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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钱钟书与林非打架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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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林非打架公案
一、反思“文革”岁月的胸怀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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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林非、肖凤夫妇之间，在“文革”后期发生过的一场邻里纠纷，我原先也曾略有所闻，却知之不详，总觉得这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的琐事，如果双方都能够采取宽容和淡化的态度，不再对它絮絮叨叨地纠缠不休，而让它从冷却中渐渐消逝，未尝不是一桩明智之举。如果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反思或总结此种人生经历的话，那似乎就应该开阔自己的胸怀，提高自己的境界与情操，从反思“文革”中间种种历史阴影的角度出发，分析当时许多极不合理的潮流与措施，是如何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以及某些行为，从而对于有关的人们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样写起来才可能会具有启发读者的思想意义。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阅读了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南方周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读完之后真感到分外的惊讶和沉重，为什么要如此恶意地运用“沙子”等等的贬词（有的我不愿重复了，怕弄脏了自己的文章），向对方进行十分刻薄和凶狠的人身攻击呢？林非先生和肖凤女士真是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吗？我在好多年前为了要采访肖凤女士，阅读过不少描写和赞扬他们的文章，留下的美好印象跟杨绛女士的极端贬抑相比起来，其间的差距真是太大了，究竟孰真孰假呢？
一般说来当人们抵达了高龄的阶段之后，总应该变得更为旷达、慈祥和宽厚一些，可是为什么杨绛女士的这篇文章将对方咒骂得如此厉害？对方究竟如何深深地获罪于他们，从而形成了如此不可饶恕的深仇大恨？这篇文章最使我觉得惶惑的是，杨绛女士既然已经坦白地承认了，是钱钟书挥起大棒打了林非先生，如果不是林非先生用手臂挡住，击中头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说是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如果此种反思是很真诚的话，就不该再如此迫不及待地猛烈攻讦对方了。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文学报》，在同时刊载双方的文本时，还发表了谷泥先生的短评《不做“看客”》，说是文化人之间打架下手竟如此之狠，差点儿害了性命，充分证明了人性之恶。此话真是值得深思。为什么连自己都承认是殴打和咬噬了对方，却还要如此充满恶意地去攻讦对方呢？这真使我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肖凤在《林非被打真相》一文（《中国经济时报》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多少让我找到了一条寻求答案的途径，如果没有这样日积月累的仇恨的心情，确乎就不会出现杨绛女士如今撰写的这篇文章。原来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们单位的“革委会”在进行“斗批改”的阶段时，为了解决年轻研究人员的住房过于局促和拥挤，实行了一种在后来造成不少尴尬局面的调整住房的措施，把许多研究人员捏合到了一起居住。根据肖凤女士此文的说明，仅在这一座只有三十二个单元的四层小楼的公用住房之内，就同时搬进去十家年轻的研究人员，涉及到调整住房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也可见这个单位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了。这种住房拥挤的情况，其实在当时是比比皆是的，因为从全国解放之后不久，就热衷于掀起一场又一场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还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却没有从整体上合理地解决社会生存环境的有关问题，认真负责地考虑去建造更多的房屋，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让众多的人们长期拥挤和混杂在一起居住，人们的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
钱家原来是并不属于此种情况的幸运者，独自居住着一个单元，却在“文革”时期“斗批改”的阶段中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由此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来，自然是完全合乎心理逻辑的；而肖凤女士也反复说明了自己家庭的迁徙，是因为护理他们新生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他们夫妇同住在只有一间狭窄的卧室内，而不请保姆帮忙，他们夫妇又无法上班，虽然经过了再三的犹豫，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只能算是面对住房问题尖锐矛盾的一种粗糙的操作方法，除此之外或许确乎也找不出更为妥善的方案来，结果是造成了许多的人家，双方都处于别扭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会成为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然而像杨绛女士表现得如此强烈和延续至今的仇恨的情绪，似乎也是较为罕见的。
今天回顾“文革”的往事，“造反派”早已成为一个具有恶谥意味的名称了，然而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又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的成员，是一桩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这两个方面，都能够经得住检验的人们，才会被接纳和参加进去。肖凤女士的文章已经说明了，林非先生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以及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到过批判和处分，从“文革”开始之后，又被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批判为“漏网右派”，真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局势，怎么可能参加到这个“响当当”的行列中去，享有造反派的殊荣呢？如果这些传记作者在“文革”期间，竟敢给林非先生戴上这顶桂冠的话，肯定会被真正的造反派愤怒地批判为一种亵渎的行径。我早就从林非先生的《记赵树理》和《小灾小难》等散文中，得知他几十年来坎坷的生活历程，这肯定也不可能是预先编造好的假话，再加上杨绛女士文章中的确证，充分地说明了林非先生绝对不可能是当时的“造反派”。孔庆茂和爱默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只是根据一些拨弄是非的误传，就不加调查与分析地随意写作，说明他们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运用杨绛女士这篇文章中的说明加以对照的话，也显示了他们的这些文字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位著名学者的名誉权，就是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是不是问心有愧?
不知道杨绛女士是否阅读过这些传记材料？总是有下述的两种可能，一是也许由于写作生涯的过于忙碌，无暇去顾及那些文字；其二是也许在看到之后就让它去流传。她这一回的文章正是将对方说成“革命男女”，运用如此的模糊战术，将这个名词隐隐约约地引向“造反派”的方向。而当前不少年轻读者对于“文革”中间的许多情况，又往往是混混沌沌地搞不大清楚，于是此种老谋深算的良苦用心，不就容易达到自己进行如此引导的目的了吗？她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间，又将林非先生说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当时的所谓“整‘五·一六’”，是针对在剧烈斗争中一批垮台的造反派而言的，后来却又不了了之，成为“文革”中间一个至今尚未彻底解开的谜团。根据杨绛女士的此种说法，就更是从她自己“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界定，又进一步把林非先生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其实在“文革”时期的整个社会氛围里面，始终都分外地重视“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参加“造反派”也好，整治“造反派”也好，都必需符合这样的两个条件。在政治与思想上屡受批判和处分的林非先生，无疑是不可能被畀以如此的重任，立下这种功勋的。
杨绛女士在叙述当时分配房屋的过程中，说是林非先生的母亲从南方特地赶来充数，充完了数又被匆匆地打发回去，肖凤女士已经对此作了辩诬。我早就阅读过林非先生的散文《儿子的生日》《母亲的爱》这些篇章，知悉了老人在事先就早已前来北京与他们夫妇团聚，也知悉了老人的聪慧和母子间的深情，将这两者对照起来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证明肖凤女士的论辩是属实的。更何况从谁都难于动摇的母爱这种角度来说，也不可能出现像杨绛女士那篇文章中所编排的这些对话。为了给对方抹黑而不惜虚构出经不起推敲的话语，从而也伤害了已经安息于九泉底下的无辜的老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可取了。
