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 ‘文化大革命’（一）
发表于5月 27, 2016由Shamseden, Zubay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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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夏提， 特邀作者
一晃，今年是中共魔头毛贼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尽管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东突厥斯坦、图博特，人们对‘文革’灾难的讨论被习近平政权限制在划定范围内；但是，海外大多数中文自由媒体，在一些信念坚定的中国民运人士引领下，纷纷发表文章，以回忆、评论的形式，揭露、谴责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人，及中共统治下东突厥斯坦、图博特、南蒙古各民族人民带来的极端灾难。
但是读遍中文揭露、谴责‘文化革命’的文章，几乎见不到有关东突厥斯坦、牵涉维吾尔人的 ‘文革’文章；仅有的几篇谈东突厥斯坦‘文革’的文章，也只涉及东突厥斯坦汉人移民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似乎，维吾尔人和‘文革’无关！？
真的是‘文革’和维吾尔人无关吗？维吾尔人难道没有遭遇‘文革’的灾难吗？答案当然是斩钉截铁的：非也！中共统治下哪有“世外桃源”？
如果说维吾尔人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我以为，绝不是夸张之谈！
以下，我就我个人，以幼小年龄经历的一点‘文革’印象，谈一谈‘文革’给维吾尔人带来的灾难。
作为1962年出生的我，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才四岁；初始发生的大多数事，似乎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很多印象。但有几起悲剧性事件，却一直挥之不去，大概是因为极不正常的缘故，才在一个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岁月难以抹灭的阴影；那些惨剧发生的准确时间，我不记得，大约是在‘文革’的中晚期。
（一）第一次看到死人，第一次知道自杀
那是个大早晨，我和朋友们一块儿去公社果园玩儿。对我们来说，公社果园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始森林。公社果园离我家不远，果园环绕一个两层的、半个距形俄式建筑物。一条小河横穿整个果园；我们有时翻墙进入果园，有时顺河沟穿围墙进入果园。
据大人们说，那大庄园，本来是伊犁维吾尔人伊克木∙别克∙霍加（Hekim Beg Ghoja）的避暑庄园；共产党来了之后将其没收，做了曲路海（Chuluqay）乡政府驻地；后来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了公社革委会的驻地。
那一天，我们一群小孩在一个叫阿吉（Haji）的、稍大点的孩儿头带领下，小心翼翼地翻墙进入了公社果园。大家刚刚往前走了一点；突然，带头的阿吉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喊叫，我们都吓了一跳，自然地都驻足看他；只见他目瞪口呆的站在一棵果树前，手颤抖着、指向挂在树上的一个脸色惨白的人，嘴里什么都说不出来。
几乎是瞬间，其他的孩子也开始有人哭叫了，大家转身不顾死活、大呼小叫着往回跑；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跑回家的，也不记得是翻墙、还是顺着河沟跑出果园的；反正是不顾一切地跑回家、冲进院子，扑向正在打扫院子的爷爷怀抱中；身体颤抖着、哭着，向爷爷结结巴巴地讲述刚刚看到的树上挂着人的惊恐场面。
爷爷似乎听明白了我惊恐的描述，他赶紧安慰了我一下，然后将我交给奶奶，快步走出了院子，走向了公社方向。
下午，我们由大人们的谈论知道了，那位挂在树上的人是一位公社的哈萨克领导，他是一位前民族军军官，因为连续被批斗，实在受不了，而选择上吊自杀。
因为伊斯兰教禁止自杀，所以这位哈萨克前民族军军官的死亡，在当时的整个伊宁县维吾尔、哈萨克人中也都轰动一时！大家都在为他的死亡离世惋惜的同时，似乎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道不尽的苦难。
再后来，又听说伊宁县的另一位维吾尔民族军前军官也自杀了，再往后是另一位……；似乎，伊斯兰教的自杀禁忌也挡不住苦难中的维吾尔、哈萨克人，在共产党肆无忌惮的人格侮辱面前，宁肯违背教规也要为了维护尊严而选择自杀的痛苦选择！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也是第一次看到上吊自杀的人！那张惨白惨白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
现在想一想，多大的心灵痛苦，多残酷的折磨，竟能使这些在殖民者的枪林弹雨中都能活着回来的维吾尔、哈萨克英雄儿女，却在自己家乡、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却选择了既违背自己信仰，又给亲人留下无尽痛苦的自杀方式去结束自己的人生。
（二）批判自己的父亲
大概是我在上维吾尔语小学二年的时候，应该是1968-69年的什么时间。
那时候，对我们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学习似乎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我们成天的学习任务，几乎都是背诵维吾尔语的‘毛主席语录’和一些我们不知道意思的口号。
当时，学校里有几位从城里来的年轻维吾尔老师，他们似乎特别喜欢让我们在外面排队占着，然后大声喊叫、背诵，他们教给我们的一些我们并不懂意思的口号；现在我猜想，那些口号应该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汉语口号、或‘毛主席语录’。
我们只是觉得热闹、好玩；只要不进教室，在外面喊叫，大家都喜欢；反正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喊叫什么，包括我们自己。现在我怀疑，包括那些热衷于教我们喊口号的那些年轻维吾尔老师，是否知道自己在教一些什么、在喊什么！？
一天，学校召开了全校大会；只见在临时搭起来的主席台上坐了几个人，中间坐着的是一个汉人，有人说他是李书记，大概是公社书记吧！他也是我们这些维吾尔小孩子自懂事以来，见过的唯一一个真汉人。
先是那位汉人书记讲话，我们不知道他讲了一些什么，没有听明白；到现在我也想不出来，他是使用汉语讲得话、还是用半截子维吾尔语讲的话；反正台下坐着的维吾尔学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讲了什么！大概那些和我们坐在一起的维吾尔老师也应该是一样的。
接着是其他几位维吾尔人领导讲话，我们也一样不知道他们讲了一些什么；应该可以肯定，当时的维吾尔官员都是百分之百讲维吾尔语的，但我们还是没有听明白他们讲的任何东西，反正他们就是啰里啰唆很长时间。
大概是在接近会议结束时，突然，会场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寂静；我们正在打闹、说笑的低年级学生也开始在惊讶中东张西望，试图找到让会场突然转入可怕寂静得原因。
顺着大家的目光望去，主席台上站着我们曲路海乡人人都极其尊重的阿斯穆∙阿凡迪（Asim Ependim）；一位，据我当时的理解力，全乡最有知识的维吾尔人！而且，阿斯穆∙阿凡迪还是全乡唯一一位被全乡人尊称为阿凡迪（维吾尔语先生的意思）的维吾尔人！
