德满都的公路。

中印边界和中尼边界一样,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尼两国政府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遗憾的是印度在解决边界问题上,非但没有采取像尼泊尔那样的态度,反而制定了动武的方针政策。其结果自然是印度,而不是中国引发了边境的紧张局势。”

今天,在我译完这篇自己撰写的材料之后,仍感慨万千:为能给国家尽自己微薄之力而感到欣慰。同时也深知这篇印地文宣传稿,文字或许还不够通顺流畅,甚至错误多多。望同行们给予指正 。

27.越冬新装

另日,我爬上‘T’形河谷东侧的山坡。中印双方阵地之间仅由基本干涸的河道相隔,彼此间最窄距离仅有三、五十米的宽度,是两军阵地对峙的最窄处。平时甚至能听得到彼此的谈话、咳嗽声。河道北坡的中方阵地略高于对方,相互都可看到对方阵地上的活动。但印军阵地完全被中国军队掌控。因为印军从东部河谷入口处向西深入十几公里,其兵力约一个排左右,仅可勉强布置在河叉口中心阵地及其周边的几个点上,其中分出一小股印军早期进入河谷西端,切断了中方九号哨卡的补给线。正当印军洋洋得意之际,中央军委紧急派出野战军四师十团的一个加强营星夜驰援加勒万。三营八连的一个排扼守在东部河口入口处,彻底阻断印军向其河叉口中心阵地增援的陆路通道。而自入口处至其中心阵地约七、八公里长度的范围内,沿北岸的山坡修建了长长的战壕工事,全部河道由中国军队把守控制。加勒万地区的几个印军据点彻底处于被分割孤立的状态中。

太阳高照,战士们仍穿着常规棉装忙碌着构筑工事,我看到每个战士棉军装的袖口、下摆和臀部均露出白花花的棉絮,有的棉絮磨掉后,能直接看到棉裤内层薄薄的白色衬里!每个人看上去好似内地穷苦的流浪汉。我们的战士有极强的自尊心,他们侧着身子走,尽可能掩饰住这种狼狈相,为的是不使对面看到自己开了花的臀部。我到这里的目的自然是宣传。两名战士为我摇动直流发电机,这种发电机固定在长凳的中间,长凳两端相对各坐着一人,不停地摇动着手把柄,接上喊话喇叭,我便可不必声嘶力竭地喊话了。我尝试了一下手摇发电机的滋味,长时间地摇动并不轻松。在我喊话之前,战士们早已进入阵地负责警戒,这在对峙之初是必有的戒备措施。对面的廓尔喀士兵不时探头探脑地向我方张望,他们究竟能听懂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宣讲完毕,下山时选了一条捷径。这是融化的雪水下泻时所留下的一段干沟,宽不足一米,坡度却有七十多度,从上到下高度三十米左右。下来须以蹲坐姿式用四肢撑着山坡慢慢地滑下,这样臀部自然免不了要与山坡接触摩擦。这使我一下子颖悟到战士们穿着开了花的破军装的原因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总后装备部发来了全新的越冬服装。帽子是里外双层厚羊绒缝制的皮帽,两个护耳之间有一块可拆装、活动的‘护鼻’,平时竖挂在一侧,需要时可横在鼻梁上,保护鼻子不致冻伤。新帽硕大得好似北美野牛的大头,尺寸大小远超过原来单薄的棉质、兔皮的帽子。着装方面加发一件轻而暖的丝绵坎肩,可套在绒衣之外,暖和了许多。下身新增一块可拆卸的三角形皮‘护裆’,保障‘传家宝’不被冻坏。新手套是高至肘部,拇指、食指可分开活动,内毛外棉的新产品,丝毫不影响对武器的操作。脚下除原有的大头毛皮鞋外,新添一双高至膝盖的毡筒靴,及与之配套的两片薄软的毡子,用来填充毡筒和腿部之间的空隙,还有两双厚厚的毛袜。冬装的质地,内里依旧是棉絮,外层则不再是棉布,而是由加厚耐磨的混纺料子缝制而成 。这套装备虽显得有些厚重、笨拙,却能抵御摄氏零下四十度以上的严寒。最外层依然是原来的羊皮大衣。此外,每人还配发了一床高档鸭绒睡袋,睡觉时上面压上皮大衣,暖和之极,真是一种享受,唯一的遗憾是袋内存储着自身制作的‘废气’,闻之令人头晕,自作自受吧。感谢总后勤部的专家们,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减少了战争中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与中国士兵相比,印军的装备则相差甚远。他们头上戴的是毛线织的‘老头乐’,贴身穿的是单薄的呢质内衣,中层套穿毛衣,外套是夹克装,脚下踩的是内贴一层薄呢、半高腰的胶鞋。奇怪这套装束怎能抵御得住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难道他们都练就了‘瑜加’御寒神功,有了一种特殊体质?我认为他们的服装中看而不中用!



28.印军换防加勒万

通过多次接触,谈友谊,聊家常,发还误投在我控制区域内的生活物资等行动,缓解了廓尔喀士兵对我方的紧张、戒备情绪。再次邀请,每每都可得到回应。有时两三名印兵还会跨过河床到靠近我方一侧来会晤,并回答一些问题。例如62年8月5日,在与印军士兵接触过程中了解到其部指挥官是少校尼尔姆勒•巴儿•辛格;军医莫西,中尉(首次阵前会晤时自报上尉) 33岁,12年军龄,旁遮普人 ;报务员杰格第士•普尔萨德•高德姆,21年军龄,新德里人;三个廓尔喀兵分别是纳尔尕•辛格和巴尔•辛格以及塔巴⋯⋯

通过宣传和面对面的交流,大多数尼籍印军士兵明白:边界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事情,尼泊尔和中国是相互友好的邻国,中国军人对他们非常友善。他们出来当兵只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表示无心为他人卖命。或许正因如此,印度军方高层查觉到廓尔喀兵对中国军人过分暧昧,军心涣散,不堪信赖。不久之后,便以其二战期间有过辉煌战史的本土王牌军——杰特联队,与驻守在加勒万的廓尔喀联队换防。严律士兵,不得随意和中国军人交往。英国作家内维尔•马科思韦尔在其出版的有关中印边界战争的专著中曾经这样写道:“中国译员通过扩音器试图煽动廓尔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宣称他们比起印度来是尼泊尔的更好的朋友;廓尔喀人为印度扩张主义野心服务是愚蠢的。廓尔喀人卧倒在地,紧扣扳机,而没有竖起耳朵。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对峙局势。就要中国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进一步逼近加勒万哨所,印军就将开火。” (引自该书中文译本)。 我很欣慰自己的工作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既然说廓尔喀人没有竖起耳朵听我的宣传,那就怪了,印度高层是怎么知道那么多宣传内容的呢?又为什么要召见中国大使到其外交部进行警告?并派嫡系王牌军换防廓尔喀联队?在该书的第283页中(中译本)马科思韦尔还写有“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说:‘⋯⋯应该通过某种政治的解决,把围困在加勒万河谷的守军撤回来。’他还指出,中国已明白表示,非但不会干涉印军从哨所撤回来,他们还会欢迎印军这样做⋯⋯”

实事求是地说,我撰写的印地文宣传稿广播后,究竟有没有效果,当时自己心里并没底,因为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及反馈的渠道。我只是像头牛,拉着车向前走就是了。战争结束后,读到马氏书中的描述,得知了宣传的效果,一种豪迈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同时欲为中印友谊作贡献,当年坚定地选修印地文,及冒着被扣上‘白专’帽子的风险,顽强地‘偷学’而沾沾自喜。我也曾认真地想过,在中印边界纠纷中自己扮演的角色和所作所为,说到底是为两国间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建立相互理解,保持两国的传统友谊,而在努力贡献力量。正因如此,我毫不犹豫、义无返顾地继续努力地工作着。



29.中印军方高层不期而遇的阵前会晤

62年8月19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牵头组成联合工作组,自北京出发到康西瓦‘前指’和对峙形势最为紧张的加勒万防区,进行视察并指导工作。联络部的马北强是工作组的主要成员。马,上海人,高二时被借调赴朝鲜担任英语翻译,战后被留在总部工作。此人极为精明强干,是有名的活字典,部里开会时,常能及时答出部长需要的各种数据资料,准确无误。这在强手如林的部里,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更为可贵的是待人谨慎宽厚,对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新人常给予耐心的帮助。马,是我尊敬、学习的榜样。这次和他在昆仑前线的邂逅,将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无巧不巧,恰此时对面印军主动提出欲与我方举行阵前会晤。我们慨然同意。

当日午后两点左右,印军从其阵地下来三个人,身材不高的是我曾经见过,自称为‘军医’的那位,另一名则是从未谋面的新人,身高不足一米八,长条脸,皮肤稍黑,鹰勾鼻上架一副墨镜,上衣是一袭人造短绒连着帽子的外套(有别于其他人的装束),自报是校级军官。从其言谈举止和略带傲气的表情上看,他不应是一般的部队指挥官,该是印军总部派来的谈判代表。其第三人一看便知是个警卫。这次会晤地点选在靠近我方河谷顶端的入口处。双方在河床上席地而坐,他们坐南面北,我方则与之相对。对方首席和我方人员围坐成圆圈形,对方的两名随从坐其身后。中方人员总部的马北强为主谈代表,另一位是总政宣传处的处长,此外,三营营长,南疆军区联络处处长和闫干事,新华社的王记者参与了这次的阵前会晤,我则承担翻译任务。坐在前排的有处长,营长,马和我,其他人员在后排静坐(附件6)。谈判中双方各持己见,我方明确提出:此地是中国领土,印军深入到我领土内是非法的。他们应退回去。为维护中印间的传统友谊,退出时,我方可让出通道,保障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对方则避谈领土的归属问题,坚称他们是军人,服从上级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领土之争是两国政府及外交部门解决的问题。提出要我们让出通道,以保障其加勒万驻军的生存条件。通道问题成为了双方争论的焦点。我方岂能让出通道,允许他们自由来去?设若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岂不是印方在我境内所建全部哨卡、据点便合法化了么?! 中方反复提出,希望他们从维护两国传统友谊的大局出发,尽快向上级反映,提出返回的请求。届时中方将让出通道,并保证印军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方则滴水不漏,用词虽不尖刻,却坚决要求中方让出通道。一小时又四十分钟的争论,这次的阵前会晤自然也是无果而终。我作为双方的现场翻译,精力高度集中在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感觉。然而当晚因疲劳过度,很久不能入睡,满脑子尽是印地文的单词和句子,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担当如此繁重而又重要的任务啊!



30.挫败印军武力试探的诡计

印方主谈代表离开不久,印军高层又尝试采取了新一轮的强硬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廓尔喀士兵与我们的正面接触;另一方面印方试图以武力强行闯关——以武力打开通往加勒万主阵地的运输通道,借以试探中方的反应强度。现全文抄录本人62年9月10日之工作纪要,以资佐证事发情况。

62年9月10日

“今天上午十一时左右,突接任务。听说八连二排阻击之敌向我主动进攻挑衅。霎时阵地显得活跃起来。领导决定派我随闫、周前往应付情况。坐吉普车(自8号阵地出发,沿着全部由我方控制的无水河床)疾驰至距前沿七公里处,因道路不通,才下车步行前往。一路上脚踏着刀山似的碎石进行了极度强行军,当时顾不得气喘肚子痛,只想尽快到达目的地。十二时十分开始与敌接触。我因对敌之愤怒,态度严肃认真,声色显得过硬。把来的少校杰格吉德•辛格搞得狼狈不堪(特别是谴责尼尔姆勒撒谎时)。从谈判的一般情况看,印方显得软弱,不似惯于外交的老手,如对我因尼尔姆勒谎言的抗议,及对开枪挑衅的抗议,表示了歉意和接受。但我怀疑此次会见的本身是否即一大阴谋?!因为明明上次我们坚决否定了让路之事。他(杰格吉德)的出现,问题是否为配合尼尔姆勒的要举行的会谈,首先创造一些对他们有利条件的措施。因此,想乘机放个探测气球看我态度也未可知。不过,从直接印象看,此少校比尼尔姆勒强些。”(附件7)



31.开辟新的运输线

中方哨卡间的交通联系虽比印方好上许多,但也并不是如履平地那样简单。加勒万防区主阵地为八号卡,其东侧定为七号卡,西侧为九号卡。东、西两哨卡各距主卡不足十公里。原本向两侧哨卡运送给养物资可以沿着河床送达。自从入侵印军切断通往九号卡的线路后,中方向九号卡运送给养物资时,便只能沿河床北侧崎岖不平的山坡开辟出一条新的路线。运输工具为骆驼,由身穿蓝色棉衣的地方民族同胞牵着骆驼在夜色掩护下运送。可怜善于沙漠中行走的骆驼行进在高低不平、遍地如刀的山石之间,四蹄磨破血流不止。夜空中听到骆驼的惨叫声分外地shen人,着实令人心有不忍。维族同胞辛苦啦!骆驼们,战争的胜利中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32.战争在即,双方战备上的差异

随着边界局势的日益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印方将二战中有辉煌战史的王牌军杰特联队,与加勒万军心不稳的廓尔喀联队换防。可怜的王牌印军士兵们脚跟尚未立稳,战争便爆发了,成为了廓尔喀士兵的替死鬼,尼赫鲁当局的牺牲品。

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失败之后,针对印军频繁的军事活动,认为一场边境战争难以避免。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决心用军事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尝试。毛是党、政、军的最高统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毛的点头批准,任何人都无权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中国军队积极投入战前准备。根据本人当时的纪录,中央军委制定的战争政策原则是:“打则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必须取得胜利,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出国威、军威来;同时要求部队贯彻‘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中之前两项,去掉第三项‘猛追’。因为如果没有节制,‘有理、有利’也将失去意义。”

加勒万防区是中印边界西段重中之重的要害区域。接到命令后,战争机器迅速启动。山下部队源源上山加强一线部队力量,前沿工事重新扩大、加固,以符合作战要求。临战之前,我所在的加勒万阵地除常规武器外,更增加了各式武器:120加浓榴弹炮、高射机枪、75无后坐力炮、火焰喷射器、枪榴弹发射器⋯⋯。在中印军事对峙中,双方阵地的正面距离不过40--80米的范围内,有人咳嗽、谈话、笑声彼此均可清晰可闻。中方如此之大的军事动作,无论怎样强调谨慎、隐蔽,都不可能避过对方的眼睛。然而这些动作竟没有引起对方的任何警惕和反应。

我事后分析,杰特联队临战前夕换防至加勒万,难于察觉、对比到中方阵地前后的变化。他们在忙于越冬的各项事务的准备之中,即或向其上级报告,也未必能反映出实质性的信息,提出适当的警告或建议。或许认为,中方的全部动作也和他们一样,在为越冬做着准备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尼赫鲁当局及其军事高层始终信奉‘我向前推进我的,你能把我怎么样?’的信条。这种鸵鸟式的思维逻辑,印度当局应承担战争失败的主要责任。且看当年一些印度媒体喧嚣的报道:“前进政策的推行还没有给中国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中国承认他必须撤退时为止。” 把中国对印度的‘前进’蚕食政策,所采取的克制,争取和谈的方针,错误地认为是中国单一的解决途径。“(尼赫鲁)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如果在中印边境地区给中国人一个冷不防,中国人可能不得不走开。”尼赫鲁本人也曾直言:“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要把中国军队“清除掉”。甚至印度国防部长更为明确地表态:要同中国军队“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

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查阅一下当年印度政府、官方和民间传媒的相关资料报道。对待战争,一方是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一方是踏踏实实地认真准备。在印度曾经响彻云霄的‘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早已被淹没在‘谴责中国’的喧嚣声之中了。

33.下达作战命令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的中国对国内外形势认真地分析后,在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问题上,原有的以和平谈判为主及以军事手段为辅的两手准备中,最后下定了用军事手段处理的决心。中央军委传达了毛泽东对印军反击作战的命令。总参发出第一道命令:将于十月十六日拂晓北京时间六点整,在同一时间点上,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入侵印军全面出击。要求以最猛烈的炮火,摧枯拉朽地拔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哨所、据点,夺取彻底胜利。为达此目的,要求各种重型武器先行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然后再投入作战部队全歼印军,占领印军阵地,以期取得初战大胜的结果。然而十四日午后,突接总参第二道命令:反击时间延后,就地待命。事后得知因地处西藏的中印边界东段,部队尚未全部进入指定阵地。直到十八日傍晚才又接到二十日拂晓出击的命令。

实际上,在中央以有限战争解决边界问题的决策下达后,各军事部门便迅速进入紧张的临战状态:加强主要战区的参战兵力;负责转移战场的运兵车整齐地排列在前沿的后方待命;野战医院派出卫生队在阵地后方搭建了帐篷、简易手术台,以随时救治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我的工作是:⒈重新编写印地语战场喊话口号,如‘印军官兵们,放下武器,我们不杀俘虏’;‘不要为印度反动派卖命了’;‘你们的父母家人在担忧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已完全陷入我们的包围之中了,投降吧’;‘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让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些口号是我本人为自己编写的,熟记在心,以便随时能用得上。⒉制作俘虏登记表,包括姓名、年龄、种族、所属联队、军衔、职务等等。⒊审视对伤病俘治疗帐篷及战俘收容帐篷的方位⋯⋯。



34.战争爆发

1962年10月20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战士们已于零时之前进入阵地,趴卧在战壕中等待信号弹升起,便立即起身冲锋。没有人发出哪怕是极其轻微的声响。难以想像,战士们何以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寒夜中,能够一动不动地苦熬五、六个小时。记得我无意中用手碰到一根金属棍,手指被立刻粘住,待脱开后,手指结出一层白色的硬皮,感觉和被烫伤一样。据说舌头粘上,不撕下来是脱不开的。我们几个干部是凌晨五点钟,才开始从谷底来到山上连指挥部的。这是半卧在地下的一间小工事房屋,没有人讲话,我只觉得心脏跳速加快。信号弹升空之前的几分钟,我和大家一样,脱下笨重的毡筒靴,换上‘大头鞋’,身上仅是‘披’着老羊皮大衣,左手握着直流电的喊话筒,右手提着子弹上了膛的五四式手枪,作好准备,只等冲锋陷阵了。分派给我的任务是随第二梯队参战。第一梯队攻陷敌军阵地后,继续向纵深发展,二梯队则接替一梯队的战果,并歼灭尚未缴械的残敌,且适时增援第一梯队,以扩大战果,我则是向被围困之敌喊话劝降。时针滴滴答答一分一秒地向前爬,每个人兴奋而又激动,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北京时间六点正,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飞上这里依然是漆黑的上空(时差的关系新疆比北京晚几个小时)。这意味着在这一时间点上,中印边界全线,向闯入中方控制区域内的所有印军据点发起了全面反击。霎那间,全部火力,包括120加浓榴弹炮、75无后坐力炮,轻、重机枪等武器山呼海啸般地齐齐射向加勒万印军阵地。凭借着炮火准备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冷眼观察着这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中方的火力轰鸣地拖着长长的火焰飞向印军阵地,炮弹撞击到山石后折返的一缕缕泄光清晰可见,这不是晚会的焰火,也不是电影中虚拟的战争场面,我的心情绝不轻松,而是异常沉重。片刻之后,就能见到血肉模糊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掩体内外。战争是残酷的,死伤者只能是在劫难逃!战斗打响之初,听到来自对方阵地一阵短暂的轻机枪之声,但很快便被打哑,估计他们的机枪手抵挡不住强大的中方炮火的袭击,早已阵亡了。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实际上用了不足十分钟便停了下来。冲锋号声响起,第一梯队的战士们潮涌般冲向印军阵地,杀声震天,慑人心魄。紧随着第二梯队冲锋令的发出,我就地甩掉身上的羊皮大衣,顺着山坡向下奔去。突然,左脚一软,似乎踩到石头崴了一下。哪里顾得上痛与不痛,继续向前飞奔。为最大限度地接近地堡,进入对方阵地,必须跨越河谷这道两军阵地之间的临时分界线。沿着一梯队战士的足迹和路径,下到谷底河床之前,需先跳下十来米高的崖壁,然后才可抵达河床边缘。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与其说坐土滑梯滑下,不如说我是连滑带跳‘飞’下崖壁的,穿过河床,浑然未觉出脚痛!印象中一、二梯队之间没有时间的间隔,只不过是一先一后浪涌般地冲向印军阵地。一梯队占领敌方前沿阵地后,继续向前推进伸延时,我也紧跟着抵达到对方的前沿阵地。喷火连的火焰喷射器令几十米以外的印军阵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从未经受过军事训练的我,本能地猫身在一截半身高的掩体后面,这里距印军地堡约有二十米之遥,借着火焰喷射器的火光,看见地堡附近的地面上躺着一名印军士兵尚在翻滚蠕动,不知他伤得有多重。我把话筒凑到嘴边,全神贯注地喊起话来。突然,就在我身后,紧挨着耳边‘砰’的一声,响了一下震耳的枪声,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身子,反应够快!原来在我身后,不知何时上来了一名战士同样在掩体后面,枪口对着地堡,见我的喊话没得到反应便开了枪。战后听到传闻,说这位不知名的战士把我的这一下意识动作视为怯弱,向上级作了反映。我听后觉得既可气,又可笑 。事实上,冲锋中他比我还晚一步到达我身后的位置的。只不过我太过专注于喊话,才有了那个下意识的动作反应。我对此没有作过多的解释,没必要!该挨批评的应该是他,敌人已经哑火,龟缩在地堡内,全无还手之力,正是发挥我本职工作职能的时机,他却贸然开了一枪,纯属多此一举。几分钟后,果真从地堡里钻出两个举着双手投降的印军士兵。战后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战绩。据说已存入我的档案,不知确否。把两个印俘交给随后上来,专司押解收容俘虏的战士后,我继续前进探索。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这一战役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抵抗便结束了。听战士们报告,一些印兵逃向了大雪山,冰天雪地躲藏在那里,无异于死亡。我对着大雪山向上面高喊,呼吁他们下来。见无人应答,便迅速返回了设在后边的战俘临时收容站。

35.忙碌的战俘工作

帐篷内约有三十名印俘,衣着十分单薄,有的甚至还穿着薄呢料睡衣、睡裤,零零散散,或蹲或坐地躲靠在帐篷的边边角角,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惊恐,沉默无语。在帐篷的东南角站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穿着冬装,甚至还戴着毛线织的‘老头乐’(其他俘虏没带帽子),在我到达之前招呼着他的下属。看上去他已定下神来,显不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反而眼中流露出不服气的神情,以及一种不太明显,却难以描述的莫名目光,口中咬牙切齿地咕噜着‘刹把仕,刹把仕!’(印地语,‘好,可以,’‘真棒,妙极了!’或‘漂亮,够意思!’之意)。这一镜头在我众多的历史记忆中,总是那么清晰、历历在目,令人产生一种虽不强烈却不舒服,又挥之不去的感觉。‘刹把仕’可以解读出他的多种情绪。我想,对中国强大的军事威力,及对部下的惨状,和对印度军事当局的无能与怨恨,而流露出的情感,当含盖在该词汇的含义之中吧。

枪声刚停下来,我便立刻投入到管俘的工作之中,为印俘登记造册,做舒缓他们紧张情绪的工作,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分送保暖衣物及解决吃、喝、拉、撒等具体问题,配合军医救治伤俘等等。一次,忘记具体为了什么事,但可以肯定,是为解决俘虏的什么困难与当值军官争论时,我的命令口气和坚决态度,被几个印俘看到,他们竟认为我是高级别的军官。仅是短短一天的相处,我便成为了他们眼中的救星,能给他们以帮助,是个‘可依靠’的人了。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在忠实地履行我的工作职责罢了。

从早到晚一直忙于工作,无暇管理自己的事。二十日当晚返回已被拆走帐篷的宿地时,已近午夜,除早先捆好的行李外,大衣、毡筒和我珍贵的军用挎包均已不见(包内有在天文点发现的鱼化石和一些文字材料)。被清理战场的战士‘扫走’,他们完成任务后,当天上午便直接乘车转往百多公里外的‘西大沟’战场。十分遗憾,我再未能联系到他们,取回我的挎包。战争爆发前加勒万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骤然平静了下来,因为部队仅留下极少数人员驻守阵地。我因需处理印俘事务仍留在加勒万。

医疗队最重的工作是为印俘中的重伤员做紧急手术,中方伤病员则多为二、三度冻伤的非战斗减员。据军医讲,在高山缺氧的环境下,对人体威胁最大的两种疾病是由感冒引发的肺气肿,死亡率极高;另一种是身体一旦遭受到出血性创伤,伤口极易被一种称作‘厌氧’细菌的侵入,该细菌以极快的速度向人体的中心部位发展,处置稍迟,便无可救药。所以只能尽早、尽快地高位截肢,医学上称之为‘炭疽病’。 我一方面配合军医,安排负伤的印俘按轻重缓急进行手术,一方面根据上级指示,联系车辆把全部印俘转送到后方康西瓦较为安全的区域。因为这里距边界过近,印空军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侦察,对印俘的安全没有保障,向后方转移是必要的预防性措施。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我正在印俘帐篷忙碌着,接到执勤警卫报告:一个印兵在附近出现。我急忙迎出去查看,见来人中等偏瘦身材,穿着暗绿色单薄的呢料睡衣、睡裤,光着双脚,侧着身子用双手扶着东侧崖壁极缓慢地移动过来。毫无疑问,他是昨晨逃往雪山的印军士兵。我命令两名战士帮助,把他扶进到帐篷里,给他棉被、大衣先行保暖,然后送些温水给他喝,以暖肠胃。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痛苦表情,只可从其眼中能看出他一息尚存的求生欲望。军医作检查时发现,他赤裸的双足脚下的厚厚的jiang皮已经脱落,露出鲜红色的肌肉组织业已硬结,毫无弹性,轻轻敲击能发出清脆之音!惨不忍睹⋯⋯。唉,冷冻之神啊!我实在不忍心再描述他的情况了。从军医的态度上可看出,他存活的可能性不大。我想他活下来的欲望只不过为了家人而已。唉,战争啊,战争!

