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武装干涉苏俄中的作用
张镇强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的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活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各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争论很大。苏联和我国史学界多数认为威尔逊是这次干涉的积极组织者〔1〕，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美国在这次活动中，“起了突出的作用”。〔2〕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不尽其然，特以本文表明个人看法，以供讨论。
一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苏俄的诞生给资本主义的堤坝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使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为了堵住资本主义溃决的缺口，他们决定用一切手段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从而出现了在１９１８年上半年开始的协约国帝国主义协同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活动。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为了维护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争夺世界霸权，他们之间又矛盾重重，即使在对具有共同仇恨和恐惧的苏维埃俄国问题上也是如此。因此，在策划和组织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过程中，协约国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日、意等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那么，主犯究竟是谁呢？客观事实表明，英法两国是这次武装干涉的主要策划者和鼓动者，美国政府特别是当时的总统威尔逊虽然也介入了这场罪恶活动，但不是肇事者和为首者，在某种程度上还起了阻滞和缓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作用。
美国最先介入武装干涉苏俄，始于在 俄国南部的活动。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６日，美国驻莫斯科总领事萨默斯向美国国务卿兰辛发回电报，传达了反动将领布拉西洛夫和阿列克赛夫要求美国给俄国南部顿河哥萨克地区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提供道义和财政支持。兰辛同其助手和顾问反复磋商，并同总统威尔逊商谈后，决定通过英法给在俄国南部的反动将领卡列丁以秘密财政支持，并且授权美国财政部驻协约国军事采购与财政委员会代表奥斯卡尔·Ｔ·克罗斯比与英法进行联系。但由于英国已经给俄国南部一些反动集团以财政支持，克罗斯比感到没有必要再由美国提供支持。所以，这种授权并没有被使用，而早期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中心也就没有掌握美国官方提供的基金。〔3〕
而且，威尔逊在同意兰辛这种活动时,也对他和国务院施加了限制.他拒绝了兰辛关于派斯坦利·沃什伯恩少校去俄国作４０天演讲旅游，以宣扬他的反布尔什维克观点。１２月末，威尔逊又支持乔治·克里尔拒绝国务院关于由公共情报委员会在俄国内部发动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战的建议。〔4〕
但兰辛的上述行动对后来的英法作出干涉苏俄的决定是有影响的。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英法两国签订了武装干涉和瓜分苏俄的所谓“英法关于在南俄行动对象的协定”，即“英－法备忘录”。协定把俄国南部和西南部分别划为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英法协定的缔结事先征询了美国政府的意见，或当时就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协定的文本。〔5〕
就在协约国作这些安排的同时，萨默斯派他的领事德维特 · Ｃ · 普尔来到罗斯托夫地区，旨在与卡列 · Ｊ · 阿列克赛夫建立接触。１９１８年１月２６日，普尔向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前驻俄大使弗朗西斯报告情况。大使告诉普尔，华盛顿无意承认俄国 的任何反布尔什维克势力。〔6〕
上述英法协定缔结后，英国立即派出一个强大的军事使团前往俄国南部，从此，南高加索地区为英国所控制。这时，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驻梯弗里斯领事史密斯只需向美国政府提供信息，同时保持同英法代表的密切接触，其他什么也不要干；而且一再提醒他不得使美国政府承担任何义务。〔7〕
由此可见，苏联某些历史著作说美国暗中以巨款贷与卡列丁，美国领事普尔竭力帮助卡列丁进行反革命活动〔8〕，是不准确的。
美国卷入苏俄远东地区的干涉活动始于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高潮时候。１９１７年夏末，海参崴地区的革命工人和士兵掀起革命风暴。后来，美国驻海参崴领事考德威尔两次要求政府派海军访问该港，理由是必须做一些事情使这一地区的局势不致恶化，否则，动乱就会相因而至，它将妨碍史蒂文斯铁路代表团计划〔9〕的实施，何况日本海军也将访问该港。
美国政府赞同考德威尔的建议，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奈特海军上将即率其旗舰布鲁克林号，于１１月２５日去海参崴访问。当时，苏俄正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后来苏联历史著作把布鲁克林号的访问解释为用枪口对准海参崴，以阻止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获胜。〔10〕布鲁克林号的来访也许有政治讹诈之意，但它在海参崴停留期间，并未导致对当地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武装镇压行动。相反，奈特还在布鲁克林号上设午宴招待“该城最著名的和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解除他们关于这次访问预示着美国将夺取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疑虑。〔11〕
１２月１１日，布鲁克林号驶离海参崴港以后，考德威尔又向华盛顿发电报，说该城局势并未改善，所有协约国领事都认为外国武装力量进入该城是合适的，美国军队进驻会更受欢迎。兰辛则在回电中告诫考德威尔：“无论如何，制止讨论或考虑现在派外国军队去海参崴的问题似乎是明智的，你可以这样忠告你的同行，如果他们再提出这一问题的话”。〔12〕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初，在巴黎的协约国高级政治家开始讨论在西伯利亚进行某种干涉的可能性。但一直未得到美国的明确赞同和支持。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０日，法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第一次公开和正式的呼吁，要求对西伯利亚实行全面军事干涉。呼吁强调法国政府为了保证可能遭受威胁的法国国民的安全，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在立即实行这些措施中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合作又是多么重要〔13〕。
尽管法国外交部举例证明当时有三个在伊尔库茨克的法国公民被杀，六个法国人在彼得格勒被杀，以激起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但美国政府却答复说：“美国政府倾向于相信拟议中的这种军事干涉并不是目前西伯利亚的情况所需要的……。所以美国政府遗憾地告知，它不能给阁下在照会中所提出的那个建议以支持。”〔14〕
法国政府的建议使日本更加公开强调应当允许它在西伯利亚单独进行干涉活动。日本外交大臣不仅向法驻日大使重申了这种立场，也向美国驻东京大使莫里斯作了同样声明，英国也同意日本的要求和立场。但当莫里斯将此事电告总统威尔逊后，威尔逊政府则指示莫里斯转告日本，“本政府所获得的信息表明，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并非那种引起震惊的情况……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在海参崴出现一艘以上的日本舰只，都有可能被误解，并产生一种对协约国政府宗旨的不信任感”。〔15〕
美国给日本的答复同时告知了法英两国政府。法国外交部长姆·皮肖表示尊重美国的观点，法国将不再进一步加剧这一事态。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意见纷纭，犹豫不决，但外交大臣巴尔福向美驻英大使佩奇表示他个人同意美国的立场〔16〕。
应该说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８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到１９１８年１月中旬这个期间内，协约国内部酝酿干涉苏俄过程中，英法是主要策划者，日本居第二位，美国基本上持反对态度。
二
协约国第一轮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活动，虽因美国反对或犹豫而未立即见诸大规模行动，并不等于英法等协约国的反苏活动偃旗鼓,相反,他们更加紧锣密鼓,加快了行动步伐。
１９１８年１月美国拒绝法国关于协约国联合干涉西伯利亚的建议后的第四天，英国政府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一份备忘录，建议让日本以协约国的委托管理国身份，占领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建议的理由是，整个俄国出现了无可补救的混乱景象，而现在各个地方组织已到处出现，通过鼓励和援助，可能使他们做一些事情来防止俄国立即和完全落入德国之手。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适宜的回答是由协约国占领西伯利亚铁路〔17〕。
英国的这一建议先交威尔逊的主要顾问豪斯上校。豪斯转交这一建议时对威尔逊说：“我从未改变我的意见，即派日本军队去西伯利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它没有什么我能够想到的可抵销其害处的军事好处。且不谈它可能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中引起的反感，它会由于种族问题，而激怒整个欧洲的斯拉夫人。”〔18〕
威尔逊看了英国的建议后，也在２月４日向兰辛表示坚决不同意英国的建议。他说：“这个计划里没有什么明智的可行的东西，我们应该很礼貌地拒绝参与这一计划的执行。”于是，美国国务院在２月８日给英国的答复中说：“美国政府掌握的情报并未使它同意英王陛下的政府关于对俄国事务的任何外国干涉将受到该国人民欢迎的看法。相反，美国政府认为，在目前，任何外国干涉俄国事务是最不合时宜的。”〔19〕
但这以后不久，日本外交大臣又向美驻日大使莫里斯表示，日本将单方面进行干涉，并已就此事征询英、法的意见，暗示美国无权制止日本的行动，希望美国不要干预。美国政府则在２月１３日仍以同样措词向日、英、法和中国政府致送声明，表示日本的要求如被接受，可能有害于与德 交战的大国的事业，强调干涉将引起俄国人民的反感，即使有任何必要占领中东铁路作为占领西伯利亚铁路的 一部分，也应由中国而不是由日本来执行〔20〕。
英、日两国单独对美国施加压力仍然未能如愿以偿，于是２月１８日和１９日两天，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常驻军事顾问们又开会讨论英国的建议，并让美国军事顾问布里斯向美国政府报告会议结论：“占领从海参崴到哈尔滨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所具有的军事好处超过任何可能的政治不利，建议在日本就其宗旨作出某种保证的基础上由日本军队来占领，并由一个协约国委员会来监督日本的行动。”由于布里斯在评论这一决定时降低了它的作用，而威尔逊和兰辛又比较听从军事顾问的意见，所以，协约国军事顾问们的这一决定仍未改变美国政府对英国建议已经采取的立场〔21〕。
这个时候，德国中断了同苏俄的谈判，重新发动了对苏俄的进攻，协约国借口德国可能控制整个俄国或西伯利亚，进一步加强了干涉苏俄的压力。各协约国驻俄大使馆甚至忙于收集所谓苏维埃政府对协约国援助的可能性越来越有兴趣的证据，来动摇美国政治家反对采取干涉的立场。因此，在２月的最后几天，美国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像拦河大坝溃决式的压力之中。法国外交部长告诉美驻法大使夏普，俄国形势最严重，请美国政府不要推迟行动，以致为时太晚，无法补救由于德国占领和平定俄国而造成的灾难。美国政府中很多驻外使节以及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些中、高级官员也向兰辛和威尔逊施加压力，要求改变美国政府反对干涉的立场。特别是２月２３日，美驻中国大使向美国政府报告，说日本政府将和中国政府合作，来恢复西伯利亚的秩序，使美国政府更感压力沉重。２月２４日，美驻日大使莫里斯又报告法国正和日本谈论由日本购买堆放在海参崴的储备物资；日本外交大臣也对法驻日大使说，日本干涉西伯利亚的一切准备就绪，只要英法同意，没有美国的同意日本也愿行动〔22〕。
２月２７日，英国新任驻美大使里丁勋爵向威尔逊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的一封电报，巴尔福重申要求美与英、法、意立即邀请日本占领西伯利亚铁路。英国大使还说，西伯利亚的德国战 俘正被 组织起来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与此同时，法驻美大使也向兰辛提交了法驻日大使给法国政府的电报抄本，内容同上述英国政府给美国政府的 电报一样。两国大使特别提到日本表示它在西伯利亚的行动是无私的，它的足迹最远只到乌拉尔山为止。