阿斯穆∙阿凡迪，是曲路海乡唯一大人、小孩都极为尊重的人；我们小孩子还有点怕他，见到阿斯穆∙阿凡迪远远走过来，就是曲路海的酒鬼也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更别说我们这些经常调皮捣蛋、干‘坏事’的小孩子了。
大概是因为爷爷是上曲路海清真寺伊麻木，也读过很多书的缘故吧，阿斯穆∙阿凡迪和我爷爷特别要好，他经常来我家和我爷爷交谈，他们一谈就是一天；甚至，有时阿斯穆∙阿凡迪会留在我家吃晚饭，然后很晚再回家。所以，对阿斯穆∙阿凡迪，我也非常熟悉；我还特别喜欢他带着他的小儿子祖农哥哥来我家。
多数时候，阿斯穆∙阿凡迪会带着祖农哥哥来；阿斯穆∙阿凡迪和爷爷聊天，祖农哥哥给我讲由他父亲阿斯穆∙阿凡迪听来的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的战斗故事；有时，一看到阿斯穆∙阿凡迪和祖农哥哥往我家走，我那一群小朋友们也会很快就聚集到我家院子里来；大家围着祖农哥哥，要求他给我们讲民族军打仗的故事。
祖农哥哥可会讲故事了，他读的书也多，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从祖农哥哥讲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了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知道了艾合买提江∙卡斯穆、艾尼∙巴图尔（Gheni Batur）、热孜万古丽（Rizwangul）等民族军英雄儿女。
今天，这位全曲路海乡维吾尔人敬重的阿斯穆∙阿凡迪，脖子上被挂了个大大的牌子，站在主席台上；他高大的身躯、大概是在牌子的重压下、略为弯曲，头稍稍低着；他的身边，一边站着一个手持冲锋枪的维吾尔民兵；这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民兵，站在阿斯穆∙阿凡迪身边，恶狠狠地看着他，似乎，如果阿斯穆∙阿凡迪稍不小心，他们就会把他一口吃掉。
大家呆呆地，以惊讶、惊恐的眼神看着主席台，等待着这突然出现的一幕如何发展。似乎，台下的学生、老师对此没有一点准备！
台上，身材高大的阿斯穆∙阿凡迪，还是一如既往，仍然以他那双犀利的眼睛、威严地直视着台下的学生、老师。大家似乎都在有意躲避他那双眼睛，害怕和他目光接触。
突然，从主席台的一边，祖农哥哥走进了大家的视线；他低着头，手里拿着一张纸，颤颤抖抖、摇摇晃晃地走向他父亲身边；可以看出来，因为祖农哥哥双手的剧烈颤抖，他手上的纸似乎要被扯烂、掉地下。
在台上一位领导的连扯带拽引导下，祖农哥哥走到他父亲身边站住了，但他仍然是低着头，不敢看他父亲。可怕的寂静，被台上一位领导打破，只见台上一位领导，高举起其右手，声嘶力竭的用维吾尔语喊着什么，大家也跟着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地喊着。
台上俩个民兵似乎因为喊叫而突然有了精神，立即从两边恶狠狠地抓住阿斯穆∙阿凡迪的双手，将其手向后硬压到了齐肩高，这使得阿斯穆∙阿凡迪的高大的身躯不得不弯下，弯到头几乎要触到地了。
阿斯穆∙阿凡迪的脸变得通红，喘着粗气；但他还在挣扎，想极力摆脱两个拉着他胳膊的民兵；但很显然，年过中年的阿斯穆∙阿凡迪不是两个年轻力壮民兵的对手。
一阵喊叫之后，那位领导对着祖农哥哥声色严厉地说了什么；之后，只见祖农哥哥拿起手上那张因其双手的颤抖，而变得皱皱巴巴的纸，低着头在念着什么；尽管大家在屏住呼吸、伸长耳朵，试图听清祖农哥哥在念什么，但还是白费力气，根本听不见！可以说，祖农哥哥只是在哽咽中嘟囔！
祖农哥哥嘀嘀咕咕都囔完之后，又是一阵领导带领下的声嘶力竭喊叫，但响应者更比之前寥寥。大家似乎还未从这一突然出现的沉重一幕缓过气来；似乎，大家仍然不敢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
在大家的惊讶、惊恐中会议结束；凶恶的民兵、极其粗暴地将阿斯穆∙阿凡迪，又是连扯带拽地押走了；几位领导也簇拥着汉人书记坐上一辆旧吉普车走了。
惊魂甫定的祖农哥哥孤独地站在台上，双眼无神；我战战兢兢地走过去，走到他跟前，拉了一下他的手，刚叫了一声：“祖农哥哥！”他就开始放声嚎啕大哭！他哭得好伤心，一阵又一阵的，似乎挺不下来；几位老师过来劝阻也不行。
记得，最后是有几个大人走过来，将祖农哥哥拉走送回了家，但他那凄厉、悲怆的哭声，自此，一直就在我耳边回响。
自那之后，祖农哥哥再也没有了笑脸，我们也没有听到他再讲过民族军的故事。
后来爷爷告诉我，祖农哥哥是被公社领导强逼去批判他父亲——阿斯穆∙阿凡迪，曲路海乡维吾尔人最敬重的一位——阿凡迪（先生）；那天的会上，祖农哥哥是在念公社领导替他写的、批判其父亲的稿子；尽管大家都知道祖农哥哥是被强逼的，但还是无法理解祖农哥哥怎么会答应公社领导去批判自己亲爱的父亲！？
再后来，听说阿斯穆∙阿凡迪被判了刑，罪名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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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的‘文化大革命’（二）
发表于6月 20, 2016由Shamseden, Zubay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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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夏提， 特邀作者
斋月来临之前，中共匆匆忙忙推出了《新疆的宗教自由状况白皮书》。当然，中共的目得是很明确的，以白皮书形式睁眼说瞎话、胡搅蛮缠，以指鹿为马的诡辩术掩盖东突厥斯坦普遍存在的、恶意压制维吾尔人宗教信仰的事实。
尽管白皮书零零碎碎、东拉西扯了半天，但还是一如既往——空洞无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确凿的、能够说服人的事实，更没有支持其论点的硬通货——证据！
与此相仿，驳斥中共白皮书论点的事实和证据却比比皆是，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在自治区各地方网站上，不仅可以很轻松地找到泛滥成灾的各类压制维吾尔人宗教自由的文章、新闻报道、图片，而且还可以在网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搜索到很多网友上传到各网页上的东突厥斯坦殖民政权各类地方性条规、禁令图片、各类标示牌！
就我个人自懂事以来的经历来看，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面临的、来自中共殖民政权的恶劣政治环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维吾尔人自始至终面临着中共殖民政权各种名义下的政治迫害、经济掠夺、宗教限制、文化同化。
对比我小时候经历的‘文化革命’时期，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处境则更为恶劣；面临的政治压迫更甚！
‘文化革命’时期，东突厥斯坦还没有那么多的中国政制移民，至少一些乡村、牧场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政治移民居住点；所以，中共殖民政权主要还是以煽动一些愚昧无知的维吾尔人斗维吾尔人、自相残杀为主要镇压手段。
现在不同了，中共殖民政权的恐怖触角不仅已经延伸到了乡村、牧场，而且还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私人的家庭、伊斯兰宗教场所，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当然，现在的中共政权不需要再煽动维吾尔人斗维吾尔人了。现在，只要维吾尔人有一点对中共政权不满的相反、骚动，一旦被中共无孔不入的维奸、密探们探知，中共殖民政权就直接出动军警、兵团汉人开枪血腥镇压，不留活口！
这些，不用我多说，都有事实为例，大家近几年来一直在目睹、经历、见证。
下面我再谈一点‘文化革命’期间，我以自己稚嫩的目光，见证的一些维吾尔民族经历的黑暗、恐怖！