正是我围着印俘工作的这二十几个小时,给他们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几天之后再相遇时,他们竟先认出了我,并主动向我示好,和我搭讪。



36.西大沟紧急运送物资

十月二十一日傍晚,接到命令要我紧急赶赴西大沟战场。加勒万战俘的工作已大致安排就绪,心中只存疑那名冻僵的印俘能否活到我安排好的车辆去条件稍好的后方。二十二日晨出发,下午抵达西大沟时,那里的战事早已结束。西大沟的战斗规模极小,只不过拔除印军的一个十几人的哨卡而已。大部队已连夜乘车进发西藏阿里,准备参加新的战役。大部队的转移,这里气氛又是空荡荡的一片沉寂。当晚派给我的任务是带领两名战士,向留守在刚被攻克印军哨卡的一个班的战士运送御寒衣物和粮食给养。我们一行三人牵着满载着皮大衣、食品等物资的两匹蒙古马和一头骆驼出发,当时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空中一勾弯月照着半明不暗的大地。开始我们走在高低不平,布满石头的河滩上,河道随着地势走向,呈蛇形蜿蜒地流淌,河道两侧是山崖峭壁,河道时而贴近左壁,时而靠向右壁流动。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沿着一侧河滩直线行进,而须不断地涉水过河,忽而左岸,忽而右岸地前行。实际上这条小河只不过是冰雪融化的小溪,水的深度不超过膝盖,小溪两侧的岸边结有冰层,河道中间依然流水不断。我们一行三人涉水过河之初,我曾闪过脱掉大头鞋赤脚涉水的念头,因为皮肉虽暂时受苦,却可保持鞋袜的干爽。但见到两名战士穿着大头鞋毫不犹豫地直接下了水,我便也跟着下了水。毕竟前方战士从战斗结束后,一直在忍饥受冻坚持守卡。趟着冰冷彻骨的冰河,每次登上河滩上岸不久,双足便成为了真正的冰靴,我们用力跺着双脚,震掉靴上的冰块继续行进。最后,终于甩掉河滩,登上了比高较低的左岸山坡,这是一条真正的羊肠小道。左边是山,右边是河谷,暗色中只有三、五十公分宽的小路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延着,且路面朝河谷方向有缓缓的小斜坡。走在小路上须倍加小心地低头看路,不然摔下去肯定丧命。更为令人不安的是此处曾是印军占领的阵地,地形不熟,又是在夜色中摸索着前进。那头倒霉的骆驼受不了苦,半夜三更硬是哞哞地嚎叫,格外地shen人,朦胧的月光中,处在曾是印军控制的阵地内,我在明处,敌在暗处(如果还有未被歼灭的残敌的话),设若遭遇伏击,也在情理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笼罩在我们三人的心头。因为一旦受到冷枪,很难发现目标进行反击。但我们彼此没有任何交流,只是心照不宣,继续行进而已。作为三人之中军职最高的我,此时只能表现沉着,并冷静地带领两名战士警惕地前进。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尽早完成任务。然而,漫漫的黑夜摸索着走了两个多小时,接近十一点才抵达被我攻克的印军哨所。

那里除一个站岗放哨的士兵外,全班战士都集中在地堡内。地堡内在一盏马灯昏暗灯光的闪动中,全班战士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空气相当沉闷,没有战争胜利的喜悦与兴奋,大家显出一脸的疲惫。在黑夜的寂静中,能嗅出些许和我有着同样的某种不安的感觉,他们毕竟是接替野战军的边防军战士,与正规军的素质有所差异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呢,当初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哪里去了?原来,人少势孤能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啊!嗨,人的情绪是多变的!

37.受命返回康西瓦

二十三日天气晴好,大部队早已出发赶往西藏阿里作战。我原准备随指挥员车队奔赴阿里,早晨的太阳照得暖煦煦的,行李已搬上卡车,我正要爬上车时,突被阻止留下。接到新指令,命我改去康西瓦前指报到。因为大部分印俘已转往那里,需要翻译去工作。给我派了一辆专用军卡,同车还将押运两名西大沟战役中俘获的印俘,及战斗中牺牲的一名我军战士。该战士已被换上一套崭新冬季军装,担架停放在军卡后面车斗的中央,从头到脚覆盖着白色布单,两个俘虏并排坐在车斗右前侧,我和他们中间隔着牺牲的战士面对面相坐。尽管驾驶室只有司机一人,还有空位可坐,我却只能坐在车斗内,再次接受一路颠簸之苦。十来个小时的行程中我没合过眼,始终监视着那两个活人,一旦他们跳车逃跑,责任就大了。车顶盖着苫布,车斗内黑瞿瞿的,我手握短枪,不时地瞟着对面。情绪不高,没有和他们讲话,任由自己遐想——两天前,这名战士还是位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如今却无声无息地静躺在这里,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了,两位老人也再看不到他们心爱的儿子,享受家庭的欢乐了,留给他们的是丧子之痛和生离死别的现实。生活就是这么残酷。心中不禁升起对逝者的敬意。

下午阳光依然明媚。接近康西瓦时车速慢了下来,我们卷起苫布,阳光可以稍许驱散心中的郁闷。目光搜寻着对久违了的康西瓦的记忆,景物依旧,只是更加熙熙攘攘地人来人往,显出一片昂然生机,这里的气氛绝然没有前线战场上那种特有的紧张感觉。一队蓝色棉衣棉裤的队伍从车边走过,个个鼻高眼大,胡子拉碴,心中正在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维族同胞聚集在这里?却见他们中许多人向我指指划划挥手致意,开始以为是地方百姓为前方取得胜利表示出的一种祝贺之意。我一边向他们招手回应,一边笑着用维语喊着:‘亚克西玛,哟勒达奚拉’(‘同志们,好吗?’)。他们一下子怔住,眼里流露出惊异的目光,完全不解我在说些什么。我猛地悟到,他们是我在加勒万接收的印俘!我只不过为他们短暂地做些小事,他们却依然记得我,并主动向我示好。如果没有战争,依旧坚持‘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中印人民是兄弟)该有多好!



38.翻译队伍的忙中取乐

将印俘集中到康西瓦的同时,印地文、英文、乌尔都文的翻译们也从各单位、各部门抽调、借用而来,组成了一支十几个人的翻译队伍。我们同住在一个较大的棉帐篷内,配发了国家研发制造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带式录音机。录音机虽笨重又故障多,却可藉以录制中央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用来作对印俘宣传教育的基本材料。我个人被特殊照顾,配发了一台西德产便携式交直流两用录音机,轻便好用多了。同行们工作之余,生活丰富而又多彩,大家争着讲笑话、开玩笑,各显神通。一次,从外交部借调来的英语翻译讲了一个他和老婆间的‘荤’故事,令大家捧腹不已。此时山上供应也有所提高:每人每月可配给1.5公斤的猪肉和橘子罐头各一桶。然而,高山反应大家毫无进食香美肉食的欲望,每每大家勉强分食一桶,便扔掉三分之二。想到全国吃树皮、挖野菜的饥民全年都吃不到一口如此香美的食品,却被我们白白浪费扔掉,心里很不是滋味。居身山上,只想吃些轻淡的蔬菜,然而高寒气候,新鲜蔬菜无法运上山来。一次拉来一车上好的哈密瓜,我们解冻之后开吃时,已经水泄 ,味道大变,很不中吃了。最受欢迎的是橘子罐头。大家商定,每两天晚上开一个罐头共同分享,这样轮流着可以连续二十多天有的吃。晚上把开好的罐头摆放在桌子中间,在烛光下你一勺我一勺美美地享用。开始彼此还文明谦让,之后便狼吞虎咽,你争我抢了。一次,某位借着探身取食桔瓣之机,吹灭蜡烛,大家一片哗然,黑暗中不见了桌子中间的罐头!一下子炸开了锅,正在吵闹间,忽听到角落里有人笑得口中喷物声,重新点上蜡烛才看清,原来是上海藉的英文翻译小俞搞的恶作剧。我们就是这样地寻开心来调剂紧张而又忙碌的生活。



39.转运印俘下山

十一月上旬,根据军委将战俘转移山下的命令,开始下山。战俘营选址在普沙,这里距叶城不远,与设在莎车的野战医院也不过几小时的车程。转运时间定在夜间,一可防止印度空军的侦察骚扰,二又能提防印俘在转运途中对我地形地貌的观察。中央下死命令:要保证转运途中的绝对安全,不得有任何失误。将这次转运任务提高到政治、外交斗争的高度。南疆军区汽车营承担了这次任务,挑选有多次上山经验、最优秀的司机来完成。

我乘的车是由汽车连连长驾驶的头车。这位连长是位令人十分尊敬的老司机,特别是他残废了一支眼睛,凭着他极高的觉悟和责任心领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漆黑的夜间,车行进在漫长的下山盘山路上,他付出超常的精力,保障了转运的安全。出发前,运俘车封闭得严严实实,侧面不留小布帘窗口,车尾苫布也被捆牢,不露一丝缝隙。并向俘虏宣布纪律:不得私自掀开车篷向外观察。这次下山我第一次坐在了副驾驶坐位上,舒适暖和。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并未使我产生安全方面的顾虑。连长技术一流,更重要的是他的责任心,不容人产生任何置疑。然而,长时间的驾驶所付出的辛苦,搅动着我的心。我努力驱赶着不断袭来的睡意,尽可能地和连长搭讪着聊天,并非为安全担忧,而为的是和他一起分担这份辛苦,表示对他的敬重。行车途中还有一幅图景令我难忘。漆黑的夜里,回头望去,只见一长串闪亮的灯光蠕动在高高低低的盘山路上,不禁心中涌起一种别样的美丽、壮观的感觉深深地感动着我。这既不像战场上炮弹横飞时发出的泄光那样冷酷,又不似节日里盛大焰火晚会那样的瑰丽多彩,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景象,我自豪拥有人生这一难忘的时刻。



40.普沙战俘营

上午九、十点钟抵达山下战俘营。战俘营设在刚下山的普沙一片光秃的小高地上,地域广阔,远离居民区,高地下方有一弯小水洼,洼中浮动着不知名的水草,水清澈透底,只是不见鱼儿游动,‘水至清则无鱼’之言真是不无道理。到达目的地后,最先想的是洗把脸,解除一下路途的劳顿,感觉水洼里的水相当滑润,猜想是富含芒硝之故。这却是我们的生活用水,饮用时感觉不出有什么异味,但饭后肚子却胀得很不舒服,咕噜咕噜地闹个不停,排泄物也稀烂恶臭。幸好,一周左右之后,大家逐渐适应了这富含芒硝的水质,饭后也不再那么痛苦了。比起高山反应及没有蔬菜可食,这里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大家都很知足。用这种水洗过的头发滑溜溜的,只是不知道长期使用对发质有没有伤害。

在宽阔的小高地上一座座长方形棉帐篷排列有序:印度士兵俘虏按照本土、尼籍编成几个小队,分住在不同的帐篷内,这些帐篷在营房西侧,中间隔着一块露天小场地(开会时用),场地东侧为中方管教官员的几顶帐篷,离中方帐篷南面不远处则是印军校、尉级军官战俘的帐篷。小高地南边稍低的大片平地上开辟出一个足球场,供印俘体育活动时使用。其他如伙房、后勤乃至厕所都各有其所。每座帐篷设一名‘蓬长’。由他们以前的杰木达尔(相当于班长)或自行选出的对我积极友好的士兵俘虏担任,负责管理内务,并接受担任小、中队长的中国管教的统一领导,军官俘虏则接受中国英文干部的直接管理。平时不允许他们上下级之间再行接触、联系。因为在这里他们同为战俘,不再有任何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便于中方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

作为联络干部,我须按照总部下发的调查提纲,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军队的政治素质,如官兵的来源及入伍动机,他们的出身、成分、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军龄、精神面貌及道德传统状况;该军的组建过程、历史沿革、战斗经历和指挥官的指挥风格及特点;受英美军事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影响程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看法;对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及对尼赫鲁当局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军中职业与个人前途的关系;对中、苏、英、美的态度;对中方的宣传工作的反应;军中的常规宗教节日及其含义和庆祝方式;服役期间的待遇和津贴补助,退役后的生活补贴情况等等,等等。



41.主任视察战俘营

普沙战俘营生活工作步入正轨不久,便迎来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家胜少将来战俘营进行工作视察。向印俘讲话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此时,恰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印地文播发了外交部的一篇政府声明。声明申述了中方就中印边界战争的观点、态度和立场。主任便临时决定改用这篇声明的内容作为向印俘讲话的主要依据。于是我和北大刚毕业的印地语同行洪某、钱某彻夜根据录音从印地文译成中文。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因为电波经过万水千山后的衰减,信号变弱,录音效果很差,忽高忽低,燥音极大。我们三人反复地听,苦干了一夜,拂晓前终于凑出一篇中文译稿算是交了差。

是日,天气有些阴沉,九、十点种,印俘按中方的编队,集合在露天会场上,人手一个马扎,他们曾经的长官坐在第一排。会场气氛庄严肃静,因为事前已通知过他们,将有一位重要人物来作重要讲话。当一位身披军绿色呢子大衣的长者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尽管印俘早有精神准备,他们眼中依然闪出了惊异的目光。会场鸦雀无声,将军的年龄、风度和我们一般工作人员有明显的不同,他流露出的威严自然而然地震慑着会场,印俘当然感觉得到将军的分量。实际上印俘至为关心的是他们未来的命运,中国政府将对他们作如何安排。主任讲话的依据是中国的政府声明。概括起来主要是边界纠纷的由来;战争是印度尼赫鲁当局挑动起来的,当由印方承担责任;中方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此外,主任还讲到中国的战俘政策,祝愿他们在中国生活得愉快等等。我作为主任的翻译,虽彻夜未眠,并没觉得过分疲劳,翻译也未遇到难点。只是不解,专司录音的人为什么当初没有录下政府声明的中文稿?自己无论怎样辛苦,对有机会展现一下自我价值,内心还是涌起一种自豪与光荣感。



42.战俘营的管教工作和战俘生活

做好对印俘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原则性很强,又极为复杂、细致的事情。在普沙战俘营的工作对象是外国的异族人士,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做好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军事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的印俘的工作是一新的课题。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及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便把对‘战俘工作’提高到部队‘三大军事战略’之一的高度。因此中共对战俘工作是有其历史传统的。

战场上的敌人一旦缴械投降成为俘虏,便不再是你必须消灭的敌人了,下一步就是怎样善待他们,争取化敌为友,特别是你认为进行的是一场正义战争,握有真理的时候。对战俘晓之于理,动之以情,教育他们认清双方纠纷、矛盾、战争的实质。只有他们真正明白了道理,才能成为你的朋友。切不可小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国共国内战争期间,许多宽俘事例曾对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起到过重要作用。

普沙战俘营中方管教人员就两国边界纠纷的历史由来,双方所持立场,处理问题的不同态度,矛盾逐步激化的根源,尼赫鲁政府的固执与谬误等方面进行了正面教育。除此之外,生活上要尊重他们的习惯及宗教信仰,尽可能满足他们吃、住、休闲等诸方面的要求。成立伙食委员会,由中方司务长、付中队长、医生及印俘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伙委会每周开一次会,制定食谱,汇集印俘的意见和要求,例如改做馒头为‘糅蒂’(印度式薄饼),添加甜食‘禾烙佤’(一种面、油、奶、糖的制品),请有厨艺、可靠的印俘进伙房教授制作方法,甚至建立起每小队每周派两人轮值帮厨的制度。他们的参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自己事,自己做’不但丰富了生活,更使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生活主人翁’的尊严。一改初始时大量扔弃中方特意为他们制作的油饼、馒头等食品的浪费现象。中方的小队长、中队长定时在早点名时,在印俘队列前面征求意见,并作相应的改进。例如修正作息时间,冬季可适当推迟起床时间。中方小队长夜查帐篷时,为他们添煤加火,提高取暖温度,为他们盖被子,和他们一起编扫把,打扫卫生。平等亲切的关怀,密切了相互的关系,消除了他们心目中的中方管理人员该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形象。真诚平等地对待他们,即使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中方管教人员与印俘之间也能较快地结下友谊,交成了朋友,消除了他们隐藏在心中恐惧、猜疑的抵触情绪,有的甚至还视中方人员为父母兄弟。遣送他们回国时,那种依依不舍、泪流满面的场景令人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印俘亲身感受到,中国人的行为不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他们亲自目睹了中国军人之间的官兵一致、平等民主的作风,身教胜于言教,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军中的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长官权威不容置疑,甚至士兵间也存在种姓的差别,理发员、勤杂工地位低下。例如战俘营建立之初,要求大家一起修建厕所,印俘有较强的心理抵触,认为该由他们中的勤杂工来完成。中方一面下指令,一面动员,尤其中方队长们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终于完成了栽木桩、围席棚、挖沙坑的劳动,初步扭转了他们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

一般地说,成为俘虏的初期,总会有心虚、怯懦的心理反应,其后便是焦虑他们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再后则产生强烈的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问题。帮助他们闯过这几道心理难关,是战俘营的一个重要课题。讲大道理的正面教育,安排好吃、睡等生活方面的问题固然重要,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不可忽视。为此成立了俱乐部,由表现好、有威信、积极热情的普乐达布任副职,接受中方正职的指导,开展文艺、体育、出墙报、搞评比等方面的活动。战俘营在五个多月的时间内开展了多种球类比赛,组织过三次运动会,举办过游艺会(打扑克、下棋、玩游戏之类),搞演出活动,由印俘们自编、自导、自演。还为他们放映过《流浪者》、《两亩地》等多部印度电影(需我为他们做画龙点睛地翻译),及经典的中国文艺片《白毛女》等,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在他们重大传统节日时,要事先了解节日的意义、活动方式、所需物品等,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节日当天,宣布不出操、不派公差,鼓励吃好、玩好。受到他们的约请时,中方人员便和他们一起同欢共乐。新年元旦时,送贺卡、演节目,为他们办了个热热闹闹的联欢会。此外,中国红十字会还不失时机地出面给每人送一份大礼包,答应帮他们转递家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印俘久久渴望、埋藏在心底的宿愿 。通过以上的活动安排,一般印俘怎能不受到感动?!甚至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印俘军官组的‘长官’们也耐不住寂寞,参加了某些活动,露出了少见的笑容。当然,战俘营并非是休养所,这里必须是有原则,有纪律,有要求的,而不是对出现的问题一味地姑息、迁就。通过队前点名,各分队之间的竞赛评比,奖优批劣,自然树立起了良好风气。下面我根据当时与两名印俘的谈话纪录,及一名回国前的印俘留给我个人的字条的文字,翻译出来奉献给读者,以资对五十年前战俘营生活的一种怀念。

普乐达布: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活了五个月,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感谢中国政府。我们回国后永远也不能中断我们彼此间的友谊,要永远兄弟相处,任何人都破坏不了我们的友谊。希望彼此学习相互的优点,并付诸于实际。祝愿中印友谊永存。

巴登来旺:从我们被捕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中,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待遇是极好的,像父母一样地对待我们,为使我们生活得愉快,准备了各种球类活动。中印人民是兄弟。

普乐达布返印前夕,托人转交给我的字条(当时我在莎车野战医院工作)。

我亲爱的张国柱(我在前线时的曾用名——本人注):

我即将返回印度了。我曾企盼和您见一面之后再走,然而,不能见到您了。也罢,没关系。我心中将永远保留对您的怀念。我留下自己的友情,带着您的友谊回去。



您亲爱的普乐达布

地址: 北方邦,阿勒穆拉地区 夏姆-厦摩 , 邮箱,厦摩, 普乐达布• 辛格。

(原文见附件 8)

我始终珍藏着这仅写有寥寥数行文字的小纸片。因为它不仅仅纪录了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而是全体印俘,不,是广大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心声,是对中国人付出的真挚情意的一种回馈。我个人微不足道,且和他们接触时间又很短暂,但我十分珍视这份记录着两国人民友谊的小纸片。衷心祝愿中印两国永久的和平与安宁,让‘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的口号世世代代传诵下去。



43.医院里的伤病俘

普沙战俘营翻译队有足够的人手,上级决定派我去莎车野战医院做伤病俘的工作。初到莎车感触颇多。自六月上山后,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周边的环境和氛围也都是清一色的男人世界,本人又从未感受过恋爱生活的甜蜜,对‘女人’、‘异性’的概念已完全淡漠,似乎消失殆尽。在途经叶城去莎车的路上,见到来来往往美与丑的女人时,重新激活了我的另一种人间意识——一种并不低俗,却十分奇异的愉悦感,原来世上还存有被我一时忽略的另一半。心中顿时涌现出对这丰富多彩生活的一种美好而又甜蜜的憧憬。





那时的莎车更像农村中的一个中心大镇,多数建筑是比一般农村低矮的‘土打垒’更为气派些的砖木结构的平房,全部道路是不宽的土路,传统男人穿戴的是袷袢、特有的民族小帽,现代些的则是自认为时髦,落有灰尘的西装及窄帽沿的瓜皮帽;爱美的女人则头梳长辫,穿色彩艳丽的连衣裙,足蹬高跟鞋(那时代穿高跟鞋在内地被认作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或者索性赤脚走在土路上;蓄着大胡子的老者骑在又矮又小的毛驴背上吆呼着赶路,孩子口唱悦耳的新疆‘信天游’,赶着羊群,卷起一片尘土⋯⋯。

医院设在东、西走向街道的南侧,大门坐南朝北,有三进院落的深宅大院内,向南最里面的院子是中国伤员的病房,中间院落是手术室、药房及仓库、伙房,侧面的跨院是医院员工的宿舍区,靠北的第一层院落是院部、医务室等机关单位,第一道和第二道院落之间,由一排高大房屋相隔,其中一间宽大的房屋则是印俘伤员的病房。病房约二、三十平米,向阳面是宽大的玻璃窗,阳光射入,病房温暖又明亮。靠北墙是用床头柜相隔、竖排着的病床。印象中墙壁是褚红而非白色。院内生长着许多花草树木。医院的前身是何单位,无暇考证,也就不得而知了。

病床上躺卧着印军伤俘。我下意识地寻找在加勒万战役中,从大雪山下来的那个冻得身体僵硬的印俘,未见到他的身影!估计他早已在山上的某处安息了。我只能默默地为他和他的家人表示惋惜。病房内虽有二十来个重症伤俘,却显得较为安静,没有大哭大叫的喧闹声,体现了医生、病员之间的相互体谅,融洽的关系。印俘伤员由衷地感谢中国军医为挽救他们生命做的所有付出。他们出身于劳苦大众,有印度人民纯厚、朴实、重情谊的优良品德。一名叫高普兰的伤员执意要把自己仅有的一支钢笔送给中方工作人员,双方推来让去,直到伤员眼里噙着泪水不断地坚持,中方人员不忍进一步伤害对方,经过请示,方才作为纪念品收下。更有的伤员自己没有可以表示感谢的物品可送,便执意要把中国红十字会送给他们的慰问礼包拿出相送。当然被婉言谢绝,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他们逗留中国期间最为珍贵的纪念品。我收到过他们共同凑齐的一套印度卢比硬币,后来被我转送给医院医务处的白主任了,借此与后方人员共享胜利的喜悦。

这里大都是重伤员,枪伤后经过酷冻,机体组织多已坏死,必须尽快做截肢手术,一旦发展成炭疽病,后果将更为不堪设想。一位尼泊尔籍伤俘做了双腿齐根部的切除术。只留下一截上半身。看得出这位黄种人长相的伤员原来是个健硕、敦实的小伙子。如今战争使他变成了‘半截人’。想到痊愈后,没有支撑点,怎能坐稳?残废,彻底的残废!他将如何面对家人,面对生活,面对未来?然而,他没有眼泪,没有哀怨,面部表情是麻木的,超脱了机体和精神的所有痛苦,似乎只听凭命运的安排。难道他果真那么木讷么?我想,他一定是不要把自己留在异国他乡,无论经历怎样的艰辛险阻,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给家人一个交代。这该是他活下来的唯一信念。小伙子的情况深深地打动了我,对他暗淡未来的忧虑始终萦怀于脑际,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愿上苍发发慈悲,怜悯怜悯他,让他的家人能给他的一生以亲人的安慰,印度政府能给他提供足够的生活保证⋯⋯。一天,有个印度本土出生的伤俘突然死亡。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晚饭后半个多小时,那名伤俘突感胸口不适,未及抢救便告不治。为解除大家的疑虑,做了尸检,结果是血栓栓塞心脏所致。原来死者双腿自足底向上三十公分处的组织彻底坏死,医生为最大程度地减轻他未来的生活压力,决定边消炎边等待坏死组织的临界线清晰后再行手术,尽可能多地保留尚存有生机的部分。正当坏死肌体临界处炎症基本得到控制,其双足外观看上去极像穿着一双黑色干瘪的高筒靴,可以进行手术之际,不料脱落的残渣形成血栓,通过血液循环栓塞了心脏,导致突然死亡。伤俘听我解释后,大家非常理解,没有产生任何波动。一次,多数伤俘反映他们发现在自己的尿液中伴有白色物质一起流出,误认为流出的是精液,引起了一阵恐慌。军医说那是服药后的正常现象,根本无须紧张,从而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看来无知产生误解,全世界概莫如此。我在医院的工作主要是帮助伤病俘解决他们的困难,为医患之间的沟通服务。

63年5月9日印俘启程返印回国。他们日夜企盼回家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那些葬身于昆仑的印军士兵家属只能在梦中与亲人的灵魂相会了。我的心中也同时涌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些失去四肢,甚至仅留下半截躯体的伤俘将以何种心情与家人见面,是高兴,还是悲伤?他们今生今世的生活能有保障么?亲属们能与之同甘共苦,厮守终生么⋯⋯?最后的一个疑问: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到底为什么,值得么?!