杨绛女士叙述当天发生纠纷的情况时，说是对方在共用的过道里随手就打了她女儿一个耳光，她才冲上前去厮打的，她女儿拉曳着想加以阻止却拖不动她，可见她使出的气力极大。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狠命的厮打，她女儿只要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就首先会考虑到赶紧护卫自己的母亲，或者是赶快把两人拉开，或者是呼唤在屋内的父亲，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打对方。然而在被杨绛女士描绘得如此紧张与危急的局势之中，她女儿竟完全不采取上述这些用来度过难关的应急措施，不顾自己正在厮打中的母亲，离开现场独自下楼去寻找居委会的主任来调解，这样的行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那么答案似乎只能是如此：她女儿当时根本就并不在场。“随手就打了她一耳光”，显然也就成了编造的谎言。我反复比较了杨绛与肖凤这两个文本对此的不同叙述，感到后者的说法更为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杨绛女士叙述两个“革命男女”抓住她的肩膀和衣领，把她按在地下，然后又提起来，又摔下去，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多回，当然就会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弄得头晕脑眩了，尽管如此她却还能够抓住对方的手指，咬下去还感到了相当的硬实，似乎又是十分的清醒，这样的叙述就显出了极大的矛盾。这场在殴斗中不断抛掷对方的惊险动作，确乎是被渲染得有声有色，然而两个文弱的知识分子，能有如此硕大的气力和高超的技巧吗？像这样激烈打斗的场面，恐怕只有京剧《三岔口》里技艺非凡的武打演员，才能够静悄悄地不发出任何声音来，是不是他们这三个正在打斗的人，也学会了如此高明的演技，否则仅仅是隔着一道木门背后的钱钟书，居然会听不到厮打的声音，不立即赶出来助阵，而要在这个激烈的场面告终之际，才开门而出。根据肖凤女士的文本，林非先生是在听到她疼痛得呼叫的声音时，急忙从小屋里赶出来的，钱钟书也应该是在此时闻声而出，才显得合情合理。这样比较起来的话，肖凤女士叙述得较为朴实的文本，就要比杨绛女士描摹得过于夸张的文本更显得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肖凤女士叙述林非先生在河南“五七干校”时，由于沉重的体力劳动，突患腰疾，曾卧床三月不能动弹，回京后还复发过多回，行走时都得小心注意。记得我在采访肖凤女士的时候，正值林非先生犯病卧床，不能行动，应该可以证明她讲的是符合事实的。肖凤女士也是文弱的书生，而且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他们两人怎么能像熟练的京剧或杂技演员那样，把对方上上下下地连续抛掷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共用的过道里那坚硬的石板地上，六十挂零的杨绛女士像这样“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居然还毫发无损，当天就展开了多方面的交涉活动？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中间，才会揪住对方的手指，才能狠狠地咬住，从而产生出硬实的感觉来，这不能不引起肖凤女士疼痛地大声呼叫，从而引起都在屋内的钱、林二人飞奔出来，引起钱钟书挥舞大棒打林非的事实。
对于这场在“文革”中间发生的小小的悲剧，杨绛女士这个文本的基调，是充满了一种宣泄私愤的强烈情绪，出现不少人身攻击的词汇也就并不稀奇了，而且有些情节也明显地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企图运用这样的办法去损害对方，这就不是一种正当和负责的态度了，这就和严肃地反思自己“不光彩”的一些苗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既然承认了自己这方的打了人和咬了人之后，竟还表示他们“堕落”到了对方的水平，这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十足的霸气。对于像杨绛女士这样著名的作家来说，写出如此缺乏应有胸怀和境界的文字，可以说是很令人失望的。而肖凤女士也被对方突然的攻讦所激怒，在进行澄清和论辩的过程中间，反弹出了一种过于激烈的愤慨的情绪，表示“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冒出这样的情绪来或许是在意料之中的，接着又进一步指责对方“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这又是被对方的泄愤所伤害之后，比赛着要激烈地向对方泄愤了，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从而也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你难道未曾想到过自己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条件，比在“文革”时期被百般无奈地不住挪动的惨状来，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倍？你难道未曾想到过大家在今天所具有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比在“文革”时期那种流离颠沛和丝毫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惨状来，又不知道要前进了多少倍？如果从这种历史的高度来反思“文革”时期悲惨的生存状态，肯定能够写出许多动人心弦的篇章来。
二、致《书屋》编辑部的一封信
【作者】林非
主编先生:
近好。
贵刊登载的两文都已看到对于“文革”那荒唐岁月中发生的往事，说起个人的恩怨来真是没完没了。譬如在当时搬迁后邻里纠纷的事儿，也常听说过，住在同一个单元里，难免会引起一些争执。最悲惨的是，有个工友在调整住房后，其年幼的女儿，竟被原先住户的儿子所凌辱。
许久以来在有些吹捧钱钟书和杨绛的文章中，早已用某些不实之词对我们进行攻击从杨绛那篇大肆诬陷的文章发表后，为了说明当时的实情，肖凤写了《林非被打真相》，我也写了《我被钱钟书殴打的前后经过》。此后就陆续出现了一批争论性的文章其作者有的是认识的，有的却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像传记文学作家陆仁先生，就曾读到过他的不少文章。而萧为这名字却从未听说过，总是钱钟书弟子的化名，学生替老师执言，该说是人之常情。不过本来似乎是无仇无怨的，何必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谩骂的话语?
有关跟何其芳先生的矛盾，也发生于我被钱钟书殴打之后在这场纠纷中间，我们并未动手，而他们却咬伤和打伤了我们，还八方出击地去告状:而像我这样可怜巴巴的底层小民，能够去找谁伸冤呢?却还挨了工宣队的一顿训斥、说是对方己经告到一位高官那里去了，如果要加以过问的话，就得遣送我去北大荒继续劳动。我觉得自己实在无辜，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厉害的克星?心里真觉得又恐惧又气愤又窝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要痛打他们一顿的念头，好歹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怎么能够野蛮地动手打人呢.,对方说是“听到传言”，我们宣布即将要毒打他们，尚未动手就这样广泛地宣传，不就让对方加强提防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子?然而作为说明对方内心的恐惧，倒是千真万确的，把我们打伤和咬伤了.他们却毫发无损，自然是昼夜都害怕我们会采取报复的行径。正因为此种心理时刻吞噬着他们的灵魂.于是就采取了“流亡”的途径，听说是前往他们女儿的住处去了几天之后，就有一位与他们经常交往的同事找我商量，说是已经跟几位领导谈妥，将他在建国门外的两间住房让给我们，自己则搬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去安身，而让对方搬回原处来。我们很快前去观看了他的住房，原来他也是跟另外一家邻居合住的，还告诉我们两家也不太和睦。那么，我们如果搬迁过去.万一再跟别人有些什么纠纷，就会让对方舒舒服服与平平安安地看笑话，不真的成为愚不可及的傻子了?正在此时又听说了合住一个单元的小说史家孙楷第先生与明史专家谢国祯先生之间，刚发生过一场拳打脚踢的殴斗，总是由于住房的异常紧张，只能被安排着混杂在一起居住，才造成了这个令人唏嘘的后果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更坚决地拒绝了搬迁的方案。
这时候被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迟群所批准，刚出任领导的何其芳先生也很严厉地命令我，必须立即搬走.换回钱、杨二人。当我向他诉说自己的困难与忧虑时，他就很不耐烦地发了通脾气，严厉地催促我赶快执行命令，要不然就会处理我了。我暗暗思忖在“干校”时跟他住在同一间草棚底下，相处得相当融洽，现在却为什么丝毫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因为我没有服从这样的命令，后来想要从事的研究工作，竟也未获他的同意，心里觉得又苦恼又生气又害怕，却也感到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候着灾祸的降临，就致函“中央文革小组”告了他的状，当然是毫无结果。我在走投无路中竟把专制的渊数幻想成为保护小民的救星了，实在是万分的荒谬。至于将这说成是什么效忠信，那完全是恶意的歪曲。
关于朱寨先生咒骂我的事儿，我以前并未知悉。偶而见面时他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以为跟他并无仇隙。记得在“文革”期间，他跟随工宣队去南方外调有关人员的历史问题时，因为偷了一双长统胶鞋，被工宣队当众展示，进行批判。听说是他因为怜惜自己母亲没有胶鞋，下雨天去买菜时布鞋都湿透了，由于孝心的萌动才出此下策，所以是同情他的处境的。
我本来是想尽量不去涉及旁人的事情，既然萧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只好作出如实的陈述。贵刊也有责任将这发表出来，好让读者作出全面的判断，否则就不是公正的态度了。
此致
敬礼!