焚书辱师
那是一个极其炎热的下午，我和村里的一群小孩正在全曲路海乡唯一的一个供销社门市部对面的河边玩耍。
门市部前面是上下曲鲁海乡通往公社、县城以及穿过曲路海进入山区的一条土路。这条土路，不仅到处是石头；且，说路上的土有半尺厚，一点也不夸张。
土路的对面是一条湍急的小河，宽约两三米；小河在流过门市部对面大约20-30米后，便穿越土路。门市部对面，穿过小河上的小桥，便是曲路海乡供销社。
在土路和小河之间，是一排郁郁葱葱、枝叶茂盛的老榆树。村里的大人们没事了都喜欢来到河边大榆树下坐着谈天、打扑克；来往于公社、县城及进山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有事没事也都喜欢在门市部、或对面大榆树下停留、休息、谈天。
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人又多，再加上清澈透明、哗哗流水的小河和搭窝大榆树的那些不知名小鸟的诱惑力；我们村里的小孩子，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之外，几乎都喜欢在那儿玩耍；在小河里捉鱼，爬树掏鸟窝是我们的日常。
偶尔，我们也会围着那些胆子大的东突厥斯坦民族军老战士，听他们讲东突厥斯坦民族军及伊力汗∙图热 (Ilihan Tore)、阿赫麦提江∙卡斯木（Ahmetjan Kasimi)的故事。
大概是接近黄昏的时候，门市部门前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开始停止正常广播通知什么；还未等我们小孩搞明白喇叭在说什么，就见大榆下坐着的大人都站起来向公社方向走开了；很快，村里男女老少也都走出家门向公社方向走去。
我们知道又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看大人们的脸色，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一群小孩跟着大人一块儿跑步冲向公社大院。实际上，公社大院离供销社门市部不远，走路大约5分钟路程。
只见公社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有人在喊口号；公社大门旁土路边上，胡乱地堆放着一大堆书，像一座小山。书堆后面靠公社门口的地方是一个高地，高地上站着公社几位维吾尔领导以及全乡唯一的汉人李书记。
李书记正对着那几位维吾尔领导指手画脚、趾高气昂地说着什么。
高地前、紧挨着书堆站着三个低着头胸前挂着大牌子、戴着纸糊高帽的，即将被批斗的维吾尔人，三人后边站着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持枪民兵。
三位被批斗的人，我都认识，一位是托赫特尤夫大叔（Tohtiyuf Aka），据大人说他在苏联学习过医学，还曾经是民族军军官；站在他身边的是阿卜杜拉爷爷（Abdulla Aka），他是村里做莫合烟（Mohurka）的；另一位是村里人极为敬重的伊斯拉夫拉∙大毛拉（Israpul Damollam），他是我爷爷的朋友，经常来我家。
大人们的眼睛一会儿愤怒地盯着高地上站着的几位，一会儿不无同情地看着三位低头站着的维吾尔人，一会儿惋惜地看着地上堆成山的书；他们咬着牙，沉默着；我们小孩则不知就里，试图搞清站着的三位是因为什么被批斗，地上堆着的是一些什么书！
那时，因为经常有这类的批斗会，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批斗会，但为什么批斗那些维吾尔人，我们小孩还是搞不大清楚。我问爷爷，爷爷总是回答说：“那些被批斗的人可能做错了什么事，慢慢会好的孩子；等你长大了，就知道啦。”
当时，我们小孩不仅知道了什么是批斗会，也知道了只要一家有一个人被批斗，那一家维吾尔人，全家就要厄运临头。
歇斯底里的一阵口号声打断了短暂的沉默；口号过后，是李书记讲话；李书记是用汉语讲的话，有一位维吾尔人译成维吾尔语；然后是公社维吾尔领导讲话，又是口号。
很快批斗会进入了高潮，只见在一阵口号声中，有人将堆成山的书本浇上汽油点着了；顿时，火光冲天，将黄昏后的曲路海天空照得透亮、惨白。站在前面围观的人群因为火焰散发的滚滚热浪，不得不向后退；火光下，三位被批斗维吾尔人的脸显得更加惨白；他们三人低着头、喘着气，汗流满面，很明显，他们在咬紧牙关坚持，避免自己因体力不支而倒在地上。
突然，一位当了民兵的村里老无赖，冲到了伊斯拉夫拉大毛拉面前；站在伊斯拉夫拉大毛拉后面的民兵，像是说好的，冲过来将其胳膊扭到了齐肩高；伊斯拉夫拉大毛拉被迫弯着腰站着，他长长的、花白胡子几乎要挨到地上了；那位无赖揪着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的胡子正在西斯底里地喊叫着。
很快，惨剧上演了，那位无赖民兵，从书堆边拿起一本正在燃烧的书，将火对着了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的胡子，“嗤”的一声，火光一闪，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的胡子没有了！一股烧焦了的糊味弥漫在空气中，似乎令人群难以呼吸。
人群出现了骚动，公社领导们有点慌乱；看到骚动的人群，李书记消失了；很快，从公社大院里跑来了很多的民兵；他们将骚动的人们围了起来。在一阵稀稀拉拉的口号过后，公社领导宣布批斗会结束，民兵们将土赫特尤夫大叔、阿卜杜拉爷爷、伊斯拉夫拉大毛拉五花大绑，押进了公社大院。
后来，听大人说，土赫特尤夫大叔因为在苏联学习过，而且参加过民族军，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判了十几年徒刑。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土赫特尤夫大叔；有大人说他越狱，跑回了苏联；也有人说，可能，他死在了中共的监狱。
后来我们也得知，阿卜杜拉爷爷因为将刚炒出锅的莫合烟放到了毛泽东像上，有人看到后，将他告发到公社，因此也以反革命罪被判了十几年的徒刑；后来，听说他出来了，回到了曲路海乡，当然是继续他的莫合烟事业。
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爷爷告诉我，是因为不仅家里搜出了很多有关伊斯兰教的书，包括《古兰经》；而且，其中有很多书是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期在伊犁印刷的；再加上伊斯拉夫拉大毛拉也曾经在中亚学习过伊斯兰教，被重判无期徒刑。
伊斯拉夫拉大毛拉，大概是在八十年代末走出了监狱，回到了曲路海，也来过我们家一两回，但很快，他也去世了。
和爷爷一起封斋
睡梦中的我，被爷爷、奶奶的说话声音弄醒了。我睁眼看，爷爷、奶奶正在吃饭。
我想是天亮了吗？爷爷奶奶是在吃早饭吗？不对，他们是点着煤油灯，围座在桌子边吃饭呢，可以肯定天没有亮；再看窗户、门；门是紧闭着，窗户上还挂着厚厚的褥子？
我一骨碌爬起来，来到桌子边，好奇的看着爷爷、奶奶。
看到我惊奇的眼光，爷爷示意我不要说话。爷爷走过来把我轻轻抱到他怀里，对着我耳朵说道：“听着，孩子！不要大声说话；我给你讲，今天开始是我们穆斯林的斋月，每一个健康的穆斯林都必须封斋！爷爷、奶奶从今天开始要封斋了；封斋就是白天不吃不喝，一直到太阳落山。太阳落山后才能吃饭。”
爷爷继续说道：“你还小，但如果你能够坚持，我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封斋；但必须记住，孩子，千万、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封斋！”
似乎，奶奶还是有点不放心，她将我抱过来，对着我耳朵说道：“孩子，你还记得伊斯拉夫拉大毛拉被批斗的事吗？”我脑海里浮现出那恐怖的一幕，急急点头回答：“记得奶奶，他们烧了很多的书，还烧了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的胡子。”
“记住孩子，”奶奶很严肃地看着我说道：“如果公社官员、或者民兵知道了我们在封斋的话，你爷爷就可能被他们抓走，也和你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爷爷一样，被批斗、烧胡子；所以，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在封斋，千万、千万！”