44.边界战争的教训

1962年10月短暂的中印边界战争即将迎来它的50周年忌日了。这场战争以印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终。但仍留下一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现提出一点个人看法,以期为亚洲两个相邻巨人的和睦相处,略尽绵薄之力。两国的和睦相处,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有着深重的意义。本人既非政治家、军事家,更不是历史学家。个人的一孔之见难免谬误,希望各界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

一、就边界争端问题,中印两国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尼赫鲁政府当局自恃为‘不结盟’国家的倡导者,是两大阵营竞相争取的对象。秉承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一笔‘财富’,在与中国的争执中,得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自在情理之中。自认为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国际事务中支持过中国,中国理应知恩图报,与印度之间该不会发生武装冲突,何况西藏的达赖又及时地送来一手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好牌。中苏关系的破裂,可借用苏联的力量来牵制中国。中国连年灾害,国力衰弱,加之台海局势紧张,无暇他顾,中国不可能以武力应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在这种片面认识下,尼赫鲁政府当局在边界问题上制定了对中国进攻性的‘强硬’政策(可查阅当年官方和民间的大量报道)。客观地说,印度当局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当下中国人骨子里积蓄的是对近百年来屈辱历史的雪耻、自强的精神本质。毛泽东建国后,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对百多年来腐败的满清政府屈辱的历史深恶痛绝。绝不容许各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再度重演,彻底宣告丧权辱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再复返,中国人绝不容许国家、民族的尊严再次受到玷污。这不是本人谬夸的花样文章,而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人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怎样的血液。不错,中国的确是处在极大的困难之中,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和一个安定的环境来恢复国力。中国的周恩来确实是念及印度尼赫鲁的友善和支持,愿与印度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底线,那就是不以国耻来交换和平及友谊。遗憾的是尼赫鲁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二、中印两国军队的比较。受尼赫鲁当局‘前进政策’的误导,印军高层一味盲目地执行前进政策,派军深入中方控制区,尽可能地向前增兵设卡,甚至截断中方运送物资的交通供给线,毫不顾忌双方军队近距离接触,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性,没有对中国军方一旦有所反应时,制定出全面细致的后续应急计划。令人费解的是印军高层竟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局面当作儿戏。特别在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前线军队动作之大,后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战争的动员及政府行为,目标指向已基本无秘密可言,竟没有引起印方战争临近的警觉,麻木不仁到难以令人置信的程度!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尼赫鲁打了保票:你们只管前进,中国人绝无可能动用武力反击。然而,印军的指挥机关能就此脱开干系么?不计后果,无应急预案,没有任何后续计划。像只鸵鸟,只顾把头埋进沙子里一个劲地往前拱。难道印度人民就是要请你们这样的一群白痴来当官做老爷的么?与此相反,毛泽东一声令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立即动员起来,在经济极端困难中,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前线的需要,小到晶体管收音机、笨重的录音机,大至党、政、军各部克尽职守,兢兢业业地投入到同一个目标中去。军内司、政、后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咂舌,作战部拟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政治部在部队中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及各项政治工作,后勤部则供给高山一切特需装备,全国上下像一部精密仪器,迅速有序地运转着。两国军事人员素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方高级将领多经过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营、团级指挥官也多受到过朝鲜战争的锤炼,训练有素的士兵则在北方贫寒地区长大,较容易适应高山环境的生活。两军的武器装备相比,差距更大,仅从士兵手中的武器看,战后我搜集到一发印军使用过的有半个手掌长的子弹,那是一粒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造单击长枪使用的子弹。中国军队使用的是统一型号的子弹,通用于自动、半自动步枪和轻机枪。相比之下,廓尔喀兵的弯刀反而更具有收藏价值。

三、从战争学角度分析,战争的重要原则是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 一方是准备不足,不计后果,盲目的军事行动;另一方是运筹帷幄,有备而来,战争的胜负,其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10月20日凌晨,中印边界全线在同一时间点上战争爆发,起爆者自然是中方。两国之间有一个或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一只以老虎师傅自居的小猫,在一头昏昏欲睡的老虎的表兄狮子面前跃跃欲试,跳来蹦去,定要和狮子比武,曰‘胜者为王’。而狮子只想求得片刻休息,恢复精神和体力,猫咪却不依不饶,登上狮子头顶抓鼻挠眼,坚持要比出高低,甚至用两只后爪塞进狮子的鼻孔,以求一战。狮子为了维护生命的呼吸,不得不用前爪将小猫驱走⋯⋯。尼赫鲁和毛泽东的哲学信仰、政治理念不同,决定了两国在国际环境中持有各自立场。尼赫鲁秉承圣雄甘地的光环,在独立后的印度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和人气。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为本民族谋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他所承袭的是大英帝国从中国版图掠走的‘殖民成果’,其立足点从开始便值得探究。更何况他未能真正承袭圣雄甘地‘阿恨飒(非暴力)’的真谛,一味利用东西方冷战对立的局势,以民主、中立、不结盟的身份自居,陶醉于两大阵营均为争取中间地带向其示好的昏昏然之中,忘乎所以,为所欲为。最终不是给本民族谋来利益,而是带来了灾祸。最后,再说一遍,印度的情资部门形同虚设,他们根本不明白‘知己知彼’的法则,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毛泽东的中国决定进行这场战争的宗旨和目的是明确的:打准、打恨,遏制印度的前进政策,最终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战争的胜利,大震军威、国威,使国内外的反华势力不至再采取冒险的轻举妄动行为,以使国家获取到喘息、恢复国力的时间。正因如此,中国军队在战事发展顺利的局面下,果断地停止了继续追击、扩大战果的军事行动,主动把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之后,礼仪地遣返印俘,归还战场上缴获的印军各种武器。可以说,在战略、战术上尼赫鲁与毛泽东相比,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总之,62年发生的这场有限的边界战争,真实地反映了中印两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次战争是由印度引发,其结果当然是印度咎由自取。

在中印边界战争即将迎来它的五十周年之际,印度人民及国际上一些学者依然在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始末,探讨引发战争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印中两国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人们关心着解决边界问题的前景,及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据2010年4月20日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国大党议员马尼士•特瓦里要求政府公布有关这次战争的“亨德森•布鲁克斯报告”。2010年4月19日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答称,这份报告是最高机密文件,“内容极其敏感”,拒绝公开。印度《电讯报》在其“1962年仍被遮掩令人惋惜”的文章中报道。曾为英国记者的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称:印度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是挑起与中国边界冲突的主要原因,应该为此负责。 马氏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已获知了该‘报告’的内容。是时候了,印度应该对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进行一次全面、仔细、诚实的总结,给印度人民一个负责的交代!

在战争发生至今相隔近五十年的今天,令人欣喜地看到,印度政府现任领导人多次作出了愿与中国增进友好关系的表态。印度当局应该认识到,随着西藏地区的日益繁荣、发展,尽管达赖和他的少数追随者仍在国际上相当活跃,但是,有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达赖老矣,中国的强大,西藏的繁荣,流亡国外的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其前途,未来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不回归祖国,最终也只能流落异国他乡,沦为少数族群而销声匿迹。印度应早日认清‘达赖’不是一手好牌,而是一具‘病入膏肓’的包袱。甩掉包袱,与中国携手共同努力,双方以大局为重,真诚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两国之间重现出光明的未来,使两国自古以来的友谊得以继承和发展下去,这才是印度应有的国策。

愿‘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世代相传,两个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纪念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五十周年
4/18/20150 Comments

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纪念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五十周年





1.参军入伍,去新疆

中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后果,就是1959—--1961年遍及全国极其严重的连续三年的灾害。全国范围的食不果腹,各地饥饿而亡,亲人相残的传闻时有所闻。维系生命的基本口粮尚且不足三分之二,何谈肉食、蔬菜、食油等副食品?长期营养不良,人人面黄肌瘦、浮肿、乙肝等各种疾病蔓延全国。用‘哀鸿遍野’一词来形容绝非虚言,中国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一时间,厨师、副食店售货员、军人、政府官员成了女孩择夫的热门人选。就在这个当口,1961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入伍,参加了解放军,单位是总政治部联络部。在这之后,不但结束了我贫困的大学生活,而且全家经济情况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此外,每有机会,便把机关食堂分下来的一碗做熟的黄羊肉(军体运动员自中蒙边界狩来的猎品)或几条小带鱼,有时是半斤黄豆,匆匆骑自行车从东四驻地宿舍送回东单的家中。我舍不得独自享用,能给老爸、老妈解馋,看到老爸笑得脸上开花的样子,我则得到了少许的安慰。人灾天祸,百姓遭殃!

记得62年4月下旬,我乘火车去新疆乌鲁木齐市赴任,车距乌市六十二公里处便停止不前了,因为铁路只修建到一个叫作‘盐湖’的地方,这里便是去乌市的终点站。由于全国的饥荒,被称为‘盲流’的全国灾民大量涌向这唯一较少受到左倾路线影响的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而言,新疆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开始只有少数内地汉族饥民到那里去讨生活,消息很快传开,全国范围的饥民涌向新疆,那里的少数民族同胞极富同情心,尽力收留逃去的饥民,为他们提供打短工的机会,及保命的食物。怎奈,尽管新疆地域广阔,也难以承受全国蜂拥而至的饥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于是铁路修建到盐湖(今早已干涸,不复存在),便是火车西去的终点站。所有乘客均须在此下车,在大片空地上接受当地官员的甄别。军人,公务员和有专长者,可再次乘汽车进入乌市或转往其他城镇。可怜那些‘盲流’则被收容在按各自省、市划分的临时帐篷内,等待被再遣返送回原籍。抬眼向不远处望去,一带碧绿的盐湖镶嵌在大地上,湖的后方极远处是低矮的山丘,湖前广袤的地面上散落着许多临时搭建的帐篷,熙熙攘攘地极像今日的自由市场,只不过人们的脸上挂着的是一副副沮丧而又乞怜的哭相。

62年4月底,我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到军区政治部报完到,便开始了边塞生活。军区联络部有四个人:副部长孙德富(正职空缺),是个文化不高,且没有什么敌工经验的中校级的“老革命”;两名助理员,一位是5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毕业生,上尉军衔的王志渊;一位是贵州老兵中尉衔的游祥富;还有一位专司文件收发的真正大兵,中士小郭,我则是新来的第五名成员,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军衔是少尉正排级。平日里我的工作主要是阅读文件,熟悉边境情况,及所谓的调研工作,即阅读总部从印度代订的两份印地文报纸和一份叫作《军事新闻》的杂志。从到乌市赴任起到六月上旬登昆仑山执行任务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日常工作外,没有硬性的任务指标,时间由我个人支配。没有了大学时的嘈杂与烦嚣,我无比欣喜地享受这一自由空间。全身心地响应林彪倡导的大学毛泽东著作的号召,认真地钻研毛的经典文章,初步领会了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等方法论方面的玄机妙论,同时还主动找一些报刊社论仔细阅读,记得曾经读到过《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批判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社论,标题似乎为“肯尼迪的如意算盘”的文章,印象十分深刻。总之,凡是感兴趣的文章,我会反复读几遍,做笔记,写心得。当然,学习究竟对个人的世界观有多大影响,不得而知。但是,这段时间的学习确实增长了我的知识和能力。觉得脑子突然开窍,初步学会如何思考问题了。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可惜,时间太短暂了。

随着中印边境情况日趋紧张,战云密布。中央指示加紧作好战争准备,看来武装冲突难以避免,军事机器开始飞速运转起来。野战军、野战医院源源开进新疆,全区宣布军事管制,地方无条件服从军事需求。根据我后来工作实践中的体会,我认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以和平手段,避免武力冲突解决中印边界纠纷。但在尼赫鲁‘前进政策’得不到遏制的情况下,也不惜使用一下武力,以达到保卫国土不容侵犯的目的。

2.工作组上山

62年6月,新疆军区派出一个由副司令员徐国贤将军领队,司、政、后精干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到昆仑山前沿考察,督导基层的战备工作,我有幸是工作组的一员。6月10日,我们一行人加上总参测绘大队的人马,自乌市出发直取南疆的叶城。叶城是登上昆仑山中印边界前线的最后一座城市,从这里折向南方便是上山之路,而继续东进再向前行,则是以生产玉石闻名的和田、于田了。

从乌市出发一路上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西南行,我们乘坐的是解放牌敞蓬军用卡车,大家靠着两侧的车帮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中间放着测绘大队必要的仪器装备。经吐鲁番,越过天山,汽车颠簸在简易的土质公路上,一路上许多军车和从地方征用的支前车辆源源不断地开向叶城。途经散落在公路两旁的村落时,总会有维吾尔族大妈在路边叫卖当地的土特产:铜壶里是鲜奶,木碗里有酸奶,尽管上边盖着小木片,依然落上一层尘土,小篓筐里装的是略带异味的干奶酪,此外,还有杏、桃、无花果等制作的果脯及干果,当然鸡和鸡蛋也不可或缺,甚至身边还牵有活羊售卖。我终于明白了口内的饥民“盲流”涌往这里的原因了。

自中学时起,我便对异域维族歌舞抱有浓厚兴趣。如今看到身着民族服装,头上披着头巾的维族妇女,倍感新鲜与亲切。到南疆阿克苏之前,虽然荒山沙漠绵延不断,但凡有江河湖水的地方,便有活跃着的人群。牧羊人唱着豪放悦耳的民歌放牧着羊群。塞外风光别有一番风情。同车的老新疆们大多是五、六十年代随军入疆的老兵哥,他们给我讲述当地的人文地理及民俗民风,甚至教我一些简单的维语。当然也讲些花花绿绿的荤故事,比如当地男人不结几次婚,就不是真正男人;维族姑娘如何爱慕汉族的大兵,传说解放初期曾有过把一个大兵藏在家中不放,待其归队时,人已瘦得走了模样⋯⋯等等的传闻。说实话,因我钟爱这个民族,对这类故事,权且当作花边故事听听而已。

老新疆们有多次往返这条路的经历。他们说跨过横穿新疆东西的天山山口‘干沟’后,便进入南疆领域了。‘干沟’的气候多变,恶劣天气居多,每过此处会有晕车、头痛、恶心等反应。司机应我们第一次入疆新兵的要求,特意在干沟停车片刻。然而,我没有太多的不适感觉。天气阴冷,‘干沟’两侧是荒秃的山壁,头顶上是长长的一带微亮的天空,反倒是显得有些枯燥无味 ,这可能是我的第一次经历,新鲜、好奇转移了我的注意力的缘故吧?过了‘干沟’之后不久,南疆最美的城市焉耆便展现在眼前。焉耆依河傍水而建,绿绿的流水,高高的白杨,身着花色艳丽的连衣裙,大眼睛、长辫子、漂亮的维族姑娘走在虽不是高楼洋房之间,或柏油马路之上,却怡然自得地徜徉在绿水环绕,翠树掩映,洁净的道路上。那幅美丽、和谐的图景,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一扫过去纷乱、相互倾轧、人人自危的大学生活,也没有了在三年灾难中,内地见到的那些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年轻女子剥食树皮的图景,这里一切都那麽美好,真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据说,这里在古代地壳变动后留下的咸水湖中,盛产皮厚、肉粗、少刺的鱼种。看来有了阳光和水,人间没有了恶斗,大家便能过上安详、美好的生活。军车继续前行,维族谚语中以库尔勒的梨,库车的美女,阿克苏的大米而闻名的三座城市相继展现。可惜军情紧急,我们远离城市中心,只是沿着城市的外围穿行而过,匆匆奔驰在沙漠边缘的公路上。

作为一名外语干部对语言的敏感,我抓紧机会向同车懂维语的老新疆们学习。我发现维语中许多词汇和印地语相通,如天、地、纸、笔、孩子、大饼等的称谓完全一样,甚至语法也很为近似。原来,来自波斯、阿拉伯的异族都曾统治过印度,语言上自然相互影响。简单的寒暄语我稍加用心,便能掌握。每次停车遇见维族老乡时,立刻检验所学,还真灵!有的竟能把我误认为是维语翻译。遗憾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学习机会。四十多年后,带着我的美国妻子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再次踏上这方我曾经留下过足迹的故地时,依然能用上那几句寒暄语交流,令孩子们惊讶、羡慕不已。年轻时的所学,竟依然固执地滞留在脑海里。而今老矣,不能同日而语了!

3.沿途兵站

驶过阿克苏,军卡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一路向南疾驶,车右侧是绵延不断的矮山,左侧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星星点点不起眼的红柳散落其间,这种植物在地面上只露出稀稀拉拉绿色枝条,其根部像树干般粗壮藏于地下,大自然的干旱、酷热、狂风就是这样地选择了它们,顽强生命的奇迹!然而映入眼底更多的还是车右侧的土黄色山丘,和左侧无数大小不同的石头蛋子,及一望无际灰褐色的沙漠,使你领略到什么叫做‘戈壁’。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车速仅约四十公里的军卡,自北向南千多公里的途中,必然要设置休息点,统称作“兵站”。兵站之间的间隔距离长短不一,汽车行驶在其间,用时从八、九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不等。早晨六、七点钟发车,晚上九、十点钟到达下一个兵站,并不希奇,偶尔也有午后三、四点钟即可休息的短程兵站,车程的长短全凭水源等自然条件决定。一成不变的景观,长时间枯燥无味的乘车,令早前有过的那种新鲜、兴奋的感觉,为寡言少语、昏昏欲睡所替代。只盼早些到达下一个兵站,躺到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

兵站一般建在背靠山坡的背风处,由石头和土坯垒建起的一排四、五间住房,伙房在不远的侧后方,稍远处是最简易的厕所。鸡、羊散养在四周,晚上它们自己回窝,大多数兵站都开垦出一小片菜地,种些时令蔬菜,专供过往贵客们享用。大点的兵站配有一台柴油发电机,如距离水源较远,一辆运水车专供兵站用水。住房开间较大,一律是木板大通铺,条件好的铺有草垫。常在大房间的一侧尽头,隔出一个小单间供首长使用,房内因开窗过小总是黑乎乎的,电灯因电压不稳忽明忽暗。兵站一般是三至五人的编制,年轻穿军装的是现役军人,穿便装的年长者显然是退役老兵,或招募的汉人,个别兵站还会有上年纪的妇女,她们作为家属,一样地忙里忙外。感谢他们的服务,一年四季迎送着一批批过往的兵车,在枯燥单调的生活中,承受着酷暑严寒和风沙雪暴的洗礼,他们很少有和来往客人交谈的机会,却仍就盼望着人们的到来,用热情的服务来调剂单调的生活,增加活跃的人气。我们每到兵站总是先清洗灰尘厚厚的面孔,饭前在周边散散步,舒缓一下筋骨,来缓解全天坐车的疲劳。饭后匆匆打开行李尽早休息。次日又将是新一天征程的开始。我心中常常升起对这些服务人员的敬佩之意,他们在如此枯燥乏味的恶劣环境中生活,忠于职守,坚守岗位,这种牺牲精神多么伟大!

4.小镇泽普

军车沿大沙漠边缘行驶的第七天,穿越喀什、莎车等城镇,终于接近上山前的最后基地重镇—叶城。我们绕过喀什、莎车等城镇,为没机会看到市容而略感遗憾。莎车之后,抵达叶城前,必在泽普停休整容。这里距叶城仅四十分钟的路程。这是几天来行程唯一最为轻松、宽裕的一天。中午将过,车便进入泽普地区。最先映入眼底的是路两旁高大的钻天杨,从很远处便看到那墨绿墨绿、茂密的树顶,十分养眼,数日来单一色调带来的压抑心情一扫而光。我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异常兴奋地大发感慨,全然不去理会同车的老新疆们对我这个来自北京的学生兵的‘小资’情调的暗暗讥笑。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得出,认为我太过多愁善感。那个年代‘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为人所不齿,该受批判的。谁管那么多,我不想掩饰自己的心情,依然毫不隐讳心中的愉悦,人类的生活是需要多姿多彩的!不能想像人们能在光秃秃的戈壁中长期生存下去。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源自于水,叶尔羌河流经于此!

进入泽普街里,有蓄着大胡子的维族老者,有唱着悦耳民歌赶着羊群的维族小伙,还有身着色彩艳丽长袍,漂亮的女人,区别只是年长妇女头上大都包着头巾,年轻人则是长长的大辫子,脚下甚至踩着象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半旧的高跟鞋。女人是可爱的!车停下来休息,我尽情地享受造物主给予的这份赏赐。记得在花园般的林荫路旁的长椅上,遇到一个身材苗条又丰满适中的女青年,一头乌黑的中长发,高高的的鼻梁,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一袭黑色衣裤,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孩。她是个维汉混血姑娘,讲流利的维、汉两种语言。看得出她喜欢和我们这些过路的大兵聊天,希望多知道些内地大千世界的情况,交谈中感觉到她汇聚了两个民族既豪爽又含蓄的特质,显出一脸的天真稚气。她坦诚地表示,不甘心永远蜗居在本地,希望有机会走出这里,看看父亲的出生地、外面的大世界。祝愿她早日实现自己的夙愿。短暂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和她偶遇至今快有五十个年头了,对她的印象还依然那么清新、深刻。不知她是否来过内地,见到过她父亲的祖籍。



5.叶城的风土民情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行程,我们最终于六月十七日抵达叶城。这里是上山前的最后一座重要城市。在县城的西北角设有军人招待所,这里吃住条件远比沿路的“兵站”好上许多。院落大,房间多,上山执行任务的各路人马云集于此,大家都在等待统一调度的上山车辆,因为乌市出发时运送我们的军车已完成任务,这里该由另一车队履行运兵上山的任务。在随时待命上山的空闲时间里,我有机会观察周边情况。干燥少雨的天气,尽管无风,空气中漂浮着细细的黄尘无处不在,十几分钟之内,桌面便落上一层细尘。然而馒头却是雪白雪白的,没有一丝异样的口感。这里没有自来水,全城用水都是由人工挖建的储水‘坝子’供应。‘坝子’是由人工挖建的三十米见方、二米多深的大深坑。每隔六、七天由水渠注满引自叶尔羌河清澈的河水。坝子四周植有桑树、白杨及灌木类植物。这里人们喜爱种花,赏心悦目,充满生机,与大戈壁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上山的军车随时可能派出,我每时每刻都须准备跟车出发,只能在附近街道上体察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

叶城街道两旁虽看不到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大多数的砖木结构建筑却也尽显民族风格。店铺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日用品,比起物资匮乏的内地算是丰富多彩了。街道上青年男女来来往往,男性老者三三两两懒洋洋地坐在店铺门前或墙角处无所事事地聊着天,有的则穿着破旧的长袍,面带愁容地乞求施舍,而过往行人大都慷慨相助。那时我在思忖,此种无私的施舍究竟是宗教信仰,还是传统的民风使然呢?哎,任何地方总是会有穷人的。我依然怀着在内地灾害中,对饥饿所持有的那种特殊恐惧心理,见到饥饿之人时,一种莫大的同情心便油然而生。所以每次趁开饭之机,总是抓上七、八个馒头悄悄揣进上衣胸前的内衣里,到街上分送给他们。开始有些顾虑,不好意思,且担心产生‘羞辱’他人的误解。实际上,他们是能分辨出是非的,只要你以诚相待,他们是乐于接受的。

在街上,一次我看到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穿着裤裆开得高高的短裤,露出的小鸡鸡的鸡头肿得像核桃大,明显是感染所致,孩子似乎并没显出多大的痛苦。原来维族同胞信奉穆斯林,按教规男孩幼年时须行割礼。他们从不去医院做这种手术,而是由专职的阿訇诵经、行割礼,全部过程由一人操办。男孩和他的父母或许认为这是一种天经地义应该忍受的痛苦吧。

维族孩子和汉族孩子有很大不同,他们从出生时就承袭了父辈们的民族性格:豪放、活泼、开朗、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我遇到过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他真是个天生的演员坯子,一行一动中都颇具表演天赋,从他的眼里透出聪敏、伶俐,甚至小小可爱的狡黠,丝毫没有汉族孩子的那种腼腆、羞涩和扭捏。可惜,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成长过程中,被时光老人磨去了棱角,抹杀了他们的才华,实在令人扼腕。

在叶城停留期间,还有一次长见识的机会。吃过早饭上街闲逛,分送过馒头之后,见街上人们三五成群比往日多了许多,一圈圈地围在一起,兴致勃勃玩得十分专注,好奇心促使我上前探个究竟。每个圈子两个主角手中各握一枚煮熟的鸡蛋,相互对顶,其他人则是看热闹的,鸡蛋被撞破的一方判负,其蛋也将归胜方所有。对峙者相互间可自由选择对手,或吃尽对方,或认为对方蛋壳过硬,随时转往新的战场。大家玩得那么认真,那么津津有味,不禁使我遐想,这是兄弟民族一年一度的节日,唯在这一天人们方可聚在一起搏杀一次,看谁更强大、勇敢、百折不挠。为了胜利,一定是为了使蛋壳更为‘坚强’,该在鸡饲料、煮蛋火候、战斗时的握蛋技巧等方面下足了功夫。胜者尽显豪迈,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败者也坦然接受,虽败犹荣。这绝非是简单的赌博、赢得一袋破蛋回家而已,而是精神上得到获胜的极大乐趣。

遗憾的是我只是在接待站附近方圆百米范围内活动,未能到更具民族特色的县城中心看看,因为一方面有军人不准单独上街的规定,另一方面我须随时作好可能接到上山命令的准备。叶城对我而言是个戴着面纱,漂亮而又神秘的姑娘。遗憾,真的遗憾,始终没有得到看见她那庐山真面目的机会。维族同胞是个乐观豁达、意气风发的民族。正如从中学时代就喜欢的那首民歌 《我们新疆好地方》那样,这里看不到内地因饥饿而有的愁眉苦脸。

6.黑恰达坂

六月二十五日等来了次日凌晨四点出发上山的命令。因为从叶城到山上的康西瓦‘前指’(前线指挥部)需一天半的路程,特别是山高路险,须过几个‘达坂’(高海拔山口),中途不设兵站之故。为赶路程,中间只短暂休息两、三次,以解决个人的内急问题,尤其是路面情况还不如到叶城之前的简易公路,这里是称不上任何等级的汽车路,在简易公路上时速也只四十公里左右,上山爬坡会更加慢些。还有我们乘坐的军卡是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一汽’的尖端产品:大鼻子发动机和驾驶室占去车长的三分之一,后面车斗容量也不够大,两侧车帮有随时支起、落下,可活动的木条长凳(并非每辆卡车都具有这种可活动长凳的设置),我们把各自的行李及仪器等摆放在中间,车斗上方伸出几根金属横梁,用以支撑苫布来遮风挡雨。不是每个上山的人都要坐军卡,军区司令员、部长级的首长们则是乘坐备有氧气袋、血压计的军用吉普车。维护他们的健康是指挥部队的必要保障。

与我同车的还是乌市出发时的老搭档:军区司令部的参谋们及总参测绘大队的人马。离开叶城开始登山,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说不清是因为享有盛名的喀喇昆仑山即将踩在自己脚下,是随着对她的神秘而产生的一种奇妙感,是我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第一次登山经历,抑或是奔赴中印边界前线印地语同行中我是第一人的自豪感,还是⋯⋯ ?说不清楚!只是一种摸模糊糊的感觉不透明地笼罩着我。我无心去仔细地分析,任它在心中隐约地徜徉吧!军区司令部的那位参谋是个脑门儿大小适中,有着不十分起眼的颧骨,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像是个三十六、七岁,能讨女人喜欢的、有文化知识的那种人。一路上最爱听他讲典故。此时胸前抱着一台海拔高度测量仪,随着军车不断地向上爬,每到他心目中的某个地段,总是主动向大家予报海拔高度:2200米、3800米⋯⋯。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上山。他是我们的好向导。我羡慕他有那么多渊博的知识和阅历。往往是他预先告知我们前面地段的地貌特征是什么。所谓‘爬山’并非是我们日常想象中的那样向山顶登爬,有些地段相当开阔、平坦,只不过海拔高,空气稀薄,不适于植物生长而已。如果不是参谋告知所处地段的高度,坐在车内一动不动的我几乎感觉不到是在爬山,心中暗想:‘爬山’不过如此而已。看来,并不像在乌市出发前,人们渲染的关于高山空气稀薄、缺氧所带来诸多的痛苦那么恐怖可怕。我有些暗中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麻木。然而,我错了。