林非
【原载】 《书屋》2000年12期
三、钱锺书杨绛与林非肖凤打架事件的最新报道
穆正平
肖凤回应杨绛
杨绛先生《从"掺沙子"到"流亡》发表后，被杨绛称之为"男沙子"、"女沙子"和"革命男女"的打架事件当事方林非肖凤夫妇，怒不可遏；虽然他们在杨绛之前就已经对此事作过叙述，但显然未广为人知。现在，杨绛专门就此事发表文章，影响所及，难于估量，而且与他们先前的陈述出入极大，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迅速予以回应，表示要跟杨绛"奉陪"到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然而，杨绛是否见过林、肖先前关于此事的文章，她这篇《从"掺沙子"到"流亡"》是否是专为批驳先前林、肖的文章而作，就不好判断了。
肖凤的回应文章最早刊登在1999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上，题为《林非被打真相》，文前有编者的按语，全文如下：
本刊系纯学术研究刊物，由于特殊原因，本期破例刊登两篇与鲁迅研究本身无关的文章。今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杨绛先生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十二月一日《中华读书报》又予以转载。十二月四日，林非先生致本刊编辑部信说："已严肃要求两家报纸刊登澄清谣言的文章，等待他们的答复。已有新闻署负责人明确告知，如得不到公平处理，即可诉诸法律。"又说："已有主持公道和憎恶谣言的几位先生表示，可在有关报纸上发表澄清谣言的文章。寄上肖凤写的此文，务请在贵刊发表。"林非先生信中还表示："一个鲁迅研究者被谣言诬陷，作为研究鲁迅的权威刊物，发表另一方澄清事实的文章，应该是正常的，让广大读者判断，符合新闻公正的原则。"现将肖凤文章予以刊发，同时转载杨绛先生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其中是非曲直，读者定能作出正确判断。
但是，《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至今也没有刊出肖凤的回应文章。或许正是基于发表困难，作为"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林非，才不得不亟亟求救于《鲁迅研究月刊》。不用说，《鲁迅研究月刊》的读者人数远远赶不上《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26，《中华读书报》以《〈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有回应》为题对肖凤的回应作了几十字的报道，大概已含有答复林非要求"刊登澄清谣言的文章"的意思。而《南方周末》上至今未见任何来自林家的消息。可是，值得关注的是，该报却在三个月后，即2000年2月18日，照样是在发表杨文的"解密"版上，刊出了杨绛好友钱碧湘女士的文章《祸至不惧福至不喜――杨绛先生二三事》，手挥五弦，声援杨绛而批驳肖凤。作为传媒，《南方周末》的舆论导向早已明明白白了。
与上述两家大报形成对照的是北京《中国经济时报》、上海《文学报·大众阅读》。前者2000年1月21日登出肖凤的文章，标题也是《林非被打真相》；后者于2000年1月底出版的第1119期上刊出肖凤的文章，标题则为《林非被打来龙去脉》。两篇文章内容与《鲁迅研究月刊》上的一致，但详略不同。所以，肖凤的回应实际有三个版本：《鲁迅研究月刊》为初版，没有提杨绛的名字，只称之为"咬人者"；《中国经济时报》为再版，《文学报·大众阅读》为三版。它的善本也许是三个版本的汇校本。后面两版则直接点出杨绛的名字。再版本也有《编后话》，全文如下：
去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解密"版（第15版）发表了杨绛先生专供该报的一篇题为《从"掺沙子"到"流亡"》的文章。文章详细透露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在文革期间与同住一楼的林非（杨绛先生文中用×××代指）、肖凤夫妇的一段过节儿。
就在几天前，林非先生夫人肖凤先生给本报寄来这篇文章，文中从另一角度对此过节儿做了详细说明。本报在今天的文化版全文照发，以飨读者。
对于"文革"那段岁月，伤痛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出心灵。往事不堪回首，但往事确有许多还未对今天有个注脚，因此，这些回忆文章在今天才弥足珍贵。
本版编辑论年龄是几位先生的后辈，对"文革"也没有切身体验，对这期间的恩恩怨怨更摸不清头脑。因此，也就没有资格加以评论。
但传媒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为不同的声音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发表此文，以求得方家指正，并且，大家如果可以跳出自我的得失恩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入手去反思那段历史，反思因不正常的社会生活而引起的本不该有的是是非非，以对后人有所借鉴，不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吗？
应该说，《中国经济时报》并非人文知识分子阅读的大报，而这节出自青年编辑之手的《编后语》，文笔老到，表现了某些大报的某些名编辑、老编辑所不具备的优良品质。这是非常可贵的。而肖凤之所以将文章寄给该报，很可能是由于看到了伍立杨批评他们的文章。
《中国经济时报》的肖凤文章显然使许多读者深感吃惊，也可能受到拥护钱家者的抗议，该报就在同月28日依据杨绛原稿，重新刊发了杨绛的原文（文末写作日期"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不见《南方周末》本）。编者周到地加上了《编者按》：
1月21日本报刊登了肖凤先生的《林非被打真相》一文，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应。
应读者的要求，本报今天原文转发杨绛先生发表在199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以便读者深入了解这件事的是非曲直。
本报所发表的署名文章，均不代表本报观点。读者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机会。
肖文三版也有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杨绛先生《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发表后，"文革"期间钱锺书夫妇与林非夫妇打架一事得以公之于众。对事情的经过和是非曲折（直），双方各执一词。日前，林非夫妇致函本报，希望发表肖凤的文章《林非被打的来龙去脉》。本报今天特将杨绛和肖凤的文章一并刊出，并刊发有关报道，供读者一阅。
所谓"有关报道"，即该期《大众阅读》头版头条的文章《钱锺书、林非打架事件始末》，作者署名俞小石。但不幸得很，这篇文章含有抄录他人作品的成分。
肖凤如是反击杨绛
那么，针对杨绛的文章，肖凤又说了些什么呢？
肖凤说，钱锺书和杨绛是打人者和咬人者。当年，他们动口又动手，咬人又打人，并曾经"搬用在当时声势显赫的同窗，想通过他来整治我们"，但都"未能将我们置于死地"，于是便"不断"地"运用口头与书面的谎话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而此次杨绛在报纸上公开"发难"，不过是"想用谎言来蒙骗不知真相的读者"而已。
但是，肖凤始终没有提钱锺书的名字，用"杨绛的丈夫"做代替词；对钱锺书，她似乎并无多少恶感，至少不像对杨绛恶感那样深。例如她说：杨绛确实是造谣、攻击和欺负别人的能手，她曾经散布过自己丈夫的几位年轻同事"拿我们的钱不还"，后来连她丈夫都否认这谣言说："一切以我说的为准！""可见造谣的伎俩是如何轻率与离奇"。
杨绛说：革命男女一搬来，他们就看透了对方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肖凤说："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喧的话语。"
杨绛说：打架事件发生在12月2日。
肖凤说：不，1973年12月7日才是那"黑暗的日子"。肖凤的依据，三版编者特地注说明："林非先生称，肖凤记载日期据林非被打伤后医治的病历卡为证。"
杨绛说：林非和肖凤是"男沙子"和"女沙子"，搬进她家就是"掺沙子"。
肖凤说：搬家是因为"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而"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中青年夫妇的家庭"，其中好几位后来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一位还流亡到了国外。难道这些人都是"男沙子"和"女沙子"吗？
杨绛说：肖凤的婆母到北京来完全是为了分配住房充数，还绘声绘色地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杨绛还创作钱锺书的话语："要分房子了，我们得分掉两间，濮良沛要迎养母亲"云云。
肖凤说："这纯粹是撒谎！"婆母来是为了照顾月子，走是被逼无奈――"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再也不会听到杨绛编造的谎话，再也不会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
杨绛说：她对林家不薄，很够意思。
肖凤说："杨绛很讲究保养自己，吃鸡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
杨绛说：林家刚搬来，她就和钱锺书主动帮他们把楼下一个小孩摇篮搬上楼，可林家居然连个"谢"字都不说，难道"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难道我们"理该如此"？
肖凤说，他们两人挣钱不多（月工资118元），买不起儿童摇篮，儿子从未睡过摇篮。
杨绛说：她的女婿在革命男女搬进来之前就曾经向他们"说好说歹"，求他们宽限几天再搬进来，"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肖凤说：我只见过他女婿一面，而且还是侧面，他也从未跟林非和我说过话。
杨绛说：林非夫妇对她女婿的自杀幸灾乐祸。
肖凤说："我们正面临着种种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再说，林非此时正和杨绛的丈夫身在千里之外的"干校"，肖凤也远在河南劳改，又怎么可能一起在屋里"哈哈大笑"、高声嘲笑呢？"抹黑的谣言制造得实在太拙劣了"。
杨绛说：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钱家女婿自杀，所以故意问钱瑗："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呀？"
肖凤说：对她女婿的自杀，"我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
杨绛说，女婿自杀之事，严伯升是知道的，因为她和钱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
肖凤说，她女婿自杀，是后来听到同住一楼的严伯升"匆匆说起的"。
杨绛说，他们和林家阿姨、孩子，相处得很和谐。
肖凤说：我对杨绛最大的不满，就是她"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