爷爷又指着紧闭的门和挂着被褥的窗户说道：“孩子，这是为了防范那些巡查的民兵发现家里有灯光而冲进来将我们抓走，所以，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封斋。”
我从未见过爷爷和奶奶这么严肃、这么再三叮嘱，我感觉到了这事的重大；再加上，我绝不希望有人抓走我亲爱的爷爷！所以我点头保证不说出去。
我也和爷爷、奶奶一块儿坐下吃了封斋饭；吃晚饭、礼完晨拜之后，爷爷推开炕上的羊毛席子，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又搬开一块儿大土砖，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本厚厚的书。
爷爷看着我，解释道：“这是《古兰经》孩子；那天的批斗会上，他们烧的书里就有很多《古兰经》，都是从别人家里搜来的；我把我们家的埋到地下，躲过了这一劫；斋月里，穆斯林要读《古兰经》，没有书怎么读？所以千万不能说出去，要不，咱家的《古兰经》也会被他们拿去烧了！”
奶奶又借机再三叮嘱道：“不光是《古兰经》要被拿去烧了，你爷爷也会被抓走了！”一听到爷爷会被抓走，我真的害怕了；我再一次点头保证不说出去。
爷爷开始轻轻地诵读《古兰经》了，奶奶虔诚地坐在他身边专著地听着；爷爷抑扬顿挫的诵读声，委婉动听；听着、听着，我渐渐又进入了梦乡。
大概是几天后的一个中午，爷爷正在院子里做木工活，突然，民兵队长和公社的几个官员走进了我们家院子，他们径直来到爷爷跟前；其中一位说到：“哈希姆，你有没有封斋？我们知道现在是斋月，上面有文件，要我们查一查过去的宗教人士，看他们是否还在封斋。”
爷爷一边继续做他的木工活，一边对他们说：“没有、没有，没有封斋。”说完，似乎要转移话题，爷爷对着奶奶喊道：“埃拉罕（Ｅｌａｈａｎ），请给客人们端茶来。”
很快奶奶端来了茶水，几位官员端起碗喝着茶，爷爷继续着他的木工活；突然，民兵队长似乎发现什么不对，他转身对爷爷说到：“哈希姆，你怎么自己不喝茶呢？”
爷爷不慌不忙地端起放在他身边的碗，抿了一下，说到：“我在喝呀，我刚才在你们来之前我就喝过了，现在还不太渴；你们喝，你们是客人吗。”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我真的怕这些人发现爷爷在封斋，把他给抓走了，我可不想爷爷被批斗，被烧胡子！
公社官员因为没有发现什么，有点不满足地离开了。
他们已离开，我一下就扑到爷爷怀里哭了起来，爷爷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说：“没事孩子，不用怕，他们走了。”我说：“他们强迫你喝水，破坏了你的封斋，爷爷。”爷爷坚定地说到：“孩子，真主在上，我只是抿了一下，并没有喝，我的斋并没有被破坏；再说，孩子，请记住，信仰和意念是个人心理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夺走、能摧毁；伊斯兰是我们千年的信仰，任何外来者都无法摧毁！”
爷爷的“木工房”
自我懂事以来，爷爷就一直在做木工，所以我想当然地以为爷爷是木匠。
只要不是和其他小朋友玩儿，我就常去爷爷的“木工房”，那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爷爷和村里的乌斯满（Osman Aka）爷爷一起在“木工房”做事；乌斯满爷爷也是爷爷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和爷爷聊天。
爷爷的“木工房”坐落于曲路海主干路上，离我家大约十分钟路程，门口一条小水沟，一年四季潺潺流水不断。
最令我惊奇的是，那个“不工房”非常、非常地大，里面积为宽敞、宏大，屋顶、窗户的装饰也极为漂亮，窗户也都非常大，采光极好，门还是双开门，房顶是绿色砖瓦；而且，门口绿树成荫，还有两颗大大的核桃树。
一天，我正在爷爷的“木工房”玩，中午，正当爷爷和乌斯满爷爷都停下来吃饭、喝茶休息时，家住在爷爷“木工房”对面的噶伊提大叔（Gayit Aka）走进了“木工房”。
噶伊提大叔走过来向爷爷、乌斯满爷爷致意后坐下聊天。
我因为和爷爷坐在一起吃饭，无意中第一次听到了噶伊提大叔非常尊重地称呼我爷爷“哈希姆伊玛目（Ｈashim Imam）”。我很惊讶，怎么爷爷变成了伊玛目，爷爷不是木匠吗？应该是哈希姆木匠呀？我搞糊涂了。
因为爷爷总是教育我大人谈话时不要插嘴问问题，我尽力将自己的好奇压下来，坚持到了晚上回家。
晚上一到家，我焦急地问奶奶，为什么噶伊提大叔尊称爷爷为哈希姆伊玛目。奶奶沉重的叹了口气、严肃地说道：“以后千万别告诉别人，也不要问别人这些事；你爷爷根本就不是木匠，孩子；你爷爷是清真寺的伊玛目！”
我知道爷爷经常偷偷地在晚上，紧闭门户之后，在灯下读一些厚厚的书，但不知道爷爷还是清真寺的伊玛目。当然，当伊玛目是要有学问的，我对爷爷的敬意更重了。我早就知道爷爷非常博学、知道的事情很多，非常有知识；但真的不知道爷爷还是伊玛目！
爷爷是清真寺的伊玛目？对我来说，这可是重大新闻；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发现呢？我继续刨根问底：“那，爷爷的清真寺在那儿？爷爷当伊玛目的清真寺在那儿？”
奶奶说：“你每天和爷爷去玩儿的那个‘木工房’，就是你爷爷过去当伊玛目的清真寺，你乌斯满爷爷就是那个清真寺的穆艾津（Ｍｅｚｉｎ）。”
那个又大又漂亮的“木工房”是清真寺！？爷爷是那个漂亮清真寺里的伊玛目！？我一个小孩一时还无法将这一切顺畅地消化、理解。
我一脸好奇地又问道：“那爷爷的清真寺怎么变成了‘木工房’呢，奶奶？”
奶奶四顾周围，确定附近没有他人之后，非常耐心地、又极其小心翼翼地说道：“孩子，很多事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现在你还太小；记住，汉人李书记来了之后，这里一切都变了；他们把你爷爷赶出了清真寺，把清真寺变成了木工房；你小的时候，你爷爷也曾经被带到县里强制学习，回来之后，就一直在他自己的清真寺做木工。”
我跑过去坐在爷爷的怀抱里，抚摸着爷爷粗糙的脸，有点难过地问道：“是真的吗，爷爷？那个木工房就是你过去当伊玛目的清真寺吗？”爷爷点点头没有出声，似乎我和奶奶的对话勾起了他对过去的回忆。
后来，那座清真寺又有“木工房”作了仓库，再后来是马厩！
大概是八十年代初，爷爷又回到了他曾经的清真寺；但那时的清真寺，早已经破败不堪、四处漏风。在当了几年的伊玛目后，爷爷将伊玛目职位转给了一位年轻人，自己完全退出了清真寺的事务。专心在家做他的木匠，一直到他去世为止；自那，爷爷一直就在自家院子里做木匠活，为邻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木工活！
后来，我问过爷爷为什么不继续当伊玛目，爷爷回答我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读了很多的书，走得、看得比我们多，现在是个老师；我知道，你很关心自己的民族，关心维吾尔人的未来出路；我问你，孩子，你相信共产党吗？相信这个汉人政权吗？我们年轻时，他们刚来，承诺过很多，但他们连一句承诺都没有实现；他们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爷爷有点悲观的看着我说到：“记住孩子，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不会让我们过安宁日子；过不了几年，他们还会继续折腾我们；我已经老了，经历了这么多，已经对他们不抱任何的希望了；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向真主祈祷给予维吾尔人平安，祈祷真主保佑你们平安！”
现在回头看，爷爷的话是对的，中共汉人政权还在继续折腾维吾尔人！维吾尔人还在继续偷偷摸摸地封斋，偷偷摸摸地礼拜。一不小心，就进监狱。
笼罩我幼小心灵很长一段时间的，一直挥之不去的烧胡子恐怖惨景，尽管没有再在东突厥斯坦出现，但汉人政权对维吾尔人胡子的不高兴还是有增无减！