正是在这种难以承受的舆论压力和所谓日本在西伯利亚行动的无私的诱惑下，兰辛开始改变他原来坚决反对干涉苏俄的立场。兰辛的动摇当然对威尔逊产生了不好影响。３月１日早晨，威尔逊请兰辛于中午去白宫，兰辛认为总统已同意他改变立场，因此在会晤总统以前，就对英驻美大使里丁说，美国不能加入要求日本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的行列，但“将不表示反对”。〔23〕
兰辛在中午会见威尔逊时，威尔逊交给兰辛一份转交日本政府的电文草稿，表明威尔逊也同兰辛一样动摇了，他不再敢于反对协约国所敦促的行动。电文主旨是，美国政府不能同协约国一起要求日本政府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但不反对提出 这一要求，并相信日本军队将以俄国同盟者的身份进入西伯利亚，除了使西伯利亚免于德军的入侵和阴谋外，别无其他目的，等等。〔24〕
但是，这份电稿遭到豪斯和布里特的反对。豪斯认为，日本的干涉将会把俄国推入德国的怀抱，并给威尔逊写信说：“我们正处在非常微妙而危险的境地中，有可能失去你已献给协约国事业的那种美好的道德地位，你很谨慎建立的结构可能毁于一旦”。〔25〕布里特也对威尔逊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强调“总统必须以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名义反对日本入侵西伯利亚”，否则，“他就会失去作为世界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立即扣发了原电文，重拟了新的电文转交日本政府。电文主旨是：“（１）干涉政策会加强俄国的极端革命分子的地位，使俄国舆论失去对协约国和美国的信心；（２）它违反美国的民主的战争目标，并将致命地损害美国的精神地位。因此，美国反对日本干涉西伯利亚，即使日本保证它将不损害西伯利亚的政治或领土完整。”
３月６日，日本政府接到威尔逊的照会后，被迫以和解的口气答应日本将不在“美国和协约国其他大国之间达成适当谅解之前采取任何行动”。同时又说，如果西伯利亚的发展“危及日本的国家安全或根本利益，将不得不求助于立即而有效的自卫措施”。〔26〕
以上情况又看出，到１９１８年３月上旬，威尔逊在协约国的巨大压力之下，加上兰辛的影响，反对干涉的立场开始动摇，同时，又在豪斯等人的影响下，尚未彻底转 到支持干涉的立场上来。
三
由于威尔逊原先反对干涉的立场开始动摇，在英、法等国的进一步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终卷入了武装干涉苏俄的行列。
１９１８年３月，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德国在西线对协约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又重新提出武装干涉苏俄问题。３月中旬，伦敦再一次要求威尔逊批准日本的干涉，威尔逊拒绝了，但豪斯却倾向于同意。３月２３日，军事委员会在美国军事代表布里斯缺席情况下，决定支持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一带采取行动，并就此征求美国政府的意见。４月２５日，里丁访晤威尔逊，威尔逊再次表示怀疑对西伯利亚干涉的计划，但又使里丁感到他的态度有某些松动。〔27〕
５月１日至２日最高军事委员会通过第２５号联合照会，要求协约国支持将集中在海参崴、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捷克军队。威尔逊认为，美国对海参崴的干涉是行不通的，但赞成在摩尔曼斯克或阿尔汉格尔地区所作的任何军事努力，同时强调，即使在北部采取行动，最终目标也必须是“真正同情俄国人民，而不是恢复任何旧政体，或对俄国人民的政治自由进行任何干涉”。〔28〕
６月１日至３日，最高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抓住威尔逊在俄国北部问题上作出的让步，又通过第３１号联合照会，要求协约国派军队夺取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协约国的压力最终使威尔逊勉强同意在北部的作战行动。６月初，他派出了７０００美国部队到达俄国北部。〔29〕
紧接着，协约国需要进一步迫使美国政府参加对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里丁意识到要说服威尔逊，最好的办法是首先说服威尔逊的高级顾问，如豪斯、兰辛等人。英国的这一着果然奏效了。６月２１日，豪斯对威尔逊说，就俄国问题作出决定是“几天而不是几个月的问题”。〔30〕
威尔逊反对干涉苏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害怕日本永久占领西伯利亚。６月底，日本政府答复最高军事委员会，承诺尊重俄国领土和政治统一，威尔逊表示他“真正高兴地”读了这个答复。〔31〕
６月２９日，一部分捷克军队推翻海参崴苏维埃政权，控制了该城，并宣布与协约国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反对德国的东方战线。最高军事委员会迅速利用捷克人的行动，在７月２日通过致威尔逊的照会，要求威尔逊批准干涉西伯利亚计划，“以便使它在不太晚的时候得到执行”。照会指出：“如果不立即进行 干涉，势必给协约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英、法、意三国总理都在照会上签了字，以使文件变得更有力量〔32〕。
捷克军团夺取海参崴，为威尔逊改变立场，同意参与干涉西伯利亚提供了借口。这时，威尔逊可以把美国参与干涉说成是和协约国及捷克军队的共同努力。７月１６日，威尔逊在白宫召开的最高级会议上批准了在西伯利亚使用美国军队的行动计划。
威尔逊在决定参加干涉西伯利亚的同时宣布：“美国政府的支配性宗旨是为赢得战争而做任何必要和有效的事情。它希望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与各协约国政府合作，由衷地合作，因为美国没有自私的目的，并且相信战争只能通过共同商讨和行动的密切一致来赢得”。〔33〕同时指出，美国和协约国军队的唯一固有的作用是守卫在海参崴港的军用物资和援助捷克人，因为“军事干涉将增加俄国目前的悲惨混乱而不是医治它，伤害它而不是帮助它，因而对于我们欲求赢得反德战争的重要计划并无好处”。他要求协约国注意，他不会以更富野心的努力去推翻布尔什维克，或以任何其他途径去干涉俄国内部事务。〔34〕
四
威尔逊在作出参与西伯利亚干涉决定的同时，发表的上述政策声明表明，他的干涉宗旨主要不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那么，在随后协约国的实际武装干涉活动中，美国又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７日，美国国务院在给其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的备忘录中，正是按威尔逊上述原则作出指示的。备忘录规定美国“在俄国的军事活动只能是协助捷克斯拉夫人巩固他们的队伍，与他们的斯拉夫同胞之间的充分合作……”。〔35〕
但协约国并不完全同意威尔逊的方案，所以在整个干涉期间，由于干涉目标上的深刻分歧，美国和英、法、日等国在行动上并不一致。例如，威尔逊在作出美国参加西伯利亚干涉的决定时，只同意美、日各派７０００部队去西伯利亚，后来日本却不断增加在西伯利亚的兵力。当美国副国务卿布雷金里奇·朗主张与日本同步增兵时，威尔逊拒绝了。１９１８年夏秋之交，协约国也敦促美国政府增加其俄国远征军人数，英国驻美军事使节布里奇将军在７月２５日致函美陆军部长，主张重建东方战线。布里奇警告美国，如果允许在俄国的好机会失掉，它应对战争的延长，几百万美国人的伤亡，几十亿国库的开支等等负责。但威尔逊仍然拒绝屈服于这种压力，因为他无意扩大在俄国的军事活动，而是把美国反对德国的努力集中在西线，威尔逊的大多数顾问也赞成这个决定。〔36〕
９月中旬，法国也逼迫美国增派远征军。布里斯反对这一要求。美国陆军部长贝克支持布里斯的立场。９月２５日，威尔逊、兰辛和参谋长马奇将军在白宫开会，决定明确向协约国宣布，美国将不再向俄国的任何地方派遣部队。〔37〕结果，日本在西伯利亚远征军最终达７００００人，美国仍是当初的７０００人。
１９１８年秋季开始，协约国干涉军越来越具有反苏维埃性质。尽管威尔逊坚决拒绝增加美国对西伯利亚的卷入，协约国还是继续逼迫美国增兵。１０月８日，最高军事委员会无视布里斯的抗议，发出第３８号联合照会，要求努力重新开辟东方战线。照会要求美国加派五个营来补其在俄国北部的一个团，布里斯拒绝在照会上签字，并在联合照会附录中指出，“美国是非常勉强地考虑派远征军去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它同意参与这次行动， 但只提供很有限的军队份额，而且是为明确限定的目标服务的”。这个目标就是帮助捷克人撤出俄国，“加强俄国人自己也愿意接受援助的任何自治或自卫的努力，而不是帮助俄国人中的任何党去反对任何其他党，或反对任何俄国政府形式。”〔38〕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高尔察克反革命政权的出现成了协约国支持的主要目标。但１９１９年４月２日，威尔逊仍指示格雷夫斯，他的远征军只是“维持西伯利亚铁路两旁的秩序”。而格雷夫斯亦忠实地执行了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７日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精神和随后的威尔逊指示，坚守不干涉政策。例如，后来改变了政策立场的某些美国国务院代表，曾敦促增加对高尔察克的支持，包括对他的外交承认，而格雷夫斯仍然避免在俄国内战中偏袒一方，以致受到国务院的严厉批评。副国务卿波尔克曾在兰辛面前抱怨“格雷夫斯将军的绝对超越于俄国派别之间的内部冲突”，而不支持高尔察克，建议解除他的职务。威尔逊就此征询贝克的意见，贝克指出，格雷夫斯一直遵循他的命令，无懈可击。结果，格雷夫斯没有被免职〔39〕。
但由于美国国务院后来主张增加对高尔察克的支持，军方则反对插手俄国内部事务，这就使总统威尔逊无所适从。威尔逊本人自然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他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由于自身的弱点会自行垮台。但当时他最担心“俄国仍然可能成为帝国”，他需要找到和支持一个介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君主帝国之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权。他一方面认为高尔察克可能是这一政权的合适头目，一方面又怀疑他的自由主义色彩〔40〕。所以他对高尔察克有所支持也有所反对。摇摆不定，犹豫不决。
由于没有对格雷夫斯正式下达在军事上支持高尔察克的指令，在实际行动上格雷夫斯也就没有支持高尔察克。这种情况曾导致高尔察克对美国的不干涉政策的极大恼怒，一度发展到同美国远征军对抗。１９１９年５月初，格雷夫斯向美国政府报告说：“我们现在完全面临要么使用武力，要么撤走的困难局面，因为俄国军队正进入我们的地区，而且显然不仅藐视我们，实际上还企图夺取我们守卫铁路的职责。”〔41〕
格雷夫斯本人由于坚持不干涉立场，也遭到白俄以及英、法和日本头领们的极大敌意，他们广泛传播流言蜚语，说他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他的部队帮助“共产党人”。当诽谤运动达到高潮时，高尔察克部队司令官林诺夫派去特使对格雷夫斯说，如果他每月津贴高尔察克军队２００００美元，林诺夫可以使这种谣言终止。后来，林诺夫被一次群众暴动所威胁，英国委员伊利奥特向格雷夫斯告急。格雷夫斯微笑着说：“人民可以把林诺夫带到美军总部前面，把他吊死在电线杆上，没有一个美国士兵会可怜他”。〔42〕
１９１９年６月，苏俄红军对高尔察克军队展开全线反攻，高尔察克和其白卫军的灭亡指日可待。协约国在最后的绝望企图中，建议封锁俄国来挽救 白卫军，威尔逊拒绝参加这一行动，并对他的朋友万斯·麦考密克说：“俄国人民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43〕
威尔逊曾派驻日大使莫里斯赴西伯利亚实地了解高尔察克，莫里斯证实高尔察克处于军事失败边缘，承认他是领导一个腐败的军政府的反革命，但又表示，他宁可要高尔察克而不要布尔什维主义。而威尔逊仍不同意莫里斯的意见。
足见威尔逊政府虽然支持过高尔察克反革命政权，但不是一贯的和坚定的。威尔逊坚持要高尔察克制订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但又拒绝提供充分支持；在高尔察克作出了所需要的保证后，威尔逊仍然不信任他。到１９１９年夏秋之交，美国政府终于决定不承认高尔察克。奇怪的是，即使在那以后，威尔逊还考虑过运送一船武器给他〔44〕。但总的说来，高尔察克政府主要是得到英、法、日等国的支持。“英国的军装，法国的肩章，日本的烟草，高尔察克领着舞蹈”。〔45〕这首当时在俄国流行的小调也十分生动有力地表明，究竟谁是高尔察克的主要支持者。
即使对捷克军团，格雷夫斯也恪守不参与其反苏维埃政权活动的原则。捷克军团首领盖达伊曾建议格雷夫斯向伏尔加河进军和从东西进攻莫斯科，但格雷夫斯告诉盖达伊，只要他担任指挥官，美国士兵就不能被用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或者以任何别的方式干涉俄国内政……。”〔46〕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停战协定的签订，使协约国再也没有理由增加对俄国的干涉，以重新建立所谓东方战线了。美国政府中许多人都认为美国在俄国的远征军完全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就在１１月，贝克两次写信给威尔逊要求完全撤回美国在俄国的远征军。德国战败后，美国在俄国的远征军日益具有反布尔什维克的色彩。贝克对威尔逊说：“我不喜欢我所了解的布尔什维主义，但我觉得如果俄国人喜欢它，他们就有权利接受它，而我们则没有权利说，只有１０％的俄国人是布尔什维克，所以 我们要帮助另外９０％的俄国人抵抗布尔什维主义。”贝克指出美国唯一应做的事，是命令美国军队回国，并告知日本，我们在俄国的使命已全部完结，在那里再也没有什么事要做了。〔47〕
但是，甚至贝克也认识到撤退问题不可能在１１月完成，只能留在巴黎和会上解决。很简单，这是国际合作的代价。
巴黎和会召开时，苏俄业已站稳脚跟，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在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欧和中欧传播，这使英、法等国的统治集团愈益恐慌。他们建议使用武力作为防止布尔什维主义传播的手段，而美国人更懂得武力的有限性，反对使用武力继续干涉苏俄事务。