杨绛说：打架一事起因于两家都争着请钟点工小陈洗衣服。
肖凤说：洗衣服的是个农村大娘，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
杨绛说：洗衣服就应该先给她家洗，因为人是她家请来的。
肖凤说：儿子半岁时，我就被迫到密云县的大山沟里劳动，后又到河南黄泛区的"五七干校"，拉耧、起猪圈、打扫厕所、割麦子、插秧、挖鱼塘等等，一干就是三年。这样，产后就未复原的身体终日疲惫不堪。林非则因在干校超负荷劳动，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三个月瘫痪在床。回京后，她工作单位离家二十多公里，每天带着孩子早出晚归赶公共汽车，还要带着孩子和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教书，下地，带儿子，照顾时而犯病的丈夫，"实在是疲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可是杨绛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为什么要如此着急？"
杨绛说：是肖凤先动手打了钱瑗一个嘴巴子。
肖凤说：钱媛根本就不在现场。"开始发生争吵时，在场的只有她和我，还有洗衣服的余嫂"，后来才出现林非和钱锺书。"我从未与她的女儿发生过任何冲突，既未吵过嘴，更绝对没有打过她。杨绛说我打她的女儿，也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想。"
杨绛说：她是出于母亲保护女儿的本能，才冲上去还手厮打的。实际上，这完全是"不自量力"，因为她根本就打不过对方，所以自己吃了亏，被"两个革命男女""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才"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的。而且，"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但还是"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
肖凤说：是杨绛"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忽然伸出双臂要抓我的脸庞"，我伸出手去挡她，她"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咬得鲜血淋漓"。"她这个动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而且，在整个打架过程中，自己虽然也动了口，但始终没有动手。打架时，林非的年龄是四十挂零，他们夫妇则六十挂零，然而最后"受伤的却是我们这对较为年轻的人，他们竟毫发无损"，这就是我们并未动手的证明――假如我们动手，吃亏的又岂能是我们？按杨绛文章只承认林非后来没有动手――"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
肖凤又说：杨绛声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多少次，我生孩子后一直在农村劳动，体力不支，林非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尚未复原，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谎话编造得实在太离奇了。而且既然已经如她自己所说的，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竟还要编造如此的谎话。"
杨绛说：钱锺书"劈头"打"革命男子"用的是破碎的晾手绢、袜子用的"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肖凤说：她丈夫双手举起的是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
杨绛说：革命男子被打后，"胳臂上有一块青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肖凤说：林非右臂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一片黑紫"。
杨绛说：打架后，革命男女"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
肖凤说："我连忙领林非去看病，医生一边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毒，之后，她主动开列了诊断证明书，嘱咐我们好生保存，以防对方继续行凶，让我们有个准备，这份证明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肖凤强调："因为她知道我们保存着林非被殴伤的诊断证明书，所以在进行人身攻击的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对我们又咬又打，还不得不承认如果林非没有及时伸手挡住木棒，击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绛说：钱锺书除了用棍子打林非，还用脚踹了他："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
肖凤说：此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是她的主观臆想"。
杨绛说：打架后，"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狠打门，打得砰砰响"，"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
肖凤说："我们被咬伤和打伤之后，立刻离开房屋去医院治疗，因为我的手指正在流血。"
杨绛说：打架事件过后一星期的１２月９日，他们便"逃走"了。
肖凤说：他们当天（１２月7日）就走掉了――"我忍受着手指的疼痛，搀扶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棗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
杨绛说：打架后，他们就去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我汇报，因为锺书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我们一处处汇报。"
肖凤说："第二天，在林非单位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宣队，就找林非训话，斥责林非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那男子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自己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工宣队威胁林非说要遣送他去北大荒继续劳动。他们还派人上我教书的学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人，要他来压制我。"
杨绛说，打架过后几天，他们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第一次感到了"恐怖"――"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而且，他们"听到传言"，下星期日革命男女"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肖凤说：真正感到恐惧的是我们――日夜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林非又被赶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积蓄的零钱，替林非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北大荒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我整天忧愁地思忖着，觉得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
杨绛说：男沙子林非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
肖凤说：林非早在"肃反"运动中就被指责为立场右倾，"反右派"运动中又被指责为犯有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受到过批判，面对着这样坎坷的遭遇，他从"文革"开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却还被"造反派"不依不饶地在长篇大字报上称为"漏网右派"，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
杨绛说："沙子"其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钱锺书对杨绛说："×××要迎养母亲，祖孙三代人，至少得住两间房。我答应分两间房"。
肖凤说：我一家三代四口住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虽小但很温馨，要不是又增加了一个保姆，我还不想搬家呢！
杨绛说：打架后，革命男女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
肖凤说：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母当时住在海峡的另一岸，与我生死不能往来。
杨绛说："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
肖凤说："可是那对夫妇不断通过口头和文字撒谎，再三地进行人身攻击。"
杨绛说："‘掺沙子'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肖凤说："现在我将二十六年前的这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杨绛再度编造谎话，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我恳请各位尊敬的朋友作出自己的判断。"
四、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从宗璞《东藏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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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前几年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从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寥寥数语、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如我的好朋友徐晋如所说：“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