至于烧书、仇视书本，我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也知道了，那也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一部分，更是汉人统治者的传统！
发表于5月 27, 2016由Shamseden, Zubay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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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夏提， 特邀作者
一晃，今年是中共魔头毛贼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尽管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东突厥斯坦、图博特，人们对‘文革’灾难的讨论被习近平政权限制在划定范围内；但是，海外大多数中文自由媒体，在一些信念坚定的中国民运人士引领下，纷纷发表文章，以回忆、评论的形式，揭露、谴责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人，及中共统治下东突厥斯坦、图博特、南蒙古各民族人民带来的极端灾难。
但是读遍中文揭露、谴责‘文化革命’的文章，几乎见不到有关东突厥斯坦、牵涉维吾尔人的 ‘文革’文章；仅有的几篇谈东突厥斯坦‘文革’的文章，也只涉及东突厥斯坦汉人移民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似乎，维吾尔人和‘文革’无关！？
真的是‘文革’和维吾尔人无关吗？维吾尔人难道没有遭遇‘文革’的灾难吗？答案当然是斩钉截铁的：非也！中共统治下哪有“世外桃源”？
如果说维吾尔人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我以为，绝不是夸张之谈！
以下，我就我个人，以幼小年龄经历的一点‘文革’印象，谈一谈‘文革’给维吾尔人带来的灾难。
作为1962年出生的我，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才四岁；初始发生的大多数事，似乎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很多印象。但有几起悲剧性事件，却一直挥之不去，大概是因为极不正常的缘故，才在一个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岁月难以抹灭的阴影；那些惨剧发生的准确时间，我不记得，大约是在‘文革’的中晚期。
（一）第一次看到死人，第一次知道自杀
那是个大早晨，我和朋友们一块儿去公社果园玩儿。对我们来说，公社果园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始森林。公社果园离我家不远，果园环绕一个两层的、半个距形俄式建筑物。一条小河横穿整个果园；我们有时翻墙进入果园，有时顺河沟穿围墙进入果园。
据大人们说，那大庄园，本来是伊犁维吾尔人伊克木∙别克∙霍加（Hekim Beg Ghoja）的避暑庄园；共产党来了之后将其没收，做了曲路海（Chuluqay）乡政府驻地；后来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了公社革委会的驻地。
那一天，我们一群小孩在一个叫阿吉（Haji）的、稍大点的孩儿头带领下，小心翼翼地翻墙进入了公社果园。大家刚刚往前走了一点；突然，带头的阿吉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喊叫，我们都吓了一跳，自然地都驻足看他；只见他目瞪口呆的站在一棵果树前，手颤抖着、指向挂在树上的一个脸色惨白的人，嘴里什么都说不出来。
几乎是瞬间，其他的孩子也开始有人哭叫了，大家转身不顾死活、大呼小叫着往回跑；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跑回家的，也不记得是翻墙、还是顺着河沟跑出果园的；反正是不顾一切地跑回家、冲进院子，扑向正在打扫院子的爷爷怀抱中；身体颤抖着、哭着，向爷爷结结巴巴地讲述刚刚看到的树上挂着人的惊恐场面。
爷爷似乎听明白了我惊恐的描述，他赶紧安慰了我一下，然后将我交给奶奶，快步走出了院子，走向了公社方向。
下午，我们由大人们的谈论知道了，那位挂在树上的人是一位公社的哈萨克领导，他是一位前民族军军官，因为连续被批斗，实在受不了，而选择上吊自杀。
因为伊斯兰教禁止自杀，所以这位哈萨克前民族军军官的死亡，在当时的整个伊宁县维吾尔、哈萨克人中也都轰动一时！大家都在为他的死亡离世惋惜的同时，似乎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道不尽的苦难。
再后来，又听说伊宁县的另一位维吾尔民族军前军官也自杀了，再往后是另一位……；似乎，伊斯兰教的自杀禁忌也挡不住苦难中的维吾尔、哈萨克人，在共产党肆无忌惮的人格侮辱面前，宁肯违背教规也要为了维护尊严而选择自杀的痛苦选择！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也是第一次看到上吊自杀的人！那张惨白惨白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
现在想一想，多大的心灵痛苦，多残酷的折磨，竟能使这些在殖民者的枪林弹雨中都能活着回来的维吾尔、哈萨克英雄儿女，却在自己家乡、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却选择了既违背自己信仰，又给亲人留下无尽痛苦的自杀方式去结束自己的人生。
（二）批判自己的父亲
大概是我在上维吾尔语小学二年的时候，应该是1968-69年的什么时间。
那时候，对我们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学习似乎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我们成天的学习任务，几乎都是背诵维吾尔语的‘毛主席语录’和一些我们不知道意思的口号。
当时，学校里有几位从城里来的年轻维吾尔老师，他们似乎特别喜欢让我们在外面排队占着，然后大声喊叫、背诵，他们教给我们的一些我们并不懂意思的口号；现在我猜想，那些口号应该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汉语口号、或‘毛主席语录’。
我们只是觉得热闹、好玩；只要不进教室，在外面喊叫，大家都喜欢；反正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喊叫什么，包括我们自己。现在我怀疑，包括那些热衷于教我们喊口号的那些年轻维吾尔老师，是否知道自己在教一些什么、在喊什么！？
一天，学校召开了全校大会；只见在临时搭起来的主席台上坐了几个人，中间坐着的是一个汉人，有人说他是李书记，大概是公社书记吧！他也是我们这些维吾尔小孩子自懂事以来，见过的唯一一个真汉人。
先是那位汉人书记讲话，我们不知道他讲了一些什么，没有听明白；到现在我也想不出来，他是使用汉语讲得话、还是用半截子维吾尔语讲的话；反正台下坐着的维吾尔学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讲了什么！大概那些和我们坐在一起的维吾尔老师也应该是一样的。
接着是其他几位维吾尔人领导讲话，我们也一样不知道他们讲了一些什么；应该可以肯定，当时的维吾尔官员都是百分之百讲维吾尔语的，但我们还是没有听明白他们讲的任何东西，反正他们就是啰里啰唆很长时间。
大概是在接近会议结束时，突然，会场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寂静；我们正在打闹、说笑的低年级学生也开始在惊讶中东张西望，试图找到让会场突然转入可怕寂静得原因。
顺着大家的目光望去，主席台上站着我们曲路海乡人人都极其尊重的阿斯穆∙阿凡迪（Asim Ependim）；一位，据我当时的理解力，全乡最有知识的维吾尔人！而且，阿斯穆∙阿凡迪还是全乡唯一一位被全乡人尊称为阿凡迪（维吾尔语先生的意思）的维吾尔人！