尽管在１９１９年初俄国北部已冰冻三尺，很难使军队移动，但美国军事顾问布里斯仍然在２月９日决定向威尔逊报告，美国士兵应该“尽快撤出，他们在那里没有做一丁点好事”。他希望表明美国的政策，使协约国放弃任何更加野心勃勃的干涉计划。〔48〕
除布里斯 的建议外，在１９１９年的整个冬天和春天，又有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在俄国的驻军士气日趋消沉，更加强了威尔逊政府尽快撤回远征军的决心。１９１９年２月英国要求调美军１５００人帮助修复摩尔曼斯克的铁路，威尔逊把这一要求转交布里斯处理，布里斯抓住这个机会再次要求撤回美军。布里斯告诉威尔逊，加派军队去该地的唯一目的应是帮助撤回那里的军队。威尔逊赞成这一主张。２月１３日，布里斯告知协约国，美国将派技术部队去帮助修复摩尔曼斯克铁路，使它能在冬季有效地供应和维持美国及协约国在那里的部队的需要，并促使它在春季气候条件允许下尽快撤出整个远征军。结果，英国同意了布里斯的条件。〔49〕
但英国实际上想进一步扩大反布尔什维克的干涉活动，不想真正撤退。４月２日，美国代表团收到驻阿尔汉格尔领事的报告，英国驻俄国北部干涉军司令爱德华·艾恩赛德打算把军队调入内地，以便与西伯利亚的协约国军队联合起来。４月２１日，布里斯告诉威尔逊，英国无意撤退，尽管如此，美军仍然应当撤走。〔50〕威尔逊同意考虑布里斯的意见。就在４月底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劳合·乔治对威尔逊表示要在军事上援助阿尔汉格尔地区对英国友好的有组织的集团。威尔逊坚定地回答：“美国公众不会同意再派任何更多的部队去那里。”后来他又通知美国巴黎和会海军顾问宾森将军，“就我们方面说，没有任何主动作战计划，我们打算做的事情只是保证安全撤退我们的陆军”。〔51〕
随着春天的到来，英国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不让它停止参与干涉活动，但威尔逊已作出撤退的决定，成功地抵住了协约国要求延长干涉的压力。６月６日宾森报告，美军已撤出阿尔汉格尔。四天以后，威尔逊向焦急的布里斯保证说：“我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的决心，我军的撤退决不会中断或拖延。”但到７月，协约国再次逼迫美国援助北部的远征军， 而美国仍继续撤兵，由于英国不敢单独行动，它也不得不在１９１９年夏季撤走了在北部的驻军。〔52〕
美军撤出俄国北部，表明威尔逊政府干涉的主旨不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那么，美军为什么又迟迟不从西伯利亚撤走呢？这主要是西伯利亚的形势非常复杂，不同于俄国北部。最重要的是，日本 远比英国更我行我素，它很少依赖美国的合作。威尔逊认为美军的撤退不会像在北部促使英军撤退一样，也促使日军撤退，因而美军不得不继续留在西伯利亚，以便保持对东京政策的某种影响。如果美军撤出，让日本在西伯利亚自由行动，它就会立即完全控制西伯利亚铁路。美国认为日本的最终目标是统治西伯利亚，而这是与威尔逊的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和避免以武力干涉俄国内部事务的意图相矛盾的。〔53〕
在协约国策划武装干涉苏俄的活动中，１９１９年１月开始的巴黎和会是一个重要的舞台。和会一开始，为了对付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英法政府的官员都建议派军队越过欧洲进入俄国。美国人则认为解决的手段在于重建，而不是用武力来进一步破坏。他们认为用子弹来反对思想意识是无效的，军队不可能改变产生这种思想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的更有潜力的武器是经济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布里斯在１月７日忠告威尔逊说：“我们必须以两种见解来看布尔什维主义，第一，作为一种思想……，第二，作为一种凭借军事力量的宣传。如果我们派足够数量的军队去占领一定的线路，我们能够阻止布尔什维克党人横过这条线路，但不能阻止布尔什维主义横过它。”布里斯建议用粮食和其他经济援助供应中欧地区，以帮助该地区建立“强大的民主的，能够自行抵抗共产主义诱惑的政府”。〔54〕
威尔逊接受了这种论证。他在１月１２日与劳合·乔治、克列孟梭会谈时，表示怀疑“布尔什维主义是否能用武力制止”。
正是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协约国开始寻找其他手段来反对布尔什维 主义的传播。劳合·乔治提议邀请俄国各派来巴黎举行会谈。由于法国坚决反对，后又建议改在马尔马拉海的王子岛举行。由于协约国和苏维埃政府未能就外交承认问题达成协议，王子岛会议也没开成。接着美国特使布利特访问莫斯科，企图找到一种外交解决办法，但也没有成功。
这些活动流产以后，很多人再次提议武力干涉苏俄。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下层官员也主张派军队去反对苏俄。但和会上的美国官员反对这种主张。２月中旬，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建议用军队去推翻俄国苏维埃政府，美国代表团一致决定美国不参与这种干涉。威尔逊也从华盛顿（当时他已中途回国）指示豪斯，非常明白而且坚决地表明“我们不与俄国作战”。〔55〕１９１９年３月，匈牙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法国代表团成员福煦元帅借口红色危险的加剧，提议协约国组织２００万远征军进攻苏俄，以便从源头上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威尔逊立即反对这一提议说：“人们用扫帚挡不住大潮”，“俄国人民是真诚地反对多少世纪的压迫和不公平的起义，用武力把它挡回去是不可能的”。〔56〕
综观上述情况，人们有一个总的印象，从１９１８年６月初和９月１日，美军分别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东部海参崴登陆以后，美国实际介入了武装干涉苏俄的活动。 尽管美国政府指令，美国远征军的任务是守卫西伯利亚铁路，不介入俄国内战，维持当地秩序，援助捷克人撤出俄国等，但维护铁路本身有利于高尔察克和捷克军团等的反苏维埃活动，美军也不可能完全不介入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因而首先应当肯定美军参与武装干涉所具有的反苏维埃性质。但是，从上述协约国的实际武装干涉过程看，美国的干涉显然不是主要的，其反苏维埃活动的主动性、坚定性、顽固性和残暴性远不及英、法、日等国。所以把美国的参与同英、法、日的策划 和组织等量齐观，甚至说美国也是积极组织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
威尔逊政府对苏维埃俄国的政策之不同于英、法、日等国，也可以从列宁和苏俄政府其他负责人的言行中得到证实。
尽管现在人们仍然否定威尔逊在１９１８年１月发表的“十四点原则”的意义，但列宁却把它看作资本主义阵营最强有力的国家对“和平法令”的回音而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是“向世界和平迈出的一大步”。列宁关照《消息报》全文刊登这篇演说。该报评论说，“威尔逊总统所规定的条件是争取民主和平的伟大斗争中的一次伟大胜利；我们可以希望，美国人民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真正的朋友”。〔57〕
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２日，威尔逊向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发了贺电。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反对批准和约派的力量，但电文中仍然把十月革命描述为俄国人民争取解放自己的斗争，没有把苏维埃政府同俄国人民加以区别的倾向。因此，四年以后《消息报》仍以此为根据，说“十月革命以后，美国政府是协约国政府中没有立即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行动的唯一国家”。〔58〕
１９１８年３月，托洛茨基曾接受一个由协约国军官组成的委员会和由伯塞洛特将军率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帮助训练红军，后因法国驻俄大使诺伦进行干涉，整个计划破产了。当时《消息报》就此发表社论说，“只有美国懂得如何体面地对待布尔什维克，正是协约国本身无视俄国人民的愿望，在阻止建立一种亲协约国政策。”〔59〕
协约国武装干涉发生以后，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谴责他们的干涉行径时，一般都指名英、法、日等国，很少提及美国。１９１８年２月，当英、法、美三国第一批干涉军在阿尔汉格尔港登陆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给美国领事普尔的信中仍然暗示英国是所有干涉行动的后台。当时苏俄政府拘留了大约２００名英国人和法国人，但没有拘留美国人。〔60〕当８月５日，美国的两个营又被运往南部，准备配合英、法军队同苏维埃作战时，苏维埃政府在９月６日发出的关于逮捕协约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员的命令中，又一次没有把美国官员包括在内。
英国驻苏俄特派员洛克哈特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美国虽然与登陆阿尔汉格尔有联系，但布尔什维克对美国人无任何仇恨表示。在官方抗议所谓由法、英军队在俄国北部所犯的恶行中，他们的名字始终被排除在外，在莫斯科报纸上激烈的反法反英文章中，从来没有谈及过美国人。〔61〕
苏维埃政府对美国的这种态度，不是表明美国完全没有参与干涉，而是表明美国的态度或多或少有利于苏俄的生存和世界和平，它对苏俄的有限干涉政策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英法的压力。契切林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美国公民为何没有同其他协约国公民一样被拘留时承认，“是因为美国政府虽然因其盟国的压力而被迫同意参加干涉，但迄今为止只是形式上的，我们认为美国的决定不是不可改变的”。〔62〕
１９１９年７月，列宁在同英国记者兰塞姆谈论苏维埃政府愿 与协约国缔结和平条约，以建立正常关系时说：“我们准备偿还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债务，只要条约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 和约，就是说，这一和约要得到英、法、日、意等国政府的正式签署和批准，因为邓尼金、高尔察克、曼纳兴等等不过是这些政府的走卒”。〔63〕列宁完全没有提到美国，即使“等国”二字中也许含有美国之意，也只说明美国政府在苏俄眼里不是 主要的顽固对手。
威尔逊说过，他在西伯利亚的政策是为了维护西伯利亚的门户开放，维护俄国的领土完整和帮助他建立国联。１９３３年苏联在展示关于美国政策的某些文件后，同意取下所有反对美国在西伯利亚干涉中的作用的断语，表明苏联政府承认美国为实行这一政策所作的辩护。〔64〕
六
如果说以上五个方面的考察，还不足以肯定威尔逊政府不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我们还可以从分析威尔逊政府不积极参与的原因来论证，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列举若干方面了。
第一，从经济因素看。
苏俄的建立与巩固，无损于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在俄国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和贷款，二月革命后才给克伦斯基政府一点贷款。而英、法、意 、日、德等国则在俄国有大量投资和其他经济利益。特别是法国，它在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期间在俄国和土耳其的投资，就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３２％。〔65〕正如美国史学家安特伯格所指出的，法国政治家在仇恨苏维埃政权上表现得最激烈。法国和英国极端憎恨苏维埃政府取消俄国战前债务和没收外国财产。他们坚决拒绝同布尔什维克打任何交道。〔66〕美国一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威尔逊任总统后，更力主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美国凭借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获得的巨大 经济力量，也不害怕自由竞争，但决不允许别人独占市场。苏维埃俄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美国不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熄灭之后，又因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引起该国的动乱，从而失去同它在和平环境中做生意的机会。列宁在１９１９年９月接见美国记者麦克布赖德时就曾指出：“有些美国人不赞成俄国打仗，他们希望缔结和约后，不仅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经营权。”〔67〕
第二，从地缘政治因素看。
从政治观点上看，美国统治集团无疑是敌视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但美国与苏维埃俄国毕竟远隔重洋，同欧洲列强比较，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巨大的威胁。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虽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和阻挠，但不能否认与俄国邻近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更容易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推动。正是这一因素，促使英、法、日等协约国特别狂热地组织和推动武装干涉活动，而美国政府则持消极被动态度。１９１８年５月初，威尔逊正是以距离太远，美国将承担不应承担的重负为由拒绝协约国要求美国参与海参崴干涉活动。１９２０年２月３日，日本向美国解释它的西伯利亚政策说，地理位置使它在西伯利亚的地位不同于其他欧洲列强，强调东西伯利亚的政治状况不仅严重影响朝鲜和满洲里的事务，也威胁日本在这些地区的许多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是日本不能立即撤军的唯一原因。〔68〕美日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足以表明地理因素在这次干涉中的作用。