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神仙的姿态冷眼看人，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与之相比，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并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走向“自由化”。
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杨绛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可惜还是留下了一点尾巴，被细心人抓到了。
读《东藏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在那战后纷飞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如同“铁磨铁”一般，真假倒是比较容易判断。而在相对和平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比如，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尽管学问博大，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冯友兰屈从于四人帮的玩弄，晚年未能保持西南联大时期的气节。而钱钟书被誉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误会。真正的知识分子，如班达所说，必须具备对超验真理的信仰，他们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于永恒和普遍。
我不知道钱钟书的为人为文为学，究竟为现当代中国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源，无论是“自由之思想”，还是“独立之人格”，似乎都谈不上。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概括，一生演戏、标榜学问的钱钟书，只是一个“知道分子”而已。我想，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的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改定
最后更新[2008-12-7]
文章标题： 《钱钟书与林非打架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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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林非打架公案
一、反思“文革”岁月的胸怀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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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林非、肖凤夫妇之间，在“文革”后期发生过的一场邻里纠纷，我原先也曾略有所闻，却知之不详，总觉得这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的琐事，如果双方都能够采取宽容和淡化的态度，不再对它絮絮叨叨地纠缠不休，而让它从冷却中渐渐消逝，未尝不是一桩明智之举。如果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反思或总结此种人生经历的话，那似乎就应该开阔自己的胸怀，提高自己的境界与情操，从反思“文革”中间种种历史阴影的角度出发，分析当时许多极不合理的潮流与措施，是如何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以及某些行为，从而对于有关的人们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样写起来才可能会具有启发读者的思想意义。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阅读了杨绛的《从“掺沙子”到“流亡”》（《南方周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读完之后真感到分外的惊讶和沉重，为什么要如此恶意地运用“沙子”等等的贬词（有的我不愿重复了，怕弄脏了自己的文章），向对方进行十分刻薄和凶狠的人身攻击呢？林非先生和肖凤女士真是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吗？我在好多年前为了要采访肖凤女士，阅读过不少描写和赞扬他们的文章，留下的美好印象跟杨绛女士的极端贬抑相比起来，其间的差距真是太大了，究竟孰真孰假呢？
一般说来当人们抵达了高龄的阶段之后，总应该变得更为旷达、慈祥和宽厚一些，可是为什么杨绛女士的这篇文章将对方咒骂得如此厉害？对方究竟如何深深地获罪于他们，从而形成了如此不可饶恕的深仇大恨？这篇文章最使我觉得惶惑的是，杨绛女士既然已经坦白地承认了，是钱钟书挥起大棒打了林非先生，如果不是林非先生用手臂挡住，击中头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说是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如果此种反思是很真诚的话，就不该再如此迫不及待地猛烈攻讦对方了。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文学报》，在同时刊载双方的文本时，还发表了谷泥先生的短评《不做“看客”》，说是文化人之间打架下手竟如此之狠，差点儿害了性命，充分证明了人性之恶。此话真是值得深思。为什么连自己都承认是殴打和咬噬了对方，却还要如此充满恶意地去攻讦对方呢？这真使我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肖凤在《林非被打真相》一文（《中国经济时报》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多少让我找到了一条寻求答案的途径，如果没有这样日积月累的仇恨的心情，确乎就不会出现杨绛女士如今撰写的这篇文章。原来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们单位的“革委会”在进行“斗批改”的阶段时，为了解决年轻研究人员的住房过于局促和拥挤，实行了一种在后来造成不少尴尬局面的调整住房的措施，把许多研究人员捏合到了一起居住。根据肖凤女士此文的说明，仅在这一座只有三十二个单元的四层小楼的公用住房之内，就同时搬进去十家年轻的研究人员，涉及到调整住房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也可见这个单位居住情况的异常紧张了。这种住房拥挤的情况，其实在当时是比比皆是的，因为从全国解放之后不久，就热衷于掀起一场又一场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还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却没有从整体上合理地解决社会生存环境的有关问题，认真负责地考虑去建造更多的房屋，不断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让众多的人们长期拥挤和混杂在一起居住，人们的生存状态真是处于一种悲剧性的氛围之中。
钱家原来是并不属于此种情况的幸运者，独自居住着一个单元，却在“文革”时期“斗批改”的阶段中间，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由此产生出不快与反感的情绪来，自然是完全合乎心理逻辑的；而肖凤女士也反复说明了自己家庭的迁徙，是因为护理他们新生婴儿的保姆，提出绝对不能与他们夫妇同住在只有一间狭窄的卧室内，而不请保姆帮忙，他们夫妇又无法上班，虽然经过了再三的犹豫，最后也只好作出迁徙的无奈选择。当时此种“斗批改”的措施，只能算是面对住房问题尖锐矛盾的一种粗糙的操作方法，除此之外或许确乎也找不出更为妥善的方案来，结果是造成了许多的人家，双方都处于别扭的环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呕气与吵架，往往就会成为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然而像杨绛女士表现得如此强烈和延续至今的仇恨的情绪，似乎也是较为罕见的。
今天回顾“文革”的往事，“造反派”早已成为一个具有恶谥意味的名称了，然而在当时作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又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正因为在当时作为“造反派”的成员，是一桩十分荣耀的事情，所以就必须是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这两个方面，都能够经得住检验的人们，才会被接纳和参加进去。肖凤女士的文章已经说明了，林非先生在“肃反运动”中的“右倾立场”，以及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早已受到过批判和处分，从“文革”开始之后，又被造反派张贴的长篇大字报上，批判为“漏网右派”，真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局势，怎么可能参加到这个“响当当”的行列中去，享有造反派的殊荣呢？如果这些传记作者在“文革”期间，竟敢给林非先生戴上这顶桂冠的话，肯定会被真正的造反派愤怒地批判为一种亵渎的行径。我早就从林非先生的《记赵树理》和《小灾小难》等散文中，得知他几十年来坎坷的生活历程，这肯定也不可能是预先编造好的假话，再加上杨绛女士文章中的确证，充分地说明了林非先生绝对不可能是当时的“造反派”。孔庆茂和爱默出于丑化自己传主对立面的目的，只是根据一些拨弄是非的误传，就不加调查与分析地随意写作，说明他们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太不严肃了。运用杨绛女士这篇文章中的说明加以对照的话，也显示了他们的这些文字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像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和侵凌一位著名学者的名誉权，就是从传记写作的道德原则来说，是不是问心有愧?
不知道杨绛女士是否阅读过这些传记材料？总是有下述的两种可能，一是也许由于写作生涯的过于忙碌，无暇去顾及那些文字；其二是也许在看到之后就让它去流传。她这一回的文章正是将对方说成“革命男女”，运用如此的模糊战术，将这个名词隐隐约约地引向“造反派”的方向。而当前不少年轻读者对于“文革”中间的许多情况，又往往是混混沌沌地搞不大清楚，于是此种老谋深算的良苦用心，不就容易达到自己进行如此引导的目的了吗？她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间，又将林非先生说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当时的所谓“整‘五·一六’”，是针对在剧烈斗争中一批垮台的造反派而言的，后来却又不了了之，成为“文革”中间一个至今尚未彻底解开的谜团。根据杨绛女士的此种说法，就更是从她自己“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的界定，又进一步把林非先生视为与“造反派”对立的人了。其实在“文革”时期的整个社会氛围里面，始终都分外地重视“政治表现”与“阶级出身”，参加“造反派”也好，整治“造反派”也好，都必需符合这样的两个条件。在政治与思想上屡受批判和处分的林非先生，无疑是不可能被畀以如此的重任，立下这种功勋的。