阿斯穆∙阿凡迪，是曲路海乡唯一大人、小孩都极为尊重的人；我们小孩子还有点怕他，见到阿斯穆∙阿凡迪远远走过来，就是曲路海的酒鬼也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更别说我们这些经常调皮捣蛋、干‘坏事’的小孩子了。
大概是因为爷爷是上曲路海清真寺伊麻木，也读过很多书的缘故吧，阿斯穆∙阿凡迪和我爷爷特别要好，他经常来我家和我爷爷交谈，他们一谈就是一天；甚至，有时阿斯穆∙阿凡迪会留在我家吃晚饭，然后很晚再回家。所以，对阿斯穆∙阿凡迪，我也非常熟悉；我还特别喜欢他带着他的小儿子祖农哥哥来我家。
多数时候，阿斯穆∙阿凡迪会带着祖农哥哥来；阿斯穆∙阿凡迪和爷爷聊天，祖农哥哥给我讲由他父亲阿斯穆∙阿凡迪听来的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的战斗故事；有时，一看到阿斯穆∙阿凡迪和祖农哥哥往我家走，我那一群小朋友们也会很快就聚集到我家院子里来；大家围着祖农哥哥，要求他给我们讲民族军打仗的故事。
祖农哥哥可会讲故事了，他读的书也多，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从祖农哥哥讲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了东突厥斯坦、民族军，知道了艾合买提江∙卡斯穆、艾尼∙巴图尔（Gheni Batur）、热孜万古丽（Rizwangul）等民族军英雄儿女。
今天，这位全曲路海乡维吾尔人敬重的阿斯穆∙阿凡迪，脖子上被挂了个大大的牌子，站在主席台上；他高大的身躯、大概是在牌子的重压下、略为弯曲，头稍稍低着；他的身边，一边站着一个手持冲锋枪的维吾尔民兵；这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民兵，站在阿斯穆∙阿凡迪身边，恶狠狠地看着他，似乎，如果阿斯穆∙阿凡迪稍不小心，他们就会把他一口吃掉。
大家呆呆地，以惊讶、惊恐的眼神看着主席台，等待着这突然出现的一幕如何发展。似乎，台下的学生、老师对此没有一点准备！
台上，身材高大的阿斯穆∙阿凡迪，还是一如既往，仍然以他那双犀利的眼睛、威严地直视着台下的学生、老师。大家似乎都在有意躲避他那双眼睛，害怕和他目光接触。
突然，从主席台的一边，祖农哥哥走进了大家的视线；他低着头，手里拿着一张纸，颤颤抖抖、摇摇晃晃地走向他父亲身边；可以看出来，因为祖农哥哥双手的剧烈颤抖，他手上的纸似乎要被扯烂、掉地下。
在台上一位领导的连扯带拽引导下，祖农哥哥走到他父亲身边站住了，但他仍然是低着头，不敢看他父亲。可怕的寂静，被台上一位领导打破，只见台上一位领导，高举起其右手，声嘶力竭的用维吾尔语喊着什么，大家也跟着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地喊着。
台上俩个民兵似乎因为喊叫而突然有了精神，立即从两边恶狠狠地抓住阿斯穆∙阿凡迪的双手，将其手向后硬压到了齐肩高，这使得阿斯穆∙阿凡迪的高大的身躯不得不弯下，弯到头几乎要触到地了。
阿斯穆∙阿凡迪的脸变得通红，喘着粗气；但他还在挣扎，想极力摆脱两个拉着他胳膊的民兵；但很显然，年过中年的阿斯穆∙阿凡迪不是两个年轻力壮民兵的对手。
一阵喊叫之后，那位领导对着祖农哥哥声色严厉地说了什么；之后，只见祖农哥哥拿起手上那张因其双手的颤抖，而变得皱皱巴巴的纸，低着头在念着什么；尽管大家在屏住呼吸、伸长耳朵，试图听清祖农哥哥在念什么，但还是白费力气，根本听不见！可以说，祖农哥哥只是在哽咽中嘟囔！
祖农哥哥嘀嘀咕咕都囔完之后，又是一阵领导带领下的声嘶力竭喊叫，但响应者更比之前寥寥。大家似乎还未从这一突然出现的沉重一幕缓过气来；似乎，大家仍然不敢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
在大家的惊讶、惊恐中会议结束；凶恶的民兵、极其粗暴地将阿斯穆∙阿凡迪，又是连扯带拽地押走了；几位领导也簇拥着汉人书记坐上一辆旧吉普车走了。
惊魂甫定的祖农哥哥孤独地站在台上，双眼无神；我战战兢兢地走过去，走到他跟前，拉了一下他的手，刚叫了一声：“祖农哥哥！”他就开始放声嚎啕大哭！他哭得好伤心，一阵又一阵的，似乎挺不下来；几位老师过来劝阻也不行。
记得，最后是有几个大人走过来，将祖农哥哥拉走送回了家，但他那凄厉、悲怆的哭声，自此，一直就在我耳边回响。
自那之后，祖农哥哥再也没有了笑脸，我们也没有听到他再讲过民族军的故事。
后来爷爷告诉我，祖农哥哥是被公社领导强逼去批判他父亲——阿斯穆∙阿凡迪，曲路海乡维吾尔人最敬重的一位——阿凡迪（先生）；那天的会上，祖农哥哥是在念公社领导替他写的、批判其父亲的稿子；尽管大家都知道祖农哥哥是被强逼的，但还是无法理解祖农哥哥怎么会答应公社领导去批判自己亲爱的父亲！？
再后来，听说阿斯穆∙阿凡迪被判了刑，罪名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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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的‘文化大革命’（二）
发表于6月 20, 2016由Shamseden, Zubay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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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夏提， 特邀作者
斋月来临之前，中共匆匆忙忙推出了《新疆的宗教自由状况白皮书》。当然，中共的目得是很明确的，以白皮书形式睁眼说瞎话、胡搅蛮缠，以指鹿为马的诡辩术掩盖东突厥斯坦普遍存在的、恶意压制维吾尔人宗教信仰的事实。
尽管白皮书零零碎碎、东拉西扯了半天，但还是一如既往——空洞无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确凿的、能够说服人的事实，更没有支持其论点的硬通货——证据！
与此相仿，驳斥中共白皮书论点的事实和证据却比比皆是，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在自治区各地方网站上，不仅可以很轻松地找到泛滥成灾的各类压制维吾尔人宗教自由的文章、新闻报道、图片，而且还可以在网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搜索到很多网友上传到各网页上的东突厥斯坦殖民政权各类地方性条规、禁令图片、各类标示牌！
就我个人自懂事以来的经历来看，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面临的、来自中共殖民政权的恶劣政治环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维吾尔人自始至终面临着中共殖民政权各种名义下的政治迫害、经济掠夺、宗教限制、文化同化。
对比我小时候经历的‘文化革命’时期，现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处境则更为恶劣；面临的政治压迫更甚！
‘文化革命’时期，东突厥斯坦还没有那么多的中国政制移民，至少一些乡村、牧场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政治移民居住点；所以，中共殖民政权主要还是以煽动一些愚昧无知的维吾尔人斗维吾尔人、自相残杀为主要镇压手段。
现在不同了，中共殖民政权的恐怖触角不仅已经延伸到了乡村、牧场，而且还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私人的家庭、伊斯兰宗教场所，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当然，现在的中共政权不需要再煽动维吾尔人斗维吾尔人了。现在，只要维吾尔人有一点对中共政权不满的相反、骚动，一旦被中共无孔不入的维奸、密探们探知，中共殖民政权就直接出动军警、兵团汉人开枪血腥镇压，不留活口！
这些，不用我多说，都有事实为例，大家近几年来一直在目睹、经历、见证。
下面我再谈一点‘文化革命’期间，我以自己稚嫩的目光，见证的一些维吾尔民族经历的黑暗、恐怖！
焚书辱师