第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众所周知，威尔逊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文化素养最高的总统。１９１３年出任第28届总统后，成为美国有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总统。在对待世界格局上，虽然也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扩张美国的势力，但并不热衷于用武力和战争来达到这种目的，而是希望在世界和平环境中展开竞争。这就是他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１９１６年５月２７日，威尔逊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说中就宣称：“世界有摆脱构成侵略的起源和不尊重各民族与国家权利的一切扰乱和平因素的权利。”同年１０月在安那波利斯的总统竞选演说中又说：“当现在的大战一过去，美国的责任就是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组成某种维护和平的联盟……美国不支持民族侵略，而支持正义的观念与和平的基础；支持价值的比赛和宽宏大量的自由竞争”。〔69〕
因此，在巴黎和会前和会议期间，在所谓“俄罗斯问题”上，威尔逊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仍然基本上捍卫了“必须允许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的原则。〔70〕
威尔逊无疑是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用暴力消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可能用军事力量来煞住。“共产主义是对极端恶劣的不公正的一种革命，只能用铲除引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源而不是用武力来对付”。〔71〕这就是威尔逊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通过他在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１６年对墨西哥的两次武装干涉失败后，所得教训形成的。１９１８年６月７日，他对一些墨西哥编辑说：“正像墨西哥的事应由墨西哥人而不是由美国人来控制一样，俄国的事也应由俄国人来决定，我们不能在俄国以外替他们做任何事情。”〔72〕如前所述，威尔逊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他的主要军事顾问布里斯、贝克等人的影响。正是理想主义加现实主义，促使威尔逊在武装干涉苏俄中没有成为积极的组织者。
人们说，探讨美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决不能仅仅看威尔逊和其他政府官员公开发表的言论和文件，而必须对这段历史的全过程进行考察，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73〕这是正确的。然而，本文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作了上述综合考察，才觉得威尔逊政府并不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它后来参与干涉行动， 动机也是多方面的，并非只是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
注释：
〔１〕阿·别里约兹金：《美国是对苏维埃俄国军事干涉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１９５２年版。
库尼娜：《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间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计划的失败》，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１１页。
王春良等编：《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１７５页；王贵正等编：《世界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３０－２３１页；徐天新等编：《世界现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８页；苏州大学历史系编：《世界现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３页；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８页。
〔２〕顾学稼：《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美国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宜昌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学术讨论会论文。
〔３〕〔５〕乔治·凯南：《苏美关系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俄国退出战争》（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Russia Leaves the War），新泽西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７２－１７８，１７８－１８０页。
〔４〕尤金·Ｐ·特兰尼：《伍德罗·威尔逊与干涉俄国的决定再考虑》（Woodrow Wilson and the Decison to Intervence in Russia Reconsideration)，《现代史杂志》１９７６年９月，第４８期，第４４０－４６１页。
〔６〕〔７〕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６－１８７页。
〔８〕库尼娜，前引书，第２５页。
〔９〕１９１７年６月，美国政府应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请求，派以工程师史蒂文斯为首的技术代表团赴俄国帮助整顿铁路运输工作。
〔１０〕〔１１〕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５页。
〔１２〕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文集），第２卷，华盛顿１９３１年版，第７页。
〔１３〕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３２２－３２３页。
〔１４〕《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第２卷，第２９页。
〔１５〕〔１６〕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３２５－３２７页。
〔１７〕《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第２卷，第３５－３６页。
〔１８〕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４６３页。
〔１９〕《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第２卷，第４１－４２页。
〔２０〕〔２１〕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４６６－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０页。
〔２２〕《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第２卷，第５６页。
〔２３〕〔２４〕〔２５〕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４７４－４７７，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０页。
〔２６〕贝蒂·米勒·安特伯格：《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美国的西伯利亚远征》（American's Siberian Expedition, 1918-1920），杜克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２－３４页。
〔２７〕尤金·Ｐ·特兰尼，前引文，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２８〕弗雷德里克·Ｓ·卡尔霍恩：《权力与原则，威尔逊外交政策中的武装干涉》（Power and Principle: Armed Intervention in Wilsonian Foreign Policy)，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０页。
〔２９〕〔３０〕尤金·Ｐ·特兰尼：前引文，第４５６页。
〔３１〕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０９页。
〔３２〕约翰·托兰：《无人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九一八年》，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３３〕〔３４〕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３５〕迈克尔·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反苏大阴谋》，知识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第４６页。
〔３６〕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１４页。
〔３７〕霍蒙德·卡蒂尔：《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１９１９－１９３９》(Le MondEntreDeuxGuerres 1919-1939)，格罗斯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３页。
〔３８〕〔３９〕〔４０〕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１６，２３６－２３７页。
〔41〕迈克尔·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反苏大阴谋》，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９页。
〔４２〕〔４３〕〔４４〕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３８，２３８－２３９页。
〔４５〕〔４６〕《反苏大阴谋》，知识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第５４－５５，５７页。
〔４７〕〔４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７，２２９，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０，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４，２４２，２４４页。
〔５６〕詹姆士·黑德兰·莫利：《巴黎和会回忆录》，伦敦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８页。
〔５７〕约翰·托兰，前引书，第１５４页。
〔５８〕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９日，苏俄《消息报》。
〔５９〕Ｒ·Ｈ·布鲁斯·洛克哈特：《一个英国特使的回忆录》(Memoris of A British Agent)，伦敦１９８５年平装版，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６０〕约翰·托兰，前引书，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６１〕洛克哈特，前引书，第３１３页。
〔６２〕〔苏〕雷娜特·赫茨费尔特：《采访列宁》，载《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第３８，３９页。
〔６３〕参见克拉斯诺夫：《未公开的列宁关于苏美关系的文件》，载〔苏〕《历史问题》１９６９年第７期，第１３８页。
〔６４〕洛克哈特，前引书，第２３３页。
〔６５〕迈克尔·巴拉特·布朗：《帝国主义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ialism)，伦敦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６６〕贝蒂·米勒·安特伯格，前引书，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６７〕《列宁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页。
〔６８〕安特伯格，前引书，第１８２－１８３页。
〔６９〕戴维·Ｄ·安德森，《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波士顿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７０〕阿瑟·斯坦利·林克：《外交家威尔逊的主要外交政策考察》(Wilson the diplomatist, a look at his major foreign policies)，巴尔的摩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１７页。
〔７１〕阿瑟·林克，前引文，第１１７页。
〔７２〕尤金·Ｐ·特兰尼，前引文，第４４４页。