据参谋讲,抵达康西瓦之前要翻过几座‘达坂’,其中‘黑恰达坂’是令人最不舒服的一道关口。何为‘达坂’,其定义如何?没人告诉过我。估计,似乎是在高海拔处,跨过两个截然不同地貌地段的险恶的接合点或平台,它该是选择在最易通过的山梁的通道口。翻过‘达坂’犹如登上一层台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果然,‘黑恰’让我领教了‘达坂’的厉害。车自平缓的高原缓缓而上,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地形十分险恶的环境,右侧是陡峭山壁,或许太过靠近崖壁,抬头仰望不知山有多高,峰顶止于何处,车左侧则是万丈深渊的峡谷。车行驶在五、六米宽的路上,不知是长时间乘车的单调,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人们都沉默不语,无精打采。我则是昏昏沉沉陷入半睡眠之中。忽然,一阵刺耳的咔嚓声,车身轻微一震停了下来。睁眼一看,原来是我们的车头与右侧崖壁蹭到一起了!后来得知,司机是南疆军区特为我们这批上级工作组选派的优秀司机,技术一流,且多次走过这条路线。当他发现车距左侧崖边太过于靠近时,便下意识地往右侧打轮,我们全车才得以幸免翻进谷底!当下全车人惊出一身冷汗。我奇怪自己竟没有丝毫恐惧,因为我没意识到这究竟有多大危险,认为只不过行车过程中的一次小插曲而已。司机下车根本顾不上看车,先行安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刚经历了一次多么可怕的恶梦!全车没有一个人发出怨言,反倒更为加倍地安慰他,感谢他临危不惧,挽救了大家的生命。车既然停下来,我们纷纷借便下车松松僵硬的筋骨,顺便解决一下内急。我起身打算下车,突感头紧、发沉,提不起精神来,全身乏力,软绵绵的。这些反应坐在车内不动并不明显,而稍有活动时,便全部显现出来。这时我才领教了什么是‘达坂’。同时也深深地同情、敬佩那些不断来往在这条线路上的运输兵,及在此开山修路的少数民族同胞们。



7.‘前指’所在地:康西瓦



62年6月26日傍晚到达康西瓦,这里是‘前指’(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处在海拔5200米以上的高度了。我被安排在与司令员的两名警卫员一起,合住在一顶帐蓬内。这里没有床铺,没有任何家具,席地铺着厚厚的稻草,战争在即,没人考虑生活条件的舒适与否。将行李铺在厚厚的稻草上,闻着稻草散发出的香气,度过了第一个疲劳却又难眠的夜晚。

第二天清晨,走出帐篷审视了一下周边环境。康西瓦地势平坦开阔,南面是岩石结构的高山,山顶罩着皑皑的白雪,因为背光,整座山峰呈暗褐色,向上望去,越加衬托出自己的矮小,微不足道。紧靠山脚自东向西流淌着一缕雪水融化的小溪,小溪三、五米宽,溪水清澈冰冷,深不过膝。与高山相对的北面,相距一公里左右,绵亘着百公尺高、淡黄色低矮的山丘。‘前指’设在方圆有两个足球场大小,偏北的缓坡上。晴天时南侧大山的阴影仍距指挥部营房有百余公尺之遥。南、北两面山坡一暗一明全因光照所致。

前指在此选址,的确是高明绝妙的。坐北朝南,由七、八间砖房组成‘U’字形的建筑,正面是砖砌大门,由卫兵把守,闲人免进。房间专供首长指挥员、参谋部、作战部、情报部等部门使用。外围周边有若干顶帐篷,是为了提供给警卫队、卫生队,及过往人员临时住宿使用。指挥部南边正面是一片宽阔空地,距指挥部东南三、四百米远,山脚下、小溪边是专司电文传送的机要帐篷,那里非机要人员一概不得靠近。更为重要的是康西瓦距东边空喀山口、东南加勒万河谷、偏南的天文点防区均为一天左右的车程。总之,此地是辐射中印边界西段各大防区的中心位置。也是山下叶城基地与边界哨卡间运兵及输送物资的中转站。康西瓦气候颇具特点,六、七月份天气晴好时,每天早晨至下午两点的时间段,太阳高照,晴空万里,空气像温柔的少女轻拂着你的身躯,十分惬意。然而每到午后两点便开始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帐篷吹得哗哗作响,人在空地上睁不开眼,面孔好像也会被沙子钻出无数麻坑。似乎午后的暴君欲与午前的美女比试,看谁的力量更强大。造物主是何等奇妙,人们不仅要享受女人的温柔,还应体尝到男人的暴烈。



8.克服高山反应,适应高山环境

新上山的人如能在此处获得两周的适应时间,再奔赴前沿各地,高山反应的强度就会平缓许多。海拔五千米以上空气稀薄、缺氧,自然会感觉头晕恶心,呼吸加快,恨不得把全部氧气都吸进自己体内才好。此外,就是你停在原地静止不动,心脏也会猛增到120跳以上,提心至口的感觉令人不堪忍受,随之而来的食欲不振,全身乏力,倦怠异常的现象接踵而至,只想平躺在某处一动不动。据说军区文工团上山慰问演出时,某位女团员承受不住高山反应,曾把身体蹲藏在桌子下面哭鼻子,认为蹲下来,便可使自己比站立时低半公尺的海拔高度,这只能心理上略感到些许安慰罢了。我也毫不例外,有过同样的高山反应。只不过早有心理准备,且认清只有努力克服、适应外,别无他法,因为你是无处可以躲藏和逃避的。想清楚这点,大有益于度过这道难关。在超乎寻常的危难时刻,在‘不得不’的情况下,人能迸发出超乎寻常的坚毅,‘适者生存’此刻便体现得淋漓尽致。感谢我的双亲给我遗传了优良基因,特别是妈妈坚韧不拔的精神,我没太感吃力地熬了过来.

生命真是个奇迹。无论自然环境多么恶劣,总会有生命顽强地出现。在我先后四次经康西瓦到边界前沿各大防区的往返途中,在荒山秃岭上仍不时发现从低等的苔藓植物、骆驼刺,到较高级的红柳,及在洞口探头探脑、肥硕的地鼠,活跃在岩石峭壁间的岩羊,甚或奔驰在高原上的野驴、野牦牛等高级动物。在‘康指’看到过战士捕获的一只雪豹,被关在铁笼内只是呲牙怒吼,拒绝喂食。我曾想应把这只珍稀动物放归大自然,或送往动物园中去。否则,关在笼内只有死亡别无出路。总之,无论环境何等恶劣,有阳光和水就会有生命。人类应像它们一样,善于应对大自然的残酷挑战。



9.中印边界战争的历史背景

在康西瓦边适应高山环境,边随时待命奔赴前沿哨卡工作的过程中,我并未浪费时间,而是努力学习领会军委、外交部发布的有关中印边界方面的方针、政策。资料来源主要是从电台录制的公开的外交照会及军委通过‘机要’发来的命令、指示,或者熟悉自乌市带来的中印边界问题文件汇编。记得最初用的是交流电金属质地的录音机,虽有些笨重,易出小故障,但在国际封锁、包围下,这毕竟是中国自行研发的新产品。随后便为西德产交直流两用、便携式录音机所取代。

中印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并从边界冲突演变为边界战争,自有其深刻复杂的背景原因。

一、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支持。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尖锐,由冷战发展为具相当规模的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的导弹危机,以及在中国台湾海峡的炮战都是有力的佐证。西方阵营不能坐视与其对立的另一阵营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中国强大起来,自然会利用一切机会打压、遏制中国。中印间的矛盾当然会被视作为一个重要机会。西方强国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各种国际会议中,无不支持打着民主、中立、不结盟旗帜的天然盟友印度。

二、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破裂的因素。赫鲁晓夫执掌前苏联大权后,在围绕对斯大林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上,认为毛泽东的中国不再是言听计从的仆从。中苏间的分歧,以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社论“十评”为标志,把苏联定格为‘修正主义’,从而使两国、两党间矛盾的尖锐化公诸于世,分裂趋势已无可挽回,‘中苏友好同盟’沦为一纸空谈。在这种形势下,赫氏决心惩戒中国。恰逢此时,中印关系恶化。苏联重新修定国策:一方面停止对华援助,逼迫中国还债、撤回专家,另一方面从军事、经济、政治上拉拢、支持印度反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因如此,六二年毛决心反击印度前夕,下令新疆沿中苏边境地区所有的重要设施全部内撤,并加强兵力部署,以防中印冲突中,遭到苏军的策应与牵制。可见当时中苏矛盾有多么尖锐、深刻。

三、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后,随着以苏联为楷模,在全部照搬苏联模式的过程中,毛本人也被无限神化。对内推行极左路线:文化上批判胡适、胡风,电影《武训传》;政治上反右派、反右倾,结果造成个人独裁局面的出现,残酷的镇压与迫害从党外到党内,甚至包括中央及军内的高层人士在内。一时间再也听不到与其意见相左的声音,任他一意孤行;经济上极左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以及城市推行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随后‘大跃进’、‘三面红旗’运动的展开,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在五九年至六一年连续三年全国范围的灾荒中,人民以挖野菜、剥树皮,甚或某类矿石来果腹充饥,浮肿、肝炎等疾病席卷全国,各种各样的恐怖讹传时有所闻。在中国自毁长城的局面下,各种仇华势力自然认为这是摧毁中共政权的最佳时机。

四、西藏达赖集团和印度尼赫鲁当局对形势评估的严重失误。中国军队最初是通过谈判和平进入西藏的。一方面既要允许保留西藏 上层的固有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审慎的改革来改善普通僧俗大众的生活。改革必然触动上层集团的利益,矛盾的激化演变为对抗,加之美蒋特工的蛊惑与策动,西藏上层极右势力挟持达赖发动了武装叛乱。装备落后、军事素质低下的少数西藏武装,自然不是强大的解放军的对手,失败是必然的。最终达赖逃亡印度。成为了既是印度当局手中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又是点燃中印之间大火的火种。

印度略早于中国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取得独立建国。历史因素决定了印度成为一个略加靠近西方政体,大力倡导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古代中印两国在宗教、文化方面有过密切的交往,近代又有遭受殖民主义列强凌辱的相似经历。彼此较易理解、同情、相互支持。毛在取得政权建国后,印度表现出了友善和支持,是除东方阵营外较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随后两国又共同倡导了‘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热烈响应,甚至充当过中国向西方传递某些信息的管道。中国人受‘知恩图报’传统理念的影响极深,何况历来对圣雄甘地相当推崇,对其接班人尼赫鲁也赞赏有加。西藏问题出现前,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亲密而融洽的,周恩来与尼赫鲁的私交也甚笃。那时期‘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唱响两国民间的每个角落。印度当局和尼赫鲁本人认为他们有恩于中国,印度无论提出怎样的要求,或做出何等过分行为,中国都不可能和印度翻脸、动用武力,中国应该永远感激、报答他们。可悲的是他们错了。

或许还可找出一些发生中印边界战争的其他大背景因素,本人则认为以上四方面是最基本的。



10.边界局势的恶化,毛下定反击决心

事实上是达赖拉着尼赫鲁给毛泽东送了一份大礼。达赖逃往印度之后,大批追随者陆续从不同通道涌往印度,中国军队顺理成章地进行了阻截。中印边境局势的突变,引发了印度当局的关注。派兵守住大门,既可接应流亡藏民,又能阻止中国士兵的阻截行动。于是,边境原有的宁静,迅速地被紧张与尖锐的局面所替代。实际上,两国间的边界只在某些地图中有些相互矛盾的非正式的划分,当时两国均为建国不久的国家,各自忙于处理国内急需解决的事务。早期边界问题并不突出,仅有少量边防部队守卫在星星落落的边卡上,大部地段从未有过具体边界界桩,少数地段更是模糊不清。严格地说,这是大英帝国遗留给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西藏则是满清政府衰败后英国在该地的势力范围。在归属权方面,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英国自然偏袒利害关系与其更为紧密的印度。大英帝国撤离前,在中印边界东部划出一条偏袒印度的麦克马洪线,对此印度当然欣然接受,至于中部及西部广无人烟的荒野地区,则是双方都认可的习惯传统边界线而已。作为中印之间定时炸弹引信的达赖,五九年开始,便起到了引爆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作用。此后的三年里,周恩来抱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以多年来和尼赫鲁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私人关系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毕竟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尼氏岂肯让步?因此从初始不公开的私人通信,到后来互致频繁的外交照会,发表外交白皮书,甚至中国欲借助锡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际会议,请周边国家出面调停的所有努力也告失败。与此同时双方加强了边境的武装活动。五九年空喀山口武装冲突中,印度边防军的十几名巡逻兵被全歼后,矛盾愈加激化。尼氏始终认为处在内外交困中的中国不可能对印度发动较大规摸的军事行动,何况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还需要印度的支持,国际舆论也完全有利于他。为取得谈判桌上的主动,尼氏命令军队全面向中印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推进。对此,中国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理,亦及时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

从国际政治地缘学角度上分析,中国东南部美蒋虎视眈眈;东北部美、日、韩唯恐天下不乱;北部与中国接壤的苏蒙边界形势紧张异常,加之赫鲁晓夫弃中扶印的决策,致使中国深切感受到巨大的周边压力。中国外部形势如此,内部情况亦不容乐观,毛一意孤行,推行极左路线的结果,使全国经济陷入灾难性的崩溃之中。在种种困难压力下,毛凭借他的历史功绩和个人的才智魅力,在中国依然是神圣而不可动摇的最高统治者。他最终决定用尼赫鲁这张牌来达到敲山镇虎的目的,警告那些想趁人之危者不得轻举妄动:中国依然是强大而不可侵犯!同时又可借此缓解内部矛盾。

为排除各种可能的牵制,顺利地进行对印度的边界反击战,中国加强了敏感区域的军事部署:公开地在与台湾海峡相邻的福建前沿调动部队,警告美蒋勿轻举妄动;中苏、中蒙边界上加强军力,后撤工厂等重要设施。对比东南沿海,中国当局更为担心的是来自北方的压力。深知赫鲁晓夫是个喜怒无常的冒险家,且有装备更为先进、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地势开阔,一旦开战,中国无优势可言。总之,对这两面取守势备战,尽可能地稳住局势,避免腹背受敌。

毛泽东在内外交困中,在中印边界形势不断恶化情况下,最后决定:以武力反击印度。这一决策有一石三鸟的效用,一可遏制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保卫国土不受侵犯;二可警告那些趁人之危者,中国依然强大,不容侵犯;三是可以缓解国内因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所带来的压力 。

11.备战,备战

六二年初,正规野战军入疆,加强仅负责守卫任务的边防部队,273野战医院也从内地进驻新疆叶城附近的莎车,自北疆到南疆叶城之间建立了若干兵站,选建山上的康西瓦为‘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被调集的各种干部纷纷走上各自岗位。以翻译队伍为例,大都是从全国外事单位借调来的英文干部,或者在读大学生,其中甚至还有来自莫斯科东方学院的两名学了一年半乌尔都语的中国留学生,这二位衣着十分讲究,业务能力却极低,二人根本不能张口讲话。实践证明,对印军工作,印地、尼泊尔、乌尔都三种语言比英文更具有针对性。令人遗憾的是在六二年十月之前,在边界西段我是唯一受过专业训练的印地语敌工干部,且初步地掌握了中印边界纠纷的核心实质,又对毛泽东瓦解敌军的基本理论有一定的理解,尤其具有从上级机关及时了解相关的命令、指示和及时掌握 边界发生的最新动态的优势,比起临时借调来的其他同行更为专业些。九月中旬,我有了一个尼泊尔语搭档小钟,他是从西藏军区支援过来,经过一年多培训的四川籍老兵,人极聪明勤奋,估计受学习条件影响,还难独挡一面。见他每天捧着印汉词典背记单词,竟能与尼籍印军廓尔喀士兵做简单的通话交流,比英语翻译作用更为有效。我能感觉到小钟对我怀有的忌羡心理。其实我对自己的外语水平也极不满意,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但这能怪我本人么?五年的大学生活,有三年多是在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学点知识要偷偷摸摸,一旦被发现便被扣上‘白专’(资产阶级白色专家)的帽子,必然遭到批判。现在,当国家需要我时,我却力不从心!我为此苦恼,但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六二年五、六月间,新疆自治区政府宣告全区进入军事管制状态。全区地方政府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均须服从军事调动,全力支援部队所求。一时间,各种不同品牌的地方车辆由各民族司机运送着急需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开往昆仑山前线。物资之丰,令人不敢相信中国刚刚经历过特大灾害。前后方一致,军民一家的感人场面随处可见。



12.行路难,帮助民族兄弟雪中脱险

昆仑山历年自当年九月至第二年的四月为大雪封山期。山上所需常规物资包括战士家信、报纸等均须在封山前送到。六二年形势的巨变,非常时期改变了大雪封山的规定。整个冬季上山的运输车辆从未间断。记得九月初我受命赶赴‘天文点’哨卡途中,在途经‘枯海子’后不久的‘岔路口’时,见到过两辆满载物资的地方车辆,其中一辆趴窝在深雪中,尽管上山车辆都安装了防滑链,却依然只见车轮在原地空转,三分之一的车轮已陷入雪中。其实,如果他们沿着前车车迹行进,是不会卧入雪中的。这次是为了给军车让出主路超越先行,才遇到了意外。清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中,两位维族同胞头上冒着热气,用大铁锨奋力铲除车轮前的积雪,怎奈车轮依然空转着爬不出来。情急之下二人竟开始用双手扒起雪来,其焦急心情可见一斑。因为他们深知爬不出来,除完不成任务之外,二人还将有受到严重冻伤的危险。 我们的车停了下来,尽管我们须争分夺秒地向‘天文点’进发,但怎能对‘支前’的民族兄弟陷入危险于不顾?!凌晨自康西瓦出发时,虽是天寒地冻零下三十多度,车上挤得像罐头里沙丁鱼似的战士,凭借着体内初始的热量,尚有说有笑,活跃气氛,热情满满。随着不断在严寒中的颠簸,大家的话越来越少,闭目养神,保持着体力。但依然抵不住严寒的侵袭,双脚麻木疼痛,身体僵硬。车停下来,我借便下车就地跺跺脚,活动活动身体,放松一下筋骨,享受这一难得的机会。最后,地方车辆终于在我们的帮助下,爬出雪窝上路了。

提起山上行军之难,还有许多故事可讲。记得七月上旬,我第一次奉命自康西瓦去空喀山口执行任务途中,坐在军车最后的座位上,军车行进在从未修建过的山路上,沿着前面车队留下的痕迹一路地颠簸着,路况差,坑坑洼洼不说,穿越大大小小的石头阵时,车厢上下左右地摇来摆去,人人紧握支撑篷布的竖干,或夹紧腋下的车帮,精神稍有放松便吃苦头。一次,我被突然高高弹起,头顶竟撞在上方支撑篷布的横梁上!足被抛起有三、四十公分之高。老实说,当时惊异大于疼痛,随之而来的便是发自内心对尼赫鲁的诅咒,你能怨恨我们的司机么!?路就是这样的路。不过我也得出一条坐车的经验:尽可能选坐在靠近车头的位置,前后颠簸程度相差有好几倍呢。



13.中央下达指示

中印边界问题是大英帝国安放的一棵定时炸弹,达赖作为引信引爆了这棵炸弹的同时,震醒了印度尼赫鲁当局,原来在这片广袤荒无人烟的区域内,本无士兵巡逻和守卫的,但在军事、经济上却存有巨大的潜在利益。尼氏急急忙忙推出‘前进政策’,派兵巡逻,增兵设卡,力图控制大片实地,以求未来在谈判桌上的主动地位。尼赫鲁为本国、本民族争取利益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对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当局而言,当然也不可能再次轻言放弃祖宗留下的这片土地。中国人认为列强瓜分大片国土,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屈辱的历史时代,已一去不再复返,中国人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国土。毛泽东认识到了边界纠纷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将可能是演变成一场相当规模的边界战争。我本人认为,毛可能意识到,与其被动接受战争,不如积极主动地面对战争的到来。尽管中共建国初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处理其众多的内部问题。于是下令: 做好通过和平谈判与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两种准备。

现将本人当年对中央领导人给部队及相关的内部人员发表的有关讲话,及上级领导部门下达的命令与指示所做的记录,整理出来,以享读者。

毛泽东对加勒万河谷入侵印军应对措施的表态: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要克制,不能急于打⋯⋯同印度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指示‘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周恩来总理强调:几千年来我们(中印—作者注)一直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们这一代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指示加勒万边防部队每两小时向他汇报一次最新情况,命令部队坚守阵地,原地不动。如入侵印军回撤,可不予理睬,网开一面。印军向我逼近开枪挑衅时,可向其鸣枪警告,示意其停止前进。当受其再三挑衅后,可实行自卫。要少杀,多捉活的。对其增援部队应先警告,可朝天鸣枪。如其原路退回,不必阻拦,让出退路,使其退出。总之,要退避三舍,争取政治、外交上的主动。

总参谋长罗瑞卿: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总参谋部二十字方针:“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存。”

总理、外交部和军委各总部陆续下达的有关指示: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不主动打(出击)。对印军的进攻,再三警告无效后,方可自卫;对其的包围要网开一面,准其逃跑,不阻拦(不打、不阻、不追);不封锁印度直升机空投场,空投在两军阵地间我侧的粮食等生活用品,可让其领回。

加强对阿克塞钦传统边界线中方一侧的巡逻、设点。不主动惹事,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对印军的进逼要“顶、逼、围、堵。”

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

不先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网开一面。

对印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坚决回击;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及外交斗争。

随着中印边境地区双方武装人员相互间频繁地近距离活动,随时可能暴发武装冲突。中央军委将下达过的指示,最后整理归纳为十七条准则。现根据本人当时简要纪录,整理如下:

一、详细查明边境地区通往印度的山口、道路情况。对印军可能入侵的地方,要先行设卡,控制战略制高点。哨位要逼近传统习惯边界线,以阻止印军向我方的推进。

二、全部哨卡须加强工事,藏足6至8个月的粮食、弹药、水、柴等,保障大雪封山后的自给。如印军向我攻击被迫自卫时,要发扬顽强独立作战的精神,决不退让。

三、坚持不打第一枪,后发制人。如印军向我进攻,我应力争冲突局部化。必要时可主动停止射击,争取谈判。若措施无效,则可坚决自卫(应教育部队战士沉着应对)。

四、若印军向我哨所逼近,我应根据实际情况,向印之另一点,甚至两点逼近。

五、印军若深入到我哨卡侧后方设点,切断我后路时,我应在其正面设卡顶住。同时向其深入我方的哨卡侧后再设一或二个哨卡,以阻止其继续伸延。若对方后撤,则不予阻拦,要网开一面。

六、若印军向我包围,则我应反包围,或包围其另一点或两点,但要网开一面。若印军企图增援,则坚决阻止,但绝不先开第一枪。若其执意以武力打开通道时,则坚决自卫。

七、我进入印军侧后设卡时,一般应距其所设卡点一公里以上。向巡逻印军逼近对峙时,一般保持与其三百米的距离。

八、对印军少数人向我侦察或零星挑衅时,可不予置理。

九、若印军向我展开战斗队形,尚未开枪,在其进至五十米左右时,可向其连续喊话,口头警告。不必主动开枪,若其继续前进到五十米以内,向我进攻时,可先鸣枪警告,无效后则可坚决自卫。

十、若印军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开枪开炮,若不还击有危险时,可以反击自卫。

十一、印军从三、四个方面向我包围而尚未开枪,在其距我前沿一百米时,可向其喊话,挥手警告。并立即将情况上报,听候上级命令。在其抵近一百米以内时,可进行自卫反击。

十二、我在其侧后设点,应尽快修建好工事。要有意地暴露出自己阵地,若印军向我逼近,则按八、九、十、十一条之规定处理。

十三、我侦察、巡逻、运输部队执行任务时,应力争避免与印军遭遇。若遭遇,应尽快抢占有利地形,并通知对方,若受到攻击,可进行自卫。地形不利时,可以主动退守。

十四、我侦察、巡逻、运输分队执行任务时,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侦察、警戒,以防受到伏击。若事先发现情况,应尽量摆脱;若受到伏击或阻击,可进行自卫。

十五、我自卫时,应坚守阵地,不出击。但在其进攻至我前沿时,也可实施战术反击,力避少杀伤,多捉活的。其后退时,则不必追击。

十六、印空军飞机进入我领空盘旋侦察时,可不予理睬。若对我轰炸,则尽可能将其击落在我境内。若在我哨卡控制区域内空降少数人员,可予以捕捉;人数多时,可就地监视,立即将情况上报。

十七、对印机空投在我境内的物资应收集、登记保管之。若空投在其据点附近,可不予置理。若在双方阵地之间,可允许对方取回,空投在我方阵地内的物资应收集保管之,其中衣物、食品、燃料类,若对方要求取回时,可同意其派人留下收条后取回,但军用物资则予以扣留。对空投在我阵地内的印方一切物资均须拍照存档。 (见附件1、2 )

以上文字均摘自本人当年私人笔记纪录,从中可以看出中印边境局势急剧恶化后,中方高层从为应对突发事件所发出的零零星星的指示,到最后出台的十七条命令中,均反映了中方不希望与印度关系的进一步激化。但对来犯者的态度却是坚定不移的:不主动出击,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十七条的出现是战前两军危险对峙过程中,为一线部队制定的政策性极强的行动准则。相信当年在加勒万河谷阵地的印军士兵能有所体会。他们从中方领回过大米、腰果、白糖、炼乳及固体燃料、建筑材料,甚至走失的马匹等等。怎奈印方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其‘前进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遵照毛泽东可能爆发战争的警示,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各部门迅速运转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发生一场相当规模战争的趋势,日益明显。

14.战前动员

除宣布全疆范围军事管制外,一线部队开展了以传统方式激励士气的‘诉苦大会’。这是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方式。大会上战士会痛哭流涕地诉说旧社会在地主、官僚或外国侵略者欺压下,过着如何凄惨的生活,最后把仇恨集中在反动派身上,激扬起英勇战斗,伟大的牺牲精神。这次,昆仑山上的诉苦动员会,依然采用的是这种传统方式。只不过尼赫鲁当局代替了当年的日寇而已。我当时心中曾经暗想:这种方式有些过时和牵强。三年灾荒,百姓流离失所时,地主、反动派早被打倒多年了,苦难的根源究竟为何呢?无论如何,这是战前必须的一个步骤。总之,战备的车轮飞速地转动着。