那是一个极其炎热的下午，我和村里的一群小孩正在全曲路海乡唯一的一个供销社门市部对面的河边玩耍。
门市部前面是上下曲鲁海乡通往公社、县城以及穿过曲路海进入山区的一条土路。这条土路，不仅到处是石头；且，说路上的土有半尺厚，一点也不夸张。
土路的对面是一条湍急的小河，宽约两三米；小河在流过门市部对面大约20-30米后，便穿越土路。门市部对面，穿过小河上的小桥，便是曲路海乡供销社。
在土路和小河之间，是一排郁郁葱葱、枝叶茂盛的老榆树。村里的大人们没事了都喜欢来到河边大榆树下坐着谈天、打扑克；来往于公社、县城及进山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有事没事也都喜欢在门市部、或对面大榆树下停留、休息、谈天。
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人又多，再加上清澈透明、哗哗流水的小河和搭窝大榆树的那些不知名小鸟的诱惑力；我们村里的小孩子，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之外，几乎都喜欢在那儿玩耍；在小河里捉鱼，爬树掏鸟窝是我们的日常。
偶尔，我们也会围着那些胆子大的东突厥斯坦民族军老战士，听他们讲东突厥斯坦民族军及伊力汗∙图热 (Ilihan Tore)、阿赫麦提江∙卡斯木（Ahmetjan Kasimi)的故事。
大概是接近黄昏的时候，门市部门前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开始停止正常广播通知什么；还未等我们小孩搞明白喇叭在说什么，就见大榆下坐着的大人都站起来向公社方向走开了；很快，村里男女老少也都走出家门向公社方向走去。
我们知道又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看大人们的脸色，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一群小孩跟着大人一块儿跑步冲向公社大院。实际上，公社大院离供销社门市部不远，走路大约5分钟路程。
只见公社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有人在喊口号；公社大门旁土路边上，胡乱地堆放着一大堆书，像一座小山。书堆后面靠公社门口的地方是一个高地，高地上站着公社几位维吾尔领导以及全乡唯一的汉人李书记。
李书记正对着那几位维吾尔领导指手画脚、趾高气昂地说着什么。
高地前、紧挨着书堆站着三个低着头胸前挂着大牌子、戴着纸糊高帽的，即将被批斗的维吾尔人，三人后边站着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持枪民兵。
三位被批斗的人，我都认识，一位是托赫特尤夫大叔（Tohtiyuf Aka），据大人说他在苏联学习过医学，还曾经是民族军军官；站在他身边的是阿卜杜拉爷爷（Abdulla Aka），他是村里做莫合烟（Mohurka）的；另一位是村里人极为敬重的伊斯拉夫拉∙大毛拉（Israpul Damollam），他是我爷爷的朋友，经常来我家。
大人们的眼睛一会儿愤怒地盯着高地上站着的几位，一会儿不无同情地看着三位低头站着的维吾尔人，一会儿惋惜地看着地上堆成山的书；他们咬着牙，沉默着；我们小孩则不知就里，试图搞清站着的三位是因为什么被批斗，地上堆着的是一些什么书！
那时，因为经常有这类的批斗会，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批斗会，但为什么批斗那些维吾尔人，我们小孩还是搞不大清楚。我问爷爷，爷爷总是回答说：“那些被批斗的人可能做错了什么事，慢慢会好的孩子；等你长大了，就知道啦。”
当时，我们小孩不仅知道了什么是批斗会，也知道了只要一家有一个人被批斗，那一家维吾尔人，全家就要厄运临头。
歇斯底里的一阵口号声打断了短暂的沉默；口号过后，是李书记讲话；李书记是用汉语讲的话，有一位维吾尔人译成维吾尔语；然后是公社维吾尔领导讲话，又是口号。
很快批斗会进入了高潮，只见在一阵口号声中，有人将堆成山的书本浇上汽油点着了；顿时，火光冲天，将黄昏后的曲路海天空照得透亮、惨白。站在前面围观的人群因为火焰散发的滚滚热浪，不得不向后退；火光下，三位被批斗维吾尔人的脸显得更加惨白；他们三人低着头、喘着气，汗流满面，很明显，他们在咬紧牙关坚持，避免自己因体力不支而倒在地上。
突然，一位当了民兵的村里老无赖，冲到了伊斯拉夫拉大毛拉面前；站在伊斯拉夫拉大毛拉后面的民兵，像是说好的，冲过来将其胳膊扭到了齐肩高；伊斯拉夫拉大毛拉被迫弯着腰站着，他长长的、花白胡子几乎要挨到地上了；那位无赖揪着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的胡子正在西斯底里地喊叫着。
很快，惨剧上演了，那位无赖民兵，从书堆边拿起一本正在燃烧的书，将火对着了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的胡子，“嗤”的一声，火光一闪，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的胡子没有了！一股烧焦了的糊味弥漫在空气中，似乎令人群难以呼吸。
人群出现了骚动，公社领导们有点慌乱；看到骚动的人群，李书记消失了；很快，从公社大院里跑来了很多的民兵；他们将骚动的人们围了起来。在一阵稀稀拉拉的口号过后，公社领导宣布批斗会结束，民兵们将土赫特尤夫大叔、阿卜杜拉爷爷、伊斯拉夫拉大毛拉五花大绑，押进了公社大院。
后来，听大人说，土赫特尤夫大叔因为在苏联学习过，而且参加过民族军，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判了十几年徒刑。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土赫特尤夫大叔；有大人说他越狱，跑回了苏联；也有人说，可能，他死在了中共的监狱。
后来我们也得知，阿卜杜拉爷爷因为将刚炒出锅的莫合烟放到了毛泽东像上，有人看到后，将他告发到公社，因此也以反革命罪被判了十几年的徒刑；后来，听说他出来了，回到了曲路海乡，当然是继续他的莫合烟事业。
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爷爷告诉我，是因为不仅家里搜出了很多有关伊斯兰教的书，包括《古兰经》；而且，其中有很多书是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时期在伊犁印刷的；再加上伊斯拉夫拉大毛拉也曾经在中亚学习过伊斯兰教，被重判无期徒刑。
伊斯拉夫拉大毛拉，大概是在八十年代末走出了监狱，回到了曲路海，也来过我们家一两回，但很快，他也去世了。
和爷爷一起封斋
睡梦中的我，被爷爷、奶奶的说话声音弄醒了。我睁眼看，爷爷、奶奶正在吃饭。
我想是天亮了吗？爷爷奶奶是在吃早饭吗？不对，他们是点着煤油灯，围座在桌子边吃饭呢，可以肯定天没有亮；再看窗户、门；门是紧闭着，窗户上还挂着厚厚的褥子？
我一骨碌爬起来，来到桌子边，好奇的看着爷爷、奶奶。
看到我惊奇的眼光，爷爷示意我不要说话。爷爷走过来把我轻轻抱到他怀里，对着我耳朵说道：“听着，孩子！不要大声说话；我给你讲，今天开始是我们穆斯林的斋月，每一个健康的穆斯林都必须封斋！爷爷、奶奶从今天开始要封斋了；封斋就是白天不吃不喝，一直到太阳落山。太阳落山后才能吃饭。”
爷爷继续说道：“你还小，但如果你能够坚持，我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封斋；但必须记住，孩子，千万、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封斋！”
似乎，奶奶还是有点不放心，她将我抱过来，对着我耳朵说道：“孩子，你还记得伊斯拉夫拉大毛拉被批斗的事吗？”我脑海里浮现出那恐怖的一幕，急急点头回答：“记得奶奶，他们烧了很多的书，还烧了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的胡子。”
“记住孩子，”奶奶很严肃地看着我说道：“如果公社官员、或者民兵知道了我们在封斋的话，你爷爷就可能被他们抓走，也和你伊斯拉夫拉大毛拉爷爷一样，被批斗、烧胡子；所以，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在封斋，千万、千万！”