〔７３〕顾学稼，前引文。
张镇强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的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活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各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争论很大。苏联和我国史学界多数认为威尔逊是这次干涉的积极组织者〔1〕，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美国在这次活动中，“起了突出的作用”。〔2〕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不尽其然，特以本文表明个人看法，以供讨论。
一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苏俄的诞生给资本主义的堤坝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使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为了堵住资本主义溃决的缺口，他们决定用一切手段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从而出现了在１９１８年上半年开始的协约国帝国主义协同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活动。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为了维护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争夺世界霸权，他们之间又矛盾重重，即使在对具有共同仇恨和恐惧的苏维埃俄国问题上也是如此。因此，在策划和组织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过程中，协约国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日、意等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那么，主犯究竟是谁呢？客观事实表明，英法两国是这次武装干涉的主要策划者和鼓动者，美国政府特别是当时的总统威尔逊虽然也介入了这场罪恶活动，但不是肇事者和为首者，在某种程度上还起了阻滞和缓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作用。
美国最先介入武装干涉苏俄，始于在 俄国南部的活动。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６日，美国驻莫斯科总领事萨默斯向美国国务卿兰辛发回电报，传达了反动将领布拉西洛夫和阿列克赛夫要求美国给俄国南部顿河哥萨克地区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提供道义和财政支持。兰辛同其助手和顾问反复磋商，并同总统威尔逊商谈后，决定通过英法给在俄国南部的反动将领卡列丁以秘密财政支持，并且授权美国财政部驻协约国军事采购与财政委员会代表奥斯卡尔·Ｔ·克罗斯比与英法进行联系。但由于英国已经给俄国南部一些反动集团以财政支持，克罗斯比感到没有必要再由美国提供支持。所以，这种授权并没有被使用，而早期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中心也就没有掌握美国官方提供的基金。〔3〕
而且，威尔逊在同意兰辛这种活动时,也对他和国务院施加了限制.他拒绝了兰辛关于派斯坦利·沃什伯恩少校去俄国作４０天演讲旅游，以宣扬他的反布尔什维克观点。１２月末，威尔逊又支持乔治·克里尔拒绝国务院关于由公共情报委员会在俄国内部发动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战的建议。〔4〕
但兰辛的上述行动对后来的英法作出干涉苏俄的决定是有影响的。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英法两国签订了武装干涉和瓜分苏俄的所谓“英法关于在南俄行动对象的协定”，即“英－法备忘录”。协定把俄国南部和西南部分别划为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英法协定的缔结事先征询了美国政府的意见，或当时就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协定的文本。〔5〕
就在协约国作这些安排的同时，萨默斯派他的领事德维特 · Ｃ · 普尔来到罗斯托夫地区，旨在与卡列 · Ｊ · 阿列克赛夫建立接触。１９１８年１月２６日，普尔向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前驻俄大使弗朗西斯报告情况。大使告诉普尔，华盛顿无意承认俄国 的任何反布尔什维克势力。〔6〕
上述英法协定缔结后，英国立即派出一个强大的军事使团前往俄国南部，从此，南高加索地区为英国所控制。这时，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驻梯弗里斯领事史密斯只需向美国政府提供信息，同时保持同英法代表的密切接触，其他什么也不要干；而且一再提醒他不得使美国政府承担任何义务。〔7〕
由此可见，苏联某些历史著作说美国暗中以巨款贷与卡列丁，美国领事普尔竭力帮助卡列丁进行反革命活动〔8〕，是不准确的。
美国卷入苏俄远东地区的干涉活动始于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高潮时候。１９１７年夏末，海参崴地区的革命工人和士兵掀起革命风暴。后来，美国驻海参崴领事考德威尔两次要求政府派海军访问该港，理由是必须做一些事情使这一地区的局势不致恶化，否则，动乱就会相因而至，它将妨碍史蒂文斯铁路代表团计划〔9〕的实施，何况日本海军也将访问该港。
美国政府赞同考德威尔的建议，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奈特海军上将即率其旗舰布鲁克林号，于１１月２５日去海参崴访问。当时，苏俄正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后来苏联历史著作把布鲁克林号的访问解释为用枪口对准海参崴，以阻止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获胜。〔10〕布鲁克林号的来访也许有政治讹诈之意，但它在海参崴停留期间，并未导致对当地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武装镇压行动。相反，奈特还在布鲁克林号上设午宴招待“该城最著名的和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解除他们关于这次访问预示着美国将夺取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疑虑。〔11〕
１２月１１日，布鲁克林号驶离海参崴港以后，考德威尔又向华盛顿发电报，说该城局势并未改善，所有协约国领事都认为外国武装力量进入该城是合适的，美国军队进驻会更受欢迎。兰辛则在回电中告诫考德威尔：“无论如何，制止讨论或考虑现在派外国军队去海参崴的问题似乎是明智的，你可以这样忠告你的同行，如果他们再提出这一问题的话”。〔12〕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初，在巴黎的协约国高级政治家开始讨论在西伯利亚进行某种干涉的可能性。但一直未得到美国的明确赞同和支持。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０日，法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第一次公开和正式的呼吁，要求对西伯利亚实行全面军事干涉。呼吁强调法国政府为了保证可能遭受威胁的法国国民的安全，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在立即实行这些措施中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合作又是多么重要〔13〕。
尽管法国外交部举例证明当时有三个在伊尔库茨克的法国公民被杀，六个法国人在彼得格勒被杀，以激起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但美国政府却答复说：“美国政府倾向于相信拟议中的这种军事干涉并不是目前西伯利亚的情况所需要的……。所以美国政府遗憾地告知，它不能给阁下在照会中所提出的那个建议以支持。”〔14〕
法国政府的建议使日本更加公开强调应当允许它在西伯利亚单独进行干涉活动。日本外交大臣不仅向法驻日大使重申了这种立场，也向美国驻东京大使莫里斯作了同样声明，英国也同意日本的要求和立场。但当莫里斯将此事电告总统威尔逊后，威尔逊政府则指示莫里斯转告日本，“本政府所获得的信息表明，那里的局势是平静的，并非那种引起震惊的情况……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在海参崴出现一艘以上的日本舰只，都有可能被误解，并产生一种对协约国政府宗旨的不信任感”。〔15〕
美国给日本的答复同时告知了法英两国政府。法国外交部长姆·皮肖表示尊重美国的观点，法国将不再进一步加剧这一事态。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意见纷纭，犹豫不决，但外交大臣巴尔福向美驻英大使佩奇表示他个人同意美国的立场〔16〕。
应该说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８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到１９１８年１月中旬这个期间内，协约国内部酝酿干涉苏俄过程中，英法是主要策划者，日本居第二位，美国基本上持反对态度。
二
协约国第一轮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策划活动，虽因美国反对或犹豫而未立即见诸大规模行动，并不等于英法等协约国的反苏活动偃旗鼓,相反,他们更加紧锣密鼓,加快了行动步伐。
１９１８年１月美国拒绝法国关于协约国联合干涉西伯利亚的建议后的第四天，英国政府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一份备忘录，建议让日本以协约国的委托管理国身份，占领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建议的理由是，整个俄国出现了无可补救的混乱景象，而现在各个地方组织已到处出现，通过鼓励和援助，可能使他们做一些事情来防止俄国立即和完全落入德国之手。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适宜的回答是由协约国占领西伯利亚铁路〔17〕。
英国的这一建议先交威尔逊的主要顾问豪斯上校。豪斯转交这一建议时对威尔逊说：“我从未改变我的意见，即派日本军队去西伯利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它没有什么我能够想到的可抵销其害处的军事好处。且不谈它可能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中引起的反感，它会由于种族问题，而激怒整个欧洲的斯拉夫人。”〔18〕
威尔逊看了英国的建议后，也在２月４日向兰辛表示坚决不同意英国的建议。他说：“这个计划里没有什么明智的可行的东西，我们应该很礼貌地拒绝参与这一计划的执行。”于是，美国国务院在２月８日给英国的答复中说：“美国政府掌握的情报并未使它同意英王陛下的政府关于对俄国事务的任何外国干涉将受到该国人民欢迎的看法。相反，美国政府认为，在目前，任何外国干涉俄国事务是最不合时宜的。”〔19〕
但这以后不久，日本外交大臣又向美驻日大使莫里斯表示，日本将单方面进行干涉，并已就此事征询英、法的意见，暗示美国无权制止日本的行动，希望美国不要干预。美国政府则在２月１３日仍以同样措词向日、英、法和中国政府致送声明，表示日本的要求如被接受，可能有害于与德 交战的大国的事业，强调干涉将引起俄国人民的反感，即使有任何必要占领中东铁路作为占领西伯利亚铁路的 一部分，也应由中国而不是由日本来执行〔20〕。
英、日两国单独对美国施加压力仍然未能如愿以偿，于是２月１８日和１９日两天，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常驻军事顾问们又开会讨论英国的建议，并让美国军事顾问布里斯向美国政府报告会议结论：“占领从海参崴到哈尔滨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所具有的军事好处超过任何可能的政治不利，建议在日本就其宗旨作出某种保证的基础上由日本军队来占领，并由一个协约国委员会来监督日本的行动。”由于布里斯在评论这一决定时降低了它的作用，而威尔逊和兰辛又比较听从军事顾问的意见，所以，协约国军事顾问们的这一决定仍未改变美国政府对英国建议已经采取的立场〔21〕。
这个时候，德国中断了同苏俄的谈判，重新发动了对苏俄的进攻，协约国借口德国可能控制整个俄国或西伯利亚，进一步加强了干涉苏俄的压力。各协约国驻俄大使馆甚至忙于收集所谓苏维埃政府对协约国援助的可能性越来越有兴趣的证据，来动摇美国政治家反对采取干涉的立场。因此，在２月的最后几天，美国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像拦河大坝溃决式的压力之中。法国外交部长告诉美驻法大使夏普，俄国形势最严重，请美国政府不要推迟行动，以致为时太晚，无法补救由于德国占领和平定俄国而造成的灾难。美国政府中很多驻外使节以及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些中、高级官员也向兰辛和威尔逊施加压力，要求改变美国政府反对干涉的立场。特别是２月２３日，美驻中国大使向美国政府报告，说日本政府将和中国政府合作，来恢复西伯利亚的秩序，使美国政府更感压力沉重。２月２４日，美驻日大使莫里斯又报告法国正和日本谈论由日本购买堆放在海参崴的储备物资；日本外交大臣也对法驻日大使说，日本干涉西伯利亚的一切准备就绪，只要英法同意，没有美国的同意日本也愿行动〔22〕。
２月２７日，英国新任驻美大使里丁勋爵向威尔逊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的一封电报，巴尔福重申要求美与英、法、意立即邀请日本占领西伯利亚铁路。英国大使还说，西伯利亚的德国战 俘正被 组织起来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与此同时，法驻美大使也向兰辛提交了法驻日大使给法国政府的电报抄本，内容同上述英国政府给美国政府的 电报一样。两国大使特别提到日本表示它在西伯利亚的行动是无私的，它的足迹最远只到乌拉尔山为止。