这一时刻我的具体任务是:与借调来的英文大学生一起,组织连队战士骨干,普及战场喊话,口号内容由上级下达,主要内容是:‘缴枪不杀’,‘举起手来’,‘出来’,‘我们宽待俘虏’,‘不要动’,‘跟我走’等六句,由我们翻成印地文和英语。为使战士容易掌握和朗朗上口,翻译力求简单明了,不拘泥于语法和句子的严谨。骨干人员的组成是每连抽调四、五名有些文化、口齿伶俐、政治可靠的战士,集中在一起学习。学习班上除教会口号外,还须讲明中印边界战争的性质及优待俘虏的重要性。骨干们返回连队再向全连普及。虽然不知到了真正的战场上,激动中战士们能否喊得出来,但只要能用上一、两句,就算达到了目的。(附件3)

15.加强战备

由于印度军方指挥部的前移,派出查模•克什米尔国民军、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及库玛翁联队的组合部队不断在中印边境西段,越过传统边界线肆意进犯,并配以空军进行空中支援及侦察,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安全,中国当局采取了相应措施:从内地调正规部队陆军第四师入疆驻防喀什,协助原有的地方边防部队守卫边防;273野战医院正式迁驻莎车备战;新疆军区所属民族部队骑兵第三团进驻康西瓦‘前指’附近的大红柳滩待命。双方军事对峙,火药味极浓,战争一触即发。

中共中央军委曾明确指出:中印边界问题之重点,在印军军事活动最为频繁的西段——拉达克、阿克塞钦地区。自西向东天文点、加勒万、空喀山口到西藏阿里地区的班公洛中国一侧,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由于地处高海拔,生存环境恶劣,除少量往来游牧的西藏边民外,基本上是从未开发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如今却成为两国兵戎相见的焦点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我个人分析是因为该地域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分析,国际上某些大国乐见于两国矛盾激化,从而成为控制两国的一个重要契机和筹码,得渔人之利。康西瓦‘前指’由五十四军副军长何家产、野战军第四师师长郑志文、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及南疆军分区刘发秀组成,直接听命于总参作战部的命令,实施西段作战指挥。



16.初领任务,空喀山口行

六二年七月初,我接到命令,出发到西段最早发生过武装冲突的空喀山口执行任务。出发时掌握的情况是印军巡逻队在该地活动频繁,我的任务是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作翻译工作。依然是司、政、后组成的‘军区工作组’那批成员和测绘大队的那帮人马,于清晨五点左右乘军车直奔空喀山口。全程约须十来个小时的路程,一路顺利,下午三、四点钟便可抵达。告别了有水、有红柳的康西瓦,经过大红柳滩之后,天空渐渐放亮,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贪婪地了望车外的一切景物,为改善视觉的疲劳,甚至饶有兴致地观察起从小土丘或平地上挖出数不清的洞口中,探头探脑、肥硕的地鼠来,它们丝毫不畏惧过往车辆的震动,行动异常敏捷。猜想,它们仅凭吃骆驼刺,又少天敌,才得以生活得如此逍遥自在?真是物竞天择,一种奇怪的动物。除此之外,依然是颠簸的高原和远处光秃的小山包。单调的景色,不久便催人昏昏欲睡。



17.奇怪的‘枯海子’

不知过了多久,车戛然停了下来。睁眼一看,原来到了赫赫有名的‘枯海子’。随着大家一起下车,伸展一下僵硬的身体,解决解决内急。我借机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这是自东南向西北伸延的一块小凹地,凹地东西长约二、三百米,南北宽不过八、九十米,周边高度不超过十米。凹地底部铺着一色暗灰色的小砾石,与一路上见过黄瞿瞿的土石迥然不同,亿万年前这里该是一片海洋或是一泽小湖泊。说它赫赫有名,一是因为从这里向西可通往天文点,西南可到达加勒万河谷,向东南可直抵空喀山口,是到各防区的必经之路。其二是无论何人,上山多久,逢到此地者,必有头晕、头痛、恶心、心跳、气短、全身乏力的高山反应,这就是‘前指’不在此选址的原因了。究竟是地磁或是其他原因所致,只能有待未来科学家们来解答了。其三,在暗灰色小砾石下面埋藏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吸水石,是昆仑山上此种特产的唯一产地,这种石头带回到山下,放在盛满水的漂亮的瓷皿内,整块石头吸满露汁,撒种上不同的花籽,待长出不同种类的红花绿叶时,便成为了绝妙的艺术品。正是这种吸引力,车上的老新疆们不惧高山反应,在这块小盆地的四处挖掘着他们的宝贝,然后再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带回乌鲁木齐。佩服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能有如此雅致的生活情趣。我既无家室又无亲朋好友(刚到任不久,便上山了),反倒自由自在地关注起自己感到兴趣的事情来。因为我心中暗暗存有一个心愿:将来有机会,把这一具有非常历史意义的故事讲给后人听。所以,每遇有兴趣所致的景物,便留意观察、纪录,或努力印刻在脑海中。



18.空喀山口杂记

离开枯海子,下午三、四点钟便到达空喀山口。哨卡设在低矮小高地的顶部,地面上建有一间石头垒砌的了望所,了望所两侧有挖出半人深的战壕相通。工事前方,向南方向是一片开阔河滩地,距中方二、三百米处东西向流淌着一条小溪,是叶尔羌河的源头还是支流,本人不得而知。小溪彼侧二百米左右绵亘着不高的山峦,河滩布满大小不等的石头蛋,溪边稀稀拉拉点缀着绿色植被。这里该是中印双方不断发生军事摩擦的地段之一。然而竟能见到十几匹野驴悠闲地徜徉在溪边啃食着嫩草,有中国政府严令:距传统边界线二十公里以内不得开枪规定,它们是自由安全的。中国工事后方一侧,是缓缓的低坡,坡下有一间半地下,大约二十平米的‘地窝子’,是战士们的住处。这里有小高地作为屏障,既可避开印军巡逻队的直视观察,又可冬暖夏凉,可谓一举两得。在坡下较为宽阔隐蔽处,新建两间土木结构的客房,这在山上算是相当不错的‘招待所’了,再稍远处分别建有厨房、厕所。这里没有康西瓦的那种嘈杂忙碌景象,显得极为宁静。地窝子里面光线显得有些暗淡,生活用品也摆放得有些凌乱。战士们的文化生活极为贫乏,没有无线电收音机或半导体收音机,只有磨秃了边的扑克牌、残缺不全的连环画小人书,和几个月前的老旧报纸。听说军官干部可每半年与山下喀什基地轮换一次,战士则须常年坚守岗位,直到服役期满为止。他们大多数是西北陕甘宁贫苦地区入伍的义务兵,三年饥荒时期当兵是个不错的出路,何况山上执勤的官兵一律发放双倍的津贴。设想大雪封山后,十几个小伙子(有的边卡甚至只有六、七个人)常年生活在这荒无人烟的高山上,单调枯燥地守卡,没有家信、广播、娱乐生活,彼此间一旦产生点小矛盾,的确是件令人头痛的事。在康西瓦我见到过司令员的两名警卫员之间闹矛盾,一个生性极其蛮横霸道,欺压另一个,我很为之不平。一次与那个软弱的兵哥聊天,他有个理论令我十分惊讶。他说,我希望他越蛮不讲理越好,总有一天遇上比他更为凶悍的人时,便会遭到报应。细想这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哲学,倒是满有些佛教因果报应的禅学道理。总之,我由衷地钦佩这些常年守卫在边疆的战士们,向他们致敬!

到达空喀的第二天,我便和守卡战士一起参加了加固工事的劳动。搬一块十几斤重的石块,登运三、五十米的小缓坡,感觉气喘吁吁,心跳至喉,好不难过,说明我仍有高山反应。驻守边卡的战士为了招待我们,特地从远离边界二十公里之外,猎获了一头野牦牛来改善伙食。缺少调料,厨艺又一般,煮熟的野味并未引起大家的食欲,只是曾来过此处,与守卡人员相互熟悉的几位参谋,选取了牦牛的心、肝和生殖器等部位分而食之了(认为滋补,又不腻口),而这些珍贵部分还轮不到我和测绘大队的几个人分食。我们吃的只是大块、大块的肉,任你随便吃。然而,我们竟吃不动。高山反应令人只盼望能吃些根本无法得到的蔬菜、水果。奇怪的是吃过一次之后,我便对食肉产生了过敏,每每就餐见到大块、大块的野味时,便感觉和吃过之后的排泄物有相似的气味(不是臭味,却熏脑子!)。假如在山下饥饿的人群中,它该是多麽宝贵的肉类珍品 啊。

大约十点多钟,接值勤的哨位报告,有一队印军巡逻队沿河滩自东向西行进。我们几个人迅速爬出工事,站在坡顶明显处了望,见远处十几个印军成纵队向前蠕动。距那里不远处曾是野驴啃食野草的地方,野驴消失,印军却出现了。我们边呼喊边挥手,示意对方退回去。估计他们也发现了我们,虽听不清我们的喊话,却能理解我们挥手的含义。果然印军沿原路返回了。这是我第一次模糊地见到的印军。

第三天与战士一起正在修建工事,忽闻境内东北方向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群活动。前指命令立即前往侦察。我和南疆军区联络处的闫某及一名藏语翻译一起,率十一团的几名战士出发执行任务,肉眼看去,目标只不过在一两公里之外,实际上却有三、五公里之遥,没想到人的视力也会有高山反应,产生误差。我们沿着坡度极小,向几乎是一马平川的东北方向急进。看上去十分平坦的开阔地,却一点都不平坦,穿着大头鞋急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路上,虽是行进在几乎察觉不出的下坡路上,路面依然是忽高忽低,非常难走。我感觉十分疲惫,尤其上学时留下的腹泻和肝区疼痛的老毛病一直折磨着我。体质的虚弱,外加环境的恶劣,几乎令我晕倒。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领受到的面对面交锋的任务,没有任何退缩的道理。我们侦察小分队在距目标二、三百米时,便三人一组,呈三角战斗队形向前靠近。前面的目标已清晰可见:几顶蒙古包,周围有几匹马和一些牦牛,稍远处则有几群羊,蒙古包前站着几名藏装妇女和男人惊异地望着我们。通过藏族翻译的沟通,紧张局面很快缓和下来。我们被让进帐篷内,藏胞给每人送上用黑乎乎洋瓷缸盛着的淡淡的奶茶,本人虽不习惯这种奶茶,且闪过一丝染病的担忧(据说当地藏族同胞患有肺病和性病的比例很高),但出于对主人盛情的尊重,大家都欣然接受了藏胞的款待。谈话中得知,这些藏族边民年年赶着上百只羊群驮着盐巴(每只羊可负重二十多斤)到印度换取粮食、茶叶等生活用品。一场虚惊之后,我们告别了藏胞,返回哨卡营地。



19.急驰天文点

当天下午,刚刚返回哨卡,便接到前指发来的急电,命我次日返回康西瓦领受新任务。原来天文点哨卡(约海拔六千七百米高,可谓世界第一高的边防哨卡)遭遇新入侵印军的严重威胁。

我是次日午后到达‘康指’(康西瓦前线指挥部)的,该日清晨,边防十一团之一部已先于我赶往天文点增援。我马不停蹄立即换上另一部军车直奔天文点。途经‘枯海子’后,从岔路口向西一路疾驰,同车的还有南疆联络处闫某和另一名新华社特派摄影记者王纯德,王是唯一穿便装,非现役军人的人,东北口音,看上去四十来岁,身高不及一米六,身材微胖,一对细眯眼,脸色有点土灰色。我曾暗自思量,怎能派出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记者上山执行如此艰难的任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随后几天的接触中,王是位谈吐幽默风趣、工作热情高、责任心强、充满活力,总是笑眯眯的中年人。从没有听他抱怨过高山反应、疲惫不堪等的只言片语。昏昏然的乘车过程很长。人在极端艰难中,自知无能为力、无可如何时,便会产生出无穷的耐受力,原来‘听天由命’,毫无奢望企盼时,能自然生出一种自我保护的麻木,这反倒减轻不少心理负担,和降低了痛苦程度。不知不觉中军车翻过几道山梁后,停在平平的山顶上,不敢相信我们已身处在海拔六千五、六百米的高度上了。时间已过了夜晚十一点,夜空中明亮硕大的星星近在咫尺,似乎伸手可及,加之一轮明月挂在天边,月光照着大地,好似置身在半透明的仙境之中,别有一种感觉,微风吹拂,精神顿爽。美,真的太美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的大自然如此之美。七月的昆仑,这少见的天色美景实在是上天所赐!听说,距此地西南方向四、五公里海拔六千四百七十米处,我边防军十一团的战士们已抢占制高点,遏制住了入侵印军。在等待战士为我们搭建临时过夜帐篷时,我们几个干部,有南疆的闫干事、新华社王记者和作战处的一位参谋席地围坐在一起,边欣赏大自然美景,边兴致勃勃地聊天。我信手拿起一块遍地皆是的赭色石块随意地敲击着,突然石块断成两半,不知何处来的灵感,低头一看,竟是块鱼化石,纹路清晰可见!刹那间,惊异、激动、喜悦均不能昭示出我当时的心境。设想亿万年前曾在这里的大海中游动着的鱼儿,如今化作石鱼,竟被我捕获。试问哪位古生物学家能够到这人类禁区来考古?这是一件无价之宝!顿时忆起在北大读书时,在文史楼一层的展橱内,见到过从各地搜集来的古生物化石展品,用小楷标记着发现的日期和地点的情景。当即决定把它好好保藏起来,待下山后有机会献给母校。只可惜在加勒万战役中,收藏它的军用挎包被打扫战场的战士一并收走,石鱼流落何方已不得而知了。但愿它能遇到某位伯乐,将来捐献给国家。



20.加勒万告急

天文点军情刚刚基本稳定,又接报加勒万地区情况急变:印军沿加勒万河谷向前挺进,增兵设卡切断了中方向九号哨卡的运输补给线,严重威胁到中国军人的生命安全。前指命令我第二天拂晓出发,直接赶往加勒万河谷做好发生任何情况的应急准备。 边界形势瞬息万变,随时可能点燃爆发战争的引信。从两国军队调度难易程度的角度上分析,印度无疑更具优势,列城、斯里那加或首都新德里距边界之近,使他们便于指挥、调动部队;中国的喀什、乌鲁木齐或首都北京则距边界远之又远,调动部队远比对方难度大得多。特别在边界线漫长、地形地貌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各重要防区的分布呈‘W’形,加之受山上可接纳人数的制约,野战部队势必只能根据突发情况的轻重缓急,以排、连、营为基本单位,驰骋于各防区之间。这的确是对指挥员调配、指挥能力的一种考验。中国的高级将领大都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对前沿部队的指挥明确而又具体,所以前方官兵心中有底,能顺利贯彻执行上级各项指令。就是营、团级指挥员也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经验丰富的长官。我到过空喀、天文点、加勒万三大防区,亲身感受到中国军人所选设的卡、点的地形、位置远远优于对方。

在中印边界西段,我是唯一略知联络工作的印地语干部,来往于各防区更是我责无旁贷的职责。这样仅经几个小时的休整之后,第二天凌晨,未及观察一下周边的地形地貌便与王记者等人匆匆赶往加勒万河谷。一路上心中暗暗思忖:我为有幸领受这次上山任务,深感光荣与自豪,因为我的一行一动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新闻点。遗憾的是外语能力的短缺。真心祝愿今后的学子们有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天空渐渐放亮,依然是个晴好天气,阳光普照大地。十点多钟军车奔驰在开阔的大地上,这里是铺满砾石,少有的平坦地带,地面上不时发现三三两两被猎杀了的野羊的内脏及剥下来的兽皮,它们成为了地方支前司机下山返家时战利品的标志物。天气尚热,为防止被猎杀的动物腐臭变质,一般就地开膛破肚,弃内脏于地面,将剥下来的兽皮有毛的一面向下,内侧向上贴着地面平展地铺开,晾晒风干起来,任由他人取走。兵车向西南方向疾驰,视野极为开阔,偏西方向约十几公里的远处是连绵不断低矮的山峦。忽然车上不知谁喊:“快看,牦牛!”大家顺着手指的右前方望去。果然,沿着山脚,距我们约七、八公里处,看见和我们相向,拳头般大的两个物体一前一后地向前移动着,后面还拖出长长的烟尘。有人提议试试自己的枪法。子弹上堂,只待‘牦牛’再靠近些便可击发。然而,靠近我们的不是牦牛,是向天文点进发的两辆支前民车!好险,若不是及时更正了高山上的眼误,几乎酿成自残的大祸。原来,在开阔平坦的高原上,没有人工开筑之路,任由司机选路行驶。

军车穿过‘枯海子’折向加勒万防区,当日午后六、七点钟经过一段南北走向宽度三十多米的峡谷后停了下来。峡谷西侧崖壁的南端扭向东方,形成一个镰刀形天然屏障。我们便在镰刀腰部谷底的河床上宿营。十团三营八连早于我们到达此处。战士为我们支起一顶四方形单顶帐蓬,没有铺垫的稻草,众人把帐篷内的石头蛋平了平,铺好自己行李,准备度过我们到加勒万河谷的第一夜。我的‘铺位’紧靠帐篷北侧的把角处,紧张的生活多日未能睡好,本想睡个好觉一解数日的劳顿,身下凹凸不平的石头蛋蛋和入夜后的低温都不足以影响我尽快地入睡。然而,我却难以入眠——王记者的脚发出了令人头晕恶心的臭味,奇臭无比!漆黑的帐篷内鸦雀无声,估计大家和我一样,把头蒙在被里避难。时间不长,便喘不上气来,无奈我解开帐篷犄角上的带子,把头伸到帐篷外面,迎着飕飕的小北风,混混沌沌地熬过了这一夜。



21.加勒万两军阵地对峙的态势

次日凌晨,我们几个人登上西北部的小山包,察看所处位置的地形地貌,及双方阵地的对峙态势。我个人观察到的情况是:南面是东西走向、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根本不具备设卡驻守的生存条件;加勒万河是由雪水融化的小溪汇聚而成,流经至我们的宿营地处便依山势走向,成‘T’形分叉而流,主河道沿着大雪山山脚继续向西流淌,另一股分叉折向北方,纵向流入中国腹地,河叉的东、西两侧,与南面大雪山相对,是绵延不断而低矮的小山(附件4)。印军自河谷的入口处沿着河谷自东向西逐步蚕食,向前推进,已切断中方向西端九号哨卡运送物资的运输线,严重威胁到九号卡的安全。中国军队坚决贯彻了军委‘你逼近我,我逼近你;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的指示,闻风而动,力争有利地形,抢占制高点,构筑了工事。客观地讲,中国军人对上级指示执行得相当出色,以加勒万防区为例,发现印军以大雪山为依托,沿河谷向西深入十几公里后,中方立即派出十团三营日夜兼程火速增援。沿河谷北岸挖战壕、修工事,严密控制整段河谷,将印军阻止于河谷东端之入口处以外,使处在‘T’形顶端之印军主阵地与其东、西两翼哨卡之间的陆路通道被彻底切断,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所有补给只能靠空投维持。其西边七、八公里处的哨卡,同样也受到八连一个加强班的控制, 中国自东向西将本方的三个哨卡依次以七、八、九号代之。从八号卡观察,工事前沿有一纵深约二十米陡峭的‘台阶’,再向前便是距河床北岸有一片约五、六十米宽向下的小缓坡,岸边离干涸的河床床底约二米深,河床南岸便是由印方临时控制的阵地,大雪山山脚距河床底部是笔直而又陡峭的岩壁,上下高度约四十米左右。印军在岩壁上方,山脚平坦处建有掩蔽所,当是其指挥部所在地。这段河床相当宽阔,靠近河床南岸,其指挥部下方有一个三十米高的低矮平台,可当作直升机降落场。对方阵地及直升机起降台完全在中方八号主阵地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其指挥部两侧修有地堡和战壕由尼泊尔雇佣兵廓尔喀联队守卫。中方在选址、设卡、建点的数量、兵员配置等方面均优于印方。

22.高原上的衣食住行

回到山下宿营地,炊事班在用石块支起的土灶上,用架好的军用锅正在烙制面饼,还做了一锅西北人喜爱的酸辣汤。没有燃料,用挖来的骆驼刺和扁平的苔藓充当燃料。尽管把苔藓底朝上翻转过来晒干,依然只是冒烟不见火苗,可怜炊事班的战士只能伏下身来,用自制的吹火筒不停地吹,浓烟刺激下泪水流个不止。然而,饼还是不熟,粘糊糊地粘牙,酸辣汤也温吞吞地不热。这不仅是燃料问题,而且还有‘高山反应’:水的沸点为摄氏七十度,无论火烧得多么旺盛,都达不到一百度。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蒸馒头、做米饭,只能烙饼的原因了。没有人发出怨言,因为炊事班为改善大家不再吃无味的压缩饼干,喝冰水的伙食状况,已尽了最大努力,他们太辛苦了。幸好,后勤很快运来了红柳木,甚至炼钢用的焦炭,以及特大号的专用高压锅,大家才终于可以吃上了熟透的米饭及绝不松软的馒头了。

在河滩上做饭用水极为省事方便,只须走几步到东侧崖边的小溪中提取即可。但小山上守卡战士用水就困难得多了。平时战士要用特制的‘褡裢’到山下小溪中背水,这种‘褡裢’为黑色橡胶质地,装上水后足有十五公斤重,架在肩膀上,胸前背后各挎一个水袋子,挤压着心肺五脏,喘不上气的滋味可想而知,更难的是还要沿着崎岖的小路爬上山头。我参加过一次背水,感觉到难,真难。空身上山都气喘吁吁,心跳不止,负重向上爬七十度的羊肠小道时,还须时刻注意选择脚下的落脚点。山虽不高,我仍觉吃力。这种劳务怎能不难?确实很难!所以,战士们下雪时总是尽可能多地收集积雪,以减少背水之苦。当然,高山的艰苦远不止这些,再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一段小事为例。山上不长植物,更不肖说蔬菜了,人在短时间内不吃蔬菜,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但是,人是不能长时期短缺绿色蔬菜的。因此,总后勤部根据山上的人数,官兵一致,每人每天配发五粒多种维生素。不可小视这五粒红色小球球的作用。我六月底上山到八月中旬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作为‘临时工作组’的一名成员,来往于各防区之间,不在任何山上部队的编制内,无人为我们申报‘山上户口’。结果到八月时,我全身的皮肤搔痒难忍,满脸皱纹,嘴唇裂出深深的口子,不断向外渗血,甚至影响到吃饭和讲话。经周边人们的指点,提出申请后,有了小红球球的支持,情况才得到改善。感谢总后勤部对边防战士的关爱。再有,山上不能患感冒,否则肺气肿是会要人命的。

我之所以如此喋喋不休地讲述当年守卡战士的生活状况,只是想使今人明白:先辈们为保卫疆土的完整,人民生活的安宁,曾经付出过怎样的牺牲和贡献。若能使少数玩世不恭者,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态度,便不枉费本人上山之初所立下的心愿,而于愿足矣。

次日上午,王记者要求我再次和他一起登山,拍摄一组我向入侵印军喊话的镜头。是时,我站在小山包的明显处变换着不同的姿态,向对面的印军空喊起口号来。对面的印军很快钻出工事,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们,不知我们在搞什么名堂。实际上这组照片是要向世人昭示中印边界相互对峙的状况:印方的入侵,中方在克制。画面虽是经过策划、摆布后拍摄的,但本质上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并非是虚构!战后听家人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曾展出过我喊话时的大特写。对一名普通小卒能在这历史的圣殿上露一次面,自然是十分光荣自豪的事。遗憾的是我回到北京后,已经是事过境迁,博物馆撤展了,我没能看到自己那光荣的一瞥。尽管如此,我依然十分感谢王记者,是他纪录了我生命中的这一宝贵时刻。据说王后来调到北京天文馆附近的‘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工作了。谢谢王纯德王记者的辛劳!