杨绛女士在叙述当时分配房屋的过程中，说是林非先生的母亲从南方特地赶来充数，充完了数又被匆匆地打发回去，肖凤女士已经对此作了辩诬。我早就阅读过林非先生的散文《儿子的生日》《母亲的爱》这些篇章，知悉了老人在事先就早已前来北京与他们夫妇团聚，也知悉了老人的聪慧和母子间的深情，将这两者对照起来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证明肖凤女士的论辩是属实的。更何况从谁都难于动摇的母爱这种角度来说，也不可能出现像杨绛女士那篇文章中所编排的这些对话。为了给对方抹黑而不惜虚构出经不起推敲的话语，从而也伤害了已经安息于九泉底下的无辜的老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可取了。
杨绛女士叙述当天发生纠纷的情况时，说是对方在共用的过道里随手就打了她女儿一个耳光，她才冲上前去厮打的，她女儿拉曳着想加以阻止却拖不动她，可见她使出的气力极大。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狠命的厮打，她女儿只要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就首先会考虑到赶紧护卫自己的母亲，或者是赶快把两人拉开，或者是呼唤在屋内的父亲，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打对方。然而在被杨绛女士描绘得如此紧张与危急的局势之中，她女儿竟完全不采取上述这些用来度过难关的应急措施，不顾自己正在厮打中的母亲，离开现场独自下楼去寻找居委会的主任来调解，这样的行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那么答案似乎只能是如此：她女儿当时根本就并不在场。“随手就打了她一耳光”，显然也就成了编造的谎言。我反复比较了杨绛与肖凤这两个文本对此的不同叙述，感到后者的说法更为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杨绛女士叙述两个“革命男女”抓住她的肩膀和衣领，把她按在地下，然后又提起来，又摔下去，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多回，当然就会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弄得头晕脑眩了，尽管如此她却还能够抓住对方的手指，咬下去还感到了相当的硬实，似乎又是十分的清醒，这样的叙述就显出了极大的矛盾。这场在殴斗中不断抛掷对方的惊险动作，确乎是被渲染得有声有色，然而两个文弱的知识分子，能有如此硕大的气力和高超的技巧吗？像这样激烈打斗的场面，恐怕只有京剧《三岔口》里技艺非凡的武打演员，才能够静悄悄地不发出任何声音来，是不是他们这三个正在打斗的人，也学会了如此高明的演技，否则仅仅是隔着一道木门背后的钱钟书，居然会听不到厮打的声音，不立即赶出来助阵，而要在这个激烈的场面告终之际，才开门而出。根据肖凤女士的文本，林非先生是在听到她疼痛得呼叫的声音时，急忙从小屋里赶出来的，钱钟书也应该是在此时闻声而出，才显得合情合理。这样比较起来的话，肖凤女士叙述得较为朴实的文本，就要比杨绛女士描摹得过于夸张的文本更显得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肖凤女士叙述林非先生在河南“五七干校”时，由于沉重的体力劳动，突患腰疾，曾卧床三月不能动弹，回京后还复发过多回，行走时都得小心注意。记得我在采访肖凤女士的时候，正值林非先生犯病卧床，不能行动，应该可以证明她讲的是符合事实的。肖凤女士也是文弱的书生，而且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他们两人怎么能像熟练的京剧或杂技演员那样，把对方上上下下地连续抛掷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共用的过道里那坚硬的石板地上，六十挂零的杨绛女士像这样“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居然还毫发无损，当天就展开了多方面的交涉活动？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中间，才会揪住对方的手指，才能狠狠地咬住，从而产生出硬实的感觉来，这不能不引起肖凤女士疼痛地大声呼叫，从而引起都在屋内的钱、林二人飞奔出来，引起钱钟书挥舞大棒打林非的事实。
对于这场在“文革”中间发生的小小的悲剧，杨绛女士这个文本的基调，是充满了一种宣泄私愤的强烈情绪，出现不少人身攻击的词汇也就并不稀奇了，而且有些情节也明显地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企图运用这样的办法去损害对方，这就不是一种正当和负责的态度了，这就和严肃地反思自己“不光彩”的一些苗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既然承认了自己这方的打了人和咬了人之后，竟还表示他们“堕落”到了对方的水平，这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十足的霸气。对于像杨绛女士这样著名的作家来说，写出如此缺乏应有胸怀和境界的文字，可以说是很令人失望的。而肖凤女士也被对方突然的攻讦所激怒，在进行澄清和论辩的过程中间，反弹出了一种过于激烈的愤慨的情绪，表示“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冒出这样的情绪来或许是在意料之中的，接着又进一步指责对方“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这又是被对方的泄愤所伤害之后，比赛着要激烈地向对方泄愤了，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从而也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你难道未曾想到过自己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条件，比在“文革”时期被百般无奈地不住挪动的惨状来，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倍？你难道未曾想到过大家在今天所具有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比在“文革”时期那种流离颠沛和丝毫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惨状来，又不知道要前进了多少倍？如果从这种历史的高度来反思“文革”时期悲惨的生存状态，肯定能够写出许多动人心弦的篇章来。
二、致《书屋》编辑部的一封信
【作者】林非
主编先生:
近好。
贵刊登载的两文都已看到对于“文革”那荒唐岁月中发生的往事，说起个人的恩怨来真是没完没了。譬如在当时搬迁后邻里纠纷的事儿，也常听说过，住在同一个单元里，难免会引起一些争执。最悲惨的是，有个工友在调整住房后，其年幼的女儿，竟被原先住户的儿子所凌辱。
许久以来在有些吹捧钱钟书和杨绛的文章中，早已用某些不实之词对我们进行攻击从杨绛那篇大肆诬陷的文章发表后，为了说明当时的实情，肖凤写了《林非被打真相》，我也写了《我被钱钟书殴打的前后经过》。此后就陆续出现了一批争论性的文章其作者有的是认识的，有的却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像传记文学作家陆仁先生，就曾读到过他的不少文章。而萧为这名字却从未听说过，总是钱钟书弟子的化名，学生替老师执言，该说是人之常情。不过本来似乎是无仇无怨的，何必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谩骂的话语?
有关跟何其芳先生的矛盾，也发生于我被钱钟书殴打之后在这场纠纷中间，我们并未动手，而他们却咬伤和打伤了我们，还八方出击地去告状:而像我这样可怜巴巴的底层小民，能够去找谁伸冤呢?却还挨了工宣队的一顿训斥、说是对方己经告到一位高官那里去了，如果要加以过问的话，就得遣送我去北大荒继续劳动。我觉得自己实在无辜，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厉害的克星?心里真觉得又恐惧又气愤又窝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要痛打他们一顿的念头，好歹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怎么能够野蛮地动手打人呢.,对方说是“听到传言”，我们宣布即将要毒打他们，尚未动手就这样广泛地宣传，不就让对方加强提防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子?然而作为说明对方内心的恐惧，倒是千真万确的，把我们打伤和咬伤了.他们却毫发无损，自然是昼夜都害怕我们会采取报复的行径。正因为此种心理时刻吞噬着他们的灵魂.于是就采取了“流亡”的途径，听说是前往他们女儿的住处去了几天之后，就有一位与他们经常交往的同事找我商量，说是已经跟几位领导谈妥，将他在建国门外的两间住房让给我们，自己则搬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去安身，而让对方搬回原处来。我们很快前去观看了他的住房，原来他也是跟另外一家邻居合住的，还告诉我们两家也不太和睦。那么，我们如果搬迁过去.万一再跟别人有些什么纠纷，就会让对方舒舒服服与平平安安地看笑话，不真的成为愚不可及的傻子了?正在此时又听说了合住一个单元的小说史家孙楷第先生与明史专家谢国祯先生之间，刚发生过一场拳打脚踢的殴斗，总是由于住房的异常紧张，只能被安排着混杂在一起居住，才造成了这个令人唏嘘的后果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更坚决地拒绝了搬迁的方案。
这时候被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迟群所批准，刚出任领导的何其芳先生也很严厉地命令我，必须立即搬走.换回钱、杨二人。当我向他诉说自己的困难与忧虑时，他就很不耐烦地发了通脾气，严厉地催促我赶快执行命令，要不然就会处理我了。我暗暗思忖在“干校”时跟他住在同一间草棚底下，相处得相当融洽，现在却为什么丝毫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因为我没有服从这样的命令，后来想要从事的研究工作，竟也未获他的同意，心里觉得又苦恼又生气又害怕，却也感到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候着灾祸的降临，就致函“中央文革小组”告了他的状，当然是毫无结果。我在走投无路中竟把专制的渊数幻想成为保护小民的救星了，实在是万分的荒谬。至于将这说成是什么效忠信，那完全是恶意的歪曲。
关于朱寨先生咒骂我的事儿，我以前并未知悉。偶而见面时他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以为跟他并无仇隙。记得在“文革”期间，他跟随工宣队去南方外调有关人员的历史问题时，因为偷了一双长统胶鞋，被工宣队当众展示，进行批判。听说是他因为怜惜自己母亲没有胶鞋，下雨天去买菜时布鞋都湿透了，由于孝心的萌动才出此下策，所以是同情他的处境的。
我本来是想尽量不去涉及旁人的事情，既然萧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只好作出如实的陈述。贵刊也有责任将这发表出来，好让读者作出全面的判断，否则就不是公正的态度了。
此致
敬礼!