正是在这种难以承受的舆论压力和所谓日本在西伯利亚行动的无私的诱惑下，兰辛开始改变他原来坚决反对干涉苏俄的立场。兰辛的动摇当然对威尔逊产生了不好影响。３月１日早晨，威尔逊请兰辛于中午去白宫，兰辛认为总统已同意他改变立场，因此在会晤总统以前，就对英驻美大使里丁说，美国不能加入要求日本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的行列，但“将不表示反对”。〔23〕
兰辛在中午会见威尔逊时，威尔逊交给兰辛一份转交日本政府的电文草稿，表明威尔逊也同兰辛一样动摇了，他不再敢于反对协约国所敦促的行动。电文主旨是，美国政府不能同协约国一起要求日本政府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但不反对提出 这一要求，并相信日本军队将以俄国同盟者的身份进入西伯利亚，除了使西伯利亚免于德军的入侵和阴谋外，别无其他目的，等等。〔24〕
但是，这份电稿遭到豪斯和布里特的反对。豪斯认为，日本的干涉将会把俄国推入德国的怀抱，并给威尔逊写信说：“我们正处在非常微妙而危险的境地中，有可能失去你已献给协约国事业的那种美好的道德地位，你很谨慎建立的结构可能毁于一旦”。〔25〕布里特也对威尔逊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强调“总统必须以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名义反对日本入侵西伯利亚”，否则，“他就会失去作为世界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立即扣发了原电文，重拟了新的电文转交日本政府。电文主旨是：“（１）干涉政策会加强俄国的极端革命分子的地位，使俄国舆论失去对协约国和美国的信心；（２）它违反美国的民主的战争目标，并将致命地损害美国的精神地位。因此，美国反对日本干涉西伯利亚，即使日本保证它将不损害西伯利亚的政治或领土完整。”
３月６日，日本政府接到威尔逊的照会后，被迫以和解的口气答应日本将不在“美国和协约国其他大国之间达成适当谅解之前采取任何行动”。同时又说，如果西伯利亚的发展“危及日本的国家安全或根本利益，将不得不求助于立即而有效的自卫措施”。〔26〕
以上情况又看出，到１９１８年３月上旬，威尔逊在协约国的巨大压力之下，加上兰辛的影响，反对干涉的立场开始动摇，同时，又在豪斯等人的影响下，尚未彻底转 到支持干涉的立场上来。
三
由于威尔逊原先反对干涉的立场开始动摇，在英、法等国的进一步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终卷入了武装干涉苏俄的行列。
１９１８年３月，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德国在西线对协约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又重新提出武装干涉苏俄问题。３月中旬，伦敦再一次要求威尔逊批准日本的干涉，威尔逊拒绝了，但豪斯却倾向于同意。３月２３日，军事委员会在美国军事代表布里斯缺席情况下，决定支持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一带采取行动，并就此征求美国政府的意见。４月２５日，里丁访晤威尔逊，威尔逊再次表示怀疑对西伯利亚干涉的计划，但又使里丁感到他的态度有某些松动。〔27〕
５月１日至２日最高军事委员会通过第２５号联合照会，要求协约国支持将集中在海参崴、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捷克军队。威尔逊认为，美国对海参崴的干涉是行不通的，但赞成在摩尔曼斯克或阿尔汉格尔地区所作的任何军事努力，同时强调，即使在北部采取行动，最终目标也必须是“真正同情俄国人民，而不是恢复任何旧政体，或对俄国人民的政治自由进行任何干涉”。〔28〕
６月１日至３日，最高军事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抓住威尔逊在俄国北部问题上作出的让步，又通过第３１号联合照会，要求协约国派军队夺取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协约国的压力最终使威尔逊勉强同意在北部的作战行动。６月初，他派出了７０００美国部队到达俄国北部。〔29〕
紧接着，协约国需要进一步迫使美国政府参加对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里丁意识到要说服威尔逊，最好的办法是首先说服威尔逊的高级顾问，如豪斯、兰辛等人。英国的这一着果然奏效了。６月２１日，豪斯对威尔逊说，就俄国问题作出决定是“几天而不是几个月的问题”。〔30〕
威尔逊反对干涉苏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害怕日本永久占领西伯利亚。６月底，日本政府答复最高军事委员会，承诺尊重俄国领土和政治统一，威尔逊表示他“真正高兴地”读了这个答复。〔31〕
６月２９日，一部分捷克军队推翻海参崴苏维埃政权，控制了该城，并宣布与协约国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反对德国的东方战线。最高军事委员会迅速利用捷克人的行动，在７月２日通过致威尔逊的照会，要求威尔逊批准干涉西伯利亚计划，“以便使它在不太晚的时候得到执行”。照会指出：“如果不立即进行 干涉，势必给协约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英、法、意三国总理都在照会上签了字，以使文件变得更有力量〔32〕。
捷克军团夺取海参崴，为威尔逊改变立场，同意参与干涉西伯利亚提供了借口。这时，威尔逊可以把美国参与干涉说成是和协约国及捷克军队的共同努力。７月１６日，威尔逊在白宫召开的最高级会议上批准了在西伯利亚使用美国军队的行动计划。
威尔逊在决定参加干涉西伯利亚的同时宣布：“美国政府的支配性宗旨是为赢得战争而做任何必要和有效的事情。它希望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与各协约国政府合作，由衷地合作，因为美国没有自私的目的，并且相信战争只能通过共同商讨和行动的密切一致来赢得”。〔33〕同时指出，美国和协约国军队的唯一固有的作用是守卫在海参崴港的军用物资和援助捷克人，因为“军事干涉将增加俄国目前的悲惨混乱而不是医治它，伤害它而不是帮助它，因而对于我们欲求赢得反德战争的重要计划并无好处”。他要求协约国注意，他不会以更富野心的努力去推翻布尔什维克，或以任何其他途径去干涉俄国内部事务。〔34〕
四
威尔逊在作出参与西伯利亚干涉决定的同时，发表的上述政策声明表明，他的干涉宗旨主要不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那么，在随后协约国的实际武装干涉活动中，美国又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７日，美国国务院在给其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的备忘录中，正是按威尔逊上述原则作出指示的。备忘录规定美国“在俄国的军事活动只能是协助捷克斯拉夫人巩固他们的队伍，与他们的斯拉夫同胞之间的充分合作……”。〔35〕
但协约国并不完全同意威尔逊的方案，所以在整个干涉期间，由于干涉目标上的深刻分歧，美国和英、法、日等国在行动上并不一致。例如，威尔逊在作出美国参加西伯利亚干涉的决定时，只同意美、日各派７０００部队去西伯利亚，后来日本却不断增加在西伯利亚的兵力。当美国副国务卿布雷金里奇·朗主张与日本同步增兵时，威尔逊拒绝了。１９１８年夏秋之交，协约国也敦促美国政府增加其俄国远征军人数，英国驻美军事使节布里奇将军在７月２５日致函美陆军部长，主张重建东方战线。布里奇警告美国，如果允许在俄国的好机会失掉，它应对战争的延长，几百万美国人的伤亡，几十亿国库的开支等等负责。但威尔逊仍然拒绝屈服于这种压力，因为他无意扩大在俄国的军事活动，而是把美国反对德国的努力集中在西线，威尔逊的大多数顾问也赞成这个决定。〔36〕
９月中旬，法国也逼迫美国增派远征军。布里斯反对这一要求。美国陆军部长贝克支持布里斯的立场。９月２５日，威尔逊、兰辛和参谋长马奇将军在白宫开会，决定明确向协约国宣布，美国将不再向俄国的任何地方派遣部队。〔37〕结果，日本在西伯利亚远征军最终达７００００人，美国仍是当初的７０００人。
１９１８年秋季开始，协约国干涉军越来越具有反苏维埃性质。尽管威尔逊坚决拒绝增加美国对西伯利亚的卷入，协约国还是继续逼迫美国增兵。１０月８日，最高军事委员会无视布里斯的抗议，发出第３８号联合照会，要求努力重新开辟东方战线。照会要求美国加派五个营来补其在俄国北部的一个团，布里斯拒绝在照会上签字，并在联合照会附录中指出，“美国是非常勉强地考虑派远征军去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它同意参与这次行动， 但只提供很有限的军队份额，而且是为明确限定的目标服务的”。这个目标就是帮助捷克人撤出俄国，“加强俄国人自己也愿意接受援助的任何自治或自卫的努力，而不是帮助俄国人中的任何党去反对任何其他党，或反对任何俄国政府形式。”〔38〕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高尔察克反革命政权的出现成了协约国支持的主要目标。但１９１９年４月２日，威尔逊仍指示格雷夫斯，他的远征军只是“维持西伯利亚铁路两旁的秩序”。而格雷夫斯亦忠实地执行了１９１８年７月１７日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精神和随后的威尔逊指示，坚守不干涉政策。例如，后来改变了政策立场的某些美国国务院代表，曾敦促增加对高尔察克的支持，包括对他的外交承认，而格雷夫斯仍然避免在俄国内战中偏袒一方，以致受到国务院的严厉批评。副国务卿波尔克曾在兰辛面前抱怨“格雷夫斯将军的绝对超越于俄国派别之间的内部冲突”，而不支持高尔察克，建议解除他的职务。威尔逊就此征询贝克的意见，贝克指出，格雷夫斯一直遵循他的命令，无懈可击。结果，格雷夫斯没有被免职〔39〕。
但由于美国国务院后来主张增加对高尔察克的支持，军方则反对插手俄国内部事务，这就使总统威尔逊无所适从。威尔逊本人自然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他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由于自身的弱点会自行垮台。但当时他最担心“俄国仍然可能成为帝国”，他需要找到和支持一个介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君主帝国之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权。他一方面认为高尔察克可能是这一政权的合适头目，一方面又怀疑他的自由主义色彩〔40〕。所以他对高尔察克有所支持也有所反对。摇摆不定，犹豫不决。
由于没有对格雷夫斯正式下达在军事上支持高尔察克的指令，在实际行动上格雷夫斯也就没有支持高尔察克。这种情况曾导致高尔察克对美国的不干涉政策的极大恼怒，一度发展到同美国远征军对抗。１９１９年５月初，格雷夫斯向美国政府报告说：“我们现在完全面临要么使用武力，要么撤走的困难局面，因为俄国军队正进入我们的地区，而且显然不仅藐视我们，实际上还企图夺取我们守卫铁路的职责。”〔41〕
格雷夫斯本人由于坚持不干涉立场，也遭到白俄以及英、法和日本头领们的极大敌意，他们广泛传播流言蜚语，说他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他的部队帮助“共产党人”。当诽谤运动达到高潮时，高尔察克部队司令官林诺夫派去特使对格雷夫斯说，如果他每月津贴高尔察克军队２００００美元，林诺夫可以使这种谣言终止。后来，林诺夫被一次群众暴动所威胁，英国委员伊利奥特向格雷夫斯告急。格雷夫斯微笑着说：“人民可以把林诺夫带到美军总部前面，把他吊死在电线杆上，没有一个美国士兵会可怜他”。〔42〕
１９１９年６月，苏俄红军对高尔察克军队展开全线反攻，高尔察克和其白卫军的灭亡指日可待。协约国在最后的绝望企图中，建议封锁俄国来挽救 白卫军，威尔逊拒绝参加这一行动，并对他的朋友万斯·麦考密克说：“俄国人民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43〕
威尔逊曾派驻日大使莫里斯赴西伯利亚实地了解高尔察克，莫里斯证实高尔察克处于军事失败边缘，承认他是领导一个腐败的军政府的反革命，但又表示，他宁可要高尔察克而不要布尔什维主义。而威尔逊仍不同意莫里斯的意见。
足见威尔逊政府虽然支持过高尔察克反革命政权，但不是一贯的和坚定的。威尔逊坚持要高尔察克制订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但又拒绝提供充分支持；在高尔察克作出了所需要的保证后，威尔逊仍然不信任他。到１９１９年夏秋之交，美国政府终于决定不承认高尔察克。奇怪的是，即使在那以后，威尔逊还考虑过运送一船武器给他〔44〕。但总的说来，高尔察克政府主要是得到英、法、日等国的支持。“英国的军装，法国的肩章，日本的烟草，高尔察克领着舞蹈”。〔45〕这首当时在俄国流行的小调也十分生动有力地表明，究竟谁是高尔察克的主要支持者。
即使对捷克军团，格雷夫斯也恪守不参与其反苏维埃政权活动的原则。捷克军团首领盖达伊曾建议格雷夫斯向伏尔加河进军和从东西进攻莫斯科，但格雷夫斯告诉盖达伊，只要他担任指挥官，美国士兵就不能被用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或者以任何别的方式干涉俄国内政……。”〔46〕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停战协定的签订，使协约国再也没有理由增加对俄国的干涉，以重新建立所谓东方战线了。美国政府中许多人都认为美国在俄国的远征军完全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就在１１月，贝克两次写信给威尔逊要求完全撤回美国在俄国的远征军。德国战败后，美国在俄国的远征军日益具有反布尔什维克的色彩。贝克对威尔逊说：“我不喜欢我所了解的布尔什维主义，但我觉得如果俄国人喜欢它，他们就有权利接受它，而我们则没有权利说，只有１０％的俄国人是布尔什维克，所以 我们要帮助另外９０％的俄国人抵抗布尔什维主义。”贝克指出美国唯一应做的事，是命令美国军队回国，并告知日本，我们在俄国的使命已全部完结，在那里再也没有什么事要做了。〔47〕
但是，甚至贝克也认识到撤退问题不可能在１１月完成，只能留在巴黎和会上解决。很简单，这是国际合作的代价。
巴黎和会召开时，苏俄业已站稳脚跟，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在向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欧和中欧传播，这使英、法等国的统治集团愈益恐慌。他们建议使用武力作为防止布尔什维主义传播的手段，而美国人更懂得武力的有限性，反对使用武力继续干涉苏俄事务。
尽管在１９１９年初俄国北部已冰冻三尺，很难使军队移动，但美国军事顾问布里斯仍然在２月９日决定向威尔逊报告，美国士兵应该“尽快撤出，他们在那里没有做一丁点好事”。他希望表明美国的政策，使协约国放弃任何更加野心勃勃的干涉计划。〔48〕