23.战前提示

六月二十四日,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家胜少将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政治报告。主要的内容是中印边界形势发展的现状,预测战争爆发的紧迫性;打,则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战争的胜利对国内外的影响和意义;要求军区司、政、后做好战争的一切准备;做好对入疆部队的支援与服务;注意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宣传和安抚工作;加强对民族部队骑三团的教育与管理。此外,还谈到如何建好战俘营,以及一旦面对外国记者的有关提问时,应遵循的回答原则。例如,中苏关系问题要强调团结;苏联卖飞机给印度是商业行为;中苏的分歧是内部矛盾,中苏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苏联的党和人民与修正主义是不同的,应区别对待⋯⋯等等。

24.开始了与印军士兵的直面接触

回顾在山上的工作历程,七月中下旬奔波于空喀、天文点之间,八月初到十月底在加勒万防区则是我主要的工作时段。工作性质、内容也较为典型,现作一简要回顾。

七月份加勒万的天气大都晴好,日光充足。对闯入中方控制区的印军廓尔喀联队喊话内容主要是口号式的警语:‘你们已进入了中国领土’,‘退出去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你们的家人在为你们担忧,想念着你们’⋯⋯等等。从资料中得知,廓尔喀是尼泊尔的一个山地民族,身材不高,但体魄健硕,吃苦耐劳,英勇善战,贫困使他们多投身行伍。二战时期尼国与英国协议,以雇佣兵方式参与英军的军事活动。英国撤离印度后,廓尔喀被收编为印军的一个联队。干巴巴的喊话开始并没有引起他们多大反响,只是偶见一两个士兵从工事中探出身子向我张望一下。估计是他们对中国军人怀有的警觉,或长官的禁令所致。为提高宣传效果,我须编写更为人性化的宣传内容。况且印军被箍在铁桶内没有陆路通道,仅凭空投来维持基本物资的需求,而这些物资又往往误投在中方控制区域内,如大米、炼乳、白糖、腰果,或固体燃料及建筑预制件等,因此无论是为开通其与后方联系的通道,或是向我索回空投在中方阵地上的生活物资,印军均有求于中方。种种迹象表明,印军毫无撤军之意,将在此坚守下去,作了越冬的长期准备。这种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与中方接触。最终,三三两两的廓尔喀士兵在我的召唤下,来到干涸的河床上和我开始有了试探性地接触。慢慢地我们一起谈家常、谈友谊、谈家庭、谈生活等琐碎小事,我也择机和他们谈些涉及中尼两国友谊,尼泊尔国王的相关讲话和尼报纸的评论等方面的问题。友好气氛中,他们告诉我,他们姓甚名谁、家庭成员、参军原因、军龄、军职、待遇及退役后的福利等私事。这正是我工作的内容之一,友谊、厌战的效果自然生成。我送他们当时国产较好的牡丹烟、群英烟时,都高兴地珍藏起来。我给他们唱我会的几首印度电影插曲,如《流浪者》、《两亩地》等歌曲时,更加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融洽的气氛中我们互赠过本国的钱币,甚至还将他们本人的照片送我留念。可惜加勒万战役中,放在军挎包内的这些东西和两块鱼化石,被打扫战场的人‘扫’走,都遗失了。当然可以料想得到廓尔喀士兵与我的接触不完全是自主行为,必定得到了长官的许可,因为他们也想试探中国人的态度。

25.惊险的初次阵前会晤

打开这种局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忆第一次与入侵印军的阵前接触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到达加勒万之后不久,接上级指示:可与入侵印军正面接触,正告对方退出中国领土。六二年八月五日上午,我和闫干事及一名战士三人首次直接来到‘T’字形谷底的河床中间地带,这是一块倒三角形河叉口开阔地。我向对方招手喊话,示意他们派人下来。那天虽阳光明媚,但从谷底向对方阵地望去,因其身后的大雪山遮挡住阳光之故,谷底仍旧是黑黝黝的发暗,从下面向上仰望,雪山也顿显高大了许多。印军哨位发现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两军阵前开阔地的中间地带时,立即警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向百米之外,45度仰角的高处望去,看到其他印军士兵全副武装纷纷迅速进入阵地。有的从战壕中露出半个身子枪口指向我们,有的趴在战壕前沿露出头部,架好机枪待命,严密地监视我们的行动。毕竟这是两军对峙以来中方第一次采取的较为正式的主动行动。形势顿显十分紧张,但我内心却相当平静,并未恐惧,甚至没有携带在乌市配发给我的五四式手枪和两个基数的24发子弹。因为我知道,保卫边疆是光荣而神圣的事业,我背后有伟大的祖国支撑,况且在我身后的工事内,八连战士早已进入阵地,处在临战的戒备中,地势、兵力及武器远远优于对方。即使在这片毫无掩蔽的空旷之处,一旦交火自己牺牲了,全歼敌人是毋庸置疑的,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我就是这样暗自鼓励着自己。

没过多久,从对方阵地下来三个人。从穿着长相上看,他们是一官两兵。为官者明显为印度本土人,身高一米六左右,鼻高眼眍。自报名叫莫西(未报全名),职务:军医;军衔:上尉。其他二人,一是报务员杰格底士•普拉沙德•高德姆;另一名士兵戴兹•巴哈杜尔•古龙。我们提出,这里是中国领土,他们应该退出去,退出时我们可让出通道,并保证他们安全返回。对方答称,他们是军人,只知执行上级命令,并要求我们敞开通道,允许他们与后方联系⋯⋯。短暂的阵前会晤双方表明各自立场后,就此无果而终。事后分析,怀疑该军官未报全名,未必是军医,可能是该部指挥官。虽然这次会晤没有什么积极成果,却开启了我之后与尼籍印军士兵较为容易地接触空间。

26.撰写宣传材料

为改进只隔着一道河谷空喊出几句干巴巴口号的不佳效果,我于七月三十一日用印地文撰写了一篇宣传讲话稿,尽可能较系统地讲述了中印友谊,边界纠纷的由来,及中国解决矛盾的诚意等内容(印地文原稿见附录5,供印地语界的朋友们矫正)。现译成中文,权且以此充作中印边界纠纷中一个小小的历史见证吧。

“印度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我想和你们聊聊天,你们一定想听听我要说些什么。首先让我谈谈中印关系的话题吧。中印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友谊,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彼此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流。历史上我们两国始终友好相处,从未产生过任何纠纷矛盾事,是友好的邻邦。我们都是亚洲的大国,对亚洲及世界和平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印度独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这种友谊越加紧密起来。

一九五四年我们两国总理共同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在那些日子里,在一系列国际事务和政治斗争中,总是相互支持。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两国都进行过奴役和残酷压迫,谁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敌人?中印两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清楚的,那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在反帝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从印度取得的成功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然而近两、三年来,一小撮印度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及帮助之下,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了反华仇华活动。他们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播撒下毒药,挑起中印边界问题,作为反对中国的借口,甚至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准备动用武力。但我们很清楚,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决不会因此而停止不前。我们坚决遵守我国政府制定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政策。但我们也绝不惧怕他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我们坚信,印度人民是不愿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而和我们一样,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

近来,印度政府不仅拒绝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还派出了大量军队和飞机侵犯我国的领土和领空。依照国际法和捍卫国土的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和力量把你们驱赶出我国。但基于中印的传统友谊,我们等待着你们的自行撤离。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一条路走到黑,决心赖在我国领土上。那么,一切严重后果当由你方自负。

印度朋友们,你们当前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我对你们深表同情,为避免流血,你们应积极向本国政府提出撤出的请求。印度朋友们,你们已闯入了中国的领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前几天你们的马匹跑到我们这边来,并被我们捉到了。现在你们来去都不够方便。应你们的要求,本打算将马匹放还给你们,然而你们的长官没有提出马匹的事。我方提到放还马匹的问题时,你们的长官竟连收条都不准备写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得已,为你们再临时代养起来。但是只要你们考虑之后,提出这一要求,并履行适当的手续,我方可随时放还给你们。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光辉照耀下,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与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我国和尼泊尔等国共同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特别是我国政府还和尼泊尔、缅甸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这表明中国是始终一贯地遵守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尼两国和平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以及在你们的国王马亨德拉访问中国之后,中尼两国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近,为造福于中尼两国人民,两国工人正在共同修建从拉萨到加德满都的公路。

中印边界和中尼边界一样,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尼两国政府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遗憾的是印度在解决边界问题上,非但没有采取像尼泊尔那样的态度,反而制定了动武的方针政策。其结果自然是印度,而不是中国引发了边境的紧张局势。”

今天,在我译完这篇自己撰写的材料之后,仍感慨万千:为能给国家尽自己微薄之力而感到欣慰。同时也深知这篇印地文宣传稿,文字或许还不够通顺流畅,甚至错误多多。望同行们给予指正 。

27.越冬新装

另日,我爬上‘T’形河谷东侧的山坡。中印双方阵地之间仅由基本干涸的河道相隔,彼此间最窄距离仅有三、五十米的宽度,是两军阵地对峙的最窄处。平时甚至能听得到彼此的谈话、咳嗽声。河道北坡的中方阵地略高于对方,相互都可看到对方阵地上的活动。但印军阵地完全被中国军队掌控。因为印军从东部河谷入口处向西深入十几公里,其兵力约一个排左右,仅可勉强布置在河叉口中心阵地及其周边的几个点上,其中分出一小股印军早期进入河谷西端,切断了中方九号哨卡的补给线。正当印军洋洋得意之际,中央军委紧急派出野战军四师十团的一个加强营星夜驰援加勒万。三营八连的一个排扼守在东部河口入口处,彻底阻断印军向其河叉口中心阵地增援的陆路通道。而自入口处至其中心阵地约七、八公里长度的范围内,沿北岸的山坡修建了长长的战壕工事,全部河道由中国军队把守控制。加勒万地区的几个印军据点彻底处于被分割孤立的状态中。

太阳高照,战士们仍穿着常规棉装忙碌着构筑工事,我看到每个战士棉军装的袖口、下摆和臀部均露出白花花的棉絮,有的棉絮磨掉后,能直接看到棉裤内层薄薄的白色衬里!每个人看上去好似内地穷苦的流浪汉。我们的战士有极强的自尊心,他们侧着身子走,尽可能掩饰住这种狼狈相,为的是不使对面看到自己开了花的臀部。我到这里的目的自然是宣传。两名战士为我摇动直流发电机,这种发电机固定在长凳的中间,长凳两端相对各坐着一人,不停地摇动着手把柄,接上喊话喇叭,我便可不必声嘶力竭地喊话了。我尝试了一下手摇发电机的滋味,长时间地摇动并不轻松。在我喊话之前,战士们早已进入阵地负责警戒,这在对峙之初是必有的戒备措施。对面的廓尔喀士兵不时探头探脑地向我方张望,他们究竟能听懂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宣讲完毕,下山时选了一条捷径。这是融化的雪水下泻时所留下的一段干沟,宽不足一米,坡度却有七十多度,从上到下高度三十米左右。下来须以蹲坐姿式用四肢撑着山坡慢慢地滑下,这样臀部自然免不了要与山坡接触摩擦。这使我一下子颖悟到战士们穿着开了花的破军装的原因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总后装备部发来了全新的越冬服装。帽子是里外双层厚羊绒缝制的皮帽,两个护耳之间有一块可拆装、活动的‘护鼻’,平时竖挂在一侧,需要时可横在鼻梁上,保护鼻子不致冻伤。新帽硕大得好似北美野牛的大头,尺寸大小远超过原来单薄的棉质、兔皮的帽子。着装方面加发一件轻而暖的丝绵坎肩,可套在绒衣之外,暖和了许多。下身新增一块可拆卸的三角形皮‘护裆’,保障‘传家宝’不被冻坏。新手套是高至肘部,拇指、食指可分开活动,内毛外棉的新产品,丝毫不影响对武器的操作。脚下除原有的大头毛皮鞋外,新添一双高至膝盖的毡筒靴,及与之配套的两片薄软的毡子,用来填充毡筒和腿部之间的空隙,还有两双厚厚的毛袜。冬装的质地,内里依旧是棉絮,外层则不再是棉布,而是由加厚耐磨的混纺料子缝制而成 。这套装备虽显得有些厚重、笨拙,却能抵御摄氏零下四十度以上的严寒。最外层依然是原来的羊皮大衣。此外,每人还配发了一床高档鸭绒睡袋,睡觉时上面压上皮大衣,暖和之极,真是一种享受,唯一的遗憾是袋内存储着自身制作的‘废气’,闻之令人头晕,自作自受吧。感谢总后勤部的专家们,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减少了战争中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与中国士兵相比,印军的装备则相差甚远。他们头上戴的是毛线织的‘老头乐’,贴身穿的是单薄的呢质内衣,中层套穿毛衣,外套是夹克装,脚下踩的是内贴一层薄呢、半高腰的胶鞋。奇怪这套装束怎能抵御得住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难道他们都练就了‘瑜加’御寒神功,有了一种特殊体质?我认为他们的服装中看而不中用!



28.印军换防加勒万

通过多次接触,谈友谊,聊家常,发还误投在我控制区域内的生活物资等行动,缓解了廓尔喀士兵对我方的紧张、戒备情绪。再次邀请,每每都可得到回应。有时两三名印兵还会跨过河床到靠近我方一侧来会晤,并回答一些问题。例如62年8月5日,在与印军士兵接触过程中了解到其部指挥官是少校尼尔姆勒•巴儿•辛格;军医莫西,中尉(首次阵前会晤时自报上尉) 33岁,12年军龄,旁遮普人 ;报务员杰格第士•普尔萨德•高德姆,21年军龄,新德里人;三个廓尔喀兵分别是纳尔尕•辛格和巴尔•辛格以及塔巴⋯⋯

通过宣传和面对面的交流,大多数尼籍印军士兵明白:边界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事情,尼泊尔和中国是相互友好的邻国,中国军人对他们非常友善。他们出来当兵只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表示无心为他人卖命。或许正因如此,印度军方高层查觉到廓尔喀兵对中国军人过分暧昧,军心涣散,不堪信赖。不久之后,便以其二战期间有过辉煌战史的本土王牌军——杰特联队,与驻守在加勒万的廓尔喀联队换防。严律士兵,不得随意和中国军人交往。英国作家内维尔•马科思韦尔在其出版的有关中印边界战争的专著中曾经这样写道:“中国译员通过扩音器试图煽动廓尔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宣称他们比起印度来是尼泊尔的更好的朋友;廓尔喀人为印度扩张主义野心服务是愚蠢的。廓尔喀人卧倒在地,紧扣扳机,而没有竖起耳朵。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对峙局势。就要中国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进一步逼近加勒万哨所,印军就将开火。” (引自该书中文译本)。 我很欣慰自己的工作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既然说廓尔喀人没有竖起耳朵听我的宣传,那就怪了,印度高层是怎么知道那么多宣传内容的呢?又为什么要召见中国大使到其外交部进行警告?并派嫡系王牌军换防廓尔喀联队?在该书的第283页中(中译本)马科思韦尔还写有“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说:‘⋯⋯应该通过某种政治的解决,把围困在加勒万河谷的守军撤回来。’他还指出,中国已明白表示,非但不会干涉印军从哨所撤回来,他们还会欢迎印军这样做⋯⋯”

实事求是地说,我撰写的印地文宣传稿广播后,究竟有没有效果,当时自己心里并没底,因为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及反馈的渠道。我只是像头牛,拉着车向前走就是了。战争结束后,读到马氏书中的描述,得知了宣传的效果,一种豪迈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同时欲为中印友谊作贡献,当年坚定地选修印地文,及冒着被扣上‘白专’帽子的风险,顽强地‘偷学’而沾沾自喜。我也曾认真地想过,在中印边界纠纷中自己扮演的角色和所作所为,说到底是为两国间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建立相互理解,保持两国的传统友谊,而在努力贡献力量。正因如此,我毫不犹豫、义无返顾地继续努力地工作着。



29.中印军方高层不期而遇的阵前会晤

62年8月19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牵头组成联合工作组,自北京出发到康西瓦‘前指’和对峙形势最为紧张的加勒万防区,进行视察并指导工作。联络部的马北强是工作组的主要成员。马,上海人,高二时被借调赴朝鲜担任英语翻译,战后被留在总部工作。此人极为精明强干,是有名的活字典,部里开会时,常能及时答出部长需要的各种数据资料,准确无误。这在强手如林的部里,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更为可贵的是待人谨慎宽厚,对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新人常给予耐心的帮助。马,是我尊敬、学习的榜样。这次和他在昆仑前线的邂逅,将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无巧不巧,恰此时对面印军主动提出欲与我方举行阵前会晤。我们慨然同意。

当日午后两点左右,印军从其阵地下来三个人,身材不高的是我曾经见过,自称为‘军医’的那位,另一名则是从未谋面的新人,身高不足一米八,长条脸,皮肤稍黑,鹰勾鼻上架一副墨镜,上衣是一袭人造短绒连着帽子的外套(有别于其他人的装束),自报是校级军官。从其言谈举止和略带傲气的表情上看,他不应是一般的部队指挥官,该是印军总部派来的谈判代表。其第三人一看便知是个警卫。这次会晤地点选在靠近我方河谷顶端的入口处。双方在河床上席地而坐,他们坐南面北,我方则与之相对。对方首席和我方人员围坐成圆圈形,对方的两名随从坐其身后。中方人员总部的马北强为主谈代表,另一位是总政宣传处的处长,此外,三营营长,南疆军区联络处处长和闫干事,新华社的王记者参与了这次的阵前会晤,我则承担翻译任务。坐在前排的有处长,营长,马和我,其他人员在后排静坐(附件6)。谈判中双方各持己见,我方明确提出:此地是中国领土,印军深入到我领土内是非法的。他们应退回去。为维护中印间的传统友谊,退出时,我方可让出通道,保障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对方则避谈领土的归属问题,坚称他们是军人,服从上级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领土之争是两国政府及外交部门解决的问题。提出要我们让出通道,以保障其加勒万驻军的生存条件。通道问题成为了双方争论的焦点。我方岂能让出通道,允许他们自由来去?设若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岂不是印方在我境内所建全部哨卡、据点便合法化了么?! 中方反复提出,希望他们从维护两国传统友谊的大局出发,尽快向上级反映,提出返回的请求。届时中方将让出通道,并保证印军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方则滴水不漏,用词虽不尖刻,却坚决要求中方让出通道。一小时又四十分钟的争论,这次的阵前会晤自然也是无果而终。我作为双方的现场翻译,精力高度集中在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感觉。然而当晚因疲劳过度,很久不能入睡,满脑子尽是印地文的单词和句子,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担当如此繁重而又重要的任务啊!



30.挫败印军武力试探的诡计

印方主谈代表离开不久,印军高层又尝试采取了新一轮的强硬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廓尔喀士兵与我们的正面接触;另一方面印方试图以武力强行闯关——以武力打开通往加勒万主阵地的运输通道,借以试探中方的反应强度。现全文抄录本人62年9月10日之工作纪要,以资佐证事发情况。

62年9月10日

“今天上午十一时左右,突接任务。听说八连二排阻击之敌向我主动进攻挑衅。霎时阵地显得活跃起来。领导决定派我随闫、周前往应付情况。坐吉普车(自8号阵地出发,沿着全部由我方控制的无水河床)疾驰至距前沿七公里处,因道路不通,才下车步行前往。一路上脚踏着刀山似的碎石进行了极度强行军,当时顾不得气喘肚子痛,只想尽快到达目的地。十二时十分开始与敌接触。我因对敌之愤怒,态度严肃认真,声色显得过硬。把来的少校杰格吉德•辛格搞得狼狈不堪(特别是谴责尼尔姆勒撒谎时)。从谈判的一般情况看,印方显得软弱,不似惯于外交的老手,如对我因尼尔姆勒谎言的抗议,及对开枪挑衅的抗议,表示了歉意和接受。但我怀疑此次会见的本身是否即一大阴谋?!因为明明上次我们坚决否定了让路之事。他(杰格吉德)的出现,问题是否为配合尼尔姆勒的要举行的会谈,首先创造一些对他们有利条件的措施。因此,想乘机放个探测气球看我态度也未可知。不过,从直接印象看,此少校比尼尔姆勒强些。”(附件7)



31.开辟新的运输线

中方哨卡间的交通联系虽比印方好上许多,但也并不是如履平地那样简单。加勒万防区主阵地为八号卡,其东侧定为七号卡,西侧为九号卡。东、西两哨卡各距主卡不足十公里。原本向两侧哨卡运送给养物资可以沿着河床送达。自从入侵印军切断通往九号卡的线路后,中方向九号卡运送给养物资时,便只能沿河床北侧崎岖不平的山坡开辟出一条新的路线。运输工具为骆驼,由身穿蓝色棉衣的地方民族同胞牵着骆驼在夜色掩护下运送。可怜善于沙漠中行走的骆驼行进在高低不平、遍地如刀的山石之间,四蹄磨破血流不止。夜空中听到骆驼的惨叫声分外地shen人,着实令人心有不忍。维族同胞辛苦啦!骆驼们,战争的胜利中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32.战争在即,双方战备上的差异

随着边界局势的日益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印方将二战中有辉煌战史的王牌军杰特联队,与加勒万军心不稳的廓尔喀联队换防。可怜的王牌印军士兵们脚跟尚未立稳,战争便爆发了,成为了廓尔喀士兵的替死鬼,尼赫鲁当局的牺牲品。

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失败之后,针对印军频繁的军事活动,认为一场边境战争难以避免。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决心用军事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尝试。毛是党、政、军的最高统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毛的点头批准,任何人都无权作出如此重大的决策。中国军队积极投入战前准备。根据本人当时的纪录,中央军委制定的战争政策原则是:“打则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必须取得胜利,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出国威、军威来;同时要求部队贯彻‘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中之前两项,去掉第三项‘猛追’。因为如果没有节制,‘有理、有利’也将失去意义。”

加勒万防区是中印边界西段重中之重的要害区域。接到命令后,战争机器迅速启动。山下部队源源上山加强一线部队力量,前沿工事重新扩大、加固,以符合作战要求。临战之前,我所在的加勒万阵地除常规武器外,更增加了各式武器:120加浓榴弹炮、高射机枪、75无后坐力炮、火焰喷射器、枪榴弹发射器⋯⋯。在中印军事对峙中,双方阵地的正面距离不过40--80米的范围内,有人咳嗽、谈话、笑声彼此均可清晰可闻。中方如此之大的军事动作,无论怎样强调谨慎、隐蔽,都不可能避过对方的眼睛。然而这些动作竟没有引起对方的任何警惕和反应。

我事后分析,杰特联队临战前夕换防至加勒万,难于察觉、对比到中方阵地前后的变化。他们在忙于越冬的各项事务的准备之中,即或向其上级报告,也未必能反映出实质性的信息,提出适当的警告或建议。或许认为,中方的全部动作也和他们一样,在为越冬做着准备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尼赫鲁当局及其军事高层始终信奉‘我向前推进我的,你能把我怎么样?’的信条。这种鸵鸟式的思维逻辑,印度当局应承担战争失败的主要责任。且看当年一些印度媒体喧嚣的报道:“前进政策的推行还没有给中国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中国承认他必须撤退时为止。” 把中国对印度的‘前进’蚕食政策,所采取的克制,争取和谈的方针,错误地认为是中国单一的解决途径。“(尼赫鲁)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印军已“在2500平方英里的广阔战线上全面推进。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如果在中印边境地区给中国人一个冷不防,中国人可能不得不走开。”尼赫鲁本人也曾直言:“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要把中国军队“清除掉”。甚至印度国防部长更为明确地表态:要同中国军队“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

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查阅一下当年印度政府、官方和民间传媒的相关资料报道。对待战争,一方是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一方是踏踏实实地认真准备。在印度曾经响彻云霄的‘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早已被淹没在‘谴责中国’的喧嚣声之中了。

33.下达作战命令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的中国对国内外形势认真地分析后,在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问题上,原有的以和平谈判为主及以军事手段为辅的两手准备中,最后下定了用军事手段处理的决心。中央军委传达了毛泽东对印军反击作战的命令。总参发出第一道命令:将于十月十六日拂晓北京时间六点整,在同一时间点上,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的入侵印军全面出击。要求以最猛烈的炮火,摧枯拉朽地拔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哨所、据点,夺取彻底胜利。为达此目的,要求各种重型武器先行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然后再投入作战部队全歼印军,占领印军阵地,以期取得初战大胜的结果。然而十四日午后,突接总参第二道命令:反击时间延后,就地待命。事后得知因地处西藏的中印边界东段,部队尚未全部进入指定阵地。直到十八日傍晚才又接到二十日拂晓出击的命令。

实际上,在中央以有限战争解决边界问题的决策下达后,各军事部门便迅速进入紧张的临战状态:加强主要战区的参战兵力;负责转移战场的运兵车整齐地排列在前沿的后方待命;野战医院派出卫生队在阵地后方搭建了帐篷、简易手术台,以随时救治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我的工作是:⒈重新编写印地语战场喊话口号,如‘印军官兵们,放下武器,我们不杀俘虏’;‘不要为印度反动派卖命了’;‘你们的父母家人在担忧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已完全陷入我们的包围之中了,投降吧’;‘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让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些口号是我本人为自己编写的,熟记在心,以便随时能用得上。⒉制作俘虏登记表,包括姓名、年龄、种族、所属联队、军衔、职务等等。⒊审视对伤病俘治疗帐篷及战俘收容帐篷的方位⋯⋯。



34.战争爆发

1962年10月20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战士们已于零时之前进入阵地,趴卧在战壕中等待信号弹升起,便立即起身冲锋。没有人发出哪怕是极其轻微的声响。难以想像,战士们何以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寒夜中,能够一动不动地苦熬五、六个小时。记得我无意中用手碰到一根金属棍,手指被立刻粘住,待脱开后,手指结出一层白色的硬皮,感觉和被烫伤一样。据说舌头粘上,不撕下来是脱不开的。我们几个干部是凌晨五点钟,才开始从谷底来到山上连指挥部的。这是半卧在地下的一间小工事房屋,没有人讲话,我只觉得心脏跳速加快。信号弹升空之前的几分钟,我和大家一样,脱下笨重的毡筒靴,换上‘大头鞋’,身上仅是‘披’着老羊皮大衣,左手握着直流电的喊话筒,右手提着子弹上了膛的五四式手枪,作好准备,只等冲锋陷阵了。分派给我的任务是随第二梯队参战。第一梯队攻陷敌军阵地后,继续向纵深发展,二梯队则接替一梯队的战果,并歼灭尚未缴械的残敌,且适时增援第一梯队,以扩大战果,我则是向被围困之敌喊话劝降。时针滴滴答答一分一秒地向前爬,每个人兴奋而又激动,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北京时间六点正,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飞上这里依然是漆黑的上空(时差的关系新疆比北京晚几个小时)。这意味着在这一时间点上,中印边界全线,向闯入中方控制区域内的所有印军据点发起了全面反击。霎那间,全部火力,包括120加浓榴弹炮、75无后坐力炮,轻、重机枪等武器山呼海啸般地齐齐射向加勒万印军阵地。凭借着炮火准备十五分钟的时间,我冷眼观察着这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中方的火力轰鸣地拖着长长的火焰飞向印军阵地,炮弹撞击到山石后折返的一缕缕泄光清晰可见,这不是晚会的焰火,也不是电影中虚拟的战争场面,我的心情绝不轻松,而是异常沉重。片刻之后,就能见到血肉模糊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掩体内外。战争是残酷的,死伤者只能是在劫难逃!战斗打响之初,听到来自对方阵地一阵短暂的轻机枪之声,但很快便被打哑,估计他们的机枪手抵挡不住强大的中方炮火的袭击,早已阵亡了。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实际上用了不足十分钟便停了下来。冲锋号声响起,第一梯队的战士们潮涌般冲向印军阵地,杀声震天,慑人心魄。紧随着第二梯队冲锋令的发出,我就地甩掉身上的羊皮大衣,顺着山坡向下奔去。突然,左脚一软,似乎踩到石头崴了一下。哪里顾得上痛与不痛,继续向前飞奔。为最大限度地接近地堡,进入对方阵地,必须跨越河谷这道两军阵地之间的临时分界线。沿着一梯队战士的足迹和路径,下到谷底河床之前,需先跳下十来米高的崖壁,然后才可抵达河床边缘。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与其说坐土滑梯滑下,不如说我是连滑带跳‘飞’下崖壁的,穿过河床,浑然未觉出脚痛!印象中一、二梯队之间没有时间的间隔,只不过是一先一后浪涌般地冲向印军阵地。一梯队占领敌方前沿阵地后,继续向前推进伸延时,我也紧跟着抵达到对方的前沿阵地。喷火连的火焰喷射器令几十米以外的印军阵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从未经受过军事训练的我,本能地猫身在一截半身高的掩体后面,这里距印军地堡约有二十米之遥,借着火焰喷射器的火光,看见地堡附近的地面上躺着一名印军士兵尚在翻滚蠕动,不知他伤得有多重。我把话筒凑到嘴边,全神贯注地喊起话来。突然,就在我身后,紧挨着耳边‘砰’的一声,响了一下震耳的枪声,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身子,反应够快!原来在我身后,不知何时上来了一名战士同样在掩体后面,枪口对着地堡,见我的喊话没得到反应便开了枪。战后听到传闻,说这位不知名的战士把我的这一下意识动作视为怯弱,向上级作了反映。我听后觉得既可气,又可笑 。事实上,冲锋中他比我还晚一步到达我身后的位置的。只不过我太过专注于喊话,才有了那个下意识的动作反应。我对此没有作过多的解释,没必要!该挨批评的应该是他,敌人已经哑火,龟缩在地堡内,全无还手之力,正是发挥我本职工作职能的时机,他却贸然开了一枪,纯属多此一举。几分钟后,果真从地堡里钻出两个举着双手投降的印军士兵。战后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战绩。据说已存入我的档案,不知确否。把两个印俘交给随后上来,专司押解收容俘虏的战士后,我继续前进探索。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这一战役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抵抗便结束了。听战士们报告,一些印兵逃向了大雪山,冰天雪地躲藏在那里,无异于死亡。我对着大雪山向上面高喊,呼吁他们下来。见无人应答,便迅速返回了设在后边的战俘临时收容站。