爷爷又指着紧闭的门和挂着被褥的窗户说道：“孩子，这是为了防范那些巡查的民兵发现家里有灯光而冲进来将我们抓走，所以，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封斋。”
我从未见过爷爷和奶奶这么严肃、这么再三叮嘱，我感觉到了这事的重大；再加上，我绝不希望有人抓走我亲爱的爷爷！所以我点头保证不说出去。
我也和爷爷、奶奶一块儿坐下吃了封斋饭；吃晚饭、礼完晨拜之后，爷爷推开炕上的羊毛席子，在靠近窗户的地方，又搬开一块儿大土砖，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本厚厚的书。
爷爷看着我，解释道：“这是《古兰经》孩子；那天的批斗会上，他们烧的书里就有很多《古兰经》，都是从别人家里搜来的；我把我们家的埋到地下，躲过了这一劫；斋月里，穆斯林要读《古兰经》，没有书怎么读？所以千万不能说出去，要不，咱家的《古兰经》也会被他们拿去烧了！”
奶奶又借机再三叮嘱道：“不光是《古兰经》要被拿去烧了，你爷爷也会被抓走了！”一听到爷爷会被抓走，我真的害怕了；我再一次点头保证不说出去。
爷爷开始轻轻地诵读《古兰经》了，奶奶虔诚地坐在他身边专著地听着；爷爷抑扬顿挫的诵读声，委婉动听；听着、听着，我渐渐又进入了梦乡。
大概是几天后的一个中午，爷爷正在院子里做木工活，突然，民兵队长和公社的几个官员走进了我们家院子，他们径直来到爷爷跟前；其中一位说到：“哈希姆，你有没有封斋？我们知道现在是斋月，上面有文件，要我们查一查过去的宗教人士，看他们是否还在封斋。”
爷爷一边继续做他的木工活，一边对他们说：“没有、没有，没有封斋。”说完，似乎要转移话题，爷爷对着奶奶喊道：“埃拉罕（Ｅｌａｈａｎ），请给客人们端茶来。”
很快奶奶端来了茶水，几位官员端起碗喝着茶，爷爷继续着他的木工活；突然，民兵队长似乎发现什么不对，他转身对爷爷说到：“哈希姆，你怎么自己不喝茶呢？”
爷爷不慌不忙地端起放在他身边的碗，抿了一下，说到：“我在喝呀，我刚才在你们来之前我就喝过了，现在还不太渴；你们喝，你们是客人吗。”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我真的怕这些人发现爷爷在封斋，把他给抓走了，我可不想爷爷被批斗，被烧胡子！
公社官员因为没有发现什么，有点不满足地离开了。
他们已离开，我一下就扑到爷爷怀里哭了起来，爷爷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说：“没事孩子，不用怕，他们走了。”我说：“他们强迫你喝水，破坏了你的封斋，爷爷。”爷爷坚定地说到：“孩子，真主在上，我只是抿了一下，并没有喝，我的斋并没有被破坏；再说，孩子，请记住，信仰和意念是个人心理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夺走、能摧毁；伊斯兰是我们千年的信仰，任何外来者都无法摧毁！”
爷爷的“木工房”
自我懂事以来，爷爷就一直在做木工，所以我想当然地以为爷爷是木匠。
只要不是和其他小朋友玩儿，我就常去爷爷的“木工房”，那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爷爷和村里的乌斯满（Osman Aka）爷爷一起在“木工房”做事；乌斯满爷爷也是爷爷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和爷爷聊天。
爷爷的“木工房”坐落于曲路海主干路上，离我家大约十分钟路程，门口一条小水沟，一年四季潺潺流水不断。
最令我惊奇的是，那个“不工房”非常、非常地大，里面积为宽敞、宏大，屋顶、窗户的装饰也极为漂亮，窗户也都非常大，采光极好，门还是双开门，房顶是绿色砖瓦；而且，门口绿树成荫，还有两颗大大的核桃树。
一天，我正在爷爷的“木工房”玩，中午，正当爷爷和乌斯满爷爷都停下来吃饭、喝茶休息时，家住在爷爷“木工房”对面的噶伊提大叔（Gayit Aka）走进了“木工房”。
噶伊提大叔走过来向爷爷、乌斯满爷爷致意后坐下聊天。
我因为和爷爷坐在一起吃饭，无意中第一次听到了噶伊提大叔非常尊重地称呼我爷爷“哈希姆伊玛目（Ｈashim Imam）”。我很惊讶，怎么爷爷变成了伊玛目，爷爷不是木匠吗？应该是哈希姆木匠呀？我搞糊涂了。
因为爷爷总是教育我大人谈话时不要插嘴问问题，我尽力将自己的好奇压下来，坚持到了晚上回家。
晚上一到家，我焦急地问奶奶，为什么噶伊提大叔尊称爷爷为哈希姆伊玛目。奶奶沉重的叹了口气、严肃地说道：“以后千万别告诉别人，也不要问别人这些事；你爷爷根本就不是木匠，孩子；你爷爷是清真寺的伊玛目！”
我知道爷爷经常偷偷地在晚上，紧闭门户之后，在灯下读一些厚厚的书，但不知道爷爷还是清真寺的伊玛目。当然，当伊玛目是要有学问的，我对爷爷的敬意更重了。我早就知道爷爷非常博学、知道的事情很多，非常有知识；但真的不知道爷爷还是伊玛目！
爷爷是清真寺的伊玛目？对我来说，这可是重大新闻；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发现呢？我继续刨根问底：“那，爷爷的清真寺在那儿？爷爷当伊玛目的清真寺在那儿？”
奶奶说：“你每天和爷爷去玩儿的那个‘木工房’，就是你爷爷过去当伊玛目的清真寺，你乌斯满爷爷就是那个清真寺的穆艾津（Ｍｅｚｉｎ）。”
那个又大又漂亮的“木工房”是清真寺！？爷爷是那个漂亮清真寺里的伊玛目！？我一个小孩一时还无法将这一切顺畅地消化、理解。
我一脸好奇地又问道：“那爷爷的清真寺怎么变成了‘木工房’呢，奶奶？”
奶奶四顾周围，确定附近没有他人之后，非常耐心地、又极其小心翼翼地说道：“孩子，很多事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现在你还太小；记住，汉人李书记来了之后，这里一切都变了；他们把你爷爷赶出了清真寺，把清真寺变成了木工房；你小的时候，你爷爷也曾经被带到县里强制学习，回来之后，就一直在他自己的清真寺做木工。”
我跑过去坐在爷爷的怀抱里，抚摸着爷爷粗糙的脸，有点难过地问道：“是真的吗，爷爷？那个木工房就是你过去当伊玛目的清真寺吗？”爷爷点点头没有出声，似乎我和奶奶的对话勾起了他对过去的回忆。
后来，那座清真寺又有“木工房”作了仓库，再后来是马厩！
大概是八十年代初，爷爷又回到了他曾经的清真寺；但那时的清真寺，早已经破败不堪、四处漏风。在当了几年的伊玛目后，爷爷将伊玛目职位转给了一位年轻人，自己完全退出了清真寺的事务。专心在家做他的木匠，一直到他去世为止；自那，爷爷一直就在自家院子里做木匠活，为邻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木工活！
后来，我问过爷爷为什么不继续当伊玛目，爷爷回答我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读了很多的书，走得、看得比我们多，现在是个老师；我知道，你很关心自己的民族，关心维吾尔人的未来出路；我问你，孩子，你相信共产党吗？相信这个汉人政权吗？我们年轻时，他们刚来，承诺过很多，但他们连一句承诺都没有实现；他们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爷爷有点悲观的看着我说到：“记住孩子，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不会让我们过安宁日子；过不了几年，他们还会继续折腾我们；我已经老了，经历了这么多，已经对他们不抱任何的希望了；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向真主祈祷给予维吾尔人平安，祈祷真主保佑你们平安！”
现在回头看，爷爷的话是对的，中共汉人政权还在继续折腾维吾尔人！维吾尔人还在继续偷偷摸摸地封斋，偷偷摸摸地礼拜。一不小心，就进监狱。
笼罩我幼小心灵很长一段时间的，一直挥之不去的烧胡子恐怖惨景，尽管没有再在东突厥斯坦出现，但汉人政权对维吾尔人胡子的不高兴还是有增无减！
至于烧书、仇视书本，我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也知道了，那也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一部分，更是汉人统治者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