除布里斯 的建议外，在１９１９年的整个冬天和春天，又有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在俄国的驻军士气日趋消沉，更加强了威尔逊政府尽快撤回远征军的决心。１９１９年２月英国要求调美军１５００人帮助修复摩尔曼斯克的铁路，威尔逊把这一要求转交布里斯处理，布里斯抓住这个机会再次要求撤回美军。布里斯告诉威尔逊，加派军队去该地的唯一目的应是帮助撤回那里的军队。威尔逊赞成这一主张。２月１３日，布里斯告知协约国，美国将派技术部队去帮助修复摩尔曼斯克铁路，使它能在冬季有效地供应和维持美国及协约国在那里的部队的需要，并促使它在春季气候条件允许下尽快撤出整个远征军。结果，英国同意了布里斯的条件。〔49〕
但英国实际上想进一步扩大反布尔什维克的干涉活动，不想真正撤退。４月２日，美国代表团收到驻阿尔汉格尔领事的报告，英国驻俄国北部干涉军司令爱德华·艾恩赛德打算把军队调入内地，以便与西伯利亚的协约国军队联合起来。４月２１日，布里斯告诉威尔逊，英国无意撤退，尽管如此，美军仍然应当撤走。〔50〕威尔逊同意考虑布里斯的意见。就在４月底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劳合·乔治对威尔逊表示要在军事上援助阿尔汉格尔地区对英国友好的有组织的集团。威尔逊坚定地回答：“美国公众不会同意再派任何更多的部队去那里。”后来他又通知美国巴黎和会海军顾问宾森将军，“就我们方面说，没有任何主动作战计划，我们打算做的事情只是保证安全撤退我们的陆军”。〔51〕
随着春天的到来，英国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不让它停止参与干涉活动，但威尔逊已作出撤退的决定，成功地抵住了协约国要求延长干涉的压力。６月６日宾森报告，美军已撤出阿尔汉格尔。四天以后，威尔逊向焦急的布里斯保证说：“我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的决心，我军的撤退决不会中断或拖延。”但到７月，协约国再次逼迫美国援助北部的远征军， 而美国仍继续撤兵，由于英国不敢单独行动，它也不得不在１９１９年夏季撤走了在北部的驻军。〔52〕
美军撤出俄国北部，表明威尔逊政府干涉的主旨不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那么，美军为什么又迟迟不从西伯利亚撤走呢？这主要是西伯利亚的形势非常复杂，不同于俄国北部。最重要的是，日本 远比英国更我行我素，它很少依赖美国的合作。威尔逊认为美军的撤退不会像在北部促使英军撤退一样，也促使日军撤退，因而美军不得不继续留在西伯利亚，以便保持对东京政策的某种影响。如果美军撤出，让日本在西伯利亚自由行动，它就会立即完全控制西伯利亚铁路。美国认为日本的最终目标是统治西伯利亚，而这是与威尔逊的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和避免以武力干涉俄国内部事务的意图相矛盾的。〔53〕
在协约国策划武装干涉苏俄的活动中，１９１９年１月开始的巴黎和会是一个重要的舞台。和会一开始，为了对付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英法政府的官员都建议派军队越过欧洲进入俄国。美国人则认为解决的手段在于重建，而不是用武力来进一步破坏。他们认为用子弹来反对思想意识是无效的，军队不可能改变产生这种思想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的更有潜力的武器是经济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布里斯在１月７日忠告威尔逊说：“我们必须以两种见解来看布尔什维主义，第一，作为一种思想……，第二，作为一种凭借军事力量的宣传。如果我们派足够数量的军队去占领一定的线路，我们能够阻止布尔什维克党人横过这条线路，但不能阻止布尔什维主义横过它。”布里斯建议用粮食和其他经济援助供应中欧地区，以帮助该地区建立“强大的民主的，能够自行抵抗共产主义诱惑的政府”。〔54〕
威尔逊接受了这种论证。他在１月１２日与劳合·乔治、克列孟梭会谈时，表示怀疑“布尔什维主义是否能用武力制止”。
正是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协约国开始寻找其他手段来反对布尔什维 主义的传播。劳合·乔治提议邀请俄国各派来巴黎举行会谈。由于法国坚决反对，后又建议改在马尔马拉海的王子岛举行。由于协约国和苏维埃政府未能就外交承认问题达成协议，王子岛会议也没开成。接着美国特使布利特访问莫斯科，企图找到一种外交解决办法，但也没有成功。
这些活动流产以后，很多人再次提议武力干涉苏俄。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下层官员也主张派军队去反对苏俄。但和会上的美国官员反对这种主张。２月中旬，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建议用军队去推翻俄国苏维埃政府，美国代表团一致决定美国不参与这种干涉。威尔逊也从华盛顿（当时他已中途回国）指示豪斯，非常明白而且坚决地表明“我们不与俄国作战”。〔55〕１９１９年３月，匈牙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法国代表团成员福煦元帅借口红色危险的加剧，提议协约国组织２００万远征军进攻苏俄，以便从源头上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威尔逊立即反对这一提议说：“人们用扫帚挡不住大潮”，“俄国人民是真诚地反对多少世纪的压迫和不公平的起义，用武力把它挡回去是不可能的”。〔56〕
综观上述情况，人们有一个总的印象，从１９１８年６月初和９月１日，美军分别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东部海参崴登陆以后，美国实际介入了武装干涉苏俄的活动。 尽管美国政府指令，美国远征军的任务是守卫西伯利亚铁路，不介入俄国内战，维持当地秩序，援助捷克人撤出俄国等，但维护铁路本身有利于高尔察克和捷克军团等的反苏维埃活动，美军也不可能完全不介入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因而首先应当肯定美军参与武装干涉所具有的反苏维埃性质。但是，从上述协约国的实际武装干涉过程看，美国的干涉显然不是主要的，其反苏维埃活动的主动性、坚定性、顽固性和残暴性远不及英、法、日等国。所以把美国的参与同英、法、日的策划 和组织等量齐观，甚至说美国也是积极组织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
威尔逊政府对苏维埃俄国的政策之不同于英、法、日等国，也可以从列宁和苏俄政府其他负责人的言行中得到证实。
尽管现在人们仍然否定威尔逊在１９１８年１月发表的“十四点原则”的意义，但列宁却把它看作资本主义阵营最强有力的国家对“和平法令”的回音而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是“向世界和平迈出的一大步”。列宁关照《消息报》全文刊登这篇演说。该报评论说，“威尔逊总统所规定的条件是争取民主和平的伟大斗争中的一次伟大胜利；我们可以希望，美国人民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真正的朋友”。〔57〕
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２日，威尔逊向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发了贺电。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反对批准和约派的力量，但电文中仍然把十月革命描述为俄国人民争取解放自己的斗争，没有把苏维埃政府同俄国人民加以区别的倾向。因此，四年以后《消息报》仍以此为根据，说“十月革命以后，美国政府是协约国政府中没有立即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行动的唯一国家”。〔58〕
１９１８年３月，托洛茨基曾接受一个由协约国军官组成的委员会和由伯塞洛特将军率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帮助训练红军，后因法国驻俄大使诺伦进行干涉，整个计划破产了。当时《消息报》就此发表社论说，“只有美国懂得如何体面地对待布尔什维克，正是协约国本身无视俄国人民的愿望，在阻止建立一种亲协约国政策。”〔59〕
协约国武装干涉发生以后，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谴责他们的干涉行径时，一般都指名英、法、日等国，很少提及美国。１９１８年２月，当英、法、美三国第一批干涉军在阿尔汉格尔港登陆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给美国领事普尔的信中仍然暗示英国是所有干涉行动的后台。当时苏俄政府拘留了大约２００名英国人和法国人，但没有拘留美国人。〔60〕当８月５日，美国的两个营又被运往南部，准备配合英、法军队同苏维埃作战时，苏维埃政府在９月６日发出的关于逮捕协约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员的命令中，又一次没有把美国官员包括在内。
英国驻苏俄特派员洛克哈特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美国虽然与登陆阿尔汉格尔有联系，但布尔什维克对美国人无任何仇恨表示。在官方抗议所谓由法、英军队在俄国北部所犯的恶行中，他们的名字始终被排除在外，在莫斯科报纸上激烈的反法反英文章中，从来没有谈及过美国人。〔61〕
苏维埃政府对美国的这种态度，不是表明美国完全没有参与干涉，而是表明美国的态度或多或少有利于苏俄的生存和世界和平，它对苏俄的有限干涉政策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英法的压力。契切林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释美国公民为何没有同其他协约国公民一样被拘留时承认，“是因为美国政府虽然因其盟国的压力而被迫同意参加干涉，但迄今为止只是形式上的，我们认为美国的决定不是不可改变的”。〔62〕
１９１９年７月，列宁在同英国记者兰塞姆谈论苏维埃政府愿 与协约国缔结和平条约，以建立正常关系时说：“我们准备偿还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债务，只要条约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 和约，就是说，这一和约要得到英、法、日、意等国政府的正式签署和批准，因为邓尼金、高尔察克、曼纳兴等等不过是这些政府的走卒”。〔63〕列宁完全没有提到美国，即使“等国”二字中也许含有美国之意，也只说明美国政府在苏俄眼里不是 主要的顽固对手。
威尔逊说过，他在西伯利亚的政策是为了维护西伯利亚的门户开放，维护俄国的领土完整和帮助他建立国联。１９３３年苏联在展示关于美国政策的某些文件后，同意取下所有反对美国在西伯利亚干涉中的作用的断语，表明苏联政府承认美国为实行这一政策所作的辩护。〔64〕
六
如果说以上五个方面的考察，还不足以肯定威尔逊政府不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我们还可以从分析威尔逊政府不积极参与的原因来论证，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列举若干方面了。
第一，从经济因素看。
苏俄的建立与巩固，无损于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在俄国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和贷款，二月革命后才给克伦斯基政府一点贷款。而英、法、意 、日、德等国则在俄国有大量投资和其他经济利益。特别是法国，它在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期间在俄国和土耳其的投资，就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３２％。〔65〕正如美国史学家安特伯格所指出的，法国政治家在仇恨苏维埃政权上表现得最激烈。法国和英国极端憎恨苏维埃政府取消俄国战前债务和没收外国财产。他们坚决拒绝同布尔什维克打任何交道。〔66〕美国一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威尔逊任总统后，更力主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美国凭借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获得的巨大 经济力量，也不害怕自由竞争，但决不允许别人独占市场。苏维埃俄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美国不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熄灭之后，又因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引起该国的动乱，从而失去同它在和平环境中做生意的机会。列宁在１９１９年９月接见美国记者麦克布赖德时就曾指出：“有些美国人不赞成俄国打仗，他们希望缔结和约后，不仅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而且能够从俄国获得一定的经营权。”〔67〕
第二，从地缘政治因素看。
从政治观点上看，美国统治集团无疑是敌视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但美国与苏维埃俄国毕竟远隔重洋，同欧洲列强比较，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巨大的威胁。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虽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和阻挠，但不能否认与俄国邻近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更容易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推动。正是这一因素，促使英、法、日等协约国特别狂热地组织和推动武装干涉活动，而美国政府则持消极被动态度。１９１８年５月初，威尔逊正是以距离太远，美国将承担不应承担的重负为由拒绝协约国要求美国参与海参崴干涉活动。１９２０年２月３日，日本向美国解释它的西伯利亚政策说，地理位置使它在西伯利亚的地位不同于其他欧洲列强，强调东西伯利亚的政治状况不仅严重影响朝鲜和满洲里的事务，也威胁日本在这些地区的许多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是日本不能立即撤军的唯一原因。〔68〕美日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足以表明地理因素在这次干涉中的作用。