林非
【原载】 《书屋》2000年12期
三、钱锺书杨绛与林非肖凤打架事件的最新报道
穆正平
肖凤回应杨绛
杨绛先生《从"掺沙子"到"流亡》发表后，被杨绛称之为"男沙子"、"女沙子"和"革命男女"的打架事件当事方林非肖凤夫妇，怒不可遏；虽然他们在杨绛之前就已经对此事作过叙述，但显然未广为人知。现在，杨绛专门就此事发表文章，影响所及，难于估量，而且与他们先前的陈述出入极大，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迅速予以回应，表示要跟杨绛"奉陪"到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然而，杨绛是否见过林、肖先前关于此事的文章，她这篇《从"掺沙子"到"流亡"》是否是专为批驳先前林、肖的文章而作，就不好判断了。
肖凤的回应文章最早刊登在1999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上，题为《林非被打真相》，文前有编者的按语，全文如下：
本刊系纯学术研究刊物，由于特殊原因，本期破例刊登两篇与鲁迅研究本身无关的文章。今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杨绛先生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十二月一日《中华读书报》又予以转载。十二月四日，林非先生致本刊编辑部信说："已严肃要求两家报纸刊登澄清谣言的文章，等待他们的答复。已有新闻署负责人明确告知，如得不到公平处理，即可诉诸法律。"又说："已有主持公道和憎恶谣言的几位先生表示，可在有关报纸上发表澄清谣言的文章。寄上肖凤写的此文，务请在贵刊发表。"林非先生信中还表示："一个鲁迅研究者被谣言诬陷，作为研究鲁迅的权威刊物，发表另一方澄清事实的文章，应该是正常的，让广大读者判断，符合新闻公正的原则。"现将肖凤文章予以刊发，同时转载杨绛先生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其中是非曲直，读者定能作出正确判断。
但是，《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至今也没有刊出肖凤的回应文章。或许正是基于发表困难，作为"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林非，才不得不亟亟求救于《鲁迅研究月刊》。不用说，《鲁迅研究月刊》的读者人数远远赶不上《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26，《中华读书报》以《〈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有回应》为题对肖凤的回应作了几十字的报道，大概已含有答复林非要求"刊登澄清谣言的文章"的意思。而《南方周末》上至今未见任何来自林家的消息。可是，值得关注的是，该报却在三个月后，即2000年2月18日，照样是在发表杨文的"解密"版上，刊出了杨绛好友钱碧湘女士的文章《祸至不惧福至不喜――杨绛先生二三事》，手挥五弦，声援杨绛而批驳肖凤。作为传媒，《南方周末》的舆论导向早已明明白白了。
与上述两家大报形成对照的是北京《中国经济时报》、上海《文学报·大众阅读》。前者2000年1月21日登出肖凤的文章，标题也是《林非被打真相》；后者于2000年1月底出版的第1119期上刊出肖凤的文章，标题则为《林非被打来龙去脉》。两篇文章内容与《鲁迅研究月刊》上的一致，但详略不同。所以，肖凤的回应实际有三个版本：《鲁迅研究月刊》为初版，没有提杨绛的名字，只称之为"咬人者"；《中国经济时报》为再版，《文学报·大众阅读》为三版。它的善本也许是三个版本的汇校本。后面两版则直接点出杨绛的名字。再版本也有《编后话》，全文如下：
去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解密"版（第15版）发表了杨绛先生专供该报的一篇题为《从"掺沙子"到"流亡"》的文章。文章详细透露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在文革期间与同住一楼的林非（杨绛先生文中用×××代指）、肖凤夫妇的一段过节儿。
就在几天前，林非先生夫人肖凤先生给本报寄来这篇文章，文中从另一角度对此过节儿做了详细说明。本报在今天的文化版全文照发，以飨读者。
对于"文革"那段岁月，伤痛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出心灵。往事不堪回首，但往事确有许多还未对今天有个注脚，因此，这些回忆文章在今天才弥足珍贵。
本版编辑论年龄是几位先生的后辈，对"文革"也没有切身体验，对这期间的恩恩怨怨更摸不清头脑。因此，也就没有资格加以评论。
但传媒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为不同的声音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发表此文，以求得方家指正，并且，大家如果可以跳出自我的得失恩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入手去反思那段历史，反思因不正常的社会生活而引起的本不该有的是是非非，以对后人有所借鉴，不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吗？
应该说，《中国经济时报》并非人文知识分子阅读的大报，而这节出自青年编辑之手的《编后语》，文笔老到，表现了某些大报的某些名编辑、老编辑所不具备的优良品质。这是非常可贵的。而肖凤之所以将文章寄给该报，很可能是由于看到了伍立杨批评他们的文章。
《中国经济时报》的肖凤文章显然使许多读者深感吃惊，也可能受到拥护钱家者的抗议，该报就在同月28日依据杨绛原稿，重新刊发了杨绛的原文（文末写作日期"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不见《南方周末》本）。编者周到地加上了《编者按》：
1月21日本报刊登了肖凤先生的《林非被打真相》一文，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应。
应读者的要求，本报今天原文转发杨绛先生发表在199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的《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以便读者深入了解这件事的是非曲直。
本报所发表的署名文章，均不代表本报观点。读者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机会。
肖文三版也有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杨绛先生《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发表后，"文革"期间钱锺书夫妇与林非夫妇打架一事得以公之于众。对事情的经过和是非曲折（直），双方各执一词。日前，林非夫妇致函本报，希望发表肖凤的文章《林非被打的来龙去脉》。本报今天特将杨绛和肖凤的文章一并刊出，并刊发有关报道，供读者一阅。
所谓"有关报道"，即该期《大众阅读》头版头条的文章《钱锺书、林非打架事件始末》，作者署名俞小石。但不幸得很，这篇文章含有抄录他人作品的成分。
肖凤如是反击杨绛
那么，针对杨绛的文章，肖凤又说了些什么呢？
肖凤说，钱锺书和杨绛是打人者和咬人者。当年，他们动口又动手，咬人又打人，并曾经"搬用在当时声势显赫的同窗，想通过他来整治我们"，但都"未能将我们置于死地"，于是便"不断"地"运用口头与书面的谎话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而此次杨绛在报纸上公开"发难"，不过是"想用谎言来蒙骗不知真相的读者"而已。
但是，肖凤始终没有提钱锺书的名字，用"杨绛的丈夫"做代替词；对钱锺书，她似乎并无多少恶感，至少不像对杨绛恶感那样深。例如她说：杨绛确实是造谣、攻击和欺负别人的能手，她曾经散布过自己丈夫的几位年轻同事"拿我们的钱不还"，后来连她丈夫都否认这谣言说："一切以我说的为准！""可见造谣的伎俩是如何轻率与离奇"。
杨绛说：革命男女一搬来，他们就看透了对方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肖凤说："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喧的话语。"
杨绛说：打架事件发生在12月2日。
肖凤说：不，1973年12月7日才是那"黑暗的日子"。肖凤的依据，三版编者特地注说明："林非先生称，肖凤记载日期据林非被打伤后医治的病历卡为证。"
杨绛说：林非和肖凤是"男沙子"和"女沙子"，搬进她家就是"掺沙子"。
肖凤说：搬家是因为"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而"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中青年夫妇的家庭"，其中好几位后来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一位还流亡到了国外。难道这些人都是"男沙子"和"女沙子"吗？
杨绛说：肖凤的婆母到北京来完全是为了分配住房充数，还绘声绘色地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杨绛还创作钱锺书的话语："要分房子了，我们得分掉两间，濮良沛要迎养母亲"云云。
肖凤说："这纯粹是撒谎！"婆母来是为了照顾月子，走是被逼无奈――"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再也不会听到杨绛编造的谎话，再也不会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
杨绛说：她对林家不薄，很够意思。
肖凤说："杨绛很讲究保养自己，吃鸡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
杨绛说：林家刚搬来，她就和钱锺书主动帮他们把楼下一个小孩摇篮搬上楼，可林家居然连个"谢"字都不说，难道"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难道我们"理该如此"？
肖凤说，他们两人挣钱不多（月工资118元），买不起儿童摇篮，儿子从未睡过摇篮。
杨绛说：她的女婿在革命男女搬进来之前就曾经向他们"说好说歹"，求他们宽限几天再搬进来，"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肖凤说：我只见过他女婿一面，而且还是侧面，他也从未跟林非和我说过话。
杨绛说：林非夫妇对她女婿的自杀幸灾乐祸。
肖凤说："我们正面临着种种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再说，林非此时正和杨绛的丈夫身在千里之外的"干校"，肖凤也远在河南劳改，又怎么可能一起在屋里"哈哈大笑"、高声嘲笑呢？"抹黑的谣言制造得实在太拙劣了"。
杨绛说：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钱家女婿自杀，所以故意问钱瑗："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呀？"
肖凤说：对她女婿的自杀，"我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
杨绛说，女婿自杀之事，严伯升是知道的，因为她和钱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
肖凤说，她女婿自杀，是后来听到同住一楼的严伯升"匆匆说起的"。
杨绛说，他们和林家阿姨、孩子，相处得很和谐。
肖凤说：我对杨绛最大的不满，就是她"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
杨绛说：打架一事起因于两家都争着请钟点工小陈洗衣服。
肖凤说：洗衣服的是个农村大娘，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
杨绛说：洗衣服就应该先给她家洗，因为人是她家请来的。
肖凤说：儿子半岁时，我就被迫到密云县的大山沟里劳动，后又到河南黄泛区的"五七干校"，拉耧、起猪圈、打扫厕所、割麦子、插秧、挖鱼塘等等，一干就是三年。这样，产后就未复原的身体终日疲惫不堪。林非则因在干校超负荷劳动，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三个月瘫痪在床。回京后，她工作单位离家二十多公里，每天带着孩子早出晚归赶公共汽车，还要带着孩子和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教书，下地，带儿子，照顾时而犯病的丈夫，"实在是疲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可是杨绛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为什么要如此着急？"
杨绛说：是肖凤先动手打了钱瑗一个嘴巴子。
肖凤说：钱媛根本就不在现场。"开始发生争吵时，在场的只有她和我，还有洗衣服的余嫂"，后来才出现林非和钱锺书。"我从未与她的女儿发生过任何冲突，既未吵过嘴，更绝对没有打过她。杨绛说我打她的女儿，也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想。"