35.忙碌的战俘工作

帐篷内约有三十名印俘,衣着十分单薄,有的甚至还穿着薄呢料睡衣、睡裤,零零散散,或蹲或坐地躲靠在帐篷的边边角角,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惊恐,沉默无语。在帐篷的东南角站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穿着冬装,甚至还戴着毛线织的‘老头乐’(其他俘虏没带帽子),在我到达之前招呼着他的下属。看上去他已定下神来,显不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反而眼中流露出不服气的神情,以及一种不太明显,却难以描述的莫名目光,口中咬牙切齿地咕噜着‘刹把仕,刹把仕!’(印地语,‘好,可以,’‘真棒,妙极了!’或‘漂亮,够意思!’之意)。这一镜头在我众多的历史记忆中,总是那么清晰、历历在目,令人产生一种虽不强烈却不舒服,又挥之不去的感觉。‘刹把仕’可以解读出他的多种情绪。我想,对中国强大的军事威力,及对部下的惨状,和对印度军事当局的无能与怨恨,而流露出的情感,当含盖在该词汇的含义之中吧。

枪声刚停下来,我便立刻投入到管俘的工作之中,为印俘登记造册,做舒缓他们紧张情绪的工作,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分送保暖衣物及解决吃、喝、拉、撒等具体问题,配合军医救治伤俘等等。一次,忘记具体为了什么事,但可以肯定,是为解决俘虏的什么困难与当值军官争论时,我的命令口气和坚决态度,被几个印俘看到,他们竟认为我是高级别的军官。仅是短短一天的相处,我便成为了他们眼中的救星,能给他们以帮助,是个‘可依靠’的人了。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在忠实地履行我的工作职责罢了。

从早到晚一直忙于工作,无暇管理自己的事。二十日当晚返回已被拆走帐篷的宿地时,已近午夜,除早先捆好的行李外,大衣、毡筒和我珍贵的军用挎包均已不见(包内有在天文点发现的鱼化石和一些文字材料)。被清理战场的战士‘扫走’,他们完成任务后,当天上午便直接乘车转往百多公里外的‘西大沟’战场。十分遗憾,我再未能联系到他们,取回我的挎包。战争爆发前加勒万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骤然平静了下来,因为部队仅留下极少数人员驻守阵地。我因需处理印俘事务仍留在加勒万。

医疗队最重的工作是为印俘中的重伤员做紧急手术,中方伤病员则多为二、三度冻伤的非战斗减员。据军医讲,在高山缺氧的环境下,对人体威胁最大的两种疾病是由感冒引发的肺气肿,死亡率极高;另一种是身体一旦遭受到出血性创伤,伤口极易被一种称作‘厌氧’细菌的侵入,该细菌以极快的速度向人体的中心部位发展,处置稍迟,便无可救药。所以只能尽早、尽快地高位截肢,医学上称之为‘炭疽病’。 我一方面配合军医,安排负伤的印俘按轻重缓急进行手术,一方面根据上级指示,联系车辆把全部印俘转送到后方康西瓦较为安全的区域。因为这里距边界过近,印空军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侦察,对印俘的安全没有保障,向后方转移是必要的预防性措施。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我正在印俘帐篷忙碌着,接到执勤警卫报告:一个印兵在附近出现。我急忙迎出去查看,见来人中等偏瘦身材,穿着暗绿色单薄的呢料睡衣、睡裤,光着双脚,侧着身子用双手扶着东侧崖壁极缓慢地移动过来。毫无疑问,他是昨晨逃往雪山的印军士兵。我命令两名战士帮助,把他扶进到帐篷里,给他棉被、大衣先行保暖,然后送些温水给他喝,以暖肠胃。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痛苦表情,只可从其眼中能看出他一息尚存的求生欲望。军医作检查时发现,他赤裸的双足脚下的厚厚的jiang皮已经脱落,露出鲜红色的肌肉组织业已硬结,毫无弹性,轻轻敲击能发出清脆之音!惨不忍睹⋯⋯。唉,冷冻之神啊!我实在不忍心再描述他的情况了。从军医的态度上可看出,他存活的可能性不大。我想他活下来的欲望只不过为了家人而已。唉,战争啊,战争!

正是我围着印俘工作的这二十几个小时,给他们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几天之后再相遇时,他们竟先认出了我,并主动向我示好,和我搭讪。



36.西大沟紧急运送物资

十月二十一日傍晚,接到命令要我紧急赶赴西大沟战场。加勒万战俘的工作已大致安排就绪,心中只存疑那名冻僵的印俘能否活到我安排好的车辆去条件稍好的后方。二十二日晨出发,下午抵达西大沟时,那里的战事早已结束。西大沟的战斗规模极小,只不过拔除印军的一个十几人的哨卡而已。大部队已连夜乘车进发西藏阿里,准备参加新的战役。大部队的转移,这里气氛又是空荡荡的一片沉寂。当晚派给我的任务是带领两名战士,向留守在刚被攻克印军哨卡的一个班的战士运送御寒衣物和粮食给养。我们一行三人牵着满载着皮大衣、食品等物资的两匹蒙古马和一头骆驼出发,当时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空中一勾弯月照着半明不暗的大地。开始我们走在高低不平,布满石头的河滩上,河道随着地势走向,呈蛇形蜿蜒地流淌,河道两侧是山崖峭壁,河道时而贴近左壁,时而靠向右壁流动。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沿着一侧河滩直线行进,而须不断地涉水过河,忽而左岸,忽而右岸地前行。实际上这条小河只不过是冰雪融化的小溪,水的深度不超过膝盖,小溪两侧的岸边结有冰层,河道中间依然流水不断。我们一行三人涉水过河之初,我曾闪过脱掉大头鞋赤脚涉水的念头,因为皮肉虽暂时受苦,却可保持鞋袜的干爽。但见到两名战士穿着大头鞋毫不犹豫地直接下了水,我便也跟着下了水。毕竟前方战士从战斗结束后,一直在忍饥受冻坚持守卡。趟着冰冷彻骨的冰河,每次登上河滩上岸不久,双足便成为了真正的冰靴,我们用力跺着双脚,震掉靴上的冰块继续行进。最后,终于甩掉河滩,登上了比高较低的左岸山坡,这是一条真正的羊肠小道。左边是山,右边是河谷,暗色中只有三、五十公分宽的小路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延着,且路面朝河谷方向有缓缓的小斜坡。走在小路上须倍加小心地低头看路,不然摔下去肯定丧命。更为令人不安的是此处曾是印军占领的阵地,地形不熟,又是在夜色中摸索着前进。那头倒霉的骆驼受不了苦,半夜三更硬是哞哞地嚎叫,格外地shen人,朦胧的月光中,处在曾是印军控制的阵地内,我在明处,敌在暗处(如果还有未被歼灭的残敌的话),设若遭遇伏击,也在情理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笼罩在我们三人的心头。因为一旦受到冷枪,很难发现目标进行反击。但我们彼此没有任何交流,只是心照不宣,继续行进而已。作为三人之中军职最高的我,此时只能表现沉着,并冷静地带领两名战士警惕地前进。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尽早完成任务。然而,漫漫的黑夜摸索着走了两个多小时,接近十一点才抵达被我攻克的印军哨所。

那里除一个站岗放哨的士兵外,全班战士都集中在地堡内。地堡内在一盏马灯昏暗灯光的闪动中,全班战士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空气相当沉闷,没有战争胜利的喜悦与兴奋,大家显出一脸的疲惫。在黑夜的寂静中,能嗅出些许和我有着同样的某种不安的感觉,他们毕竟是接替野战军的边防军战士,与正规军的素质有所差异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呢,当初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哪里去了?原来,人少势孤能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啊!嗨,人的情绪是多变的!

37.受命返回康西瓦

二十三日天气晴好,大部队早已出发赶往西藏阿里作战。我原准备随指挥员车队奔赴阿里,早晨的太阳照得暖煦煦的,行李已搬上卡车,我正要爬上车时,突被阻止留下。接到新指令,命我改去康西瓦前指报到。因为大部分印俘已转往那里,需要翻译去工作。给我派了一辆专用军卡,同车还将押运两名西大沟战役中俘获的印俘,及战斗中牺牲的一名我军战士。该战士已被换上一套崭新冬季军装,担架停放在军卡后面车斗的中央,从头到脚覆盖着白色布单,两个俘虏并排坐在车斗右前侧,我和他们中间隔着牺牲的战士面对面相坐。尽管驾驶室只有司机一人,还有空位可坐,我却只能坐在车斗内,再次接受一路颠簸之苦。十来个小时的行程中我没合过眼,始终监视着那两个活人,一旦他们跳车逃跑,责任就大了。车顶盖着苫布,车斗内黑瞿瞿的,我手握短枪,不时地瞟着对面。情绪不高,没有和他们讲话,任由自己遐想——两天前,这名战士还是位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如今却无声无息地静躺在这里,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了,两位老人也再看不到他们心爱的儿子,享受家庭的欢乐了,留给他们的是丧子之痛和生离死别的现实。生活就是这么残酷。心中不禁升起对逝者的敬意。

下午阳光依然明媚。接近康西瓦时车速慢了下来,我们卷起苫布,阳光可以稍许驱散心中的郁闷。目光搜寻着对久违了的康西瓦的记忆,景物依旧,只是更加熙熙攘攘地人来人往,显出一片昂然生机,这里的气氛绝然没有前线战场上那种特有的紧张感觉。一队蓝色棉衣棉裤的队伍从车边走过,个个鼻高眼大,胡子拉碴,心中正在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维族同胞聚集在这里?却见他们中许多人向我指指划划挥手致意,开始以为是地方百姓为前方取得胜利表示出的一种祝贺之意。我一边向他们招手回应,一边笑着用维语喊着:‘亚克西玛,哟勒达奚拉’(‘同志们,好吗?’)。他们一下子怔住,眼里流露出惊异的目光,完全不解我在说些什么。我猛地悟到,他们是我在加勒万接收的印俘!我只不过为他们短暂地做些小事,他们却依然记得我,并主动向我示好。如果没有战争,依旧坚持‘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中印人民是兄弟)该有多好!



38.翻译队伍的忙中取乐

将印俘集中到康西瓦的同时,印地文、英文、乌尔都文的翻译们也从各单位、各部门抽调、借用而来,组成了一支十几个人的翻译队伍。我们同住在一个较大的棉帐篷内,配发了国家研发制造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带式录音机。录音机虽笨重又故障多,却可藉以录制中央广播电台的外语节目,用来作对印俘宣传教育的基本材料。我个人被特殊照顾,配发了一台西德产便携式交直流两用录音机,轻便好用多了。同行们工作之余,生活丰富而又多彩,大家争着讲笑话、开玩笑,各显神通。一次,从外交部借调来的英语翻译讲了一个他和老婆间的‘荤’故事,令大家捧腹不已。此时山上供应也有所提高:每人每月可配给1.5公斤的猪肉和橘子罐头各一桶。然而,高山反应大家毫无进食香美肉食的欲望,每每大家勉强分食一桶,便扔掉三分之二。想到全国吃树皮、挖野菜的饥民全年都吃不到一口如此香美的食品,却被我们白白浪费扔掉,心里很不是滋味。居身山上,只想吃些轻淡的蔬菜,然而高寒气候,新鲜蔬菜无法运上山来。一次拉来一车上好的哈密瓜,我们解冻之后开吃时,已经水泄 ,味道大变,很不中吃了。最受欢迎的是橘子罐头。大家商定,每两天晚上开一个罐头共同分享,这样轮流着可以连续二十多天有的吃。晚上把开好的罐头摆放在桌子中间,在烛光下你一勺我一勺美美地享用。开始彼此还文明谦让,之后便狼吞虎咽,你争我抢了。一次,某位借着探身取食桔瓣之机,吹灭蜡烛,大家一片哗然,黑暗中不见了桌子中间的罐头!一下子炸开了锅,正在吵闹间,忽听到角落里有人笑得口中喷物声,重新点上蜡烛才看清,原来是上海藉的英文翻译小俞搞的恶作剧。我们就是这样地寻开心来调剂紧张而又忙碌的生活。



39.转运印俘下山

十一月上旬,根据军委将战俘转移山下的命令,开始下山。战俘营选址在普沙,这里距叶城不远,与设在莎车的野战医院也不过几小时的车程。转运时间定在夜间,一可防止印度空军的侦察骚扰,二又能提防印俘在转运途中对我地形地貌的观察。中央下死命令:要保证转运途中的绝对安全,不得有任何失误。将这次转运任务提高到政治、外交斗争的高度。南疆军区汽车营承担了这次任务,挑选有多次上山经验、最优秀的司机来完成。

我乘的车是由汽车连连长驾驶的头车。这位连长是位令人十分尊敬的老司机,特别是他残废了一支眼睛,凭着他极高的觉悟和责任心领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漆黑的夜间,车行进在漫长的下山盘山路上,他付出超常的精力,保障了转运的安全。出发前,运俘车封闭得严严实实,侧面不留小布帘窗口,车尾苫布也被捆牢,不露一丝缝隙。并向俘虏宣布纪律:不得私自掀开车篷向外观察。这次下山我第一次坐在了副驾驶坐位上,舒适暖和。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并未使我产生安全方面的顾虑。连长技术一流,更重要的是他的责任心,不容人产生任何置疑。然而,长时间的驾驶所付出的辛苦,搅动着我的心。我努力驱赶着不断袭来的睡意,尽可能地和连长搭讪着聊天,并非为安全担忧,而为的是和他一起分担这份辛苦,表示对他的敬重。行车途中还有一幅图景令我难忘。漆黑的夜里,回头望去,只见一长串闪亮的灯光蠕动在高高低低的盘山路上,不禁心中涌起一种别样的美丽、壮观的感觉深深地感动着我。这既不像战场上炮弹横飞时发出的泄光那样冷酷,又不似节日里盛大焰火晚会那样的瑰丽多彩,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景象,我自豪拥有人生这一难忘的时刻。



40.普沙战俘营

上午九、十点钟抵达山下战俘营。战俘营设在刚下山的普沙一片光秃的小高地上,地域广阔,远离居民区,高地下方有一弯小水洼,洼中浮动着不知名的水草,水清澈透底,只是不见鱼儿游动,‘水至清则无鱼’之言真是不无道理。到达目的地后,最先想的是洗把脸,解除一下路途的劳顿,感觉水洼里的水相当滑润,猜想是富含芒硝之故。这却是我们的生活用水,饮用时感觉不出有什么异味,但饭后肚子却胀得很不舒服,咕噜咕噜地闹个不停,排泄物也稀烂恶臭。幸好,一周左右之后,大家逐渐适应了这富含芒硝的水质,饭后也不再那么痛苦了。比起高山反应及没有蔬菜可食,这里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大家都很知足。用这种水洗过的头发滑溜溜的,只是不知道长期使用对发质有没有伤害。

在宽阔的小高地上一座座长方形棉帐篷排列有序:印度士兵俘虏按照本土、尼籍编成几个小队,分住在不同的帐篷内,这些帐篷在营房西侧,中间隔着一块露天小场地(开会时用),场地东侧为中方管教官员的几顶帐篷,离中方帐篷南面不远处则是印军校、尉级军官战俘的帐篷。小高地南边稍低的大片平地上开辟出一个足球场,供印俘体育活动时使用。其他如伙房、后勤乃至厕所都各有其所。每座帐篷设一名‘蓬长’。由他们以前的杰木达尔(相当于班长)或自行选出的对我积极友好的士兵俘虏担任,负责管理内务,并接受担任小、中队长的中国管教的统一领导,军官俘虏则接受中国英文干部的直接管理。平时不允许他们上下级之间再行接触、联系。因为在这里他们同为战俘,不再有任何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便于中方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

作为联络干部,我须按照总部下发的调查提纲,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军队的政治素质,如官兵的来源及入伍动机,他们的出身、成分、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军龄、精神面貌及道德传统状况;该军的组建过程、历史沿革、战斗经历和指挥官的指挥风格及特点;受英美军事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影响程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看法;对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及对尼赫鲁当局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军中职业与个人前途的关系;对中、苏、英、美的态度;对中方的宣传工作的反应;军中的常规宗教节日及其含义和庆祝方式;服役期间的待遇和津贴补助,退役后的生活补贴情况等等,等等。



41.主任视察战俘营

普沙战俘营生活工作步入正轨不久,便迎来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家胜少将来战俘营进行工作视察。向印俘讲话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此时,恰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印地文播发了外交部的一篇政府声明。声明申述了中方就中印边界战争的观点、态度和立场。主任便临时决定改用这篇声明的内容作为向印俘讲话的主要依据。于是我和北大刚毕业的印地语同行洪某、钱某彻夜根据录音从印地文译成中文。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因为电波经过万水千山后的衰减,信号变弱,录音效果很差,忽高忽低,燥音极大。我们三人反复地听,苦干了一夜,拂晓前终于凑出一篇中文译稿算是交了差。

是日,天气有些阴沉,九、十点种,印俘按中方的编队,集合在露天会场上,人手一个马扎,他们曾经的长官坐在第一排。会场气氛庄严肃静,因为事前已通知过他们,将有一位重要人物来作重要讲话。当一位身披军绿色呢子大衣的长者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尽管印俘早有精神准备,他们眼中依然闪出了惊异的目光。会场鸦雀无声,将军的年龄、风度和我们一般工作人员有明显的不同,他流露出的威严自然而然地震慑着会场,印俘当然感觉得到将军的分量。实际上印俘至为关心的是他们未来的命运,中国政府将对他们作如何安排。主任讲话的依据是中国的政府声明。概括起来主要是边界纠纷的由来;战争是印度尼赫鲁当局挑动起来的,当由印方承担责任;中方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此外,主任还讲到中国的战俘政策,祝愿他们在中国生活得愉快等等。我作为主任的翻译,虽彻夜未眠,并没觉得过分疲劳,翻译也未遇到难点。只是不解,专司录音的人为什么当初没有录下政府声明的中文稿?自己无论怎样辛苦,对有机会展现一下自我价值,内心还是涌起一种自豪与光荣感。



42.战俘营的管教工作和战俘生活

做好对印俘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原则性很强,又极为复杂、细致的事情。在普沙战俘营的工作对象是外国的异族人士,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做好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军事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的印俘的工作是一新的课题。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及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便把对‘战俘工作’提高到部队‘三大军事战略’之一的高度。因此中共对战俘工作是有其历史传统的。

战场上的敌人一旦缴械投降成为俘虏,便不再是你必须消灭的敌人了,下一步就是怎样善待他们,争取化敌为友,特别是你认为进行的是一场正义战争,握有真理的时候。对战俘晓之于理,动之以情,教育他们认清双方纠纷、矛盾、战争的实质。只有他们真正明白了道理,才能成为你的朋友。切不可小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国共国内战争期间,许多宽俘事例曾对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起到过重要作用。

普沙战俘营中方管教人员就两国边界纠纷的历史由来,双方所持立场,处理问题的不同态度,矛盾逐步激化的根源,尼赫鲁政府的固执与谬误等方面进行了正面教育。除此之外,生活上要尊重他们的习惯及宗教信仰,尽可能满足他们吃、住、休闲等诸方面的要求。成立伙食委员会,由中方司务长、付中队长、医生及印俘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伙委会每周开一次会,制定食谱,汇集印俘的意见和要求,例如改做馒头为‘糅蒂’(印度式薄饼),添加甜食‘禾烙佤’(一种面、油、奶、糖的制品),请有厨艺、可靠的印俘进伙房教授制作方法,甚至建立起每小队每周派两人轮值帮厨的制度。他们的参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自己事,自己做’不但丰富了生活,更使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生活主人翁’的尊严。一改初始时大量扔弃中方特意为他们制作的油饼、馒头等食品的浪费现象。中方的小队长、中队长定时在早点名时,在印俘队列前面征求意见,并作相应的改进。例如修正作息时间,冬季可适当推迟起床时间。中方小队长夜查帐篷时,为他们添煤加火,提高取暖温度,为他们盖被子,和他们一起编扫把,打扫卫生。平等亲切的关怀,密切了相互的关系,消除了他们心目中的中方管理人员该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形象。真诚平等地对待他们,即使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中方管教人员与印俘之间也能较快地结下友谊,交成了朋友,消除了他们隐藏在心中恐惧、猜疑的抵触情绪,有的甚至还视中方人员为父母兄弟。遣送他们回国时,那种依依不舍、泪流满面的场景令人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印俘亲身感受到,中国人的行为不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他们亲自目睹了中国军人之间的官兵一致、平等民主的作风,身教胜于言教,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军中的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长官权威不容置疑,甚至士兵间也存在种姓的差别,理发员、勤杂工地位低下。例如战俘营建立之初,要求大家一起修建厕所,印俘有较强的心理抵触,认为该由他们中的勤杂工来完成。中方一面下指令,一面动员,尤其中方队长们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终于完成了栽木桩、围席棚、挖沙坑的劳动,初步扭转了他们一些落后的传统观念。

一般地说,成为俘虏的初期,总会有心虚、怯懦的心理反应,其后便是焦虑他们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再后则产生强烈的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问题。帮助他们闯过这几道心理难关,是战俘营的一个重要课题。讲大道理的正面教育,安排好吃、睡等生活方面的问题固然重要,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不可忽视。为此成立了俱乐部,由表现好、有威信、积极热情的普乐达布任副职,接受中方正职的指导,开展文艺、体育、出墙报、搞评比等方面的活动。战俘营在五个多月的时间内开展了多种球类比赛,组织过三次运动会,举办过游艺会(打扑克、下棋、玩游戏之类),搞演出活动,由印俘们自编、自导、自演。还为他们放映过《流浪者》、《两亩地》等多部印度电影(需我为他们做画龙点睛地翻译),及经典的中国文艺片《白毛女》等,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在他们重大传统节日时,要事先了解节日的意义、活动方式、所需物品等,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节日当天,宣布不出操、不派公差,鼓励吃好、玩好。受到他们的约请时,中方人员便和他们一起同欢共乐。新年元旦时,送贺卡、演节目,为他们办了个热热闹闹的联欢会。此外,中国红十字会还不失时机地出面给每人送一份大礼包,答应帮他们转递家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印俘久久渴望、埋藏在心底的宿愿 。通过以上的活动安排,一般印俘怎能不受到感动?!甚至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印俘军官组的‘长官’们也耐不住寂寞,参加了某些活动,露出了少见的笑容。当然,战俘营并非是休养所,这里必须是有原则,有纪律,有要求的,而不是对出现的问题一味地姑息、迁就。通过队前点名,各分队之间的竞赛评比,奖优批劣,自然树立起了良好风气。下面我根据当时与两名印俘的谈话纪录,及一名回国前的印俘留给我个人的字条的文字,翻译出来奉献给读者,以资对五十年前战俘营生活的一种怀念。

普乐达布: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活了五个月,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感谢中国政府。我们回国后永远也不能中断我们彼此间的友谊,要永远兄弟相处,任何人都破坏不了我们的友谊。希望彼此学习相互的优点,并付诸于实际。祝愿中印友谊永存。

巴登来旺:从我们被捕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中,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待遇是极好的,像父母一样地对待我们,为使我们生活得愉快,准备了各种球类活动。中印人民是兄弟。

普乐达布返印前夕,托人转交给我的字条(当时我在莎车野战医院工作)。

我亲爱的张国柱(我在前线时的曾用名——本人注):

我即将返回印度了。我曾企盼和您见一面之后再走,然而,不能见到您了。也罢,没关系。我心中将永远保留对您的怀念。我留下自己的友情,带着您的友谊回去。



您亲爱的普乐达布

地址: 北方邦,阿勒穆拉地区 夏姆-厦摩 , 邮箱,厦摩, 普乐达布• 辛格。

(原文见附件 8)

我始终珍藏着这仅写有寥寥数行文字的小纸片。因为它不仅仅纪录了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而是全体印俘,不,是广大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心声,是对中国人付出的真挚情意的一种回馈。我个人微不足道,且和他们接触时间又很短暂,但我十分珍视这份记录着两国人民友谊的小纸片。衷心祝愿中印两国永久的和平与安宁,让‘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的口号世世代代传诵下去。



43.医院里的伤病俘

普沙战俘营翻译队有足够的人手,上级决定派我去莎车野战医院做伤病俘的工作。初到莎车感触颇多。自六月上山后,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周边的环境和氛围也都是清一色的男人世界,本人又从未感受过恋爱生活的甜蜜,对‘女人’、‘异性’的概念已完全淡漠,似乎消失殆尽。在途经叶城去莎车的路上,见到来来往往美与丑的女人时,重新激活了我的另一种人间意识——一种并不低俗,却十分奇异的愉悦感,原来世上还存有被我一时忽略的另一半。心中顿时涌现出对这丰富多彩生活的一种美好而又甜蜜的憧憬。





那时的莎车更像农村中的一个中心大镇,多数建筑是比一般农村低矮的‘土打垒’更为气派些的砖木结构的平房,全部道路是不宽的土路,传统男人穿戴的是袷袢、特有的民族小帽,现代些的则是自认为时髦,落有灰尘的西装及窄帽沿的瓜皮帽;爱美的女人则头梳长辫,穿色彩艳丽的连衣裙,足蹬高跟鞋(那时代穿高跟鞋在内地被认作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或者索性赤脚走在土路上;蓄着大胡子的老者骑在又矮又小的毛驴背上吆呼着赶路,孩子口唱悦耳的新疆‘信天游’,赶着羊群,卷起一片尘土⋯⋯。

医院设在东、西走向街道的南侧,大门坐南朝北,有三进院落的深宅大院内,向南最里面的院子是中国伤员的病房,中间院落是手术室、药房及仓库、伙房,侧面的跨院是医院员工的宿舍区,靠北的第一层院落是院部、医务室等机关单位,第一道和第二道院落之间,由一排高大房屋相隔,其中一间宽大的房屋则是印俘伤员的病房。病房约二、三十平米,向阳面是宽大的玻璃窗,阳光射入,病房温暖又明亮。靠北墙是用床头柜相隔、竖排着的病床。印象中墙壁是褚红而非白色。院内生长着许多花草树木。医院的前身是何单位,无暇考证,也就不得而知了。

病床上躺卧着印军伤俘。我下意识地寻找在加勒万战役中,从大雪山下来的那个冻得身体僵硬的印俘,未见到他的身影!估计他早已在山上的某处安息了。我只能默默地为他和他的家人表示惋惜。病房内虽有二十来个重症伤俘,却显得较为安静,没有大哭大叫的喧闹声,体现了医生、病员之间的相互体谅,融洽的关系。印俘伤员由衷地感谢中国军医为挽救他们生命做的所有付出。他们出身于劳苦大众,有印度人民纯厚、朴实、重情谊的优良品德。一名叫高普兰的伤员执意要把自己仅有的一支钢笔送给中方工作人员,双方推来让去,直到伤员眼里噙着泪水不断地坚持,中方人员不忍进一步伤害对方,经过请示,方才作为纪念品收下。更有的伤员自己没有可以表示感谢的物品可送,便执意要把中国红十字会送给他们的慰问礼包拿出相送。当然被婉言谢绝,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他们逗留中国期间最为珍贵的纪念品。我收到过他们共同凑齐的一套印度卢比硬币,后来被我转送给医院医务处的白主任了,借此与后方人员共享胜利的喜悦。

这里大都是重伤员,枪伤后经过酷冻,机体组织多已坏死,必须尽快做截肢手术,一旦发展成炭疽病,后果将更为不堪设想。一位尼泊尔籍伤俘做了双腿齐根部的切除术。只留下一截上半身。看得出这位黄种人长相的伤员原来是个健硕、敦实的小伙子。如今战争使他变成了‘半截人’。想到痊愈后,没有支撑点,怎能坐稳?残废,彻底的残废!他将如何面对家人,面对生活,面对未来?然而,他没有眼泪,没有哀怨,面部表情是麻木的,超脱了机体和精神的所有痛苦,似乎只听凭命运的安排。难道他果真那么木讷么?我想,他一定是不要把自己留在异国他乡,无论经历怎样的艰辛险阻,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给家人一个交代。这该是他活下来的唯一信念。小伙子的情况深深地打动了我,对他暗淡未来的忧虑始终萦怀于脑际,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愿上苍发发慈悲,怜悯怜悯他,让他的家人能给他的一生以亲人的安慰,印度政府能给他提供足够的生活保证⋯⋯。一天,有个印度本土出生的伤俘突然死亡。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晚饭后半个多小时,那名伤俘突感胸口不适,未及抢救便告不治。为解除大家的疑虑,做了尸检,结果是血栓栓塞心脏所致。原来死者双腿自足底向上三十公分处的组织彻底坏死,医生为最大程度地减轻他未来的生活压力,决定边消炎边等待坏死组织的临界线清晰后再行手术,尽可能多地保留尚存有生机的部分。正当坏死肌体临界处炎症基本得到控制,其双足外观看上去极像穿着一双黑色干瘪的高筒靴,可以进行手术之际,不料脱落的残渣形成血栓,通过血液循环栓塞了心脏,导致突然死亡。伤俘听我解释后,大家非常理解,没有产生任何波动。一次,多数伤俘反映他们发现在自己的尿液中伴有白色物质一起流出,误认为流出的是精液,引起了一阵恐慌。军医说那是服药后的正常现象,根本无须紧张,从而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看来无知产生误解,全世界概莫如此。我在医院的工作主要是帮助伤病俘解决他们的困难,为医患之间的沟通服务。

63年5月9日印俘启程返印回国。他们日夜企盼回家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那些葬身于昆仑的印军士兵家属只能在梦中与亲人的灵魂相会了。我的心中也同时涌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些失去四肢,甚至仅留下半截躯体的伤俘将以何种心情与家人见面,是高兴,还是悲伤?他们今生今世的生活能有保障么?亲属们能与之同甘共苦,厮守终生么⋯⋯?最后的一个疑问: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到底为什么,值得么?!