第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众所周知，威尔逊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文化素养最高的总统。１９１３年出任第28届总统后，成为美国有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总统。在对待世界格局上，虽然也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扩张美国的势力，但并不热衷于用武力和战争来达到这种目的，而是希望在世界和平环境中展开竞争。这就是他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１９１６年５月２７日，威尔逊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说中就宣称：“世界有摆脱构成侵略的起源和不尊重各民族与国家权利的一切扰乱和平因素的权利。”同年１０月在安那波利斯的总统竞选演说中又说：“当现在的大战一过去，美国的责任就是和世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组成某种维护和平的联盟……美国不支持民族侵略，而支持正义的观念与和平的基础；支持价值的比赛和宽宏大量的自由竞争”。〔69〕
因此，在巴黎和会前和会议期间，在所谓“俄罗斯问题”上，威尔逊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仍然基本上捍卫了“必须允许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的原则。〔70〕
威尔逊无疑是反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但他清醒地认识到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用暴力消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可能用军事力量来煞住。“共产主义是对极端恶劣的不公正的一种革命，只能用铲除引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源而不是用武力来对付”。〔71〕这就是威尔逊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通过他在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１６年对墨西哥的两次武装干涉失败后，所得教训形成的。１９１８年６月７日，他对一些墨西哥编辑说：“正像墨西哥的事应由墨西哥人而不是由美国人来控制一样，俄国的事也应由俄国人来决定，我们不能在俄国以外替他们做任何事情。”〔72〕如前所述，威尔逊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他的主要军事顾问布里斯、贝克等人的影响。正是理想主义加现实主义，促使威尔逊在武装干涉苏俄中没有成为积极的组织者。
人们说，探讨美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决不能仅仅看威尔逊和其他政府官员公开发表的言论和文件，而必须对这段历史的全过程进行考察，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73〕这是正确的。然而，本文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作了上述综合考察，才觉得威尔逊政府并不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它后来参与干涉行动， 动机也是多方面的，并非只是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
注释：
〔１〕阿·别里约兹金：《美国是对苏维埃俄国军事干涉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１９５２年版。
库尼娜：《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间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计划的失败》，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５１１页。
王春良等编：《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１７５页；王贵正等编：《世界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３０－２３１页；徐天新等编：《世界现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８页；苏州大学历史系编：《世界现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３页；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８页。
〔２〕顾学稼：《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美国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干涉》，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宜昌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学术讨论会论文。
〔３〕〔５〕乔治·凯南：《苏美关系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俄国退出战争》（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Russia Leaves the War），新泽西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７２－１７８，１７８－１８０页。
〔４〕尤金·Ｐ·特兰尼：《伍德罗·威尔逊与干涉俄国的决定再考虑》（Woodrow Wilson and the Decison to Intervence in Russia Reconsideration)，《现代史杂志》１９７６年９月，第４８期，第４４０－４６１页。
〔６〕〔７〕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６－１８７页。
〔８〕库尼娜，前引书，第２５页。
〔９〕１９１７年６月，美国政府应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请求，派以工程师史蒂文斯为首的技术代表团赴俄国帮助整顿铁路运输工作。
〔１０〕〔１１〕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５页。
〔１２〕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文集），第２卷，华盛顿１９３１年版，第７页。
〔１３〕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３２２－３２３页。
〔１４〕《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第２卷，第２９页。
〔１５〕〔１６〕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３２５－３２７页。
〔１７〕《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第２卷，第３５－３６页。
〔１８〕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４６３页。
〔１９〕《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第２卷，第４１－４２页。
〔２０〕〔２１〕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４６６－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０页。
〔２２〕《对外关系文集，１９１８年，俄国》，第２卷，第５６页。
〔２３〕〔２４〕〔２５〕乔治·凯南，前引书，第４７４－４７７，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０页。
〔２６〕贝蒂·米勒·安特伯格：《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美国的西伯利亚远征》（American's Siberian Expedition, 1918-1920），杜克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２－３４页。
〔２７〕尤金·Ｐ·特兰尼，前引文，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２８〕弗雷德里克·Ｓ·卡尔霍恩：《权力与原则，威尔逊外交政策中的武装干涉》（Power and Principle: Armed Intervention in Wilsonian Foreign Policy)，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０页。
〔２９〕〔３０〕尤金·Ｐ·特兰尼：前引文，第４５６页。
〔３１〕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０９页。
〔３２〕约翰·托兰：《无人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九一八年》，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３３〕〔３４〕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３５〕迈克尔·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反苏大阴谋》，知识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第４６页。
〔３６〕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１４页。
〔３７〕霍蒙德·卡蒂尔：《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１９１９－１９３９》(Le MondEntreDeuxGuerres 1919-1939)，格罗斯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３页。
〔３８〕〔３９〕〔４０〕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１６，２３６－２３７页。
〔41〕迈克尔·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反苏大阴谋》，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９页。
〔４２〕〔４３〕〔４４〕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３８，２３８－２３９页。
〔４５〕〔４６〕《反苏大阴谋》，知识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第５４－５５，５７页。
〔４７〕〔４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卡尔霍恩，前引书，第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７，２２９，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０，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４，２４２，２４４页。
〔５６〕詹姆士·黑德兰·莫利：《巴黎和会回忆录》，伦敦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８页。
〔５７〕约翰·托兰，前引书，第１５４页。
〔５８〕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９日，苏俄《消息报》。
〔５９〕Ｒ·Ｈ·布鲁斯·洛克哈特：《一个英国特使的回忆录》(Memoris of A British Agent)，伦敦１９８５年平装版，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６０〕约翰·托兰，前引书，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６１〕洛克哈特，前引书，第３１３页。
〔６２〕〔苏〕雷娜特·赫茨费尔特：《采访列宁》，载《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第３８，３９页。
〔６３〕参见克拉斯诺夫：《未公开的列宁关于苏美关系的文件》，载〔苏〕《历史问题》１９６９年第７期，第１３８页。
〔６４〕洛克哈特，前引书，第２３３页。
〔６５〕迈克尔·巴拉特·布朗：《帝国主义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ialism)，伦敦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６６〕贝蒂·米勒·安特伯格，前引书，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６７〕《列宁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页。
〔６８〕安特伯格，前引书，第１８２－１８３页。
〔６９〕戴维·Ｄ·安德森，《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波士顿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７０〕阿瑟·斯坦利·林克：《外交家威尔逊的主要外交政策考察》(Wilson the diplomatist, a look at his major foreign policies)，巴尔的摩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１７页。
〔７１〕阿瑟·林克，前引文，第１１７页。
〔７２〕尤金·Ｐ·特兰尼，前引文，第４４４页。
〔７３〕顾学稼，前引文。