杨绛说：她是出于母亲保护女儿的本能，才冲上去还手厮打的。实际上，这完全是"不自量力"，因为她根本就打不过对方，所以自己吃了亏，被"两个革命男女""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才"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的。而且，"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但还是"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
肖凤说：是杨绛"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忽然伸出双臂要抓我的脸庞"，我伸出手去挡她，她"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咬得鲜血淋漓"。"她这个动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而且，在整个打架过程中，自己虽然也动了口，但始终没有动手。打架时，林非的年龄是四十挂零，他们夫妇则六十挂零，然而最后"受伤的却是我们这对较为年轻的人，他们竟毫发无损"，这就是我们并未动手的证明――假如我们动手，吃亏的又岂能是我们？按杨绛文章只承认林非后来没有动手――"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
肖凤又说：杨绛声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多少次，我生孩子后一直在农村劳动，体力不支，林非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尚未复原，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谎话编造得实在太离奇了。而且既然已经如她自己所说的，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竟还要编造如此的谎话。"
杨绛说：钱锺书"劈头"打"革命男子"用的是破碎的晾手绢、袜子用的"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肖凤说：她丈夫双手举起的是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
杨绛说：革命男子被打后，"胳臂上有一块青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肖凤说：林非右臂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一片黑紫"。
杨绛说：打架后，革命男女"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
肖凤说："我连忙领林非去看病，医生一边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毒，之后，她主动开列了诊断证明书，嘱咐我们好生保存，以防对方继续行凶，让我们有个准备，这份证明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肖凤强调："因为她知道我们保存着林非被殴伤的诊断证明书，所以在进行人身攻击的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对我们又咬又打，还不得不承认如果林非没有及时伸手挡住木棒，击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绛说：钱锺书除了用棍子打林非，还用脚踹了他："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
肖凤说：此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是她的主观臆想"。
杨绛说：打架后，"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狠打门，打得砰砰响"，"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
肖凤说："我们被咬伤和打伤之后，立刻离开房屋去医院治疗，因为我的手指正在流血。"
杨绛说：打架事件过后一星期的１２月９日，他们便"逃走"了。
肖凤说：他们当天（１２月7日）就走掉了――"我忍受着手指的疼痛，搀扶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棗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
杨绛说：打架后，他们就去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我汇报，因为锺书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我们一处处汇报。"
肖凤说："第二天，在林非单位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宣队，就找林非训话，斥责林非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那男子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自己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工宣队威胁林非说要遣送他去北大荒继续劳动。他们还派人上我教书的学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人，要他来压制我。"
杨绛说，打架过后几天，他们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第一次感到了"恐怖"――"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而且，他们"听到传言"，下星期日革命男女"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肖凤说：真正感到恐惧的是我们――日夜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林非又被赶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积蓄的零钱，替林非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北大荒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我整天忧愁地思忖着，觉得这对夫妇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
杨绛说：男沙子林非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
肖凤说：林非早在"肃反"运动中就被指责为立场右倾，"反右派"运动中又被指责为犯有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受到过批判，面对着这样坎坷的遭遇，他从"文革"开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却还被"造反派"不依不饶地在长篇大字报上称为"漏网右派"，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
杨绛说："沙子"其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钱锺书对杨绛说："×××要迎养母亲，祖孙三代人，至少得住两间房。我答应分两间房"。
肖凤说：我一家三代四口住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虽小但很温馨，要不是又增加了一个保姆，我还不想搬家呢！
杨绛说：打架后，革命男女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
肖凤说：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母当时住在海峡的另一岸，与我生死不能往来。
杨绛说："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
肖凤说："可是那对夫妇不断通过口头和文字撒谎，再三地进行人身攻击。"
杨绛说："‘掺沙子'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肖凤说："现在我将二十六年前的这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杨绛再度编造谎话，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我恳请各位尊敬的朋友作出自己的判断。"
四、钱钟书神话的破灭—从宗璞《东藏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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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联想起前几年李慎之先生的逝世，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李慎之是一位终身关怀民族前途命运、毕生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家，从不忌讳对现实进行尖锐批判。李老去世之后将近一个月，新华社才发表了一个寥寥数语、不冷不热的消息。正如我的好朋友徐晋如所说：“李先生逝世后，当然不会有人给他夫人打电话嘱其保重身体，就像当年钱钟书逝世时有人给杨绛打电话那样。然而，我却以为，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在钱钟书之上。”
李慎之对风雨苍黄的五十年有切肤之痛并在晚年全盘推倒自我，我尊重他；而钱钟书一直以《蜀山剑侠传》中“凡人打仗，事不关己”的神仙的姿态冷眼看人，我不会尊重他。李慎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作为“先进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的努力，无不烛照后人且薪火相传。与之相比，钱钟书一味刻薄人间的小说《围城》和一味炫耀博学的专著《管锥篇》，并不能构成当代文化的有机资源，并进而促进中国人生存状态走向“自由化”。
我一向对所谓的“钱学”不敢苟同。杨绛在为《钱钟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前面几句话看上去无比谦虚，其实都是为最后半句打伏笔。最后半句显然是皮里春秋、微言大义——虽然钱钟书不主张、不号召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研究，但依然有那么多人自愿将研究“钱学”作为毕生的“志业”；既然“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那么如今蔚为大观的“钱学”显然就是“严肃认真的研究”。这种吹捧方法当然又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明，简直就快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地步了。可惜还是留下了一点尾巴，被细心人抓到了。
读《东藏记》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在那战后纷飞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如同“铁磨铁”一般，真假倒是比较容易判断。而在相对和平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却面临着更大的考验。比如，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尽管学问博大，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冯友兰屈从于四人帮的玩弄，晚年未能保持西南联大时期的气节。而钱钟书被誉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文化昆仑”，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误会。真正的知识分子，如班达所说，必须具备对超验真理的信仰，他们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于永恒和普遍。
我不知道钱钟书的为人为文为学，究竟为现当代中国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源，无论是“自由之思想”，还是“独立之人格”，似乎都谈不上。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概括，一生演戏、标榜学问的钱钟书，只是一个“知道分子”而已。我想，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的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改定
最后更新[2008-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