44.边界战争的教训

1962年10月短暂的中印边界战争即将迎来它的50周年忌日了。这场战争以印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终。但仍留下一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现提出一点个人看法,以期为亚洲两个相邻巨人的和睦相处,略尽绵薄之力。两国的和睦相处,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有着深重的意义。本人既非政治家、军事家,更不是历史学家。个人的一孔之见难免谬误,希望各界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

一、就边界争端问题,中印两国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尼赫鲁政府当局自恃为‘不结盟’国家的倡导者,是两大阵营竞相争取的对象。秉承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一笔‘财富’,在与中国的争执中,得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支持,自在情理之中。自认为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国际事务中支持过中国,中国理应知恩图报,与印度之间该不会发生武装冲突,何况西藏的达赖又及时地送来一手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好牌。中苏关系的破裂,可借用苏联的力量来牵制中国。中国连年灾害,国力衰弱,加之台海局势紧张,无暇他顾,中国不可能以武力应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在这种片面认识下,尼赫鲁政府当局在边界问题上制定了对中国进攻性的‘强硬’政策(可查阅当年官方和民间的大量报道)。客观地说,印度当局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当下中国人骨子里积蓄的是对近百年来屈辱历史的雪耻、自强的精神本质。毛泽东建国后,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对百多年来腐败的满清政府屈辱的历史深恶痛绝。绝不容许各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再度重演,彻底宣告丧权辱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再复返,中国人绝不容许国家、民族的尊严再次受到玷污。这不是本人谬夸的花样文章,而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人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怎样的血液。不错,中国的确是处在极大的困难之中,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和一个安定的环境来恢复国力。中国的周恩来确实是念及印度尼赫鲁的友善和支持,愿与印度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底线,那就是不以国耻来交换和平及友谊。遗憾的是尼赫鲁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二、中印两国军队的比较。受尼赫鲁当局‘前进政策’的误导,印军高层一味盲目地执行前进政策,派军深入中方控制区,尽可能地向前增兵设卡,甚至截断中方运送物资的交通供给线,毫不顾忌双方军队近距离接触,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性,没有对中国军方一旦有所反应时,制定出全面细致的后续应急计划。令人费解的是印军高层竟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局面当作儿戏。特别在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前线军队动作之大,后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战争的动员及政府行为,目标指向已基本无秘密可言,竟没有引起印方战争临近的警觉,麻木不仁到难以令人置信的程度!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尼赫鲁打了保票:你们只管前进,中国人绝无可能动用武力反击。然而,印军的指挥机关能就此脱开干系么?不计后果,无应急预案,没有任何后续计划。像只鸵鸟,只顾把头埋进沙子里一个劲地往前拱。难道印度人民就是要请你们这样的一群白痴来当官做老爷的么?与此相反,毛泽东一声令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立即动员起来,在经济极端困难中,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前线的需要,小到晶体管收音机、笨重的录音机,大至党、政、军各部克尽职守,兢兢业业地投入到同一个目标中去。军内司、政、后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咂舌,作战部拟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政治部在部队中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及各项政治工作,后勤部则供给高山一切特需装备,全国上下像一部精密仪器,迅速有序地运转着。两国军事人员素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方高级将领多经过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营、团级指挥官也多受到过朝鲜战争的锤炼,训练有素的士兵则在北方贫寒地区长大,较容易适应高山环境的生活。两军的武器装备相比,差距更大,仅从士兵手中的武器看,战后我搜集到一发印军使用过的有半个手掌长的子弹,那是一粒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造单击长枪使用的子弹。中国军队使用的是统一型号的子弹,通用于自动、半自动步枪和轻机枪。相比之下,廓尔喀兵的弯刀反而更具有收藏价值。

三、从战争学角度分析,战争的重要原则是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 一方是准备不足,不计后果,盲目的军事行动;另一方是运筹帷幄,有备而来,战争的胜负,其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10月20日凌晨,中印边界全线在同一时间点上战争爆发,起爆者自然是中方。两国之间有一个或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一只以老虎师傅自居的小猫,在一头昏昏欲睡的老虎的表兄狮子面前跃跃欲试,跳来蹦去,定要和狮子比武,曰‘胜者为王’。而狮子只想求得片刻休息,恢复精神和体力,猫咪却不依不饶,登上狮子头顶抓鼻挠眼,坚持要比出高低,甚至用两只后爪塞进狮子的鼻孔,以求一战。狮子为了维护生命的呼吸,不得不用前爪将小猫驱走⋯⋯。尼赫鲁和毛泽东的哲学信仰、政治理念不同,决定了两国在国际环境中持有各自立场。尼赫鲁秉承圣雄甘地的光环,在独立后的印度人民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和人气。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为本民族谋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他所承袭的是大英帝国从中国版图掠走的‘殖民成果’,其立足点从开始便值得探究。更何况他未能真正承袭圣雄甘地‘阿恨飒(非暴力)’的真谛,一味利用东西方冷战对立的局势,以民主、中立、不结盟的身份自居,陶醉于两大阵营均为争取中间地带向其示好的昏昏然之中,忘乎所以,为所欲为。最终不是给本民族谋来利益,而是带来了灾祸。最后,再说一遍,印度的情资部门形同虚设,他们根本不明白‘知己知彼’的法则,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毛泽东的中国决定进行这场战争的宗旨和目的是明确的:打准、打恨,遏制印度的前进政策,最终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战争的胜利,大震军威、国威,使国内外的反华势力不至再采取冒险的轻举妄动行为,以使国家获取到喘息、恢复国力的时间。正因如此,中国军队在战事发展顺利的局面下,果断地停止了继续追击、扩大战果的军事行动,主动把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之后,礼仪地遣返印俘,归还战场上缴获的印军各种武器。可以说,在战略、战术上尼赫鲁与毛泽东相比,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总之,62年发生的这场有限的边界战争,真实地反映了中印两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次战争是由印度引发,其结果当然是印度咎由自取。

在中印边界战争即将迎来它的五十周年之际,印度人民及国际上一些学者依然在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始末,探讨引发战争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印中两国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人们关心着解决边界问题的前景,及两国未来关系的走向。据2010年4月20日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国大党议员马尼士•特瓦里要求政府公布有关这次战争的“亨德森•布鲁克斯报告”。2010年4月19日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答称,这份报告是最高机密文件,“内容极其敏感”,拒绝公开。印度《电讯报》在其“1962年仍被遮掩令人惋惜”的文章中报道。曾为英国记者的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称:印度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是挑起与中国边界冲突的主要原因,应该为此负责。 马氏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已获知了该‘报告’的内容。是时候了,印度应该对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进行一次全面、仔细、诚实的总结,给印度人民一个负责的交代!

在战争发生至今相隔近五十年的今天,令人欣喜地看到,印度政府现任领导人多次作出了愿与中国增进友好关系的表态。印度当局应该认识到,随着西藏地区的日益繁荣、发展,尽管达赖和他的少数追随者仍在国际上相当活跃,但是,有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达赖老矣,中国的强大,西藏的繁荣,流亡国外的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其前途,未来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不回归祖国,最终也只能流落异国他乡,沦为少数族群而销声匿迹。印度应早日认清‘达赖’不是一手好牌,而是一具‘病入膏肓’的包袱。甩掉包袱,与中国携手共同努力,双方以大局为重,真诚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两国之间重现出光明的未来,使两国自古以来的友谊得以继承和发展下去,这才是印度应有的国策。

愿‘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世代相传,两个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附:旅印琐记

最后,2010年4月28日至5月6日对印度进行了为期八天的私人旅游,现将途中所见所闻的一点感受奉献给读者,敬请批评指正。

宏伟辉煌的建筑。从德里经阿格拉到斋普尔,再返回德里。一路上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无论是印度门、哈瑞奎师那神庙、泰姬陵、阿格拉红堡,抑或是琥珀城堡,还是斋普尔的皇宫、博物馆。恢弘的设计,从世界各地精选的石材,细腻绝伦的施工,堪称世界奇迹,深深地打动着我,敬佩印度先民的聪明才智。莫卧尔王朝的皇帝们为自己和他们的皇后、妃子建造的居室在摄氏45度的高温中依然通风凉爽,设计之巧妙,真可谓‘窥一斑,见全貌’,印度人民是一个睿智的民族。尤其泰姬陵,导游用电光笔为我们闪照大理石墙壁时,竟从深部透视出红、黄、绿各种颜色。奇怪,从哪里寻得如此艳丽绝伦的彩色晶石!沙杰罕对他的泰姬之爱,堪称世界第一痴情男人矣!

圣雄甘地陵墓。四十多度的高温中,我和太太拜谒了甘地墓。这是一座露天圆形设计。周围约有2公尺高的围墙,瞻仰者可自由拾阶而上,上边有两公尺多宽的环形路面,从上方向陵园内区望去,大理石的甘地墓设在陵园的正中,四周花草环绕,紧邻陵寝三米左右则是一圈光滑的石质路面,中间隔着一条绳带,禁止瞻仰者过于靠近陵寝,更加突显出甘地的圣洁与伟大。我和夫人拾阶而上,自东往西在上面沿南侧漫步了半周,从西面下来,由西门进入,入园前须脱掉鞋子赤脚进入。直径约四、五十米的陵园四周是暗紫色的大理石围墙,东、西两侧大门均可自由出入,园内一片肃穆。来到陵前,我在西南角双手合十,上身微曲,对着甘地大理石塑像,脱口用印地文咏出一段颂词(我曾担心五十四年前所学,几乎三十年未曾用过的印地文,能否在我心灵中这一神圣的国度里再度使用),以表对这位为印度独立献身的先驱者的敬仰。不料被我左前侧的印度摄像人发觉,要求我再重复一遍,以便为我录像。盛情难却,只好重新组织再说一次,感觉不如前次发自肺腑讲的那么自然流畅,只不过最后振臂高呼了一声‘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作为结束语,引起周边的许多印度民众一片惊奇。

路面交通及农村景象和民众生活。离开新德里去往阿格拉的路上,未见到农田,路面狭窄,简陋的私人单间小门脸鳞次栉比,货物多为低档的日用杂品,有的甚至就地撂摊卖些杂物。圣牛在街上自由徜徉,在垃圾堆里捡食垃圾,我曾无数次地看到圣牛咀嚼塑料垃圾袋,他们业已适应此种环境,据说圣牛们晚间会自行回到主人家,可得到些主人喂食的精饲料,只是不知长期饮用它们产出的奶是否会对身体有害?不宽的路上卖水果、蔬菜的平板车比比皆是,行人云集, 牛车、骆驼车、 大量的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穿梭而过,用摩肩接踵来形容绝不为过,几乎百分之七十的汽车侧面都有擦痕。发生交通事故不需警察,小事故双方摆摆手各走各的路,大点的事故则根据责任大小,通过协商,赔钱了事。从阿格拉到斋普尔的路上,我们的汽车因故(据说是示威游行之故)走的是乡间‘公路’,我的天,这哪里是‘公路’?单车道来往行车,劣质的‘沥青’路面破破碎碎,坑坑洼洼。妇女穿的虽不算是高级衣料,却是色彩艳丽的沙丽。农舍极为简陋。一天清晨,我看到一位老人(司机认为)卷缩着睡在菩提树下临时搭起的木板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旧线毯,他旁边的地上是一个孩子,身下铺的是纸板,和老者一样,全身上下盖着小夹被。印度人身材大都消瘦苗条,胖人比例很少。农村的这种景象勾起我的联想:这里的情景显得与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相差无几,甚至更为贫困。或者是因为地方政府资金短缺,无力进行农村的基础建设?然而,这里五星级的大酒店却比世界同等级的酒店更为豪华、气派!据说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种姓制度早已宣布废除,城市中基本上消除了严重的歧视与偏见;但农村中这种传统观念依然较为顽固,最低种姓的族群自视微贱,仍缺少勇气和能力挣脱困境,融入平等的大社会之中。这还可以从农村中出身低级种姓的高自杀率反映出来,据印度官方的统计,2005年自杀人数为2452人,后被缩减到273人(官方为‘自杀’下定义,制定了40多项标准,符合标准者,方才可统计在内),印度部长阿肖克•恰范曾宣布2010年以来仅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自杀者就有343人。看来印度当局加强农村的基本建设,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啊!印度当政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计民生是第一位重要的,只有真正的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

民众眼里的尼赫鲁。我每有机会便询问这个问题。得到的印象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尼赫鲁是个民族主义爱国者,其最大的缺憾是太过英国化,在他当政期间几乎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及施政的模式多因袭自英国。对处理印中关系和边界纠纷,特别是军事方面,犯有重大失误,应承担历史责任。但他在基层民众中,仍有相当高的威信。我欣喜地看到,在发生中印边界战争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印度当局高层中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维护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印度总理及其他高层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了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最近,印度环境和林业国务部长拉梅什便曾对印度有关部门封锁中国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看法,虽然他为此招来了某些同僚和媒体的批评与抨击。印度前陆军副总参谋长萨蒂什•南比亚尔中将在《今日印度》为纪念印度-中国建交60周年发行的特刊上,发表的题为“交战策略”的文章中写道:“1962年的失败,包括:令人质疑的政治判断、错误地虚张声势、时任的高级军事领导人的能力不足,以及多年漠视而造成的装备不整。”、“印度可能与中国爆发冲突,理由包括边境争端悬而未决、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滞留印度⋯⋯”。我坚信只要两国领导人抱着真诚的友好愿望,相互都作出必要的让步,甚至牺牲,重修旧好,不无可能。为此,双方须拿出盖世的勇气,来解决这一历史遗存的难题。两个巨人兄弟定可造福于本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作出伟大的贡献。

中印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印度有阿坚达古垡石窟,中国则有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反映了两国古代先民的聪慧和创造力。印度有伟大的杜勒西达斯和他不朽的著作,中国有孔丘,孔夫子的儒学,他们倡导的道德传统在民众中影响深远,近代印度有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中国有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不尽相同的是同被尊为各自国家国父的圣雄甘地和孙中山,及随后的尼赫鲁和毛泽东,前者信奉‘非暴力’,后者则更为赏识武装斗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都取得了各自国家的独立。

最后,两国民众的思想信仰的异同。‘罗马衍’对善恶之争有非常生动的的描述,正义的罗马战胜了邪恶的罗波那,成为国王,并治理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修成了正果。这部著作对印度民众影响之大,即或是没有文化的普通庶民也能口传心授地背诵出全部故事。这部书的主要宗旨是劝人为善。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也是劝导人们诚实、善良、做善事。所以印度民众自出生起接受的便是这种传统教育,此种传统道德已深植于民众的内心,斋普尔街道几乎每家商户都供奉佛龛,行人跪拜诵经者无数。好施乐善已成为了他们主要品德 。本人印度之行便深切感受到印度人民的热情、善良、质朴、好客之情。中国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传统教育。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在民众中有过深厚的基础。只是在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下,人们对武装夺取政权、阶级斗争、专政等词语的内函也并不陌生。此外,中国人主要生活在北半球的温带,自然条件使他们的体魄相对较为健硕。加之,贫困的生活条件练就了他们吃苦耐劳的性格。

印度人民是伟大的,有着辉煌的历史,无数的创造发明,为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现在已在核子、电子、航天等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坚信两个国家真正携起手来,共同奋进,对亚洲(含印巴关系)、世界和平定可作出伟大的贡献。

仅以小文纪念那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

再次向战争中的逝者致敬!



2010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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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旅印琐记

最后,2010年4月28日至5月6日对印度进行了为期八天的私人旅游,现将途中所见所闻的一点感受奉献给读者,敬请批评指正。

宏伟辉煌的建筑。从德里经阿格拉到斋普尔,再返回德里。一路上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无论是印度门、哈瑞奎师那神庙、泰姬陵、阿格拉红堡,抑或是琥珀城堡,还是斋普尔的皇宫、博物馆。恢弘的设计,从世界各地精选的石材,细腻绝伦的施工,堪称世界奇迹,深深地打动着我,敬佩印度先民的聪明才智。莫卧尔王朝的皇帝们为自己和他们的皇后、妃子建造的居室在摄氏45度的高温中依然通风凉爽,设计之巧妙,真可谓‘窥一斑,见全貌’,印度人民是一个睿智的民族。尤其泰姬陵,导游用电光笔为我们闪照大理石墙壁时,竟从深部透视出红、黄、绿各种颜色。奇怪,从哪里寻得如此艳丽绝伦的彩色晶石!沙杰罕对他的泰姬之爱,堪称世界第一痴情男人矣!

圣雄甘地陵墓。四十多度的高温中,我和太太拜谒了甘地墓。这是一座露天圆形设计。周围约有2公尺高的围墙,瞻仰者可自由拾阶而上,上边有两公尺多宽的环形路面,从上方向陵园内区望去,大理石的甘地墓设在陵园的正中,四周花草环绕,紧邻陵寝三米左右则是一圈光滑的石质路面,中间隔着一条绳带,禁止瞻仰者过于靠近陵寝,更加突显出甘地的圣洁与伟大。我和夫人拾阶而上,自东往西在上面沿南侧漫步了半周,从西面下来,由西门进入,入园前须脱掉鞋子赤脚进入。直径约四、五十米的陵园四周是暗紫色的大理石围墙,东、西两侧大门均可自由出入,园内一片肃穆。来到陵前,我在西南角双手合十,上身微曲,对着甘地大理石塑像,脱口用印地文咏出一段颂词(我曾担心五十四年前所学,几乎三十年未曾用过的印地文,能否在我心灵中这一神圣的国度里再度使用),以表对这位为印度独立献身的先驱者的敬仰。不料被我左前侧的印度摄像人发觉,要求我再重复一遍,以便为我录像。盛情难却,只好重新组织再说一次,感觉不如前次发自肺腑讲的那么自然流畅,只不过最后振臂高呼了一声‘印地-秦尼 帕依 帕依’作为结束语,引起周边的许多印度民众一片惊奇。

路面交通及农村景象和民众生活。离开新德里去往阿格拉的路上,未见到农田,路面狭窄,简陋的私人单间小门脸鳞次栉比,货物多为低档的日用杂品,有的甚至就地撂摊卖些杂物。圣牛在街上自由徜徉,在垃圾堆里捡食垃圾,我曾无数次地看到圣牛咀嚼塑料垃圾袋,他们业已适应此种环境,据说圣牛们晚间会自行回到主人家,可得到些主人喂食的精饲料,只是不知长期饮用它们产出的奶是否会对身体有害?不宽的路上卖水果、蔬菜的平板车比比皆是,行人云集, 牛车、骆驼车、 大量的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穿梭而过,用摩肩接踵来形容绝不为过,几乎百分之七十的汽车侧面都有擦痕。发生交通事故不需警察,小事故双方摆摆手各走各的路,大点的事故则根据责任大小,通过协商,赔钱了事。从阿格拉到斋普尔的路上,我们的汽车因故(据说是示威游行之故)走的是乡间‘公路’,我的天,这哪里是‘公路’?单车道来往行车,劣质的‘沥青’路面破破碎碎,坑坑洼洼。妇女穿的虽不算是高级衣料,却是色彩艳丽的沙丽。农舍极为简陋。一天清晨,我看到一位老人(司机认为)卷缩着睡在菩提树下临时搭起的木板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旧线毯,他旁边的地上是一个孩子,身下铺的是纸板,和老者一样,全身上下盖着小夹被。印度人身材大都消瘦苗条,胖人比例很少。农村的这种景象勾起我的联想:这里的情景显得与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相差无几,甚至更为贫困。或者是因为地方政府资金短缺,无力进行农村的基础建设?然而,这里五星级的大酒店却比世界同等级的酒店更为豪华、气派!据说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种姓制度早已宣布废除,城市中基本上消除了严重的歧视与偏见;但农村中这种传统观念依然较为顽固,最低种姓的族群自视微贱,仍缺少勇气和能力挣脱困境,融入平等的大社会之中。这还可以从农村中出身低级种姓的高自杀率反映出来,据印度官方的统计,2005年自杀人数为2452人,后被缩减到273人(官方为‘自杀’下定义,制定了40多项标准,符合标准者,方才可统计在内),印度部长阿肖克•恰范曾宣布2010年以来仅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自杀者就有343人。看来印度当局加强农村的基本建设,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啊!印度当政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计民生是第一位重要的,只有真正的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

民众眼里的尼赫鲁。我每有机会便询问这个问题。得到的印象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尼赫鲁是个民族主义爱国者,其最大的缺憾是太过英国化,在他当政期间几乎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及施政的模式多因袭自英国。对处理印中关系和边界纠纷,特别是军事方面,犯有重大失误,应承担历史责任。但他在基层民众中,仍有相当高的威信。我欣喜地看到,在发生中印边界战争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印度当局高层中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维护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印度总理及其他高层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了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最近,印度环境和林业国务部长拉梅什便曾对印度有关部门封锁中国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看法,虽然他为此招来了某些同僚和媒体的批评与抨击。印度前陆军副总参谋长萨蒂什•南比亚尔中将在《今日印度》为纪念印度-中国建交60周年发行的特刊上,发表的题为“交战策略”的文章中写道:“1962年的失败,包括:令人质疑的政治判断、错误地虚张声势、时任的高级军事领导人的能力不足,以及多年漠视而造成的装备不整。”、“印度可能与中国爆发冲突,理由包括边境争端悬而未决、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滞留印度⋯⋯”。我坚信只要两国领导人抱着真诚的友好愿望,相互都作出必要的让步,甚至牺牲,重修旧好,不无可能。为此,双方须拿出盖世的勇气,来解决这一历史遗存的难题。两个巨人兄弟定可造福于本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作出伟大的贡献。

中印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印度有阿坚达古垡石窟,中国则有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反映了两国古代先民的聪慧和创造力。印度有伟大的杜勒西达斯和他不朽的著作,中国有孔丘,孔夫子的儒学,他们倡导的道德传统在民众中影响深远,近代印度有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中国有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不尽相同的是同被尊为各自国家国父的圣雄甘地和孙中山,及随后的尼赫鲁和毛泽东,前者信奉‘非暴力’,后者则更为赏识武装斗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都取得了各自国家的独立。

最后,两国民众的思想信仰的异同。‘罗马衍’对善恶之争有非常生动的的描述,正义的罗马战胜了邪恶的罗波那,成为国王,并治理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修成了正果。这部著作对印度民众影响之大,即或是没有文化的普通庶民也能口传心授地背诵出全部故事。这部书的主要宗旨是劝人为善。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也是劝导人们诚实、善良、做善事。所以印度民众自出生起接受的便是这种传统教育,此种传统道德已深植于民众的内心,斋普尔街道几乎每家商户都供奉佛龛,行人跪拜诵经者无数。好施乐善已成为了他们主要品德 。本人印度之行便深切感受到印度人民的热情、善良、质朴、好客之情。中国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传统教育。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在民众中有过深厚的基础。只是在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下,人们对武装夺取政权、阶级斗争、专政等词语的内函也并不陌生。此外,中国人主要生活在北半球的温带,自然条件使他们的体魄相对较为健硕。加之,贫困的生活条件练就了他们吃苦耐劳的性格。

印度人民是伟大的,有着辉煌的历史,无数的创造发明,为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现在已在核子、电子、航天等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坚信两个国家真正携起手来,共同奋进,对亚洲(含印巴关系)、世界和平定可作出伟大的贡献。

仅以小文纪念那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

再次向战争中的逝者致敬!

2010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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